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卷二

译后汉张芝书 张芝字伯英，是后汉桓帝、灵帝时期的人。朝廷以有道之士的名义征召他，他没有应召，因此世人称他为张有道。法帖目录应当称作“后汉征士张芝书”，并改正后收入第五卷。黄长睿说：“唐文皇《右军传赞》说：‘伯英临池学书的精妙，已经没有遗留下来的踪迹了。’当时远方搜求、暗中寻访，古代法帖全都出现了，御府所收藏的丰富程度无与伦比，尚且没有伯英的书迹，后世怎么还可能得到呢？不只是唐代如此，就是晋代见到它的人也很少。所以庾翼对右军说：‘从前得到伯英章草十纸，过江时丢失了，常常感叹这些精妙的墨迹永远断绝了。’这一卷章草《芝白》帖，稍微接近古法，恐怕也是摹仿前贤之作。至于从‘知汝愁’以下的五帖，就是米芾所说的全是张长史书迹的那些帖，确实如此。”按：南齐太祖赐给王僧虔观看古代墨迹十一种，其中有一帙张芝书。《宣和书谱》记载内府收藏的张芝草书，有《冠军帖》《章草消息帖》两种。《宣和书谱》所收的真伪或许还不能确定，但王特进鉴定精审，必不是妄言。南齐在晋以后，尚且可能有张芝书迹流传，那么当时或许只是偶然没有得到，或者有人极力购取后收藏起来，珍爱而不让它流出；这种情况世间时常有之，未必已经在人间永远断绝。所以褚遂良说：‘钟繇、张芝的墨迹，即使不满一尺纸，也不曾竟然说绝对没有。’不过这几帖狂放纵逸而不合规范，和王献之托桓江州所写的《助汝等》帖相同，都是同一人的伪书。米芾把它们指认为张长史的书迹，仍然是过分之论。张长史虽然癫狂放逸，但每一波一拂都有法度；看他传授颜鲁公《十二笔意》，是多么精严，多么细密，哪里容得任意挥洒？这几帖笔势特别浮滑，韵味特别恶俗，乃是后来极其庸劣而妄为之人所作，竟想污蔑张长史，尚且不能这样做，何况污蔑伯英呢？罪过，罪过。大体说来，《淳化阁帖》的伪书有三种笔手：第一卷《千字文》以及《安军破堽》等帖出于一人之手，《右军适欲遣书》等帖出于一人之手，《伯英知汝殊愁》和大令托桓江州《助汝等》帖出于一人之手。三者各有长短，不能据此判定谁优谁劣。“潜□□王侍书摸本”原来作“潜处”而已；“处”字占一行，“耳”字另占一行。后人因为纸幅短，妄自把“处”字拆成“不可”两行，而且缩短“耳”字，不仅丧失了原帖的笔意，连王侍书摹本的真实面貌也完全丧失了。顾氏说王著分行有误，并不是公允的说法。《大观帖》作了校正。“终年缠此”这一帖，援引上文正是我的病处。原来是一帖，顾氏却分成两帖。不能把刘氏的本子当作正确。□本原是“复”，《淳化阁帖》摹写错误，《大观帖》校正为“复”。□应当是“理”，□应当是“且”，“汝还”□字十分萧索。□□字的草书写法都不合规范。两□字，刘氏作“竟”，顾氏作“意”，都可疑。一□应当是“一昨”，也有人合写成“所”字，未必正确。总之，整篇字势狂放纵逸，完全没有汉代书法谨严的意味。即使果真是伯英的书迹，学习它也不过是沿着人家的门墙摸黑走路，何况它绝不是真的呢？这类书最容易把坏人的杂毒引入心中，像油渗入面里一样，无法洗除，正应当引以为深刻的戒惧。长睿说：“帖中有‘数往虎邱祖希时面’等语。祖希是张玄之的字，与大令同时。虎邱在江左，应当是后人书写二王帖中文字。” 有几处下面容纳不下“看”字，所以把字头提到前面的“潜处耳”处。“耳”字也正是这样，后人妄自把“耳”字缩短，与缩短“集散耳”一样。“耳”字也因此失去了真貌。□□应当是“弥”；如果顾氏作“弥数”，不对。从“自知汝殊愁”到这里，共二十二行，原本总是一帖。“今欲归帖”总共散失了□□，笔法应当是好的，刘氏释文也正是这样。顾氏认为刘氏释文有缺漏，又把它释作“往”，恐怕都不对。“忧□”应当是“忧勤”，只是因为运笔迅疾而漏掉了一折。“得鄱阳帖”中的鄱阳是庾冰。大令的帖中常常提到他，这更加可以证明这几帖不是伯英的书迹。“不过□”应当是“不过疲”中的“疲”字，顾氏作“彼”，可疑。以上原本是三帖，米芾却认为是五帖，难道是因为把“终年缠此”以及“看过”之后又分别拆成两帖吗？按：从“今欲归”以下两帖，笔墨韵味还清雅一些，所以应当相对较好。“知汝殊愁”也是如此。总而言之，都是伪帖。《秋凉平善帖》专一谨严而古雅，确实像是伯英的书迹。米芾认为是真迹，而长睿说可疑、也是摹仿前贤之作，恐怕是过分的说法。□□“秋凉，平善”。刘氏作“累为”，陈氏作“不日”，顾氏说。按书法看，应当是“不为不□”。“西行”应当是“不逐”，有人作“遂”，不对□□□□□。山谷作“指□”，次庄作“业□”。山谷作“湮”，都不对，应当是“捐弃漂没”。“送□□”作“余”，不应作“举”或“集”，也可疑。 “美阳”有的作“刘美阳”，有的作“到▯阳”，都可疑。

译后汉崔子玉的书迹。安平人崔瑗，字子玉。《后汉济北相帖》的标题应当称作“后汉济北相崔瑗”。张芝最初师法崔瑗、杜度，创作章草。他曾给朱宽写信，自述说：“向上比崔、杜还不足，向下比罗、赵则有余。”罗、赵就是罗晖、赵袭。按《后汉史》，崔瑗是汉顺帝时人，张芝是汉灵帝时人，那么叙列崔瑗应当在张芝之前。《大观帖》校正了次序，把崔瑗列在张芝之前，《淳化阁帖》却误列在张芝之后。而且称崔瑗为“后汉”，称张芝只为“汉”，难道没有考察崔、张的时代先后同属后汉吗？至于对张芝称名，对崔瑗称字，更是自乱体例，是从未听说过的。米芾认为这帖是齐梁人的书迹。按：这是第一卷，和《章帝》等帖同出于一人之手，都是伪书。虽然风韵较为清雅，面貌似乎不同，但笔势纠绕，缺少清劲刚健的气息，正和那些帖一样都是伪书。把它题作齐梁人，仍然是宽泛的说法。魏钟繇书。钟繇字元常。《魏明帝太傅帖》的标题应当称作“魏太傅钟繇书”。按《吴志》记载：魏文帝黄初三年，孙权派使者向魏称藩；十一月，魏加赐孙权九锡。群臣商议认为不应接受，孙权说：“现在正合适。”及至魏文帝想封孙权的儿子孙登，孙权以孙登年幼为由推辞。孙权表面上依附魏国，实际上内心并不相信魏国。魏国派侍中辛毗等前往和孙权结盟，并索取人质，孙权又推辞不答应。魏于是命令曺休等人包围南郡，索要人质。都尉浩周劝孙权送出人质，孙权答应了，却又推辞。魏文帝把浩周长久留下，孙权给浩周写信，又想替孙登求婚，并让孙长绪一同前往。魏文帝相信了他，但孙权最终还是没有送出人质。奏表所谓‘孙权归附，实际上怀有不自信之心’，说的就是这件事。孙权因为外患内乱尚未平息，便用谦卑的言辞上书，请求自我改正、奋勉。魏文帝回信，言辞诚恳，发誓守信，并诏令各军不得擅自进兵。奏表所谓‘答复孙权的疏文，曲折周详而合宜’，说的就是这封信。当时魏国三公上奏劝魏文帝削减孙权的爵位和封土，发兵进讨。钟繇认为这样做过分，所以说：‘现在的形势，还应当有所依违斟酌，希望您思考省察。’钟繇的用意确实深厚，但措辞防备郁结而不舒展，繁复而没有条理。难道是流传的年代久远，遗文发生了错乱吗？然而魏文帝最终没有调兵削爵，来依从三公的请求，那么或许是因为钟繇的一句话而停止了这件事吗？《宣示表》，长睿说：“真迹本来在王丞相导家中，王导过江时把它藏在衣带里，送给王逸少。王逸少又送给王脩。王脩死后，他的母亲把王脩平日珍藏的东西一同放入棺中，真迹于是绝迹。”这个本子是右军临摹的，像《贺捷表》一样，是唐人的摹本。真迹一面端正、一面偏侧，确实有出人意外的巧妙。这篇表文确实可以说幽深无边，古雅有余；但和《贺捷表》相比，终究相差很远。难道是当时存有矜持之心而刻意经营，也不免留下摹拟的痕迹吗？应当依据长睿的鉴定，和得到的《长风帖》一同归还给右军。顾氏说：“‘逯’的韵母和‘防’相同，意思是‘及’。钟繇《力命表》中有‘复▯逯及’的话。孙氏把它作姓氏，读音作‘録’，从文义看讲不通。‘横所防睨’的‘防’应当作‘盻’，只是省去了上面的两笔。作‘眄’、作‘盼’，似乎都不对。” “再世▯名”应当是“再世防名”。《黔江帖》正作“▯”，智永《千字文》“荣功茂实”、欧阳询《皇甫诞碑》以及“荣名蕃服”中都作“荣”。《淳化阁帖》作“▯”，大概是小误；《黔江帖》作“荣石”，尤其错误。“曲折得宜”中“宜”字下面还有一个重复的字，《大观帖》没有。文若就是荀彧，“防”应当是“完”字。李日华说：“《淳化祖帖》中，《宣示表》之后大多还有《戎辂表》十二行，其他法帖很少见到。按：我在杨次也刺史那里，见过一卷，其中也有《戎辂表》。” 《昨疏还示帖》中“英”字，《大观帖》说末笔被剥蚀。孙仲墙说：“靖康之变时，帖石沉没在金国；开禧以后，从▯塲中流传出来的本子，便削去了庾元规的名字，以避废主的讳。所谓‘亮字不全’，本来就是这种情况。”现在钟元常帖中也削去了“英”字的末笔，难道不是为了避讳亮子光瑛吗？“君能审已”帖，原本作“君”，顾氏作“若”，错误。长睿说：“《白骑帖》是王大令临摹的，唐开元年间在滑台人家中，和逸少临摹的《宣示帖》一同收藏，所以误录在钟繇一部；应当仍然把它归还给大令。” 《羸顿帖》，《大观帖》把上文合为一帖，但文义断续，无法辨别是否仍然保持原来的次序。《雪寒帖》不再逐一考订□字，都是错误的，不再一一说明。长睿说：“《得长风书帖》是逸少早年的书迹，还没有改变钟繇体，所以也误列在钟繇一部。”《长风帖》中有“范母子”等语，二王帖之间多有这类内容，米芾说：“是齐梁人的书迹，不对。”按长睿的鉴定确实不可磨灭；“松穆”就是松氏。王氏子弟，右军的帖中屡屡提到；“郗”是右军妻子的家族。这里说“郗还未卜”，应当是重熙以假节镇守下邳之后说的话。这样看来，这帖是右军所书无疑。“谢书已□□”应当是右军《月半哀忤帖》中的“具”字，正是这样写的；作“乞”、作“欲”都不对。

译吴青州刺史皇象书。《吴志·赵达传》的注文说：皇象字休明，是广陵江都人，没有说他历任过什么官职。张怀瓘《书断》和《宣和书谱》都说他官至侍中；这里却说是青州刺史，不知道依据是什么。帖目的标题应当写作“吴侍中皇象书”。长睿说：“皇象的《文武帖》，大概是抄写后汉东观校书郎中高彪送给幽州督军御史第五永的箴文。结字也很古雅。史书原文说‘吕尚七十’，这里说‘师尚七十’；史书原文说‘明其果毅’，这里说‘昭其果毅’。大概是作史的人为了避晋讳而改写的：‘师’是晋景帝的讳，‘昭’是晋文帝的讳。‘五将三门’以下，还有‘有地有九变丘陵山川’等二十六句，帖中都已经失去了。皇象的书迹在人间非常少，只有建业有吴代《天发神谶碑》，似篆似隶，字势奇伟，相传是皇象所书。”张怀瓘题评为“沉着痛快”，确实抓住了他的笔势。“即戎□身”，史书作《即戎忘身帖》。正是“忘”字末笔，竟把它写成了心字的波法。有人作“是”，有人作“从”，难道没有看过《后汉书》吗？米芾说，《顽闇表》和《章帝》是同一人的伪帖；长睿说，皇象的章草一表大概是唐人伪作，其字体正和世间流传的曹植《鹞雀赋》相同，都不是真迹。至于孙皓上呈晋武帝的表，也是章草书，字画高古，和这篇相比就不同了。“顽闇□□”应当是“容薄”，山谷作“空荡”，不对。“凡百□□”应当是“乖秽”，山谷作“朽秽”，也不对。“□宜”有人作“中宜”，有人作“闻宜”，保留疑义较好。“特防哀□”恐怕应当作“待”，只是偶然漏了一笔；作“伤”、作“侍”也都可疑。“安□”中的“感”字，摹拓时略有损失。□□□应当是“忘躯命”。右军《桓公至洛帖》中的“贼重命”，其“命”字也这样写；顾氏作“欲”，不对。“□观”应当是“荣观”，山谷误作“里观”。“智方□私”应当是“营私”，索靖《月仪章》中“营”字也这样写；顾氏作“当私”，不对。何屺瞻说：大体上这篇帖的文字有许多断缺，或许是因虫蛀损坏，摹拓时只保存了尚存的字，所以有很多地方无法读通。晋丞相张华书。张华字茂先，由壮武郡公取代下邳王晃担任司空，兼领著作之职，后来遇害，被削夺爵位。太安二年恢复爵位。因此张华虽然是宰辅，却不是丞相。帖目的标题应当称作《晋司空张华书》。《绛帖平》说：“茂先死于司空任上，并不是丞相。唐代已经没有他的书迹，这帖是伪作。字体粗劣，多用俗笔，和李怀琳所作《七贤帖》相同；它的末笔都向下垂。”何屺瞻说：“像是齐梁人的书迹。” “疾□”有人作“施”，顾氏作“欲”，“巳甚”都可疑。“比□□”顾氏作“将念”，也可疑。“张华□”有人作“施”，作“呈”是对的，也有人作“顿首”。晋丞相桓温书。桓温字元子，在简文帝时任晋丞相，孝武帝宁康元年去世。王导字茂宏，在成帝咸康四年任晋丞相，任职五年后去世。王敦字处重，在元帝建武元年被授为大将军，永昌元年自任丞相，又假意谦让不接受，第二年大宁三年去世。因此三人都应当标明为东晋人物；桓温和王导都应称丞相，王敦则只应称大将军。他们的次序应先王敦，再王导，最后桓温；《淳化阁帖》却全都倒置，失去了次序。“□节”，刘氏、顾氏都作“逐节”。“余□慰劳”，《大观帖》作“余所”。《淳化阁帖》摹写错误，□□□，刘氏作“诸相具答”，当然不对；顾氏作“诸都督”，也未必正确，保留疑义即可。“无所□□”应当作“防□□”；刘氏作“冶度”，顾氏作“酒席”，都可疑。晋丞相王导书。“省示帖□”应当是“示”，有人作“不”。“非辛酸之□”应当是“至”。山谷作“言”，有人作“意”，都不对。“吾□”应当是“吾守”，下面多了一折。顾氏作“甚”，从文义上说得通，但笔法不合。考异说应当作“虑”，不对。山谷作“蹔忌”，不对；刘氏、顾氏作“蹔忘”是正确的。□中，山谷作“殿中”较为正确；刘氏作“彀”，草法也不合。《大观帖》竟摹作“宼”，尤其不对。“天明往”，顾氏作“亦存疑”。《改朔帖》中，□字、□字、口字、□字都因摹写而失真。《大观帖》改正为□□口何如？□有一本作“恶”，应当是“蒸”字，只是省略了草法。“自”有一本作“日”，都不对。“满□”就是“懑閟□□”，应当是“不一”。刘氏、顾氏等都作“具”，不对。□□应当是“道白施释”。刘氏、顾氏没有“白”字，大概是遗漏了。《改朔》五行，字写得较细，应当另是一帖；上帖只是恰好写完了。刘氏把上、下合成一帖并加以编次。晋丞相王敦书。“侍□悲中”漏了一笔。□□应当是“邑邑”，有人分作“令邑”，有人合写成“意”，都不对。□如常应当是“正如常”，刘氏、顾氏作“自”，恐怕不对。□□刘氏作“快快”，顾氏作“愦愦”；“愦愦”是心中烦乱，较为正确。

译晋中书令王洽书。王洽字敬和，是王导的第三子，历任吴郡内史，征召入朝授任领军，不久加授中书令，他坚决推辞没有接受。升平二年，三十六岁，在任上去世。因此王洽只能称领军，不应称中书令。欧阳询说：“王逸少和堂弟王洽把章草变成今草，风韵妩媚、婉转流动，盛行于世，章草于是完全消失。”按：在右军担任领军以前，能写今草的人已经多得数不清了，怎么能说二王才开始创作今草呢？张怀瓘说：“伯英学习崔、杜的书法，温习旧法而获得新知，于是加以变化，形成今草，转而更加精妙。”这话才说得对。右军说：“弟弟的书法终于不比我差。看这四帖，草法深沉浑厚，行书更加刚劲古朴，风骨力量直逼右军，只是因为寿命不长，所以名声便比右军差了。”我说：“领军的格调韵味，本来就应当在大令之上。” 《辱告帖》中的□，是“问承”字，摹写时漏了一笔。“还□”应当是“还”。“白”，刘氏作“日”，不对，也不是《不孝帖》。按《晋书》，王导有六个儿子，长子王悦，先于王导去世；次子王恬，不见记载去世的年份。然而考察王导在成帝咸康五年去世，王洽在穆帝升平二年去世；王导去世后十九年，王洽三十六岁，那么王导去世时王洽才十七岁。王悦又先于王导去世，那么王悦去世时不过十几岁，未必马上就能写出这样的书法。这帖所说“慈兄一旦皆弃”，一定是指王恬。笔势遒劲，韵味古雅，几乎可以和世将的两篇表文相抗衡。右军敬畏他，本来就是应该的。黄长睿说：“□，刘氏作‘纷’，按书法看可疑。有人作‘豫’，他的释文注说：刘氏没有文字说明，因为馆阁法书是在私人家中刻印的，这帖旁边有侧注写着‘豫’字，恐怕是后人署名。《淳化阁帖》《大观帖》摹写时把它收入其中，行笔钩勒又有差误，于是便无法辨认了。刘氏本中的‘豫’字十分清楚。” 这是《兄子帖》。其中说“兄子号哭毁伤”，令人不忍心看，这应当也是王恬临终时所说的话。考察《晋书》，王悦没有儿子，以弟弟王恬的儿子王琨为嗣，那么这里说的应当就是王琨。帖本原作“奈何奈何”，《大观帖》和肃府本都相同。顾氏本只作“奈何”，是错误的。《感塞帖》中有两个字因摹写而误，《大观帖》已经改正。晋司徒王珉书。王珉字季琰，是王洽的次子，擅长行书。他接替王献之兼任中书令，二人齐名，所以世人称王献之为“大令”，称王珉为“小令”。太元十三年，二十八岁去世，追赠太常。帖目应当称为“东晋太常卿王珉”，这里称“司徒”，应当是因为王珉的哥哥王珣追赠司徒，所以错误地这样称呼了。小令王珉的法名是防之，弟弟名叫王僧弥，王法防已经去世，所以世间有“法防不是不好，只是僧弥难以做他的兄长”这样的说法。僧弥是王珉的小儿子。如今看他的书法，像琼枝玉树，风姿超绝，几乎要胜过大令。大令说：“弟弟的书法如同骑着骡子，渐渐要赶到骅骝前面去了。”大概王献之也忌惮他的书法。王珣是王洽的长子，王珉是王洽的次子，那么王珉的次序应当排在王珣之后。王珣在《淳化帖》中次序错误，《大观帖》改正为正确次序。此年帖中“垂□竟”的字，《大观帖》因避宋讳而缺去末笔；“怀兼割顾”一语，释文作“悲怀”，文义是通的，但从笔法看应当是“恐”。《十八日帖》中“以二书”应当是“比二书”。刘氏本作“以非”，□至未；刘氏、顾氏本都作“暂为是”，但从笔法看应当是“服□”。“可不”也应当是“比”。“不□□帖”，《大观帖》作“一一”，刘氏、顾氏本作“具”，是错误的。《何如帖》前半的十六个字，与后半“何如”以下的十九个字笔法不同，应当原是另一帖，只是前半部分失传了。《淳化帖》没有详细考察文义，按笔法把它合为一帖，很奇怪。“得书□之”应当是“慰之”，“慰”与“至”的草书写法相近，只是运笔迅疾，偶然写得圆转罢了。刘氏、顾氏本作“至”，不对。“吾□”，刘氏、顾氏本作“吾”，也不对，应当是“吾邑”。“今欲出帖”，本月□□，《山谷》作“亟尽月”，“小尽”也是这个意思。刘氏、顾氏本作“急遣帖”，后面的“遣报”作□，由此可知这里的“□”应当是“尽”。□应当作“卿可”二字合写，这种写法在古帖中很常见。□□，《山谷》作□，因此不是刘氏、顾氏本所作的字，《大观帖》作“是”。“吾”字下面，《大观帖》多了一个“早”字；“□出”一作“飡出”，一作“限出”，都不对。刘氏本作“临出”，应当是从王家藏本得到的。“毕”三字中的“小”，应当是旁注摹入正文的。“家”一作“敬”，不对；□□应当是“豫檄”。《山谷》作“豫报”，认为原字有损笔画，不对；□□应当是“敬报”。书写将结束时，因运笔迅疾而漏掉折笔，与上面□字忽然多作折笔相同，都是因为运笔太快，来不及停笔收束，所以刘氏、顾氏本都作“相报”，不对。晋司徒王珣书。王珣字元琳，小字法防，是王洽的长子，历任卫将军，都督水陆军事，加授散骑常侍。安帝隆安四年，五十二岁去世，追赠车骑将军、开府。桓玄辅政时，改赠司徒。这里称“司徒”是正确的。“即何如？”《淳化帖》《大观帖》都没有“日”字。刘氏、顾氏本都作“即日”。“何如？□弊”，刘氏本作“能”，顾氏本作“服”。一作“秋”，存疑。“为得□□”，应当是“不一”二字，刘氏、顾氏本都作“不具”，也存疑。“□□”应当是“顿首白”，刘氏本作“拜白”，不对。李日华《六研斋二笔》称，王文肃所收藏的《淳化祖帖》中有《王珣书》《少伯远帖》等帖。如今遍考《淳化帖》的各个版本，都没有《伯远帖》，并且都与王文肃所藏本相同。不知道李日华所说的那些帖中有《伯远帖》的，究竟是哪一种本子。

译晋侍中王廙书。王廙字世将，是丞相王导的堂弟，也是右军王羲之的叔父。历任平南将军、荆州刺史，去世后追赠侍中、骠骑将军。帖目应当称为“晋侍中骠骑将军王廙书”。《廿四日帖》，米元章说是与《章帝一手》一样的伪书。长睿说，王世将的《二十四日帖》与第一卷《数朝》等伪帖的字势没有差别，只有后面的两表极其古雅，确实能够传达钟氏的笔意，王右军也曾学习它。“示”字，《大观帖》作□，这是摹写错误；应当是“同”，刘氏释文作“得之”，顾氏作“因”，都不是。王僧虔《书论》说：“晋室渡江以来，在王右军以前，只有王廙最为突出，他的书法成为右军的法则。”羊欣擅长书法，也称：“琅邪王廙能够传承钟氏笔法。”这里上面是元帝的两篇表文，笔迹极其古雅，太傅的遗法仿佛还没有失传，王廙理应成为右军学习的老师。长睿说：“顿乏勿勿。”考察《颜氏家训》说：“世间书信多写作‘勿勿’，相承如此，却没有人探究它的由来。有人妄称这是‘忽忽’二字的残缺。”《说文》说：“‘勿’是州里所树立的旗帜，大概是用来催促百姓办事的，所以匆忙的人称作‘勿勿’。”我认为，《颜氏家训》引用《说文》来证明这个字，已经很充分了；而如今世俗又在“勿勿”二字中妄加一个斜笔，读作“匆”字，就更加失去本义了。《祭义》说：“勿勿，是希望众人享用它。”注说：“勿勿，犹如勉勉，是诚恳而喜爱的样子。”杜牧的诗说：“浮生长勿勿。”由此可知，“勿勿”出自《祭义》，古人的诗中也使用它，并不只是书信中才这样说。两篇表文中的“愍”字，左上角的“民”字都缺了一笔，大概是唐人钩摹时为了避唐文皇李世民的讳。 “诚惶”下面，《大观帖》下面还有“诚恐”二字。《晋史·元纪》记载：元帝所宠幸的郑夫人，衣服没有纹饰；表文说：“郑夫人竟然这样困顿，如今又增加或减少了什么。”我恭敬地思念死者、怜悯活人，那么郑夫人大概是在元帝之前去世的。《七月十三日帖》的笔法简劲古朴，正是平南将军王廙的书法，只是流传摹写时失真很多。□从笔法看应当是“寺”，顾氏本作“等”，难道不可疑吗？□应当是“不”，旧释文都作“不”，说成“言非”吗？□一作“侧”，一作“何”，都不对。刘氏本作“月行复半”，文义是“得”吗？□一作“独”，一作“缅”，都可疑。□应当是“审施”，释文中最恰当的是《大观帖》把下面合为一帖，那么“不审防何如”在文义上正好相合，顾氏说应当作“佳”。考察晋人写“佳”字，凡是书写“佳”字都作□，没有作□的。本帖上下都写作“佳”，正是作□，由此可知这里的□字不是“佳”。□一作“宣”，一作“闻”。□一作“鸿”，一作“防”，都可疑。□如▯断，应当是“疟”；如按另一种断句，或作“疾”，也说得通。□人应当是“然人”，旧本作“愁人”，不合适。▯□应当是“宜复”。“一一”旧本都作“具”，不对。□应当是“与不可”吗？□应当是“不可言”。□《淳化帖》作“北反”，《大观帖》作“北及”，屺瞻说应当作“发”，都可疑。“书不□”应当是“书不具”，旧本都作“不足”，不对。□□应当是“自防”，顾氏本作“白复”，不对。“□息消”三字有缺笔。从“七月十三日”以下九行，玩味它的笔法，本来是一帖。《淳化帖》把“防何如”以下另分为一帖，难道不是错误吗？“疟如复”既然断在这里，也应当与上文合为一帖。刘氏本另作一帖，也不对。晋太宰高平郗鉴书。郗鉴字道徽，明帝因为他有才器和声望，于是下诏特许他起草上表奏疏，以从简便；封为南昌县公，进爵太尉，七十一岁去世，追赠太宰。帖目称“太宰”是正确的，只是特意称其郡望，没有实际意义。帖末本来有两个“顿首”，顾氏释文漏掉了一个。晋侍中郗愔书。郗愔字方回，是郗鉴的长子，历任镇军将军，都督浙东五郡军事；后来征召授任司空，坚决推辞不接受。太元九年，七十二岁去世，追赠侍中、司空。帖目应当称为“晋侍中司空郗愔书”，这里只称“侍中”，是错误的。《九月七日帖》□，“得章”应当是“比得章”。下帖中的“同食□”，应当是“食进”吗？意思是说病情渐渐好转，饮食现在进得下去吗？刚刚痊愈将要出行，实在困难。有人作“逢”，不对。《廿四日帖》全都明白。□刘氏本作“达”，是对的；有人作“违”，有人作“连”，都不对。“日□”应当是“日凉”，刘氏、顾氏本作“谅”，不对。 “两行至愔报适尽”以下，另是一帖，《大观帖》分开编列，是最正确的。刘氏、顾氏本合为一帖，不对。两帖都问及弟弟的病情，应当是同一件事，只是写了两封信。《远近帖》。考察本传，郗愔与姐夫王羲之、隐士许恂一起专心修道、断绝谷食，有超越世俗的风尚。这里说“付石首千一节”，石首千不知是什么东西，应当是服食的药物。□屺瞻说应当作“地□”，是古代的“乾”字；刘氏本作“耳”。顾氏说：“何当来？”其中“当”字，长沙本分作“少”，并且分成两行，错误得很。□“悉如常”应当是“一一”，刘氏本作“今悉如常”，也说得通。顾氏本作“亲亲”，不对。敬豫是丞相王导的次子，也就是王恬。道祖不详。米芾《宝章待访录》说：“晋武帝、王浑、王戎、王衍、郗愔、陆统、桓温、陆云、谢安、谢万等十四帖。武帝、王戎的书法具有篆籀体的气象，奇特古雅，墨色如漆。其中郗愔的一帖，就是阁本《法帖》所收录的那一帖。从前让王著取溥家藏书，与阁本混杂摹写；摹写这一卷时，唯独取了郗愔的两行，其余都被舍弃。” 晋中书郎郗超书。郗超字景兴，小字嘉宾，是郗愔的长子。早于郗愔去世，历任司徒左长史。母亲去世后离职，服丧期满，授任散骑常侍，但没有出来任职。任命他为临海太守，加授宣威将军，他也没有接受。因此帖目应当称为“晋司徒左长史郗超书”，这里称“中书郎”，是错误的。这帖，米芾《书史》认为是李怀琳伪造的。《晋书·穆帝纪》记载：永和七年正月辛丑，鲜卑段龛带着青州归降，皇帝任命他为镇北将军，封为齐公。帖中所说的“段龛归顺”，就是这件事。王右军以及他的次子王凝之，都曾任江州刺史。王右军是郗氏的女婿，郗超是王右军的内侄，正处于同一时代。这里称“江州”而不说姓名，或许指的就是王右军。至于说任为宗正，则无法考证。

译晋尚书令卫瓘书。卫瓘字伯玉。太康初年，升任司空、侍中，告老退位，进位太保。后来朝廷诛杀了加害卫瓘的人，于是追论卫瓘讨伐蜀地的功劳，封为兰陵郡公。因此帖目应当称为“晋兰陵郡公卫瓘书”。这里题作“晋尚书令”，是错误的。考察卫瓘最初在魏朝任官，历任镇东将军，封菑阳侯。晋武帝泰始初年，转任征东将军，进爵为公。因此卫瓘是晋朝最早一代的人，次序应当排在张华之前。《淳化帖》把他排在郗超之后，次序非常不合适。长睿说：“‘顿’字下面应当还有一个‘首’字。古人写字简略，缺少它，也可以看作完整的字。孔琳之帖末的‘顿首’也是这样写的。王羲之的帖中往往有这种情况。” “怀”，刘氏本作“夜怀”，不对；顾氏本作“想怀”，较为正确。“始□□还”，刘氏本作“▯还”，顾氏本作“得还”，从文义看都说得通；但按照笔法，应当是“得”。“□□”应当是“且至”，作“旦望”不对。“非□节度”应当是“须节度”，作“领节度”不对。“□□”应当是“自白”，作“得白”也不对。篇末应当有两个“死罪”，顾氏释文只写了一个，尤其不对。屺瞻认为这帖脱字很多；但与晋人其他书信相比，这帖可以说文从字顺，脱字也少，屺瞻的说法恐怕不恰当。晋黄门郎卫恒书。卫恒字巨山，是卫瓘的儿子，历任黄门郎，与父亲卫瓘一起被楚王司马玮杀害，后来追赠长水校尉，谥号兰陵真世子。帖目应当称为“晋长水校尉卫恒书”。卫瓘曾说：“我得到伯英的筋，卫恒得到他的骨。”这十七个字，骨力和韵致专一严谨，确实得到了张伯英的骨法。但也不免有过于专一严谨的缺点，所以深沉幽暗、郁结不畅之处，比不上他的父亲。米芾《书史》说：“这是李怀琳伪造的。” “七日□耶”应当是“云耶”；一作“之”，不对。晋太傅陈郡谢安书。谢安字安石，历任太保，追赠太傅。这里称“太傅”是正确的；但与郗鉴一样并列称郡望，实在没有意义。李日华说：“《祖帖》的题目中，谢安书里的‘安’字是楷书，其他刻本都作草书。‘安顿首帖’中‘每念君□’的字，钩摹时少了一笔；‘一旦□穷’应当是‘哀穷’。王右军的《二谢帖》中‘道妇’等处的‘一旦哀穷’，也是这样写的，只是这个‘于’字中多了一折。作‘知穷’不对。‘□毒荼’的字上面多了一折。‘奈何’作□□，是因为运笔太快来不及写完，才写成了折笔。” 米芾说，前一帖是真的，后面的《六月帖》是伪作。长睿说：“大概是‘惶恐再拜’。”这种用语当时很少使用，但对尊长老人有时也这样说。陶华阳《真诰》中有一帖说：“许玄惶恐再拜”，正是晋代的用语。考察这帖与第一卷《章帝千文》以及本卷王平南的第一帖，笔法完全相同，原来是同一人伪造的，只是恶劣的形态稍有收敛罢了。屺瞻说：“米芾的鉴定是正确的，而伯思却反过来替它寻找根据，这是为什么呢？” 顾汝和说：这里称“道民”，山谷认为大概是奉事五斗米道。东汉张燕等人假托天师张道陵所创的道教，设立祭酒为人治病，使人拿出五斗米，病就随之痊愈，称为五斗米道。王氏世代奉事这种道教，王凝之尤其虔诚；没有听说谢安也害怕当时世俗崇尚它。考察王右军与郗方回都有超越世俗的志趣，郗方回事奉天师道，而王右军父子也都奉事它。孙恩攻取会稽时，王凝之没有防备，只进入内室祈祷，说已经请求大道鬼兵前来相助，最终被孙恩杀害。王右军因为王献之的女儿玉润长期患病，也曾给道士写信，深深地以此约束自己，称作“民”而不直说，这与谢安称“道民”是同一个道理。末尾说“惶恐再拜”，正是向老师、尊长谄敬时所用的话。晋散骑常侍谢万书。谢万字万石，是谢安的弟弟，历任散骑常侍。帖目这样题写是正确的。帖中称“告朗等”。考察《晋书》，谢朗字长度，是谢据的儿子、谢万的侄子。谢道韫称谢氏子弟中杰出的人，有“封、胡、羯、末”；其中“胡”就是谢朗的小儿子。“各可□”应当是“可可”。《大观帖》把第二个“可”摹写成“之”字，是错误的。“不□告”应当是“不一一告”，刘氏、顾氏本作“具”，不对。《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卷二。钦定《四库全书》。《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卷三 监察御史王澍撰写 历代名臣法帖 黄长睿说：“这一卷伪帖超过一半，从庾翼之后的一帖直到向季春等十七家，都是同一人的书法，笔韵庸俗、笔力软弱而且泛滥，夹杂在各家名迹之间。当初我看这些帖，只知道是伪作，却没有查明它们的来源。后来我充任秘阁官员，因而汇集编次御府的图书典籍，在一个书函中看到，全部都是这一手伪帖，每卷题名都写着‘仿书第若干’。本卷的伪帖以及其他各卷所收的伪帖都在其中，此外还有许多没有收入其他法帖的作品，并且都用澄心堂纸书写，大概是南唐人姑且取用古人的词语自行书写罢了。文章是真实的，而字迹并非古人所书，所以这些人自己题作‘仿书’，大概只是抄录古人的文辞而已，并不是临摹古帖。宋朝初年编次法帖时，王著等人没有察觉其中的错误，只是采录姓名，杂乱地编入真帖之中，实在令人叹息！”现在把本卷中同一手笔的伪帖列在左边。庾翼后一帖　沈嘉　　　　杜预后一帖 王脩　　　　刘超　　　　司马攸 刘穆之　　　刘瓌　　　　王劼 纪瞻　　　　王廞　　　　张翼 陆云　　　　山涛　　　　卞壸 以上十五家以及庾翼、杜豫之后的一帖，都是同一人的伪书。庾亮　　　　庾翼前一帖　杜预前一帖 谢璠伯　　　王徽之　　　王凝之 王操之　　　王涣之　　　索靖 王坦之　　　谢　庄　　　王防 王恬　　　　王昙首　　　孔琳之 王僧防 以上十四家以及庾翼、杜预之前的一帖，都是真帖。这一卷真伪混杂，确实如元章、长睿所鉴定的那样；至于其中编排次序颠倒、失去条理的地方，也多得数不清。杜预、索靖、山涛、陆云，都是西晋灭亡、晋室南渡以前的人，却与东晋诸人混杂排列在一起。后面的司马攸，是文帝的儿子、武帝的弟弟，几乎曾被立为太子，却不知道他是晋朝宗室。谢庄始终仕于宋朝，却把他列作晋朝的庾亮。把庾亮误作元亮，沈嘉又把字割开当成名字。刘瓌之、孔琳之的名字都只截取了一半。纪瞻在史书和法帖中都写作‘瞻’，却误作‘赡’。王僧防是南齐人，却没有区分南北朝。王坦之是太原王述的儿子，却排列在郎邪诸王子弟之间。王徽之是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却没有按王羲之诸子的次序排列。至于官爵错乱、世次失序等问题，就更不必说了。总而言之，《淳化一帖》只是因为刻在秘阁，民间不容易得到；而且魏晋以来的名迹，历代都收藏在内府，世人很少见到。得到这部帖后，它才开始流传到民间，所以一时被视为珍宝，忽然流传了百代。实际上，其中错误纷杂，简直数不胜数。弇州山人认为这些都不值得议论，但它的笔法确实不是后人所能及的。这不仅是凭耳朵鉴别，也实在是过分尊崇和夸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