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卷八

译长睿因为“卒未近缘”这句话，认为这不可能是晋士的语言，怀疑这帖是伪作。我考察这帖，发现它在飞动中具有严肃整饬的意味，确实不是右军不能写出的。长睿的鉴定还没有定论。“知足下常□之”，应当是“知足下常同之”；刘顾作“得”，是误读。《冬中感怀帖》。“□□”明显应当是“不”；“一一”刘顾作“具”，不对。帖末“之”字向下带出一道横画，就是“白”字；有一本没有“白”字，是遗漏。《邛竹杖帖》。顾汝和说：“周益州，名抚，字道和。咸和年间，任监巴东诸军事、益州刺史。永和初年，桓温征讨蜀地，任命周抚都督汉中、巴西四郡军事，镇守彭模。因功进爵为建城县公。他在益州任职三十多年后去世。” 山谷说：“右军写给益州的信，总共有二十多帖，就是现在的《十七帖》。编次的人误把它们放在两卷之中罢了。” 《不得执手帖》。《不得上绛帖》中有义之的“顿首”二字，“怅然”下面也有义之的“白”字。刘次庄把“足下”以下十二字分出来，另作一帖，是错误的。《阮郎帖》。长睿说：“《阮公故尔帖》不是逸少的书迹。” “阮郎”不清楚是什么人。有人说就是陈留的阮裕。阮裕有很大的声望，曾任王敦的主簿。王敦称右军为“不减阮主簿”，难道就是这个人吗？“阿万”应当是谢万，他是太傅谢安的弟弟。桓温经营中原时，任命谢万为豫州刺史，监司州、冀州、豫州、并州四州军事，假节。右军认为他矜夸自负、傲视他人，所以写信给桓温，说有违才能、应当改变职务的话。这帖说：“阿万病情严重，大灸也没有效果。”大概是他接受北征任命时，忽然患病。至于“万石”，这是右军非常不愿意提到的事，所以措辞如此迟疑反复。末尾说“自必出，惟须小差”，就是所谓“成事不说”的意思。至于“铁石”，也不清楚是什么人；有人说是殷铁石，但殷铁石是梁代人，确定不是他。“阮□”字的末笔多了一折，应当是“阮郎”。刘顾作“阮公”，不对；有人作“既月”，更不对。“□万”应当是“阿万”。右军有《阿万来一昔不得眠帖》，应当是同一个人。顾氏作“何万”，不对。“大灸不得力”，黄氏作“大恶”，顾氏作“将力”，都不对。“复助且”三字的钩摹也都有缺失。《大观》摹本才是正确的。《绛帖》误把这帖和下面的《上虞蒸湿二帖》合成一帖。《蒸湿帖》。元章说：“这是子敬代替父亲所书。”长睿说：“不是。”它的结字很不相同，措辞也不像晋人的文体。我认为，措辞本来没有不同，只是结字不像右军罢了。“病”字末笔有钩，《淳化阁帖》摹本少了一折；“义”字，摹本误刻，下一行的短笔应当是遗漏；“一面”二字如此。《不得西问帖》。这六个字也是桓温进入洛阳以前所说的话。《令宅图帖》。顾汝和说：刘氏释文作“近令送此宅图”，“近”字与下文的文意似乎不合，但它与“水丘”的“丘”字笔法完全相同，应当作“丘”。彦远《帖录》说：“如今写信给丘山阴借人，又告诉丘令在下葬时借轻车。”我私下认为，这就是这里所说的“丘令”。右军的住宅在越地的蕺山，如今是戒珠寺，隶属于山阴，难道不是这座住宅的图吗？“□□四十字并也”，刘氏误作“州”；▯徐澄斋误作“卅”；“水丘”与帖首的“丘”字相同，或许也误作“近”。以上四行应当自成一帖。刚好写到这一行结束，刘次庄便把下面的内容合并进来，把“谢生”作为一帖，是错误的。《谢生在山帖》。相关说法见第七卷。不能确定与下面三行相比，是否应当另自成一帖。《飞白帖》。刘次庄把从《丘令宅图》到这里的四帖合为一帖，不对。《昨遣书帖》。“喜慰之亦时行”应当就是“喜慰之亦时行”。刘顾把“之亦”二字连起来作“足下”。考察“下”字的草书写法，应当作“□”；这里作“□”，就是“亦”字，刘顾的释读错误。《大观》本“□”字上面少了一横，所以把它释作“重慰”也错了。“□日”从文义看应当是“今日”，不是摹本错误，就是书写时偶然多了一折。作“令”而不是“□劣□”。考察书法，应当是“公与卿”三字略有不同；刘顾作“卿”，也不对。帖末“下”字下面有“白”字；有一本没有“白”字，是错误。《采菊帖》。“何以永日”应当是“何以言当”？采菊可以消磨这漫长的一天。刘氏作“似”，顾氏作“比”，都不是“采□”。这里应当是“采菊”；山谷作“采药”，说是少了一笔，也不对。《增慨帖》。“增慨”以下的笔法与前五行不同，应当另自成一帖。“想元能果”，刘施释作“必固”，当然不对；顾氏作“君”，也不对。疑心应当作“示”，右军《行穰帖》的“还示”正是这样。“□刘施作迟”，正如顾氏所说，按书法应当作“返”，不是“□散”。考察书法，应当是“节散”；刘顾作“善”，但“散”字也可以讲通。《由为帖》。考察这七个字的笔法，与上文完全不同，也应当另自成一帖。《官帖》正好越过一行，汝和认为“由为”二字应当连到下面，因为上一行写“示”字后，下面容纳不下，所以误了。“不□当是”这一处，应当是“不一一”。刘顾释作“不具”，不对。《月半帖》。米芾说：这是王献之代父亲王羲之所写。长睿说，帖中文字虽然像晋人的语言，但字迹不相合，大概是后人从王羲之、王献之的尺牍中摘取语句写成的。考察《汝帖》中有王羲之“念足下罔极之至，不可居处”一帖，措辞、笔法与此帖完全相同，只是字的大小不同。总之，这些都是伪帖。《独坐帖》。“果□”按书法看，应当是“果者”；旧本都释作“去”，这样也说得通。《安西帖》。长睿说：“安西就是庾翼。庾翼镇守荆州时，因为石虎凶残暴虐，多次上表请求北伐。晋康帝和朝廷官员都派使者晓谕劝止他。孙绰等人也写信劝谏他。”那么，王羲之所见到的那篇表文，大概也是论说北伐之事的。庾翼这次举动，朝廷舆论并不赞成，所以王羲之起初也认为这是平常之举。后来谈到听说他迁镇襄阳，便说：“稚恭于是推进军镇，东西并举，想来平定敌人已有日期了。”可见他起初虽同意众人的议论，最终却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这就像赵充国征讨防羌一样，起初赞成的人有十三个，中间有十五个，最后有十八个。后来皇帝下诏诘问先前说不利于此事的人，他们都叩头认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然而庾翼有志向却没有足够的年寿，只是振奋起十倍的气势，却缺少统一天下的功业，这是有志之士所感慨叹息的。这篇帖子已经见于本卷，只是其中多有说法，便不再抄送。‘让都督’八字。《如兄子帖》。“如兄子”以下，应当另是一帖。“□”刘氏误作“见”，“□”应当是“督”。刘氏把它和上帖合在一起，都误作“共”。嵩就是庾子嵩，远就是王弘远。《黄甘帖》。

译钦定《四库全书》。《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卷九。监察御史王澍撰。晋王献之书（一）。王献之，字子敬，是右军王羲之的第七子。起初任秘书郎，历任中书令，去世后追赠侍中、特进、光禄大夫。《太宰帖》的题目应当称为“东晋特进光禄大夫王献之书”。王羲之的书法虽然如凤凰飞翔、蛟龙腾跃，实际上却合乎规矩法度，因此没有一种妙处不能达到。王献之则把这两方面分开了：讲求规矩的地方过于专一谨慎，飞翔舞动的地方又过于放纵飘逸，所以王羲之的风流气韵逐渐变得淡薄。赵子昂得到他的谨严，米元章得到他的纵逸，都从大令王献之那里各自得到一种风格；但他们又都能把所得到的一体发挥到极致，所以能名重一时，流传后世。这一卷中大令王献之的行书帖，风格清劲，已经吸取了赵子昂的精髓。后卷的行草诸帖，则把米元章的底本完全显露出来了。虽然比不上王羲之，仍然值得陶冶取法。米赵王元美说大令疏宕明朗、姿态多变，已经透露出李北海、米元章、赵文敏的消息，可以说很善于鉴赏。《相过帖》。这篇帖的韵致特别清逸高远，显然是王献之有意写成的。米元章认为是无名之人的伪作，大概是凭臆断下的结论。长睿说：“即使不是王献之的韵致，也自可欣赏；把它说成米氏所说的那样，也未免过分。” “未尝暂□”应当是“未尝暂掇”之“掇”字，施氏作“拨”。“殆无□处”，施氏作“寘”，顾氏作“防”。“澹流”，施氏作“浐”，顾氏作“灌”。“既已往□”，顾氏说应当作“贠”。不过从文义看，原文这样也可以；这些都不能据此定论，保留疑问反而是妥当的。《诸舍帖》。“□问慰情”应当是“比问”，刘顾作“以”，不对。《永嘉帖》。这篇帖与上面的《诸舍帖》笔势不同。上帖恰好写完，刘顾却把上帖合在一起作一帖，误把“鹅还慰意”作为一处。下面五行与《永嘉帖》的四行笔势完全相同，而且文意相承， निश्चित是同一帖；顾氏反而分作两帖，更加错误。“真寿”“鹅”都是王、谢子弟的小字。长睿说：“鹅”字，和“袁羊”“顾虎”之类相同。有人把这里的“鹅”说成就是王羲之所喜爱的那只鹅，实在很可鄙笑。考察王羲之有“鹅差不甚悬心”一帖，应当是同一个人。王氏子弟多以禽鸟之名作小字，如“鹘不佳”“鹅还慰姊意”之类。正因为轻贱得深，才正是喜爱得深。“已□向发”应当作“当言”，意思是说“鹅还”，如今正要出发，分别在即而令人伤怀。下面的“□复忧悬”也是同样的意思。大令王献之《鸭头丸帖》中两个“当”字都这样写，顾氏作“甞”，不对。《诸女帖》。“何日□□□□”转笔圆转，下面的转笔稍方，上面应当是“至”，下面应当是“慰”。意思是说阮新妇什么时候到；到了，就可以慰问姐姐。‘目下’末尾的一帖有‘君书’二字。考察此帖下面应当还有散失的文字。王羲之、王献之的帖本来就有许多不可读之处，而王侍书又完全不顾文意，只要凑成一卷，便导致首尾脱落、不能成章的情况多得数不清。如第七卷所收王羲之《龙保》等帖，都是《十七帖》中已有的。那些显著得如同在人眼前的文字，王著尚且弄得乖离错乱到这种程度，何况未经常见的帖呢？由此推知，其他的乖离错乱，大多也是这种情况。从前有人说“阁帖如土苴”，按道理推究，大概并不过分。《授衣帖》。长睿说：“《授衣帖》历代流传，自成一卷。官帖中失去了这篇帖的结尾，正好在这里。下面还应当有‘当今可复使不万全，不愿其以多算难易得之便，自可今不为因□耳’等文字。‘比者忉怛，当不可言，当不可言。献之死罪’，共四十三字。官帖把这些文字丢失了，而且其中有许多燥笔和飞白之处，官帖又没有依照原本，因此失误更多。考察长睿所见的本子，应当不是大观正本。我在仁和汤怀清少宰家借到一个‘亮’字不完整的本子，拿来对校：‘因絫’作‘因累’，‘当不可言’只作‘当可言’，没有‘不’字；在‘当可’旁边各加一道界线，‘言’字下面也加一道界线；末尾‘死’字下面没有‘罪’字，这些都与长睿所说的不同。《绛帖》则与长睿所说相同，只是把‘因絫’作‘因防’不同。此外，《绛帖》从‘当今’以下四十三字，笔法稍瘦，与前文不同。大观本则前后一致。同一篇帖，三种刻本竟有如此不同，究竟还能以什么作为依据呢？” “脚及▯痛气”应当作“脚及耳痛气”，意思是脚和耳朵都有疼痛之气。刘顾释作“可”，文义不通。又，“□”字和帖末的“□”字，虽然长短不同，笔法却相同，应当以“耳”字为正确。顾氏释错了。“先大恶大字不乃为患”中的“患”字都因摹写失真，应当作“正”；“正”是家讳，所以王羲之父子常把“政”写作“正”。说法见第六卷。《安和帖》。这篇帖笔势如龙蛇回旋，极有奇异的情致。然而就王羲之的风度而言，也不免稍有流失。大概已经开创了颠、素书风的先声。总的说来，从谨严进入放纵，从端正进入奇逸，风气流变，自然会出现这种情况。但越是放纵、越是奇逸，也就越显得浅薄。发展到极端必然会想到返回本源；有志于古法的人，因此看重恢复原初的风格。“体复□□”应当是“体复，何如？”“何”字笔尾稍稍带出，与“如”字相接，所以看起来像“必”字。顾氏误作“何必”。“误□有佳□”应当是“行有佳酒”。行黄谏作“何酒”，次庄作“治”，都不对。大观帖的末尾有“献之”二字，字也略大。施氏说是另行摹写后嵌入。考察古帖凡是写姓名的地方，往往有不同的写法。王羲之帖中这样的例子多得数不清。这里大概是官帖摹写时有所遗漏，并不是大观本把它移接进去的。《姑比日帖》。这篇帖以及下面的《思恋岁终》两帖，冯涿州家所藏《快雪帖》中也摹入了；但《淳化阁帖》浑厚，《快雪帖》清逸，各有胜处。《快雪帖》应当是另一个摹本。不过古帖多有失真之处，即使从这件事也可以推知。《献之白》中，“一本”以下没有“白”字。考察古帖多把“独防逺”连带下文作为“白”字；这里“带”字与下文相连，或许是没有省略，所以遗漏了。王羲之帖中“带”字以下多有“□服散”，应当是“已”字；王羲之常把“已”写作“以”，说法见第六卷。顾氏作“比”也说得通。顾汝和说，这是“比驎”“张堪”的小字。《思恋帖》。“奉□无复日”应当是“奉见”。刘顾误作“奉兄”。《节过岁终帖》。“渐复□帖”正本作“先”。刘氏释为“施”，顾氏作“充”，都不对。《愿余余帖》。施氏说：“这帖的前半段已经亡佚，没有文字义理可以考证。” “育”和“倪”也应当是王、谢两家子弟的小名。“□心悬”中的“悬”字字首多了一道折笔，应当是摹写时笔锋带上来的，偶然重复罢了。不过，“悬”字左边的偏旁是倒写的“首”，按理说也没有错误。适奉帖。“适奉”以下四行，刘次庄另编为一帖，最是顾氏误把它们合为一帖。夏节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