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眼卷一

译将共工放逐到崇山，以此来改变南蛮的风俗；将三苗迁徙到三危，以此来改变西戎的风俗；将鲧处死于羽山，以此来改变东夷的风俗。司马迁广泛阅览了先秦的古书，所以他的言论有时是可以考证的。自从汉代以来，儒家学者对此产生了误解，如果这四个部族的人都穷凶极恶，那么他们必定会在尧的时代就被诛杀，不需要等到舜的时候才诛杀，这是显而易见的。屈原曾说：“鲧正直而忘却自身。”那么鲧大概是个刚直而触犯上级的人罢了。如果这四个部族的人确实都是小人，怎么能够任用他们来改变四方夷狄的风俗呢？由此看来，这四个部族并没有被诛杀致死，也没有被废弃不用，只是被迁徙到远方，担任边远地区的君主罢了。像《左传》所说的那些，都是后世流传造成的错误。如果在尧的时代，朝廷中有大奸臣却不能除去，那么尧就不配称为尧了。

译许由辞让天下并非难事

尧将天下禅让给许由，许由不接受，后世都推崇他。陈眉公曾说：在尧的时代，遍地是洪水，遍地是野兽的足迹和鸟类的踪迹。大禹治理洪水八年，水上乘船，陆上乘车，泥沼中乘輴车，山间乘樏车，才使得水土逐渐平定，教导百姓耕种。此时百姓非常困苦，经历了从鲜食、艰食到粒食三个阶段的转变，才略有生计。大概洪荒时代，天地之间只够尽力生出几个圣人，来不及铺张修饰，仅仅粗略地具备了一片乾坤的雏形罢了，哪里有什么可享受的待遇呢？茅草屋顶不加修剪，屋角不加雕琢，梁柱不加彩绘，大路不加标记，席子不加边缘装饰，肉汤不加调和；铏簋中的食物只是用来充饥，鹿皮衣服只是用来御寒。不仅没有享受天下的乐趣，反而有承担天下的忧患，尧面色黝黑、舜面色焦黑，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许由又有什么可羡慕而接受它呢？唉！现在的天下富庶，富庶就会诱发盗窃；古代的天下淡泊，淡泊就会拱手让人而别人不接受。老子说：“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说的就是许由吧。[夏君宪说：这个论点很新颖。但是尧时洪水为害，导致天子粗衣恶食，许由作为一个荒山中的平民，他的生活享受也就可想而知了。现在的农家，哪怕是一只鸡、一斗小米，就会引起争夺，哪里有什么富庶华丽值得羡慕的呢？千乘之国的权位可以辞让，一箪食一豆羹却会改变脸色，人的本性真是不同啊！巢父、许由的辞让，总是一方面的见解，但也不能强求。]

巢父、许由并非旷达之士

王维说：古代的高士许由挂瓢、巢父洗耳。耳朵不是停留声音的地方，声音也不是沾染耳朵的痕迹。厌恶外物的人内心污浊，憎恨外物的人自我伤害。这还达不到旷达之士的境界，哪里是入道的门径呢！

帝尧善于爱护他的儿子

尧不把天下传给丹朱而传给舜，世人都说圣人至公无私。我私下认为，帝尧这样做，固然为了爱护天下，更是为了爱护丹朱。后来云行雨施，万国安宁，虞宾在位，共享福庆，他留给丹朱的恩惠已经极大了。如果让丹朱凭着傲慢暴虐的资质，轻易居于臣民之上，那么毒害痛楚四海，不遭受南巢的流放，就一定会遭到牧野的诛杀，还能算是爱护他吗？曾子说：“君子爱人以德。”庞德公说：“我留给子孙的是平安。”尧对待儿子，也是这样罢了。

瞽叟、象杀害舜的原因

虞氏从幕开始就有国家，到瞽叟也没有违背天命，大概还能守住国家。他们想要杀害舜，大概是想要废黜嫡长子而立幼子；而象想要杀害哥哥，也是想要夺取嫡长之位。不然，难道因为平民的微小、爱憎的缘故，就立刻杀人吗？那么舜既然是国家的嫡长子，却从事耕种、制陶、捕鱼这些事，是为什么呢？或许是被父母驱逐，所以遭受劳役；或者是躲避世袭的嫡长之位不敢居，而自归于田间渔猎。所以杂书中有说：舜看到器具的粗劣而在河滨制陶，看到当时粮食昂贵而在负夏贩卖。孔子说：耕种、捕鱼、制陶、贩卖，不是舜该做的事，他去从事这些，是为了挽救败局。这个说法虽然出自杂书，但实际上符合圣人的心意。瞽叟、象想要杀害舜，是在早年之间；而尧举荐舜，则是在他能够和谐相处之后。《史记》反复重提而没有辨别，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孟子当时也没有辨别万章的错误，为什么呢？大概孟子不在于辩驳世俗讹传的表象，而在于阐明圣人处变的心意。那么事迹的前后有无，本来就不必拘泥。

纳于大麓不是山麓

《孔丛子》记载：宰我问：“《尚书》说‘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这是说人顺应天意。尧得到舜后，经历各种艰难考验，让他总录万机政务，所以阴清阳和，五星齐备，风雨各应其时，没有迷错愆伏，表明舜的行为合乎天道。”这个说法与注疏相符，大概古代相传如此。现在把大麓解释为山麓，是说尧把舜放在荒险之地，用狂风霹雳来考验他的性命，这与茅山道士斗法有什么区别呢！

象刑辨

《舜典》说：“象以典刑。”皋陶说：“方施象刑惟明。”这说明唐虞时期确实有象刑。但距离古代久远，说法不一。荀况记载当时人的话说：“象刑，就是墨刑、黥刑、慅婴、共艾毕、菲对屦、杀赭衣而不纯。”汉文帝诏令废除肉刑时说：“有虞氏画衣冠、异章服作为惩罚，而百姓不犯法。”这两种说法，都是讹传。禹称赞舜说：“与其杀害无辜，宁可失于不经。”又说：“怙终贼刑”，“刑故无小”，这难道曾经不杀人、不施刑吗！荀况说：“如果认为这样能治理好，那么人本来就不会触犯罪过，不仅不用肉刑，也不用象刑了。如果人触犯了罪过，却直接减轻刑罚，那就是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这几句话，即使尧、舜再生，也无法改变。那么所谓象刑，一定是模写用刑的物象来明示百姓，使他们知道羞愧畏惧罢了。禹铸鼎象物，使百姓知道奸邪，也是这个意思。

舜葬苍梧考

世人传说舜葬在苍梧，这个说法可疑。有人说：舜既然禅位给禹，怎么还会亲自巡狩，到达南蛮之地，并且死在那里呢？后人因为《尚书》有“陟方乃死”一句话，误会了罢了。“陟方

译“升遐”、“上仙”本是帝王去世的委婉说法，然而既然说“陟方”，又说“乃死”，这就显得多余了。孟子不是说过“舜在鸣条去世”吗？这是一个重要的证据。查考商汤与夏桀在鸣条交战，那么鸣条距离中原就不远。《孔子家语·五帝德篇》说：“舜巡视四方山岳，死在苍梧的原野并葬在那里。”何孟春注释说：陈留县平丘有鸣条亭，海州东海县有苍梧山，距离鸣条不远。由此可知，所谓的苍梧，并不是九嶷山的苍梧。根据《家语》中“方岳”的说法，《尚书》可能遗漏了“岳”字。这一说法足以消除千古以来的疑惑。

译《禹贡》是古今地理学的源头

《禹贡》这本书，成书于虞夏交替之际，千百年来谈论地理的人，最终都不能超出它的范围。因此，像孟子这样的大贤，他论述洪水时说：“疏通汝水、汉水，排除淮水、泗水，而注入长江。”这说明长江有通往淮水的道路。等到考证《禹贡》，却说“沿着长江、大海，到达淮水、泗水”。这说明长江并没有通往淮水的道理。大概是因为吴王夫差开凿沟渠以连通晋国，长江才开始有通往淮水的道路，孟子显然是把夫差所开的沟渠当作大禹的遗迹了，这是很明显的。学识渊博如司马迁，他写《河渠书》时说：“这就是两条渠道，恢复了大禹的旧迹。”这是认为这两条渠道出自大禹。等到考证大禹的遗迹，黄河从龙门到犬陆，都是一条水流，直到秦朝黄河在魏都决口，才开始有两条水流。司马迁显然是误把秦朝时决出的渠道当作大禹的遗迹了，这也是很明显的。唉！《禹贡》这本书，不过几千字罢了，古今谈论地理的矛盾之处，没有不在此寻求依据的，后来的人怎么能舍弃它而不作为依据呢？《禹贡》之所以不可企及，是因为什么呢？神圣的规划，原本就不是后世儒者所能模仿的；而且九州不依附于方城，而是依附于山川，所以千古以来如同一天，没有人能违背它。

帝赐予良辅

傅说的事，世人都怀疑它，认为因梦而得到贤人可以，如果不这样，难道也要立他为相吗？况且天下相貌相似的人也很多，如果外表相似而内在不符，难道也要把调和五味、驾驭舟楫的重任寄托给他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叔孙豹梦见竖牛，汉文帝梦见邓通，最终都成为自身名声的拖累，梦果真可以凭信吗？又有人说：武丁曾经逃到荒野然后即位，他在民间就已经知道傅说的贤能了，一旦想要举荐他置于臣民之上，人们未必会顺从地听从，所以借梦来征召他。况且商朝风俗迷信鬼神，顺着百姓所信的来引导他们，这是贤人成就事业的契机。这种说法辨析得很详细，但也不对。大概所谓梦赐，实际上是帝王感念其恭敬沉默的诚意而赐予他。性情融洽的人，他的梦境不会混乱，这可以与孔子梦见周公相提并论。郑文公梦见鹿而得到了真鹿，心里真诚想要得到鹿的人尚且可以得到，何况真诚求贤而没有得到的呢？

伊尹放逐君主的错误

陈越石说：“商甲不施恩惠于天下，他的臣子放逐了他。后来能够改过，又回到亳都。虽然好，但不可以作为法则。如果说日食不吐纳，黄河澄清难以等待，中原的鹿将要逃逸，时乘之龙等待驾驭，对于臣子的事业来说如何？更何况身体并非金石却冒着雾露，如果怀着失去国家的耻辱而损害自身，那么试探君主的诽谤就没有消除的日子了。殷朝的君臣也是侥幸成功了。唉！寒浞接连出现，后羿并肩而立，后来做臣子的人，开始时没有不效法伊尹、周公的，结束时没有不变成后羿、寒浞的，都是把伊尹、周公当作蒿草做的箭靶子。”越石的这个论述似乎有理，但还没有深入考证。按照孙季昭《示儿编》所说：“《尚书》所载伊尹放太甲于桐，‘放’应当作‘教’，因为篆文相近所以讹误。”这个论述很伟大，可以平息纷纷的疑虑。勾曲外史张天雨采纳了这个说法，写在伊尹古像之后。

微子不投奔周朝

微子左手牵羊，右手拿着茅草，都是必定没有的事。肉袒面缚，大概是出自《左传》的诬蔑。史书说：“微子抱着祭器进入周朝。”既然已经进入周朝了，又难道要等到周朝军队到了之后才面缚吗？况且武王讨伐纣王，不是讨伐微子，那么面缚衔璧，应当在武庚身上，也不是微子的事。即使抱着祭器进入周朝，也必定没有这事。刘敞说：古代同姓即使危困也不离开国家。微子是纣王的庶兄，有什么进入周朝的呢？《论语》说“离开”的，是离开纣王的都城而逃到荒野。当时武王释放了被囚禁的箕子，封了比干的墓，而唯独没有提到微子，因为微子逃到荒野没有被找到。等到武庚再次叛乱，最终被杀，才开始寻求微子来代替殷朝的后嗣，而微子在这个时候才不可推辞。前面说投奔周朝的说法，岂不是疏漏错误了吗！

夷、齐辨

《论语》中“为卫”、“千驷”两章，孔子称赞夷、齐的原因，事情没有始末，不知道指什么，即使有大儒先生，也不得不向《史记》取证。大概孔子之后，评论古人没有比得上孟子的。孟子只说伯夷，不及叔齐。对于伯夷，大体称赞他操行的清高，而对于孔子这两章的意思，也没有所阐发。只有《史记》在孔、孟之后写成，成书完备而记事丰富，如子贡问“夷、齐何人”，孔子回答“求仁得仁”，如果不得到《史记》知道二子曾经有让国一起逃跑的事，那么夫子不为卫君的微意，子贡虽然知道，后世学者从何而知呢？然而司马迁好奇而轻信，反而滋生了后来者无穷的疑惑。《论语》说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下，未曾说他们因饿而死，而司马迁怎么知道的呢？饿的人难道必定都死吗？况且首阳的隐居，未见其必定在武王时代，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在逃国之时到首阳的呢？孤竹是小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而首阳在河东的蒲坂。《诗经·唐风》说：“采苓采苓，首阳之巅。采苦采苦，首阳之下。”或许就是这个首阳，大概是晋地的地方。夷、齐逃国，仓促而行，掩人之

译对于他们不了解的事情，本来就不应该有所得食，但也不必长久居住在这里。只是因为伯夷、叔齐逊位让国并一同出逃，这件事非常卓越绝妙，所以后世称赞他们，指着他们曾经栖止的地方说：“这是仁人贤者的遗迹啊。”因此首阳山的传说，长久而不磨灭，何必一定要说他们死在这座山上然后才被称颂呢？《论语》这一章，本来就很明白，对于齐景公提到死，而对于首阳山不提到死，况且孔子深深赞许伯夷、叔齐的原因，只是举出他们辞让君位这一节，意思就已经足够了。如果说孔子取法的是他们不食周粟以至于饿死，那么这是本章原文所没有的。至于劝谏伐纣这一件事，更是错谬。假使真有此事，伯夷、叔齐应当在事情尚未开始之初就劝谏，不应当等到戎车已经驾好，然后在道路上做出惊骇众人的举动。太公望与自己都是德高望重的老人，出处向来相同，不在今天，白发苍苍却像新认识的人一样，反而让他匆匆忙忙，在锋刃即将加身之时扶着他离开。于是纪传体史书描写二人冒昧走到前面，太公望营救他们的样子，几乎像狂人出来争斗，众人喧哗吵闹。而迂腐怪诞的儒生，姓名无法辨认，捋起袖子参与其中，陈述劝说阻止。唉，太危险了！能够免于死伤，稍有见识的人都不会这样做，难道说是伯夷、叔齐做的吗？司马迁在《史记》中才增加了一个字，却与《论语》几乎没有一个字相合。假使真是这样，《采薇》这首歌足以说明武王未尽善，而孔子却删去了它；吃周粟的耻辱，比不听恶声更大，而孟子却置之不论，衡量事理，怎么会如此错谬呢！那么司马迁难道没有依据吗？回答说：司马迁自己说了。所谓“我悲叹伯夷的志向，看到逸诗觉得奇异”，这就是司马迁的依据，也是这一传说的病源所在。逸诗，就是“西山采薇”这一章。古诗中称颂在山中采集草木蔬菜的很多，难道都是有所感愤而不吃别人粮食的人吗？况且诗中说的是西山，而不是首阳山，不应当附会《论语》所说的话。于是这首诗误导了司马迁，而司马迁误导了后世。

译商的后代唯独在夏、周两代特别兴盛。

《舜典》所提到的伯禹以下二十二人，其中禹的功劳最大，所以继承舜而兴起，亲身拥有了天下。稷负责养育百姓，契负责教化百姓，功劳也不在禹之下，但他们未能亲身拥有天下，只有他们的子孙才开始世代继承并光大。稷的后代建立了成周，天地间的文明，汇聚于这一代。契的后代也多次出现圣贤，而商朝的贤明君主，比起夏和周又是最多的，为什么呢？自开天辟地以来，没有关于性命（天道人性）的学说，直到商汤才开始谈论“降衷”（上天赋予的本性）和“恒性”（永恒的本性），他难道是万世道学的祖师吗？所以不仅他能亲身拥有天下，就连他后来的君王，如太戊、盘庚、武丁，都能著书立言。即使在商朝衰微的末期，还有三位仁人。微子本应拥有商朝却避位让贤。弗父何本应拥有宋国却又避位让贤。到了孔父嘉，才另立为公族而接受民众，五世之后，又诞生了圣人，成为万世帝王的老师。在这二十二人之中，契的明德，难道夏和周所能比得上的吗！

太王未曾翦灭商朝

太王翦灭商朝的说法，不知依据何在。太王迁居岐山，是在商帝乙的时代。商朝中兴后又过了五十九年，再过二百零六年商朝才灭亡，太王怎么能去翦灭它呢？自己还在艰难地躲避狄人，却图谋商朝的天下，这符合人情吗？以文王处在纣王的时候，尚且难以称王，泰伯怎么能就拥有天下呢？议论的人却说太王有这种心思，泰伯不听从，于是逃往荆蛮。唉！这是对古人多么严重的诬蔑啊！查考《说文解字》引用《诗经》作“实始戬商”，解释说戬是福的意思，大概是说太王开始从商朝那里得到福泽而壮大他的国家罢了。不知道后世为什么把“戬”改成了“翦”，况且《说文解字》另有“翦”字，解释为灭的意思，从事实来说，太王何曾灭掉商朝呢！改动这个字的人，一定是汉儒口耳相传，因为读音相同而讹误罢了。许慎曾见过古篆文，应当得到实情。只要知道“翦”是“戬”的误字，那么纷纷的议论自然就会平息，如果作“翦”，即使像沧海那样的辨析，也不能洗清千古的疑惑了。

武王追尊文王的明文

唐代梁肃、宋代欧阳修、游酢，都有文王未曾称王的论述。然而不过是依据《论语》《孟子》以及《泰誓》《武成》的文字，以及伯夷、叔齐、虞国、芮国、鲁仲连、曹操的事情，暗中探求、曲折论证，仿佛比拟，最终没有武王追尊文王的明文，即使苏秦、张仪那样的辩才，人们也难以遵从。我读司马迁《伯夷列传》有话说：“西伯去世，武王载着木主，尊号为文王，向东讨伐纣王。”这难道不是武王追尊文王的明文吗？古人称司马迁为良史，他的文章严谨，他的事实确凿，拿着这个，各位的论说就可以全部废弃了。千古以来，阅览者都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呢？

《金縢》不是古书

读《尚书》读到《金縢》篇，反复详细考究，怀疑它不是古《尚书》。周公当面拒绝两位公卿的占卜，认为“不可以使先王忧伤”，却私下向三位先王祷告，自认为有功。这是奸佞小人做的事，能说周公这样做吗？而且滋长了后世割股肉祭天的陋俗。他的祝辞说：“现在我向大龟求命，你们如果答应我，我就用璧和珪，回去等待你们的命令。你们如果不答应我，我就屏弃璧和珪。”人祭祀先王，可以用珪璧来要挟吗？又说：“周公回来，就把册命放入金縢的柜子里。”大概占卜的册命，藏在宗庙里，开启它必须君王和大夫都戴弁帽。既然说周公另外修筑坛墠，那么显然不在宗庙之中了；不在宗庙，就是私下祷告。周公是人臣，怎么能把私下祷告的册命藏在宗庙的金縢柜子里，又私下开启它呢？又说：“君王和大夫都戴弁帽，来开启金縢的书，才得到周公自以为有功、代替武王受命的说法。”武王病愈，四年后去世，周公居东，两年后回来，总共六年之久。周公还占卜，怎么会有朝廷六年无事而不开启金縢柜子的情况，到现在才开启呢？仅这五件事，反复详细考究，这部书不是古书是必然的了。

三监、武庚的叛乱情况不同

三监、武庚的叛乱，同在于叛乱而不同在于情由。武庚的叛乱，意图在于恢复商朝；二叔的叛乱，意图在于夺取周朝；至于奄国的叛乱，意图不过在于帮助商朝；而淮夷的叛乱，则是外借应和商朝的声势，内撼周公的儿子，其意图又在于夺取国家。二叔没有武庚不足以动员众人，武庚没有二叔不足以离间周公，淮夷不乘此声势又不能得到鲁国，这就是他们相互支撑而起，共同归于扰乱周朝的原因。况且当时，扰乱周朝的祸患也很猛烈了。武庚挟持殷畿的顽民，而三监又各自挟持其国的民众，东边直到奄国，南边及于淮夷、徐戎，从秦、汉的形势来说，所谓山东地区大致都反叛了。其他封国虽然很多，然而新建立的邦国，不足以抵御他们，所以邦君执政者，有“艰难重大”的说法，有“百姓不安定，也只在王宫和邦君室内”的说法，那么一时紧急的形势可知了。象想要杀舜，只限于扰乱家庭，所以舜能够保全他。管叔想要杀周公，以至于扰乱国家，所以成王能够诛杀他，周公不能保全他。如果管叔不被诛杀，那么凡是作为君王至亲的人，都可以扰乱天下而没有死罪了。这难道是治世所应该有的吗！

汤、武不可并论

商朝取代夏朝，周朝取代商朝

译（前文省略）……，是一样的。商汤去世，太甲不明事理，情况比成王年幼时更为严重，然而夏朝遗民却安分守己，从未萌生叛乱之心。等到周武王去世，商朝遗民却不安定，从《鸱鸮》、《小毖》等诗篇中可以看出，情感悲哀急迫，局势岌岌可危，仿佛一天都难以安居，这是为什么呢？商汤将夏桀放逐到南巢，大概是听任他在一方之地自我放逐直至终老，并没有像用黄钺斩杀商纣那样狠毒，所以夏朝遗民的痛苦不如商朝遗民。以楚怀王去世为例，楚国人尚且悲愤不已，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何况是六百年仁德恩泽所浸润的地方呢！当时，如果不是凭借周公的圣明，在中间调和弥补，商、周两族之间的事情就难以预料了。况且商汤战胜夏朝后，仍有惭愧之心，战战兢兢，恐惧不安，好像将要坠入深渊。至于周武王，则完全没有这种意思了。由此看来，商汤和周武王又怎么能相提并论呢？朱熹说：“成汤‘圣敬日跻’以及《盘铭》中的几句话，还能见出细致入微的功夫。到了武王，往往见不到他切身修省的事迹。”这虽然是儒者的看法，也是阐明幽微之理的言论。

译殷有三仁

武王将顽劣的百姓迁往洛邑，将箕子封在朝鲜。朝鲜位于辽海之外的边远地区，距离关中和洛阳东西相距数千里，名义上虽然不称臣，实际上却有作为屏障抵御四方夷狄的意图，其防范和疑虑之心是可以想见的。如果我所遗憾的，还有一件事。箕子是纣王的至亲，不忍心说纣王的恶行，这是对的，《洪范》的陈述，难道不可以去掉吗？那么孔子称赞“殷有三仁”是为什么呢？不知道这个“仁”字，不是朱熹“至诚恻怛”的解释。《论语》中这样的“仁”字共有三处：“井有仁焉”，又“观过斯知仁矣”，又“其为仁之本欤”，这里的“仁”应当当作“人”来看。孔子说“殷有三仁”，大概是说殷朝有这三个人如此，有见识的人能自己辨别。

世官之弊

虞夏两代用人，只限于世袭贵族。现在看《尚书·商书》，一方面说“广泛寻求贤哲之人”，一方面说“广泛招揽俊才”。伊尹、莱朱、巫咸、傅说，这些大臣都不是亲信旧友，那么不拘一格选拔贤才，商汤大概是凭借这个达到治世的。后来周公常常谈到这一点，也没有能够完全实行。管叔、蔡叔叛乱，周公虽然预先知道，一定不敢明说，说了就必然不会任用管叔、蔡叔。当时习俗已久，一定认为周公亲近亲属和旧友，而忠言反而被轻视议论，孟子所说的“周公的过错不也是应该的吗”，正是指这个。武王列举纣王的罪恶，说“任用官员依据世袭”。这难道只是纣王的罪过，从唐尧虞舜以来就已经这样了。然而武王虽然厌恶纣王的世袭官制，但也未能改变，积习的常规，久了就难以改变。孟子说：“国君进用贤才，好像不得已，将使卑贱者超越尊贵者，疏远者超越亲近者。”用现在的话来说，有什么不得已的呢？即使早上放下农具，晚上登上高位，人们也会安于这种状况。再全面论述，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楚国的昭、屈、景，他们的子孙盘踞，后代绵延，虽然贪婪如狼、凶狠如羊、愚蠢如猪、暴虐如虎，都被任用。而当时优秀的平民才士，屈从于族姓而老死在田野的，不知道有多少。可惜啊，直到秦国任用客卿，汉朝任用文书官吏，这种弊端才开始消除。等到东晋六朝王、谢、崔、卢等人，各自占据显赫职位，被称为华贵富庶，又沿袭了以前的弊端。南方的并韶，北方的侯景，都愤恨族姓的压制，以至于作乱。侯景在江南，求娶王、谢家的女子不得，于是按剑说：“一定要让吴地的儿女做奴隶！”虽然他的凶悍出于天性，导致动乱也有原因。那么商汤不拘一格选拔贤才，确实是虞夏以来所没有的。

封建难复

封建制度的弊端，不仅见于周秦之际，而且在三代之初就已经显现。大概舜的时候，蛮夷曾经扰乱华夏，而任命皋陶来修定五刑、五流的制度。有苗曾经不服从，虽然任命禹去征讨，最终却以舞干羽而使其归服。蛮夷、有苗，都是要荒之外的地区，王政所不加于其上的，而士师足以治理他们，不战足以使他们归服，那么当时四岳十二牧所统辖的国家，他们谨守侯度而不勤于征讨是肯定的。这在唐虞时代就是这样。大概家天下从夏朝开始，大封同姓，而命令他们作为藩屏王室，从周朝开始，然而三代的封建，难道是不得已的吗？大概因为归附殷商的诸侯有三千，凭借他们废黜夏朝，商汤不能废除；归附周朝的有八百，凭借他们战胜商朝，武王不能改变。由此知道封建不是殷商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使然，所以封建的弊端，也就始于夏朝而成于周朝。因此禹传位一次，启就有对有扈氏的征讨，传位两次，仲康就有对羲和的征讨。对有扈氏的罪过说“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而已，对羲和的罪过说“沉湎于酒，背离宫室和职守”而已。这两项罪过用法律来议论，那么诛杀只限于他们自身。假使他们生活在汉代，那么一个廷尉足以判定他们的罪过，而启和仲康一定命令六师去征讨他们，并且记载这件事说“大战”，说“征讨”，又说“歼灭首领，胁从不问”，那么军队之间，所伤害的人就多了。到了周朝衰微，人心尚未离散而诸侯先叛乱，天子在上拥有空名，而列国在下擅权发号施令，因循怠惰，以至于改朝换代，说这不是封建的弊端吗？总之，时代不是唐尧虞舜，君主不是尧舜，终究不能恢复封建。说郡县之法出于秦朝，而一定要改变它的人，那是书生不识时变的言论。把千人放在聚集财货的地方，给他们棍棒和刀剑，而希望他们不抢劫掠夺、矫饰廉洁，那么作为他们主人的，一定要有伯夷的廉洁、伊尹的道义，使他们潜移默化地消除不肖之心才可以。如果不是这样的人，那么不如收藏棍棒和刀剑，严格检束控制，使他们不能逞强。这是后世封建之所以不可行，而郡县之所以为良法的原因。王绾、淳于生等人，竟然想用三代不能没有弊端的制度，让秦始皇实行，这是教盗跖给他的党羽利器，而又和他们共处，那么不到一天就会刀兵四起了。[杨升庵说：封建起于黄帝，而封建不是黄帝的本意；土官起于孔明，而土官不是孔明的本意，都是形势使然。封建延续数千万年，到秦朝而废除。土官经历千百年，四川的马湖安氏，弘治年间因罪被废除；广西的田州岑氏，正德年间因罪被废除，而这两个郡至今受益。如果有主张恢复这两氏的人，

译人们一定会成群结队地唾骂他，并大声喧哗地嘲笑他。封建制的说法，又和这有什么不同呢！

译井田制不可行

井田制是不容易谈论的。周代的制度，凡是授予田地，不易之地每家百亩，一易之地二百亩，再易之地三百亩，那么田土的肥沃与贫瘠应当是周知详悉的。上等土地每家七口人，中等土地每家六口人，下等土地每家五口人，那么人口的多少也应当是周知详悉的。农民每户授田百亩，家中男丁有余，年满十六岁则另外授田二十五亩。士、工、商授田，五口人相当于农夫一人，每口人授田二十亩，那么这些人或长或幼，或是士，或是商，或是工，也应当是周知详悉的。作为统治者，必须能够像这样详尽地知晓乡里的利弊，然后在授田与受田的时候，才可以没有弊端。大概古代的帝王，分封土地而治理，从公、侯、伯、子、男一直到孤卿、大夫，所治理的不过百里之地，都世代拥有土地，世代统治百姓。又如邾、莒、滕、薛之类，也都是数百年的国家，而土地不过五七十里的范围，小国寡民，法制容易建立。有国君授予百姓百亩田地，壮年时给予，年老时归还，不过就像后世的富家，把祖父世代拥有的田地，授予佃户，衡量他们的勤勉与懒惰来决定给予或剥夺，校核他们的丰收与歉收来决定收取或借贷，那田间道路的利弊，都是凭借少壮时习惯听闻的，即使不需要考核，奸弊自然没有容身之处了。降及战国，大国共有七个，而弱小能自存的几乎没有，诸侯的土地越来越广，人口越来越多，井田的法度虽然没有完全废除，但其弊端已经说不尽了。所以孟子说：“现在制定百姓的产业，上不足以侍奉父母，下不足以养育妻子儿女。”又说：“暴君污吏，轻慢田地的界限。”可见当时并非不授田，而是诸侯土地广、人口多，考核难以施行，所以法制废弛、奸弊滋多。到了秦人完全废除井田，任凭百姓耕种，不计多少，而根据所占有的土地来征收赋税。蔡泽说：“商君决裂井田，废坏阡陌，以安定百姓的产业而统一他们的意志。”既然说安定说统一，那么可见周代授田的制度，到秦代时必定是扰乱无章、轻重不均了。汉朝继承秦朝，最终不能恢复三代井田的法度，大概是因为守令的调动任期有限，而田土的归还与授予其中的奸弊无穷。即使像龚遂、黄霸、召信臣、杜诗那样慈祥，像赵广汉、张敞、三王那样精明，既然不能在任上长久，那么怎么能详尽知晓土地民俗的适宜，像周人授田的法度那样呢？那么不过是受制于吏员之手，怎么保证没有弊端呢？后世有争夺田产的诉讼，历经数十年而不能决断的，何况官府授予百姓田地，而想要均平呢？所以晋太康年间，虽然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的制度，而史书不详细记载其归还与授予的法度。不久五胡乱华，就已经无从追究了。直到魏孝文帝才开始实行均田制，然而其立法的大概，也不过是根据在民间的田地而均分，不能完全像三代的制度。传了一代之后，政令已经败坏混乱。齐、周、隋沿袭它，得失没有大的差别。唐太宗的口分田、世业田制度，也多沿袭后魏的法度，而且听任买卖而为之设限。到永徽年间以后，土地兼并又像原来一样了。大概从秦到现在，一千九百多年，其间能实行授田、均田法度的，从元魏孝文帝到唐初，才三百年，而其制度就完全败坏了。为什么三代的贡、助、彻法度，千余年而不改变呢？大概因为有封建制足以维持井田的缘故。封建制废除而想要恢复井田，不是很难吗！况且井田的制度，沟渠道路非常完备，凡是做这些的，不堵塞溪谷、填平涧谷、削平丘陵、破坏坟墓、毁坏庐舍、迁移城郭、改变疆界就不能完成。即使都能得到平原旷野，而在其中规划，也应当驱使天下的人，耗尽天下的粮食，穷尽数十年专门致力于此，不治理其他事情才可以。假使土地都成为井田，都成为沟渠，然后又为百姓建造房屋在其中以安顿他们的居住才可以，唉，也太迂阔了！井田建成而百姓已经死亡，骨头已经腐朽了。如果不是极愚蠢的人，谁肯用数十年无用的精力，去做万分难成一事的事情呢？懂得时势变化的人，可以思考了。[汉中郎区博劝谏王莽说：“井田虽然是圣王的法度，但废除已经很久了。现在想要违背民心，追复千年断绝的痕迹，即使尧舜再兴起，而没有百年的渐变，也不能实行。”区博的话，可以说是极正确的言论。宋儒张横渠一定要实行井田，并且说“期望几年，不刑罚一人就可以恢复。”唉，说话怎么这么容易！朱熹还惋惜他有志未成而去世，智慧远不如区博了。]

三篇记载周穆王的贤德

孔子编定《尚书》，自周成王、康王之后，只保存了穆王的《君牙》、《冏命》、《吕刑》三篇。想要知道穆王用人以及训诫刑罚的意图如此明察审慎，可知穆王为人没有败坏先王的功业了。韩愈作《徐偃王庙碑》，却说“偃王统治国家百姓，对待四方全都出于仁义。当时穆王无道，心意不在天下，得到八龙骑着它，西去在瑶池宴请王母忘记归来。向徐国进献贡品的诸侯有三十六国。”如果按照韩愈的说法，那么孔子所选取的三篇可以不用传下来。现在看穆王的三篇，他任命君子为大司徒，则自称是文、武、成、康的遗绪，他的心意担忧

译处境危险，如同踩在老虎尾巴上、走在春天的薄冰上，必定要依靠得力的大臣作为辅佐。周穆王任命伯冏担任太仆正，便自称心中恐惧警惕，深知局势严峻，半夜起身，思考如何避免过错，以至于说出“如果侍臣阿谀奉承，君主就会自以为是”这样的话。这不仅显示出他任用君牙、伯冏是得到了合适的人才，而且表明他注重修养自身、畏惧过错。他颁布《吕刑》给诸侯时，便逐一告诫他们要谨慎使用刑罚、体恤无辜之人，虽然当时已年事已高，但他的心思从未离开百姓。反而说周穆王“不关心天下事”，为什么呢？《吕刑》中有这样的话：“周王在位百年，年老昏乱。”意思是当时虽然已经年老，却仍然广泛谋划制定《吕刑》来训诫四方诸侯。“荒度”的含义，与“荒度土功”中的“荒度”相同。太子晋列举周朝无道的君主，提到了夷王、厉王、宣王、幽王，却没有提到穆王，这可以作为明确的证据。

译周朝超过其国运年限的谬误

自古以来，拥有天下时间最长久的是周朝。议论的人也说周朝超过了其国运年限，这是没有深入考察罢了。周武王灭掉殷商后一百八十七年，周厉王被流放到彘地，称为“共和”的十四年间，国家没有君主。周宣王即位到周幽王十一年犬戎灭周，合计前面一共二百五十七年。周朝的车辙向东迁移后，天下不再尊崇周天子了，似乎拥有虚名而无实权，不灭亡也如同灭亡了。汉朝历时二百一十年，唐朝历时一百二十多年，宋朝历时一百五十多年，都遭遇过中断的灾难，太平的日子少而混乱的日子多，这自古以来就有记载了。

千百年眼卷二

孔子的著述

孔子生平，只有对《周易》作了赞辞，《诗》、《书》则删减了，《礼》、《乐》则确定了，《春秋》则进行了笔削。笔只是记录旧有的文字，有删削就不一定全部记录，确定也不增添一笔，删减则不记录的情况很多了，大概是不以增补为贵而以删减为贵。文王、周公的彖辞象辞多诡异奇特，而孔子的传文极其显白浅显。殷商盘庚、周代诰命的书辞多艰涩难懂，而《鲁论》的记载没有诘屈聱牙。古文自古如此，今文自今如此，关键是要使事理通畅、使后知者觉悟就足够了，大概是不崇尚诡异而崇尚平实。唉！这是圣人“窃比”的深意，不像后世那样在纸笔上争奇斗艳。

《南》、《雅》、《颂》没有优劣

《南》、《雅》、《颂》是根据所配合的音乐来命名的，《邶》及《豳》是根据所获得的地区来命名的，史官本着实际情况，圣人沿袭旧制，不能在鲁国太师的旧制上有所增加。那么季札所观览的，在孔子之前，其确定的目录已经很久了。学者对圣人探究得太深，说六经用来规范万世，它们各自命名的名称，必定有美有恶，或贬抑或褒扬，不是没有原因的。再加上先儒赘添“国风”一名参杂其中，四诗的目录出现，而大小高下的辨析就开始了。顺着这种辨析推究下去，有驳斥不完的了。《颂》优于《雅》，那么康王、宣王难道不如鲁僖公吗？《雅》高于《风》，那么《二南》难道不如幽王、厉王吗？况且《诗》、《书》同样经过孔子删定，《诗》有《南》、《颂》、《雅》，就像《书》有典、谟、训、诰、誓、命一样。诰与命，谟与训，体裁相同名称不同，世上没有用优劣来谈论的。其意思好像是说：这只是它们的名称罢了。至于善恶得失，自有根本实质，不需要费辞藻去说明。因此秦穆公的誓辞上同于汤、武，文侯的命辞参配傅说，世上没有议论的，正是因为没有被名称所迷惑。而到了诗的品目，却独自喋喋不休，可以说是不知道类推了。

二《雅》应当以体制区分

《诗大序》说：“政事有大小，所以有《小雅》，有《大雅》。”这种说法不妥当。《大雅》所说的，都是受命配天、继代守成，固然伟大。《小雅》所说的，《天保》以上是治理内政，《采薇》以下是治理外务，难道就渺小吗！华谷严坦叔说：“《雅》的小、大，只是体制不同罢了。大概优柔委曲，意在言外，是《风》的体制。明白正大，直言其事，是《雅》的体制。纯粹是《雅》的体制的是《大雅》，夹杂有《风》的体制的是《小雅》。现在考察《小雅》正经十六篇，大体是寂寥短章，其篇首多有寄托兴起的言辞，大概兼有《风》的体制。《大雅》正经十八篇，都是从容大篇，其辞旨正大，气象开阔，与《国风》截然不同，比起《小雅》，也自然不相等了。至于《变雅》也是如此，变、小《雅》中固然有《雅》体多而《风》体少的，但终究不能成为《大雅》。《离骚》出于《国风》，言语多比兴，意思也微婉，世人将《风》《骚》并称，是说它们的体制相同。太史公称《离骚》，可以说是兼有了。说《离骚》兼有《国风》、《小雅》，而不说它兼有《大雅》，可见《小雅》与《风》、《骚》相类似，而《大雅》不可与《风》《骚》并提。《小雅》《大雅》的区别很明显了。”华谷这种说法，深得二《雅》名义的精髓，可以破除政事有小大的说法。

《诗序》不可废弃

《桑中》、《东门之墠》、《溱洧》、《东方之日》、《东门之池》、《东门之杨》、《月出》，《诗序》认为是讽刺淫乱，而朱熹传认为是淫乱者自己所作。《静女》、《木瓜》、《采葛》、《邱中有麻》、《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狡童》、《蹇裳》、《子之丰》、《风雨》、《子衿》、《扬之水》、《出其东门》、《野有蔓草》，《诗序》本来另指他事，而朱熹传也认为是淫乱者自己所作。那些淫昏不检点的人，发出放荡无耻的言辞，而其诗篇如此繁多，孔子还保留它们，那么不知道孔子删去了哪一篇呢。孔子的话说“思无邪”，如果像《诗序》的说法，那么即使是诗词邪恶的，也一定要以正眼看它；如果像朱子的说法，那么即使是诗词端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