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取也与也下大观无失其所也四字

译中书令褚遂良书。褚遂良，字登善，是散骑常侍褚亮的儿子，历任官职至尚书右仆射。因为进谏阻止立武昭仪，被贬为潭州都督，不久又被贬到爱州，死在任所。神龙年间恢复了他的官爵，德宗追赠他为太尉。这一帖的目录应当题作“唐太尉褚遂良书”，标目上漏掉了“唐”字。褚遂良虽然与虞世南、欧阳询同时，但稍晚于虞世南、欧阳询，应当排在虞世南、欧阳询之后。褚遂良在唐高宗永徽六年进谏阻止立武昭仪，被贬为潭州都督。这篇“潭府下湿帖”，就是他在潭州时所写。考察褚遂良进谏阻止立武昭仪一事，他援引义理极力进谏，叩头叩得流血，始终不屈；即使触怒皇帝而死，本来也是他所安处的道义，哪里会刚一遭贬斥，就承受不了烦苦呢？帖中说：“潭府地势低湿，不能久居，何况又逢年末，越发衰颓困顿，竟然像是片刻也不能居住的形势。”既然他先前已经坚持此事，后来却忽然为之悔恨，前后相违，无法圆说。曾经以为褚遂良是贤者，难道竟到了这种地步？必定没有这样的事。这大概是伪造此书的人不明白大义，以为这种情形必然存在，所以仿效褚遂良的书法来迷惑人的眼目，自己却不知道，损害名节，诬蔑前代正人，竟有这样的事。因而这封信开头还勉强显得精练，颇有登善的笔意；写了几行以后，手法便全部暴露，丑陋的笔路纷纷显现出来了。黄长睿说：“帖末说‘舅遂良报薛八侍中’。在褚遂良被贬到潭州以前，并没有薛姓的人任侍中。从永徽六年褚遂良被贬为潭州都督以前，上溯到神尧时期，曾任侍中的有裴矩、齐王元吉、杜如晦、王珪、魏元成、杨师道、刘洎、张行成、高季辅、宇文节、韩瑗，共十一人，没有一个姓薛的。到了仪凤年间，薛元超才开始任宰相；这已经是在褚遂良之后，而且他也没有任侍中。当时他在外地任职，也没有兼任这一官职的人。因此这封帖是伪作，已经十分确定了。”考察伯思这番话，可以说辨析得很清楚；即使没有这个证据，按照道理推断，也知道它必定是伪作，何况还有这样确凿可据的证据呢？“诸何□□”按文义应当是“足言”，但笔法却像“去意”，应当是摹拓有误。“更得汝□”应当是“状”，也有人写作“兆”。“非兆”下面原帖本来有“重美”二字，顾氏释文脱去了。“居”字原帖作“徙居”，顾氏释作“徒居”，也是错误的。考察这个□字，它是章草的“状”字，与第十卷大令帖、铁石前帖中的□字不同；后者是“非”字。这个字右半部的写法前后各不相同，顾汝和却认为它与大令帖相同，是错误的。黄长睿所说的《云山河帖》，只是从河南所书《枯树赋》中抄出的一段罢了。《枯树赋》是庾子山所作，却排在褚遂良书帖之后；褚遂良所说的“四字”，是集帖者妄自增添的。帖中“星安性者哉”几个字，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集来的。黄长睿说：“《家侄至帖》是真正的河南得意之作，飘逸秀美，有逸少的体势。”我认为这篇帖笔势肥浊，骨力和韵致软弱迟缓，完全带有俗气，肯定是伪书。学书者依照它的声势去学习，就会走入邪道。不知道黄长睿看到了什么，竟然说出这样的话？”董其昌每次向学书者评论书法，也总是拿这篇帖作为法则，实在令人不能理解。这个字即“倏”字，也有人误作“獯”。唐秘书少监虞世南书。虞世南字伯施，是越州余姚人，隋代内史侍郎虞世基的弟弟。他的叔父虞寄没有儿子，便让虞世南承继其后，所以字作伯施。智永擅长王羲之的书法，虞世南曾向他学习。虞世南历任银青光禄大夫、弘文馆学士，去世时八十一岁，追赠礼部尚书。这一帖的目录应当题作“唐礼部尚书虞世南书”。徐澄斋说：“虞世南是褚遂良年少时所敬仰学习的人，应当排在褚遂良之前。” 黄长睿说：“虞世南的《大运帖》、欧阳率更的《比年帖》，都是集取两人碑中字迹编成的。”考察起来，《大运帖》是集取《夫子庙堂碑》中的字，《比年帖》则不知道集取的是哪一通碑。《夫子庙堂碑》以现今关中的刻本为好。关中本在赵宋初年重刻，字形虽然深沉雅正，但风采神韵已经完全丧失。这篇帖所集的字，与重刻本相比，恐怕连字形也一并失去了，更何况风采神韵呢？又何况与永兴原碑相比呢？由此更加知道唐代碑刻的可贵，也知道阁帖没有什么值得推重的了。《大运帖》中的“玄无之道”，大观年间避讳“玄”字，末笔的一点被缺去；因为宋太祖的小字是“玄朗”，所以宋高宗临写《兰亭》时，在“天朗气清”中的“朗”字也缺笔，只写月字中的两小画。“去月帖”中□一□□□，应当是“牵”；顾氏释作“率”，不对。“未是两日”二字也有人合写作“曺”，尤其不对。“望可自力”应当是“望可言左脚痛，冀少日望可力疾行耳”；顾氏释作“耳”并非帖末的□字，原帖本来有言字旁，顾氏释作“咨”，不对。《临〈乐毅论〉帖》中的□□□□，应当是“数记存之”；顾氏释作“记”。□字以草书写作□。第六卷右军帖中的“熙□亡”无法知道是什么字，与这里正相同，都应当是“存”。□应当是“之”，只是行笔迅疾而稍稍回锋罢了。这里说的是：“《乐毅论》中的‘数’字，也记着保存下来；这篇帖只是近来因为手臂疼痛而停止写字，不能临学罢了。”次庄释作“愿学”也说得通，但把□写作“学”，按照草书笔法很不合适；“吾旧作数行草草”与上下文的意思也都不贯通，肯定不是这样。米芾认为《临〈乐毅论〉帖》是俗人伪作，确实如此。这篇书法柔弱迟缓，完全没有永兴严谨端庄的意趣。而且它的文义到了“遣，书谨空”便已经结束；“得书”以下七个字，又从另一篇帖接续而来。文义完全不相连，笔意也与上文不同，它是伪作无疑。永兴在唐太宗即位初年，年纪已经老了，上表请求退休，未获允许。到贞观十二年，再次上表请求致仕，这才获准。这篇“疲朽帖”说：“还没有向东归去的日期，只能徒增慨叹。”可见他急切思归，到这时已经十多年了。这一定是他第二次请求致仕时所说的话，是恳切嘱咐主管事务的人，让他尽力主持办理。□力应当是“得力”，也有人写作“卿力”，顾氏写作“公力”，都不对。“郑长官帖”中的□，应当是“荡荡”，不是“不荡荡”；刘氏作“垣”，顾氏作“恒”，顾氏的释法较为正确。

译唐率更令欧阳询书。欧阳询字信本，是潭州临湘人。贞观初年，历任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男。去世时八十五岁。这一帖的目录题法是正确的。《兰惹帖》是率更观看书后的题跋之语，笔法谨严，肯定是真迹。虞永兴的另一篇帖中也有“承蒙赐示名公书画，可以顿时唤醒滞塞的思绪”这样的话，与此大致相同。然而那篇帖应当是依照这篇帖仿写，又伪造为虞永兴的书迹来欺骗俗人的眼目，不足以相信。考察《静思帖》的文义，它承接了上一帖的话，疑心应当是同一时期所说的。自魏晋以来，往往把“使”当作使者、信使，所以王羲之《十七帖》中有“先前得到他的书信，于是没有取答”的话。《太清楼续帖》第四卷《右军帖》中也有“如今借他的信回复您的书，想来一定送到了”的话。这里说“定须寄信”，下面《平安帖》说“非常想知道你们的消息”，于是便把它理解成书信的“信”了。古人问候“信”时，“信”字大多写作“讯”，不写作“信”。晋代陈逵《伯礼帖》说“明愿问讯”，正是写作“讯”；把“信”理解为书信之“信”，大概是从率更开始的。“定□”应当是“定须”，只是行笔迅疾，漏掉了一点罢了；顾氏作“顷”，不对。□□应当是“立具”，意思是“定须寄信，希望立即写好，不要迟误”。顾氏把两个字合写成一个“意”字，也不对。米芾说《比年帖》是俗人伪作。《淳化阁帖》收录率更令欧阳询的六篇帖，只有《比年帖》是伪作，其余都险峻劲利、峭拔削瘦，确实是率更的手笔，与他所书《史事》等帖完全相同。弇州山人却讥评它们“拘谨寒险”，大概不是能够真正了解率更的人。唐谏议大夫柳公权书。柳公权字诚悬，是京兆华原人，太子太保柳公绰的弟弟，历任太子少师，八十八岁去世，追赠太子太师。这一帖的目录应当题作《唐太子太师柳公权书》。黄长睿说：“柳少师与弟帖末说：‘诚悬呈。’许多人对此感到怀疑。颜师古注《汉书·丞相衡传》说：‘字是用来表明德行的，哪里是人自己可以称呼的？’柳公权不应当自称字。然而我曾看过王逸少的《敬谢帖》，他自己说‘王逸少白’。《庐山远公集》中卢循给远公的信，也自称‘范阳卢子先叩头’。那么古人自称字，大概也是有这种情况的。”顾从义说：“公权与弟弟之间，本来可以称字。” 《圣慈帖》与虞永兴临写《乐毅论帖》的笔势大致相同，但这篇更加纵逸，应当是同一人伪造的书迹。末尾两个字□□，应当是“敬空”，也与虞帖相同。“空”字漏写下半部，所以行势稍短。施氏作“悬”不对，顾氏作“敬问”，或许说得通。考察柳公权曾任敬穆文三朝的侍书，柳公绰因为他颇像工祝，便写信给宰相请求替他换一个散秩，于是柳公权升任右司郎中、弘文馆学士。文宗思念他，又召回任侍书，充任翰林书诏学士。帖中说：“圣上慈恩允许，守官之罪责稍有减免。”难道就是当时的话吗？然而柳公权有一篇防诏出守翰林的帖，也是同时所书，笔势纵横沉劲，有不可逼压之势，与这篇帖相差极远，由此可知这篇帖是伪作无疑。考察《柳公绰传》：柳公绰有两个弟弟，柳公权、柳公谅。柳公绰的伯父柳子华另有两个儿子，柳公器、柳公度。这样看来，史传所说的柳公权弟弟只有三人。这篇《八月定发帖》却说有五个弟弟。大概史书认为他们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所以没有全部记载。柳公权写信时表达兄弟同胞之情，因此应当一并提到。这也可以补充史书的缺漏。“伏审帖展□”中的□应当是“展豁”，只是右半部行笔迅疾，偶然纵写罢了；顾氏作“展割”，是错误的。“□□”应当是“悢悢”。《玉篇》说，悢悢就是惆怅。唐代林藻《深慰帖》说“预先想到离别的悢悢”。顾氏释作“徐”，施氏作“恨”，都不对。□□应当是“后使”，也有人写作“后▯”，这样就不是帖末的一个字。帖末的字应当是“空”，因为帖尾的署押字与前面的“谨空”字相同。唐宋人的书帖中常有这种情况；这里因为写完时行笔迅疾，不再多作折笔，所以从□字写起。朱氏作“耶”，也有人作“言”，都不对。唐李邕书。李邕字太和，是广陵江都人。李善的儿子，天宝初年历任汲郡、北海二郡太守。代宗时，追赠秘书监。这一帖的目录应当题作“唐秘书监李邕书”，大观年间的标目是正确的。北海李邕的书法一出现，就超出王献之的鼓努惊奔，气势更胜一筹。魏晋淳厚古朴的意味，从此便远去了。看他的为人，辞辩、义烈，都有过人之处；但英迈之气太重，所以一生多遭颠沛，最终因为豪奢放纵、不拘小节，招致被判处死刑而死。这篇帖说：“想让小儿进京，应当从澧州经过。”大概是他跟随中官杨思朂到岭南讨贼时所说的话。“十二日”有一本作“十二月”。帖末《庆历帖》中有“散骑”二字。唐谏议大夫褚庭诲书。《墨池编》说：“褚庭诲，钱塘人，是左散骑常侍褚无量的侄子。开元年间，官至谏议大夫。”考察旧史，褚无量没有本传；褚无量是杭州盐官人，这里称钱塘人是错误的。又考察苏颋撰写的《褚无量神道碑》，称褚庭诲是褚无量的次子、左拾遗，那么这里所说的褚无量侄子以及谏议大夫，也都是错误的。这一帖的目录应当题作“唐左拾遗褚庭诲书”。五行书法深沉润泽，富有神采，当时人称他为“小褚”，并不是虚誉。“人信□问”仍然是把“信”理解成信使之“信”。唐尚书郎薛稷书。薛稷字嗣通，是蒲州汾阴人。太常卿薛收的侄子，郑公魏征的外孙。历任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这一帖的目录应当题作“唐太子少保薛稷书”。贞观、永徽年间，虞世南、褚遂良以书法专擅名家。薛稷精心临摹仿效，结体遒劲秀丽，于是凭书法名闻天下。他从褚遂良那里得到的尤其多，所以当时人有“买褚得薛，不失其节”的话。这四行字，大概也只是尝到鼎中一片肉而已。这篇帖中有两个“馈”字，陈寿《三国志》都作“鲻”音；这里作“兹”，应当只是书法略有不同。

译唐洺州刺史徐峤之书。徐峤之字维岳，是越州人，吏部侍郎徐师道的儿子，太子少师徐浩的父亲。徐家三代的书法，在当时都很有名。考察旧史，只称徐峤；新史则说徐浩的父亲名峤之。徐浩《古迹记》自称“先考故洺州刺史、赠左常侍峤之”。他的真书、行书、草书，名冠古今。徐浩《书山口碣石》又称“故银青光禄大夫、洺州刺史、上柱国峤之，赠左散骑常侍”。所以应当以他自己所称的“峤之”为正确；旧史称他为洛州刺史，也是把“洺”误作“洛”了。本帖正作“洺”。这一帖的目录应当题作《唐左散骑常侍徐峤之书》。这篇帖正是徐峤之受任洺州时所说的话。“□梨”应当是“阇梨”，也有人作“阅”。“误动正安隠”应当是“动止安隠”，只是偶然多写了一小画。“泉”本正作“动止”。第三卷山涛书中的“谅”字尤其质朴端正，把“止”写作“正”。这里“动止安隠”又把“正”写作“止”，都是行笔偶然造成的错误。“忽忽”自魏晋以来都写作“勿勿”，到这里才开始出现“忽忽”二字。王羲之帖虽有“遇信忽卒，万不一陈”的话，但那是伪书，不足为据。唐东宫长史陆柬之书。陆柬之是苏州吴县人，虞世南的外甥。他年少时学习舅父的书法，以书法闻名，官至太子司议郎。这一帖的目录应当题作“唐太子司议郎陆柬之书”。黄长睿说：“陆柬之的帖，完全不像唐人的语言，应当是临摹晋宋人的帖，或者仿效晋宋人的语言写成的。” 我从前在淮阴时，在杨刺史的守知官斋中见过这篇帖；那一通古刻的笔势纵横，古雅程度是《淳化阁帖》的十倍，由此可知《淳化阁帖》的底本在摹拓过程中失真之处很多。“上下无恙”中重复写了一个“恙”字，应当是陆柬之在越地行走时多写了一个字，就像鲁公讨论“坐书藁”时，让百官共同瞻仰而多写了一个“使”字那样。唐薄绍之书。考察窦蒙《述书赋注》和张怀瓘《书断》，都说：“薄绍之字敬叔，是丹阳人，官至给事中，行书、草书洒脱不拘。时人超过羊欣；黄长睿说：‘薄绍之在宋代任丹阳尹，书法与羊欣齐名，当时称为羊薄。’《淳化阁帖》把他列为唐人，错误极其严重。”考察起来，敬叔只是丹阳人，并不是丹阳尹，黄长睿也错了。这一帖的目录应当题作“宋给事中薄绍之”。《大观》的标目是正确的。□□应当是“周旋”，有人作“同于”，不对。“甚□一宅□”中的字也值得怀疑。何屺瞻说，恐怕是“须”字，只是摹拓时失误了。“多□成交”中的字也应当是摹拓错误。刘氏作“尝”，从文义看恐怕不对。帖末的两个□字，都应当是“白”，与卷首陈逵书中的“白”字正相同。《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卷四 〈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淳化秘阁法帖考正》〉 钦定《四库全书》《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卷五 监察御史王澍撰写 各家古代法帖 黄长睿说：从苍颉到程邈的书法全都是伪作。这一卷尤其荒疏草率，令人可笑。不仅卷首所列各家毫无依据，后面所列各家错误更为严重。秦代尚未有楷书，却把它说成是程邈所书；宋儋是开元年间的人，却不知道他属于唐代而误作隋人。《法帖》中的文帝书，也没有按历代帝王的次序列在首卷。 “投老”两帖，不能辨认出是率更、敬祖两帖；又不知道它们是大令所书。其他如“晚寒”一帖、“移屋”两帖，连这些也不能辨别，就更不值得说了。只有智果是隋代僧人，怀素是唐代僧人，不应列在名臣之后。“章草”“蜀志”两帖，无法确定作者姓名，应当只题作“古法帖”才是。苍颉书。苍颉是黄帝的史官。帖目应当称作“黄帝史苍颉书”。《易经》说：“上古时代用结绳来治理事务，后世的圣人改用书契。”苍颉通晓神明之理，仰观奎宿所显示的文章和圆曲形势，俯察龟甲纹理、鸟兽足迹的形象，广泛采集各种美妙形态，合并起来造字，这就是古文。《孝经援神契》说：“奎宿主掌文章，苍颉仿照各种形象造字，就是这个意思。”如今这部书的字虽然无法辨认，但考察它的书法，气势和笔力短浅，完全没有古意，竟与后世小篆没有区别，并不是古文。因此秦淮海也有“完全不像科斗文，而接近大小二篆”的疑问。虞世南《书防述》说：“苍颉取象于形，流传在各种典籍中；后世已经断绝了他的字迹，无法加以称述。”据此来说，它是伪作已经确定无疑。夏禹书 世上流传的大禹书迹，只有衡岳岣嵝峰的七十二字，笔法奇特古朴，大多无法辨认。然而鉴定者仍然怀疑它字形虽奇却不合书法规范，文辞虽奇却不合伦理条理，音韵虽奇却不合古制。如今这十二个字与岣嵝峰文字完全不像。我曾经得到一枚大禹开山币，据说是大禹佩带着治水的东西，正面有四字，背面有二字，也无法辨认。但其笔法横绝奇伟，扬起笔锋仿佛可以上达天界，折转笔势仿佛可以深入地下，若非大禹亲作不可能。如今这部书又与开山币不像，它是伪作无疑。以上两部书，偶尔也有一两个字可以辨认。然而既然是伪作，就未必完全依据原本，不过是凭臆想涂画，随意写成几十个字，分别安排部类，硬说这是某人的书、那是某人的书罢了。即使有些字能够辨认，也不足以作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