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牧鉴 （明）杨昱 辑
●目录
序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后语
●牧鉴序
杨昱
李仲僎
○杨昱
牧鉴者，集经史百家之格言懿迹，有关于政者，为牧人者之鉴也。必曰鉴，何人欲修容者，则冶金为鉴以自见，况司牧者可无鉴乎？修容者鉴于金，则貌可正；司牧者鉴于古，则治可进。故曰鉴，曰可传乎？曰不敢也。世之仕者，多老成谙练之儒，岂须于此唯畜之俟与？有责焉以自鉴而巳。曰时未至而预为之，亦劳矣乎？曰古固有恐过优游将不堪事，朝夕运甓者，今出入经史纂集抄录，将不可与运甓方乎？鉴为类四：曰治本，治体，应事，接人。类各有目，凡三十五目，分上、中、下。上，述经传之言；中，纪古人政迹；下，摭儒先议论。厘为十卷。必首经传，尊其理也；必纪政迹，实以事也；必摭议论，博其趣也。能因类逐目详以鉴焉，则根柢之立，规模之布，设施酬答之宜，不将有获者乎？然中于圣贤论治之全旨不载者，非外也，事以类分，惧析也；帝王为治之懿范不纪者，非遗也，鉴为下位者设，惧僭也。昔贤治效虽隆，而所以致之之由不着，与夫徒足以惊世骇俗而非可常之道者，不取焉。非忽也，惧其无实而戾中也。若夫当采而或遗，宜后而置前，则见之不广，识之不精，天资学力之拘，不可卒强也。尚幸观者原之。
嘉靖癸巳春，二月癸卯，汀郡东溪杨昱书。
○李仲僎
明奉政大夫福建汀州府同知桂林李仲僎撰。
余甫论学入仕，每得亲贤士大夫相与论政，必曰：“生民之休戚系政治之得失，政治之得失由守令之贤否，守令之贤否本学术之邪正。然则学术其立政之本乎？”是故圣门惟颜子好学，有志为邦，孔子以治天下之道告之。漆雕开见道分明，始使之仕，因其笃志而深喜焉。信夫，学与政不殊心而得也。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则政学本自相因，古今之论未有以易此也。故余牧楚，有感于是，尝汇循良之编，而证以圣贤格言，亦谓其相因耳。有难之者，谓世降俗浇，古道不复，犹湍水不返也。何以是为？余于是不能不重有感而疑矣。久之，迁贰闽汀，因喜闽为文献旧邦，必有直谅多闻之士，可以讲究政学之旨而释所疑。爰携所梓质之庠校，偶得《牧鉴》一书，阅之则郡彦杨东溪先生所辑录者也。统以治本、治体、应事、接人四类，类各有目，凡三十有五要，皆意仿西山真氏《政经》体，效文公《小学》原始要终，引经据传，凿凿乎经政之规也。乃欣然曰：“天下固有不谋而同之若是者，真不啻十朋之获也。”暇日辄诵一过以自检点，则又见其旨意所在。虽与循良之编同，而缜密详备则实过之。阅此不惟有裨于政，而尤有资于学，其广识助思，长善捄失，岂浅浅哉！古人谓政不必自己出，使余得□此于十年之前，则汇编可无刻矣。先生历宰朝城、都昌，所至必携以随，故其施设皆摅治本，达治体，应事接人，次第不苟，趯趯有声。忽以性不谐俗，遂托家艰，矫制归汀养晦。东溪之上，以十事自颐，以受贶自适，益精于学，非公事不出，非正论不谈，求中乎道而止。然则先生之仕，固学；学亦仕也。况所录古人政教行迹，必平正温厚，明作之中，不失敦大之体，其刻意出奇，利于目前不可范远者不录也。如与吴佑等之以诚讯谳，而略陈襄辈之以术得情，进宋均之从容化俗，而黜西门豹之治巫，近苛意可识矣。是集藏之二十余年，不容终晦，余因请梓之，而先生固逊以未订正为辞。今年春，司徒郎木山邓君、庠生康子宗周咸在倚庐，皆汀之博雅士也，因与考订详校，特捐俸锓之。人皆曰：「是集传而今之有志向往师古循良者，有真鉴矣。其惠政宁有涯乎？」刻成，先生谓余：「常有言」，余以先生之自序尽之矣，复何言
译牧鉴 （明）杨昱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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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后语
●牧鉴序
杨昱
李仲僎
○杨昱
《牧鉴》这部书，是汇集经史百家中的格言和美好事迹，选取那些与政治治理相关的内容，作为地方官的借鉴。之所以称为“鉴”，是因为人们想要修饰仪容，就会冶炼金属制成镜子来自我审视，何况治理百姓的地方官怎么能没有借鉴呢？修饰仪容的人对着金属镜子，仪容就可以端正；治理百姓的人借鉴古代经验，治理水平就可以提升。所以称为“鉴”，这可以流传后世吗？回答说：不敢当。当今做官的人，大多是经验丰富、通晓世务的儒者，难道还需要这部书吗？只是等待那些像牲畜一样愚钝的人吗？其实是有责任在身，用来自我审视罢了。有人说：时机未到就预先准备，不是很劳苦吗？回答说：古人本来就有担心过于悠闲将不能胜任事务，因而早晚搬运砖块锻炼意志的人，如今出入经史进行编纂抄录，难道不可以与搬运砖块相提并论吗？《牧鉴》分为四类：称为治本、治体、应事、接人。每类各有条目，共三十五个条目，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上部分，阐述经传中的言论；中部分，记载古人的政治事迹；下部分，采集儒者先贤的议论。整理为十卷。必定以经传为首，是尊崇其中的道理；必定记载政治事迹，是用事实来充实；必定采集议论，是使趣味广博。能够按照类别和条目详细地加以借鉴，那么根基的建立、规模的布置、措施与应对的适宜，难道不会有收获吗？然而，符合圣贤论治全部宗旨而没有记载的，并不是排斥它们，而是因为事情按类别划分，害怕分析得太细碎；帝王治理天下的美好典范没有记载的，并不是遗漏，而是因为《牧鉴》是为下级官员设立的，害怕僭越。往昔贤能之人治理的成效虽然显著，但导致这种成效的原因没有明确，以及那些仅仅足以惊世骇俗而不是可以常行的道理，都不采纳。并不是忽视它们，而是害怕它们没有实效而违背正道。至于应当采纳却有所遗漏，应当后置却放在前面的情况，那是见识不够广博，认识不够精微，受限于天资和学力，不能勉强做到。希望读者能体谅这一点。
嘉靖癸巳年春天，二月癸卯日，汀州府东溪杨昱书写。
○李仲僎
明奉政大夫福建汀州府同知桂林人李仲僎撰。
我刚谈论学问进入仕途，每当有机会亲近贤达的士大夫一起讨论政治，他们必定说：“百姓的安乐与痛苦取决于政治的得失，政治的得失取决于地方长官的贤良与否，地方长官的贤良与否根本在于学术的正邪。那么，学术就是建立政治的根本吗？”因此，在孔子门下只有颜回好学，有志于治理国家，孔子把治理天下的道理告诉他。漆雕开对道理看得分明，孔子才开始让他做官，因为他志向坚定而深深喜爱他。确实，学问和政治是心意相通而获得的。子夏说：“做官有余力就学习，学习有余力就做官。”那么政治和学问本来相互依存，古今的议论没有能改变这一点的。所以我治理楚地时，对此有所感触，曾经汇编循吏良政的篇章，并用圣贤的格言来印证，也是认为它们相互依存。有人反驳说，世道衰落风俗浇薄，古道不再恢复，就像急流的水不能倒流一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因此不能不深深感慨并产生疑惑。过了很久，我调任福建汀州府副职，于是高兴闽地是文献之邦，必定有正直诚信、见闻广博的士人，可以探讨政治和学问的宗旨而解除我的疑惑。于是携带所刻印的书稿到学校去请教，偶然得到《牧鉴》一书，阅读后知道是郡中杰出人物杨东溪先生辑录的。全书统括治本、治体、应事、接人四类，每类各有条目，共三十五个要点，都意在模仿真德秀《政经》的体例，效法朱熹《小学》原始要终的方法，引经据典，确实是政治治理的规范。于是我高兴地说：“天下果然有这种不谋而合的情况，真是胜过十朋的收获啊。”空闲时我就诵读一遍来自我检点，又看到它的旨意所在。虽然与我汇编的循良之编相同，但严密详尽方面确实超过它。阅读此书不仅有裨益于政治，而且尤其有助于学问，它开阔见识、辅助思考，发扬善行、补救过失，难道作用浅薄吗！古人说政治不必都由自己发起，如果我在十年前得到这本书，那么汇编就可以不用刻印了。先生历任朝城、都昌的县令，所到之处必定携带此书跟随，所以他的施政措施都阐发治本，通达治体，应对事务、接待他人，循序渐进不马虎，政绩显著有声有色。忽然因为性格不合世俗，于是借口家中困难，违抗命令回到汀州隐居。在东溪之上，用十件事来自我修养，用接受馈赠来自我安适，更加精通学问，非公事不出门，不正论不谈论，追求合乎大道而止步。那么先生的做官，本来就是做学问；做学问也就是做官。况且他所辑录的古人的政治教化事迹，必定平正温和敦厚，光明正大之中，不失敦厚宏大的体统，那些刻意出奇、利于眼前而不能规范长远的不采纳。比如采纳吴佑等人以诚心审讯案件，而略去陈襄等人以权术获取实情；推崇宋均从容教化风俗，而贬斥西门豹治理巫术，其近于苛刻的意图可以知道了。这部书稿收藏了二十多年，不能让它最终晦暗，我因此请求刻印它，而先生坚决推辞，以没有订正为借口。今年春天，司徒郎木山邓君、庠生康宗周都在守丧期间，都是汀州博雅之士，于是和他们考证校订，特别捐献俸禄刻印它。人们都说：“这部书流传开来，如今有志向往效法古代循吏的人，有了真正的借鉴。它的惠民政治难道有尽头吗？”刻印完成后，先生对我说：“常有言”，我认为先生的自序已经说尽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哉？乃述政学之相因，以见政之有本，而今之从政者诚不可无学也。先生名昱，字子晦，东溪其别号也。善古文诗歌，尝有《偶见录》以识所得。教士则有《师鉴》，作宰则有《是集》，归田则有《农圃须知》，皆得于学而征于言，咸深有益于士民云。嘉靖乙卯秋九月望日。
译啊！于是阐述政治与学问相互依存的关系，以表明政治有其根本，而当今从事政治的人确实不能没有学问。先生名昱，字子晦，东溪是他的别号。他擅长古文和诗歌，曾著有《偶见录》来记录自己的心得。教导士人则有《师鉴》，担任县令则有《是集》，归隐田园则有《农圃须知》，这些都是从学问中得来并在言语中体现的，都对士人和百姓有极大的益处。嘉靖乙卯年秋九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