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卷十一

译前人说《兰亭》如同众说纷纭的争论，我私下认为《淳化帖》也是如此。看前面所列的说法，人人各不相同，究竟有什么可以考定的依据呢？欧阳公距离宋初并不远，连版本是否存在都已经无法辨明，何况是今天？我凭自己的推断，私下认为太宗既已取出内府收藏的作品，命侍书王著摹刻，又再次搜求前代贤人的真迹，命人汇集成十卷。王著见识不精，不能辨别真伪，便把南唐仿书几十种杂错地编入其中，终于造成玉石不分，混淆讹误流传千古。昏昧的人于是说原本是《升元帖》；《升元帖》经过韩、宋二徐鉴定，不是随便制作的，当然不会像王侍书那样草率。也许其中有些作品确实采自《升元帖》，看到的人便把《升元帖》指认为祖本罢了。《辍耕录》所记刘衍卿关于祖石的说法，我私下认为《淳化帖》本来没有石刻，诸位先生误把最初拓印的赐本当成祖石，实际上是枣木本。所谓祖石，就是《升元帖》。帖后篆书款识既然写着‘奉圣防模勒上石’，诸位先生因此也把最初的拓本称为祖石。欧阳公《集古录》说：太宗搜求前代贤人的真迹，刻成木板收藏。王柏《淳化帖记》也有‘镂板中禁’的话。” 元祐年间，亲贤宅从宫禁中借来一百套版墨，分送给宫中官员，其中有许多木板横向裂纹；它确实是木刻版本，毫无疑问。黄伯思《法帖刊误》说：“我任职秘馆时，因汇编御府图籍，在一个书匣中看到一批全由同一人书写的仿书。每卷都题着‘仿书第若干’，各卷中所有的伪帖都在里面。其余法帖中没有收录的还很多，也都用澄心堂纸书写，大概是南唐人姑且取用古人的辞语自行书写的罢了。文字内容是真古文，而字迹并非古人所书，所以这些人自己题作‘仿书’，大概只是抄录其文辞，并不是临摹。王著没有察觉其为伪作，反而采录其名目，混杂编入真帖之中，实在令人叹息！” 曾宏父说：《阁帖》的原本得自江左，其中有许多南唐善于书法的人，取用前人的文辞，按照自己的意思写成，既不是临写，也不是摹写，这就叫作仿书。它们收藏在秘阁中，共有几十匣。题目明确写着“仿书”，全部使用澄心堂纸和李廷珪墨，都是李后主在江南时制作的。宣政年间，刘无言等人还来得及看到它们。米芾《秘阁法帖》跋说：“唐太宗搜求王逸少的书法作品，命魏征、褚遂良鉴定真伪。我太宗搜求古今书法作品，命王著辨别精粗，定为法帖十卷。其中同一人所作的伪帖占大半，严重的甚至把《千字文》说成汉章帝所书，把张旭的书法说成王子敬所书，把俗人学习智永的作品说成王逸少所书。我曾经看过侍中王贻永收藏的晋帖，卷中有晋武帝、王戎、谢安、陆云等人的作品，笔法像篆书籀文，字体姿态飞动，王著却全都弃置不录，唯独取郗愔的两行编入十卷之中，实在令人感慨。” 《二王府帖》。黄庭坚说：“宫禁中刻印的古法帖十卷，当时都使用歙州贡墨，墨本赐给群臣。元祐年间，亲贤宅从宫禁中借来版墨一百套，分送给宫中官员，只使用潘谷墨，光泽有余，不太暗黑，而且多有木板横向裂纹，士大夫不能完全辨别。” 《法帖谱系》说：“我看近世所谓的《二王府帖》，大概是中原地区再次翻刻的石刻本，并不是宫禁中的木刻版本。前面有目录，卷尾没有篆书题字，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的版本。” 孙北海得到古《阁帖》八册，第六册有绍圣三年的题记：“御府法帖的木刻本，由御书院掌管。年代久了，木板有横向裂纹。魏王喜爱书法，曾经向先帝借回王府，摹拓数百本，又刻成木板收藏。摹拓和镌刻都使用国家的能工巧匠，已经无法再辨别。”北海说：“书法非常精妙。”张尔唯认为：“这是蔡君谟摹写的笔法，所谓二王，是魏王。” 考察起来，这就是说，魏王府既借取了版墨一百套，又另外刻了一套，并把祖刻算作两套了。《续阁帖》。曾惇《石刻铺叙》说：《续阁帖》十卷，元祐五年庚午，秘书省请求把《淳化阁帖》中没有刊刻的前代遗墨刻入石中，诏旨准许。到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辛巳八月完工，历时十一年，花费缗钱一十五万，才告完成。摹写者是待诏邵彰，奏报此事的是秘书少监邓洵武、孙谔。第一卷是晋、唐帝后的书法；第二、三卷全是王羲之的书法；第四卷又收王羲之以及他的儿子王操之等人的作品；第五卷收王羲之所书《黄庭经》《乐毅论》《兰亭叙》；第六卷是王氏家族的《宝章集》；第七卷是晋代索靖所书《月仪》；第八卷是虞世南、贺知章、柳公权的法帖，后面又有无名氏的法帖；第九卷是李怀琳所书嵇叔夜《绝交书》；末卷是唐代无名氏所书《月仪》。《大观帖》。《石刻铺叙》说：“大观初年，徽宗查看《淳化帖》的石刻已经出现裂纹，而且王著所写的标题有很多错误，于是下诏取出墨迹，重新考定并编排次序；把武帝的一帖合并到西晋武帝之后；选取第七卷后面右军帖中误收的智永书法，列入第五卷；把第一卷开头的三段古帖合并为一段；以及把晋宣帝排在晋武帝之上之类的地方，都使先后次序不再混乱。名臣法帖也同样处理，命蔡京书写。卷首、卷末刻石，立在太清楼下。”这正是本朝盛盛时期，典章制度和文物都完备，与《淳化帖》创始之初不同。而且当时把真迹全部取出，临摹后确定其中的错误，并不像地方上只是依据石刻翻刻。蔡京虽然骄傲吝啬，但他的书法学问恐怕超过王著，因此《大观帖》胜过《淳化帖》是很明显的了。” 考察起来，徽宗既然认为《淳化帖》的标题有很多错误，取出御府收藏的墨迹，命龙大渊等人重新考定、编排次序；如今查阅《大观帖》，最终却不能纠正其中的错误，也不能辨别真伪。他所驳正的不到十分之一，沿用旧说的仍超过十分之九。它比《淳化帖》好，或许有这样的地方；但它哪里称得上胜过《淳化帖》呢？《法帖谱系》说：大观年间，奉诏取出内府真迹，命龙大渊等人重新确定位置次序，在太清楼刻石。字行稍高，前后次序也与《淳化帖》略有不同。其中有几帖的数量不同，标题都由蔡京书写。卷尾题道：“大观三年正月一日，奉圣旨模勒上石。”靖康之变后，新旧两种刻本都流落到异地。有从▯塲中流传出来的，已经磨去了“亮”字。这就是所谓“亮字不全本”。但实际只是磨去了“亮”字右边弯曲的笔脚，以避金主完颜亮的讳，并不是把整个“亮”字都磨去。《太清楼帖》。

译曹士冕说：“《淳化秘阁帖》的木板虽然因宫中火灾而不存，但真迹都收藏在御府。徽宗朝奉诏根据御府所藏真迹重新刻成《太清楼帖》，其中收入了很多奇异的书迹，其中有《兰亭》就是这样。因此命名为《太清楼帖》。”《法帖谱系》注说：“考察起来，《大观帖》和《大观太清楼帖》，现在流传的本子本来就是两种，但前人多把它们混为一谈。” 《太清楼续帖》【就是《续阁帖》】。《法帖谱系》说：“徽宗刻成《大观帖》十卷后，又把建中靖国年间的《秘阁续帖》十卷改换标题，删去年代和官属姓名，作为后续法帖。又刻孙过庭《书谱》和贞观年间的《十七帖》，总共编成二十二卷，称为《太清楼续帖》。” 《绍兴国子监帖》。《法帖谱系》说：“绍兴年间，根据御府收藏的《淳化旧帖》刻成木板，放置在国子监。它的卷首、卷尾与《淳化阁本》几乎没有一点不同。当时御府拓印的版本，多使用匮纸，大概是用来打金银箔的纸。因此字的神采和笔画精神，非常值得观赏。如今都城中也时常有旧拓本。近来碑工往往制作蝉翼本，并且把厚纸覆盖在木板上，隐约造成银锭纹，用来迷惑人。但由于剥蚀损坏，已经不再有旧本那样的遒劲了。” 《淳熙修内司帖》。《法帖谱系》说：“淳熙年间奉诏在宫禁中刻石，卷数、体制完全同于《淳化阁本》，但卷尾改用楷书题写：‘淳熙十二年乙巳岁二月十五日，修内司恭奉圣旨，模勒上石。’” 《淳熙秘阁续帖》。《石刻铺叙》说：“《淳熙秘阁法帖》十卷，淳熙十二年二月奉诏摹写刻入石中，都是南渡以后续行搜得的晋、唐遗墨。第一卷是钟繇、王羲之的法帖；第二卷是王羲之、王献之书法中的《黄庭》小楷，后面有臣褚遂良临写的五字；第三卷是欧阳询、萧瑀、褚廷诲、孙思邈、狄仁杰、张旭、颜真卿七位贤人的书法；第四卷是明皇批答裴耀卿等人的奏状；第五卷是李白、胡英、李邕、白居易的法帖；第六卷是张九龄三位宰相以及李绅的告身；第七卷是李阳冰的篆书、李德裕、毕諴、李商隐的书法；第八卷是怀素的狂草；第九卷是高闲、亚栖、齐己的书法；末卷是杨凝式以及无名氏的法帖。上面都有内府图书印、宣和和绍兴年间的小字印章，有的还有睿思殿印。比如李绅告身后面有高庙亲笔跋语，《黄庭经》和怀素狂草上则有李主建业文房之印；与现在长沙所刻的作品相比，笔法完全不同。” 以上都是官刻法帖。《临江戏鱼堂帖》。《法帖谱系》说：“元祐年间，刘次庄把家藏的《淳化阁帖》十卷摹刻在堂上，删去卷尾的篆书题字，增加了释文。” 曹士冕说：“刘次庄摹刻《阁帖》，临江本用工颇为精致，而且石质坚硬，至今没有重新摹刻过。只有第二卷略有残缺。如今如果能得到最初的本子，锋芒尚未磨损的，应当在旧绛帖之下、新潭帖之上。不过其中的释文有些地方错误。陈绎曾说：‘这部法帖在《淳化帖》的翻刻本中，颇有骨格；淡墨拓本尤其好。’” 《利州帖》。《法帖谱系》说：庆元年间，四川总领权安节把《戏鱼帖》和释文在益昌官舍重新刻石。权安节是江州安德人；释文字体比临江帖稍大。《临江重刻二王府帖》。《闲者轩帖考》说：刘次庄在临江摹刻《阁帖》以后，又另外刻了《二王府帖》，并说明了释文中的错误。以上都属于临江一派。《潭帖》。曹士冕说：“《淳化阁帖》颁行到潭州以后，便摹刻了两套，称为《潭帖》。我曾见过它的初本，应当可以和旧绛帖并列。到庆历八年，石刻已经残缺。永州僧人希白重新摹写，东坡还称赞它具有晋人的风度。建炎年间，长沙守城的人把它当作炮石使用，没有一块保存下来。绍兴年间第三次重新摹刻，已经离失真相很远了。” 陈绎曾说：“希白摹刻的《潭帖》，风韵平和雅正，骨肉匀称，但形势全都圆转，很缺少峻峭刚健的气势，大概是《淳化帖》的后代本子。” 考察起来，这就是说，《潭帖》和《长沙帖》应当是两种法帖。过去把《长沙帖》当作《潭帖》，是错误的。《庆历长沙帖》。《法帖谱系》说：丞相刘公沆任潭州长官时，命慧照大师希白根据《淳化官帖》摹刻在石上，放置于郡斋，并增入《霜寒十七日》《王蒙》《颜真卿》等法帖；字行较高，与《淳化阁本》颇有不同。每卷各有年代题记：第一卷题写“庆历五年季夏，慧照大师希白模勒”；第二卷题写“庆历八年重冬月，慧照大师希白模勒”；第三卷是“五年六月”；第四卷是“八年重冬月”；第五卷是“戊子岁孟冬”；第六卷是“五年季夏”；第七卷是“五年重秋月”；第八卷是“五年季夏月模勒上石”；第九卷是“八年重冬月”；第十卷是“五年重秋月”。每卷都有“庆历”和“慧照大师希白重模”等字，这里不再逐一记录。洪迈《容斋随笔》说：潭州石刻《法帖》十卷，大概是希白所镌刻，是最好的版本。程钦之任待诏、于元符三年任桂林长官时，东坡从儋耳迁往合浦，得以观看他所收藏的法帖，每一帖末尾都有东坡的题字。第二卷题道：唐太宗作诗很多，具有庾信、徐陵的风气，但世上没有流传，只有在《初学记》中还能时时见到。第四卷题道：吴道子最初见到张僧繇的画，说：“只是徒然获得名声罢了。” 不久后，我在它下面坐卧了三天，仍不能离去。庾征西起初不服王逸少，曾有“家鸡野鹜”的评论，后来才认为王羲之可与张伯英并生。如今观看他的书法，才知道远远不及王子敬，只可以和羊欣相比。第六卷说：“宰相安和，殷生无恙。”这里的宰相应当是简文帝，殷生就是殷深源吧？第八卷说：“希白写字自有江左风味，所以《长沙帖》比《淳化》待诏所临摹的更好。世俗之人没有察觉，反而争相访求阁本，错了。”这一卷王逸少的书法尤其精妙。庚辰年七夕，我在合浦官舍借来观赏。

译第九卷说：谢安问王献之：“你的书法和令尊相比怎么样？” 王献之回答：“本来就各不相同。”谢安说：“外人不是这样说的。”王献之说：“外人哪里能够知道？”这帖如今收藏在我家。《石刻铺叙》引用《云容斋随笔》说，苏轼遗留下来的墨迹如今收藏在他家，不过只有两卷。郗愔书法的第三帖，为什么把“当”字断开分在两行？希白是擅长书法的人，对此大概也无法解释。如今《长沙帖》中已经看不到希白临摹的年月，有人说当地人又私自翻刻木板，木板上的纹理还可以辨认。刘丞相私第本 《法帖谱系》说：刘丞相在郡斋刻成《法帖》以后，又依照前一种版本刻石十卷，带回私第。我前些时候在九江见到故家收藏的一本，与长沙本极其相似，但略有不同。后来有人题跋说：“这是先丞相私第本。”我怀疑是刘氏子弟所题。后来我又在姑苏见到一本，和在九江见到的相同；纸墨都不像南碑，而庆历等年号的题字只有其中两三卷有。大概就是刘氏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长沙碑匠家本 《法帖谱系》说：旧传长沙官本的门锁钥匙不是常常能够得到，碑匠家另外刻了一本，用来应付求取的人。我前些时候收得一本，与长沙古本从头到尾大略没有不同，只是字体稍有不同，怀疑是碑匠家本。前些时候我又收藏了一本，凡是旧刻石损坏缺失的地方，都另刻数行加以替换，其余部分却只是旧石。这一定是碑匠所做的。长沙新刻本 《法帖谱系》说：旧刻毁于郁攸之变，中兴以后重新刻了新石；其中凡遇到旧刻损坏缺失的地方，都不再刻字，也没有卷尾的年月和刻工姓名，十分错误，实在不值得观看。长沙别本 《法帖谱系》说：嘉定年间，先君任长沙帅，我跟随侍奉。当时碑房中有一片断石，是《法帖》第一卷末段，字行的高低正与《淳化帖》相同，却完全不像《古潭》。末尾也有《淳化》的篆字，这块石头实在不知道来源。近年三山林伯凤在家中重新刻制，径直指认它为《古潭帖》，我不敢凭空断定。三山木板本 《法帖谱系》说：“三山帅司的书库中有历代法帖的木板本，大概是好事者把长沙旧帖刊刻成卷册，规模都相同，如今已经散失而不完整了。”嘉熙庚子年，我任帅幕属官时，还来得及见到它。考察起来，这就是孙北海所说的长沙新本，也就是三山木板本；大概是把庐陵萧氏本弄错了。《法帖谱系》说：这部法帖共十卷，用十干作为卷名。崇宁五年，萧公编录其大略说：皇祐年间，先伯父大博任和州含山令，从丞相充国刘公那里得到墨帖，临摹刻石尚未完成。先君殿丞接着完成此事，前后用了六年，才得以完成。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刻石大半磨损缺失，于是命人续刻补全，收藏在家中。这大概是用《潭帖》刻成的。庆元年间，已经损失二十多段，共缺少三百四十多行。蜀本 《法帖谱系》说：“我前些时候在蜀中得到一部法帖，共有数卷。其先后次序、字行高低，都与长沙古帖相同。起初我也怀疑是《黔江帖》，如今见到秦氏真本，才明显知道是两种东西。大体说来，这部帖完全依照长沙古本摹刻，字行也有些增减之处。既然不知道它的出处，不敢凭空臆说，暂且附在这里记载。”以上都属于《潭帖》一系。绛帖 王佐说：“宋尚书潘师旦把《淳化阁帖》增入其他法帖，重新摹刻成二十卷，刻于绛州。使用北方纸张和北方墨，神采极好，次于《淳化阁帖》。它的石碑比《淳化帖》原本又高出两字。” 曹士冕说：“绛州法帖二十卷，是潘师旦用《淳化帖》重新摹写，并参入其他法帖，比如今所见的阁帖神采更胜。舜臣财力微薄，却能自行刻石；即使是井栏、台阶、墙脚，也全都刻遍，没有剩余，所以段数最多，有的长度超过一尺。【师旦是哲宗秦国公主的驸马，又名《潘驸马帖》。】舜臣死后，两个儿子分家，把法帖分成两部。长子因拖欠官钱而被没收，上十卷归入绛州；绛州守臣重新摹刻下十卷补足它，【这就是东库本。】后来又重新摹刻上十卷，也补成一部，于是绛州有了公本和私本两种。靖康年间兵火之后，石碑全都不存。百年之间，曾多次重新摹刻。到庆元年间，我任长沙知州时，曾在旧宰执家中见到南渡初年亲自从北方携带来的舜臣原刻本，未分割时是二十卷，家中珍藏；若不是出价二千缗官陌，他们不肯给人。那本使用北方纸张和北方墨，神采焕发，与重新摹刻的本子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法帖谱系》说：欧阳公《集古录跋尾》说，近来有尚书郎潘师旦，把官刻法帖私自在家中摹刻，作为别本流传于世；其中传写的字大多辗转失真，但也有值得称许的地方。单炳又评论《绛帖》极为精妙。他近来在襄州刻石时说：“淳化官本法帖如今已不多见，其次就是《绛帖》最好，但旧本也已经很难得到。”我曾拿几种本子比较，字画多不相同。炜家收藏的旧本第九卷，是大令王献之的一卷书，第四行中“面”字右边的转笔缺损处隐约可见；今本却没有右边的转笔，完全不像一个字。“面”字下面一字，也和第五行第七字不同。又如第七行第一个字，旧本是行书“止”字，今本却是草书“心”字，笔法也很俗。由此推断，如今所见的本子大多不是旧本。又说：“我既然看到了单炳文的《绛帖辨正》，这才知道近世收藏的二十卷《绛帖》大多不是旧物。我一直遗憾没有见过真本，而襄州所刻的第九卷大令帖又毁于王旻之变，担心它最终湮没绝迹，于是把过去收藏的本子摹刻在家中，颇为好事者所传阅。”淳祐甲辰年，我在霅川任职期满，迅速回去，取道三衢，才在沧洲毛监丞家中看到真帖。不仅第九卷与单炳的说法完全相合，而且二十卷从头到尾都完整，也可以说是珍贵的玩赏之物了！他还说：“这是从金华潘氏那里得到的，大概是潘师旦的后裔。”这部帖的异同，大致分条列在后面。全帖共二十卷，原本没有字号，也没有段落和行数的标目。第二卷《钟繇宣示帖》第一行，“内报”二字右边的直画，句首向左侧起笔。第二行，“茤”字里面下方的“夕”字上画微微向上弯曲。第五行，“名字”二字右角略有一点缺损。第十行，“当”字上面的三点旁边略有损伤，但损伤处在空白地方。“已欲日”帖的末端下方有破损的石纹。这一卷中第一段和第三段，右边都缺了角。

译第九卷大令帖，正与单炳文在襄州所刻的石本纤毫不差；世家所收藏的本子，没有能与它相比的。以上潘氏《绛帖》二十卷，无论纸张、墨色、字画还是摹印，都与今人收藏的本子不同。尤其第九卷，如果不是单炳公把它从表面发掘出来，也将湮没无闻了。北方所刻的各种本子，往往在南渡以后由北方人辗转传摹，没有什么值得深怪的。只是武冈旧刻，不知道开始于哪一年，而且也只用新本摹刻，这才令人遗憾。绛帖别本 王佐说：《绛帖》十二卷。第一卷是孔子、苍颉以及秦、汉、魏人的书法。第二卷是晋、南朝、唐、宋帝王的书法。第三、四卷是晋人的书法。第五、六卷是右军王羲之的书法。第七、八卷是王献之的书法。第九卷是南朝、隋、唐人的书法。第十卷是晋代何氏、卫夫人以及隋、唐僧人的书法。第十一、十二卷是宋代名贤的书法。这一刻本年代久远，已经不完整；崇庆初年，高汝砺任节度使，又把它补刻完整，并增入颜鲁公的各帖，且在后面题记。如今又不完整了，现存五十七幅。碑石已经收入晋王府，很难得到。陈绎曾说：“古法清劲有力，足以纠正王著书法肉多的弊病。然而骏马般显露骨力，又不免有瘦弱枯槁的毛病。这大概是《淳化阁帖》的后代。如今学习书法的人见不到古帖，得到这一部也可以珍藏了。可惜它不完整。” 东库帖 《法帖谱系》说：世间传说潘氏分割居处分藏法帖石，分成两部。后来绛州公库得到其中一部，于是补刻其余法帖，这就叫东库本。第九卷的错误，大概从这里开始。如今好事之家收藏的《绛帖》，大多是这个本子。字画神采遒劲，也很可爱。但卫夫人一帖和宋儋帖，枯燥的笔画很多，如《兰亭叙》中“羣”字落笔一类，这一点稍微不同于其他本子。它不及旧帖的原因是，第九卷大令王献之的书法，石刻并没有破损缺失，而单炳所说的“三”字已经错了；并且每卷每段各分字号，用“日月光天徳山河壮帝居太平何以报愿上登封”这些字作为区别。这又是不同于旧帖的地方。东库别本 《法帖谱系》说：“这部帖与东库本极其相似，或许本来就是同一块石头。但庾亮帖中，所有‘亮’字都没有右边的转笔，大概是为了避讳逆亮。”也称为“亮字不全本”。新绛本 《法帖谱系》说：“以上一帖共二十卷，首尾的体例、段落、行数和字号都与东库本相同。唯独卫夫人、宋儋二帖没有枯笔。字画比东库本略显局促，墨法虽与东库本相同，但实际上是两块石头。” 《石刻铺叙》说：《绛帖》前后各十卷，相传潘驸马把阁帖增删后重新刊刻，间或临摹《淳化帖》，并把年月写在卷末；但看不到跋尾，没有办法考察核实，编排次序也有许多不同。《阁帖》以汉章帝为首，把苍颉、夏禹的书法列在第五卷；《绛帖》则以苍颉、夏禹的书法为首卷，把历代帝王的书法列在后面。《阁帖》的二卷，合计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编为五卷；《绛帖》则前后各帖都有，扩展为十卷，并把第二卷中张芝、王洽的书法拆分为第二、第五卷；把第三卷中庾亮、卞壶的书法拆分为第三、第四卷。古代帝王帖删去了汉章帝、晋宣帝、明帝、康帝、哀帝、简文帝、梁高帝、梁简文帝；名臣帖删去了司马攸、王劭、王廞、萧子云、智永、唐代李邕等几帖，却增入王蒙、羊谘的书法。后帖的一卷全部刻入本朝太宗的御笔；二卷末尾“冬晚书院偶成”一章，应当以吴越忠懿王的书法作为标目，就像前段以高宗皇帝的书法作为标目一样。为什么在谥号下面有花押这样署名？这是生前自称。第九卷增入张旭《千文》四十五字；怀素的草书本来是怀素题写的跋语，谈论张旭的狂草，又说狂草的趣味贵在雄健飘逸；怀素却说那是这篇话的文字，并不是专门为这一卷《千文》所写。只是《绛帖》最初刻石时确定为直行，冈帖和鼎帖却刻成横碑。十卷中增入颜鲁公、王廙、高闲、李建中的书法。有人说，其他地方所刻的法帖都用横石，而《绛帖》独自竖立石碑；摹拓时上下字迹相连，既然裁成经册和手卷，又根据什么来考察到底的原貌？况且工匠摹拓时必定把它连成一碑，没有理由逐段横向摹拓，又怎么能够彼此相接？又有人说纱纸的纹理可以辨认，这应当是有眼力的人才能做到的。嘉定年间，李全在山东摹拓《绛帖》送给权要，又有自某处贸易得来的本子，大概古刻已经不存，重新翻刻了新本；不能因为它被称作冈帖就说是伪本。冈帖的梅班刻得粗率，更不用说笔意了。我所见的《绛帖》十卷，觉得怀素草书的笔势都有截断之处，实在是因为原来是横书，刻入《绛帖》石中时迁就改成了直行。冈帖以《绛帖》为祖本，不敢有丝毫不同，唯独这一帖把直行改成了横行。鼎帖是绍兴年间续刻的，也舍弃《绛帖》而取法于冈帖，可见刻成横行才是正确的。至于把横碑剪裁成直行，则又是拙劣的伪造。这一部分用冈帖或鼎帖拼凑成文字，本来就不很顺畅，但如今辨别法帖的人却把这一点作为区别真伪的依据。北本 《法帖谱系》说：“以上二十卷，墨色与古本相近，但第九卷大令王献之的书法只与新本相同，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刻的。” 又一本 《法帖谱系》说：“董良史家收藏的本子中，第九卷大令王献之的书法字画也有错误，唯独‘面’字有右边的转笔，与其他本子不同，而且也与旧本不相同。” 武冈旧本 《法帖谱系》说：“以上二十卷，不知道刻于什么时候。碑段稍长，而‘日月’‘光天’‘徳’等字号夹杂在行中，字画也清劲可爱。但第一卷卫夫人、宋儋的书法没有枯笔，第九卷大令帖中的字全都错误，可知确实出自新绛本。” 《石刻铺叙》说：“后帖的第九卷是张旭的书法。其中怀素的狂草，有几十个字横向镌刻在石上，笔势清劲，蜿蜒有生气，立意奇特，胜过《绛帖》的直行。” 武冈新本 《法帖谱系》说：以上二十卷法帖就是旧石。后来被庸俗拙劣的人破坏，他们嫌字画清瘦，便大加修治，于是失去了原貌。其中最可鄙笑的是第二卷钟繇帖，“再世荣名”如今已经被修成了“谷”字。而且拓工技术不高，凡是损剥的地方，凿痕清楚地显露出来，字画又模糊，几乎无法辨认。法帖的错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译曹士冕说：“武冈军重新摹刻《绛帖》二十卷，严重失真。而且石质不坚，容易失去神采。后来有武臣任郡守，嫌字迹不精美，就命工匠按照旧字迹重新刻过，称为‘洗碑’，于是更加不值得观看。它的释文尤其错误。不过武冈纸张类似北方纸张，如今东南所见的《绛帖》，多数是武冈初本。检验它的残缺处，自然可以看出。” 乌镇本 《法帖谱系》说：湖州乌镇张氏把《绛阁二帖》刻在木板上，作为家塾教材；字画略显肥厚，却很有笔意，颇胜过各种法帖，可惜其中有几个字错误，令人遗憾。福清本 福州福清县百姓家中有旧本板刻的《绛阁急就章》和《雁塔题名》四帖，刻工稍微精良。卖碑的人得到它们后，往往冒充官刻法帖来欺骗人；但当地工匠不善于使用蜡，每每有砑光的痕迹，可以据此辨别。资州本 《法帖谱系》说：“资州把新绛本前十卷刻在石上，前面有目录。原刻在麻石上，后来继续摹拓的本子不如旧本，但所得本子仍然遒劲。” 彭州本 曹士冕说：“彭州帖也刻《历代法帖》十卷，神采不很精美，纸色类似北方纸张，许多人因此把它看作北帖。” 《法帖谱系》说：“这是掘地得到的，字画清劲，很像旧武冈本，但稍微优胜。” 蔡州本 曹士冕说：“上蔡临摹的《绛帖》，前十卷虽然比旧《绛帖》略少，后十卷却远远超过了《临江帖》和《长沙帖》。” 木本，前十卷，共两本。《法帖谱系》说：甲秀陈氏收藏的这一本墨拓本，不知出自何处。还有一本，我前些时候在都城得到，也不知出自何处，稍稍不如甲秀所藏的那一本。虽然都出自新《绛帖》，但也自成一种版本。以上都是《绛帖》一类。《黔江帖》。《法帖谱系》说：秦子明曾因乡里儿童不能写字而忧虑。他出兵长沙时，买下僧宝月的古法帖十卷，刻石摹写后用船运入黔江，嵌置在黔江绍圣院。刻石的是潭州人汤正臣父子，详情见《山谷集》。它的卷数多少、编排先后以及字行长短，全都与《淳化阁帖》相同。不同之处是，第一卷有三行篆书，随后有一行楷书，题作“降授供备库副使，充东南第八副将，训练潭州诸军，潭州驻劄秦世章家本”。其后又有两行说：“长沙汤正臣重摹，男仙芝、灵芝镌。”第二卷至第八卷卷末，各题“长沙汤正臣重摹”八字，却没有《淳化阁帖》的篆书和秦世章的官衔。第八卷取《卿女婿帖》中的第二行，“休”字的“立人”旁写成两个点。第二卷钟繇《宣示帖》中“世荣名”写作“荣名”，正好与《戏鱼帖》相同。第九卷卷末题“长沙汤正臣摹勒”七字。第十卷题“长沙汤正臣重摹，男仙芝”，为一行。《鼎帖》【即《武陵帖》】。《石刻铺叙》说：“《武陵帖》共二十二卷。绍兴十一年辛酉十月，郡守张斛搜集《秘阁法帖》，会合潭、绛、临江、沙、海等帖加以参校，有缺少的就补足遗漏，编成这部书。后面列有郡中官员的名衔。”【徐澄斋说：绍兴二十一年，通判赵子濬刻成。】《法帖谱系》说：“武陵郡斋的刻本，比各帖增补得很多，内容广博却不精审，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取法的地方。” 董其昌说：“王伯谷所拓的《绛帖》，我怀疑是《澧州帖》。看它每隔几十行就有‘武陵’二字，又怀疑是《鼎帖》。翻看第一卷，以宋太宗御书为开头，跋文说：‘太宗皇帝御笔，在绛州摹刻，列为诸帖之首。’我又怀疑它的名称是因鼎州而来，提举是沅辰，判事常武任职于鼎州，而武陵是鼎州的附属城邑。于是确定它是《鼎帖》，只是特别被‘绛州’二字误导了；世人又只知道有《绛帖》，于是误认为是《绛州帖》。” 《凤凰楼帖》。陈绎曾说：“曹士冕摹刻的功夫精致有余，清劲而不浓艳，仅次于《太清楼续帖》。”【《珊瑚网》说：“宋尚书赵彦约刻孙北海。”又说：“曹尚书彦约。”】王氏《法书苑》说：“《星凤楼帖》刻于南康军，虽然是将众多刻帖重新摹刻，但精致完美而不苟且，完全没有近人的书法。” 《玉麟堂帖》。陈绎曾说：“汴人吴琚居父摹刻的，浓艳而不清劲，夹杂了许多米家笔意。” 《宝晋斋帖》。《闲者轩帖考》说：米芾得到谢公的书法以及右军的《破羌帖》，因此把自己的斋名取作“宝晋”。这部帖是宋曹之格摹刻的，卷首标题用篆书书写，末尾有“曹氏家藏真迹”的题识，并以“大图书”三字为标记，其中多是米元章临写的作品。在各帖之中，这部略为低下。《群玉堂帖》。《闲者轩帖考》说：《群玉堂帖》共十卷，是韩侂胄的刻本，原名《阅古堂帖》。第一卷收录南渡以后帝后御书两则、晋隋法帖三则、唐帖四则、怀素《千字文》第五、六、九卷，都是宋帖的第七卷、山谷帖的第八卷、元章帖十则，以及蔡君谟、石曼卿的法帖。后来韩侂胄因罪而死，法帖被籍没，收入秘省。嘉定年间改为今名，摹刻极为精美，纸张和墨色也很好。其中米芾法帖比《绍兴帖》《英光堂帖》都好，大概是因为韩侂胄的门客向若水精于鉴定，这部帖就是他亲手摹写的。《澧阳帖》。《法帖谱系》说：“澧阳旧日有法帖石刻本，后来散失，只存下右军的几帖而已。” 《闲者轩帖考》说：“澧阳刻帖十卷刚刚完成，就已经散失，只存下右军的书法，且十分精美。” 《汝帖》。《闲者轩帖考》说：《汝帖》分为十二段。大观三年己丑八月，郡守敷阳王寀刻石，置于防啸堂，摘取各帖中的字，牵强拼合而成。每卷后面都有汝州印。后来防稽又依据《汝帖》重新开刻，称为《兰亭帖》。王佐说：《汝帖》十二卷：第一卷是三代金石文八种；第二卷是秦、汉、三国人的书法十五种；第三卷是晋和南朝帝王的书法；第四卷是魏、晋九人的书法；第五卷是晋人王氏、郗氏、桓氏三家的书法；第六卷是二王书法以及《洛神赋》；第七卷是南朝十人的书法；第八卷是晋、胡、北朝十二人的书法；第九卷是唐三朝帝后的书法；第十卷是唐代欧、虞、褚、薛四人的书法；第十一卷是唐代李、颜、韩、贺六位臣子的书法；第十二卷是韩愈以及五代诸国七人的书法。这些石刻质量不好，是各帖中最差的。

译黄伯思《东观余论》说：“我前些时候在洛阳看见《汝帖》十二卷，间杂选取法帖、续帖中已有的字，有时还夹杂珉玉，难以辨别。这还没有什么妨害。至于把古帖和碑刻中的字拼集成伪帖，并且删省一帖的文字，另行编成帖语，强行标注书名和作者的，很多都是如此。例如逸少的帖中本来有《春秋》二字，却没有‘北军问远近、清和’等语，于是摘取‘北军’‘远近’‘春秋’等字拼成一帖，强行说是王衍所书。又把续帖中各县旧有的好字，强行说成王桢之的书法。取汝州东汉州辅碑中的几个字，强行说成蔡中郎所书。取卫州魏孝文帝《吊比干》文中的几行，强行说成崔浩所书。北齐的碑就指称为温子升所书，后魏的碑就指称为沈法防所书。类似的很多。比如《吊比干》这篇文章是魏孝文帝所作，而崔浩死于太武帝时期，却偏偏指为崔浩的书法，可见其不考察古事到了这种程度。至于把《张华帖》中夹入《宝章集》里的王慈字，把薛稷帖中夹入法帖中的子敬字，都是拼集而成的字，字意完全不能相互贯通。像这样的例子无法一一列举。幸好世间还流传着许多古帖，有极多尚未刊行的，完全可以刻录它们的全文，何必拘泥于造作伪帖来误导后学，只能给有识之士留下讥笑罢了。” 《款识帖》。《闲者轩帖考》说：钱塘人薛尚功编次并作注释，从夏代开始，到汉代结束，共二十卷。绍兴十四年甲子，郡守林师说为它镌刻并置于公库，按片计算，共有二十四片。上古时代的制作，古老的法式灿然齐备，面对它令人意境深远、精神开阔。《博古堂帖》。《闲者轩帖考》说：宋人汇集各家善本编成一帖。三代只收周穆王“坛山”四字；汉代只收蔡中郎石经《论语》两段；晋代则收右军《兰亭叙》《笔阵图》《黄庭经》《乐毅论》《曹娥碑》《东方朔赞》、大令《十三行》以及谢太傅的书法；唐人书法则收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柳公权的小楷，颜鲁公的行楷书以及白乐天的书法；宋代只收米元章，末卷汇集《汉隶千文》，都精工劲秀。大概是因为宋代距离唐代很远，著名刻帖都还存在，所以能够汇集其中的佳作。又说：周穆王“吉日癸巳”四字，在真定府赞皇县的山中。宋祁搜寻得到，县令刘庄凿取下来，归州权知郡事李中祐建龛安置。防壁政和五年，取入内府。《绍兴米帖》。绍兴辛酉年，奉诏将米芾的行草书刻石，共四卷。明代时木板收藏在内府，顺治初年废弃后用作台阶砌石，如今只存一片半。我曾经见过它。《荔支楼帖》。《闲者轩帖考》说：“陆放翁汇集前人的书札，刻在嘉州石上，放置于荔支楼下，又名《宋法帖》。” 《凤墅帖》。《闲者轩帖考》说：曾季卿字宏父，在凤山书院刻石，前帖二十卷，续帖二十卷，都是宋人的书法。曾季卿说：“本朝圣君名臣的真迹，只要是我亲眼见到的，就把它刻下来，自成一家。又按照人物的贤与奸分别编排品类，自认为可以接续《通鉴》。” 《赐书堂帖》。《闲者轩帖考》说：宋宣献公绶在山阳金乡刻成，开头所收古代钟鼎上的款识最为精美，只是对二王法帖的考订、释读还不完备。《甲秀堂帖》。《闲者轩帖考》说：庐江李氏刻成，前面有王氏、颜氏的书法，世间多未曾见过，后面接续宋代名人的书法。《百一帖》。《闲者轩帖考》说：“王曼庆摹刻前人的书法，说它们笔意清劲，颇有高雅优胜的情趣。” 《忠义堂帖》。顾炎武《金石文字记》说：《忠义堂帖》全是颜鲁公的书法。宋人所刻的《奉命帖》《移蔡帖》《论坐书》《祭侄季明文》《鹿脯帖》《乞米帖》《寒食帖》《与蔡明远帖》《卢八仓曹帖》《送刘太冲帖》，这里都有。又有《送辛晃序》以及《清远道士同沈恭子游虎丘寺诗》，末尾题有“大历五年十二月”。又有开元二年二月颜元孙的一通告身，乾元元年四月颜昭甫的一通告身，宝应元年七月颜惟贞赠秘书少监的一通告身，大历十二年八月颜真卿任刑部尚书的一通告身，建中元年八月颜真卿任太子太师的一通告身。后面有宋至和二年蔡襄的跋文，嘉定乙亥年留元刚刻石。《世彩堂帖》。《闲者轩帖考》说：泉州知府常性于洪武四年依据《淳化阁帖》翻刻在郡学，从《阁帖》祖本摹刻而成，其上乘程度可以追及《潭帖》《绛帖》。宣德年间取入内府，像近年的顾本、潘本，远远比不上它。《马蹄帖》。陈楙仁《泉南杂记》说：《淳化阁帖》十卷，宋朝末年皇帝南巡，遗留在泉州。不久刻石被埋在地下，过了很久不时发出奇异的光，人和马都惊恐不安。挖出来后，原来就是这部帖。因此泉州人把它称为《马蹄真迹》。徐澄斋认为这个本子就是《泉帖》。考察《泉帖》，它在宣德年间被取入内府，不再流落民间，但它的拓本却常常可以见到。这部帖过去我也曾见过两三本，石刻粗糙，字画枯瘦，而且石头多有破碎，恰好与《泉帖》不同，应当是两种刻本，世人大多把它认作兰州本。《肃府帖》。徐澄斋《法帖考》说：“万历四十三年乙卯秋八月九日，温如玉、张应召奉肃藩之命，重新摹刻上石。” 肃世子识鋐跋说：“太祖分封诸王时，把我的庄祖封在甘兰，赐给他宋人《淳化法帖》，珍藏在内库。到了宪王，担心我家子孙以及各王府不能普遍得到，而且无法公之于海内，于是请温、张二位士人摹写刻石。工程尚未完成，宪王就去世了，直到辛酉年六月才完成。摹写镌刻的工程，前后用了七年；新旧两本，丝毫没有差错。” 《东书堂帖》。《闲者轩帖考》说：周宪王还是世子时，亲手摹写上石，共十卷，以《淳化阁帖》为主，参照《秘阁续帖》，并增入宋、元人的书法。王元美说：“宪王临池的功力很精深，可惜他的天资稍逊，因此外在修饰有余，内在神理不足。大概摹写到使古人的笔迹屈曲而顺从自己的手法时，对《兰亭》也是如此。” 《宝贤堂帖》。《闲者轩帖考》说：“晋靖王还是世子时，刻石刊成《阁帖》《绛帖》《大观》《宝晋》诸帖，以晋人书法为主，又加入所收藏的宋、元、明人墨迹，共十卷。” 王元美说：“这部帖的行款和次序颇为不俗，只是石质粗糙，摹写、刻制、拓印三道工序都不相称。” 《停云馆帖》。

译《闲者轩帖考》说：“文衡山父子都精通书法，而且又能亲自镌刻。嘉靖年间摹刻旧日法帖以及近时名家的书法，共十二卷。清劲而不俗，在近世各种刻帖中应推为第一。” 《停云馆帖》原先有四卷，帖首的标题是小字，后来又被毁掉，重新摹刻成十二卷。我过去在京师得到过两卷，被朋友索要去了。昨天又从张生羲仲手中看到一卷，和后来的刻本相比，这一卷较为优胜。第一卷中晋、唐的小楷大多是仿本，越州石氏的本子刻入了石碑。越州本如今在锡山秦太学元献家，虽然是古代拓本，但也很枯燥，缺少神采。《停云馆帖》仿照它，又更加板滞，难怪会受到吾宗损庵先生的呵斥。唐荆川先生说：“我看过《停云帖》和李怀琳《绝交书》后，又看到了孙氏收藏的宋本，才知道两者的精神相差十倍。书写它们的人并没有不同，而刻它们的人不同。即使有善于书写的人，如果没有善于刻帖的人，也不能显发其精神并流传于世。”我见过孙过庭《书谱》的真迹，也正是这样。文氏父子精于摹拓，又有章简父等妙手从旁协助，尚且不能没有遗憾，何况技艺更差的呢？《真赏斋帖》锡山华东沙拿出自己收藏的古代墨迹，摹刻成三卷：上卷是钟繇《荐季直表》，中卷是王羲之《袁生帖》，下卷是王方庆《万岁通天进帖》。钩摹的人是文待诏父子，刻石的人是文氏的门客章简父。摹刻既精，氊蜡也特别精妙，是明代刻帖中的第一流。它胜过《停云馆帖》，后来因倭寇之乱毁于火灾，又重新刻了一块石碑，于是有火灾前、火灾后之别。鉴赏家认为，《荐季直表》中袁泰第一跋的第十、第十一两行倒置的，是火灾前的本子；其实前后两本没有多大差别。《阁帖》潘氏本 汪砢玉《珊瑚网》说：潘九亮亲自摹写并刻入石中。《阁帖》顾氏本 《珊瑚网》说：顾从义借用潘氏收藏的宋本，摹刻上石，又重刻《淳化法帖》的释文考异，最为详尽准确。又说：“潘本、顾本二者，都是依据贾似道家收藏的本子重新摹刻的，但潘本瘦，顾本肥。” 《余清斋帖》新安吴太学用卿依据所收藏的真迹，摹刻《余清斋正帖》十六卷、《续帖》八卷，刻工极其精细详尽；可惜是木刻本，仍不免留下斧凿的痕迹。《郁冈斋帖》吾宗损庵先生摹刻的共有十卷，上起钟王，下至苏米。苍劲深厚不及《停云馆帖》，但秀润超过它，所以应当远远胜过《戏鸿堂帖》。下卷木刻、石刻各半，木刻本如今已经虫蛀损坏而不完整，石刻本仍然完好；现在两者都已入质库，运往徽州了。《戏鸿堂帖》董思白把自己一生所见的真迹刻成十六卷，可惜刻工粗劣，字字失真，是古今刻帖中最差的作品。《快雪堂帖》涿州冯铨摹刻的共有六卷，因为得到右军《快雪帖》的真迹，便用它命名自己的帖。刻法秀润，所以当时很有名声。然而缺少前人的苍劲深厚韵味。我的同乡周丈东防称它为“天画神镂”，这是过分的称誉。《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卷十二 监察御史王澍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