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卷三

译晋太尉庾元亮书 庾亮，字元规，是明穆皇后的哥哥。他从未名为元亮，法帖题目有误。《大观帖》称作庾亮，是正确的。元康六年去世，享年五十二岁。追赠太尉。法帖题作太尉，是正确的。长睿说：“法帖中说‘奉告书葙，先为媞子作’。江淮之间称母亲为‘媞’，这里说‘媞子’，不知道究竟指哪位亲戚？顾汝和说：‘媞读作氏，也读作啼。’我又查《尔雅》说：‘媞，是安的意思。’” 法帖中缺字共有四处，都应当是‘作’字，但笔法各不相同。施氏把第三处释作‘注’，刘氏把第四处释作‘治’，都是错误的。宋朝自靖康之变以后，《大观》新刻本、旧刻本都沦陷在北方。开禧以后，有人从榷场中带回来这些帖，都磨去了‘亮’字右边的转笔，以避金主完颜亮的名讳。这就是所谓‘亮’字不完整的版本。晋车骑将军庾翼书 庾翼，字稚恭，是太尉庾亮的弟弟。历任都督征讨军事，加授征西将军。永和元年去世，享年四十二岁，追赠车骑将军。法帖题目说是刘遐，字正长，广平易阳人，历任散骑常侍，咸和元年去世，追赠安北将军。考察庾翼曾任陶侃太尉府的从事中郎，这封帖中称‘从事中郎’，那么应当是写给陶侃的信。考《晋书》，明帝太宁三年，陶侃任都督荆湘；第二年即成帝咸和元年，庾翼二十二岁，刚开始被征召为陶侃太尉府从事中郎。刘遐正是在这一年去世，恰好是庾翼任从事中郎之初，不应当马上称他为故吏。如果说这封信写于任从事中郎以后，那么刘遐已经去世很久，也不应当与刘遐同名。又考察刘遐的传记，他终其一生从未参与军事事务，所以这封帖不能没有疑问。不过其书法精美古雅，确实是真迹；也可能是史书记载有误，仍然不能确定。顾氏认为□□应当是‘检校’，另一说作‘拔’，不是。《已向季春帖》，米芾说与《同章帝帖》是同一人的伪书。‘□’两字合并成一个字，上下各借用一笔。古帖中这种情况很多。”我近来考察文义，应当是‘顷’字；顾氏释作‘须’，也说得通。晋太守沈嘉长书 考窦蒙《述书赋注》说：‘沈嘉，字长茂，吴郡人。晋吴兴太守。’法帖题目只称太守，不称吴兴；又把沈嘉说成嘉长，把字连在一起当作名字，尤其荒唐可笑。本帖只称沈嘉，不称嘉长。王侍书难道没有察觉吗？题目应当写作‘东晋吴兴太守沈嘉书’。” 这幅帖的格调和气韵滞涩庸俗，与《同章帝帖》是同一人的伪书。米芾没有标出这一点，大概偶然遗漏了。长睿的鉴定是正确的。《述书赋》称沈嘉的草书笔势如草，既快捷又疏朗，仰慕王羲之却没有达到，只是独自任意挥洒。像这三行字，怎么能说是仰慕王羲之而又独自挥洒的作品呢？这种议论过头而不合事实，不值得推崇。米芾的鉴定是正确的。□□应当是‘不一一’；旧本释作‘具’，不对。晋侍中杜预书 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人。由尚书郎起家，累升至镇南将军。因平定吴国有功，晋爵当阳县侯。去世后，追赠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他一生从未担任侍中。法帖题目有误，应当称作‘征南大将军杜预书’。长睿说：‘《十一月帖》中说“道远书问”，又说“简闲得来”，这都不像当时的语言，或许是江左人的书信，不只是《亲故帖》伪作。’我认为，长睿常常因为词语简略直白，就认为不是晋人的语言。那个时代的言谈本来古雅隽永，自然不同于后世；但怎么知道一定没有一两个简略直白的说法，出于通常文风之外呢？《五子之歌》是三代以前的作品，语言却如此平易，难道能说《五子之歌》也是伪作吗？这种过分的评论并不符合事实，不值得推崇。米芾的鉴定是正确的。‘预□□’应当是‘顿首’；‘顿首’二字末笔多有一弯，便是叠写之字。凡是古帖，有的末笔引长，有的字间少留空隙，都是叠写之字。顾汝和只释作‘顿首’，有所遗漏。刘氏释作‘説’，顾氏释作‘况’，都说得通。《亲故帖》，米芾说与《同章帝帖》是伪帖。长睿说：‘多次附上书信，以安慰我的心。’这也近似后世的俗语。我认为：‘信’是使者的意思。晋人不用‘信’表示书信。王羲之的帖中说‘往得其书信，遂不取答’，意思是曾经得到他的使者，所以没有再取信回复。到了唐宋人，才开始用‘信’表示书信。‘□女’应当是‘孤女’；顾氏释作‘是’，刘氏释作‘絶汝’，都是错误的。晋王循书 徐澄斋说：陶宗仪《书史会要》记载，王循官至中军将军，擅长行书、草书。《法书要录》所载王愔《文字志》中有王循，宋刻本作王脩。我考察后魏《吊殷比干墓碑》，其中‘修’字写作‘循’，可见‘循’、‘修’二字古代大概通用。《晋书·外戚传》记载，王修，字敬仁，是王蒙的长子，由著作郎起家，转任中军司马，二十四岁时尚未正式拜官便去世；他的官职经历与陶宗仪所记完全相同。因此，王循应当就是王修，只是陶宗仪把中军司马误作中军将军罢了。褚遂良编撰《右军书目》第三卷《东方朔赞》的小注说‘书与王循’，指的就是王修这件事。关于王循没有其他可考的资料。米芾说与上面一样，是伪帖。按帖中文字来看，本来是晋人的书法，所以与《同章帝帖》是同一人的伪作。‘循’字下面有一个□字，刘氏释作‘旧’，应当是‘遮’。顾氏说：‘褚遂良《右军书目》中有《阿遮帖》，张彦远《法书要录》中有“报敬伦遮”，恐怕是王氏子弟的姓名。’考察‘敬伦’，是王导的儿子王恬；‘遮’字所指的人不详。米芾临摹《报敬伦遮帖》作‘敬伦逸’，是错误的。晋刘超书 刘超，字世瑜，琅邪临沂人。仕晋为右卫将军，被任让杀害。追赠卫尉。法帖题目应当写作‘东晋卫尉刘超书’。《大观帖》的题目是正确的。窦蒙《述书赋注》说：‘刘超的手笔与元帝相似；自从身居近密之职，便与外界断绝书信往来，所以《述书赋》中有“禀天然而自强，乱帝札而见拘”的话。’长睿说：‘现在这封信的字势与元帝完全不像，它是伪作就很明显了。’ 晋散骑常侍谢璠伯书 史书中没有关于谢璠伯的考证资料。世人称谢璠伯擅长草书，现存只有这四行，笔势沉着痛快，风骨和力量本来就很遒劲高妙。‘见者’应当读作‘现’，意思是江东的精锐部队不可能仓促得到，只能善于供养、保存现有的部队罢了。‘如□来’应当是‘如比来’，刘氏释作‘此来’，错误。晋黄门郎王徽之书 王徽之，字子猷，是王羲之的弟弟，排行第五，官至黄门侍郎，后来弃官东归。因此法帖题目应当称作‘黄门侍郎’，《大观帖》这样题写是正确的；这里只说‘黄门郎’，大概是错误。‘宁复□□’应当是‘可言’。顾氏释作‘是’，或者作‘可可’，也说得通；刘氏作‘可耳’，错误。‘□□’应当是‘不一’，旧本作‘不具’，都是错误。

译晋谢庄书 考《宋书》，谢庄，字希逸，历任中书令、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去世后追赠右光禄大夫。长睿说：‘谢庄自始至终仕于宋朝，题目却写成晋朝，实在大错。’法帖题目应当称作《宋右光禄大夫谢庄书》。‘一日忽□閟’应当是‘一日忽患閟’。刘氏把‘一日’两字合成‘闲’，或者把‘患’作‘恋’，都不对。‘□□’应当是‘企怛’，也有人作‘坦’，不对。‘来已渐胜’应当是‘昨来’。施氏认为可疑，也不正确。‘日寒重’应当是‘顷日’。刘氏作‘须自’，不对。‘动’字按书法应当是‘憎动’，意思是‘寒重’处在‘患恶动’之中。刘氏、顾氏都误作‘增’。晋侍中司马攸书 司马攸，是文帝的第二个儿子、武帝同母的弟弟，字大猷，小字桃符。武帝即位后，封为齐王。法帖题目应当写作：‘晋齐王司马攸书’。徐澄斋说：‘这幅帖应当按照长沙王、永阳王的例子，附在第一卷帝王书法之后。’ 齐王擅长尺牍，世人把他的书法作为楷模。《书断》称赞他的书法如兰花芬芳、玉石洁白，奇特而且古雅。这三行字的楷法虽然专一谨严，然而骨力和气韵十分庸俗。米芾说它与《同章帝帖》出自同一人，确实是伪帖。末尾‘顿首上’之前应当有脱文。晋刘瓌书 《述书赋》注说，刘瓌之，字元寳，沛国人，任晋御史中丞，封义城伯。帖目本应写作“东晋御史中丞刘瓌之书帖”，却在“瓌”字下面漏了“之”字，错误很大。长睿说：“刘瓌之是东晋时期擅长八分书的人。大令王献之既然不肯为太极殿题写榜书，谢安石于是让刘瓌之用八分书题写。现在这件帖并不是真迹，和王廙《二十四日帖》没有差别。” 元寳在《述书赋》中称赞刘瓌之刚直，说他的书法在两王之下，正锋笔力完备，法度宏丽。如今这件帖的笔法盘绕纠结，很缺乏正直刚劲的骨力。米芾说它和汉章帝的伪帖相同，确实如此。“瓌之顿首”下面，这件帖空了一字。大观本和肃府本都有两个▯字，应当是“顿首顿首”。帖末“瓌之”下面，大观本有“顿首顿首”四字。晋王坦之书。王坦之，字文度，是王述的儿子，仕途做到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去世后追赠安北将军。帖目本应称作《东晋安北将军王坦之书》。长睿说：“王著在叙述王坦之书法时，把他列在王羲之诸子之间，意思是认为他的名字都从王羲之而来，却完全不知道坦之是王述的儿子，只是太原王氏，并不是琅邪王氏。不是通晓古事的人，怎么会糊涂到这种地步！” 王怀祖在《述书赋》中称赞他的书法高峻、锐利、迅疾而轻快，笔势相连，欹侧倾斜。文度师法他的父亲，得到了父亲高峻、锐利、迅疾而轻快的意味，如同美玉环佩，兰芽初生，风流照映四方，所以自然不比会稽王氏诸子逊色。“已与谢郎，当如施作。巳与顾作，已兴非□□□者”，应当是“良不可者”，也有人写作“断不了者”，但都不对。“□诣公”应当作“当诣公”，毫无疑问。晋王涣之书。王涣之是王羲之的第三个儿子，字未详，没有做官。帖目只称他的名字，最符合晋代上古旧例；但应当增加“东”字。长睿说：王氏的凝之、操之、徽之、涣之四人，书法都是真帖。王羲之有七个儿子，前四人和子敬王献之的书法都有流传。只有玄之、肃之的遗迹没有见到，其余人都得到王家书法的规范，但体势各不相同。这正如善于学习王羲之书法的人，又像颜延之回答宋文帝评论他的诸子时所说的：峻得到了我的笔法，测得到了我的文章，防得到了我的义理，跃得到了我的酒量。书法也大致如此。我现在用这个来比拟王氏诸子，那么王羲之的书法，凝之得到它的韵味，操之得到它的体势，徽之得到它的形势，涣之得到它的形貌，献之得到它的源流。大令王献之的书法特别有名，能够和王羲之并驾齐驱，大概是因为他能够以父亲的书法为根本，所遵循的旨趣广大，所以才这样。王羲之的书法，真书、行书取法于钟繇，草书则师法张芝。两家的法度，是王羲之书法的来源。大令又继承并仿效它们，所以特别高出于诸王。这就像鲁国孔门诸子中，子贡、子夏、子游、曾参等都因儒学著称，但最终得到孔子传承的，只有子渊而已。” “□”应当是“上下”二字快速书写，合成一个字。古帖中常常有这种情况。施氏把“合”字写成“叔”，不对。晋王操之书。操之，字子重，是王羲之的第六个儿子，历任侍中、尚书、豫章太守。帖目本应称作“东晋侍中、尚书王操之书”。帖首“操之等”，□正是“等白”二字的书写。写完以后，恐怕还不够清楚，于是又加上▯字来补足。帖末“操□□”，应当是“顿首”，只是传摹失真罢了。施氏释作“等白”，错误。晋王凝之书。凝之是王羲之的次子，字叔平，历任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帖目本应称作“东晋左将军会稽内史王凝之书”，并且应放在王涣之之前。黄山谷说：“我看王凝之的字法最为严密，只恨见得不多。”我认为这件书法很像王献之。这一卷收录王羲之诸子的书法，不仅把王坦之列在王羲之诸子之中，还错误地把太原王氏认作琅邪王氏，实在荒谬可笑。即使是叙述王羲之诸子的次序，也同样失当。考察《晋书》，王羲之的长子玄之早逝，次子是凝之，之后是徽之、操之、献之。既然献之另自成卷，那么排列这四人时应当以凝之为首，其次涣之，其次徽之，再次操之，这才是正确的次序。“冷”应当是“渐冷”。施氏写作“微冷”，是把“吾”字误认了；这个字最小，应当是旁注，摹写者误抄入正文行中。

译晋征西司马索靖书。索靖，字幼安，炖煌人。太安末年，历任使特节、游击将军，去世后追赠司空、安乐亭侯。他从未任征西司马，帖目本应称作“晋司空索靖书”。徐澄斋说：“索靖是晋代最早的一批书家，应当列在卫瓘之后。” 所收《妖帖》文字虽然残缺，文辞却特别古雅；然而它也和汉章帝的一手伪书相同，虽然气势骨力稍强，但神韵十分庸俗。所谓银钩虿尾的笔势，幼安的奇特意趣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参看《出师颂》，便知道这无疑是伪迹。米元章、长睿都没有标明这一点，只是偶然遗漏罢了。“妖□”应当是“妖防”，也有人写作“婆”；“非字书”中没有这个字。“□□”应当是“遏臧”，顾氏写作“过”，值得怀疑。“莫□”应当是“莫告”，刘氏写作“莫去”，不对。“□”一作“念”，一作“防”，都讲得通。“于□”应当是“于予”，也有人写作“争”，不对。前面已有“争”字，写法正与这里不同。“翔□”应当是“翔荣”，写作“集”或“巢”都不对。“□舞”有的写作“歌舞”，刘氏写作“起舞”，顾氏写作“鼓舞”，都值得怀疑。“□农”，顾氏写作“处农”，从文义说较为接近，但从书法看应当是“防姬”。“□”应当是“姬弃”，顾氏释作“是”，也有人写作“业”，都不对。长睿说：“《七月廿六日帖》原来有七纸。晋代王平南王廙每次都珍爱把玩它。遇到永嘉之乱时，就把它折成四层，缀在衣服中渡过长江。唐代蒲州桑泉令豆卢器得到它时，折叠的痕迹还保存着。如今所录的只有一纸，摹写流传已经失真，再也没有原帖的意趣和形象了。” “信□”应当是“信至”，刘氏写作“悉里”，不对。“□□”二字因摹拓失真，刘氏写作“夀知”也不对，顾氏写作“悉知”同样值得怀疑。晋侍中刘穆之书。按《宋书》说：“刘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仕于晋，官至左仆射。他虽然死在晋代，没有做过宋的官，但始终是宋的谋主。宋武帝最初上表追赠他为侍中、司徒、南昌县侯。接受禅让后，又追封他为南康郡公。因此刘穆之一生始终受到宋的恩遇，特别深厚。应当称作‘宋南康郡公刘穆之书’，大观的标目是正确的。” 《述书赋》称赞道和闲雅高远、超绝尘俗，注文说：如今看到的行书一纸六行，就是这件帖。然而它的笔意韵味短浅软弱，和窦氏所称赞的完全不同，应当是庸俗书手依照声音传说伪造的。米芾说它和汉章帝的伪帖相同，并非虚言。帖首应当有缺文。“亦□”应当是“亦知”。顾氏写作“所欲非□推迁”，应当是“官推迁”；顾氏写作“故推迁”，不对。“更”字因水波侵蚀，下面一字全部蚀去；刘氏写作“讳”，顾氏写作“律”，都值得怀疑。晋尚书王劭书。王劭是丞相王导的第五个儿子，字敬伦，历任尚书仆射、中领军，去世后追赠车骑将军。帖目本应称作“东晋车骑将军王劭书”。淳化本标作“尚书”，大观本标作“尚书令”，都错了。米芾说它和《章帝伪帖》相同。按：这件帖在伪迹中颇为严肃整饬，是伪书中最好的一件；但是盘绕纠结的恶习仍然存在。晋车骑将军纪瞻书。纪瞻，字思远，丹阳秣陵人。历任骠骑将军、常侍，去世后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帖目本应称作“东晋开府仪同三司纪瞻书”。《淳化》《大观》的标目都错了。《淳化》又把“瞻”误作“赡”，尤其与史书不合。本帖首尾都写作“瞻”。帖中说：“贫家没有什么可以表达心意。”这就是所谓物品虽微薄而心意完整。考察纪瞻历任清显官职，生活供养丰厚，馆舍高大华丽，有足够的东西可供赏玩。这里说“贫家”，肯定不是思远的言语。不仅词语不古雅，书法也平庸粗俗，足以判定它不是真迹。“□□”二字值得怀疑，也有人写作“永携”，仍然不对。“今□”，顾氏写作“今盖”，也有人写作“今送”，都不对。疑心应当是“逞所□”，顾氏写作“所谓为是”。陈与义写作“所须”，也值得怀疑。晋司徒王廞书。《晋书·王荟传》说：“王廞，字伯舆，是王导的孙子、王荟的儿子。历任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长史。帖目应当称作‘东晋司徒左长史王廞书’。” 米芾说这是和汉章帝的一手伪帖相同的作品。“□割”有的写作“▯割”，也有的写作“分割”，其中“割分割”较为接近。“□涕”有的写作“悲涕”，有的写作“憵涕”；“涕”字也值得怀疑。这些都是由于传摹失真，所以缺字反而是恰当的。帖末“廞疏”下面，大观本有“八月廿八日”五字。晋太守张翼书。窦臮《述书赋》注文说：张翼，字君祖，下邳人，官至东海太守。帖目本应称作“东晋东海太守张翼书”。这也是伪作。张翼学习王羲之，几乎足以乱真；这件帖却特别平庸粗俗，竟想污蔑君祖，不也太过分了吗？“□□”，顾氏写作“赖郎”，值得怀疑，缺去它反而恰当。“□□”应当是“不一”，顾氏写作“具非”。晋陆云书。陆云，字士龙，是陆机的弟弟。吴国平定后，他进入洛阳，任大将军右司马。帖目本应称作《晋大将军右司马陆云书》。米芾说以上三帖和汉章帝的伪帖相同。“□节”有的写作“春”，有的写作“丧”，应当以“春”为正确。“春”字用章草写作□，这里特意用左钩把它引直了。“及□”，顾氏写作“及卿”；按草书写法应当是“乡”字。“可□”，按文义应当是“可与作之”，写作“可云”都不安妥。“经□”，施氏写作“经髙”，孙氏摹本写作“经亭”，不能确定。“人□之”应当是“人钦之”，刘氏、顾氏写作“人叹之”，不对。从刘穆之到这里的六件帖，全都是伪帖。晋海陵恭侯王邃书。《世说新语》注文说：“《王邃别传》。”王邃，字处重，琅邪人，是王舒的弟弟。历任中领军、尚书左仆射。帖目应当称作“东晋尚书左仆射王邃书”。淳化本称“海陵恭侯”，不知道依据何处。《宣和书谱》说：“王邃写行书，有王羲之、王献之的法度。《婚事帖》布局婉转妩媚，结体有法度。”考察这件帖的笔意，格局刚劲清峻，所以严谨的意味较多。总的来说，正是遒劲高古。“张□”应当是“张丞”，也有人写作“张巫”，不对。“非□知”应当是“非令知”，也有人写作“非乏”，不对。晋中书令王恬书。王恬是丞相王导的第二个儿子，字敬豫，小字螭虎，历任会稽内史，加散骑常侍，去世后追赠中军将军。帖目本应称作“东晋中军将军王恬书”。《螭虎草隶书断》称赞他的书法当世难有可比。当时张翼以书法得名，评论者认为张翼不能超过王恬。这两行十九字，格调韵味直超过王羲之，张翼哪里敢与他相比呢？“□□□”应当是“力不一一”。刘氏写作“不具”，顾氏写作“少令”，都不对。

译晋太守山涛的书法帖。山涛字巨源，是河内懐县人。历任右仆射、光禄大夫、侍中，授任司徒。太康四年，七十九岁时去世。帖目本应题作《晋司徒山涛书》，这里却说是太守，不知依据是什么。长睿说：“山涛的启事，与李懐琳编撰的《七贤书》中山涛的书信彼此矛盾；但这篇启文是真的，而那封书信是假的。《七贤帖》中的笔语，全都是妄造的。” 巨源的楷书，宝泉称赞它质朴简略；这八行的笔法却扭曲牵连，完全没有质朴简略的意味，和前面的王劭、王廞出自同一手笔，是伪作。“质”字只是少了华饰的文义，应当是“质”字的正体书法。“作”字写成“止”，应当是摹拓造成的错误，或者是伪作者不懂文义，信笔误写罢了。黄山谷说：“帖末的十九个字，长沙帖误把它们放在羊欣书的后面。” 晋侍中卞壶的书法帖。卞壶字望之，是济隂冤句人。历任领军将军、给事中，去世后追赠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帖目本应题作《东晋侍中骠骑将军卞壶书》。《晋书》作“壸”，帖目误作“壶”。《述书赋》称赞望之的草书，紧密古朴而老成。这六行的笔势纠缠盘绕，和章帝等人的书法相同。米芾、黄长睿都认为是伪作，确实是精于鉴别。“朝□郎”，应当是“朝将中郎”四字连续草写，合成了一个字。它与前面王涣之书中的“□”二字、后面羊欣书中的“□□”二字，笔法相同。“刘施”释作“阙”也说得通，顾氏释作“比中”不对。“诸□”应当是“诸诚”，也有作“城”的。“非□爱”，顾氏作“改爱”，可疑，恐怕是摹拓造成的错误。“□”字的笔法像“友”，按文义应当是“发□”。刘氏作“傅”，不对。何屺瞻说应当是“防”字，古代“防”“房”二字相通。晋谢发的书法帖。谢发的爵位和籍贯没有可考的资料。米芾说，以上三帖和章帝的帖一样，都是伪作。“未□”，刘氏作“未知”，最为合适；顾氏作“欲”，不对。这三个“未”字以及“笔”“恻”“感”三字，潭帖误把它们连在山涛书的后面。宋特进王昙的书法帖。王昙首，是琅邪人，太保王弘的幼弟，僧防的父亲。历任太子詹事、侍中，去世后追赠左光禄大夫，加授散骑常侍。帖目本应题作《宋左光禄大夫散骑常侍王昙首书》。《淳化帖》在“昙”字下面漏掉了“首”字，错误很大。本帖明明有“首”字。“差□”应当是“差可施作”，并不是“□□施作”；“清和”不是刘氏、顾氏所作的“请示为合□宜”。“自”字应当是“所宜”，顾氏说应作“亦”，也错了。“未能令遣”，刘氏作“令”，顾氏作“合”，都可以解释通。刘氏释作“俗”，顾氏释作“从”，值得怀疑。“昙□”，刘氏误作“答”，应当是“首”字，只是把“首”误认成“答”，所以标题只写作“王昙”。宋中散大夫羊欣的书法帖。羊欣字敬元，是泰山南城人。由新安太守转任义兴太守，授任中散大夫。帖目的题名是对的。敬元以大令为师，受到当时人的看重，尤其擅长行书，所以当时人有“买王得羊，不失所望”的说法。这帖的气势短促、力量薄弱，距离大令的风范法度还很远；它是伪作，毫无疑问，米芾的鉴定是正确的。“得”字下面应当脱漏了“月”字。宋太常卿孔琳的书法帖。孔琳之字彦琳，是防稽山隂人。历任祠部尚书，去世后追赠太常。帖目题名是对的，只是“琳”字下面漏了“之”字，错误很大。《大观帖》有“之”字。长睿说：“孔琳之帖中‘有恨恨脚中转剧近明散未觉益’十二字，字形偏小，大概是摹帖者妄自把旁注写入了正文行列，应当依照原本订正。”考察李日华《六研斋二笔》说：“王文肃公收藏的《淳化祖帖》中孔琳之的书法，‘叹’字旁边增有‘悒悒脚中’四字，右边又有‘转剧近明散未觉益’八字，共十二字，都是旁注添写的，与今刻本不同。”这样看来，长睿所说误摹入行的情况，大概也是因为没有见到祖本。我认为不只是这十二个字，前面的“触感”二字中“触”字和“难胜”二字中“胜”字也偏小，也应当是旁注误摹进去的。“自□”，刘氏作“自郡”，顾氏作“自羣”，都可疑，应当是摹拓有误。“地□”一定是“地穷”，刘、顾二氏作“最非”。王右军《圣教序》中的“穷”字也写成□□□三个字，应当是“奈何念痛悼”，只是笔势迅疾，合写成了一个字。“示下”下面模糊的一个字，□处应当是“良所▯”。刘、施二氏作“君非”□□，应当是“悲悒”；刘、顾二氏作“幽悒”，恐怕不对。□□处应当是“叹”；刘、顾二氏作“叹且”，施氏作“叹叹”，都不对□□。长睿作“恨恨”，顾氏作“悒悒”，都可以讲通□□。刘氏作“迷甚”，最为符合。顾氏说疑似“亡非”，或者作“反误”□□□□□□□，应当是“孤子孔琳之奈何顿首书”。末尾将尽时笔势迅疾，无法收住，所以有所遗漏。有人把“奈何”写作“等”字，也不对。考察史书，孔琳之任楚台员外散骑侍郎时，因遭母丧离职；服丧期满后授任司徒左西椽，又因父亲致仕而自行解除职务。不久，司马休之任用他为长史，随即又因父丧离任。这应当是他居丧期间所写的书信，幽咽凄切，断续不成次序。他深沉悲痛的孝思，自然流露在笔墨之间，并不只是草隶书法精妙而已。齐侍中王僧防的书法帖。南齐王僧防，是王昙首的儿子，琅琊临沂人。历任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去世后追赠司空。有人误称为晋代，现今标题只称齐代。称侍中也不准确，应当题作《南齐司空王僧防书》。长睿说：“僧防的两篇启文都很好，结字与拟作王琰《乞江郢所统郡启》相同。书法的声誉确实不是凭空得来的。” 《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卷三。钦定《四库全书》。《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卷四。监察御史王澍撰写。《历代名臣法帖》。前一卷把宋代的谢庄说成晋代，这一卷又把宋代的萧思话说成梁代；陈逵明明是晋代西中郎将，却把他说成陈代；薄昭明明是宋代给事中，却把他说成唐代。十七史并不是僻书，却竟然完全不加考订，达到这种地步，实在令人奇怪。梁尚书王筠的书法帖。王筠字元礼，又字徳柔，是琅邪王僧防的孙子。历任太子詹事，六十九岁时被贼人逼迫，坠井而死。帖目本应题作《梁太子詹事王筠书》。元礼这封书信的格调韵致清雅高远，仍有大令的风范。只是可惜摹拓错误很多。“何理”的“理”字竟然像“俚”□，“叙来”的“来”字竟然像“束”□，“白遣”略像“逺”。“王筠”的“王”字竟然像“至”，应当是因为上面带着“白”字，落笔时便多了一折，所以看起来像“至”。也有人作“白呈”，也说得通□。“勤”应当是“清勤”，顾氏作“请勤”也错了。这帖与第六卷右军《寒严帖》的书法虽然不同，语气却大致相同。由此看来，更可以知道后者是齐梁时期的伪作，毫无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