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卷九

译再次拜上。按文义，这里应当有“献之”二字，只是摹写时遗漏了。‘噉复□少’按文义应当是‘噉复多少’吗？不过书法确实如此，可知也是因为钩摹而有错误。《思恋帖》。“无往不□”，按文义应当是“无往不至”，意思是思念之情无处不到。“至”字与《兰亭帖》中“群贤毕至”的书法完全相同，只是起笔多了一小折。它与《愿余帖》的“悬”字相同，都是摹写时遗漏所致。刘氏、顾氏都释作“慰”；按草书写法，“慰”字作□起笔，也没有折笔，仍应以“至”字为恰当。岁尽帖。“献之亦忘愦”中的“忘愦”应当是“恶愦”，意思是年岁将尽而感怀，胸中十分烦闷。有人写作“忌”，有人写作“忘”，都不对。“勿□□□不厌”中的“勿”应当是“勿勿”。晋人常把仓皇写作“勿”，这里只是笔势偶然写短了。刘氏写作“匆”，但这里不是“匆匆”，那是近世的说法，晋代士人没有这种用法。“谨白”应当就是“谨白”。“诸不天”应当是“诸不具”。顾氏写作“勿”；“谨拜防不具”中的字也都有错，□处应当是“乃拜”二字。“再拜”在古帖中多写作“再”，有时写作“行”，并不是别的写法。卫军帖。“卫军”是王恢，有时称作王荟。考查王荟，他因病死于任上，死后追赠卫将军。帖中说：“卫军还没有平和”，那么王荟尚未去世，不应当已经称为“卫军”。考察《晋书》，王劭的第三子王恢任右卫将军；这里称“卫军”，一定是王恢。况且下文的“仆射”正是王劭，因此“卫军”无疑就是王恢。“冠□□悬企□”应当是“首”字。刘氏写作“告”，不对。我家▯冈斋也收藏这帖，但笔法与此不同，字的大小也不一样，应当是另一种摹本。静息帖。长睿说：“‘赖消息内外极生冷’中的‘内外’二字原本写在本行旁边，是旁注，所以字稍小；不明白这一点的人把它摹写填入行中，是错误的。应当依照原本才对。各帖中这种例子很多，例如《十七帖》中‘令人远想慨然’、‘孔琳之帖恨恨脚中转剧’等字，本来都是侧注，后人摹写时把它们纳入正文行中，严重破坏了格式。至于《兰亭叙》古本共二十八行，第十四行接纸的地方特别宽，梁代舍人徐僧权在旁边署名，当时称作‘押缝’。梁代御府的法书大多如此；而这帖中‘僧’字下面缺了‘权’字，世人于是说‘僧’是‘曾’的错误，因为摹写时把字纳入行中，便读作‘曾’，这却是不懂‘不知老之将至’的缘故。考察《晋书》所载逸少本传中的这篇文字，也都没有‘曾’字，大概这才是正确的。由此可知，善于摹写法帖的人，无论原本有涂抹、磨灭、注字、缺字、横斜、大小等情况，都应完全依照原本，不稍加改变，这样才不会失真。如今的法帖多有妄加改易，甚至把旁注的字纳入正文行中，字的大小既然不同，字体也不能连贯，后人又跟着仿效，于是一行之内粗细大小突然不同，称作‘子母体’，第五卷伪托智果的书迹就是这样。” 每次看到这些，都使人深为感慨。又说：“‘礜石’确实是很值得怀疑的事情。兄长憙患有散病，常常发作，所服的是防散之类的药。药散中大概用了礜石；礜石性极热而且有毒，所以说是非常可疑。刘表在荆州时，和王粲登上障山，看见一座山冈不生草木，王粲说：‘这一定是古墓，墓中人在世时服食生礜石，药气蒸腾到外面，所以草木都被烧焦毁灭了。’挖开墓穴，果然见礜石充满墓室。如今洛水在冬月也不结冰，古人称它为温洛，水下也有礜石。现在取这种石头放在瓮中，水也不会结冰。就连鹳鸟伏在卵上，也是借助它来增加温暖之气，可见它的酷烈就到了这种程度。” 姊性缠绵帖。施宿释注说：“从‘姊性缠绵’开始，以下收入《续帖》第二卷，都是右军部中的字体。”考察这帖中明明有献之的字迹，不是右军所书，不必再问，显然是《续帖》弄错了。又如前一行“宜思之也”下面有“献之”二字，文义已经完结；这两行应当另是一帖，而且笔法与前文不同，确实无疑。顾氏把它合在上面作为一帖，是错误的。《姊性帖》中的两个□字，都是“当”字，有人误写作“常”。鄱阳帖。鄱阳是庾冰。庾冰辅政以后，害怕权势过盛，请求出任外官，于是被任命为都督江、荆等州军事、江州刺史。鄱阳属于江州郡，所以称作“鄱阳”。庾冰有七个儿子：庾倩、庾柔在海西公被废后，桓温以他们是武陵王的党羽为由陷害并杀死。庾蕴在广州饮鸩而死。庾希因为讨伐桓温，城陷后被擒。庾希、庾邈以及五个子侄在建康市斩首。只有庾友和庾蕴的几个儿子得以保全。所谓鄱阳庾氏一门的艰难祸患到了这种地步，眼看着他们全部灭亡，实在令人悲痛。‘熟者也？’这句话的意思不详。‘子髙’也无法详考。接下是《阮新妇帖》。“勉”与“免”相同，□应当是“当”字。大令凡是书写“当”字，大多如此。刘氏、顾氏写作“常”，是错误的。奉对帖。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两代都做了郗氏的女婿：王羲之是郗鉴的女婿，王献之是郗昙的女婿。王献之因为被选中娶新安公主，便与郗氏离婚。这帖应当是离婚以后所写。孝武帝太元十一年，王献之以吴兴太守的身份被征召，授任中书令，后来患病，请道士上章行法，为自己悔过。王献之说：“其他事情都想不起来，只记得曾与郗家离婚。”考察王、谢是江左的名门，王献之又是名门父亲的儿子，却不能依礼自守，受富贵诱惑，亲自抛弃糟糠之妻，成为终身的悔恨。这帖说：“本来正想和姐姐偕老，哪里想到会离别到这种地步？现在只有断气而已。”他并非没有深深责备自己，但一旦犯错便无法挽回，后悔又有什么用呢？看他的字迹潦草，多处失去法度，可知当年惭愧悔恨的心情。不过他还知道自我责备，所以仍有值得称许之处。考察《晋书》，王重熙只有一个儿子，名叫王恢。这帖说“本来正想和姐姐偕老”，一定是写给王恢的，也可能就是写给妻子长睿的；只是说它应当是写给郗家的帖，尚未作深入考证。” 长睿说：“郗氏自太尉郗鉴以后，成为江左的名门。他们的姓读音如‘絺绣’的‘絺’，而世人用俗体把‘郗’字写作‘郄’，于是读成‘却诜’的‘却’，这是不对的。‘却诜’是春秋时晋国大夫却縠的后代；郗鉴则是汉代御史大夫郗虑的后代。两姓的本源本来就不同，读音也相差很远。后世因俗体字混乱，便不再加以辨别，这也是近代不讲氏族学和小学的缘故。” “触□□畅”，刘氏写作“触颇”，无法解释；有人写作“触额”，可以讲通，意思是触额合欢而睡。□字右边缺中间一笔，应当是钩摹时的错误，后面的“姊姊”二字可以证明。□字顾氏写作“别”，比较恰当；长睿写作“反”，也讲得通；有人误写作“列□□”，应当是“缠绵”。顾氏把“俯仰”误作□，顾氏正文写作“当”，刘氏误写作“常”。夏日帖。思道是徽之的儿子桢之的小字，字思道。□□应当是“奈何”。“奈何”二字中间加了一撇，应当是笔锋带到下面写成“防”字，摹写者遗漏了。顾氏只写作“奈何”，有所遗漏。思恋帖。

译“奉见帖”明显应当是“奉见”，有人写作“奉具”，是错误的□。“还帖”是“信还”，顾氏说写作“还”，也错了。白东帖。“仓卒□”应当是“仓卒乏”，刘氏误写作“今”。《娱帖》本来写作“娱”，刘氏讹作“悮”。“不乃□”应当是“不恶”，上面少了一小笔。发吴兴帖。顾氏说“□戚”二字特别小，像是把旁注摹写进正文行中的。考察□□应当是“缠感”，刘氏、顾氏写作“经感”，不对。“告”字稍小，也是把旁注摹写进正文行中了。“五王本”楷书中的“吾”字，与王氏本草书中的“兴”字，后面应当是“复”字的一种写法；“后”并非“故□”，应当是“云”。刘氏、顾氏写作“故足”，也不对。看“华”字，“视”字左上少了一点。昨遂不奉别帖。黄山谷说：“‘昨遂不奉，恨深’这帖中有秦汉时期的篆书笔意，中令自己也说过，所以应当确实不同，真是不虚。中令的书法中有慰劳、问候之语，极为佳妙。读来完全不能理解的地方，应当是纸张残破散失，所以有很多缺文。看其中还能读懂的地方，便知道它本来就是这样。”米元章专门研究中令的书法，却都凭自己的意思附会，强行解释成理，难道像杜元凯对《春秋》的癖好吗？” 长睿说：“‘昨遂不奉，恨深’是近世人的说法，不是子敬的书信。”考察这帖载入王方庆《万岁通天进帖》中，是王氏世代相传的珍贵墨迹，哪里有伪造的道理？长睿常常因为措辞明显便断定不是二王的书法，完全是凭臆测，毫无根据。又如这帖是唐代摹本的墨迹，现在收藏在武英殿；我过去在京城时曾经见过它。“不奉”下面的纸已经破碎，还剩“别怅”二字，仍保存了一半。《淳化阁帖》的“表之深”中的“深”字，唐摹本作“深”，《淳化阁帖》作“去”，《大观帖》沿袭了它，都是错误的。并且全帖虽然还保有字形，精神气骨却已经十不存一，《淳化阁帖》确实只剩糟粕了。肾气丸帖。“比服”中的第二个“服”字写作□，《大观帖》作“服”，应当以《大观帖》为正确。“齐剂”通行于《前汉艺文志》“百药齐和”之文，正字应作“齐”。这部书中的“齐”字，笔画从中间带到下面写成“当”字，《淳化阁帖》摹写错误，《大观帖》则清楚得多。先夜帖。这帖是大令仿效右军笔法所写，所以全篇有许多相似之处。不过由于纵逸的气势，故意有时把□□二字写得混杂而无法区别，应当是摹写错误。顾氏写作“汤酒”，也是凭臆断定的。“胠”字的第一笔应当带到上面的另一个字来；本书与刻帖在行列位置上长短不相称，所以在行中间断开了。《大观帖》按照原本书写，是正确的。玄度帖。长睿说：“米氏认为《玄度帖》是无名人所作，我认为这确实是晋人的语言，只是笔势疏缓，说是大令所书便不对。帖中说‘仁祖想请他担任军司’。考察王献之在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去世，享年四十三岁；再往上推算，谢尚在穆帝升平元年去世。那时王献之才十三岁，而请任军司又在升平元年以前，大令当时才十多岁，怎么可能已经写信议论时事？大概是穆帝时期的人伪造的。”

译第十卷中“玄度何来迟”也是这一类。考察《世说新语》的注，王献之死于孝武帝太元十三年。考察本传，谢安在太元十年乙酉去世，王献之上疏请求增加礼遇，不久便患病死于任上。如果按照太元十三年说，那么距离谢安去世已经三年，不能说“不久便患病死于任上”。因此应当以长睿的说法为正确。“玄度”是许恂；“兴”是公孙绰；“龄”就是修龄，即王胡之；“仁祖”是谢尚。“诸□”应当是“诸吴”，刘氏写作“诸”。“吾”有人写作“从”，是错误的。慕容帖。米氏说也是无名人伪作。考察这两帖和第七卷前面的几帖右军书迹，应当是同一个人伪造的。“赖”字左半边在钩摹时稍有遗漏。薄冷、益部两帖。黄山谷说：“从‘薄冷’以下直到‘消息’的二十八个字，是欧阳率更所书。不只是笔法相似，语气也像隋唐之间的人。” 元章说：“‘薄冷’、‘益郎’都是欧阳率更所书。” 长睿说：“米氏认为《薄冷帖》《益部帖》是欧阳率更所书，确实如此。不过米氏误把‘益部’写成了‘益郎’。《益部耆旧传》大概是借用陈寿所著的《益部耆旧传》。” “冩取了”中的“了”字，笔锋末端向外引长，应当是“写取”。顾氏写作“了”，恐怕不对。“求□次”按书法看，“信”字下面应当还有一个重叠字。刘氏只写作“求信次”，并不是《饧大佳帖》。“饧大佳”以下两行应当另是一帖。不仅文义不相连，笔势也稍有不同。总之，也是欧阳率更所书。前告帖。这帖和前面的《玄度》两帖都是同一个人伪造的，米氏的鉴定很正确，而且钩摹时也有许多遗漏。“笔家□”应当是“笔家从”；旧注误作“信”，不对。晋人不把“信”用于书信之“信”，从草书写法看也应是“从”而不是“信”。“德远□”字中少了一小笔所致；□字本来是一重笔并带有飞白，现在分成了两笔。“永□”观察它的笔势，怀疑应当是“永”。“刁”字中间少了一笔。“何可□□□□”恐怕应当是“何可与”，但“永问”末尾似乎还应有缺文。‘作之’下面的‘今永门’，恐怕未必如此，暂且存疑。▯▯帖。这是左思《咏史诗》之后的“少地势使之然”六句。长睿说，这是后人汇集王献之书法而成的。这帖钩摹失误，完全不像字；笔力又纤弱琐碎，绝不是王献之的风骨。长睿把它看作汇集王献之书法而成，仍然是错误的判断。《仲宗黄门》二帖。这两帖深沉谨严之中含有流动自在的情致，格调韵味极像王羲之，应当是王献之仿写王羲之的书法，是王献之法帖中最上等的作品。长睿认为也是王氏的书法，不是王献之所书，这个鉴定不对。又，王献之没有儿子，这里说“诸儿祸变无常”，应当是指王氏诸位侄辈中遭遇祸变的人。考察王献之的兄长王徽之曾任黄门侍郎，后来王献之在一个多月后去世；这里说“黄门陨背”，应当另指一人。《晋书·王彬传》说：“长子彭之承袭爵位，官位至黄门郎。”王彭之是王献之的从叔，或许说的就是王彭之。《外甥帖》。“令”字应当如此；“令刘”作“念”，不应是“三”，应当是“知刘作欲”；“非□笃”中的缺字不明；“更”字上面多了一点，应该是钩摹时出了错误。《思恋帖》。这帖在本卷中重复出现。帖文少了“静”字，文字已经略有不同，笔法也很不一样。一帖刻了两次，而且在本卷中出现了却没有察觉，不知道当年为什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又不知道历代为什么全都没有察觉，竟把它流传并珍藏到现在？泉本不再录入这三行，是恰当的。这一卷总共有三帖《思恋帖》？第一帖虽然与后两帖不同，但词意相同。后两帖中的文字，大半是第一帖已有的，应当是后人把第一帖简略概括后伪造出来的。《冠军帖》。这帖在第十卷又出现一次，但字势大小完全不同。“燋怯可□”应作“燋悚可言”。后文作“燋悚可言”，这里作“燋防”。字书中没有“防”字，这是钩摹错误，应以“悚”为正确。“可□”应作“可言”，刘顾本作“耳”，是错误的。《可必不帖》。这帖前面有三行缺文，另是一帖。刘次庄把下面“诸舍”四行合为一帖，是错误的。而且第三行“劳”字下面明明有空地，显然不可能属于同一帖。《诸舍》是两帖。第一行八个字与后面“塞仰”以下十八个字的笔势不同，应当是两帖。泉本没有下面十八个字，也是有所依据的，只是脱失了，实在可惜。《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卷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卷十。监察御史王澍撰。晋王献之书（二）。前卷的伪帖最少，只有《玄度》等几帖罢了。这一卷伪帖超过一半，只有《月终》和《尊体复何如》二帖，风韵与前卷相同。《疾得损服油》等三四帖，仿效王羲之的《新妇》《鸭头丸》等帖，风力圆劲，是王献之的真迹。其余全是庸俗书手伪造的作品，给沿门学步、胡乱涂抹的人开了先例。其中《鵞群》一帖，笔力仍然郁勃劲健，锋芒也值得观赏；然而距离王献之的风流韵致，也相差很远了。《桓江州帖》。从这帖到《庆等已至帖》，共十帖，都是伪书。米元章说是张长史的书法，因为草法狂放纵逸，所以有这样的判断，实际上是凭臆测断定。长睿说：“米元章认为是张长史，虽然未必正确，但肯定不是王献之的书。”这帖也不算太差，只是放纵任意而近于俗气，没有晋代的清雅韵致。考察这十帖与第二卷《张芝知汝殊愁帖》出自同一人之手，韵味浑浊，体势庸俗，不只是王献之所书，断然也不是张长史的书。张长史虽然狂放纵逸，却自有一股超逸之气；这帖却特别滞涩低俗，只是俗手摹习张旭、怀素而伪造二王帖文罢了。王元美说张长史比这高出三舍，恐怕是王元美被张长史的名声震慑，不敢再发表不同意见罢了。假如王献之果真写出这样的书法，即使是两晋书手中最差的一类，也不值得列入名家行列，又怎么会与王羲之齐名呢？这帖与第六卷《右军适欲遣书》等帖又不同。那些帖纠缠盘曲而没有劲健的骨力，这帖仍然圆浑，所以应当是另一人的手笔。然而如果继续这样学习下去，必定会沿门涂黑，流于庸俗。长睿说：“张彦远《右军帖录》中有这句话，这里亡失了一半；上文有‘知汝欲来’，下文如此等等，共九十字。”《续帖》逸少部中也见到这段文字。其中间的结字很合乎法度，大概是王氏子弟临摹王羲之的书法，远胜过这帖。考察张彦远《法书要录》所载王羲之书信文字，并没有这帖；王献之书信文字中有这段话，也分作两帖。不知道长睿所见的是什么，又为什么这样说？或许应当是另一封书信吧。“桓江州”就是桓玄，也有人说是桓冲。考察桓冲在孝武帝宁康元年任都督杨、豫、江州军事，不应专称为“江州”。桓玄在安帝隆安四年任荆州刺史，桓玄坚决请求兼领江州，朝廷不能违背他，那么这里的“江州”应当是桓玄。桓玄领江州以后，王献之去世已经十二年，因此这帖是否伪作，不必验证笔法，也可以断定不是王献之所书。“东汉张彦远作改枋”，应当是“枋”字。寿承说：怀疑是借“船舫”的“舫”字来写。所谓“东改枋”，恐怕是当时船的名称。意思是说应当准备东改枋三四艘，来迎接你。也有人写作“攻”，含义不详。“无湖”是地名，《晋书·地理志》作“无湖”。“无”字上面没有草字头，因为这个“无”就是“繁芜”的“无”，本来不应有草字头。“湖”才是“湖”字。刘本作“御”，黄本作“仰”，都不对。“信还□□”应当是一一。张彦远本正作“一一”，顾本作“具”，不对。“□”应当是“白”，陈本误作“自”。“□当是比□□”。怀疑应当是“纪”字；如果顾本作“绝”，就值得怀疑。无法识别的字，可能是钩摹有误。大体上，这帖文字多有断续，无法通晓。本来就是伪书，也不值得深入辨析。张彦远《法书要录》所载文字与此处略有不同：“改枋”下面重复一个“枋”字，末句作“比作书欲不能成”，也与此帖有异同，应当是钩摹时脱漏或发生了错误。《疾不退帖》。文字与第六卷相同，说明我已经见于前文；但两帖的书法彼此不同，因此可以断定是伪作，无疑。这难道是“常”字下面的【缺字】笔法吗？应当是“至至然”。以第六卷相互验证，应当是“忧忧”，是笔锋快速书写造成的错误。“肌色”上面大观本写作“云字□”，应当是“竦”，也可能误作“踈”。“消息”以上五行与上文意义相连，应当是一帖。刘次庄恰好合为一帖；【缺字】作“头顶”。刘顾本作“头项”，怀疑是误写为“攻”。意思是说，长期担心服药会误攻。《铁石》二帖。“铁石”，有人说是殷铁石。苏轼说，梁武帝让殷铁石临摹王羲之的书法，而这帖有“与铁石共书”的话，恐怕不是二王的书。字也写得不很精工，读者可以仔细辨别。考察王羲之也有《铁石帖》，《今出求救帖》都是伪书。前面两帖中的【缺字】字都应当如此。二王法帖中凡是“顷”字都写作【缺字】；如果是“须”字，就写作【缺字】，左上方多一点。“□于当年”中的字，如果作“达”字，上面多一小画；如果作“迟”字，中间又多一折；或者把上面的小画看作一个字，写成一个“达”字，也未必正确，暂且存疑，不知道【缺字】。“得一散怀”，文义确定应当是那样，可能是摹拓时漏掉了一小折；写作“邦”字是不对的。《玄度帖》。长睿说：“‘玄度何来迟？’也像是王羲之的语句。这里的字全是张长史、怀素一类人伪造的，或者是从自己书写的二王帖文中抄来的。”例如第二卷的“知汝殊愁”，以及“藏真长史部中诸帖一手也”。【原文多处缺字、断句和字形考释难明，以下只能依存文直译：其中“常复”顾本作【缺字】；“非多感”以下大观本多一个“共”字；“□岂须言”应当涉及“卿”或“公”字；“得□送”也应是“卿”；“过半已定”应当是“半日”，疑为摹拓时脱漏；“□当是喻”顾本作“呱”；“非□帖”明显是一帖；“一十”顾本说应合为“卑”；“致□阳”应当是【缺字】阳，因为是地名，右旁从邑，摹拓时漏了一折；泉本有此字；顾本作“叹阳非”；帖后有诸【缺字】，就是“叹”字。又，“何物近道”两行，按文义是大观本摹写错误；顾本说大观本改正，也不对。刘顾本作“贪”，黄谏本作“奕”。】《忽动小行帖》。【缺字】字，黄山谷作“昼”，认为是笔误；“成十”是对的。“自不□□”应当是“自不可已”，至于“竟似何则？”也可能是笔误。“岐□还”应当是“岐当还”，“岐”是人名。“岐当”二字因为笔锋快速，也不太合乎摹写法度。《委曲帖》。“委曲”以下六行的笔意更加放纵，而且行间也略有空隙，应当另是一帖。“□字”是摹写错误；“□胜常”应当是“想”，顾本误作“于”。“向达”中的“向”字漏了左边一笔；但恐怕应作“但恐”，与第二卷张芝帖的“且”字相同，由此可知，上面这几帖与张芝帖确实是同一人伪造的。米元章说：“以上八帖，是唐代左卫长史张旭的书法。” 《庆等已至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