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卷一

译历代帝王书。这一卷既然全是历代帝王的书迹，那么第三卷的齐献王攸也属于王，不应列在名臣之中。若是按照世代次序而错列，那么陈朝的二位王也不应排在唐朝之后。若认为陈朝二王是王，所以特意排在帝王之后，那么文孝王也是王，又不应排在孝武帝之前。总之，《淳化阁帖》草率疏略之处多得数不清；由这一点看，也足以知道它大致的情况了。汉章帝书。据《张怀瓘书断》说：章草，是汉代黄门令史游创作的。汉元帝时，史游撰写《急就章》，把隶体解散开来，粗略地书写，以适应世俗而急于成篇，所以称为草书。只有君长告诫、命令臣下时才可以使用。建初年间，杜度擅长这种书体，受到章帝称许，于是章帝下诏让人用草书上奏，因此有了“章草”这个名称。章草就是隶书的简便写法，草书也是章草的别名。黄长睿说：草书中分出波磔的，称为章草；像这种书体，只称为草书。我认为这件作品完全是章草的体势，虽然不一定全部使用波磔，但笔法正相同，不能说它不是章草。只是说它是汉章帝的书迹，就不可以了。梁武帝得到王羲之的残碑，命殷铁石摹拓一千字，周兴嗣编成韵文，梁武帝又下诏命萧子云书写进呈，这才有了“千文”的名称。怎么可能在汉章帝时就已经有这种书迹呢？周宪王《东书堂帖目》认为是杜度所书；杜度也是汉代人，当然不可能是这件作品。有人说这就是当年萧子云奉诏书写进呈的本子。萧子云笔力骏健劲利，可以和钟繇并驾齐驱；但这件作品笔力柔弱、韵致俗陋，完全没有高妙的趣味，应当是俗手杂乱集成千字，伪造古体来欺骗世俗的眼目。大概就是后来《安军破堽》等帖由同一人伪造罢了。当年奉诏摹写，典制意义极为重大，然而打开卷册的第一帖就先用伪书，此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黄山谷说：“疑心这是萧子云最得意的作品。”我认为这件作品笔力平庸鄙陋，完全没有萧子云古朴劲健的风骨。不仅不是章帝所书，也绝对不是萧子云的书迹。如果果真是萧子云所说的“买王得羊，不失所望”，又何必一定要说成章帝的作品才值得珍藏呢？晋武帝书。武帝名炎，是文帝的长子、宣帝的孙子。《大观帖》把他排在宣帝之后，实在是《淳化阁帖》中最荒谬的地方；而把他放在宣帝之前，难道是因为西晋有武帝、东晋有孝武帝，疑惑不能辨别，所以姑且把晋代皇帝放在开头吗？荒率竟到了这种地步。元章认为这是孝武帝所书。考察后面的《谯王帖》与此作风格不同。《谯王帖》滞重俗陋，这一帖较为清峻高远，因此可以确定不是同一人所书。然而这一帖虽然清峻，也绝不是真迹。黄长睿说是后人仿作，是正确的。黄长睿说：帖末“故遣信还”。古人把使者称为“信”，所以王羲之的帖中说：“信遂不取答。”《真诰》说：“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见告。”《谢宣城传》说：“荆州信去，倚待。”陶弘景帖说：“明旦信还，仍过取反。”凡是说“信”的，都是指使者。如今流俗之人于是把寄送书信叫作“信”，再也不知道魏晋以来所谓“信”是“使者”的另一名称。□□刘次庄释作“既下”；□□释作“须臾具”；□施宿作“具之”，刘作“具具”；□□□刘作“寒到有寒到有”，显然不是原意，应当是“实欲可可”。总之，这些都不能确定。大概是俗人作书，凭主观臆想摹写，并不一定完全有法度，也不足以据此辨明真伪。西晋宣帝书。宣帝就是司马懿。他传到第七代才到元帝，元帝开始定都建康；怎么会宣帝便有“西晋”的称号呢？这也如同苏轼《赤壁赋》第二篇可以称为《后赤壁赋》，第一篇却不能称为《前赤壁赋》一样。这帖既然题作宣帝书，就应当说“懿白”，但帖首却说“之白”，所以还不能确定。故黄长睿认为不是宣帝所书。考察“之”字就是古代的“芝”字，小篆写作□，形状像芝草发芽的样子；后来“芝”字被借作语助词，便增加草字头来区别，实际上仍是一个字。这里应当是张芝所书，笔法高古，与一切伪作不同；王著不能辨识，错误地认为是宣帝所书。□□□“尚书”应当是“皆列曹尚书”；□顾汝和释作“外非”；末四字“之白”，就是帖首的“之白”字；刘作“之得”，顾作“云得”，也不对；不是东晋元帝所书。元帝的曾孙、宣帝的玄孙在《书赋》中称赞他的书法，说他的笔墨豪迈奇异，用笔值得观赏。这件《安军帖》笔势缠绕，完全缺乏骨力，米芾、黄伯思都判定为伪作。《中秋帖》确实是伪作，米芾也这样认定。我认为这五行文字风韵淳厚淡雅，没有前帖缠绕的恶习，若判为伪作，恐怕太过分了。《安军帖》未□“平和”□；刘次庄、顾汝和都释作“报”，这是对的。但书法本身应当是真迹，想来大概只是偶然笔误罢了。《中秋帖》开头和末尾都有两处顿笔□□。施宿《大观总释》释作“顿首顿首”，刘次庄、顾汝和只作“顿首”，应当以施宿的释文为正。古帖凡是末笔引长，便写成重复的字，这一类情况很多。“慰□”，顾汝和释作“慰抱”；左边从木，恐怕不是“抱”字。刘次庄作“慰愁”，也令人怀疑。东晋明帝书。明帝是元帝的长子，名绍，性情极为孝顺。永昌元年，元帝驾崩。第二年二月，葬于建平陵。明帝赤脚走到陵墓所在之处；这大概就是《墓次安隐帖》所记的葬事。元帝死后，明帝安慰并守护、巡视文武官员的文书，所以“墓次”二字越过行格书写，书法也极其端谨。大概他的孝敬之意，自然流露在笔墨之间。“隐”就是“稳”字，古代通用。东晋康帝书。康帝名岳，是成帝的弟弟。这一帖纵横挥洒，笔势丰厚，具有凌驾一切的气象。晋代皇帝的书风因此发生了变化，但在位年数并不长。大概他具有天马般的才气；然而处在哀痛礼仪繁缛的环境中，大概也能够振奋衰颓的书风。顾汝和释为“谇”，音切为“息醉”，意思是言说。东晋哀帝书。哀帝名丕，是成帝的长子。四行文字笔力古朴劲健，极有元帝的风格。“情以灼怛”，顾汝和释作“灼”；《恒帖》正作“怛”。《大观帖》也同样作“怛”。应以“怛”为正，顾汝和的释文错误。

译东晋简文帝书。简文帝名昱，是元帝的小儿子。咸安元年十一月己酉，登上皇帝位。十天后的戊午日，下诏大赦天下，并按等级加以赏赐。这一帖大概就是当时的言语。当时桓温掌握国政，威势与君主相当。这一帖大概就是与桓温商议庆贺和赏赐之事。第二年三月癸丑日，也曾下诏大赦，但那时距离即位已经超过一年，不能说是庆贺赏赐。因此可以知道，这一帖应当是即位时的事情。《大观帖》缺少“天下旧章慰”六字、“大庆答”三字，右半部剥蚀，事具□□。顾汝和释作“具”，施宿也作“具”，应当一概以施宿为正。“莫大之”后的□□字，右边作“匕”。柳公权《玄秘塔碑》作“礼”，大概是依据这个字而进一步省略。施宿释作“祀”，不对。东晋文孝王。《帖目》题作“东晋文孝王”，顾汝和说是道子；这应当是会稽王。考察《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字就是道子；正文孝王是会稽思世子，名道生，并不是道子。道生只称世子，从未称王。顾汝和因为不知道“文孝”就是会稽王道子的谥号，所以错误地认为是两个人。文孝王道子是简文帝的儿子、孝武帝的弟弟。按照君臣的等级、兄弟的次序，都应当列在孝武帝之后；《淳化阁帖》却把他放在孝武帝之前，错误很大。《大观帖》把他移到卷末、唐高宗之后，这样最为合乎世代次序。东晋武帝书。东晋武帝名曜，是简文帝的第三子，即孝武帝。应当题作“东晋孝武帝”，只称“武帝”，是错误的。谯王就是谯刚王司马逊，是宣帝的弟弟、魏中郎将司马进之的儿子，仕魏时为关内侯。武帝接受禅让后，封他为谯王；他在武帝泰始二年去世。怎么可能到了孝武帝时还留下他的书迹呢？它是伪作无疑。《大观帖》把它移到武帝《省启帖》之后，按照世代次序算是恰当了，但书法却仍然是伪作。顾汝和说：刘次庄的释文把“比得”作为什么？作“昨得”吗？考察刘次庄的释文，从明帝到孝武帝的六帖，都是楷书书写，并没有释文；不知道顾汝和所说的根据又是什么。宋明帝书。明帝名彧，是文帝的第十一子。休祐是文帝的第十三子。晋平王休范是文帝的第十八子，即桂阳王。《宋史》把“祐”写作“祜”，大概是史书的错误。黄长睿却说应当以“祐”为正确，难道亲笔书写反而不值得相信吗？这是齐高帝的书法。齐高帝就是萧道成。法帖目录应当称“南齐高帝”，《淳化》只称“齐高帝”，这是错误的。北齐高欢的庙号是高祖，因此可知这里的“高帝”应当是萧道成。其书法笨拙软弱，米芾鉴定为伪作，确实如此。梁武帝书 这几朝的法帖和前面的《谯王破堽》等帖，都是同一人伪造的。长睿认为笔势纠缠回绕，其为伪作是毫无疑问的，这个判断是对的。至于说这三位皇帝的草书应当是李怀琳伪作，和《七贤帖》相同，恐怕说得过分了。如今看李怀琳临摹的《绝交书》，笔力圆润遒劲，简直可以比拟王羲之。拿这三位皇帝的法帖与它相比，就像泰山和粪土相比一样，实在完全不相称。“二谢”一处的“谢”字有失笔，是摹刻时的错误。《大观》摹本已经改正。梁高帝书【法帖目录下方旁注“小”二字】梁高帝就是武帝，姓萧，名衍，庙号高祖。武皇帝的法帖目录已经错误地把“祖”写成“帝”，又把高帝和武帝分作两个人，尤其令人不禁一笑。目录下方旁注“小”二字，难道也是自己察觉到错误，所以特意注明吗？难道把一个人分成了两个人吗？至于米芾却认为这是齐高帝的书，竟像是没有察觉。帖尾有“萧衍”二字，更加荒唐草率。徐澄斋说：“法帖目录中的四个字应当删去，应当并入前一条，都作《梁武帝书》。曹郢州就是曹景宗。高祖平定新城后，任命他为郢州刺史。” 这和上面的几朝法帖相同，是同一人伪造的。笔意柔弱，韵味庸俗，米芾的鉴定确实正确。梁简文帝书 简文帝名纲，是武帝的第三子。这件《水浅帖》和上面的《梁高祖书》好像出自同一人的手笔，其为伪作是毫无疑问的。訜笔说：“实在不知道。”等到具列下文的版本，其中有“意”字，却被顾氏释文脱漏了。唐太宗书 太宗名世民，是高祖的次子，谥号为文。

译《书断》说：“他的书法是从史陵那里学来的。” 考察太宗的书法，完全取法王右军的《兰亭序》，但纵横挥洒、自然自如，具有凌驾一切的气势。他当年单骑冲入敌阵的英气，仿佛仍可从中看见。《淳化》收录的二十四帖，大半被高宗的书法混入其中，实在荒唐草率。黄长睿说：“《吊江叔帖》不是唐文皇的书。高宗永隆元年七月丙申，江王元祥去世，这就是此帖所说的江叔。高宗常用‘叔’称呼各位叔父，如称滕叔，不必赐称滕王元婴。这里把元祥称为江叔，正是高宗的书法。”考证江叔，就是高祖的第二十子江安王元祥。元祥在永隆元年去世，那么高宗这件法帖应当就是这一年所写，只是不知道是写给哪一位叔父的。《江叔帖》中的“往叅□”，应当是逐一顾问并具列的意思。帖末并不是“大观”的“有二日”三个字。《两度帖》有人认为是文皇写给第七子祐的信。祐封为齐王，贞观十一年回到封国，第二年入朝，因病留在京师。皇帝亲征高丽，途中想到祐患病，所以写了这封信。考察祐在贞观十二年入朝，留在京师三年，十五年返回封州，十七年因谋反被诛。文皇征讨高丽是在十八年，当时祐被诛已经超过一年，所以这件法帖绝不是写给祐的，只是不能确定究竟是写给谁的。《怀让帖》看它的笔法，也应当是高宗所书。怀让是豆卢宽的儿子，唐高祖第六女长汝公主的丈夫。又据唐顺之《左编》记载：南岳怀让是六祖的法嗣。开元年间，他曾与僧人道一讨论盘坐禅修、学习佛法的错误。开元距高宗不过三十多年，或许就是同一个人。“气□似少”或许应当是“气候”，刘氏作“气”，又不对。《艺韫多材》，法帖上黄长睿说：“也是高宗的书。”《唐书》记载，高祖第十九子鲁王灵夔笃志学习，擅长草书和隶书，通晓音律。法帖所说的“艺韫多材”，就是指他。蔼是鲁王的次子、范阳王。因为鲁王擅长草隶，所以说蔼早年接受了在家庭中受教的训诫，很早就擅长临池学书。《淳化》认为这是太宗的书，也错了。“艺輼多材”一语，顾氏说“韫”当作“蕴”，通行本有的误写作“輼□”。“操翰墨”一句，刘氏改作“戏”，顾氏说刘氏误作“遽”。帖末不是“大观”的“十五日”三个字。《进枇杷帖》，长睿也认为是高宗的书，但没有考察出确实的依据。考察帖中有“川路既遥，无劳更送”的话，那么这封信应当是写给蜀地某位王的。高祖有二十二个儿子，只有汉王元昌从鲁王改任梁州都督；贞观年间因依附太子承干获罪，被赐死。太宗有十四个儿子，愔封蜀王，贞观年间因责备教诲仍不改悔，被废为庶人。只有蒋王恽在永徽三年调任梁州都督，正是在高宗初年。史书称他制造器物、服饰和玩好之物，多达四百车，骚扰并劳烦押送人员，因此被有关官署弹劾上奏，诏令宽免不追究。那么这件法帖正是写给蒋王的，信中说“川路既遥，无劳更送”，大概是说他骚扰押送之事虽然获得宽免、不予追究，但自己也深知这是错误的，所以用委婉的话劝诫阻止他。帖尾说“为善之暇，想足怡神”，规劝讽谏的意味隐约可见。“良深□悦”，顾氏说应当是“慰悦”，一作“至”，不对；“足怡神”，刘氏改作“想”，顾氏说刘氏作“相”，不对；“聊疏緑字”，顾氏作“緑字”，刘氏作“縁”，不对。帖末不是“大观”的“廿九日”三个字。以上五帖，只有《两度帖》是太宗的书，其余都是高宗的书。这件《此使至帖》，却是太宗年轻时所写。太宗的书法疏朗古朴淡雅，有俯视一切的气象，唯独这一帖风韵遒劲润泽，与其他法帖不同。并且帖尾署名，当是他尚未即位前所写。“不□信”应当是“不知”，刘氏作“不足”，不对。“今为北边”应当是“今为”，刘氏作“令为”，不对。“相□太近”应当是“相去”，也有人作“相知”，不对。“寔情，欣怉”，施氏作“悦”，何屺瞻作“悒”，都不对。《类篇》说“怉”读作“薄昭切”，意思是怀，指我内心确实感到欣快。“无□”应当是“无一”，“一”仍然是“不一”的意思。顾氏作“无乏”，不对。山谷说：“《临朝帖》中‘昨夜’以下应当另作一帖。考察太宗的各帖，每帖末尾都有‘敕’字，只有‘自怡’以下没有。而且它的书法也和《昨夜痛发帖》没有差异，仍应当把它们合为一帖才正确。” 《临朝帖》中“者”字没有“劳”字，摹拓时有误。《雅州造船帖》：考察贞观二十二年冬十一月，雅州、眉州、卭州的獠人反叛。在此以前，皇帝因为辽东战事，没有征发蜀地百姓，所以百姓富足。到这时，准备再次征讨高丽，于是命令三州造船，劳役牵涉三支獠人，督促逼迫十分急切。于是三支獠人都反叛了。帖中说：“只是因为造船催得急，所以才会这样。” “雅州”有人写作“雍州”，不对；刘氏作“稚州”，更错。“万发兵”按文义看，应当是刻本当时漏掉了上面的一点，也有人写作“一力”二字，更不对。《八柱承天帖》玩味它的笔法，和《答进枇杷帖》恰好相似，也应当是高宗的书，只是长睿偶然没有看到。“川岳□灵”应当是“川岳之灵”，法帖漏刻了一个波磔笔画吗？顾氏因释文而误作“下”。《淳熙修内司本》有这一笔，正作“之”字。又有《八柱承天帖》，另一本与《淳化》所载的不同。我曾说过，晋唐名帖经过好事者千百次临摹，不仅笔法大不相同，甚至文字意义也完全不同。像鲁公的《鹿脯帖》、北海的《缙云帖》这一类，数不胜数。学书者想把它们奉为楷模，将要依从哪一个呢？各类法帖不如古碑，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气发帖》目录下有□品，有的版本作“六”，刘氏、顾氏都作“三品”，后者是正确的。《门下中书省帖》在《大观》中，“以明日移营”以下合为一帖，应当是正确的。长睿认为这也是高帝的书，没有依据。“三里”应当是“一二里”，有的版本合写作“三”，不对。引自《高丽使帖》。贞观十九年二月，皇帝亲征高丽。二十年三月，返回京师。夏五月，高丽派遣使者来谢罪。这里所引的《高丽使人辞帖》，大概就是当时的事情。“高丽”下面有“使”字，顾氏释文脱漏了。《服蜀葵帖》中，昨天刘次庄、徐澄斋都误作“昨者”，帖本原文是“昨日”。《唱箭帖》中，“想彑应合”应当是“想皆应合”；“唱名”一语，《东都帖》中“彑”应当删去“纳”旁，“彑”就是“具”字，刘氏作“名”不对。《效庾信帖》端庄谨严、圆润秀美，很像智永禅师的书法。文皇是凭借骑马作战取得天下的，等到登上帝位后，却能够深自收敛，不流露一点骄矜急躁的气息，确实值得作为典范。

译黄山谷说：“《唐太宗废游甘泉帖》只说治理辽东的一次战事。考察皇帝在贞观十八年下诏亲征高丽，十九年春二月从洛阳出发，夏五月渡过辽水，七月攻破高丽。这就是帖中所说的废止游幸甘泉、承受焦金之弊。末尾说‘哥哥敕’，应当是皇帝写给诸弟的信，所以末尾的文字就无法考证了。”□即“潸”，古代通用。《东都帖》：考察《唐书·地理志》说，东都是隋朝设置的。太祖武德四年废除。太宗贞观六年称为洛阳宫。高宗显庆二年改称东都。因此，东都这个名称，到高宗时才恢复。这件法帖 निश्चित是高宗所书。《淳化》误收入太宗名下。北方人的说法，凡是不做某事，都称作“别”。“今年别税草”，就是说今年不征收草税。《东都帖》和高宗部分“九乹门”以下的六帖完全相同，应当毫无疑问是高宗的书。唐高宗书 高宗名治，是太宗的第九子。书法柔弱，缺乏刚劲之气。他沉溺于声色枕席，给宗庙社稷流下祸患，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太子僻洛城帖》和《遣弘往东都帖》相同。这里所说的太子，是孝敬皇帝弘。弘是武后所生，显庆元年被立为皇太子，仁慈孝顺、谦逊谨慎，皇上非常喜爱他，所以多次派他到东都去，以顺应生气。“僻洛城帖”虽然没有说是弘，但确定知道是弘：忠的母亲王皇后被废，忠虽然被立为皇太子，不久也被废掉。当时弘的母亲武氏刚被立为皇后，因此皇帝尤其爱惜弘。东都就是洛阳宫。武氏忌惮萧王之死，不愿居住在京师。显庆二年，皇帝把洛阳宫作为东都，让武氏居住在那里。这次派太子前往东都，是顺从武氏的意思。“欲僻洛城”，是说想要偏居洛阳宫，也就是前往东都以顺应生气的意思。《钱事帖》：“高宗乾封元年五月铸造乾封宝钱，第二年正月停止铸造。帖中说：‘钱的事情暂且不要公开宣布’，大概是因为自行铸造乾封钱后，谷物和丝帛价格飞涨，皇帝心中后悔，所以才有这道敕令。” 陈长沙王陈叔怀书 黄长睿说：“据《陈史》，长沙王只有叔坚，没有叔怀，他的弟弟也没有这个名字。看法帖署名处，怀疑应当是叔慎。叔慎是陈宣帝的第十六子、岳阳王。据此，这个法帖目录应当写作‘陈岳阳王陈叔慎书’；《淳化》《大观》都题作‘长沙王陈叔怀’，是不对的。” 《宣和书谱》说：“《梅发帖》的字姿态妩媚，却含藏刚劲之气。看它笔锋的气势尖锐锋利，大概已经开了欧阳父子书法的先河。” 这件法帖有许多缺笔，其中“既”字最下的一字、“园”字和“▯”字都因摹刻而失去原意，当时的原迹已经破损，所以才成了这样。刘氏把“极”字最下的一字释为“是”，只是凭空臆测。陈永阳王陈伯智书。伯智是陈文帝的第十二子，封永阳王。黄长睿说：“陈文帝对宣帝说：‘我给儿子取名用伯字，你应当用叔字。’这件永阳王的法帖，应当排在叔怀之前。《淳化》误把它录在叔怀之后。”考察文帝是始兴昭烈王的长子，宣帝是始兴昭烈王的次子，虽然是同胞兄弟，但长幼既然不同，即位的先后也不同。伯智自然应当排在前面，根本不必等到用文帝的话来证明，才能确定先后。《宣和书谱》称伯智写字刚劲锋利，行书、草书尤其精工。这两件法帖笔势疏朗古朴，具有两晋风格，自然是佳作。《淳化》中《热甚帖》的第三行正好写到末尾，便接上《寒严帖》。顾氏释文竟把它们合为一帖，不对。刘次庄、徐澄斋仍然分为两帖，这是正确的。《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卷二 监察御史王澍撰写 历代名臣法帖 这一卷收录历代名臣的书法。张芝因有道德而被朝廷征召，但没有出仕，从未侍奉汉朝，不能称为名臣。王敦、桓温都是晋朝的叛臣逆臣，虽然身居宰辅，也不能称为名臣。而且它的编排次序尤其颠倒错乱。卫瓘是晋朝最早的人物，现在却排在郗鉴之后。王敦是元帝时的大将军，王导是成帝时的宰相，桓温是简文帝时的宰相，世代先后在晋史中可以考见，如今却全都颠倒。王廙是王导的堂弟，却排在王珣、王珉之后；王珣、王珉都是王洽的儿子，且王珣年长，现在反而把王珉排在前面。郗鉴是元帝、明帝时期的人，应当排在王敦之后，却把他列在诸王之后，颠倒得毫无条理，竟到了这种地步。至于官职、爵位称谓错误的地方，十处有八九处，更不值得责备了。现在确定其编排次序，应当以卫瓘为首，其次是张华、王敦、郗鉴，再次是王导、王廙，而谢安排在后面；其余人物各自依从所属家族排列，这样才不会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