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卷十

译宋曹之格《宝晋斋帖》收有王献之《十二月割至帖》，文字到“庆等大军止”，共三十二字。董其昌《戏鸿堂帖》认为前后文辞意义相连，便把它放在此帖之前，合为一帖，确实有见地。“□道寻去”，按书法应当是“直道”，刘顾本作“宜”，是错误的。《戏鸿堂帖》本作“还道”，与【缺字】完全不同，这里应是摹写错误。“分□□言”，应当是“分张可言”，带有上面的“张”字。末一折写作“可”字，古帖中首笔往往有这种写法。刘顾不知道这一点，释作“分张少言”，错误。以上各帖既然书法狂怪，文义又断断续续、无法贯通，王侍书为什么把它们放在王献之卷首，难道认为这些法帖是王献之奇特绝妙的作品吗？第六卷《适欲遣书》等帖也被放在王羲之卷首，可见情形也是这样。王侍书竟到了真伪不能辨、雅俗不能分的地步，难怪被米元章、王元美两位先生彻底抨击。米元章说以上各帖是张长史的书法，我已经在卷首辨析过了。只是他在《委曲帖》下面题写“以上八帖为唐张旭书”，难道认为这一帖是王献之所书吗？这帖的书法狂放而韵味庸俗，与前面几帖相同；而且帖中的【缺字】字、上帖中的“但”字，与第二卷张旭帖中的【缺字】字如出一手。不必再考察其他地方，仅凭这一个字，手笔就完全显露出来了。同为伪迹无疑。《新妇服地黄汤帖》。“未还□”中的【缺字】以及“尔□”中的字都值得怀疑。刘本作“何”，顾本作“可”，都不确切。《绛帖》也收录这帖，但与《淳化》本很不相同。绛本说：“王献之自鄱阳向东归来后，新妇于是病情更加不好，服地黄汤以来，睡眠饮食还没有恢复正常，忧虑悬在心中不能消除。姨母所患的病好些了吗？先前所议论的事情，想必已经涉及了吧。明天应当能与您相见吗？”署名王献之。考察《新妇帖》有唐人摹本，与《淳化》本完全相同，应当以《淳化》本为正确。绛本所收的，其实是后人汇集王献之书法而成的。《鄱阳东归》汇集了《鄱阳归乡帖》的文字；“姨母所患的病好些了吗”汇集了《阿姨帖》的文字；“明天应当能与您相见”汇集了《鸭头丸帖》的文字；全都是从十卷王献之法帖中拼集而成，应当是伪帖。《鸭头丸帖》。这帖是真迹，万历年间收藏在新安吴用卿家。刻入《余清帖》中，确实是王献之所作。宋思陵题为王羲之所书，还为它作了赞语。柯九思等人也不敢提出不同意见，恐怕都错了。考察这篇《阿姨帖》以及后面的《豹奴》《鄱阳》等八九帖，都丰润工稳，却缺少王献之超逸脱俗的妙处。它们与《右军夫人》《平康》等帖出自同一人之手，恐怕也是代笔人所作。我这样的说法似乎令人震惊，但确实是从《豹奴帖》中看出了根据。长睿说：“豹奴是桓嗣，王氏的外甥，所以二王法帖中时时提到他，如王羲之所说‘豹奴晚不归家’之类。然而这里的‘豹奴’，以及这篇《月帖》，也是后人依仿而成。” 我认为《阿姨帖》以下各帖都是同一人伪造的。这篇《豹奴帖》笔意充足，与前后各帖出自同一人之手；长睿认为是后人依仿的，更加可以证明我的看法并非妄说。不过这几帖的格调韵味还算端正，与前面的《桓江州》等帖不同，所以是伪书中较好的作品。《孙权据江东帖》。这篇与第五卷《孤不度德》及《董卓以来》两帖一样，都是无名氏的书法。这是《蜀志·诸葛亮传》中的话，正好接在《董卓帖》之后。王侍书不知道前面两段是古法帖，却把这一段当作王献之的法帖。又在帖首妄加“七月二日献之白”七个字。本书中的《魏志》，怎么能认为是王献之的书信呢？实在可笑。“世”字中间缺少一笔，大概是为了避唐太宗的讳；那么这帖就是唐人摹写的。唐代极其重视书法，竟然也会这样胡乱传写。王侍书不但没有删去，反而把它列入官刻法帖之中。前面伪造，后面又误判，想不到古人竟也有这样的情况，实在令人深为惊怪。【缺字】是“尽”字的章草写法，因此如此。次庄误作“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卷、七月、二日〕 长睿说：“西边连接巴蜀，又与使用武力的国家相连。‘武’字二字的章草写法容易混淆，摹写者弄错了，便把它放在那里。” 其下按《蜀志》来看，帖中漏掉了“主”字；末句“信义著于四海”以下的诸葛亮话还没有说完，却突然接上“以来之”，可见“大国诚难至也”八个字把它截断了。这与帖首“七月二日献之白”七个字一样，荒谬妄作到了这种程度。在这段文字下面，按照《蜀志》考察“失主”字帖。帖末写道：“信义著于四海，接下来的诸葛亮言语还没有说完，却突然把它拿来使用；大国确实难以达到这种地步啊。”用八个字概括了它。这与帖首“七月二日献之白”七个字相同，其荒谬竟到了如此程度。何屺瞻说“来”字应当作“封”，也是主观臆测。《鄱阳帖》。散骑王敬和，就是王洽。历任散骑、中书郎。《疾病有所减轻帖》。大令这帖是仿效右军的，但仍有他英俊挺拔的本色，所以自然不乏可取之处。《极热帖》。“[缺字]闷”下面两字，有的把它们连在上面写作“闷闷”，有的把它们连在下面的“军”字上写作“闷晕”，都可以讲得通。《患脓帖》。这下面四行，与上面的《极热帖》笔法已经不同，文义也不相连，应当是另一帖。而且笔法柔弱滑熟，应当是伪作。考察起来，长睿认为这两帖都接近近世的俗语，字势也不算好，因此不是王氏法帖。我先前说过，长睿常常把措辞显得直白的作品判为不是二王书迹，恐怕不能作为定论。大概时代越往后，文章就越多，为什么要拘泥于这种说法呢？“君有好药”等语句，难道就不是大令所写吗？讨论书法，只应当以字迹为主要依据。这两帖《极热帖》与上面的《鄱阳阿姨》等帖，笔法、气韵都相同，而这帖更加柔滑。这样看来，长睿把它看作不是王氏法帖，所以应当毫不怀疑地判定为伪作。《冠军帖》。米芾说：“这帖是伪作；《大观帖》因此把它列重在第九卷，所以没有著录。” 《服油帖》。长睿认为“不至于极其艰辛”是近世俗语，不是王氏法帖。考察起来，这帖是大令仿写右军，圆浑而富于变化，简直可与他的父亲相比，是大令法帖中最上乘的作品。长睿不会书法，所以不善于鉴定。《阿姑帖》。《阿姑帖》，与上面相同。“豹奴鄱阳”是同一人的书迹，[缺字]，应当是“知一”，写作“欲”是不对的。《舍内帖》。“分[缺字]”应当是“分违”。《右军行至吴帖》的“违”字也是这样写的。刘氏本作“分连”，顾氏本作“分遣”，都不对。《复面帖》。这帖与上面的《冠军帖》出自同一人的手笔，笔画直露而韵味不足，只模仿了大令的外貌，却失去了他的神采，确实是伪作。长睿认为是宋、齐时代的人所作，恐怕还是说得过头了。“言[缺字]”，按书法看应当是“居”字。另一帖前面有“首”字，写作[字形不清]，与此不同，作“居”是对的。末尾“[缺字][缺字]”应当是“[缺字]”，一一本作“耳”，作“具”都不对。把这帖退还。米芾认为这下面两帖是伪作。考察起来，这些都是大令仿写右军的作品，其中《得西问帖》尤其是合作之作。米芾的鉴定错了。

译领军是王洽。穆帝时征召授任领军。考察起来，庾亮曾任中领军，庾冰也任过领军将军，但都在大令之前。这里的“领军”一定是王洽。丹扬是庾和。升平年间，他代替孔严任丹扬尹。庾和在太和初年又代替王恪任中领军。但不应当同一个人有两个称呼。由此可以确定，这里的“领军”不是庾和。《鄱阳帖》见前卷。“故[缺字]风”应当是“苦风”。《帖后疾[缺字]》中的“字”与此相同。这一处作“在非作者”，也不是“亦[缺字]得”，应当是“亦云得”，写作“足得”不对。《得西问帖》。“[缺字]复云何”应当是“冦作”。“寝”字不是右军《桓公摧冦帖》中的字，[缺字]字正是这样写的。《月终帖》。这帖米芾认为是伪作。考察起来，它与前卷《永嘉授衣》等帖的笔法完全相同，都是大令极其精心锤炼的作品。米芾把它判为伪作，恐怕是判断过头了。《东家帖》。这帖与前面的《豹奴鄱阳》出自同一人的手笔。《昨日诸愿帖》。“[缺字]”字误从“目”旁，钩摹也有失误。“泠”应当是“冷”；“作洽误”，是因为常[缺字][缺字]，所以如此；“[缺字]当是常恶公故尔”，应当是“常恶公故尔”。“怏怏”一句，“言操之创不差胸次常恶想公亦当怏怏”，古人的文字就是这样简约质朴。“顾氏本作常念，笔法不合”；[缺字]一本作“愦愦”，也讲得通。“昨来[缺字]下”应当是“昨来复下”；“澄斋误把昨写作作次”，庄氏误把“复”写成“腹”，都不对。“殊[缺字]文义”应当是“殊乏言”，意思是“因为昨下，所以特别缺少言语”。“笔驶有似口耳”，顾氏说“疑作口非石”；[缺字]丸的字中少了一笔，是钩摹失真。“泉本有之”，应当以泉本为正确。“[缺字][缺字]力”应当是“冀得力”，也是因为笔势迅疾，所以看起来像“何”字。顾氏认为应当作“乏”，尤其不对。“[缺字]”应当是“谨白刘”，顾氏本作“谨谨”，也是错误。《不审尊体帖》。米芾认为这帖是羊欣所书，尤其是主观武断。这帖与上面的《月终帖》都是大令的合作之作。米芾把前一帖判为伪作，这里却说是羊欣所写，他的鉴定实在难以理解。“当是者”应当作“告”，作“去”都不对。《防等更恶帖》。这帖与前面的《阿姑帖》《东家帖》等，笔法完全相同。长睿说也是王氏书迹、但不是大令所书，可以说是极高明的鉴定。“携其长幼，[缺字]汝帖”正是这样写的；“诣顾”误作“诸大”，都可以[缺字]，应当是“大都可”。前卷《授衣帖》的两个“耳”字都这样写，书作“顾”写成“可可”也是错误。《鄱阳归乡帖》。这帖在第五卷中再次出现，米芾也认为是羊欣所书。考察起来，它与前面的《不审尊体帖》笔法不同，但米芾同样认为是羊欣所书，不知依据是什么。并且米芾在第五卷帖的注释中说是“子敬”，这里却说是羊欣，前后鉴定不同，也难以理解。这帖与《东家帖》《防更恶帖》等大体相同，只是这一帖更加草率滑熟，确定是伪书。《海盐诸舍帖》。黄山谷说：“右军抄写经书、用它换鹅时，子敬还年幼，未必能写这样的书简，这只是好事之人伪造的罢了。像贞观初年的杨师道等人，倒可以写出这样的字。” 元章说这是伪帖。长睿说：“前辈认为这墨帖是大令真迹，笔势险峻高远，好像从空中数丈之外投掷下来，这不是我敢妄加评论的。”这篇书法并不差，只是张扬狂放而强劲，没有晋代诸贤的韵味。并且帖中说：“崇虚刘道士的鹅群也一并归还了，献之等应当到那里向他道谢。”大概是因为逸少曾经书写《道德经》，用它换取山阴某道士所赠的一群鹅，所以附会编造出这帖。崇虚馆是在宋明帝泰始四年建立的，距子敬去世已经五十多年，怎么可能当时就这样称呼它呢？魏收《释老志》又记载，太和十五年下诏在桑干水以北建立道家寺院，名为崇虚寺，这离晋代更远了。因此它是伪作，毫无疑问。“海[缺字]”的笔法应当是“海监”，顾氏本作“海盐”。考察《晋书·地理志》：吴郡有海盐县。大令父子居住在会稽，距离海盐很近，确定应当是这样。“崇”字的钩摹有误。《敬祖帖》。这帖在第五卷中再次出现，字迹也略有不同。《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卷十。《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淳化秘阁法帖考正》。

译钦定《四库全书》。《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卷十一。监察御史王澍撰写。《古今法帖考》【附录】。自从宋太宗刻成《淳化秘阁法帖》后，天下人都把它视为珍宝。历代以来争相翻刻，终于多得无法考核。有的相同，有的不同，有的增加，有的删减，大体上都以《淳化秘阁法帖》为底本翻刻流传。时间久了，逐渐脱离原本宗旨，刻法差异悬殊，神采也完全不同，甚至同一帖在不同版本中彼此不同，文义也不相合，书法更无从谈起了。汇集法帖而少有佳刻，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如今根据我所知道的，选取其中最为著名的汇编成卷，以便考订比较；那些我所不知道的，就暂时缺略，等待后来的人加以补正。《澄清堂帖》。家损庵先生《笔麈》说：丙戌年秋七月，我到吴江，得以观看同年王行孝所收藏的十多卷《澄清堂帖》，都是二王的书迹，字画流动，笔意宛然。后来我在翰林院，有人拿着一卷古董给董玄宰看，玄宰惊叫着认为十分奇特，于是钩摹数十行，附在《戏鸿堂帖》的末尾。已经没有原来的笔意了，后来题跋却认为是贺监亲手摹写、南唐李氏所刻。考察《东观余论》说：世间流传的《十七帖》别本，大概是南唐后主李煜得到唐代贺知章临写的本子，刻石置于澄心堂。玄宰误把《十七帖》当成这帖，又误把“澄心堂”说成“澄清堂”。考察邢子愿侗《来禽馆集》：《澄清》最初不能确定是哪一代的版本，便拿来向娄江尚书求证；尚书又询问顾廷尉研山，认为这是南唐官拓、贺监亲手摹写的本子，是清润天成的上品，列在升元帖之上。本朝孙北海承泽《闲者轩帖考》也说：是贺季真的亲手摹写，错误之处都与玄宰相同。考察《笔麈》说：在同年王行孝处见到十多卷《澄清堂帖》。《闲者轩帖考》说：我过去见过几册，丁亥年又见到第一、第三、第四三册，卷首都有甲、乙字号，那么《澄清堂帖》应当是十册。损庵大概只是匆匆看见这部帖，惊叹其极为奇异；由于卷册繁多，一时来不及全部数清，所以概括地说有十多卷罢了。《升元帖》。《闲者轩帖考》说：南唐后主李煜从秘府取出珍藏的刻帖四卷，每卷后面都刻有“升元二年三月，建业文房模勒上石”，是《淳化阁帖》的祖本。我只见过宋人的翻刻本，上面有贾秋壑的印章；朱温的儿子也刻有《贞明帖》，如今已经失传。《淳化秘阁法帖》。《欧阳修集古录》说：宋太宗皇帝时，曾经派遣使者搜购前代贤人的真迹，杂合编成法帖十卷，刻成木板收藏起来。每当有大臣晋升进入二府时，就赐给他一部。后来不再赐予，有人说刻板还在御府院中。过去宫中发生火灾，刻板被焚毁，于是就不再赐予。也有人说刻板现在还在，只是不再赐给人罢了。因此民间尤其以官刻法帖为难得。米芾《宝晋英光集》说：“太宗皇帝留意书法，曾经借取王氏收藏的书法作品，用来汇集成《阁帖》十卷。” 曹士冕《法帖谱系》说：“熙陵从御府取出所收藏的历代真迹，命侍书王著在宫禁之中摹写、刻石，编成十卷。每卷末尾都用篆书题写：‘淳化三年壬辰岁十一月六日，奉圣防模勒上石。’” 这就是说，《阁帖》是依据真迹摹写刻成的。吴郡陆友仁说：“我曾经看到褚伯秀的记载：江南李后主命徐铉把所收藏的古今法帖刻入石中，名为《升元帖》。这样看来，它在《淳化帖》以前，应当是法帖的祖本。” 邢侗《来禽馆集》说：“《升元帖》是南唐徐铉摹写的，因为在《淳化帖》以前，所以称为祖帖。”我家收藏有《澄清堂帖》，用竖竹帘纸，墨色暗淡，古朴的香气扑鼻；刻工在转折处下刀，时常显露锋芒，于是使王羲之的须眉仿佛宛然可见。计知微也曾见过这两种法帖，大概是借鉴接近《升元帖》的作品，于是摹取编成很多，结果损伤了字体的厚重感。李日华说：“《淳化帖》以南唐建业的《文房帖》为祖本，并略有增删。《建业帖》是李主重光所作，经韩、宋二徐鉴定，并不是随意之作。《淳化帖》所增加的一两处，是侍书王著裁定收入的，因此长篇弹劾元章的文字中，常有皇帝的批示。” 汪仲嘉说：“《淳化帖》就是翻刻《升元帖》。” 这又是把《升元帖》作为《阁帖》的祖本。刘跂《暇日记》说：“马传庆说，这部法帖原是唐代保大年间摹写刻石的，题写着‘保大七年，仓曹参军王文炳模勒校对无差’。本朝攻下江南后得到这块石刻，淳化年间太宗命令把书馆中所有的法帖增补编成十卷，作为木刻本；后来石刻因火灾断裂残缺。民间有时还能收到一两卷。”这又把保大年间刻的法帖作为《淳化帖》的祖帖。考察《升元帖》，前代称说它的人并不一致；孙北海曾见过宋代的翻刻本，上面有贾秋壑的印章。至于保大刻帖，从来没有人提到，只有刘跂《暇日记》有记载。不过，他的说法又如此确凿可信。”这段话载于陶南村《辍耕录》，姑且保存这一说法，等待有鉴别能力的人判断。大梁刘衍卿世昌说：大德己亥年，岳父张君锡带我一同观看《淳化祖石帖》。每卷末尾都有题记：第一卷有高平范仲淹的题记；第五卷有东坡、张文潜、姜白石的题记；第六卷有洛阳伊川老夫、太学博士陈士元、苏舜钦的题记。陈士元题道：“这正是祖石刻。”第七卷陈简斋题道：“魏晋法书，不是人间本来应当有的东西。自从我太宗皇帝刻石赏赐以来，世间才见到不满十几位大臣与义首的书法，谨此叩首书写。”第八卷有苏颂、张舜民的题记；第十卷是太宗的书法。淳化四年六月廿二日，赐给毕士安的签题写道：“淳化祖石刻。” 这就是说，《淳化祖帖》是石刻本。陶南村《辍耕录》说：“现在世人所说的《淳化阁帖》，是用银锭纹的枣木板刻成，再用澄心堂纸和李廷珪墨印刷的。所以赵希鹄《洞天清录》也说：用枣木板摹刻，因此有时会有银锭纹；用李廷珪墨印刷，拿在手中摩擦也不会弄脏。不过又传说仁宗曾下诏，命僧人希白在秘阁前刻石，并有目录，卷尾没有篆书题字。所谓祖石刻，难道就是这个吗？” 王柏《淳化帖记》说：“本朝太宗皇帝，天下刚刚平定，就派使者搜求前代贤人的真迹，汇集成法帖十卷，在宫禁之中刻成木板。然而当时命王著辨别精粗，而王著鉴识不明，真伪无法察辨，玉石混杂，终于成为全帖的累赘。” 汪逵《淳化辨记》说：“它的版本是木刻本，共一百八十四块木板，二千二百八十七行。每段旁边分别刻有一、二、三、四等数字，有的刻人名；有银锭印记的地方，就是木板裂开的地方。” 这就是说，《淳化帖》是木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