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眼卷十一

译他善于学习，大概是表面上排斥禅宗而暗中采用其方法。孔子门下善于学习的，没有比得上颜回的，想他跟随孔子四处游历长达十多年，哪里有一旬半月的空闲，去用禅僧打坐的功夫呢？况且颜回以“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来求道，不谈论静坐的功夫；以“欲从之末由”来望道，不谈论情欲穷尽、思虑枯竭。既然如此，那么“静”这个字，宋代儒者连梦都没有见过。

译宋人删改经文

孔子修订鲁国史书，不肯增删文字。汉代儒生校勘群经，未曾去掉本来的字。宋人对于《尚书》则考订《武成》篇，对于《毛诗》则完全去掉序说，我不敢认为这是对的。

《纲目》的错误

《纲目》一书，是朱熹拟仿经书体例的作品。然而其中不能没有错误，而学者又接着为它辩解。现在随意列举几件事。比如北齐高纬在六月游览南苑，随从官员因中暑死去的有六十人，见于本纪。《通鉴》记载说“赐死”，“赐”是“暍”（中暑）的讹误罢了。《纲目》却直接记载说“杀了他的随从官员六十人”，而不说明原因，这错误太严重了。尹起莘于是为它辩解道：“这是朱文公笔法所寄托的意思”，并且引用《孟子》中“用刀杀人”与“用政令杀人”的说法，不知道《通鉴》在前面已经错了，《纲目》在后面承袭了这个错误。高纬荒淫游乐没有节制，不避寒暑，随从官员中暑死去的有六十人，据事实直书，他的罪过自然显现，何必曲意为之辩解呢？又比如郭威杀害两位君主，《纲目》对于后汉隐帝记载用“杀”，对于湘阴王记载用“弑”。尹起莘又为它辩解道：“这是两位君主有罪无罪的分别，这是笔法所寄托的意思”。然而都是杀害君主，隐帝即位已经几年，湘阴王还未成为君主，难道笔法应该如此颠倒吗？又比如《通鉴》说：“补阙乔知之有个婢女名叫碧玉，美貌且擅长歌舞，乔知之为她不娶妻。”“昏”与“婚”古字通用，大概是说乔知之迷恋这个婢女，不娶正室。《纲目》去掉“不”字而说“乔知之为之娶妻”，大概是误把婚姻的“昏”当作昏惑的“昏”了，字义不明，文理不通。像这样的错误很多，姑且举出一二罢了。

帝在房州的谬误

《春秋》记载周襄王出逃，写“天王居于秋泉”。注解说：天子以天下为家，所以所在之处称居；拥有其地才称为居。鲁昭公出逃，写“公居于郓”，郓是鲁国的邑。后来写“公在乾侯”，乾侯是晋国的地方，不能写居。《纲目》写“帝在房州”，唐朝是统一的地域，难道能用乾侯来比拟吗？应当写“帝居房州”，这才符合《春秋》的法则。

朱熹与陆九渊的异同

朱熹与陆九渊，所治的学问虽然看似不同，但在孔门中，就像子路与子贡不属于同一科类一样。现在朱熹的学问，天下之人从小就开始学习，唯独对于陆九渊，因为曾经与朱熹有分歧，于是搜集他剩下的言论，并且视之为禅学，排斥废弃，使它们如同碔砆（似玉的美石）与美玉的区别，这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朱熹折衷众儒的说法，来阐发六经和《论语》《孟子》的言论，他造福后学的用心，本来无可非议。而陆九渊辨析义利的分别，确立根本，寻求本心，其简易精实，斩断枝蔓，使学者开卷了然，他的功劳难道可以完全诬蔑吗？曾经听说包显道侍奉朱熹，有学者因为无极的辩论写信诋毁陆九渊。朱熹回信说：“南宋以来，脚踏实地，理会切实工夫的，只有我和陆子静两个人而已。我确实敬重他的为人，老兄不可轻易议论。”由此看来，朱熹也没有成见。赵东山为陆子静画像作赞，有话说：“儒者说他的学问像禅，佛者说我的法没有这样。超然独自契合本心，以等待圣人百世。”这是知言啊！

我们儒家的异端

异端的说法，起始于《论语》，当时固然没有明确有所指。等到孟子辟除杨朱、墨子，周敦颐、程颐辟除佛、老，后世于是将其作为靶子。杨朱、墨子暂且不详细论述，孔子到周朝，向老聃问礼，还有“犹龙”的赞叹。假使他与佛教同时，他的赞叹或许不止于此。子贡说：“仲尼哪里不学习呢？”他又怎么会选择排斥佛、老两家呢？我认为今天的弊病，不在异端而在假冒。所谓假冒，就是儒者的内心和行为已经沉溺于名利场中，而开口落笔又能谈论圣人之道，这就是我们儒家的异端。阳明先生曾说：“现在的学者有能像墨家那样兼爱吗？像杨朱那样为我吗？像老子那样清净自守、像释家那样究心性命吗？我何必取用杨、墨、老、释的言论呢！他们与圣人之道不同，然而还有自得之处。而世间的学者，雕琢词句以夸耀世俗，诡诈取悦，互相装饰虚伪，认为圣人之道劳苦无功，不再是人所能做到的，而只在言辞之间争辩，自以为这样也就足够了，于是圣人之学就废弛了。那么现在的大患，难道不是记诵词章的习气，而弊端所由来的，不也是那些论述太详细、分析太精细的人的过错吗？处在今天，除了学习仁义、探求性命之外，记诵词章而不做的，虽然他们陷入杨、墨、老、释的儒者中，我还认为他们贤明，因为他们的心还寻求自得。寻求自得，然后才可以与他们谈论学习圣人之道。”唉，一定要像阳明先生的说法，那么我们儒家的异端就可以消除了。学者不以此为病，却切切地只担忧那些异端，多么荒谬啊！

夹杂道学

朱子回复黄勉斋的信说：“以前的学徒，真伪难以辨别，现在经过这番锻炼，夹杂的人无处可逃了。”这大概是韩侂胄禁止伪学之后，

译朱子所说的话，可以说是君子不结党营私。由此看来，宋代的道学，夹杂的东西很多，朱子也厌恶它。哪里只是宋代如此呢？《论语》说“成为小人的儒者”，就是夹杂的意思，孔子也厌恶它了。哪里只是孔子厌恶它呢？《尚书》说“表面恭敬，内心滔天”，尧、舜也厌恶它了。大体上，有正色就有间色，应当辨别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不可包庇短处、隐藏瑕疵，用来互相标榜。

译儒家言论似乎与佛家相通

宋代儒家排斥佛、道两家，称其为“虚无之教”。看看《诗经》说“无声无臭”，《诗经》并没有忌讳“无”字。世人也有怀疑“无声无臭”的吗？《易经》说“无方无体”，《易经》也没有忌讳“无”字，世人也有怀疑“无方无体”的吗？“无意、无必、无固、无我”，即使是《论语》也没有忌讳“无”字，世人也有怀疑“无意、无必、无固、无我”的吗？又如曾子说“有若无，实若虚”，那么修道之人正担心不够虚、不够无罢了，世人也有怀疑“若无若虚”的吗？假如这几句话不是出自儒家典籍，而是出自佛家之口，人们也一定会吹毛求疵地寻找它的毛病！

佛家言论与儒家相通

关于性命之理，孔子很少谈论，老子多次谈论，释氏则极力谈论。孔子很少谈论，是等待合适的人，所以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中等以下的人，不可以告诉他高深的道理。”然而他的微言大义并不少，只是学者从小习得的意思纷杂，反而变得轻慢，唐代疏解、宋代注解，禁锢了我的聪明才智，因此很少人通晓他的学说。佛家经典之多，以至于堆满屋子，大体都是阐明究竟义理的谈论。古人说它是暗室中的一盏灯，苦海中的三位老人，斩断疑惑之网的宝剑，挑开盲眼的金篦。所以佛家经典一通晓，孔子的言论立刻领悟，没有两种不同的道理。张商英说：“我学了佛然后才知道儒。”确实是确切的论断。

佛典辅助儒教而推行

有人指责佛家背离人伦、抛弃妻子，与儒家之道不同。管登之说：“佛家背离人伦，如今比丘辞别亲人出家，当他说法时，人天众生都聚集，比丘只是其中一类罢了。释迦牟尼既然示现了比丘的行迹，金粟如来又示现了维摩诘居士的身相，示现了在家居士的行迹，正是为了表明六亲并不障碍修道。况且佛度尽众生，反而遗弃他的眷属，一定没有这种道理，他命令比丘出家，所谓是让比丘先出生死，然后随顺众生进入生死。人道不靠耕种园艺不能生存，而孔子鄙视樊迟请求学习耕种；不靠妻子不能延续后代，而佛允许比丘出家，大概一定有不学习耕种园艺的人，然后才可以安定天下从事耕种园艺的人，也一定有不眷恋妻子的人，然后才可以度化天下有妻子的人。现在的人没有志向去穷尽性命之理，却预先担忧缺乏妻子，这都是戏论。”陈眉公说：“西方的书籍，难道可以排斥吗？宗教，是《易经》的精髓；译受，是《尚书》的方法；偈赞，是《诗经》的枝叶；戒律，是《礼记》的护卫；果报，是《春秋》的赏罚。佛家能够辅助经典而推行，真是厉害啊！它辅助经典，是为了辅助世道。西方的书籍，难道可以排斥吗？那么佛藏必定在六经之后兴起，为什么呢？唉！秦始皇出生，文字被焚毁，古今的圣言寥寥无几，所以在汉明帝时期，竺乾（印度）的传承于是出现。现在佛藏多达六千多卷，没有列入藏经的，更是数不胜数，相比儒家的经史子集，大概将要超过几倍，怎么说它兴盛呢！上天或许是用这个来弥补秦朝劫难留下的灰烬吧。于是命令缮写经目，以展示给子孙，剪除俗儒的旧闻，裁断神圣的种子智慧。如果有毁谤大乘、诋毁正法的人，暂且告诉他：一切诸佛，就像看待古代先辈一样；一切诸经，就像看待古代异书一样，那么也差不多可以保存并讨论、讨论并议论了。”我按：眉公的话委婉而含蓄，登之的话切中要害而显著，一并记录下来，以打动持异议者的皈依之心。

陈同甫的格言

陈同甫给朱子的信，大致说：“因为我的眼睛偶然睁开，就以为得到了不传的绝学，三三两两，附耳私语，如同告密；划定界限站立，好像结坛，把一世的人都拒之门外，而说两千年的君子都是盲眼不可点洗，两千年的天地日月若有若无，世界都是利欲，这也太过分了！”几句话叙述次序如画，是晦翁头顶的一针。

传注相沿的错误

古人没有做训传。子思、孟轲想要阐发《论语》，都各自另外著书，《中庸》和七篇就是。《道德经》有《列子》、《庄子》，也是这样。《易经》的《彖象》、《系辞》，本来不与经文相附，到王弼才把它们合在一起，不是最初的样子了。《尔雅》对于《诗经》，汇聚而校释，才是真正的传注。到毛公传《诗》，孔安国传《书》，传注于是有了固定的体例名称。但是这时候意见各自提出，不忌讳矛盾，专门以阐明经典为主。如注疏家所称的“先郑”，是郑众，“后郑”，是郑玄，看《周礼》的注，先郑与后郑十有五分其五不同。刘向注《春秋》主张《公羊》，刘歆主张《左氏》，所以有父子不同的议论。由此看来，汉代人说经，即使是亲生父子也不苟同。孔子以“一贯”传道，而曾子以忠恕解说一贯，曾子作《大学》，而子思受业于曾子，作《中庸》。由此看来，圣贤师徒也不苟同。现在的学者我疑惑，拾取宋人的绪言，不探究古代的妙论，尽扫百家而归之于宋人，又尽扫宋人而归之于朱子，不奇怪他们一天天

译对于浅陋而言！[大体上，注释书籍的方法，妙处在似隐似现、似明似暗之间，就像詹尹占卜，取其意而不取其象；行人官受命，接受使命而不拘泥于言辞。龙不挂钩，龟不食墨，以此悬解幽深微妙之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古代解释经典的人，只训释字义而不解释其意，让人深思而自然领悟。汉代儒者尚且如此。到了后世，注释者越发明白，读者越发粗略，粗心浮气，不致力于深思，好比在路上遇到人，只看见他的肥瘦高矮，却不知道他的心术和品行。]

译朱熹在解说经典方面显得浅薄。

焦弱侯说：朱熹解释经典，不能说没有功劳，只是对于圣贤的大旨以及精微的言语，总是担心它们类似禅宗，因而用其他说法来解释。这似乎意味着精微的言说和奥妙的义理只有禅家才有，而粗浅的糟粕糠秕才是儒家的东西，这必定不是事实。赵学士孟静在回复王敬所的信中说：过去读朱熹的私人抄本，未曾不惋惜晦庵先生不吝惜言辞而勇于争论。过去读荀卿讥讽孟子“粗略地效法先王，却不知其根本统绪”，未曾不震惊于他的话。等到探究道理久了，心里稍有领悟，然后才知道孟子把杨朱、墨子比作禽兽，他的立论过于严苛，来不及深入考察，不免像荀卿所讥讽的那样。至于说“不知其统”，则不敢苟同。为什么呢？统，是道的宗旨，是言论所由产生的根源。立言而没有宗旨，就像盲人走在路上，到处碰壁，哪里适合用来评论孟子呢？孟子的宗旨，在于持守志向、培养正气，义就是子思所说的中和。朱熹效法孔子、孟子，效法尧、舜，尧传授给舜说“执中”，而子思解释中为喜怒哀乐尚未发动的状态，朱熹却认为人从婴儿到老死，没有一息不是已经发动的，那未发动的，只是未曾发动罢了，这显然不符合子思的宗旨。到了晚年，他感叹师门曾以此教导，但自己拘泥于训诂文义而没有来得及探求。到了老年，还发出望洋兴叹的感慨，不知道朱熹是姑且以此表示谦逊退让呢，还是他的造诣确实如此呢？如果他的造诣确实如此，那么朱熹所效法的孔子的统绪在哪里呢？晋鄙没有遇到魏公子的时候，还是三军的主帅，等到魏公子一旦夺取兵符，晋鄙就完了。所以三军服从兵符而不服从将领。千圣的统绪，就是一个兵符；千古的圣贤，就是一个魏公子；千古智愚的心灵，就是三军。朱熹统一诸子百家，如果不能与孔子的兵符相合，那么即使评论精巧，讥弹详尽，椎击便利，剥剔精细，也只能让人口服而不能让人心服了。自从孔子去世，大义已经背离而微言断绝，纷纷追求饮食而缺乏廉耻，那些以《诗》《书》为借口发掘坟墓的人堵塞了道路，所以荀卿斥责他们为卑贱。而庄子想要写《齐物论》，程颢、邵雍等大儒，尚且不能察觉，竟然去掉“论”字，直接把庄子说成是“想要齐物”，就像孟子所说的万物不齐的物，于是说庄子想要齐物，而万物终究不能齐一。唉！连文义尚且不知道解释，何况领会他的意思呢？后来善于谈论道术的像庄子，又没有人超过太史公了。太史公曾经论述六家的旨意要点，说：我在道家取其长处，我在儒家取其长处，我在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都取其长处，它们的短处我将抛弃。所贵在折中群言的衷曲，不应当这样吗？而且学术经历古今，就像拥有国家一样。三代以前，就像玉帛都会聚的日子，流通天下的物资，济助天下的用途，而不必以地域限制。孟子、荀子以后，就像加了关卡稽查，稍微有些阻碍了。到了宋代的儒者，几乎禁止粮食买卖和曲防，独自坚守溪谷地域，而不让相互往来。陈公甫曾经感叹宋儒太严格，正因为严格，所以成就了他们的浅陋。事物不通达变通则国家穷困，学问不通达变通则见识浅陋。而且诸子像董仲舒、扬雄以下，苏轼、陆游以上暂且不谈；朱熹效法程颐、张载，却不信任程颐、张载；尊崇杨时、谢良佐，却极力辟斥杨时、谢良佐，凡是那些灵觉明悟、通解妙达的言论，稍微涉及简易疏畅，就变色不忍言说，担心堕入异端。过去项氏父子起兵江东，把尊号给楚心；刘伯升兄弟起兵南阳，把尊号给更始，都是授人以柄而后争夺，那么早就落在下风了。晦庵先生的议论，以为辟斥禅宗却不知其实尊崇禅宗。同样是一个人，起初可以学禅，可以学儒，说灵觉明妙是禅者所有，而儒者所没有，可以吗？没有灵觉明妙，就是滞窒昏愚，难道说儒者必须滞窒昏愚才是正学吗？子思说：只有天下聪明睿智的人，足以居高临下。《大传》说：古代的聪明睿智，神武而不威严。这难道是尘埃浊物，昏沉钻故纸堆而已吗？我往日读朱熹的书，他的议论如此。又想在闲暇日子披览摘录，选取相合的编为一卷，另外著书来表白诸子，凡是被朱氏抨击的，阐明他们的学问各有宗旨。附在庄子道术之后，以继承邹鲁缙绅的议论。因为关涉颇大，力量未必能胜任，匆忙开始就停止了。[我记录这些，不敢做朱子的忠臣。看到我们儒家的堂奥，原本渊源深厚，而在传注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我们须要大着眼看才行。如果说我树立好异的标榜，那么有赵孟静、焦弱侯两位先生在。]

名教的拖累

李卓吾说：“成就大功的人，必定不顾后患，所以功无不成。商鞅对于秦国，吴起对于楚国就是这样。而儒者都想要这样。不知道天下的大功，果真可以用顾后患的心成就吗？不可以。顾后患的人，必定不肯成就天下的大功，庄周之类就是这样。所以宁愿做曳尾的龟，而不肯接受千金的币帛；宁愿做濠上的快乐，而不肯承担楚国的忧患。而儒者都想要这样。于是又有在朝廷就忧虑百姓，在江湖就忧虑君王的议论。不知道”

译天下的事情，果真可以挑选那些名声和实际利益都兼得的吗？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名教束缚了人们。因此瞻前顾后，左顾右盼，自己既然没有确定的学术主张，将来又怎么会有必定成就的事功呢？卓老的这番议论很痛快。我考证“忧民忧君”这两句话，出自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在范仲淹那里说，还只是情境所迫；程颐、朱熹之后，便把它当作儒家的门面招牌，出仕不像出仕，隐居不像隐居，正是谚语所说的“骑两头马”的情形。它对学术和事功的误导不浅，所以记录他的说法写在这篇文章里。

译宋代儒生不懂得劝谏君主的道理。

高帝想要更换太子，张良只能使太子安稳罢了，不必使高帝一定废去戚夫人。袁盎阻止慎夫人与皇后并坐，也不必使高帝一定废去慎夫人。因为后宫私事，臣子的本分自有不敢干预的地方，如果真能使两位皇帝废去两位夫人，这难道是臣子的福气吗？孔子不停止鲁国的女乐，管仲不除去齐国的六个宠臣，古代圣贤自有深意。而宋代的儒者，遇到这些地方，总是用道德仁义的说法来约束他们，严厉得如同三尺剑一样。一旦有滔天的巨大灾祸，以及积薪般的隐忧，不成为接纳简约意见的窗户，却成为激起水流的石头，难怪他们百次尝试只有一次不生效！

韩侂胄内批的报应

韩侂胄日夜谋划除掉赵汝愚，向刘黻询问计策，刘黻说：“只有使用台谏官员罢了。”韩侂胄问：“怎么做才可以？”刘黻说：“由皇帝御笔批出就可以。”韩侂胄认为对，于是通过内批任命给事中谢深甫为御史中丞，又通过内批让他的党羽刘德秀跟随谢深甫担任御史，从此刘三杰、李沐等人牵连被提拔，排斥正直之士。闰月，通过内批罢免了朱熹。十二月，又通过内批罢免了彭龟年。一天史弥远入朝应对，请求诛杀韩侂胄。皇后杨氏一向怨恨韩侂胄，于是从史弥远怀中拿出御笔批文说：“韩侂胄长久掌握国家权柄，轻率挑起战争，使南北百姓无辜遭受凶险祸害，可以罢免他平章军国事的职务。”于是韩侂胄在玉津园被处死。王抩带着韩侂胄和苏师旦的首级到金国，金国皇帝完颜璟在应天门，备齐黄麾仪仗接受首级，百官上表祝贺，将两颗首级和画像悬挂在通衢大道上，让百姓观看，然后将首级漆封藏在军器库。韩侂胄用内批排斥驱逐他人，最终却因内批而自取灭亡。天道好还，难道不可怕吗！

历代宦官的祸患

从秦朝历经汉朝、唐朝、宋朝，它们灭亡的原因，都出自宦官。试着论述一下。秦朝如果没有沙丘的诏书，怎么会有望夷宫的刀刃？汉朝如果没有蕃、武的杀戮，怎么会有董卓的进用？唐朝如果没有甘露之变，怎么会有白马之祸？宋朝如果没有灭辽的举动，怎么会有二帝的被俘？所以刘、项、曹操、朱温、阿骨打，这些灭亡秦朝取代汉朝、篡夺唐朝逼迫宋朝的人；而赵高、曹节、王甫、仇士良、田令孜、童贯实际上是开启了祸端。上下数千年，败亡如同一条轨道。

唐、宋始祖的不当

拥有天下的人，必定推崇他的祖先来配享天帝；既然建立了宗庙，必定推崇他的祖先为太祖，这是礼制。于是后来拥有天下的人，没有不遵循这个做法的。文王是受命建立周朝的人，汉高帝、唐神尧、宋艺祖，大概可以比拟了。曹孟德、司马仲达以下这些人，施展他们的奸雄诈力，夺取别人的天下国家，留给他们的子孙，向上看文王，哪里只是瓦釜与黄钟的区别！然而他们开创疆土、光大王业的事迹则相同。作为子孙，即使把他们比拟文王也可以。唯独比拟后稷的祖先，历代大多没有合适的安排。于是有的选取遥远的华贵血统，如曹魏的祖先帝舜，宇文周的祖先神农，周武氏的祖先文王就是这样。这三位圣人，他们的功德固然可以配享天帝，但不是魏和两个周的祖先，所以当时议论他们，后代讥笑他们，认为不恰当。至于唐朝既然用神尧比拟文王了，寻求用来比拟后稷的人，就归属于景帝。宋朝既然用艺祖比拟文王了，寻求用来比拟后稷的人，就归属于僖祖。景、僖两位皇帝，虽然是唐、宋的始祖，但在当时，却是没有功业的庸人，向上看周朝，仅可比作不窟之类的人，却用后稷来尊崇他们，太过分了。所以不仅后世议论他们的不当，当时也哗然认为不可，大概是因为无法使人心满足信服的原因。于是献议的人开始用引导谄媚附会的说法来申明它，老聃姓适与唐朝相同，于是推崇老聃作为始祖，尊崇他叫玄元皇帝，这是把玄元作为太祖，比拟周朝的后稷，而他的祖宗则都成为昭穆了。到宋朝大中祥符年间，天书、封禅的事情竞相兴起，推崇所谓的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作为圣神，建立景灵宫，这是把圣祖殿居中作为太祖，比拟周朝的后稷，而祖宗则都成为昭穆了。不知道所谓的圣神，真的有像后稷那样可称道的功德、像稷对于文武成康那样可追寻的谱系吗？如果不恰当就更严重了。所以只是加重后人的检点罢了。

宋朝兴亡相似

宋祖在乙亥年命令曹翰夺取江州，三百年后乙亥年吕师夔以江州投降元朝；在丙子年接受江南李煜的投降，三百年后丙子年帝昺被元朝俘虏；己卯年灭汉，统一天下，三百年后己卯年宋朝在崖山灭亡。宋朝兴起于周显德七年，周恭帝才八岁，灭亡于德祐元年，少帝只有四岁，名讳显，显、德两个字又相同，庙号也叫恭帝；周朝因为幼主灭亡，宋朝也因为幼主灭亡；周朝有太后在上，禅位给宋朝，宋朝也有太后在上，归附元朝。为什么事事相符，难道也是报应的说法吗？

宋朝元朝灭亡的征兆

德祐元年，元军驻扎在钱塘江的沙洲上。太皇太后祝祷说：“海若有灵

译波涛汹涌大作。三天潮汐没有到来。等到至正壬辰、癸巳年间，浙江的潮水不再起浪。当时彭和尚凭借妖术作乱，攻陷了饶州、信州、杭州、徽州等地，不久这些地区被收复，却又被张九四占据，浙西不再属于元朝。宋朝和元朝的灭亡，都伴随着海潮不起浪的现象，这也是很奇特的。

译宋仁厚立国的报应

宋少帝向元朝投降，被封为瀛国公，后来元世祖将公主嫁给他。一天在宫内宴饮，酒喝得正酣时，少帝站在殿柱旁边。元世祖恍惚看见有龙爪抓攫的样子。当时有人献计除掉少帝，元世祖怀疑而未答应。瀛国公秘密得知此事，便请求出家为僧，前往吐蕃学习佛法，于是带着皇后、公主、姬妾逃往沙漠居住，改名为合尊。长子也做了和尚，名叫完普。不久，又生下一个儿子。当时元明宗任周王，也逃往沙漠居住，与少帝、公主往来，便请求将少帝的儿子过继给自己的妻子迈来的为子，长子名叫妥欢帖睦尔，就是元顺帝。我太祖北伐时，元朝的后妃、大臣都被俘获杀戮，只有顺帝的儿子爱猷识理达腊能够独自逃脱。如今他的子孙世代居住在沙漠，这也是天道好还的报应，而宋朝以仁厚立国，适宜其国运绵延不断。

张千载的高义

张千载，字毅甫，庐陵人，是文天祥的朋友。文天祥显贵后，多次征召他做官，他都不接受。文天祥从广东返回，到达吉州城下时，张千载来见他，说：“丞相前往京城，我也一起去。”于是寄居在文天祥囚所附近，每天用美食供养他。在燕京停留了三年，暗中制作了一个木匣。文天祥受刑后，立即将他的头颅藏在匣中。仍然在俘虏中寻找文天祥的妻子欧阳夫人，让她出来，焚烧尸体，张千载收集骨头装入袋中，抬着木匣向南返回，交给文家安葬。第二天，文天祥的儿子梦见文天祥发怒说：“绳子难道没有断吗！”他儿子心中一动，毅然打开查看，果然有绳子束着他的头发。众人佩服文天祥英爽可畏，而张千载的高义，也是千载之下不多见的。

刘辰翁的节操品行

庐陵人刘辰翁，字会孟，号须溪，对唐代诸家诗以及宋代苏轼、黄庭坚以下的作品，都有批评；对《三子口义》、《世说新语》、《史记》《汉书》的异同，也都如此。士人佩服他鉴赏的精妙，却不知道他节操品行的高尚。元朝人张孟洁赠给须溪的诗说：“首阳山的饿夫一同死去，叩马劝谏何曾怪罪辛巳。”“陶渊明头上滤酒的巾，义熙年以后才是全人。”大概宋朝灭亡之后，须溪终究没有出仕。

雁足传书

雁足传书，世人传说是苏武的事，但苏武实际上并没有把书信绑在雁足上，大概是汉朝使者常惠托辞说的罢了。元朝中统年间，有宣慰副使郝经，充任信使出使宋朝，宋朝将他留在真州，十六年不让他回去。有人把大雁献给郝经，郝经养着它，大雁见到郝经就鼓动翅膀伸长脖子，似乎有所诉说。郝经感悟，选择吉日率领随从摆设香案向北拜，抬着大雁到面前，亲手在尺幅帛上写了一首诗，系在大雁脚上放走。他的诗说：“露落风高任其所往，回首归期是春初。上林天子拉弓射，穷海累臣有帛书。”又在左边写道：“中统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捕获者不要杀，国信大使郝经在真州忠勇军营新馆写。”捕鸟人捕获大雁献上来，元主怜悯地说：“四十名骑兵留在江南，难道没有一个人比得上大雁吗？”于是进军南伐，过了两年，宋朝灭亡。这又是效仿苏武而做的。然而苏武留在胡地十九年才回来，汉朝不能为苏武向胡人问罪。郝经留在宋朝十六年才回来，而元主最终因此灭掉宋朝。为此感叹一声！

许衡有江汉之思

许衡家住新郑，在金朝太和九年出生，本来不是宋朝人。等到在元朝显贵，讨伐宋朝的行动，当时名公卿人都接受攻取的策略，而许衡独自说：“只应当修德，以招致归顺，如果用武力夺取，必定残害两国的百姓，以决万一的胜负。”大概有江汉之思吧。丘文庄著论，认为许衡不应该在元朝做官。看许衡临终，嘱咐他的儿子说：“我平生被虚名所累，终究不能辞官。我死后，你千万不要请求谥号，不要立碑，只写许某之墓四个字，让子孙知道这个地方就够了。”那么许衡本来自己怨恨所遇的不幸。而有人责怪许衡不尽力劝谏世祖，以阻止南伐的军队。唉，这是什么样的举动，而把行止的责任归于一个人的缓颊呢？太冤枉了！

元朝世代的弊政

元世祖建立国家时，贬低孔子为中贤，把儒生排在娼妓之后；国家有大事，在元朝做官的汉人，即使是大臣也不能参与；台省的正官，不是他们族类就不任用，他轻视士人如同秦始皇。尊崇侍奉沙门，那些被称为帝师的，在正衙朝会时，百官班列，而帝师独占席位在皇帝角落，与他的君主一同接受群臣朝贺，皇帝后妃公主都接受他的戒律，所以敬礼他的无所不至，他信奉佛教超过梁武帝。蒙古的制度，凡是攻城不投降的，一发箭石，攻下就屠杀，他的残忍超过曹操。命令西僧杨琏真珈发掘宋朝诸陵，他的贪婪暴虐超过项羽。征讨日本，十万军队丢弃在海岛上，愤恨失败，又想征讨，他的穷兵黩武不仁超过隋炀帝。任用奸臣阿合马、卢荣、桑哥等人，按人头收税，用箕敛取之于民；派遣使者搜括云南的金子，派遣使者去马八国寻求奇宝，要求安南陈氏用金人代替人质，他的贪财等同汉桓帝、汉灵帝。那么史书说他信用儒术，爱护百姓，都是溢美之词。士人生在这个时代，多么不幸啊！总之，夷夏倒置，已经是古来未有的变故，何论其他！

中华名士耻为元虏用

译前朝初建时，统治者想要将汉人全部歼灭，因得到耶律楚材的劝谏而作罢。又打算铲除张、王、赵、刘、李这五大姓氏，耶律楚材再次劝谏阻止了此事。然而他们常常尊崇蒙古人的种族而压抑汉人，所以品行高洁的士人多以此为耻，流落失所、无处依托，大多将自己的才华发泄在歌曲之中，其美妙程度超越古今，如所传的《天机余锦》、《阳春白雪》等集子，以及《琵琶记》、《西厢记》等传奇，还有《范张鸡黍》、《王粲登楼》、《倩女离魂》、《赵礼让肥》、《马丹阳度任风子》、《三气张飞》等小传杂剧，都堪称绝妙的唱词。有决心不做官的人，被砍断右指，混杂在屠夫酒贩之中，人们无法识别他们的身份。又有高飞远举、寄托于僧侣身份的人，建国初期渐渐显露出来，金碧峰、复见心等人，都以瑰丽奇特之才深自隐藏。姚广孝幼年也躲避战乱，在齐河的一座寺庙中做行童。古人说胡人没有百年的国运，上天已经厌弃他们了！

译郭守敬的历法

古代的历法中，《大衍历》最为精密，一行和尚隐藏了其中的关键诀窍，世人只流传其表面的谱系罢了。于是郭守敬独自获得了一种方法，叫做弧矢圆算，就像所谓的横弧矢、立弧矢，赤道转化为黄道，黄道转化为白道那样，是最为圆融机变的活法。从此，黄道、赤道、白道三道之间的零散差异可以齐整，而节气与朔望的误差可以确定。这种方法不仅儒生不懂，而且三百年来历官也全都不懂了。如今钦天监中有一部书颇为隐秘，名叫《历源》，是郭氏制定历法的根本，所谓的“弧矢圆术”大多在其中。试着去问历官，他们也像家里的一口哑钟一样（无声无息）。六艺之学，古人认为数理可以陈述而义理难以知晓，在当今的历法家，却是义理可以知晓而数理难以陈述。大概得到了数理而不通晓义理的人是有的。如果说得到了义理而得不到数理，那么应用到实际中，既没有下手的地方，并且那所谓的义理，也是空泛虚妄，并非真实情况。虽然如此，如今的历法家自认为得到了数理，而历法家相传的数理，如历法中确立的通用轨则等等，是郭氏的下乘，是死数；弧矢圆术等等，是郭氏的上乘，是活数。死数，是言语文字；活数，则不是言语文字。得到了活数，即使掀翻一部历法，不留一字，全部创新方法，也可以不违背郭氏的本意。得到了死数，则像挨着墙壁，转身一步就会倒下。近来见到一两位儒者，也有意于象数之学，然而没有得到其传承，于是往往用儒者范围天地的空谈，想要掩盖畴人布算积分的实用，这也太过分了。

元人修史的陋习

史书始于《尚书》、《春秋》，大体上都是一人的笔迹。《尚书》虽然杂出于多人，但是记载一件事自成一篇文章，一篇文章出自一人。《春秋》则是孔子特意撰写的，门人连一句话都不能参与。《春秋》三传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思解释经文，而事情得以流传。像《国语》，像《世本》，像《战国策》，都是一家的言论。从《史记》以下，十七代史书，也都是由一人完成。《唐书》虽然由文忠和景文共同撰写，但是卷帙互相分开，两美相结合。到了元朝修撰宋、辽、金三史，这种方法就败坏了。推究其原因，是因为胡人在位，大臣学问浅薄，不想让中原人独占其长处，所以不仅看重人而看重官职，不仅看重事实而看重名分，拘泥于形迹，蒙昧于义例，于是乎不再有真正的史书了。唉！元朝所败坏的，如果是宋一代的史书，还罢了，而这种方法却使得后代沿袭使用。如今一个朝代的史书，可以由一人完成，不认为骇人听闻，就认为疯狂了。它给中国带来的祸害，对斯文的损害，可以再次为之慨叹！

千百年眼卷十二

御制《尚书》二解

高皇帝曾经问群臣：“七政左旋，是这样吗？”侍臣仍然用朱熹的新说回答。皇上说：“我自起兵到现在，没有不放在案头阅览的，怎么可以顺从儒生的腐儒之谈？”于是特别命令礼部右侍郎张智、学士刘三吾改正《尚书》的传注。恰逢科举考试，下诏告知天下学子说：“前元科举，《尚书》专门以蔡沈的传注为主，考察其天文一节，已经自相矛盾，说日月随着天向左旋转。如今仰观天象，非常不是这样。怎么看出来的呢？当天清气爽的时候，指一个星宿为主，让月亮位于星宿的西边一丈左右，过了一整夜，那么月亮就经过而向东去了。大概星宿附着在天体上固定不动，月亮向东经过，那么它向右旋转就明白了。又如《洪范》中‘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蔡氏都认为是天的事情，不知道阴骘是天的事情，相协厥居，是君主的事情。如果像蔡氏所说，那么相协厥居都交给天，而君主只是安然自若，奉行天命勤政爱民的政治，完全不参与，又哪里是天佑下民设立君主和老师的本意呢？”皇皇圣训，不仅高祖、光武帝要退步，即使唐太宗看到这些，也要退避三舍了。

圣祖对待滁阳王的厚待

高岱说：我们圣祖驻扎在滁州、和州，是为了夺取金陵的计策。大概金陵不是大军不容易攻克，而大军如果没有滁州、和州，怎么能长久聚集呢？所以略取定远以聚集民众，占据滁州、和州以等待时机。于是居住在濠城，不能施展尺寸之地，等到出濠城到定远，就有数万民众。驻扎在滁阳，郁郁不得志，辞别滁阳到和州，就能大振军威。于是知道蛟龙虽然不能不借助云雨而腾跃变化，终究不可受制于人。假使汉高祖不被派遣进入关中，光武帝不被派遣巡行河北，那么也只是更始帝、楚怀王的牙将罢了。那么郭元帅虽然有辅佐栽培的恩情，而我们圣祖用来报答他的非常厚，又把他自己创建的滁阳，奉立为主帅，这难道是别人容易做到的吗！王在滁阳受祭祀，庙食百代，更始帝、楚怀王没有这样的。

金陵的形势

李舜臣说：“江东之地，首起西陵，尾接东海。其军队的精锐，足以在巨鹿攻破秦军；其财富的丰厚，足以在灵武恢复唐朝的国运。自吴以下，围困在江东的共有六朝。周瑜有赤壁的胜利，祖逖有谯城的胜利，褚裒有彭城的胜利，桓温有灞上的胜利，谢玄有淝水的胜利，刘裕有关中的胜利，到彦之有淮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