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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藏人物志五

材理第四

子藏 · 笔记 · 已译 · 第 10–13 段

。实自无知,如不言,观察众谈,赞其所安。有避难不应,似若有馀,而实不知者。实不能知,忘徉不应,似有所知,而不答者。有慕通口解,似悦而不怿者。闻言即说,有似于解者,心中漫漫不能悟。有因胜情失,穷而称妙,辞已穷矣,自以为妙而未尽。跌则掎蹠,理已跌矣,而强牵据。实求两解,似理不可屈者。辞穷理屈,心乐两解,而言犹不止,听者谓之未屈。凡此七似,众人之所惑也。非明镜焉能监之。

译确实因为无知,如果不说话,观察众人的谈论,就赞同他们感到安适的观点。有人为了躲避困难而不应答,表面上似乎从容有余,实际上却是不知。确实不能理解,却假装不应答,表面上似乎有所知,实际上却不回答。有人羡慕通达口齿伶俐,表面上似乎喜悦,内心却不快乐。听到言论就立即发表,表面上似乎理解,心中却茫然不能领悟。有人因为情绪失控,理屈词穷却称赞对方妙不可言,言辞已经穷尽,自己却以为妙趣未尽。道理已经错乱,却强行牵强附会。确实追求两全其美的解释,表面上似乎道理不可驳倒。言辞穷尽、道理屈从,心里却喜欢两全其美的说法,言语仍然不停,听的人说他没有屈服。以上这七种似是而非的情况,是众人所迷惑的。如果不是明镜,怎么能照察出来呢。

夫辩有理胜,理至不可动。有辞胜。辞巧不可屈。理胜者,正白黑以广论,释微妙而通之。说事分明,有如粉黛,朗然区别,辞不溃杂。辞胜者,破正理以求异,求异则正失矣。以白马非白马,一朝而服千人,及其至关禁锢,直而后过也。夫九偏之材,有同,有反,有杂。同则相解,譬水流于水。

  反则相非,犹火灭于水。杂则相恢。亦不必同,又不必异,所以恢达。故善接论者,度所长而论之。因其所能,则其言易晓。历之不动,则不说也。意在杓马,彼俟他日。傍无听达,则不难也。凡相难讲,为达者听。不善接论者,说之以杂反。彼意在狗,而说以马,彼意大同,而说以小异。说之以杂反,则不入矣。以方入圆,理终不可。善喻者,以一言明数事。辞附于理,则言寡而事明。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辞远乎理,虽泛滥多言,己不自明,况他人乎。百言不明一意,则不听也。自意不明,谁听之。是说之三失也。

  善难者,务释事本。每得理而止住。不善难者,舍本而理末。逐其言而接之。舍本而理末,则辞构矣。不寻其本理,而以烦辞相文。善攻强者,下其盛锐,对家强梁,始气必盛,故善攻强者,避其初鼓也。扶其本指,以渐攻之。三鼓气盛,衰则攻易。不善攻强者,引其误辞以挫其锐意。强者意锐,辞或暂误,击误挫锐,理之难也。挫其锐意,则气构矣。非徒群言交错,遂至动其声色。善蹑失者,指其所跌。彼有跌失,暂指不逼。不善蹑失者,因屈而抵其性。陵其屈跌而抵挫之。因屈而抵其性,则怨构矣。非徒声色而已,怨恨逆结于心。或常所思求,久乃得之。仓卒谕人,人不速知,则以为难谕。

  已自久思,而不恕人。以为难谕,则忿构矣。非徒怨恨,遂生忿争。夫盛难之时,其误难迫。气盛辞误,且当避之。故善难者,徵之使还。气折意还,自相应接。不善难者,凌而激之,虽欲顾藉,其势无由。弃误顾藉,不听其言。其势无由,则妄构矣。妄言非訾,纵横恣口。凡人心有所思,则耳且不能听。思心一至,不闻雷霆。是故并思俱说,竞相制止,欲人之听己,止他人之言,欲使听己。人亦以其方思之故,不了己意,则以为不解。非不解也,当己出言,由彼方思,故人不解。人情莫不讳不解。谓其不解,则性讳怒。

  讳不解,则怒构矣。不顾道理是非,于其凶怒忿肆。凡此六构,变之所由兴也。

  然虽有变构,犹有所得。造事立义,当须理定,故虽有变说小故,终于理定功立。若说而不难,各陈所见,则莫知所由矣。人人竞说,若不难质,则不知何者可用也。由此论之,谈而定理者,眇矣。理多端,人情异,故发言盈庭,莫肯执其咎。必也聪能听序,登高能赋,求物能名,如颜回听哭,苍舒量象。思能造端,子展谋侵晋,乃得诸侯之盟明能见机,臾骈睹目动,即知秦师退。辞能辩意,伊藉答吴王,一拜一起未足为劳。捷能摄失,郭淮答魏帝曰,自知必免防风之诛。守能待攻,墨子谓楚人,吾弟子已学之于宋。

  攻能夺守,毛遂进曰,今日从为楚,不为赵也,楚王从而谢之。夺能易予。

  以子之矛,易子之盾,则物主辞穷。兼此八者,然后乃能通于天下之理。通于天下之理,则能通人矣。不能兼有八美,适有一能,所谓偏材之人。则所达者偏,而所有异目矣。各以所通,而立其名。是故聪能听序,谓之名物之材。思能造端,谓之构架之材。明能见机,谓之达识之材。辞能辩意,谓之赡给之材。捷能摄失,谓之权捷之材。守能待攻,谓之持论之材。攻能夺守,谓之推彻之材。夺能易予,谓之贸说之材。通材之人,既兼此八材,行之以道。与通人言,则同解而心喻。同即相是,是以心相喻。与众人言,则察色而顺性。下有盛色,避其所短。虽明包众理,不以尚人。恒怀谦下,故处物上。聪睿资给,不以先人。常怀退后,故在物上。善言出己,理足则止。通理则止,不务烦辞。鄙误在人,过而不迫。见

译辩论中有以理取胜的,道理达到极致便不可动摇。有以言辞取胜的,言辞巧妙便不可屈折。以理取胜者,辨明黑白以广开论题,阐释精微奥妙而使之通达。陈述事理分明,如同粉黛妆饰,清晰可辨,言辞不杂乱。以言辞取胜者,破坏正理以求奇异,追求奇异则正道就丧失了。用“白马非马”的诡辩,一时之间能说服千人,等到他过关被禁时,必须直言才能通过。

那九种偏才,有相同,有相反,有混杂。相同则互相理解,好比水流汇入水中。相反则互相非难,犹如火被水熄灭。混杂则互相恢弘通达。也不一定相同,也不一定相异,所以能恢弘通达。因此善于接驳论辩的人,估量对方的长处而与之辩论。顺着对方所能理解的,他的话就容易明白。如果历举事实而不能动摇对方,就不必再说了。对方意在牵制马匹,那就等待他日再说。旁边没有通达的人听,就不难了。凡是互相辩难讲论,是为了让通达的人听。不善于接驳论辩的人,用混杂相反的话来说。对方意在狗,却用马来比喻;对方意在大的相同,却用小的差异来说。用混杂相反的话来说,就不能入耳了。用方形去进入圆形,道理终究不行。善于比喻的人,用一句话说明多件事。言辞依附于道理,那么言语少而事情明白。不善于比喻的人,百句话也说不清一个意思。言辞远离道理,虽然泛滥多言,自己尚且不明白,何况别人呢?百句话说不清一个意思,就不听了。自己的意思不明白,谁会听呢?这是辩论的三种过失。

善于辩难的人,务必阐释事物的根本。每得到道理就停止。不善于辩难的人,舍弃根本而梳理末节。追逐对方的言辞而接驳。舍弃根本而梳理末节,言辞就纠缠了。不探寻根本的道理,而用繁复的言辞互相修饰。善于攻击强者的人,降低其盛锐之气。对方气势强盛,开始时的气焰一定很盛,所以善于攻击强者的人,避开他最初的鼓噪。扶持他的根本旨意,逐渐攻击他。三鼓之后气盛,气衰则攻击容易。不善于攻击强者的人,引用他的错误言辞来挫伤他的锐气。强者意气锐利,言辞或许暂时有误,攻击错误以挫伤锐气,道理上是困难的。挫伤他的锐气,气焰就纠缠了。不只是群言交错,以至于动怒变色。善于追踪失误的人,指出他跌倒的地方。对方有失误,暂时指出而不逼迫。不善于追踪失误的人,趁对方理屈而抵斥他的本性。凌驾于他的理屈失误之上而抵斥挫伤他。趁对方理屈而抵斥他的本性,怨恨就产生了。不只是动怒变色,怨恨逆结于心。或许常常思求,很久才得到。仓促间告诉别人,别人不能迅速知道,就认为难以理解。

自己长久思考,却不宽恕别人。认为难以理解,忿怒就产生了。不只是怨恨,于是产生忿争。在激烈辩难的时候,错误难以避免。气盛言辞有误,暂且应当避开。所以善于辩难的人,征引事实使对方回归。气折意还,自然相应接。不善于辩难的人,凌驾并激怒对方,虽然想要顾惜,形势上也没有办法。放弃错误去顾惜,不听他的话。形势上没有办法,妄言就产生了。妄言非议,纵横恣口。大凡人心有所思,耳朵就不能听。心思一到,连雷霆都听不见。所以同时思考同时说话,竞相制止,想让人听自己,制止别人的话,想让听自己。别人也因为正在思考的缘故,不能了解你的意思,就认为你不理解。不是不理解,而是当你说话时,他正在思考,所以别人不理解。人情没有不忌讳不被理解的。认为他不被理解,本性就忌讳发怒。

忌讳不被理解,怒意就产生了。不顾道理是非,凶怒放肆。这六种纠缠,是变乱兴起的缘由。

然而虽然有变乱纠缠,还是有所得。创立事义,应当使道理确定,所以虽然有变说小故,最终道理确定功业建立。如果说话而不辩难,各自陈述所见,就不知道从何下手了。人人竞相说话,如果不辩难质询,就不知道哪个可以采纳。由此而论,通过谈论而确定道理的,很少了。道理多端,人情各异,所以发言盈庭,没有人肯承担过错。必须聪明能听序,登高能赋,求物能名,像颜回听哭,苍舒量象。思考能造端,子展谋划侵晋,于是得到诸侯的盟约。明能看见机微,臾骈看见目动,就知道秦师退却。言辞能辩意,伊藉回答吴王,一拜一起不足为劳。敏捷能摄失,郭淮回答魏帝说,自知必免防风之诛。守能待攻,墨子对楚人说,我的弟子已在宋国学好了。

攻能夺守,毛遂进言说,今天合纵是为了楚,不是为了赵,楚王于是听从并谢罪。夺能易予。用你的矛,换你的盾,那么物主言辞穷尽。兼具这八种才能,然后才能通晓天下的道理。通晓天下的道理,就能通晓人了。不能兼具八种美德,只有一种才能,所谓偏才之人。那么所通达的就偏颇,而所有不同的名目了。各自以所通达的,确立其名。所以聪明能听序,称为名物之才。思考能造端,称为构架之才。明能看见机微,称为达识之才。言辞能辩意,称为赡给之才。敏捷能摄失,称为权捷之才。守能待攻,称为持论之才。攻能夺守,称为推彻之才。夺能易予,称为贸说之才。通才之人,既然兼具这八种才能,用道来推行。与通人说话,就同解而心喻。相同就互相肯定,所以心相喻。与众人说话,就察色而顺性。下面有盛气,避开他的短处。虽然明包众理,不以此高人一等。常怀谦下,所以处在众人之上。聪睿资给,不以此先人。常怀退后,所以在众人之上。善言出于自己,理足就停止。通晓道理就停止,不务求烦辞。鄙误在别人,有过错而不逼迫。见

人过跌,辄当历避。写人之所怀,扶人之所能。扶赞人之所能,则人人自任矣。不以事类犯人之所婟。胡故反。与盲人言,不讳眇瞎之类。不以言例,及己之所长。己有武力,不与婋虎之伦。说直说变,无所畏恶。通材平释,信而后谏,虽触龙鳞,物无害者。采虫声之善音,不以声丑,弃其善曲。赞愚人之偶得。不以人愚,废其嘉言。夺与有宜,去就不留。方其盛气,折谢不。不避锐跌,不惜屈挠。

译人有过失跌倒,就应当经历躲避。书写人所怀抱的志向,扶持人所具备的能力。扶持并赞美人所具备的能力,那么每个人就会自我承担责任了。不拿事物的类别去触犯人所忌讳的。为何反而如此。与盲人说话,不避讳瞎眼之类的话题。不拿言语作为例证,来涉及自己的长处。自己拥有武力,就不与勇猛如虎的人相比。直言直谏或阐述权变,无所畏惧厌恶。通晓事理平和地解释,取得信任后再进谏,即使触怒帝王,事物也不会造成危害。采纳虫鸣中美好的声音,不因为声音粗陋,就抛弃它美妙的曲调。赞扬愚笨之人偶尔的得当。不因为人愚笨,就废弃他美好的言论。给予和夺取都要适宜,离去和就职都不滞留。正当对方气势旺盛时,折服谢罪不停止。不躲避锐利的跌倒,不吝惜屈折与柔顺。

方其胜难,胜而不矜。理自胜耳,何所矜也。心平志谕,无适无莫,付是非于道理,不贪胜以求名。期于得道而已矣。是可与论经世而理物也。旷然无怀,委之至当。是以世务自经,万物自理。

  材能第五

  材能大小,其准不同。量力而授,所任乃济。

  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犹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鸡。愚以为此非名也。

  夫人材犹器,大小异,或者以大鼎不能烹鸡,喻大材不能治小,失其名也。

  夫能之为言,已定之称。先有定质,而后能名生焉。岂有能大而不能小乎?

  凡所谓能大而不能小,其语出于性有宽急。宽者弘裕,急者急切。性有宽急,故宜有大小。宽弘宜治大,急切宜治小。宽弘之人,宜为郡国,使下得施其功,而总成其事。急切则烦碎,事不成。急小之人,宜理百里,使事办于己。弘裕则网漏,庶事荒矣。然则郡之与县,异体之大小者也。明能治大郡,则能治小郡,能治大县,亦能治小县。以实理宽急论辨之,则当言大小异宜,不当言能大不能小也。若能大而不能小,仲尼岂不为季氏臣。若夫鸡之与牛,亦异体之小大也。鼎能烹牛,亦能烹鸡,铫能烹鸡,亦能烹犊。

  故鼎亦宜有大小。若以烹犊,则岂不能烹鸡乎?但有宜与不宜,岂有能与不能。故能治大郡,则亦能治小郡矣。推此论之,人材各有所宜,非独大小之谓也。文者理百官,武者治军旅。夫人材不同,能各有异。有自任之能,修己洁身,总御百官。有立法使人从之之能,法悬人惧,无敢犯也。有消息辨护之能,智意辨护,周旋得节。有德教师人之能,道术深明,动为物教。有行事使人谴让之能,云为得理,义和于时。有司察纠摘之能,督察是非,无不区别。有权奇之能,务以奇计,成事立功。有威猛之能。猛毅昭著,振威敌国。

  能出于材。材不同量。材能既殊,任政亦异。是故自任之能,清节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冢宰之任,为国则矫直之政。其身正,故掌天官而总百揆。

  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司寇之任,为国则公正之政。法无私,故掌秋官而诘奸暴。计策之能,术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则三孤之任,为国则变化之政。计虑明,故辅三槐而助论道。人事之能,智意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冢宰之佐,为国则谐合之政。智意审,故佐天官而谐内外。行事之能,谴让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司寇之任,为国则督责之政。辨众事,故佐秋官而督傲慢。权奇之能,伎俩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司空之任,为国则艺事之政。伎能巧,故任冬官而成艺事。司察之能,臧否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师氏之佐,为国则刻削之政。是非章,故佐师氏而察善否。威猛之能,豪杰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将帅之任,为国则严厉之政。体果毅,故总六师而振威武。

  凡偏材之人,皆一味之美。譬饴以甘为名,酒以苦为实。故长于办一官,弓工揉材,而有馀力。而短于为一国。兼掌陶冶,器不成矣。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盐人调盐,醯人调醯,则五味成矣。譬梓里治材,土官治墙,则厦屋成。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水以无味,故五味得其和。

  犹君体平淡,则百官施其用。又国有俗化,民有剧易,五方不同,风俗各异,土有刚柔,民有剧易。而人材不同,故政有得失。以简治易则得,治烦则失。

  是以王化之政宜于统大,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以之治小,则迂。网踈而吞舟之奸漏。辩护之政宜于治烦,事皆辨护,烦乱乃理。以之治易,则无易。

  甚于督促,民不便也。策术之政宜于治难,权略无方,解释患难。以之治平,则无奇。术数烦众,民不安矣。矫抗之政宜于治侈,矫枉过正,以厉侈靡。

  以之治弊,则残。俗弊治严,则民残矣。谐和之政宜于治新,国新礼杀,苟合而已。以之治旧,则虚。苟合之教,非礼实也。公刻之政宜于纠奸,刻削不深,奸乱不止。以之治边,则失众。众民惮法,

译正当他战胜困难时,胜利了却不骄傲自满。道理本来就在胜利之中,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心境平和,志向通达,对任何事都不偏不倚,将是非判断交给道理,不贪图胜利来求取名声。只求得到大道罢了。这样的人,可以与他讨论治理世事和处理万物。心胸旷达没有私念,一切托付给最恰当的道理。因此世务自然治理,万物自然理顺。

材能第五

材能的大小,其标准不同。根据能力授予职位,所任用的事情才能成功。

有人说,人才有能做大事而不能做小事的,就像能煮牛的大鼎不能用来煮鸡一样。我认为这不是正确的说法。

人才就像器具,大小不同,有人用大鼎不能煮鸡来比喻大材不能治理小政,这是弄错了名称的含义。

所谓“能”,是已经确定的称呼。先有确定的本质,然后才能产生名称。哪有所谓能做大事而不能做小事的呢?

凡是说能做大事而不能做小事的,这种说法源于人性有宽缓与急切的区别。宽缓的人弘大宽裕,急切的人急躁紧迫。人性有宽缓与急切,所以适宜治理的范围有大小之分。宽弘的人适宜治理大政,急切的人适宜治理小政。宽弘的人,适宜担任郡国的长官,让下属能够施展他们的功效,从而总揽完成事务。急切的人则容易陷入琐碎,事情反而办不成。急切的人,适宜治理百里的小县,让事情由自己亲自办理。如果过于宽弘,则法网疏漏,各种事务就会荒废。那么,郡与县,是不同体制的大小之分。明白能治理大郡,就能治理小郡;能治理大县,也能治理小县。用实际道理来辨析宽缓与急切,就应当说大小适宜不同,不应当说能做大而不能做小。如果真有所谓能做大而不能做小的,孔子难道不会做季氏的家臣吗?至于鸡与牛,也是不同体制的大小之分。鼎能煮牛,也能煮鸡;小锅能煮鸡,也能煮小牛。

所以鼎也应当有大小之分。如果用大鼎煮小牛,难道就不能煮鸡吗?只是有适宜与不适宜的区别,哪有所谓能与不能。所以能治理大郡,也就能够治理小郡。推演这个论点,人才各自有适宜的方面,不仅仅是大小之分。文才的人治理百官,武才的人治理军队。人才不同,能力各有差异。有自我任事的才能,修养自身,保持廉洁,总领驾驭百官。有制定法律使人服从的才能,法律悬挂,人们畏惧,不敢违犯。有变通辩护的才能,智慧意趣善于辩护,周旋应对合乎节度。有道德教化他人的才能,道术深明,行动成为万物的榜样。有行事使人谴责责让的才能,行为合乎道理,义理与时势和谐。有监察纠举的才能,督察是非,没有不加以区别的。有权变奇谋的才能,致力于奇计,成就事业建立功勋。有威猛刚毅的才能。猛毅显著,震慑敌国。

才能出于材质。材质不同,容量不同。材能既然不同,所任的政务也不同。因此,自我任事的才能,是清廉节操的材质。所以在朝廷上,就是冢宰的职位,在国家就是矫正正直的政风。自身端正,所以掌管天官而总领百官。

制定法律的才能,是治理家庭的材质。所以在朝廷上,就是司寇的职位,在国家就是公正的政风。法律无私,所以掌管秋官而查办奸恶。计策的才能,是术数的材质。所以在朝廷上,就是三孤的职位,在国家就是变化的政风。计虑明达,所以辅佐三槐而协助论道。人事的才能,是智慧意趣的材质。所以在朝廷上,就是冢宰的辅佐,在国家就是和谐融洽的政风。智慧意趣审慎,所以辅佐天官而协调内外。行事的才能,是谴责责让的材质。所以在朝廷上,就是司寇的职位,在国家就是督责的政风。辨别众事,所以辅佐秋官而督责傲慢。权变奇谋的才能,是技艺的材质。所以在朝廷上,就是司空的职位,在国家就是艺事的政风。技艺精巧,所以担任冬官而成就艺事。监察的才能,是褒贬的材质。所以在朝廷上,就是师氏的辅佐,在国家就是刻削的政风。是非彰明,所以辅佐师氏而察明善恶。威猛的才能,是豪杰的材质。所以在朝廷上,就是将帅的职位,在国家就是严厉的政风。体质果毅,所以统领六军而振奋威武。

凡是偏才的人,都只有一种味道的美。比如饴糖以甘甜著称,酒以苦涩为实质。所以擅长办理一个官职,像弓匠揉制木材,还有余力。但短于治理一个国家。如果兼管陶冶,器物就造不成了。为什么呢?一个官职的任用,是用一种味道调和五味。盐人调盐,醋人调醋,那么五味就调和成了。比如梓人处理木材,土工处理墙壁,那么大厦就建成了。一国的政治,是用无味调和五味。水因为无味,所以五味得以调和。

就像君主平淡,那么百官就能施展他们的作用。又因为国家有风俗教化,民众有难易之分,五方不同,风俗各异,土地有刚柔,民众有难易。而人才不同,所以政治有得失。用简略治理容易的事就成功,治理繁杂的事就失败。

因此,王化的政治适宜于统领大局,简易而天下的道理就得到了。用它治理小事,就迂腐。法网疏漏而吞舟的大奸就漏网了。辩护的政治适宜于治理繁杂,事情都加以辩护,繁杂混乱才得以理顺。用它治理容易的事,就没有简易。

比督促还严苛,民众就不方便了。策术的政治适宜于治理危难,权略没有定法,解释患难。用它治理太平,就没有奇效。术数烦杂众多,民众就不安定了。矫抗的政治适宜于治理奢侈,矫正枉曲超过正道,以警戒奢侈靡费。

用它治理弊病,就残暴。风俗弊坏治理严苛,那么民众就残害了。和谐的政治适宜于治理新国,国家新立礼仪简略,苟且合宜罢了。用它治理旧国,就虚浮。苟且合宜的教化,不是礼的实质。公刻的政治适宜于纠举奸恶,刻削不深,奸乱不止。用它治理边疆,就失去民心。众民畏惧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