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眼卷九
历，不能易也。其论乐律，宋作大晟乐，不能易也。其言有日：“彼民与此民之心同，是与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则无不成之功。”五季之世，有若人耶!
译历法，是不能更改的。他论述乐律，宋代制定大晟乐，是不能更改的。他曾经说：“那里的百姓与这里的百姓心意相同，这与上天的意旨相契合；天意与人意相同，就没有不能成功的功业。”五代时期，有这样的人吗！
韩熙载晦于声色
五代之末，知赵点检不可测者，韩熙载耳。众人固贸贸也。熙载又知唐之将覆，而耻为之相，故以声色晦之。尝语僧德明云：“吾为此行，正欲避国家入相之命。”僧问：“何故避之 ”日：“中原常虎视于此，一旦真主出，江南弃甲不暇，吾不能为千古笑端。”噫，卓矣!
吴越改元之证
五季时十国，称帝改元者七，荆楚、吴越常行中国年号。欧公《五代史》著《十国世家年谱》，于吴越云：闻之故老，亦常称帝改元，而事迹无可考见。独得其封落星石为宝石山制书，称宝正六年辛卯，所据止此。按至正中，徐一夔避乱海宁州，有许姓者尝辟一巨室，得古墓，内有志砖，盖钱氏将许俊墓也。俊年十八从军，以战功累官至节度使都押衙兼御史中丞，宝正三年卒，葬于此。所载年月甚明，此又钱氏改元之一证，惜欧公未之见耳。镠自梁末帝贞明二年加天下兵马都元帅，开府，置官属。唐庄宗入洛，以厚献赐玉册金印，自称吴越国王，更名所居曰宫殿，官属称臣，遣使封拜海中诸国君长，盖已居然行帝者事矣，又何疑于改元一节乎哉
徐锴征猫事非实
南唐徐锴与兄铉，征猫事至七十余。古今猫事有限，即经史诗文单辞并举，亦不应若此之繁。盖兄弟一时自相夸诩，世不详察，狃为实然耳。梁武、沈约征栗事仅十余条，颇恨其寡，却自实录。盖六朝前世代差近，事迹尚稀故也。二徐在宋初，同李昉、宋白及诸学士编《御览》、《广记》，所收辑猫事不过十余，铉胡不举锴七十事实之也
板本之始
汉以来六经多刻之石，如蔡邕石经、嵇康石经、邯郸淳三字石经、裴颜刻石写经是也。其人间流传，唯有写本。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术数、字学小书而已。蜀母昭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自是始用木板摹刻六经。景德中又摹印司马，班、范诸史，与六经皆传，世之写本渐少。然墨本讹驳，初不是正，而学者无他本刊验，司马、班、范三史尤多脱乱。其后不复有古本可证，真一恨事也。
希夷《易》说
象卦示人，本无文字，使人消息吉凶默会。希夷先生日：“羲皇始画八卦，重为六十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默视其象而已。如其象则吉凶应，违其象则吉凶反，此羲皇氏不言之教也。《易》道不行，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复晦。盖上古卦画明，《易》道行，后世卦画不明，《易》道不行。圣人于是不得已而有辞。一著其辞，便谓《易》止于是，而周孔遂自孤行，更不知有卦画微旨。此之谓买椟还珠，由汉以来皆然。《易》道胡为而不晦也 ”张和仲日：今之学《易》者，又不过剿紫阳氏规磨之谈，不知视买椟还珠何如也!
宋儒教之盛昉于赵普
宋之兴也，赵普以半部《论语》佐艺祖致太平，而其后也，遂有濂洛诸儒之盛，是所谓青出于蓝也，所贻者远矣。呜呼，以焚书坑儒之惨，而欲传之万世无穷，不亦惑乎!
烛影斧声
艺祖舍子立弟，亘古所无。迨其后也，德芳、德昭至不良于死，太宗于是乎残忍矣。盖陈桥之事，与诸将密谋以黄袍加艺祖，实出于太宗。彼自以为手天下以授之兄，而今返之也。二子处嫌疑之际，虽欲不危，又何可得耶 观夫即位于开宝九年之十一月，不能少待而遽称太平兴国元年，固已示无兄之迹矣。烛影斧声之疑，恐难置喙于后世也。
赵普遗祸
宋之兵孱国弱，始于赵普。方太祖时，曹翰欲取幽州，承周世宗一日取三关之余威。时辽国多隙，取之必矣。赵普亦知翰能之，而不胜嫉媢之心，巧为之阻。太祖承五代之敝，畏难苟安，玩时愒日，故从其言，而金、元之祸，中国人类几为匈奴之牧马场，皆普一言，兆数百年之祸也!其渝金匮之罪，犹在此下乎!
卢多逊愧其父
卢多逊父亿，性俭素，恬于荣进，以少府监告老归洛，以棋酒自放，不亲俗事。及多逊参大政
译韩熙载沉溺于声色以掩藏锋芒
五代末年，知道赵点检（赵匡胤）深不可测的，只有韩熙载。众人原本都懵然无知。韩熙载又知道南唐即将覆灭，却以担任宰相为耻，所以用沉溺声色来掩藏自己的锋芒。他曾对僧人德明说：“我这样做，正是为了躲避朝廷任命我为宰相的命令。”僧人问：“为什么躲避？”韩熙载回答说：“中原王朝常常像老虎一样窥伺这里，一旦真正的君主出现，江南连丢弃铠甲逃跑都来不及，我不能成为千古的笑柄。”唉，真是卓越啊！
吴越国改换年号的证据
五代时期有十个国家，其中称帝并改换年号的有七个，荆楚和吴越两国一直沿用中原王朝的年号。欧阳修在《五代史》中撰写《十国世家年谱》，关于吴越国记载说：听老辈人讲，吴越也曾称帝改元，但事迹没有可以考证的。只得到一份将落星石封为宝石山的制书，上面称宝正六年辛卯，依据仅此而已。查考元朝至正年间，徐一夔在海宁州避乱，有个姓许的人曾开辟一座大屋，发现古墓，里面有墓志砖，是钱氏将领许俊的墓。许俊十八岁参军，因战功多次升迁至节度使都押衙兼御史中丞，宝正三年去世，葬在这里。所载年月非常明确，这又是钱氏改元的一个证据，可惜欧阳修没有见到。钱镠自从后梁末帝贞明二年加封天下兵马都元帅，开府建衙，设置官员属员。后唐庄宗进入洛阳，因厚献财物赐予玉册金印，自称吴越国王，将所居之处改名为宫殿，官员属员称臣，派遣使者封拜海中各国君主，这已经俨然行使帝王的权事了，又何必怀疑改元这一节呢？
徐锴搜集猫的故事不真实
南唐徐锴与他的哥哥徐铉，搜集关于猫的故事多达七十多条。古今关于猫的故事有限，即使经史诗文中单字并举，也不应该像这样繁多。大概是兄弟俩一时互相夸耀，世人没有详细考察，便习以为常认为是事实。梁武帝、沈约搜集栗子的事只有十几条，很遗憾数量少，却是如实记录。因为六朝之前的时代距离较近，事迹尚且稀少。二徐在宋初，与李昉、宋白及各位学士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所搜集的猫的故事不过十几条，徐铉为什么不举出徐锴搜集的七十条事实呢？
刻本的起源
汉代以来六经大多刻在石头上，如蔡邕石经、嵇康石经、邯郸淳三字石经、裴彦刻石写经等。民间流传的，只有手抄本。唐末益州才开始有雕版印刷，多是术数、字学之类的小书罢了。蜀国母昭裔请求刻板印刷九经，蜀主听从了他。从此开始用木板摹刻六经。宋真宗景德年间又摹印司马迁、班固、范晔等人的史书，与六经一起流传，世上的手抄本逐渐减少。然而刻本错误驳杂，起初没有校正，而学者没有其他版本可以核对，司马迁、班固、范晔的三部史书尤其多有脱漏混乱。后来不再有古本可以证明，真是令人遗憾的事。
陈抟的《易》说
卦象示人，本来没有文字，让人默会吉凶的变化。希夷先生（陈抟）说：“伏羲开始画八卦，重叠为六十四卦，不立文字，让天下人默默观察卦象罢了。符合卦象则吉凶相应，违背卦象则吉凶相反，这是伏羲氏不言的教化。《易》道不行，于是有了周公、孔子。周公、孔子独自推行，《易》道再次晦暗。大概上古卦画明了，《易》道通行，后世卦画不明，《易》道不行。圣人于是不得已而有卦辞爻辞。一旦著下辞句，便认为《易》只到此为止，而周公孔子于是独自推行，更不知道卦画中的微言大义。这叫做买椟还珠，从汉代以来都是这样。《易》道为什么不晦暗呢？”张和仲说：现在学习《易》的人，也不过抄袭朱熹规训磨琢的言论，不知道这比买椟还珠如何？
宋代儒学教化的兴盛始于赵普
宋朝兴起时，赵普用半部《论语》辅佐宋太祖达到太平，而后来，于是有了周敦颐、程颢、程颐等儒者的兴盛，这就是所谓的青出于蓝，所遗留的影响深远啊。唉，以焚书坑儒的惨烈，却想要传承万世无穷，不也很迷惑吗！
烛影斧声
宋太祖舍弃儿子而立弟弟，自古未有。等到后来，德芳、德昭甚至不得好死，太宗于是变得残忍了。大概陈桥兵变之事，与各位将领密谋用黄袍加在太祖身上，实际上是出自太宗。他自以为亲手将天下授予兄长，现在却归还给他。两个儿子处在嫌疑的境地，即使想不危险，又怎么可能呢？看他在开宝九年十一月即位，不能稍待而立刻称太平兴国元年，本来就已经显示没有兄长的痕迹了。烛影斧声的疑案，恐怕难以让后世置喙了。
赵普遗留祸患
宋朝兵力孱弱国家衰弱，始于赵普。当太祖时，曹翰想要夺取幽州，承接后周世宗一天夺取三关的余威。当时辽国多有破绽，夺取它必定成功。赵普也知道曹翰能做到，却禁不住嫉妒之心，巧妙地加以阻挠。太祖承受五代的弊病，畏难苟安，虚度时日，所以听从他的话，而金、元的祸患，中国人类几乎成为匈奴的牧马场，都是赵普一句话，招致数百年的祸患啊！他违背金匮之盟的罪过，还在这之下吗！
卢多逊愧对其父
卢多逊的父亲卢亿，性格节俭朴素，淡泊于荣华进取，以少府监的身份告老还乡回到洛阳，以棋酒自我放逐，不亲近世俗事务。等到卢多逊参与重大政务
，服玩渐侈，亿叹而泣日：“家本寒素，今富贵骤至，不知税驾地矣!”后多逊果败，士大夫高其识。多逊当国，门下士极盛，其所器重者，种英、苏冠二人而已。及其得罪，宾客皆散去，独英、冠二人徒步送之千里而还。英后改名放，即明逸；冠即苏易简也。
译生活用度和玩赏之物逐渐奢侈，李亿叹息流泪说：“我家原本贫寒素朴，如今富贵突然到来，不知该在何处停歇了！”后来李昉果然败落，士大夫们推崇他的见识。李昉执掌朝政时，门下的士人极多，他所器重的，只有种英、苏冠两人罢了。等到他获罪，宾客都离散了，只有种英、苏冠两人步行送他千里之后才返回。种英后来改名为放，就是种明逸；苏冠就是苏易简。
种放之隐由母
种放在终南，太宗召而不出，从母命也。真宗不召而出，母已物故也。贞烈哉，此母也!非女中之田光乎 终南处士愧深闺老妪多矣!
郭忠恕清节
郭忠恕，宋初人也。放旷岐雍陕洛间，逢人无贵贱，口称猫；遇山水辄留旬日，或绝粒不食，盛暑暴日中无汗，大寒凿冰而浴。尤善画，妙于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画，即自为之。时与役夫小民入市肆饮食，日：“吾所与游皆子类也!”东坡画赞叙之甚详。考忠恕初事湘阴公赟，赟为郭威所杀，忠恕佯狂遁去。由此观之，亦清节之士。山水木屋不足以尽之也。
晋、唐不通字学
《宋史长篇》：太宗每暇日，问王著以笔法，葛端以字学。笔法，临摹古帖也；字学，考究篆意也。笔法与字学本一途而分歧，晋、唐以来，妙于笔法而不通字学者多矣。[杨升庵《六书索隐序》云：“伏羲观图画八卦，字生焉；虞舜依律和声，音韵出焉。神皇圣帝，君师万祀，垂此二教。至周公出，文则制六书，诗则调六义，郁乎备矣。古之名儒大贤，降而骚人墨客，未有不通此者也。秦之吏人犹能诵《爰历》、《滂喜》，汉世童子无不通《急就》、《凡将》，后汉许叔重著《说文》十四篇，五百四十部，本《苍颉》之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则秦篆之全；其所载古文三百九十六，籀文二百四十五，轩周之迹，犹有存者；重文或体六百二十二，则上有孔子说楚庄王诸说，咸宗古人，不杂臆见，可谓有功小学矣。自程元岑之隶、史游之草、钟繇之行楷出，而字日讹。粱大同中，顾野王著《玉篇》，凡二万二千七百七十九字，以小楷书写籀古，十讹其九，已自可憾。唐上元中南国一妄处士孙强，又增加俗字，如竹尚少为笋，升高山为杪，此乃童儿之见，俳优之嬉，何足以污竹素也!其间名为此字学者，若李阳冰则戾古诳俗，陆德明则从俗讹音，吾无取焉。宋则郭忠恕之雅、杨桓之博、张有之精，吴才老通其音读，黄公绍泝其源委，若郑樵则师心妄驳，戴侗则肆手影撰，又字学之不幸也。元犹有熊朋来、赵古则窥斑得启，撷英寻宝。何物周伯温者，闻见既陋，经术不通，类撼树之蜉蝣，似篆沙之蜗蚓，字学之重不幸，又十倍于戴与郑矣!今日此学，景废响绝，谈性命者不过剿程、朱之{艹酒}魄，工文辞者止于拾史、汉之聱牙，示以形声孽乳，质以苍雅林统，反不若秦时刀笔之吏、汉代奇觚之童，而何以望古人之宫墙哉!”按此段引驳甚精，足为字学开一堂奥。]
楚王元佐自废
楚王元佐，太宗之长子。廷美死，元佐亦旋以狂疾废。呜呼，太伯之让其迹隐，季札之让其虑深，元佐此举，可谓追迹千古，岂真狂也!太宗之残忍刻薄，到此宁不可为之警省耶!
天书之兴仿辽俗
宋澶渊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一国君臣，如病狂然，何也 及读《辽史》，乃知其意。契丹之俗，其主称天，其后称地，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猎而手接飞雁，雁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意者宋之诸臣，因知契丹之习，又见其君有厌兵之意，遂进神道设教之言，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伺之志与 然不修本以制敌，又效尤焉，计亦末矣。其后徽宗尝讽道箓院言：“朕乃上帝元子，在天为神霄玉清王长生大帝君，悯中华被金狄之教，恳请于上帝，下降人世，为人主，令天下归于正道。”于是群臣与道箓院上章，册帝为教主道君。未几，女真起自夷狄，建号大金，荡覆中华，斯言若为之先兆也。
古章奏皆手书
宋时百官奏章，皆手自书进。贾学士直孺为谏官，有所条奏，仁宗识其手书，每嘉赏之。古人凡在仕籍，无不工书者，故一切章奏皆手书之，非唯得敬君之体，且机密事亦不至宣泄取败。今人多不能书，故不得不倩于书史耳。但古人章疏未必全用楷书，而行草间见，今古帖中尚有载者。
梁
译种放隐居是遵从母命
种放隐居在终南山，宋太宗征召他，他不出来，这是遵从母亲的命令。宋真宗不征召他，他却出来了，这是因为母亲已经去世了。贞烈啊，这位母亲！难道不是女子中的田光吗？终南山的隐士比起深闺中的老妇人，羞愧得多了！
郭忠恕的清高节操
郭忠恕是宋朝初年的人。他在岐、雍、陕、洛等地放浪形骸，遇到人不论贵贱，口中都称“猫”；遇到山水就停留十天半月，有时绝食不吃，盛夏在烈日下暴晒没有汗，严冬凿冰沐浴。他尤其擅长绘画，精妙于山水屋木，有人求画他一定愤怒离去。心里想画，就自己画。当时他和役夫平民进入市场饮食，说：“我所交往的都是这类人！”苏东坡在画赞中叙述得很详细。考察郭忠恕起初侍奉湘阴公赵赟，赵赟被郭威所杀，郭忠恕假装发疯逃走。由此看来，他也是清高节操之士。仅用山水屋木的画艺不足以概括他。
晋、唐人不通晓字学
《宋史·长篇》记载：宋太宗每逢闲暇，向王著询问笔法，向葛端询问字学。笔法，是临摹古代法帖；字学，是考究篆书的意蕴。笔法与字学本是一途而后分歧，自晋、唐以来，精于笔法而不通字学的人很多了。[杨升庵《六书索隐序》说：“伏羲观察图画而创制八卦，文字由此产生；虞舜依据律吕调和声音，音韵由此出现。神圣的皇帝，统治教化万世，垂范这两种教化。到了周公出现，文章方面制定了六书，诗歌方面调和了六义，盛大而完备了。古代的名儒大贤，下至骚人墨客，没有不通晓这些的。秦朝的官吏还能诵读《爰历》、《滂喜》，汉朝的孩童没有不通晓《急就》、《凡将》的，东汉许叔重著《说文解字》十四篇，五百四十部，本于《苍颉》的篇章；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则是秦篆的全部；其中所载古文三百九十六个，籀文二百四十五个，轩辕、周代的遗迹，还有存留的；重文或异体字六百二十二个，则上面有孔子解说楚庄王等说法，都尊崇古人，不夹杂主观臆见，可以说对小学有功了。自从程元岑的隶书、史游的草书、钟繇的行楷出现，文字日益讹误。梁大同年间，顾野王著《玉篇》，共二万二千七百七十九字，用小楷书写籀文古文，十之有九讹误，已经令人遗憾。唐上元年间，南朝一个狂妄的处士孙强，又增加俗字，如竹尚少为笋，升高山为杪，这是孩童的见识，俳优的游戏，哪里足以污损竹简素帛呢！其中号称通晓字学的，像李阳冰则违背古法欺骗世俗，陆德明则顺从俗字讹误读音，我不取法他们。宋朝则有郭忠恕的雅正、杨桓的广博、张有的精微，吴才老通晓音读，黄公绍追溯源流，至于郑樵则凭主观妄加驳斥，戴侗则随意编造，又是字学的不幸了。元朝还有熊朋来、赵古则窥见斑纹得到启发，采撷精华寻找宝藏。那个周伯温，见闻既浅陋，经术又不通，像撼树的蜉蝣，似篆沙的蜗蚓，字学的重大不幸，又比戴侗和郑樵十倍了！如今这门学问，景象废弃声音断绝，谈论性命者不过抄袭程颐、朱熹的残余，工于文辞者止于拾取《史记》、《汉书》的诘屈聱牙，拿形声孳乳展示给他们，拿《苍颉》、《雅》、《林》、《统》质询他们，反而不如秦时的刀笔吏、汉代的奇觚童，又怎么能望见古人的宫墙呢！”按：这段引文驳斥很精当，足以作为字学开启堂奥。]
楚王元佐自请废黜
楚王元佐，是宋太宗的长子。赵廷美死后，元佐也随即因狂疾被废黜。唉，太伯让位他的踪迹隐晦，季札让位他的思虑深远，元佐此举，可以说追迹千古，难道真是疯狂吗！太宗的残忍刻薄，到此难道不值得警醒反省吗！
天书的兴起是仿效辽俗
宋朝澶渊之盟后，封禅之事兴起，祥瑞接连到来，天书屡次降下，一国君臣，像发狂一样，为什么呢？等到读了《辽史》，才知道他们的用意。契丹的风俗，他们的主上称天，皇后称地，一年祭天，不知有多少次。打猎时手接飞雁，雁自己投地，都称为天赐，祭告并夸耀它。大概宋朝的各位大臣，因为知道契丹的习俗，又看到他们的君主有厌战的意思，于是进献神道设教的言论，想借此来触动敌人的听闻，或许足以暗中消除他们窥伺的志向吧。然而不修根本以制服敌人，又效仿这种错误，计策也太浅薄了。后来宋徽宗曾暗示道箓院说：“我是上帝的长子，在天为神霄玉清王长生大帝君，怜悯中华被金狄的宗教所害，恳请上帝，下降人世，为人主，让天下归于正道。”于是群臣与道箓院上奏章，册封皇帝为教主道君。不久，女真从夷狄兴起，建立国号大金，颠覆中华，这话像是它的先兆。
古代章奏都是手书
宋朝时百官的奏章，都是亲手书写进呈。贾学士贾直孺任谏官，有所条陈奏报，宋仁宗认出他的手书，常常嘉奖赏识他。古人凡在仕籍，没有不擅长书法的，所以一切章奏都亲手书写，不仅符合敬君的体统，而且机密之事也不至于泄露招致失败。现在的人大多不能书写，所以不得不委托书吏罢了。只是古人的章疏未必全用楷书，而行书草书间杂出现，现在的古帖中还有记载的。
梁
灏谢启之讹
陈正敏《遁斋闲览》：“梁灏八十二岁，雍熙二年状元及第，其谢启云：‘白首穷经，少伏生之八岁；青云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后终秘书监，卒年九十余。”此语既著，士大夫亦以为口实。予以国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试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学士知开封，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进士甲科，至直史馆，卒年三十二。史臣谓梁方当委遇，中涂夭谢；又云梁之秀，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遁斋之妄不待攻也。
译关于梁灏谢启的讹误
陈正敏在《遁斋闲览》中记载：“梁灏八十二岁时，在雍熙二年考中状元，他的谢恩启中说：‘白发苍苍穷究经书，比伏生小八岁；青云直上得遂仕途，比姜太公多两年。’后来他官至秘书监，去世时年纪九十多岁。”这话既然已经流传，士大夫们也把它当作谈资。我用国史来考证，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试考中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学士的身份担任开封府知府，突发急病去世，享年四十二岁。他的儿子梁固，也考中进士甲科，官至直史馆，去世时三十二岁。史臣说梁公正当受到朝廷倚重，却在半途夭折；又说梁公的才俊，中途便遭摧折。事实如此明白，陈正敏的妄言不待批驳也就清楚了。
寇准天书由王旦
寇莱公以朱能天书复相，议者迄今惜之。按史准罢相，改节度山南东道。巡检朱能挟内侍都知周怀政为天书。上以问王旦，旦日：“始不信天书者，准也。今天书降准所，当令准上之。”准从，上其书，因此复入中书。观此，则夫左右其事、借公以取信于天下者，旦之本谋也。天书之事，旦不惜以其身为之，至是乃薄饵公以利，而重分公以谤。呜呼，是诚何心哉!始准固不欲，其婿王署与周怀政善，因力劝成之。然此等事，岂宜决诸子婿哉 准入相后，士论哗然。有门生日：“某有三策，第一莫若称疾求外补，第二朝觐日便以乾祐之事露诚上奏，少救公生平；第三不过为宰相耳。”公不悦，竟有海康之谪。张和仲日：公不听门生之三策，而惑于其婿之片语，岂所谓利令智昏者耶 王文正机关，与美珠之遗若出一辙，君臣之间，不啻有市心矣。
王钦若遗善
《宋史》：真宗初即位，王钦若时与母宾古同位三司，请赦天下宿逋，自五代至戚平。真宗从之，遣使四出，蠲宿逋一千余万，释系囚三千余人。由是遇之甚异，不久入相。仁宗继位，推广先志，亟改追欠司为蠲纳司。此事世知之者鲜，当表出之，亦憎而知其善也。
丁谓长者言
丁崖州虽险诈，然亦有长者言。真宗尝怒一朝士，再三语之，丁辄退缩不答。上作色日：“如此叵耐，问辄不应!”丁进日：“雷霆之下，臣更加一言，则虀粉矣。”真宗欣然嘉纳。
寇莱公奢俭不同
寇莱公寝处一青帏，二十余年，时有破坏，益命补葺。或以公孙弘事靳之，公日：“彼诈我诚，虽弊何忧 ”然知邓州时，制花蜡烛，不点油灯。罢官日，厕溷间烛泪在地，往往成堆。何此奢而彼俭也 青帏之弊，岂真异于弘耶
夏竦不值一文
夏竦尝统师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赵元昊头者，赏钱五百万贯、爵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卖箔陕西，倚之食肆外，食讫，佯遗去。至晚，肆间人得之，展视箔端物，乃元昊购竦之榜也，云：“有得夏竦头者，赏钱两贯。”竦闻之，遽令藏掩。余谓夏虏虽狡，尚是宽政，若悉竦奸状，则一文不值者，两贯悬赏犹多也。
夏竦剖棺之报
夏竦之死也，仁宗将往浇奠。吴奎言于上日：“夏竦多诈，今亦死矣。”仁宗怃然，至其家，浇奠毕，踌躇久之，命大阉去竦面幕而视之。世谓剖棺之与去面幕，其为人主疑一也。
庞籍隐德
庞丞相籍，以使相判太原。时司马温公适倅并州。一日被檄巡边，温公因便宜命诸将筑堡于穷鄙，而不以闻。既西羌攻败我师，破其堡，杀一副将，朝廷深讶庞公擅兴，诘责不已，遂落使相，以观文殿学士罢归。庞公素重温公之贤，默然竟不自明，温公遂获免。妙哉，庞公真不易得也!狄青之征侬贼，亦赖庞公为内主，乃得成功。呜呼，今不可得矣!国朝王晋溪之于阳明，其庶几乎
韩、范事业
韩魏公《阅古堂记》：“幅巾坐啸，恬然终日，予之所乐，恶有既平 ”魏公功业之伟，观此可得其大概矣。范文正公特举《中庸》以示张子厚，斯时濂洛之学尚未兴也。豪杰作用，岂无所本而然耶
麦舟非范希文父子所难
范尧夫以麦舟助丧，乃石曼卿耳；公父子盛德，此非其所难。石曼卿，天下士也，状貌岸伟，文采气谊豪一世，所交如欧文忠、张文节皆奇之，特落落当其意者无几人。故尝为大理丞，而贫不能葬母，文正父子见之，自然倾舟相助。何足为范公重 如曼卿之贫，乃可重也。郭元振家送资钱四十万，会有缞服叩门者，自言五世未葬，尽数与之。况范公父子耶 况曼卿又为公东吴故旧耶 欧阳作《文正墓志铭》、《石曼卿墓表》，皆不载麦舟事，以知公之盛德不专在此。正如小说载云长公秉烛达旦，使其事即真，亦乌足以概云长大节耶
范仲淹先见
宋景祐、宝元间，范仲淹建议城洛阳
译寇准因天书之事由王旦而重新拜相，议论的人至今都为此感到惋惜。查考史书，寇准被罢免宰相后，改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巡检朱能勾结内侍都知周怀政伪造天书。皇帝拿此事询问王旦，王旦说：“起初不相信天书的，是寇准。现在天书降在寇准的辖区，应当让寇准将它呈献上来。”寇准听从了，呈上天书，因此重新进入中书省任职。看这些，那么在那件事中左右局势、借公事来取信于天下的人，是王旦的本意。天书这件事，王旦不惜用自己的身体去承担，到了这里却用微薄的利益引诱寇准，而把沉重的诽谤分给寇准。唉，这究竟是什么居心呢！起初寇准本来不愿意，他的女婿王署与周怀政交好，于是极力劝说他促成此事。然而这类事情，难道应该由女婿来决定吗？寇准入相后，士人的议论哗然。有个门生说：“我有三条计策，第一不如称病请求外放，第二在朝见时就把乾祐年间的事情坦诚上奏，稍微挽救您平生的名声；第三不过是做个宰相罢了。”寇准不高兴，最终有了被贬海康的遭遇。张和仲说：寇准不听门生的三条计策，却被女婿的一句话迷惑，难道就是所谓的利令智昏吗？王旦的权谋，与美珠遗事如出一辙，君臣之间，简直有市井之心了。
《宋史》记载：真宗刚即位时，王钦若当时与母亲宾古同在三司任职，请求赦免天下拖欠的赋税，从五代到庆历年间。真宗听从了，派遣使者四处出发，免除拖欠赋税一千多万，释放囚犯三千多人。因此真宗对他非常优待，不久他就入朝为相。仁宗继位后，推广先帝的志向，急忙把追欠司改为蠲纳司。这件事世人知道的很少，应当表彰它，这也是憎恶他而知道他的善行。
丁崖州虽然阴险狡诈，但也有长者的言论。真宗曾经对一个朝臣发怒，再三对他说话，丁谓总是退缩不回答。皇帝变了脸色说：“如此难以忍受，问话却不回答！”丁谓进言说：“在雷霆之怒下，臣如果再多说一句话，就会粉身碎骨了。”真宗欣然赞许并采纳。
寇莱公睡觉居住只用一个青色的帷帐，二十多年，有时破损，就命令修补。有人用公孙弘的事来讥讽他，寇公说：“他是虚伪，我是真诚，虽然破旧有什么可担忧的呢？”然而他在邓州任职时，制作花蜡烛，不点油灯。罢官时，厕所里的烛泪在地上，往往堆积成堆。为什么这里奢侈而那里节俭呢？青帷帐的破旧，难道真的与公孙弘不同吗？
夏竦曾经统领军队向西征伐，在边塞张贴榜文，说：“有得到赵元昊头颅的，赏钱五百万贯、爵位西平王。”赵元昊派人到陕西市场卖箔，靠在食肆外面，吃完后，假装遗忘离开。到了晚上，食肆里的人得到了它，展开看箔的末端，原来是赵元昊悬赏捉拿夏竦的榜文，说：“有得到夏竦头颅的，赏钱两贯。”夏竦听说后，急忙命令掩盖。我说夏虏虽然狡猾，还算宽厚，如果全部列举夏竦的奸状，那么一文不值的人，两贯悬赏都算多了。
夏竦死的时候，仁宗将要前往浇酒祭奠。吴奎对皇帝说：“夏竦多诈，现在也死了。”仁宗怅然若失，到了他家，浇酒祭奠完毕，犹豫了很久，命令大宦官去掉夏竦的面幕而观看他。世人说剖棺与去掉面幕，作为君主怀疑是一样的。
庞丞相籍，以使得相的身份判理太原。当时司马温公恰好任并州通判。一天接到命令巡视边境，温公因权宜之计命令诸将在偏僻的地方筑堡，而没有上报。不久西羌攻打打败我军，攻破堡垒，杀死一个副将，朝廷深深惊讶庞公擅自兴师，诘问责备不停，于是剥夺使相职务，以观文殿学士的身份罢官回家。庞公一向看重温公的贤能，沉默最终不自我辩白，温公于是获得免罪。妙啊，庞公真是不容易得到的！狄青征讨侬贼，也依靠庞公作为内部主事，才得以成功。唉，现在不可得了！本朝王晋溪对于阳明，大概差不多吧。
韩魏公《阅古堂记》：“戴幅巾坐着长啸，恬静地度过整天，我所喜欢的，哪里有尽头呢？”魏公功业的伟大，看这个可以大概知道了。范文正公特别举出《中庸》给张子厚看，这时濂洛之学还没有兴起。豪杰的作用，难道没有根源而这样吗？
范尧夫用麦舟帮助丧葬，那是石曼卿的事；范公父子盛德，这不是他们难以做到的。石曼卿，是天下士人，相貌高大雄伟，文采气谊豪放一世，所交往的人如欧文忠、张文节都惊奇他，特别符合他心意的人没有几个。所以曾经担任大理丞，而贫穷不能安葬母亲，文正父子见到他，自然倾尽船只帮助。哪里值得作为范公的重任？像曼卿的贫穷，才值得重视。郭元振家送资钱四十万，恰逢有穿丧服的人敲门，自称五世没有安葬，全部给他。何况范公父子呢？何况曼卿又是范公在东吴的故旧呢？欧阳修作《文正墓志铭》、《石曼卿墓表》，都不记载麦舟的事，由此知道范公的盛德不专门在此。正如小说记载云长公秉烛达旦，如果那事是真的，又哪里足以概括云长的重大节操呢？
宋景祐、宝元年间，范仲淹建议修筑洛阳城墙
。吕夷简谓：“契丹畏壮侮怯，遽城洛阳，必长虏势。宜建都大名，示将亲征，以伐其谋。”仲淹言：“此可张虚声耳，未足恃也。”夷简迄不从而罢。夫当国家全盛之势，预为徙城，备敌之谋，庸夫且知其不可，何待夷简 亦岂知转瞬未百余年，有金狄之祸乎 夫偏安南服，孰与宅天下之中也 圣人称百世可知，略于《秦誓》露一斑焉，千古以为口实，况下此者乎 惜哉，仲淹有前知之哲，而宋弗果用也。
译吕夷简说：“契丹畏惧勇壮而欺侮怯弱，如果急忙在洛阳筑城，必定助长敌人的气势。应当在大名建立都城，表示将要亲自征讨，以挫败他们的阴谋。”范仲淹说：“这只能虚张声势罢了，不足以依赖。”吕夷简最终没有听从，于是作罢。当国家处于全盛之势时，预先迁移都城、防备敌人的谋划，平庸之人尚且知道不可行，哪里还需要吕夷简呢？又怎能知道转眼不到百年，就发生了金人入侵的祸患呢？偏安于南方，哪里比得上居于天下之中呢？圣人称百代以后的事可以推知，在《秦誓》中略露端倪，千百年来成为人们谈论的根据，何况不如圣人的人呢？可惜啊，范仲淹有预知未来的智慧，而宋朝却没有果断采用。
韩、范不识奇士
庆历间，华州有张、吴二士人，累举不中第，落魄不得志，负气倜傥，有纵横材。尝游塞上，观山川，有经略西鄙意。欲谒韩、范二帅，耻自屈，乃刻诗石上，使人拽之市而笑其后。二帅召见之，踌躇未用间，已走西夏。二人自念不力出奇，无以动其听，乃自更其名，即其都门之酒家，剧饮终日，引笔书壁日；“张元、吴昊，来饮此楼。”逻者见之，知非其国人也，迹其所憩，执之。夏酋诘以入国问讳之义，二人大言日：“姓尚不理会，乃理会名邪 ”时曩霄未更名，且用中国赐姓也。于是竦然异之，日尊宠用事，谋抗朝廷，连兵者十余年。
新、旧《唐书》优劣
《唐书》，五代刘昫所修也，因宋祁、欧阳修重修《唐书》，遂有新、旧《唐书》之名。《旧唐书》人罕传，不知其优劣。近南园张公《漫录》中载其数处，以旧书证新书之谬，良快人意。如姚崇十事，此大关键，而旧书所传，问答具备，首尾照映，千年之下，犹如面语。新书所载，则剪截晦涩，事既失实，文义不通，良可概也。欧为宋一代文人，而刘在五代，文名远不逮欧，其所著顿绝如此。宋人徒欲以夸当代，不知后世耳目其可尽诬乎
朱温不宜入正统
欧阳子作《五代史》，自谓不失《春秋》之意。余独谓帝朱温非是。夫三代以来，世有篡者，然皆不成为国，亦不成为君。是故穷之篡也，羿、浞相继三十年，而少康灭之。莽帝十八年，而世祖灭之。玄帝一年，而刘裕灭之。其灭也，无论修短，俱以伏诛书。温父子相继十六年，即为庄宗所灭，特与羿、浞、莽、玄相上下。当时宜直书“朱友珪杀朱温、唐兵入梁、朱友贞自杀，敬翔、李振伏诛”，岂不足以为劝于天下!而乃使无将之贼，得擅帝制于千载，则是《春秋》反为诲盗之书，又乌在其为《春秋》也 然则继唐统者，断断乎在于庄宗，应于唐之后书“后唐”以别其族类，而并晋、汉、周称为“四代史”，而以温事附之前唐之末，后唐之初，若莽在两汉之际，玄在晋、末之间，庶几统绪分明，其关于大义，不更多哉
《五代史》韩通无传
子瞻问欧阳公日：“《五代史》可传后也乎 ”公日：“修于此窃有善善恶恶之志。”坡公日：“韩通无传，恶得有善善恶恶 ”公默然。通，周臣也，陈桥兵变，通擐甲誓师，出抗而死。
《五代史》不公
司马温公《通鉴》载：吴越王钱弘佐，年十四即位，温恭好书礼士。问仓吏：“今蓄积几何 ”日：“十年。”王曰：“军食足矣，可以宽吾民。”乃命复其境内税三年。欧阳永叔《五代史》乃云：“钱氏自武穆王鏐，常重敛以事奢侈，下至鱼鸡卵毈，以家至日取，每笞一人，以责其负，则诸案吏各持簿于庭，凡一簿所负，唱其多少，量为笞数，已则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犹积数十，多者百余，人不堪其苦。”欧阳史、司马鉴所载不同，可疑也。故致堂日：“司马氏记弘佐复税之事，《五代史》不载；欧阳修记钱氏重敛之虐，《通鉴》不取，其虚实有证矣。”按《宋代别记》载欧阳永叔为推官时昵一妓，为钱惟演所持，永叔恨之。后作《五代史》，乃诬其祖以重敛民怨之事。若然，则挟私怨于褒贬之间，何异于魏收辈耶
宋时史氏显达
左丘废，史迁辱，班掾缧，中郎狱，陈寿放，范晔戮，魏收剖，崔浩族，甚矣唐以前史氏之厄也!退之避而弗承，其有余畏哉？而不知后之为唐为宋者，若祁及修，显特甚矣。然欧公《五代史》既已统绪失当，而子京之“疾霆蔽聪”，何足当班、马一噱 岂文章偶有不幸，亦世代使然也
曾子固诗才
曾南丰有《钱塘上元夜祥符寺燕席》诗云：“月明如画露花浓，锦帐名郎笑语同。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东凤。红云灯火浮沧海，碧水楼台浸远空。白发蹉跎欢意少，强颜犹入少年丛。”昔人谓曾子固不能诗，学者不察，随声附合，谬
译韩琦、范仲淹不识奇才
庆历年间，华州有张、吴两位读书人，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考中，落魄不得志，性格傲气洒脱，有纵横捭阖的才能。他们曾经游历边塞，观察山川形势，有经营西部边疆的意图。想要拜见韩琦、范仲淹两位主帅，又耻于自降身份去求见，于是将诗刻在石头上，让人拉着石头在集市上走，并嘲笑跟在后面的人。两位主帅召见他们，在犹豫是否任用他们的时候，二人已经逃往西夏。两人自认为如果不施展奇谋，就无法打动对方的耳朵，于是自己改换姓名，就在西夏都城的酒店里，整天豪饮，提笔在墙壁上写道：“张元、吴昊，来饮此楼。”巡逻的人看到后，知道他们不是本国的人，追踪他们休息的地方，将他们抓获。西夏首领用“进入他国应当询问忌讳”的道理质问他们，两人高声说：“姓氏尚且不理会，难道还要理会名字吗？”当时李元昊还没有改名，而且使用的是中原朝廷赐给的姓氏。于是西夏首领惊讶地认为他们奇异，日益尊宠并重用他们，谋划对抗朝廷，连年交战十多年。
新旧《唐书》的优劣
《唐书》，是五代时期刘昫所编修的，因为宋祁、欧阳修重新编修《唐书》，于是有了新旧《唐书》的名称。《旧唐书》流传的人很少，不知道它的优劣。最近南园张公《漫录》中记载了几处，用旧书证明新书的错误，实在让人痛快。比如姚崇十事，这是重大的关键，而旧书所记载的，问答具备，首尾呼应，千年之下，犹如当面交谈。新书所记载的，则剪裁晦涩，事情既失实，文义也不通顺，实在可以概括其弊病。欧阳修是宋朝一代文人，而刘昫在五代，文名远远比不上欧阳修，但他所著的书却如此截然不同。宋人只是想要夸耀当代，不知道后世的耳目难道可以被完全欺骗吗？
朱温不宜列入正统
欧阳修写《五代史》，自认为不违背《春秋》的微言大义。我唯独认为称朱温为帝是不对的。自夏商周三代以来，世上有篡位的人，但都没有成为国家，也没有成为君主。所以穷篡位，后羿、寒浞相继统治三十年，而被少康消灭。王莽称帝十八年，而被光武帝消灭。桓玄称帝一年，而被刘裕消灭。他们的灭亡，无论时间长短，都记载为伏诛。朱温父子相继统治十六年，就被庄宗消灭，只与后羿、寒浞、王莽、桓玄相上下。当时应当直接记载“朱友珪杀朱温、唐兵进入梁国、朱友贞自杀，敬翔、李振伏诛”，难道不足以作为天下的劝诫吗？却让没有君臣之道的贼人，在千载之后擅自拥有帝制，那么《春秋》反而成了教人做盗贼的书，又哪里体现《春秋》的大义呢？那么继承唐朝正统的，毫无疑问在于庄宗，应当在唐之后记载“后唐”以区别其族类，而将晋、汉、周称为“四代史”，而将朱温的事迹附在前唐的末尾、后唐的初年，就像王莽在两汉之间，桓玄在晋末之间，这样正统脉络分明，关乎大义的，不是更多吗？
《五代史》韩通无传
苏东坡问欧阳修说：“《五代史》可以流传后世吗？”欧阳修说：“我在这部书中暗含褒善贬恶的志向。”苏东坡说：“韩通没有传记，怎么能有褒善贬恶呢？”欧阳修沉默不语。韩通是后周的大臣，陈桥兵变时，韩通披甲誓师，出城抵抗而死。
《五代史》不公
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吴越王钱弘佐，十四岁即位，温和恭敬，喜好读书礼遇士人。问仓库官吏：“现在积蓄多少？”回答说：“十年。”王说：“军粮足够了，可以宽待我的百姓。”于是命令免除境内三年的赋税。欧阳修《五代史》却说：“钱氏自从武穆王钱镠开始，常常加重赋税以供奢侈，下至鱼鸡卵，按家按日收取，每鞭打一个人，以责其欠负，那么各位案吏各自拿着账簿在庭中，凡是每一本账簿所欠的，唱出多少，量定鞭打次数，然后依次唱出而鞭打，少的还积数十下，多的百余下，人不堪其苦。”欧阳修的史书、司马光的通鉴所记载的不同，值得怀疑。所以致堂说：“司马氏记载弘佐免除赋税的事，《五代史》不记载；欧阳修记载钱氏加重赋税的暴虐，《通鉴》不采纳，其虚实有证据了。”查《宋代别记》记载欧阳修做推官时亲近一个妓女，被钱惟演所拘禁，欧阳修恨他。后来写《五代史》，就诬陷他的祖先以加重赋税引起民怨的事。如果这样，那么在褒贬之间挟带私怨，与魏收等人有什么不同呢？
宋朝史官显达
左丘明被废，司马迁受辱，班固被囚，蔡邕入狱，陈寿被放逐，范晔被杀，魏收被剖刑，崔浩被灭族，唐朝以前史官的灾祸太严重了！韩愈躲避而不承认，这是有剩余的畏惧吧？却不知道后来为唐为宋的，像宋祁和欧阳修，显赫特别厉害。然而欧阳修《五代史》既然正统脉络失当，而宋祁的“疾霆蔽聪”，哪里配得上班固、司马迁的一笑呢？难道文章偶然有不幸，也是时代使然吧？
曾子固诗才
曾南丰有《钱塘上元夜祥符寺燕席》诗说：“月明如画露花浓，锦帐名郎笑语同。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东风。红云灯火浮沧海，碧水楼台浸远空。白发蹉跎欢意少，强颜犹入少年丛。”前人曾说曾子固不能写诗，学者不考察，随声附和，错误
苏明允闭户读书，通六经，旁及百家，下笔顷刻数千言，人无知者。知明允自简夫始。简夫为雅州，上韩忠献公书日：“不获搢版约袂，传致苏洵文于几格间，以豁公之视听也。”上张文定公书日：“洵天下奇才，令人欲麋珠虀玉，躬执匕箸，饫其腹中，恐他馈伤之。”上欧阳文忠公书日：“必若知洵不以告人，则简夫为有罪。”观此三书，则三公之知洵，实由简夫。而简夫知人之明，好士之量，视三公又何如耶 传不录，录其治渠筑寨数事而已。尚论古人者，其可忽诸
温公体贴人情
司马温公为相，每询士大夫“私计足否 ”人怪而问之，公日：“倘衣食不足，安肯为朝廷而轻去就耶 ”袁石公有云：“学问到透彻处，其言语都近情，不执定道理以律人。”若公者，庶可语此矣。后来程、朱一派，则全无此等意思。
温公行己之度
温公《资治通鉴》稿虽数百卷，颠倒涂抹，讫无一字作草，其行己之度盖如此。按《说苑》公扈子日：“《春秋》，国之鉴也。”宋神宗赐名本此。[温公为历代书，而不及周威王之前，亦是阙典。刘恕为《通鉴外纪》，自周共和元年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一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见于《外纪》。自威烈王一十三年戊寅，至周显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载于《通鉴》，然后一千八百年兴废大事，坦然可明。]
《纲目》正秦统
秦享国三十六年，因杜牧《阿房赋》而不考其实也。秦自嬴政二十六年庚辰尽灭六国，称始皇帝，至其沙丘之死，为辛卯，仅十二年。胡亥、子婴共三年，甲午秦亡，则一统之日十五年尔。杜牧文人辞赋之语，不足多较。司马公作《通鉴》，乃于灭周之岁，遽以正统书秦，灭周唯恐其晚，帝秦唯恐其迟，岂《春秋》正统之义哉!朱子《纲目》悉改之，所谓统正于下而人事定矣。
《通鉴》省文之谬
《晋书》云：初《玄石图》有“牛继马后”，故宣帝深忌牛氏，遂为二榼共一口以贮酒，帝先饮其佳者，而以毒洒鸩其将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今《通鉴》省其文，竟云“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牛金既枉了一死，又负秽名，殊可笑也。又元杨紫阳读《通鉴》，至论汉、魏正闰，大不平之，因作诗云：“欲起温公问书法，武侯入寇寇谁家 ”后因朱子《纲目》改正而止。
“杀之三，宥之三”出处
东坡《刑赏忠厚之至论》云：“杀之三，宥之三，”欧阳公问其出处，东坡日：“想当然耳。”尝观《曲礼》云：“公族无宫刑，狱成，有司谳于公，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人。”乃知东坡之论，原有所本，想主司偶忘之，而东坡不敢辄拈出处以对，故漫应如此。后人遂以公为趁笔，则又陋甚矣。
赤壁考
坡公赤壁之游，千古乐事，二赋亦千古绝调也。袁石公云：“前赋为禅法道理所障，如老学究着深衣，通体是板。后赋直平叙去，有无量光景，只是人家小集，偶尔饤饾，欢笑自发，比特地排当者，其乐十倍。至末一段，即子瞻亦不知其所以妙，语言道绝，默契而已。”数语洵定评也。靖康初，韩子苍知黄州，颇访东坡遗迹。尝登赤壁，所谓栖鹄之危巢者，不复存矣，惆怅作诗而归。然黄之赤壁，士人云本赤鼻矶也，故东坡长短句有“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则亦是传疑而云也。令岳阳之下、嘉鱼之上有乌林赤壁，盖公瑾自武昌列舰，风帆便顺，泝流而上，遇战于赤壁之间也。杜牧有《寄岳州李使君》诗云：“乌林芳草远，赤壁健帆开。”此则真败魏军之地也。[《赤壁赋》“盈虚者如代”，“代”字多误作“彼”字。而“吾与子之所共食”，“食”字多误作“乐”字。尝见东坡手写本，皆作“代”字，“食”如食邑之食，犹言享也。“冼盏更酌”，“更”字作平声读，亦见东坡手迹。]
《二疏
译苏洵闭门读书，精通六经，旁涉诸子百家，下笔顷刻间便能写出数千字，当时没有人了解他。了解苏洵是从张方平开始的。张方平任雅州知州时，给韩琦写信说：“没能亲自捧着苏洵的文章送到您的案头，以开阔您的耳目。”给张方平写信说：“苏洵是天下奇才，让人想把他磨成肉酱、切成玉屑，亲自拿着刀叉，喂饱他的肚子，只怕其他食物会伤害他。”给欧阳修写信说：“如果我知道苏洵却不告诉别人，那么张方平就是有罪的。”看这三封信，就知道韩琦、张方平、欧阳修三位公卿了解苏洵，确实是因为张方平。而张方平识人的明察、爱才的雅量，比起这三位公卿又怎样呢？史传没有记载，只记录了他治理水渠、修筑寨子等几件事罢了。评论古人的人，怎么能忽视这一点呢？
司马光体贴人情
司马光担任宰相时，常常询问士大夫“私人的生计是否充足”。人们感到奇怪并问他，司马光说：“如果衣食不足，怎么肯为了朝廷而轻易决定去留呢？”袁宏道曾说：“学问达到透彻的地步，他的言语都合乎情理，不固执地用道理来约束人。”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大概可以这样说吧。后来程颐、朱熹这一派，就完全没有这种意思了。
司马光行事的准则
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稿子虽然多达数百卷，颠倒涂抹，最终没有一个字写成草书，他行事的准则大概就是这样。查考《说苑》，公扈子说：“《春秋》是国家的镜子。”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就是依据这个。[司马光编写历代史书，却没有写到周威烈王之前，这也是史书的缺漏。刘恕编写《通鉴外纪》，从周共和元年庚申，到威烈王二十一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的历史，记载在《外纪》中。从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到周显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记载在《通鉴》中，这样一千八百年的兴废大事，就清楚地明白了。]
《纲目》纠正秦朝的正统地位
秦朝享国三十五年，是因为杜牧的《阿房宫赋》而没有考证实际情况。秦自嬴政二十六年庚辰灭尽六国，称始皇帝，到他死在沙丘，是辛卯年，仅仅十二年。胡亥、子婴共三年，甲午年秦朝灭亡，那么统一天下的日子只有十五年罢了。杜牧是文人辞赋的语言，不值得过多计较。司马光编写《通鉴》，却在灭周的那一年，立刻以正统记载秦朝，灭周唯恐太晚，尊秦为帝唯恐太迟，这难道是《春秋》正统的道义吗？朱熹的《纲目》全部改正了这一点，所谓正统在下而人事就安定了。
《通鉴》删减文字的谬误
《晋书》说：起初《玄石图》有“牛继马后”的话，所以宣帝深深忌惮牛氏，于是做了两个酒坛共用一个口来装酒，宣帝先喝掉好的，而用毒酒鸩杀将领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然与小吏牛氏私通而生下元帝。现在《通鉴》删减了文字，竟然说“与小吏牛金私通而生下元帝。”牛金既白白死了一回，又背负了污秽的名声，实在可笑。又元朝杨维贞读《通鉴》，读到讨论汉、魏正闰的部分，非常不平，于是作诗说：“想唤醒司马光询问书法，武侯入侵，入侵的是谁？”后来因为朱熹《纲目》的改正而停止。
“杀之三，宥之三”的出处
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说：“杀他三次，宽恕他三次，”欧阳修问他的出处，苏轼说：“想当然罢了。”曾经看到《曲礼》说：“公族不施宫刑，案件判决后，有司向国君报告，国君说宽恕他。有司又说依法当诛，国君又说宽恕他。有司又说依法当诛，直到三次宽恕都不回答，走出，把刑罚交给甸人执行。”才知道苏轼的论述，原来有所依据，大概主考官偶然忘记了，而苏轼不敢随意引用出处来回答，所以随便这样应答。后人于是认为欧阳修是凑笔，那就更加浅陋了。
赤壁考
苏轼游赤壁，是千古乐事，两篇赋也是千古绝唱。袁宏道说：“前赋被禅法道理所遮蔽，像老学究穿着深衣，通体刻板。后赋直接平铺直叙，有无量光景，只是人家小聚会，偶尔摆上菜肴，欢笑自然发生，比特意安排的人，快乐十倍。到最后一段，连苏轼自己也不知道它妙在哪里，语言道断，默契而已。”这几句话确实是定评。靖康初年，韩驹任黄州知州，很探访苏轼的遗迹。曾经登上赤壁，所谓栖鹄的危巢，已经不存在了，惆怅作诗而归。然而黄州的赤壁，士人说本来是赤鼻矶，所以苏轼长短句有“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那么也是传闻可疑而说的。现在岳阳之下、嘉鱼之上有乌林赤壁，大概周瑜从武昌排列战船，风帆顺当，逆流而上，在赤壁之间遭遇战斗。杜牧有《寄岳州李使君》诗说：“乌林芳草远，赤壁健帆开。”这才是真正打败魏军的地方。[《赤壁赋》“盈虚者如代”，“代”字多误作“彼”字。而“吾与子之所共食”，“食”字多误作“乐”字。曾经看到苏轼手写本，都作“代”字，“食”如食邑的食，犹言享受。“冼盏更酌”，“更”字作平声读，也见于苏轼手迹。]
《二疏
赞》误
东坡《二疏赞》云：“孝宣中兴，以法驭人，杀盖、韩、杨，盖三良臣。先生怜之，振袂脱屣，使知区区不足骄士。”其立意亦超卓矣，然考之二疏去位，在元康三年，后二年盖宽饶诛，又三年韩延寿诛，又二年杨恽诛。方二疏去时，三人尚无恙也。凡作议论文字，须令覆实无差忒乃可。
译《赞》有误
东坡在《二疏赞》中说：“汉宣帝中兴，以严法驾驭臣下，杀害了盖宽饶、韩延寿、杨恽，这三人都算是良臣。二疏先生怜惜他们，拂袖而去，脱鞋辞官，让宣帝知道区区小利不足以傲视士人。”这篇文章的立意确实高超卓越，然而考证二疏离任的时间，是在元康三年，两年后盖宽饶被杀，又过了三年韩延寿被杀，再过两年杨恽被杀。当二疏离任时，这三个人都还安然无恙。凡是撰写议论性的文章，必须做到事实确凿、没有差错，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