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眼卷六
《十翼》而不能晓占法；《礼》本品节之书也，后之儒者知诵《戴记》而不能习仪礼。何哉 义理之说太胜焉耳。春秋、战国之时，去古未远，先王礼制不尽沦丧，故巫、史、卜、祝，小夫、贱隶皆能知其数．而其义则非圣贤不能推明之。及其流传既久，所谓义者布在方册，格言大训，炳如日星，千载一日也，而其数则湮没无闻久矣。姑以汉事言之，若《诗》若《礼》若《易》，诸儒为之训诂。转相授受，所谓义也。今训诂则家传人诵，而制氏之铿锵，徐生之容，京、费之占，无有能知之者矣。盖其始也，则数可陈而义难知。及其久也，则义之难明者，简编可以纪述，论说可以传授，而所谓数者一日而不肄习则亡之矣。数既亡则义孤行，于是疑儒者之道有体而无用，曷足怪哉
译《十翼》却不懂得占卜的方法；《礼》本是规范节制的书籍，后来的儒者只知道诵读《戴记》却不能学习仪礼。为什么呢？是因为义理的说法过于盛行罢了。春秋、战国时期，距离古代还不远，先王的礼制没有完全沦丧，所以巫、史、卜、祝，以及小吏、贱役都能知道其中的具体法度，而其中的义理则非圣贤不能推究阐明。等到流传既久，所谓的义理散布在书籍中，格言大训，明亮如日星，千年来都一样，而其中的具体法度却早已湮没无闻了。暂且以汉代的事情来说，像《诗》、《礼》、《易》，诸儒为之作训诂，辗转传授，这就是所谓的义理。如今训诂各家传承、人人诵读，而制氏的钟磬节奏、徐生的仪容举止、京房和费直占筮的方法，却没有谁能知道了。大概起初的时候，具体法度可以陈述而义理难以知晓。等到时间久远，义理中难以明了的部分，可以通过简册记载，通过论说传授，而所谓的具体法度，只要一天不练习就会失传。具体法度既已失传，义理便孤立地流行，于是怀疑儒者的道只有本体而没有实用，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古《易》
古人欲发明圣贤经传，皆自为一书，不以相附。孔子作《十翼》以赞《易》，而王弼乃以《十翼》杂于经文，不知《易》文有韵，不可以他语间之。且伏羲有伏羲之《易》，文周有文周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又有难强同者，故朱子作《本义》以还其旧。成化间一俗儒复分散如王弼本义，举者便之，至今遂不复见《易》之原文，良可叹也。宋人云：晁说之作古《易》，彖象别异于卦爻，欲学者不执彖以论卦，不执象以论爻，语为得之。然谓古《易》作于说之，甚谬。
《尚书》古文今文辨
国子学正梅鷟日：《尚书》唯今文四十二篇传自伏生口诵者，为真古文；十六篇出孔壁中者，尽汉儒伪作，大抵依约诸经《论》、《孟》中语，并窃其字句而缘饰之。其补《舜典》二十八字，则窃《易》中"文明"、《诗》中"温恭允塞"等成文。其作《大禹谟》"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等句，则窃《论语》"为君难，为臣不易"成文；"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等句，则窃《论语》"允执厥中"等语成文。征苗誓师、赞禹还师等，原无此事，舜分北三苗与窜三苗于三危，已无烦师旅，伪作者徒见《舜典》有此文，遂模仿为誓召还兵，"有苗格"诸语。益稷赓歌，亦窃《孟子》"手足腹心"等句成文。其外《五子之歌》窃《孟子》"忸怩"之语，《泰誓》三篇取《语》、《孟》"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若崩厥角稽首"之文。其外《胤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咸有一德》《说命》《武成》诸篇，文多浅陋，必非商、周之作。相传共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之。不知竹简漆书岂能支数百年之久，壁间丝竹八音是何人作 尤谬妄不经之甚也。按此说甚精，吴文正公有《叙录》，揭曼石称其纲举目张，如禹之治水。后归熙甫仿其意厘为今文，近时焦弱侯又见赵子昂真迹一卷，亦具论此，且云分古文今文而为之集注，乃知人心有同然也。
毛、郑说《诗》之妄
《周颂昊天有成命》日："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谓二后者．文、武也，则成王者，成王也，犹文王之为文王，武王之为武王也。然则《昊天有成命》当是康王以后之诗，而毛、郑之说谓颂皆是成王时作，遂以成王为成此王功，不敢康宁。《执竞》日："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谓成康者，成王、康王也，则夫《执竞》者，当是昭王已后之诗。而毛、郑谓是武王时作。各出其意，以增就其说，而意又不同。毛以为成大功而安之，郑以为成安祖考之道。若此者，使后世何所适从哉 噫!以为成王、康王，则于诗文理易通，如毛、郑之说则文义不完而难通。然学者舍简而从迂，舍直而从曲，舍易通而从难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而不敢辨者，以时世既远．茫昧而难明也。
卫宏序《诗》之谬
汉人立学官讲《诗》，专以义理相传，是故卫宏序《诗》，以乐为乐得淑女之乐，淫为不淫其色之淫，哀为哀窈窕之哀，伤为无伤善之伤。如此说《关雎》，则洋洋盈耳之旨安在乎
声歌之妙至晋而亡
两汉之言《诗》者，唯儒生论义不论声，而声歌之妙犹传于瞽史。经董卓、赤眉之乱，礼乐沦亡殆尽。魏人得汉雅乐郎，仅能歌《文王》《鹿鸣》《驺虞》《伐檀》四篇而已。太和之末，又亡其三，唯有《鹿鸣》，至晋又亡。自《鹿鸣》亡后，声诗之道绝矣。夫《诗》之本在声，而声之本在兴，鸟兽草木乃发兴之本。汉儒之言《诗》者，既不论声，又不知兴，故鸟兽草木之学废矣。
扬雄始末辨
扬子云古以比孟、荀。紫阳氏著《通鉴纲目》，直书之曰"莽大夫扬雄死"，盖举市国之褚渊、历姓之冯道所未尝加者而加之。不知雄至京见成帝，年四十余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凤五年，计五十有二岁。以五十二合四十余，已近百年，则与所谓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
译古《易》
古人想要阐发圣贤经传的义理，都各自著成一书，不把它们附在经文之后。孔子作《十翼》来赞颂《周易》，而王弼却把《十翼》混杂在经文之中，不知道《周易》经文是有韵脚的，不可以用其他语言夹杂其中。况且伏羲有伏羲的《易》，文王、周公有所谓文周的《易》，孔子有所谓孔子的《易》，又有难以强行统一的，所以朱熹作《本义》来恢复其旧貌。成化年间，一个庸俗的儒生又把经文分散开来，如同王弼那样混入《本义》，科举考试的人觉得这样方便，至今于是再也看不到《周易》的原文了，实在令人叹息。宋人说：晁说之作古《易》，将彖辞、象辞与卦爻辞分别开来，想要让学习者不执着于彖辞来论说卦辞，不执着于象辞来论说爻辞，这话是有道理的。然而说古《易》是晁说之所作，那就大错特错了。
《尚书》古文今文辨
国子学正梅鷟说：《尚书》只有今文四十二篇，由伏生口耳相传的，才是真的古文；十六篇从孔壁中出土的，全是汉代儒生的伪作，大体上依据诸经以及《论语》、《孟子》中的语句，并窃取其字句加以润色修饰。其中补入《舜典》的二十八字，是窃取《周易》中的“文明”、《诗经》中的“温恭允塞”等现成文句。其中作《大禹谟》“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等句，是窃取《论语》“为君难，为臣不易”的现成文句；“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等句，是窃取《论语》“允执厥中”等语的现成文句。征伐苗民誓师、赞禹还师等，原本没有这些事，舜分北三苗与流放三苗到三危，已经不需要动用军队，伪作者只是看到《舜典》中有这些文字，于是模仿写成誓师召还兵马，“有苗格”等语。《益稷》中的赓歌，也是窃取《孟子》“手足腹心”等句的现成文句。此外《五子之歌》窃取《孟子》“忸怩”之语，《泰誓》三篇取自《论语》、《孟子》“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若崩厥角稽首”之文。此外《胤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咸有一德》《说命》《武成》诸篇，文辞多浅陋，必定不是商、周时期的作品。相传共王毁坏孔子宅第，想把它作为宫殿而得到了这些书。不知道竹简漆书怎么能支撑数百年之久，壁间的丝竹八音又是谁制作的？这尤其荒谬妄诞得厉害。按此说很精辟，吴文正公著有《叙录》，揭曼石称赞它纲举目张，如同大禹治水。后来归熙甫仿照他的意思厘定为今文，近来焦弱侯又见到赵子昂真迹一卷，也详细论述了这一点，并且说区分古文今文而为之集注，于是知道人心有相同之处。
毛、郑说《诗》之妄
《周颂·昊天有成命》说：“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谓二后，是文王、武王，那么成王，就是成王，如同文王之为文王，武王之为武王一样。那么《昊天有成命》应当是康王以后的诗，而毛亨、郑玄的说法认为颂诗都是成王时所作，于是把成王解释为成就此王功，不敢康宁。《执竞》说：“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谓成康，是成王、康王，那么《执竞》应当是昭王以后的诗。而毛亨、郑玄认为这是武王时所作。各自出于己意，来增补凑合他们的说法，而意思又不同。毛亨认为成大功而安之，郑玄认为成就安奉祖考之道。像这样，让后世的人何去何从呢？唉！如果认为是成王、康王，那么诗文义理容易通顺，像毛亨、郑玄的说法则文义不完备而难以通顺。然而学者舍弃简捷而追求迂曲，舍弃直截而追求曲折，舍弃易通而追求难通，有的相信它而不知道它不对，有的怀疑它而不敢辩驳，是因为时代久远，模糊难明。
卫宏序《诗》之谬
汉代设立学官讲授《诗经》，专门以义理相传，所以卫宏序《诗》，把乐解释为乐得淑女之乐，淫解释为不淫其色之淫，哀解释为哀窈窕之哀，伤解释为无伤善之伤。这样解释《关雎》，那么洋洋盈耳的宗旨在哪里呢？
声歌之妙至晋而亡
两汉谈论《诗经》的人，只有儒生论义理不论声调，而声歌的妙处还流传于盲人史官之中。经过董卓、赤眉之乱，礼乐沦亡殆尽。魏人得到汉代雅乐郎，仅能歌唱《文王》《鹿鸣》《驺虞》《伐檀》四篇而已。太和末年，又亡失其中三篇，只有《鹿鸣》，到晋代又亡失。自从《鹿鸣》亡失后，声诗之道就断绝了。《诗经》的根本在于声调，而声调的根本在于兴，鸟兽草木是引发兴感的根本。汉代儒生谈论《诗经》，既不论声调，又不懂兴，所以鸟兽草木之学就废弛了。
扬雄始末辨
扬子云古人把他比作孟子、荀子。朱熹著《通鉴纲目》，直书道“莽大夫扬雄死”，这是连卖国的褚渊、历仕多姓的冯道都没有加上的罪名而加在他身上。不知道扬雄到京城见成帝时，年龄四十多岁了，自成帝建始改元到天凤五年，计算有五十二年。用五十二加上四十多，已近百年，那么与所谓年七十一岁又相互矛盾了。
又考雄至京，大司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则雄来必在永始之前无疑。然则谓雄为延于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按雄郫县人，郫人简公绍芳辩证尤悉。简引桓谭《新语》日：雄作《甘泉赋》一首，梦肠出，收而内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篡尚远，而《剧秦美新》或出于谷子云。然考之《法言》，云汉兴二百一十载。爰自高帝至平帝末，盖其数矣，而谓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计雄之终，或在平帝末，则其年正七十余矣。因雄历成、哀、平，故称三世不徙官；若复仕莽，讵止三世哉？由是知雄决无仕莽、投阁、美新之事，紫阳亦未可为实录也。
译又考证扬雄到达京城时，大司马王音对他的文章感到惊奇，而王音在永始初年去世，那么扬雄来到京城必定在永始之前，这是毫无疑问的。既然如此，说扬雄被王莽延揽任用，就是荒谬的。那些声称他谄媚王莽的说法，其荒谬也就显而易见了。查考扬雄是郫县人，郫人简公绍芳对此辨析得尤其详尽。简公引用桓谭《新语》说：扬雄作了一篇《甘泉赋》，梦见肠子流出，收拢后塞回体内，第二天就去世了。而祭祀甘泉宫是在永始四年，扬雄死于永始四年，距离王莽篡位还早，而《剧秦美新》或许出自谷子云之手。然而查考《法言》，其中提到汉朝兴起二百一十年。从高帝到平帝末年，大概就是这个数目，所以说扬雄死于永始年间，也未必一定如此。推算扬雄去世的时间，或许在平帝末年，那时他正好七十多岁。因为扬雄历经成帝、哀帝、平帝三朝，所以被称为“三世不徙官”；如果他又在王莽朝做官，岂止是三朝呢？由此可知，扬雄决没有出仕王莽、投阁自尽、撰写《美新》这些事，朱熹（紫阳）的说法也不能作为确凿的信史。
方望贤于范增
方望为隗嚣军师，后嚣不听其言，望以书谢之日："范蠡收责句践，乘扁舟于五湖；舅犯谢罪文公，亦逡巡于河上。望之无劳，固其宜也。望闻乌氏有龙池之山，微径南通，与汉相属，其傍时有奇人。聊及闲暇，广求其真。望将军勉之。"望之见几乱邦，托迹方外，飘然行遁，邈焉莫追，贤于范增远矣。
高、光二帝不可优劣
高帝不免韩、彭之诛，而光武乃能全功臣，此大有说。一则逐鹿之势，外相臣服，事定难制；一则祖宗之业，名位素定，事已相安。一则大度中有谩骂之失，人心素疑；一则大度中能动如节度，人心素定。一则效其死力，封爵过度，不计后患；一则赤心在人，监戒覆辙，务在保全。两者絜论，本末乃见。后世为高、光分左右袒者，是所谓不尽人之情而欲悬断其曲直也，失之远矣。
子陵不仕有深意
光武中兴，令主也；而废郭后及太子强，颇为后世口实。国朝方正学《题严陵图》有云："糟糠之妻尚如此，贫贱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蚤见几，故向桐江钓烟水。"宛转二十八字，可谓发千古之隐矣。
客星为灾
桑悦《客星亭记》云："客星有曰周伯，曰孝子，曰王蓬絮，曰国皇，曰温星。凡有所犯，无不灾凶。《后汉天文志》：客星居周野，光武崩应之，于此不书，似因子陵而讳占也。且犯帝之变，刘聪遂亡，光武无应者，岂目前下贤一事，亦可弭其灾患欤 "此论奇特，民怿非徒狂者。
伏波未是烈士
"大丈夫暴骨边庭，不犹愈于病死牖下 "此伏波之志也。伏波乃欲裹尸还葬，则是东坡所谓"刘伶忘死未忘骸"耳，谅为烈士，骨暴不收可矣。
《汉书》真本
《刘之遴传》云：鄱阳嗣王范，得班固所上《汉书》真本，谓今本诸王传杂在诸传中，古本悉类项传前。又谓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六年五月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无之。古本《叙传》号"中篇"，今本称为"叙传"。今本《叙传》载班彪行事，而古本云"班生彪自有传"。今本纪及表、志、传不相合为次，而古本相合为次，总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传》在《西域传》后，而古本《外戚传》在帝纪下。今本《韩彭英卢吴》述云："信唯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云起龙骧，化为王侯，"而古本述云："淮阴毅毅，仗剑周章。邦之杰兮，实为彭、英。化为王侯，云起龙腾。"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释义，以助雅谈，而今本无此卷。其不同如此。所谓古本《汉书》，乃萧琛在宣城，有北僧南渡，惟赍一葫芦，中有《汉书叙传》。僧日："三辅耆老相传，以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书多有异今者，纸墨亦古，文字多如龙举之例，非隶非篆。琛甚秘之，乃以饷鄱阳王。见琛传。
班掾史妙
班掾《元帝赞》，称其"鼓琴瑟，吹洞萧，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幻眇。"《成帝赞》："善修容仪，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此皆称其所长，则所短不言而自见，最得史臣之体。
杨王孙、文翁史失其名
《汉书杨王孙传》失其名。《西京杂记》：杨贵，字王孙，京兆人也。生时厚自奉养，死则裸葬于终南山。子孙掘土凿石，深七尺而下尸，上覆盖以石。又张崇文《历代小志》：文翁，姓文，名党，字仲翁，景帝时为蜀郡太守。史亦失其名。
《汉书》缺典
《汉书》缺典处，兵无志，选举无志，为太史公未作得此二书，故孟坚因陋就简。
程伊川论班、马
程伊川云：子长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径之外。孟坚之文，情旨尽露于文字蹊径之中。读子长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称博雅，但一览之余，情词俱尽。此班马之分也。评《史》《汉》者独此语为核。张辅以文字多寡为优劣，此何足以论班、马哉!
明帝前已有佛典
佛典，世谓汉明帝时始通中国，不知明
译方望比范增更贤明。
方望担任隗嚣的军师，后来隗嚣不听从他的建议，方望写信辞谢说：“范蠡辅佐勾践成功后，乘坐小船隐退于五湖；舅犯向晋文公请罪，也在黄河边徘徊离去。我没有什么功劳，本来就该如此。我听说乌氏有龙池山，有一条小路向南直通，与汉朝相连，那里时常有奇人出现。我趁闲暇之时，广泛寻求真正的高人。希望将军努力进取。”方望洞察时局，在乱世中寄托踪迹于世俗之外，飘然离去，远远地让人无法追赶，比起范增来贤明得多了。
汉高祖和汉光武两位皇帝不可比较优劣。
汉高祖未能避免诛杀韩信、彭越的过失，而汉光武却能保全功臣，这大有道理。一方面，高祖是逐鹿天下的形势，诸侯外表臣服，事情平定后难以控制；另一方面，光武是继承祖宗基业，名位早已确定，局势已经安定。一方面，高祖的大度中夹杂着辱骂的过失，人心向来猜疑；另一方面，光武的大度中能像节制一样行事，人心向来安定。一方面，高祖让人效死力，封爵过度，不考虑后患；另一方面，光武赤诚待人，吸取覆辙的教训，致力于保全功臣。两者衡量比较，根本和枝节就显现出来了。后世为高祖和光武争论对错的人，是不了解人的实情而想凭空判断是非，相差太远了。
严子陵不仕官有深意。
汉光武中兴，是位英明的君主；但他废黜郭皇后和太子刘强，颇为后世所诟病。明朝方孝孺《题严陵图》中有云：“糟糠之妻尚且如此，贫贱之交可想而知了。披羊裘的老子早见征兆，所以向桐江垂钓烟水。”这二十八个字委婉含蓄，可以说揭示了千古的隐情。
客星是灾祸的征兆。
桑悦《客星亭记》说：“客星有叫周伯的，叫孝子的，叫王蓬絮的，叫国皇的，叫温星的。凡是触犯这些星象，没有不发生灾祸的。《后汉书·天文志》记载：客星出现在周野，汉光武帝驾崩与之相应，这里不记载，似乎是因为严子陵而忌讳占卜。况且触犯帝王的变数，刘聪于是灭亡，汉光武帝没有应验，难道眼前礼贤下士这一件事，也可以消除灾患吗？”这个论调奇特，桑悦不只是个狂人。
马援不能算是烈士。
“大丈夫暴尸边庭，不也胜过病死在窗下吗？”这是马援的志向。马援却想要裹尸还葬，这就是苏东坡所说的“刘伶忘了死却没忘骸骨”罢了，如果真是烈士，骸骨暴露不收也就可以了。
《汉书》的真本。
《刘之遴传》说：鄱阳嗣王范，得到了班固所上的《汉书》真本，说现在版本的诸王传混杂在各传中，古本都归类在项羽传之前。又说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六年五月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现在版本没有。古本《叙传》称为“中篇”，现在版本称为“叙传”。现在版本《叙传》记载班彪的事迹，而古本说“班彪自有传”。现在版本的纪、表、志、传不合并排序，而古本合并排序，总共三十八卷。现在版本《外戚传》在《西域传》之后，而古本《外戚传》在帝纪之下。现在版本《韩彭英卢吴传》的赞语说：“韩信只是饿隶，英布实为黥徒，越人也只是狗盗，芮尹江湖，云起龙骧，化为王侯。”而古本赞语说：“淮阴毅毅，仗剑周章。邦之杰兮，实为彭、英。化为王侯，云起龙腾。”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释音义，以助雅谈，而现在版本没有这一卷。不同之处如此。所谓的古本《汉书》，是萧琛在宣城时，有个北来的僧人南渡，只带了一个葫芦，里面有《汉书叙传》。僧人说：“三辅的老人们相传，这是班固的真本。”萧琛坚决求得它。那书多有与现在不同的地方，纸墨也很古老，文字多像龙举的例子，不是隶书也不是篆书。萧琛很秘密地收藏它，于是把它送给鄱阳王。见萧琛传。
班固的史论精妙。
班固在《元帝赞》中，称赞他“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幻眇。”在《成帝赞》中：“善于修饰仪容，临朝深沉沉默，尊严如神，可以说是穆穆天子的仪容。”这些都是称赞他们的长处，那么短处不言而喻，最符合史官的体例。
杨王孙、文翁史书失其名。
《汉书·杨王孙传》丢失了他的名字。《西京杂记》：杨贵，字王孙，京兆人。生前厚待自己，死后裸葬于终南山。子孙掘土凿石，深七尺放入尸体，上面覆盖石头。又张崇文《历代小志》：文翁，姓文，名党，字仲翁，景帝时担任蜀郡太守。史书也丢失了他的名字。
《汉书》缺典。
《汉书》缺典的地方，军事没有志，选举没有志，因为司马迁没有写成这两部书，所以班固因陋就简。
程伊川论班固、司马迁。
程伊川说：司马迁的著作，微妙的情旨，寄托在文字蹊径之外。班固的文章，情旨完全显露在文字蹊径之中。读司马迁的文章，必须超越浮言的人才能得其意，超脱文字的人才能理解其宗旨。班固的文章，也称博雅，但一览之后，情词俱尽。这是班固和司马迁的区别。评论《史记》《汉书》的人，只有这句话最准确。张辅以文字多寡论优劣，这怎么能评论班固、司马迁呢！
明帝前已有佛典。
佛典，世人说汉明帝时才开始传入中国，不知道明
帝之前已有之。刘向《列仙传》日："历观百家之中，以相检验，得仙者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经。"《霍去病传》："收休屠祭天金人"，颜师古注曰："今佛像是也。"《汉武故事》日："毘邪杀休屠王，以其众来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宫。金人皆长丈余，其祭不用牛羊，唯烧香礼拜。上使依其国俗祀之。"鱼豢《魏略西戎传》日："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传浮屠经。"此皆明帝以前事也。使明帝前未有佛典，傅毅对明帝之言何从而得之 但未盛行如今日耳。
译在汉明帝之前，佛教已经存在。刘向《列仙传》说：“遍观诸子百家之中，相互考证检验，得到仙人的有四十六人，其中七十四人已在佛经中记载。”《霍去病传》记载：“收缴休屠王祭天的金人”，颜师古注解说：“这就是现在的佛像。”《汉武故事》说：“霍去病击杀休屠王，率领他的部众来投降，得到了他的金人神像，安置在甘泉宫。金人都有一丈多高，祭祀时不用牛羊，只烧香礼拜。汉武帝让他们依照其本国的习俗来祭祀。”鱼豢《魏略·西戎传》说：“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接受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头传授的浮屠经。”这些都是汉明帝以前的事。如果汉明帝之前没有佛典，傅毅回答汉明帝的话是从哪里得来的呢？只是不像今天这样盛行罢了。
汉选法之善
汉选部有尚书，自县令以上，始赴尚书调选。其余郡县之属吏，至于公府之掾曹，各自辟于其长。其诸侯王国，自内史以下，亦皆得以自除。朝廷无迁选之劳，官府有荐贤之实，贤否勤惰，各察于其属之长而黜陟之。故干佐曹吏拔于州县者，然后为五府所辟；五府举掾曹，然后为朝廷所用。推而至于公卿之尊，初未始有限也。故何武以大司空辟鲍宣为佐曹掾，史高领尚书事而辟匡衡为议营史，此曹掾之辟于公府者也。周景以刺史而辟陈若为别驾，王涣以方城令而辟仉览为主簿，此属之辟于郡县者也。是以士之修洁于家，而闻誉达于朝廷，往往辟书交至其门而无遗才。此汉之选吏，所以一付之公论，而尤未至纤悉于法也。后世吏部注拟，下自监官管库之微，一切选之尚书，按其年劳资格，而例以与之，若执左卷而责偿其主，奚暇问其贤不肖哉!
汉乡亭之重
汉时乡亭之任，则每乡有三老、孝弟、力田，掌劝导乡里，助成风俗，皆有禄秩。而三老、孝弟、力田为尤尊，可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故戾太子得罪，而壶关三老得以言其冤。王尊为郡，而东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状。至于张敞、朱博、鲍宣、仇香之徒，为显宦有声名，然其猷为才望，亦皆见于为亭长、啬夫之时。隋、唐以后，所谓乡亭之职，至困至贱，贪官污吏非理征求，极意凌蔑。故虽足迹不离闾里之间，奉行不过文书之事，而期会追呼、笞捶比较，其困踣无聊之状，则与以身任军旅土木之徭役者无以异，而至于破家荡产不能自保，则徭役之祸反不至此矣。然则差役之名，盖后世以其困苦卑贱同于徭役而称之，非古人所以置比闾族党之官之本意也。故或倚法以为奸，或匿赋以规免，而汉之所以待三老、啬夫、亭长者，遂不可望于后世。吁!可叹矣!
陈蕃悬榻
陈蕃初为青州太守。郡人周璆，高洁之士，郡守召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特为一榻，去则悬之。后为豫章太守，不接宾客，唯徐稚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右二事相类，蕃平生所接宾客亦罕矣。杨升庵曰："蕃亦痴矣!为郡守，采一郡之风谣，为宰相，以天下为耳目。若开阁、悬榻，乃干木、泄柳之所为，岂郡守、宰相事乎 宦官之祸，其及宜矣！"[夏君宪日：宾客之可接者亦罕矣，开阁悬榻而后真士至焉。韩退之《上邢尚书书》可观也。朱伯厚何人哉 既收葬其尸矣，又能匿其子逸，慷慨赴义，九折不回。然则宾客又乌用多耶 先生此论，亦苛于索斑矣。]
李膺已甚
李膺为司隶校尉时，张让弟朔为野王令，贪残无道，横杀孕妇。闻膺至，惧罪逃还京师，匿兄让第合柱中。膺知其状，率将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阳狱，受词毕，即杀之。呜呼!人臣挟简亢之风，致令天子幸侍之弟逃命柱中，可谓威望已极。而必欲杀之，膺于是有死道矣。文帝时，申屠嘉为相，亢直何减膺，邓通以小臣戏殿上，亦只令之免冠徒跣叩头流血而已，未尝必杀之乃为快也。使膺处此，当复求进于是矣。噫!天下之事，所贵君子通时达变，毋徒苛求已甚，酿成祸端，亦不得不分其责矣。
景毅耻不与党锢
景毅，蜀郡人，为汉侍御史。子顾为李膺门徒，未有录牒不及于谴。毅慨然日："本谓膺贤，遣子师之，岂可以漏脱名籍苟安而已 "遂自表免归。然则耻不与党人，不独皇甫规也。
清谈始于汉末
世谓清谈放旷起于晋，非也。汉末已有之矣。仲长统《见志诗》日："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裂风雅。"郑泉嗜酒，临卒谓同类日："必葬我陶家之侧，庶百岁之后，化为成土，幸见取为酒壶，实获我心矣。"二子盖阮籍、刘伶之先着鞭者也。
蔡中郎秘《论衡》
中郎以《论衡》为谈助，盖目为稗官野史之流，且此篇骤出未行而新奇可喜，故秘之帐中。如今人收录异书，文固非所论也。自《论衡》不甚称，后世究竟举主，多归咎中郎者，特为一洒之。
蔡邕
译汉代选拔官吏方法的优点
汉代选部设有尚书，自县令以上，才开始到尚书处接受调选。其余郡县的属吏，乃至公府的掾曹，各自由其长官征辟。那些诸侯王国，自内史以下，也都得以自行任命。朝廷没有迁调选任的劳烦，官府有荐举贤才的实效，贤与不贤、勤与惰，各自由其所属长官考察并决定升降。因此，州县选拔出的佐吏，然后被五府征辟；五府举荐的掾曹，然后被朝廷任用。推而至于公卿的高位，起初并没有限制。所以何武以大司空的身份征辟鲍宣为佐曹掾，史高领尚书事而征辟匡衡为议营史，这是公府征辟掾曹的例子。周景以刺史的身份征辟陈若为别驾，王涣以方城令的身份征辟仉览为主簿，这是郡县征辟属吏的例子。因此，士人在家中修身洁行，声誉传到朝廷，往往征辟文书交至其门，没有遗漏的人才。这就是汉代选拔官吏，之所以完全托付给公论，而尤其不至于在法度上过于细碎的原因。后世吏部注拟，下至监官管库的微职，一切都由尚书选任，按照年资资格，按惯例授予，就像拿着借据向债主讨债一样，哪有空暇去询问贤与不贤呢！
汉代乡亭职位的重要性
汉代乡亭的任职，每乡设有三老、孝弟、力田，掌管劝导乡里，助成风俗，都有俸禄秩级。而三老、孝弟、力田尤其尊贵，可以与县令、丞、尉在事务上相互教导。所以戾太子获罪，壶关三老得以陈述他的冤情。王尊任郡守，东郡三老得以奏报他的治绩。至于张敞、朱博、鲍宣、仇香等人，成为显宦而有声名，然而他们的谋略才能声望，也都见于他们任亭长、啬夫之时。隋、唐以后，所谓的乡亭之职，极其困顿卑贱，贪官污吏无理征求，极力凌辱。所以虽然足迹不离乡里之间，奉行不过文书之事，但限期会集、追呼拷打比较，其困顿潦倒无助的样子，则与亲身承担军旅土木的徭役者没有不同，以至于破家荡产不能自保，那么徭役的祸患反而不至于此了。那么差役的名称，大概是后世因其困苦卑贱等同于徭役而称之，并非古人设置比闾族党之官的本意。所以有的倚仗法律做奸事，有的隐匿赋税以图免除，而汉代对待三老、啬夫、亭长的方式，后世就再也看不到了。唉！可叹啊！
陈蕃悬榻
陈蕃起初任青州太守。郡人周璆，是高洁之士，郡守召命不肯前往，只有陈蕃能招致他，特意为他设一榻，他离开后就悬挂起来。后来任豫章太守，不接待宾客，只有徐稚来时特设一榻，他离开后就悬挂起来。右边两件事相似，陈蕃平生所接待的宾客也很少了。杨升庵说：“陈蕃也痴了！做郡守，采集一郡的风谣；做宰相，以天下为耳目。如果开阁、悬榻，那是干木、泄柳所做的事，难道是郡守、宰相的事吗？宦官的祸患，波及他是应该的！”[夏君宪说：可接待的宾客也很少了，开阁悬榻而后真士才到来。韩退之《上邢尚书书》值得一看。朱伯厚是什么人呢？既收葬了他的尸体，又能藏匿他的儿子朱逸，慷慨赴义，九折不回。那么宾客又哪里用得着多呢？先生此论，也太苛求了。]
李膺做得太过
李膺任司隶校尉时，张让的弟弟张朔任野王令，贪婪残暴无道，横杀孕妇。听说李膺到来，惧怕获罪逃回京师，藏在哥哥张让家合柱中。李膺知道他的情况，率领将吏士卒破柱取出张朔，交付洛阳狱，审讯完毕，立即杀了他。唉！人臣挟持简傲刚直的风气，致使天子宠幸侍从的弟弟逃命柱中，可谓威望到了极点。而一定要杀他，李膺于是有了死路。文帝时，申屠嘉任丞相，刚直何减李膺，邓通以小臣在殿上戏弄，也只令他免冠赤脚叩头流血而已，未曾一定要杀他才痛快。假使李膺处在此境，当会再求进于此了。噫！天下之事，所贵在君子通晓时势通达变化，不要徒然苛求太过，酿成祸端，也不得不分担其责了。
景毅耻于不与党锢
景毅，蜀郡人，任汉侍御史。儿子景顾是李膺的门徒，未有录牒不及于谴。景毅慨然说：“本认为李膺贤能，遣子师从他，岂可以漏脱名籍苟且安身而已！”于是自表免官回家。那么耻于不与党人，不独皇甫规也。
清谈始于汉末
世人谓清谈放旷起于晋，不对。汉末已有之矣。仲长统《见志诗》说：“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裂风雅。”郑泉嗜酒，临死对同类说：“必葬我在陶家之侧，庶百岁之后，化为泥土，幸见取为酒壶，实获我心矣。”二子盖阮籍、刘伶之先着鞭者也。
蔡中郎秘《论衡》
中郎以《论衡》为谈助，盖目为稗官野史之流，且此篇骤出未行而新奇可喜，故秘之帐中。如今人收录异书，文固非所论也。自《论衡》不甚称，后世究竟举主，多归咎中郎者，特为一洒之。
蔡邕
有后
白乐天诗："各有文姬才稚子。"自注：蔡邕无子，有一女文姬。昔人谓邕无子，悉以书授王粲。按《羊祜传》：祜，蔡邕外孙，景献皇后同母弟。祜讨吴有功，将进爵土，乞以赐舅子蔡袭。诏封袭关内侯。《蔡充别传》；祖睦，蔡邕孙也。按邕传不言有子无子，此可补传缺。
译蔡邕有后代
白乐天的诗说：“各有文姬才稚子。”他在自注中写道：蔡邕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叫文姬。前人曾说蔡邕没有儿子，于是把全部藏书都传授给了王粲。查考《羊祜传》记载：羊祜是蔡邕的外孙，也是景献皇后的同母弟弟。羊祜因讨伐东吴有功，将要受封爵位和土地时，请求将封赏赐给舅舅家的儿子蔡袭。朝廷下诏封蔡袭为关内侯。《蔡充别传》记载：祖父蔡睦，是蔡邕的孙子。查考《蔡邕传》并没有明确记载他有儿子还是没有儿子，这些记载可以补充《蔡邕传》的缺漏。
汉末史传屈笔
汉末之董承、耿纪，晋仞之诸葛、毋丘，齐兴而有刘康、袁粲。周灭而有王谦、尉迟迥，斯皆破家徇国、视死犹生，而历代诸史皆书之曰"逆"，将何以激扬名教、以劝事君者乎 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若使南董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
孔文举关系
坡公极口诵服孔文举，而或者非之，且议其疏。嗟夫!孔文举在，无人敢议九锡；文举既死，董昭掀然而谈矣。此岂全无所关系者耶 李卓吾日：老瞒专国二十五年，终不敢篡汉自立，则孔融虽死，其所裨于汉帝者弘矣。杀其身无益于君，已胜于老死牖下者万万，况有益于君耶!西汉哀、平未甚失德也，而王莽从容焉饰智矫廉以取之，潜移默运而不觉，其视此何如也 故知"虎豹在山，藜藿不采"，非虚语矣。
刘表工书
今人皆知临池家有锺元常，而不知元常有同学友胡昭，又不知元常与昭皆受书法于刘景升也。董北苑日：刘景升为书家祖师，锺、胡皆其弟子。昭肥繇瘦，各得一体耳。今景升遗迹绝无存者，《艺文志》有《刘表集》，亦已久亡。独《三国志》载表与袁尚兄弟书，其笔力不减崔、蔡之流，而表初又为党人，在"八及"之列，其文行如此，宜乎书法之工也。
曹操不复姓
曹操本姓夏侯，父嵩为中常侍曹腾养子。尝意其富贵之极，何不复姓 后见一书云：当时有以谶纬进者，云古者名官职不言曹，自汉以来始名官尽言曹也，至吏亦言属曹，卒言侍曹，此非天意乎 操遂不复姓。此或实事。
曹操疑冢
曹操疑冢，在漳河上。宋人俞符有诗曰："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用余机到丘垄。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须掘尽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葬君尸。"陶九成以为此言诗之斧钺也，予则以孺子之见耳，使孟德闻之，必见笑于地下。夫孟德之棺，岂真在于疑冢哉？多设以疑人耳。然始为疑冢者孔林。
曹操讽汉复九州
三桓讽鲁作三军，合《周礼》矣，其志乃欲卑公室而夺之权。曹操讽汉复九州，合《禹贡》矣，其志乃欲广冀州而益其地。凡奸人欲济其邪谋者，未尝不引经术也，况鬼蜮如操耶!
孙权之劣
魏武因弱为强，不阶尺土，几一海寓。其人不足论，才足称也。孙权自守虏耳，借父兄之业，亡能尺寸广也。使昭烈处权，所就当止此乎 苏氏以刘不如孙，非也。
昭烈先声
昭烈间关于袁绍、吕布、刘表、曹操之间，困矣而气不衰也，败矣而望不挫也。魏武以天下英雄推之，鲁肃以天下枭雄名之，周瑜、陆逊、程昱、郭嘉咸惴惴焉，胡先声之震如此也!迹昭烈平生言论风旨，盖犹有帝王之度焉，远非孙、曹等也。虽其传弗远，亦炎德之将终与
借荆州所以保吴
鲁子敬许以荆州借刘先主，后世议之，此论非是。史称曹公闻孙权以土地借备，方作书，落笔于地。彼知先主得荆州，辅车之势成，天下未可遽取也。由是言之，借荆州之事，岂唯刘氏所以取蜀，亦孙氏之所以保吴者矣。
荆、蜀形势
荆，天下重地，豪杰所急也，然未有以荆取天下者。无论刘表、萧铣、马殷辈，以楚成之强，庄之伯，灵之贪，玄之横，友谅之桀，而中原不能尺寸也。夫蜀诚一隅，然秦得之轻诸侯矣，汉得之壹四海矣，孔明自昭烈卒，出祁山者六，曷谓欲长守蜀也
取刘璋不系孔明
汉昭烈于十六年冬，从刘璋之迎而击张鲁。是时孔明留守荆州，至明年乃自葭萌据涪，出法正之计，昭烈亦强从之。若使孔明在，举措当不如此。今以取刘璋为孔明病，盖亦未之考也。
昭烈遗命之非
汉昭烈与诸葛孔明经营西蜀，以窥中原，无非为兴复刘氏耳。昭烈既崩，其志未遂，嗣子刘禅，昏愚暗弱，虽有孔明，亦未如何。昭烈生前，岂不知之，晏驾顾命，宜日："嗣子可辅，辅之，如不可辅，则择刘氏之贤
译汉朝末年的史书往往曲笔不实
汉朝末年的董承、耿纪，晋朝初年的诸葛诞、毋丘俭，南齐兴起时的刘康、袁粲，北周灭亡时的王谦、尉迟迥，这些人都是倾尽家财效忠国家、把死看作像生一样平常，可是历代史书都把他们记载为“叛逆”，那将用什么来激励宣扬名教、来劝勉侍奉君主的人呢？古代记载史事，是让贼臣逆子感到恐惧；现在记载史事，却使忠臣义士感到羞耻。如果让春秋时期的史官南史、董狐有灵，他们必定在九泉之下咬牙切齿了。
孔融的重要性
苏东坡极力称颂佩服孔融，但有人反对他，并且议论孔融的疏远。唉！孔融在世时，没有人敢议论九锡之事；孔融死后，董昭就公然谈论了。这难道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吗？李卓吾说：曹操专权二十五年，始终不敢篡夺汉朝自立为帝，那么孔融虽然死了，他对汉帝的帮助是巨大的。杀死他的身体对君主没有益处，已经比老死在窗下的人强过万倍了，何况对君主有益处呢！西汉哀帝、平帝并没有严重失德，而王莽从容地装饰智慧、矫饰廉洁来夺取政权，潜移默化地运作而让人不觉察，这比起曹操来怎么样呢？所以知道“虎豹在山中，野菜就不会被采摘”，不是虚话啊。
刘表擅长书法
现在的人都知道临池书法家有钟繇，却不知道钟繇有同窗好友胡昭，更不知道钟繇和胡昭都向刘表学习书法。董北苑说：刘表是书法家的祖师，钟繇、胡昭都是他的弟子。胡昭字体肥厚，钟繇字体瘦劲，各自形成一种风格罢了。现在刘表的遗迹完全没有留存，《艺文志》中有《刘表集》，也已经久已失传。只有《三国志》记载刘表给袁尚兄弟的信，他的笔力不亚于崔瑗、蔡邕一流，而且刘表起初又是党人，在“八及”之列，他的文章品行如此，难怪书法如此精妙了。
曹操不恢复姓氏
曹操本姓夏侯，父亲曹嵩是中常侍曹腾的养子。曾经以为他富贵到了极点，为什么不恢复姓氏呢？后来看到一本书说：当时有人用谶纬之说来进言，说古代命名官职不说“曹”，自从汉朝以来才开始命名官职都说“曹”，甚至吏员也说属曹，卒兵也说侍曹，这不是天意吗？曹操于是没有恢复姓氏。这可能是事实。
曹操的疑冢
曹操的疑冢，在漳河上。宋朝人俞符有诗说：“生前欺骗上天断绝汉朝统绪，死后欺骗世人设置疑冢。人生运用智谋死后就罢了，何必用余下的机巧到坟墓中。人们说疑冢我不怀疑，我有一个方法你不知道。必须挖尽七十二座疑冢，必定有一座埋葬你的尸体。”陶九成认为这是诗歌的斧钺（批评），我认为这只是孩童的见识，如果曹操听到，必定在地下发笑。曹操的棺材，难道真在疑冢中吗？多设置疑冢来迷惑人罢了。然而最初设置疑冢的是孔子墓。
曹操讽谏汉朝恢复九州
三桓讽谏鲁国建立三军，符合《周礼》了，他们的志向却是想贬低公室而夺取权力。曹操讽谏汉朝恢复九州，符合《禹贡》了，他的志向却是想扩大冀州而增加他的土地。凡是奸人想要实现他的邪恶阴谋，没有不引用经术的，何况像曹操这样鬼蜮一样的人呢！
孙权的低劣
曹操因为弱小而变得强大，不凭借一寸土地，几乎统一天下。他的人品不值得议论，才能值得称赞。孙权只是自守的俘虏罢了，凭借父兄的基业，没有能力扩大尺寸之地。如果刘备处在孙权的位置，所成就的就应当止于此吗？苏氏认为刘备不如孙权，是不对的。
刘备的先声
刘备周旋于袁绍、吕布、刘表、曹操之间，困窘了但气势不衰，失败了但希望不挫。曹操以天下英雄推崇他，鲁肃以天下枭雄称呼他，周瑜、陆逊、程昱、郭嘉都惴惴不安，为什么先声如此震撼呢！看刘备平生的言论风旨，大概还有帝王的度量，远远不是孙权、曹操等人能比的。虽然他的传承不长远，也是因为汉室气数将尽吧。
借荆州所以保全吴国
鲁肃答应把荆州借给刘备，后世议论这件事，这种议论是不对的。史书记载曹操听说孙权把土地借给刘备，正在写信，笔掉在地上。他知道刘备得到荆州，唇齿相依的形势形成，天下不能立刻夺取。由此说来，借荆州这件事，难道只是刘氏用来夺取蜀地的原因，也是孙氏用来保全吴国的原因啊。
荆州、蜀地的形势
荆州，是天下的重地，豪杰所急迫的，然而没有凭借荆州夺取天下的。无论刘表、萧铣、马殷等人，凭借楚国的强大，庄王的霸业，灵王的贪婪，玄王的横暴，陈友谅的暴虐，都不能在中原获得尺寸之地。蜀地确实是一隅之地，然而秦国得到它轻视诸侯了，汉朝得到它统一天下了，诸葛亮自从刘备死后，出兵祁山六次，怎么能说是想要长久守住蜀地呢。
夺取刘璋不取决于诸葛亮
刘备在章武十六年冬天，趁着刘璋的邀请而攻击张鲁。这时诸葛亮留守荆州，到第二年才从葭萌占据涪城，采用法正的计划，刘备也勉强听从。如果诸葛亮在，举措应当不会这样。现在把夺取刘璋作为诸葛亮的过错，大概也是没有考察清楚啊。
刘备遗命的错误
刘备与诸葛亮经营西蜀，以窥视中原，无非是为了复兴刘氏罢了。刘备死后，他的志向没有实现，继位的儿子刘禅，昏庸愚昧软弱，虽然有诸葛亮，也不能怎么样。刘备生前，难道不知道吗，临终遗命，应当说：“继位的儿子可以辅佐，就辅佐他，如果不可辅佐，就选择刘氏中的贤能之人
者立之。"孔明王佐之才，必有以处此，而刘氏兴矣。昭烈智不及此，乃日："如不可辅，卿可自取。"是置孔明于嫌疑之地，欲变而择贤，则天下将以昭烈之言而疑已，欲不变，则刘禅又不足与有为，此孔明所以不能混一天下而汉祀遂斩也。宋张文潜有诗："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儿是天意。"足为孔明置词矣。
译（先主）立他（阿斗）为继承人。孔明具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必定有办法妥善处理此事，从而使刘氏得以兴盛。昭烈帝（刘备）的智慧达不到这个境界，竟然说：“如果阿斗不能辅佐，你可以自己取而代之。”这是把孔明置于嫌疑的境地。如果孔明想改变现状而选择贤能之人，那么天下人就会因为昭烈帝的话而怀疑他；如果孔明不想改变现状，那么刘禅又不足以成就大业。这就是孔明不能统一天下、汉朝祭祀最终断绝的原因。宋代张文潜有诗写道：“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儿是天意。”足以替孔明辩白申述了。
《梁父吟》讥晏子
孔明《梁父吟》，当不止一篇，世所传仅此耳。寓意盖讥晏氏。夫三子恃功暴恣，渐固难长，借使驾驭有方，则皆折冲之器。既不能以是为齐景公谋，又不能明正典刑以张公室，徒以权谲毙之。至于崔抒弑君，陈恒擅国，则隐忍徘徊，大义俱废。复沮景公用孔子，而甘与梁丘据辈等列乱朝，区区补苴罅漏，何救齐亡 而后世犹以为贤，至有"管、晏"之目。此《梁父吟》所为作也。自拟隆中，宁取乐毅，而不及晏，厥有旨哉!
孔明比管、乐有取
孔明自比管、乐，后人多疑其谦，不知此自有深意。比管仲取其尊王也，比乐毅取其复仇也，盖隐隐有兴复汉室之图，于比拟间微示其意。乃说者比度才智，较量浅深，于古人心事，毫未窥其所主，何哉
子房、孔明学术
诸葛孔明，材似张子房而学不同。子房出于黄老，孔明出于申、韩。方秦之末，可与图天下者，非汉高祖而谁 项羽决不足以有为也。故其初即归高祖，不复更问项羽，与范增之徒异矣。然而黄老之术，不以身易天下，是以主谋而不主事，图终而不图始，阴行其志而不尽用其材，虽使高帝得天下而己不与也。孔明有志于汉者，而度曹操、孙权不在于是，故退耕以观其人，唯施之刘备为可，其过荀文若远矣。以备不足与驱驰中原而吞操，宁远介于蜀，伺二氏之弊。乃矫汉末颓弱之失，一齐之以刑名，错综万务，参核名实，用法甚工，而有罪不贷，则以申韩为之也。唯其所见各得于心，非因人从俗以苟作，此所以为黄老而不流于荡，为申、韩而不流于刻，故卒能辅其才而成其志也。
孔明事业文章
孔明，三代之佐也，而与留侯，梁公、范文正俱为殊绝人物。二表，三代之文也，而与《陈情》《酒德》《归去来》俱为第一文章，信笃论乎！"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可与言孔明者，杜氏而已。"大哉言也!《伊训》《说命》相表里。"可与言二表者，苏氏而已。
《出师表》缺句
孔明《出师表》，今世所传，皆本《三国志》。按《文选》所载，"先帝之灵"下"若无兴德之言"六字，他本皆无，于义有缺，当以《文选》为正。
司马懿非孔明敌
司马仲达出奇制胜．变化如神，虽孙权亦惮之。孔明以步卒十余万，西行千里，行行然求与之战，而仲达以劲骑三十万，仅能自守，来不敢拒，去不敢追。贾诩等尝逼之战矣，兵交即败，不敢复出。姑以待弊为名，而其为计者，不过日夕望其死而无他术也。然孔明始试其兵，或以饥退，晚年杂耕渭滨，为久驻之基，木牛流马，日运而至，则其弊不可待矣。迟之一二年，仲达将何辞哉 不战则君疑之，同列议之，国人轻之，其英气无所骋，固不免于战，战则败耳。惜乎!军前之星遽陨，使后世竖儒得肆饶舌也!
杨颙不知孔明
孔明为相，身校簿书。主簿杨颙切谏，以为徒劳。后之览者，无不为孔明惜也。张和仲日：杨主簿深达相臣之体，而未亮孔明之心。夫死生有命，况孔明之死生何等关系，而谓食少事烦，竟致夭没也？不意死仲达犹能绐后生明眼人!
武乡遗言不及姜维
武乡亟称姜伯约，论者以为失焉。观亮遗言，第举琬、祎而不及维，料之审矣。然维于亮，要不负所知也。以禅之庸、皓之佞，非维则久亡矣。
八阵图
诸葛武侯八阵图，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宫，一在新都之弥牟镇。王武子曾为《夔州之西市俯临江岸沙石下看诸葛亮八阵图》：箕张翼舒，鹅形鹤势，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峡水大时，三蜀雪消之际，频滂滉漾，大树十围，枯桤百丈，破礶巨石，随波塞川而下。水与岸齐，雷奔山裂，聚石为堆者，断可知也。及乎水已平，万物皆失故态，唯阵图小石之堆标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垂六七百年间，淘洒推激，追今不动。在新都者，其地象城门四起，中列土垒，约高三尺。耕者或铲平之，经旬余复突出。此乃
译《梁父吟》讥讽晏子
诸葛亮的《梁父吟》，当时应当不止一篇，世间流传的只有这一篇罢了。其寓意大概是在讥讽晏子。那三个权臣倚仗功劳暴虐放纵，逐渐巩固权势难以长久，假使驾驭得法，他们都能成为抵御外敌的良将。晏子既不能以此向齐景公进谋，又不能明正典刑来壮大公室，只是用权谋诡计将他们害死。至于崔杼弑君、陈恒专权，晏子却隐忍徘徊，大义尽废。又阻挠齐景公任用孔子，却甘愿与梁丘据等人并列于混乱的朝廷，仅仅修补些小漏洞，怎能挽救齐国的灭亡？而后世还认为他贤能，甚至给他“管仲、晏婴”的并称。这正是《梁父吟》所作的原因。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宁愿取法乐毅而不取法晏子，其中自有深意啊！
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有所取法
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后人多怀疑他是谦虚，不知道这自有深意。自比管仲是取法他尊奉周王，自比乐毅是取法他为燕国复仇，大概隐隐含有复兴汉室的图谋，在比拟之间略微显示他的心意。于是评论者比较衡量才智，较量深浅，对于古人的心事，丝毫未曾窥见其主旨，为什么呢？
张良、诸葛亮的学术
诸葛孔明，才能像张良而学术不同。张良出于黄老之学，诸葛亮出于申不害、韩非之学。当秦朝末年，可以图谋天下的，不是汉高祖又是谁？项羽决不足以有所作为。所以张良起初就归附高祖，不再过问项羽，与范增等人不同了。然而黄老之术，不以身家性命去换取天下，所以主谋而不主事，图谋终局而不图谋开始，暗中实行志向而不尽情施展才能，即使高祖得了天下，自己也不参与。诸葛亮有志于汉朝，而估量曹操、孙权不在这里，所以退隐耕种以观察人选，只有施用于刘备才可以，这远远超过了荀彧。凭借刘备不足以驱驰中原而吞并曹操，宁可远隔于蜀地，伺机等待曹、孙两家的弊病。于是矫正汉末颓弱的风气，用刑名之学统一治理，错综处理万务，参验考核名实，用法非常精当，而有罪不赦，这是用申韩之学的原因。只是他们所见各得于心，不是因人从俗而苟且行事，所以行黄老之学而不流于放荡，行申韩之学而不流于苛刻，因此最终能辅助其才能而成就其志向。
诸葛亮的事业文章
诸葛亮，是夏商周三代的辅佐之臣，而与留侯张良、梁公房玄龄、范文正公范仲淹同为杰出人物。两篇《出师表》，是三代的文章，而与《陈情表》《酒德颂》《归去来兮辞》同为第一流的文章，确实是确切的定论啊！“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能谈论诸葛亮的，只有杜甫而已。“大哉言也！《伊训》《说命》相表里。”能谈论两篇《出师表》的，只有苏轼而已。
《出师表》缺句
诸葛亮的《出师表》，现在世间流传的，都依据《三国志》。查考《文选》所载，“先帝之灵”下“若无兴德之言”六个字，其他版本都没有，在文义上有缺失，应当以《文选》为正。
司马懿不是诸葛亮的对手
司马仲达出奇制胜，变化如神，即使是孙权也忌惮他。诸葛亮率领步兵十余万，向西行进千里，从容不迫地求战，而仲达凭借三十万精锐骑兵，仅能自守，来不敢抗拒，去不敢追击。贾诩等人曾经逼迫他出战，两军交锋即败，不敢再出。姑且以等待对方疲敝为名，而他的计策，不过是日夜盼望诸葛亮死去而没有其他办法。然而诸葛亮起初试探他的兵力，有时因饥饿而退兵，晚年杂耕渭滨，作为长期驻扎的基础，木牛流马，每日运粮而至，那么他的疲敝就不可等待了。延迟一二年，仲达将有什么借口呢？不战则君主怀疑他，同僚议论他，国人轻视他，他的英气无处施展，固然不免于战，战则必败。可惜啊！军前的将星骤然陨落，让后世的浅薄儒生得以肆意饶舌！
杨颙不了解诸葛亮
诸葛亮任丞相，亲自校对文书。主簿杨颙极力劝谏，认为这是徒劳。后来的读者，没有不为诸葛亮惋惜的。张和仲说：杨主簿深达相臣的体制，而未了解诸葛亮的心意。死生有命，况且诸葛亮的死生何等关系重大，而说因为食少事烦，竟致夭折吗？没想到死去的仲达还能欺骗后世的明眼人！
武乡遗言不及姜维
武乡侯屡次称赞姜伯约，评论者认为这是失误。看诸葛亮的遗言，只举荐蒋琬、费祎而不提及姜维，料事很审慎啊。然而姜维对于诸葛亮，终究没有辜负他的知遇。凭借刘禅的平庸、孙皓的奸佞，没有姜维则蜀汉早就灭亡了。
八阵图
诸葛武侯的八阵图，在蜀地的有两处。一处在夔州的永安宫，一处在新都的弥牟镇。王武子曾作《夔州之西市俯临江岸沙石下看诸葛亮八阵图》：箕张翼舒，鹅形鹤势，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峡水大涨时，三蜀雪消之际，频繁滂滂漾漾，十围大树，百丈枯桤，破礶巨石，随波塞川而下。水与岸齐，雷奔山裂，聚石为堆者，断可知也。及乎水已平，万物皆失故态，唯阵图小石之堆标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垂六七百年间，淘洒推激，追今不动。在新都者，其地象城门四起，中列土垒，约高三尺。耕者或铲平之，经旬余复突出。此乃
汉祚之长
汉之亡也，贬献帝为公，后为山阳夫人。相传至玄孙秋，犹为公，行汉正朔，用天子礼乐，西晋亡而汉祀始绝。前后计之，汉盖已有五百余年，深仁厚泽之报，固不爽也。老瞒篡汉，以贻子孙，相传五帝，共享国四十一年。其一被弑，其二见废，唯丕、睿仅存耳。然则老瞒不亦枉苦心耶!
高贵乡公文学
史称高贵才慧夙成，好问尚词，即其幸学与诸博士论难，信然。自古末世之君多文采，若隋炀、陈、唐二后主最隽，然不过华靡藻丽耳。至深于经术，莫如高贵。人主之学，与韦布异，不能不为之浩叹。
李密《陈情表》讹字
李密《陈情表》有"少仕伪朝"之句，责备者谓其笃于孝而妨于忠。尝见佛书引此文，"伪朝"作"荒朝"，盖密之初文也。"伪朝"字盖晋改之以入史耳。刘静修诗有云："若将文字论心术，恐有无边受屈人。"盖指此类乎
阮籍巧附司马昭
阮籍既为司马昭大将军从事，闻步兵厨酒美，复求为校尉。史言虽去职，常游府内，朝晏必预，以能遗落世事为美谈。不知此正其诡谲，佯欲远昭而阴实附之，故示恋恋之意，以重相谐结。小人情伪，有千载不可掩者。不然籍与嵇康，当时一流人物也，何礼法疾籍如仇，昭则每为保护；康徒以钟会片言，遂不免耶 至劝进之文，真情乃见。籍著《大人论》，比礼法士为群虱之处裈中。若籍附昭，乃裈中之虱，但偶不遭火焚耳。使王凌、毋丘俭等一得志，籍尚有噍类哉！
晋室久乱
王济以人乳蒸豚，王恺使妓吹笛，小失声韵便杀之；使美人行酒，客饮不尽亦杀之。时武帝在朝，而贵戚敢如此，知晋室之乱也久矣。
晋武以不废立致乱
自古帝王多以废立致乱，而晋武独以不废立致乱。举神器之重，以畀昏童，自以由太子而及遹，是由历及昌之意也，而宁知遹不克终而死耶 天之祸败人国，固有出于意外者，是所谓报施之巧也。不然，狼顾之懿，方且贾德色于九原，而古公亶父，何不作法于凉也
晋史矛盾
《晋书》载：惠帝闻蛙鸣，问为官蛙私蛙；见饿者，云"何不食肉糜 "由此言之，愚昧甚矣。及荡阴之败，兵人引嵇绍斩之，帝日："忠臣也，勿杀!"绍血溅帝衣，左右欲浣衣，帝日："嵇侍中血，勿浣也。"由此言之，英明甚矣。一惠帝也，相去数年，何其乍愚乍明如此 史之言，或虚或实，必居一于此矣。
惠帝废储
贾谧之谮太子于后也，后信之，以其未有可废之罪，故为不臣之语，强使醉而书之。然其迹甚明，其情易察，孰有臣子将为逆于君亲而敢露其手书乎 惠帝昏庸，既莫之辨，遂使储君被诬，莫能自白，卒冤以死，不亦哀哉!夫事之可验，莫如手书，而亦有不可尽据者，此类是也。
千百年眼卷七
《徙戎论》无救于晋
世儒睹郭钦、江统之说不行，深为司马氏惜。不知此曹渐染华夏之风者仅百年，其文雅博洽既与中国士大夫埒，而骁悍魁桀、拔山贯铁之勇，非华人可得而仿佛也。即使驱之去而未必即去，既去而未必不来。我知其害必不止侵镐方、犯泾阳、围白登、入甘泉，如周汉之事而遂已也。况中国先乱，而彼有所以乘其隙哉![按刘元海父子总角游京师，已有英雄之望。倘御得其道，不过金日磾、李光弼之俦。奈何以呆童为天下主，贼后煽淫于内，狂宗播祸于外，彼回翔六合，皆出其下，安得不云蒸龙变以快其翘然之志耶 是天固纵之以翦司马氏也。]
晋室所以败
晋室之败，由当时君子高谈揖让、泊然冲虚，而无慷慨感激之操，大言无当，不适于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窃乘之，是以颠沛陨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刘聪、石勒、王敦、祖约，此其奸诈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于草木之间，大风烈日之所咻，而霜雪饥馑之所劳苦，其筋力骨节之所尝试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导之伦，清谈而当其
译汉朝国运长久
汉朝灭亡时，贬献帝为公，后来封为山阳夫人。传到他的玄孙刘秋，仍然封为公，沿用汉朝的正朔，使用天子的礼乐，直到西晋灭亡，汉朝的祭祀才断绝。前后计算，汉朝大概已有五百多年，深厚仁德与恩泽的回报，确实没有差错。曹操篡夺汉朝，留给子孙，相传五帝，共同享有国家四十一年。其中一位被弑杀，两位被废黜，只有曹丕、曹睿侥幸保全罢了。那么曹操不也是白费苦心吗！
高贵乡公的文学
史书称高贵乡公才智早成，喜欢问难崇尚辞藻，即使他偶然与各位博士辩论，也是可信的。自古以来末世的君主大多有文采，像隋炀帝、陈后主、唐后主最为俊逸，但不过是华丽繁缛罢了。至于精通经术，没有谁比得上高贵乡公。君主的学问，与平民不同，不能不为此深深叹息。
李密《陈情表》中的错字
李密《陈情表》中有“少仕伪朝”的句子，责备的人认为他笃于孝道却妨害了忠义。曾经见过佛书引用此文，“伪朝”作“荒朝”，大概是李密最初的原文。“伪朝”二字大概是晋朝修改后录入史书的。刘静修诗中有云：“若将文字论心术，恐有无边受屈人。”大概就是指这类情况吧。
阮籍巧妙地依附司马昭
阮籍既然担任司马昭大将军的从事中郎，听说步兵营的酒好，又请求担任校尉。史书说虽然离职，常游历府内，早晚宴会必定参加，以能超脱世俗事务为美谈。不知道这正是他的诡诈，假装想要远离司马昭而暗中实际上依附他，所以表现出留恋之意，以加重相互的和谐结交。小人虚伪的情态，有千年不可掩盖的。不然阮籍与嵇康，都是当时一流的人物，为什么礼法之士像仇敌一样憎恨阮籍，司马昭却常常保护他；而嵇康仅仅因为钟会的一句话，就难免一死呢？直到劝进的文章，真情才显露出来。阮籍著《大人先生传》，把礼法之士比作裤子里的群虱。如果阮籍依附司马昭，就是裤子里的虱子，只是偶尔没有遭遇火焚罢了。假使王凌、毋丘俭等人一旦得志，阮籍还能有活口吗！
晋室长期混乱
王济用人乳蒸小猪，王恺让妓女吹笛，稍微失声韵就杀了她；让美人斟酒，客人喝不完也杀了她。当时武帝在朝，而贵戚敢如此，可知晋室的混乱已经很久了。
晋武帝因不废立导致混乱
自古帝王大多因废立导致混乱，而晋武帝唯独因不废立导致混乱。把神器之重，交给昏庸的孩童，自以为由太子而到司马遹，是由历王到昌王的意思，哪里知道司马遹不能善终而死呢？上天祸败人国，固有出于意外者，这就是所谓的报应巧妙。不然，狼顾之相的司马懿，正将在九泉之下炫耀德行脸色，而古公亶父，为什么不在凉州作法呢？
晋史矛盾
《晋书》记载：惠帝听到蛙鸣，问是官蛙还是私蛙；见到饿死的人，说“为什么不吃肉粥”。由此说来，愚昧极了。等到荡阴之败，士兵拉着嵇绍斩首，惠帝说：“忠臣啊，不要杀！”嵇绍的血溅到惠帝衣服上，左右想洗掉衣服，惠帝说：“这是嵇侍中的血，不要洗。”由此说来，英明极了。同一个惠帝，相隔几年，为什么忽然愚昧忽然英明如此？史书的话，有的虚有的实，必定属于其中一种。
惠帝废黜太子
贾谧向皇后谗言太子时，皇后相信他，因为太子没有可废黜的罪过，所以说不臣的话，强迫太子喝醉后写下来。然而迹象很明显，实情容易察觉，哪有臣子将对君亲叛逆而敢露出手书呢？惠帝昏庸，既不能辨别，于是使储君被诬陷，不能自白，最终冤死，不也很悲哀吗！事情可以验证的，没有比手书更可靠的，但也有不能完全依据的，这类就是。
千百年眼卷七
《徙戎论》无法挽救晋朝
世俗儒者看到郭钦、江统的主张不被采纳，深深为司马氏惋惜。不知道这些人逐渐沾染华夏风气仅仅百年，他们的文雅博洽既与中国士大夫相当，而骁悍魁桀、拔山贯铁的勇气，不是华人可以比拟的。即使驱逐他们去也未必立即离开，离开了也未必不来。我知道他们的危害必定不止于侵扰镐方、侵犯泾阳、围困白登、进入甘泉，像周汉的事情那样就停止了。何况中原先乱，而他们有所乘隙呢！[按刘元海父子少年时游历京师，已有英雄之望。倘若驾驭得当，不过是金日磾、李光弼之类。奈何以呆童为天下主，贼后在内煽动淫乱，狂宗在外播撒祸患，他们回翔六合，都在其下，怎么能不云蒸龙变以快其翘然之志呢？这是上天故意放纵他们来剪除司马氏。]
晋室之所以败亡
晋室的败亡，由于当时君子高谈揖让、淡泊冲虚，而没有慷慨感激的节操，大言不惭，不适于用，而畏惧兵革之事。天下的英雄知道他们所忌讳而暗中乘虚而入，因此颠沛流离而不能自存。况且刘聪、石勒、王敦、祖约，这些奸诈雄武，也是一世的豪杰。譬如山林之人，生于草木之间，大风烈日之所吹拂，而霜雪饥馑之所劳苦，他们的筋力骨节所尝试的，也已经到了极点。而让王衍、王导之类，清谈而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