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眼卷三
。从而信之，则矛盾可疑；从而疑之，则其说有师承。此三礼文义不能无乖异也。迨其后也，吕不韦作《月令》，盖欲为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纯于周；汉博士欲为汉制，故封爵不纯于古。后世明知二书出于秦、汉，犹且目《月令》为周礼，《王制》为商礼至于今，则以其传远而不敢辨矣，惜哉。
译如果顺从并相信它，那么其中的矛盾就令人怀疑；如果顺从并怀疑它，那么它的说法又有师承渊源。这就是《三礼》在文辞义理上不能没有违背差异的原因。等到后来，吕不韦撰写《月令》，大概是想要作为秦朝的典制，所以祭祀和官职的名称不纯粹符合周朝的制度；汉朝的博士想要制定汉朝的制度，所以封爵的等级不纯粹符合古制。后世明明知道这两部书出自秦、汉时期，却仍然把《月令》视为《周礼》，把《王制》视为《商礼》。直到今天，因为它们的流传久远而不敢加以辨析，真是可惜啊。
鲁郊禘不出成王之赐
鲁郊禘之僭，天下后世所共议也，至以为成王之赐，则厚诬矣。《春秋》书禘于庄公，见禘之僭，始于闵公也。书四卜郊，见郊之僭，始于僖公也。由是观之，则郊禘不出成王之赐也明矣。且史者，载事之书也，以天子礼乐赐诸侯，岂细事哉？《左氏》未尝言之，《公羊》、《谷梁》及《国语》皆未尝言之。《公羊》之言日："卜郊非礼也，卜郊何以非礼 鲁郊非礼出。"其言即《春秋》意也。隐公尝问羽数于众仲，众仲日："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从之，于是初献六羽。若八佾之赐果出成王，则众仲胡不举以对 皋鼬之盟，苌弘欲先蔡，祝鮀述鲁、卫初封之宠命赐物。其说鲁之宠锡，大辂、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官司、彝器，纤悉毕举。使有天子礼乐之赐，鮀也正宜藉口以张大于此时，而反无一言及之乎 昭公日："吾何僭矣哉 "子家驹曰："设两观，乘大辂，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礼也。"赐果出于成王，子家敢面斥昭公以僭而不讳耶 由是观之，鲁之僭非特郊禘而已，天子之礼乐，大小皆悉用之。周公阅来聘鲁，飨有昌歜形盐而辞不敢受。宁武子聘鲁，鲁飨之，赋《湛露》、《彤弓》而日："其敢干大礼 "二子之辞，盖恶鲁之僭也。以是观之，可见鲁之僭尚未久，故上自天子之宰，下至邻国之卿，苟有识者，皆疑怪逊谢。而鲁人并无一言及成王之赐以自解，以此知其诬也。按《吕氏春秋》云：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王，王使史角止之。夫知之而有郊禘，是鲁自僭也，然惠公虽请之，而鲁郊犹未率为常，僖公始作颂以郊为夸焉。记礼者以为鲁礼皆成王赐之，以享周公，而疑似之说，遂至于今，不可以不解。
春秋葬不择时
《传》日：诸侯之葬五月，大夫经时，士则逾月。故先期而葬谓之不怀，后期不葬讥之殆礼。此则葬之不择年月日可考也。今检葬书，以己亥之日用葬取凶。谨按春秋之际，此日葬者凡一十余人，此则葬不择日可考也。《左传》子太叔日："若待日中，恐久劳诸侯来会葬者。"国之大事，无过丧葬，乃不问时之早晚，唯论人事可否，此则葬不择时可考也。
庄周未能忘情
庄周妻亡，鼓盆而歌，世以为达。此殆不然。未能忘情，故歌以遣之耳；情若能忘，又何必歌
[夏君宪日：妇人好干家做功名，妇人之情也。庄周一生旷达，欲效曳尾之龟，必是被妻子逼拶不过，到此方得脱然，不觉手舞足蹈。《逍遥游》之作，或者其鼓盆之后乎 ]
孟子非受业子思
《史记》载：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不察者遂以为亲受业于子思，非也。考之孔子二十生伯鱼，伯鱼先孔子五年卒，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子思实为丧主，四方来观礼焉。子思生年虽不可知，然孔子之卒，子思则既长矣。孟子以显王二十三年至魏，赧王元年去齐，其书论仪、秦，当是五年后事，距孔子之卒百七十余年。孟子即已耆艾，何得及子思之门相为授受乎哉 《孔丛子》称孟子师子思，论牧民之道，盖依仿之言，不足多信。
孟子性善无定论
"性相近"一语，千古论性之宗，不可易也。孟子道性善，然亦不能尽废或人之说。玩其言日："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曰乃曰可，皆拟议推敲之词，即性相近之意。及言声色臭味，则曰"性也，有命焉"，又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孩提之爱，生于欲，所欲在乳。顺之则喜，拂之则啼。"与告子"食色性也"何殊乎 其曰性善，或是言性之原耳。朱元晦无极太极之辨，此为鼻祖。[袁石公日：孟子说性善，亦只说得情一边，性安得有善之可名 且如以恻隐为仁之端，而举乍见孺子入井以验之，然今人乍见美色而心荡，乍见金银而心动，此亦非出于矫强，可俱谓之真心耶 ]
孟子权
译鲁国举行郊祭和禘祭并非出自周成王的赏赐
鲁国僭越礼制举行郊祭和禘祭，这是天下后世共同议论的，但认为这是周成王的赏赐，那就严重诬蔑了事实。《春秋》在庄公时期记载禘祭，表明禘祭的僭越始于闵公；记载四次占卜郊祭，表明郊祭的僭越始于僖公。由此看来，郊祭和禘祭并非出自周成王的赏赐，这是显而易见的。况且史书是记载事实的书籍，将天子的礼乐赏赐给诸侯，难道是一件小事吗？《左传》未曾提及，《公羊传》、《谷梁传》以及《国语》也都未曾提及。《公羊传》说：“占卜郊祭是不合礼制的，为什么占卜郊祭不合礼制？因为鲁国举行郊祭本身就不合礼制。”这话正是《春秋》的本意。鲁隐公曾向众仲询问舞队的人数，众仲说：“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隐公听从了，于是初次献舞用了六佾。如果八佾的赏赐果真出自周成王，那么众仲为什么不举出这一点来回答呢？在皋鼬之盟时，苌弘想让蔡国排在前面，祝鮀叙述鲁国、卫国初封时受到的宠命和赏赐物品。他讲述鲁国受到的宠赐，包括大辂车、大旂旗、夏后氏的玉璜、封父的繁弱弓、土地和陪敦、祝宗卜史等官员以及彝器等，细微之处都列举无遗。假如有天子礼乐的赏赐，祝鮀正应该借此机会来夸大炫耀，反而对此只字不提吗？鲁昭公说：“我有什么僭越呢？”子家驹说：“设立两观，乘坐大辂车，手持朱干玉戚，跳《大夏》舞，用八佾跳《大武》舞，这些都是天子的礼制。”赏赐果真出自周成王，子家驹敢当面斥责昭公僭越而不避讳吗？由此看来，鲁国的僭越不仅仅在于郊祭和禘祭，天子的礼乐，无论大小都全部使用了。周公阅来鲁国聘问，宴席上有昌歜和形盐，他推辞不敢接受。宁武子聘问鲁国，鲁国设宴款待他，赋《湛露》、《彤弓》两首诗，宁武子说：“我怎么敢冒犯大礼呢？”这两位先生的推辞，大概是厌恶鲁国的僭越。由此看来，可见鲁国的僭越历史还不长，所以上自天子的宰相，下至邻国的卿大夫，只要有见识的人，都感到惊疑并谦逊推辞。而鲁国人没有一句话提到周成王的赏赐来自我辩解，由此可知那是诬蔑。查考《吕氏春秋》说：鲁惠公派宰让向周王请教郊庙之礼，周王派史角阻止了他。既然知道不合礼制却仍然举行郊祭和禘祭，这是鲁国自己僭越。然而惠公虽然请求过，但鲁国郊祭尚未成为惯例，直到僖公才开始作颂歌以郊祭来夸耀。记载礼制的人认为鲁国的礼制都是周成王赏赐的，用来供奉周公，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流传至今，不能不加以澄清。
春秋时期安葬不选择时日
《传》说：诸侯安葬在五月，大夫选择吉时，士则过了一个月。所以提前安葬称为不怀，推迟安葬则讥讽其近乎无礼。这说明安葬不选择年月日是可以考证的。现在检查葬书，以己亥日安葬取凶。仔细查考春秋时期，在这一天安葬的有十多人，这说明安葬不选择日子是可以考证的。《左传》子太叔说：“如果等待日中，恐怕会让前来会葬的诸侯久劳。”国家的大事，没有超过丧葬的，却不问时日的早晚，只论人事是否可行，这说明安葬不选择时间是可以考证的。
庄子未能忘情
庄子的妻子去世，他敲着瓦盆唱歌，世人认为他豁达。这大概不对。未能忘情，所以唱歌来排遣罢了；如果真能忘情，又何必唱歌呢？
[夏君宪说：妇人喜欢管家做功名，这是妇人的情感。庄子一生旷达，想效仿曳尾之龟，一定是被妻子逼迫不过，到此才得以解脱，不觉手舞足蹈。《逍遥游》的创作，或许是在他敲盆唱歌之后吧。]
孟子并非直接受业于子思
《史记》记载：孟子受业于子思的门人。不仔细考察的人就认为孟子直接受业于子思，这是不对的。考据孔子二十岁生下伯鱼，伯鱼比孔子早五年去世，孔子去世在周敬王四十一年，子思实际上是丧主，四方来观礼。子思的生年虽然不可知，但孔子去世时，子思已经长大了。孟子在周显王二十三年到魏国，周赧王元年离开齐国，他的书中论述张仪、苏秦，应当是五年后的事，距离孔子去世一百七十多年。孟子即使已经年老，怎么能赶上子思的门下互相授受呢？《孔丛子》称孟子以子思为师，论述牧民之道，大概是模仿之言，不足多信。
孟子性善论并无定论
“性相近”这句话，是千古论性的宗旨，不可改变。孟子主张性善，但也未能完全废弃或人的说法。玩味他的话：“至于他的情状，是可以为善的，这就是所谓的善。”说“乃”说“可”，都是拟议推敲的词语，即是性相近的意思。等到谈论声色臭味，就说“是性也，有命焉”，又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孩提的爱，生于欲，所欲在乳。顺之则喜，拂之则啼。”这与告子“食色性也”有什么不同呢？他说性善，或许是言性之原罢了。朱熹无极太极之辨，以此为鼻祖。[袁石公说：孟子说性善，也只是说得情一边，性怎么会有善的名目呢？况且以恻隐为仁之端，举乍见孺子入井来验证，但今人乍见美色而心荡，乍见金银而心动，这也不是出于矫强，可以都称为真心吗？]
孟子权
衡失准
孟学孔者也，守其家法可也，乃一概执孔子以裁亘古之圣人，未免有权衡失准处矣。盖其别一时诐淫邪遁之言则精，而穷于圣权实变化之用则泥。
译衡失准
孟子是学习孔子的人，恪守孔子的家法是可以的，却一概用孔子来裁断自古以来的圣人，未免有衡量标准失准的地方了。大概他辨别那些偏颇、邪僻、荒谬、诡辩的言论很精到，而在探究圣人权变实际运用的变化时却拘泥不化。
曾、孟称孔子
耿子庸有云："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之名孔子也，但可为孟子自道之言。"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曾子之名孔子也，但可为曾子自道之言。此解无人会得。
夫子贤于尧、舜
王龙溪日：尧、舜未易贤也，释者指事功而言，殆非本旨。夫人之情得于亲炙者，其情密而属意深；得于传闻者，其情疏而用意渺。况门人受夫子之教，耳目所濡染，精神所熔铸，中心诚服，同于罔极之恩，比之邈焉疏渺之迹，似若有间，故不觉称诵至于如此，门人亦不得而自知也。其曰不至阿其所好，亦若有慨于其中者矣。
螬可疗目
《孟子》所载陈仲子井中食李事，尝疑螬可以治耳目之病。及阅《晋书》盛彦之母失明年久，常挞其婢，婢恨，以炙螬啖之，母食之美，后以示彦，彦乃抱母痛哭，然母从此目复明。因阅《本草》，亦云蛴螬汁滴目中，可去障翳。乃知仲子匍匐三咽，不为无谓。
孟子不行三年丧
许竹崖日：孟子劝人行三年之丧，而于其身则不能无疑焉。其书日："孟子自齐葬于鲁，反于齐，止于嬴。充虞请日：‘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严，虞不敢请，今愿窃有请也。木若以美然。'"夫以葬鲁未几，而即反于齐，止嬴，方暇而始可以问，则其未尝终丧于家也可知。否则，何自齐以至于葬鲁之后，更无余罅，乃至在途止嬴而可问耶 余谓此说诚独见也。
孟子辟杨、墨
杨朱治老子，墨翟治禹。孟子言其无父无君，又甚之于禽兽，几于酷吏苛辞矣。若以孔子差等百王之眼而照万世，则杨、墨之源不深，其流亦必不长，纵微孟子之排，亦将不久自熄。何者 世方决性命之情以饕富贵，安肯如杨子之不拔一毛 世方后公事急身图，安肯如墨氏之摩顶放踵而利天下 妨逍蠹民，其唯乡愿乎 彼其通宦机、适俗性，故能深投小人之好，而且以久流于世也。然杨、墨真而乡愿伪，试思泣歧悲染，是何等心胸，即墨子守宋一端，已为今古奇绩。假令世有若人，又何暇稽其无父无君之流弊，即目之为忠臣孝子可矣。
孟子善言《诗》
"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学诗之法，孟子两语尽之矣。盖诗人之意，寄兴取喻，含蓄不尽，故言之者无罪，而闻之者足以戒，如刺淫乱，则曰"雍雍鸣雁，旭日始旦"，而昏冒之意自在言外。悯流民，则曰"鸿雁于飞，哀鸣嗷嗷"，而凄凉之景如在目前。伤暴敛，则曰"维南有箕，载翕其舌"，而诛求无厌之惨已不可胜言。孟子论与民偕乐，而独言鼓乐田猎，深识此意。如《诗》有"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释之日："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未尝费辞而理自明。使宋儒为之，不知添许多诠释矣。又如《书》曰"刑故无小，宥过无大。"有作者解日：刑故无刑小，宥过无宥大。只添二字，而语意明白，训诂家须作如是观。
《诗》亡辨
金华王柏日："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之言，实二经始终之要，义理之所关也。解者谓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则《雅》者自为朝会之乐，《春秋》自为鲁国之史，事情阔远而脉络不贯。且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非曰王者之《诗》亡也。凡言《诗》，《风》《雅》皆在其中，非独以为《雅》也。《王制》有日："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自昭王胶楚泽之舟，穆王回徐方之驭，而巡狩绝迹，诸侯岂复有陈诗之事哉 民风之善恶既不得知，其三百篇者，又多东迁以后之诗，无乃得于乐工之所传诵而已。至夫子时，传诵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尽著诸国民风之善恶，然后因鲁史以备载诸国之行事，不待褒贬而善恶自明，故《诗》与《春秋》体异而用则同。
孟子不尽信《武城》
孟子于《武城》止取二三策，又曰"尽信书则不
译曾子、孟子称赞孔子
耿子庸曾说：“‘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这是孟子用来称赞孔子的话，但这只能看作是孟子自我表白的话。‘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这是曾子用来称赞孔子的话，但这只能看作是曾子自我表白的话。”这种解释没有人能领会。
孔子贤于尧、舜
王龙溪说：尧、舜的贤德并不容易超越，解释者只从事功方面来说，大概不是本来的宗旨。人的情感，对于亲身受教的人，感情亲密而用意深长；对于仅凭传闻得知的人，感情疏远而用意渺茫。何况门人接受孔子的教导，耳目所受到的熏陶，精神所受到的熔铸，内心真诚信服，如同没有穷尽的恩德，与那遥远疏渺的事迹相比，似乎有些差别，所以不知不觉地称赞歌颂到如此地步，门人自己也不知道。他说“不至于迎合他们的喜好”，其中似乎也有感慨。
螬可疗目
《孟子》所载陈仲子在井中吃李子的事情，我曾怀疑螬可以治疗耳目疾病。等到阅读《晋书》，盛彦的母亲失明多年，常常鞭打他的婢女，婢女怀恨，把烤熟的螬给她吃，母亲吃了觉得美味，后来拿给盛彦看，盛彦于是抱着母亲痛哭，然而母亲从此眼睛复明。因此查阅《本草》，也说蛴螬汁滴入眼中，可以去除障翳。这才知道仲子趴在地上吞咽三口，不是没有意义的。
孟子不行三年丧
许竹崖说：孟子劝人行三年之丧，而对于他自己则不能不产生怀疑。他的书说：“孟子从齐国到鲁国安葬母亲，返回齐国，在嬴地停留。充虞请求说：‘前几天不知道我不贤，让我督促工匠，事情紧迫，我不敢请求，现在想私下有所请求。木材似乎太华美了。’”既然在鲁国安葬不久，就立即返回齐国，在嬴地停留，等到有空闲才开始可以询问，那么他没有在家守完丧期是可以知道的。否则，为什么从齐国到在鲁国安葬之后，更没有其余的空隙，甚至在路上在嬴地停留才可以询问呢？我认为这种说法确实是独到的见解。
孟子辟杨、墨
杨朱研究老子，墨翟研究禹。孟子说他们无父无君，又比禽兽还甚，几乎像酷吏苛刻的言辞了。如果用孔子区分等级、统观百代的眼光来照耀万世，那么杨、墨的根源不深，他们的流弊也一定不长，即使没有孟子的排斥，也将不久自行熄灭。为什么呢？世人正决断性命之情来贪求富贵，怎肯像杨子那样不拔一毛？世人正把公事放在后面而急于谋私，怎肯像墨氏那样摩顶放踵而利于天下？妨害正道、蛀蚀百姓的，只有乡愿罢了。他们通晓宦海机巧、适应世俗性情，所以能深深迎合小人的喜好，而且能长久流传于世。然而杨、墨真诚而乡愿虚伪，试想泣歧悲染，是何等心胸，即使墨子守宋一端，已是今古奇绩。假使世上有这样的人，又哪有空暇考察他们无父无君的流弊，即使称他们为忠臣孝子也可以了。
孟子善言《诗》
“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学习《诗经》的方法，孟子这两句话概括尽了。大概诗人的意思，寄托兴味取用比喻，含蓄不尽，所以说话的人没有罪过，而听的人足以警戒，如讽刺淫乱，就说“雍雍鸣雁，旭日始旦”，而昏乱冒昧的意思自在言外。怜悯流民，就说“鸿雁于飞，哀鸣嗷嗷”，而凄凉的情景如在目前。悲伤暴敛，就说“维南有箕，载翕其舌”，而诛求无厌的惨状已不可胜言。孟子论述与民同乐，而只说鼓乐田猎，深知此意。如《诗》有“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解释说：“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未曾费辞而道理自明。假使宋儒来做，不知要增添多少诠释了。又如《书》说“刑故无小，宥过无大。”有人解释说：刑故无刑小，宥过无宥大。只添二字，而语意明白，训诂家须作如是观。
《诗》亡辨
金华王柏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的话，实在是这两部经典的始终关键，义理所关涉的地方。解释者认为孔子只因为《雅》亡而作《春秋》，那么《雅》自然是朝会之乐，《春秋》自然是鲁国之史，事情阔远而脉络不贯通。况且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不是说王者的《诗》亡了。凡说《诗》，《风》《雅》都在其中，不是只认为《雅》。《王制》有说：“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自从昭王胶楚泽之舟，穆王回徐方之驭，而巡狩绝迹，诸侯岂复有陈诗之事哉？民风之善恶既不得知，其三百篇者，又多东迁以后之诗，无乃得于乐工之所传诵而已。至夫子时，传诵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尽著诸国民风之善恶，然后因鲁史以备载诸国之行事，不待褒贬而善恶自明，故《诗》与《春秋》体异而用则同。
孟子不尽信《武城》
孟子对于《武城》只取二三策，又说“尽信书则不
如无书"，可见古圣贤读典谟犹自有去取，所以识见笼罩千古。今之学者甘作辕下之驹，何怪其日陋也。虽然，使是说不出孟氏，则宋儒又以为异端之射的矣。
译如果没有书”，可见古代的圣贤阅读《典》《谟》等经典时，也自有取舍，因此他们的见识能够涵盖千古。如今的学者甘愿做车辕下的马驹，怎么怪他们日益浅陋呢？虽然如此，如果这种说法不是出自孟子，那么宋代儒者又会把它当作异端攻击的目标了。
告子性学
告子一生留心性学，故《孟子》七篇，唯与告子论学最精，以为冥然罔觉，悍然不顾，不知告子甚矣。王弇州日：荀子之言性恶，盩矣，然亦自体验得之。如告子亦体验而得者也。杨子之善恶混，从孟、荀之论而发其疑；韩于之三品，复因三子之论而酌其似，非体验得者也。此论可为二子出气。
《孟子》句读
《孟子》"冯妇暴虎"章，一本作："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句)，士则之(句)。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云云。前"士则之"，后为"士者笑之"，文义相属，而于章旨亦合，特难与迂滞者语耳。
魏襄王竹简与孔壁同功
春秋战国殉葬之风大行，至始皇穿冢骊山，珠玑宝玉，穷极人代。唐太宗独以《兰亭》，高出千古矣。然孰与魏襄王之竹简也 襄王即《孟子》所谓"不似人君"者，而冢中独竹简数十车，古器一二，服玩珍怪无闻焉。即世传三书，无论如《大易系辞》，或烬于秦火，而出于冢中，则襄王竹简岂不与孔壁同功哉！当战国纷争，雅尚有如若人，诚未易者，乃世率置之弗道，惜哉!
孙叔敖碑考
《史记》载孙叔敖、优孟事甚详。按叔敖，浮光期思县人也。期思今废为镇。费补之云：予得汉延熹中碑，书是事微有不同，云：病甚，临卒，将无棺椁，令其子日："优孟曾许千金贷吾。"孟，楚之乐长，与相君相善，虽言千金，实不负也。卒后数年，庄公置酒以为乐，优孟乃言孙君相楚之功，即慷慨高歌，泣涕数行。王心感动觉悟，问孟，具列对，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辞："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功，而欲有赏，必于潘国，下湿墝埆，人所不贪。"遂封潘乡，潘即固始也。而所载歌绝奇，日："贪吏而可为而不可为，廉吏而可为而不可为。贪吏而不可为者，当时有污名；而可为者，子孙以家成。廉吏而可为者，当时有清名；而不可为者，子孙困穷，披褐而卖薪。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贫。独不见楚相孙叔敖，廉洁不受钱。"味其语，愤世嫉邪，含思哀怨，过于恸哭，胜《史记》所书远甚，听者安得不感动也。欧阳公《集古录》谓：微斯碑，后世遂不复知孙叔敖名饶。又谓：碑亦罕传，余以集录二十余年间，求之博且勤，乃得之云。
孙武入郢之举疑伪
孙武之谈兵，当在穰苴之后、吴起之前。然武为吴将入郢，其说或未尽然。丘明于吴事最详练，又喜夸好奇，以武如此举动，不应尽没其实。盖战国策士以武圣于谈兵，耻以空言令天下为说文之耳。夫谈者固未必有用，用者固有不必谈。刘子玄非真能史，其论史即马、班莫能难。严羽卿非真能诗，其论诗即李、杜莫能如。藉令马、班、李、杜自言之，或未必如二子之凿凿也，而责二子以为马、班、李、杜则悖矣。
子胥、种、蠡皆人杰
扬子云以三谏不去、鞭尸藉馆为子胥之罪，以不强谏勾践而栖之会稽为种、蠡之过。夫三谏而去，为人臣交浅者言也，如宫之奇、泄冶乃可耳。至如子胥，吴之宗臣，与国存亡者也，去将安往哉 百谏不听，继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鲁，未尝一谏，又安用三 父受诛，子复仇，礼也。生则斩首，死则鞭尸，发其至痛，无所释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独非人子乎 至于藉馆，阖闾与群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勾践困于会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战而强谏以死之，不过一强项之臣耳，于国家成败何益哉![唐卢元甫有《胥山铭序》云："伍公绝楚出疆，在平为未宦臣，在奢为既壮子，坎壈仗节，乞师于吴，五战入郢。先王有言：‘抚则后，虐则仇。'成汤用为大义，孔子立为大经，子胥修为大仇，骚人赋为大怨。"语意豁达，足为子胥吐气。]
吴亡不系西施
昔人谓声色迷人，以为破国亡家，无不由此。夫齐国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无害霸。蜀宫无倾国之美人，刘禅竟为俘虏。亡国之罪，岂独在色!向
译告子论性
告子一生潜心研究人性之学，所以《孟子》七篇中，只有与告子辩论学问最为精辟。世人以为告子冥顽不灵、毫无知觉，悍然不顾，这实在是不了解告子啊。王弇州说：荀子主张人性本恶，虽然偏颇，但也是他自己体验得来的。告子也是通过体验而得出的结论。杨子的“善恶混”论，是从孟子、荀子的争论中产生疑问而发出的；韩愈的“三品”说，又是根据这三人的议论斟酌其相似之处而提出的，并非通过体验得来的。这番议论可以为告子和杨子辩白。
《孟子》句读
《孟子》中“冯妇搏虎”一章，有一个版本写作：“晋国有个叫冯妇的人，擅长搏杀老虎，最终成为了善人（句），士人效法他（句）。荒野上有众人追逐老虎，老虎背靠山角，没有人敢接近它”等等。前面是“士人效法他”，后面是“士人嘲笑他”，文义前后连贯，而且符合章节主旨，只是难以向迂腐固执的人解释罢了。
魏襄王竹简与孔壁同功
春秋战国时期，殉葬之风盛行，到了秦始皇在骊山修筑陵墓，珠玉珍宝，穷尽人间极致。唐太宗唯独凭借《兰亭序》，高出千古。然而，谁能比得上魏襄王的竹简呢？魏襄王就是《孟子》中所说的“不像君主”的人，但墓中唯独有几十车竹简，古器物只有一两件，服饰玩物珍奇怪异的东西却听不到。即使世间流传的三书，无论像《大易系辞》那样，或者在秦火中焚毁，或者从墓中出土，那么魏襄王的竹简难道不与孔子壁中书有同样的功劳吗！在战国纷争之际，像这样的人还能崇尚雅正，确实不容易，然而世人大多置之不谈，可惜啊！
孙叔敖碑考
《史记》记载孙叔敖、优孟的事情非常详细。查考孙叔敖，是浮光期思县人。期思现在已废为镇。费补之说：我得到汉延熹年间的碑文，记载这件事略有不同，说：孙叔敖病重，临终时，将没有棺椁，对他的儿子说：“优孟曾答应借给我千金。”优孟是楚国的乐长，与相国交好，虽然说了千金，实际上并没有辜负他。孙叔敖死后几年，楚庄公设酒宴取乐，优孟于是讲述孙叔敖辅佐楚国的功劳，随即慷慨高歌，泪流数行。庄王内心感动觉悟，询问优孟，优孟详细回答，庄王于是寻找孙叔敖的儿子并加封他。儿子推辞说：“父亲有遗命，如果楚国不忘记亡臣的社稷功劳，想要给予赏赐，一定要在潘国，那里地势低湿贫瘠，人们不贪图。”于是封赐潘乡，潘就是固始。而碑文中所载的歌谣非常奇特，说：“贪官可以做而不可以做，廉吏可以做而不可以做。贪官不可以做的原因，当时有污名；可以做的原因，子孙因此成家立业。廉吏可以做的原因，当时有清名；不可以做的原因，子孙困穷，穿着粗布衣服卖柴。贪官常常苦于富有，廉吏常常苦于贫穷。难道没看见楚相孙叔敖，廉洁不接受钱财。”品味这些话，愤世嫉邪，含思哀怨，胜过痛哭，远远超过《史记》所记载的，听的人怎能不感动呢。欧阳修《集古录》说：如果没有这块碑，后世就再也不知道孙叔敖名叫饶。又说：碑文也很少流传，我在《集古录》二十多年间，寻求广泛且勤奋，才得到它。
孙武入郢之举疑伪
孙武谈论兵法，应当在穰苴之后、吴起之前。然而孙武作为吴国将领攻入郢都，这种说法或许不完全真实。左丘明对吴国的事最熟悉，又喜欢夸大猎奇，以孙武这样的举动，不应该完全抹去事实。大概是战国策士因为孙武擅长谈论兵法，耻于用空话让天下人信服，所以编造了这些言论。谈论的人固然未必有用，有用的人固然不必谈论。刘知几并非真正擅长史学，他论史即使司马迁、班固也不能驳难。严羽并非真正擅长诗歌，他论诗即使李白、杜甫也不能企及。假使司马迁、班固、李白、杜甫自己来说，或许未必像这两人那样确凿，但要求这两人具备司马迁、班固、李白、杜甫的才能则是荒谬的。
子胥、种、蠡皆人杰
扬雄认为三次劝谏而不离开、鞭尸藉馆是伍子胥的罪过，认为不强谏勾践而让他栖身会稽是文种、范蠡的过错。三次劝谏而离开，是对君臣关系浅薄的人说的，像宫之奇、泄冶那样才可以。至于伍子胥，是吴国的宗臣，与国家共存亡，离开又能去哪里呢？百次劝谏不听，接着以死相谏是可以的。孔子离开鲁国，未曾一次劝谏，又何必三次？父亲被杀，儿子复仇，是礼法。活着时斩首，死后鞭尸，发泄极度的悲痛，无法释怀。因此过去的君子，都哀怜并宽恕他，扬雄难道不是人子吗？至于藉馆，是阖闾与群臣的罪过，不是伍子胥的本意。勾践被困于会稽，才能任用这两人，如果先战而强谏以死，不过是一个强项之臣罢了，对国家成败有什么益处呢！[唐卢元甫有《胥山铭序》说：“伍公决绝楚国出境，在平王时是未做官的臣子，在奢王时是已成年的儿子，坎坷中坚守节操，向吴国乞求军队，五战攻入郢都。先王有言：‘安抚则后，虐待则仇。’成汤用为大义，孔子立为大经，伍子胥修为大仇，骚人赋为大怨。”语意豁达，足以替伍子胥吐气。]
吴亡不系西施
古人说声色迷人，认为破国亡家，没有不是由此引起的。齐国有不嫁的姊妹，管仲说无害于称霸。蜀宫没有倾国的美人，刘禅最终成为俘虏。亡国的罪过，难道只在美色！从前
西施不随范蠡
自杜牧有"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之句，世皆传范蠡载西施以逃。及观《修文御览》引《吴越春秋》逸篇云：吴亡后，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浮沈也。子胥之被谗，西施有力焉。子胥死，盛以鸱夷，浮之江，今沈西施于江，所以谢子胥也。范蠡去越，亦号鸱夷子，杜牧遂误以胥为蠡耳。《墨子》日："吴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岂非明证哉!文士一时趁笔，遂堕后人于疑网。[余按唐《景龙文馆记》，宋之问分题得《浣纱篇》云："越女颜如花，越王闻浣纱。国微不自宠，献作吴宫娃。一行霸句践，再笑倾夫差。一朝还旧都，靓妆寻若耶。乌惊入松萝，鱼畏入荷花。"观此则西施后还会稽矣。要之沉江之说为信。/夏君宠日：作随蠡去更好，更有趣。沉江何益也 吴宫历年之宠幸，介然必成所事，岂儿女柔肠所可辨耶 谮子胥，为主吠也，何足诛 ]
大赦始于春秋
后世乃有大赦之法，不问情之浅深，罪之轻重，凡有犯在赦前，则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盗贼及作奸犯科者不诘，于是赦为偏枯之物、长奸之门。然观管仲所言及陶朱公之事，则知春秋、战国时已有大赦之法矣。
苏代为燕昭间齐
燕昭即位，志复齐仇，非一日矣。乐毅以赵乱适卫、至燕，在十七年之后，又十年始合五国以破齐。方其患齐之强，志未逞也，苏代之徒为之间齐，离赵之交，激秦之怒，劝之以伐宋，骄其兵而罢其师，齐卒以亡，代有力焉。而世不数，何也 张和仲日：代之所为，不过倾诈反覆之术，与兵家之用间等耳。必有乐毅，然后能号召五国，连兵济上。毅所谓发纵指示之功也，岂代可拟哉!
乐毅、田单两贤相厄
乐毅为燕合诸侯破齐，杀湣王，举全齐之富而归之燕，徇齐五年，下齐七十余城，唯莒、即墨未服。兵久于外，而燕人无怨心，诸侯无异议。其所以镇抚内外，必有道矣。湣王之暴，神人之所共弃，而伐齐之利，诸侯之所共有，此固毅之本计欤 至于莒、即墨相持，田单拒之五年而不决，此非战之罪，勇智相敌，势固然耳。廉颇拒王龁于长平，司马懿拒诸葛亮于祁山，智均力敌，虽有小负，莫肯先决而要之以久。使毅不遭惠王之隙，以燕、齐之众而临二城，磨以岁月，虽田单之智，将何能为乎 其势如燕将之守聊，愈久而愈困耳。至夏侯玄不达兵势，以为毅不下二城，将以成王者之业，此书生之论，非其实也。[古今用兵，攻守之势甚悬，有善守则无善攻。是故王莽以百万围昆阳也而歼，隋炀以百十三万围平壤也而溃，此其兵莫众矣，则曰将非才也。孔明以十万围陈仓而不拔，孙权以十万围合肥而几擒，此其将莫才矣，则曰兵非众也。光武悉汉将之良以围天水而折北，神武悉齐兵之锐以围金墉而殒身，此将非弗才、兵非弗众矣，则犹曰敌坚也。拓拔英、杨大眼以四十万围钟离而只轮不返，郭子仪、李光弼以六十万围相州而九师尽奔，此将非不才、兵非不众、敌非不脆矣，则犹曰救至也。至魏太武屯百万于宋，唐太宗聚天下于辽，则不惟将之才绝古今，而且帝矣；不惟兵之众极海宇，而且精矣，加以盱眙小城、安市夷帅，敌非勍也；义隆破胆，延寿望风，救已绝矣；然而卒自解者，何以故也 故日：攻守之势，悬绝甚也，有善守则无善攻也。而况乎乐毅之将燕昭之兵，而攻乎田单之守，又有骑劫之代也，若之何二城之可拔也 ]
乐毅去就无歉
毅以谗去燕适赵，赵，父母国也，报燕惠王书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不效战国反覆，复为赵而仇燕，去就无歉，传之子孙亦然。高帝过赵，复封其孙乐叔者于乐多，其所感者深矣。然则乐毅非战国之士也。
田单用疑
田单之保即墨也，使人食必祭，以致乌鸢，又设为神师，皆近儿戏，无益于事。盖先以疑似置人心腹中，则夜见火牛龙文，足以骇动，取一时之胜，此其本意
译西施没有跟随范蠡
自从杜牧有了“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的诗句，世人便都传说范蠡载着西施逃亡。等到查看《修文御览》引用《吴越春秋》的逸篇说：吴国灭亡后，将西施沉入江中，让她随着鸱夷（皮囊）一同沉浮。伍子胥遭受谗言陷害，西施在其中起了作用。伍子胥死后，被装进鸱夷皮囊，沉入江中，如今将西施沉入江中，是为了向伍子胥谢罪。范蠡离开越国，也号称鸱夷子皮，杜牧于是误将伍子胥当作范蠡了。《墨子》说：“吴起被车裂，是因为他的功劳；西施被沉江，是因为她的美貌。”这难道不是明确的证据吗！文人一时笔误，便让后人陷入疑惑的罗网。[我查考唐代《景龙文馆记》，宋之问分题作《浣纱篇》说：“越女容颜如花，越王听说她在浣纱。国家微弱不自我宠爱，献出成为吴宫的宠妃。一次行走成就勾践霸业，两次一笑倾覆夫差。一朝回到旧都，盛装寻找若耶溪。乌鸦惊飞进入松萝，鱼儿畏惧潜入荷花。”看这首诗，西施后来还是回到了会稽。总之，沉江的说法更为可信。/夏君宠说：写成跟随范蠡离去更好，更有趣。沉江有什么益处呢？在吴宫多年受宠，必定能成就大事，哪里是儿女情长所能分辨的？进谗言害死伍子胥，是为君主效命，哪里值得诛杀？]
大赦始于春秋
后世才有大赦的法律，不问情节深浅，罪行轻重，凡是犯法在赦令之前的，杀人者不处死，伤人者不判刑，盗贼以及作奸犯科者不追究，于是赦令成为偏枯无用的东西、纵容奸恶的门路。然而查看管仲所说的以及陶朱公的事情，就知道春秋、战国时已有大赦的法律了。
苏代为燕昭王离间齐国
燕昭王即位，立志报复齐国的仇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乐毅因为赵国动乱到卫国、再到燕国，是在十七年之后，又过了十年才联合五国攻破齐国。当齐国强盛令人担忧，志向未能实现时，苏代这类人为燕昭王离间齐国，破坏赵国与齐国的交好，激怒秦国，劝秦国攻打宋国，使齐国军队骄傲而疲惫，齐国最终因此灭亡，苏代是有功劳的。而世人却不称颂他，为什么呢？张和仲说：苏代所做的，不过是倾诈反复的权术，与兵家使用间谍一样罢了。必定有乐毅，然后才能号召五国，在济水边联合出兵。乐毅所谓发纵指示的功劳，哪里是苏代可以比拟的！
乐毅、田单两位贤人相互制约
乐毅为燕国联合诸侯攻破齐国，杀死湣王，将齐国全部的财富归于燕国，在齐国征战五年，攻下齐国七十多座城池，只有莒、即墨没有降服。军队长期在外，而燕国人没有怨言，诸侯没有异议。他之所以能镇抚内外，必定有他的道理。湣王的残暴，是神人共同抛弃的，而攻打齐国的利益，是诸侯共同享有的，这本来就是乐毅的计策吗？至于莒、即墨两地相持，田单抵抗了五年而没有决出胜负，这不是战争的罪过，而是勇智相当，形势本来如此。廉颇在长平抵抗王龁，司马懿在祁山抵抗诸葛亮，智勇均等，虽然有小败，都不肯先决战而用持久战来较量。假如乐毅没有遭遇燕惠王的猜忌，以燕、齐两国的兵力逼近这两座城池，用岁月来消磨，即使有田单的智谋，又能做什么呢？形势就像燕将坚守聊城，时间越久越困窘。至于夏侯玄不懂军事形势，认为乐毅不攻下这两座城池，是为了成就王者的事业，这是书生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古今用兵，攻守的形势相差很大，有善于防守的就没有善于进攻的。所以王莽用百万大军包围昆阳却被歼灭，隋炀帝用一百一十三万大军包围平壤却溃败，这些军队没有不众多的，所以说将领没有才能。诸葛亮用十万大军包围陈仓而没有攻克，孙权用十万大军包围合肥而差点被擒，这些将领没有不有才能的，所以说军队不众多。光武帝集结汉朝所有良将包围天水却战败，神武帝集结齐国所有精锐包围金墉却丧命，这些将领不是没有才能、军队不是不众多，却还说敌人坚固。拓拔英、杨大眼用四十万大军包围钟离却全军覆没，郭子仪、李光弼用六十万大军包围相州却九军尽逃，这些将领不是没有才能、军队不是不众多、敌人不是不脆弱，却还说救兵到了。至于魏太武帝屯百万大军于宋，唐太宗聚天下兵力于辽，不仅将领的才能冠绝古今，而且是皇帝亲自指挥；不仅军队众多极尽海宇，而且精锐，加上盱眙小城、安市夷帅，敌人并不强大；义隆吓破了胆，延寿望风而逃，救兵已经断绝；然而最终自己解围，为什么呢？所以说：攻守的形势，相差悬殊，有善于防守的就没有善于进攻的。何况乐毅率领燕昭王的军队，攻打田单的防守，又有骑劫接替乐毅，怎么能攻下这两座城池呢？]
乐毅去留无愧
乐毅因为谗言离开燕国到赵国，赵国是父母之邦，他给燕惠王回信说：“忠臣离开国家，不洗刷自己的名声。”不效仿战国时期反复无常的人，再次为赵国而仇视燕国，去留之间没有愧疚，传给子孙也是如此。高帝经过赵国，再次封他的孙子乐叔于乐多，所感动的很深。那么乐毅不是战国时期那种反复无常的人。
田单使用疑兵
田单保卫即墨时，让人吃饭时必定祭祀，以招来乌鸦和老鹰，又设立神师，都近乎儿戏，对事情没有益处。大概先以疑似之事置入人心腹中，那么夜里看到火牛龙纹，足以骇动敌军，取得一时的胜利，这是他的本意。
也。
商鞅善托其君
商君之初见孝公也，说之以帝道，不悦；复说之以王道，又不悦；最后乃复进公以霸道。若此者，岂真望其君以帝王之道哉 盖先以迂阔久远之事尝焉，使孝公之心厌，再尝之，而知其心之必在于富强也，故一语而辄合，商君所以内托其身而外托其君者审矣。说者日："图王不成，其弊犹可以霸。"呜呼!使齐桓、晋文而行汤、武之事，将求亡之不暇，虽欲霸可得乎 第此难与拘儒道耳。
译罢了。
商鞅善于依托他的君主。
商君初次拜见秦孝公时，用帝道来游说他，孝公不悦；又用王道来游说他，孝公还是不悦；最后才进献霸道给孝公。像这样，难道真的是希望他的君主实行帝王之道吗？大概是用那些迂腐空泛、遥远难及的事情来试探，使孝公心生厌倦，再次试探，从而知道他的心意必定在于富国强兵，所以一开口就相合，商君用来内在依托自身、外在依托君主的做法真是审慎啊。有人说：“谋求王道不成，其弊端还可以成就霸业。”唉！假使齐桓公、晋文公去实行商汤、周武王那样的王道之事，将会求死都来不及，即使想要成就霸业，可能吗？只是这话难以跟那些拘泥的儒生讲通罢了。
商鞅徙言令便者
商鞅徙木之后，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商鞅曰："此皆乱化之民。"尽迁之于边城。夫立法之时，不难徙言不便者，而难徙言便者，鞅一切不顾，直是有豪杰胸胆，要亦厌其变迁不情耳。
虞卿复相赵
游说之士，皆历诋诸侯，以左右罔其利。独虞卿始终事赵，专持从说，其言前后可考，无翻复之病，观其赴魏齐之急，捐相印、弃万户侯而不顾，此固义侠之士，非说客也哉!然太史公记虞卿与赵谋事，皆秦破长平后，而卿为魏齐弃相印、走大梁，则前此矣。意者魏齐死，卿自梁还复相赵，太史公叙次偶倒耳。
仲连使秦不终帝
鲁仲连辩过秦、仪，气凌髡、衍，而从横之利不入于口，因事放言，切中机会，排难解纷，如决溃堤，不终日而成功，逃避爵赏，脱屣而去，战国以来一人而已。仲连死，秦人帝，不旋踵而亡，若天下共守其言不背也。
杨龟山误贬蔺相如
蔺相如争赵璧事，气盖秦廷，而杨龟山弗是之，谓古以皮币珠玉而不得免者，况一璧乎 归赵何益 是时宋输女真金帛多矣，不知又何益也 龟山此论，岂其未见靖康以后事耶
救阏与非奢不可
阏与之地，秦、韩、赵三国之交。秦攻韩而移兵阏与，盖出赵之不意也。赵议发兵救之，廉颇不肯轻用其名，斗成败于鼠穴。赵奢出自细微，一战而胜。然则颇遂不若奢与 不知颇，秦所忌也；奢，秦所易也。奢将则敌信而不疑，颇将则敌畏而备坚矣。故奢之事，颇虽勇不能行；颇之言，奢虽胜不能夺也。尚论者其可以一胜之功妄置褒弹乎
平原君所失不独毛遂
《战国策》：秦围邯郸急且降，平原君用传舍吏子李同之说，得敢死士三千，却秦军三十里。所谓李同者，非平原客也，则其所失不独一毛遂已。
范睢、蔡泽倜傥
范雎以亡囚而驱四贵，蔡泽以羁旅而攫相位。行而无媒，犯天下之所至难，其势非危言则无所激，故泽之宣言困睢者，即睢之谬言无王也。三寸柔舌，博金印如斗大，吁，可畏哉!虽然，范睢富贵已极，及泽一说，即日解印绶如掷瓦砾。泽为相亦不过数月，谢病免归。二子所谓倜傥之士，其心能作能止，真有过人者。黄东发犹有捕蝉之诮，岂真所谓耳食者与
应侯用蔡泽
蔡泽以唐举一言之激，袖手而入秦，乘应侯之自危，出不穷之辩，杜其口，伏其意，安然而据其相位，若承蜩然。智者以为蔡泽之用应侯，不知应侯之用蔡译也。夫自武安戮，郑安平叛，王稽见法，人主之大欲不尽酬，而应侯且无以自解，盖尝彷徨而左右顾，求其人以托税驾之地而不可得，得一蔡泽为之代，应侯其免矣，是故幡然而荐之。天下皆以应侯能用贤，而应侯之过，自是无以闻于昭王者，非以蔡泽故耶
秦先时自有张禄
《史记》谓睢入秦，变姓名为张禄。学者盖不知秦先时自有张禄也。初，孟尝君相齐，悦张禄先生之教，奉之黄金百斤、文织百纯，禄辞而不受。他日谓孟尝君："夫秦，四塞国也，游宦者不不得入焉。愿君为丈尺之书，寄我于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人也；往而不遇乎，虽人求谋，固不遇矣。"孟尝君日；"敬闻命。"因为之书，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考之田文之卒，在范雎未入秦之先，则张禄之入秦，居范睢之前久矣。睢入秦而踵名张禄，岂禄尝有闻于诸侯，秦特令睢冒其名以诳邻国耶
吕不韦之愚
吕不韦事，谈者皆艳之，不知不韦何奇之有，天厌秦德，假手贾人子巧易其宗耳。不然，不韦自谓智矣，能反掌攘千乘之国，而不能奋身脱赤族之诛；能立毙二王于方壮之年，而不能制子政于垂髫之日，岂智于前而后乃愚耶 天夺其鉴矣。若夫《吕览》一书，要不过窃他人之唾余，矜自己之隽永，千金悬咸阳市而无一人敢增损一字，岂真"游、夏不能赞一词"耶 儒家
译商鞅迁徙那些改口说法令便利的人
商鞅徙木立信之后，秦国百姓中起初说法令不便的人，后来有改口说法令便利的，商鞅说：“这些都是扰乱教化的人。”把他们全部迁徙到边远城邑。在制定法律的时候，不难迁徙那些改口说法令便利的人，却难迁徙那些坚持说法令不便的人，商鞅一概不顾，这确实是有豪杰的胸襟胆识，但也大概是厌恶他们反复无常、不合情理罢了。
虞卿再次担任赵国相国
游说之士，都逐一诋毁各国诸侯，以便左右逢源、谋取私利。只有虞卿始终侍奉赵国，专门坚持合纵的主张，他的言论前后可以考证，没有反复无常的毛病。看他为救魏齐的急难，抛弃相印、舍弃万户侯的爵位而不顾，这确实是义侠之士，哪里是普通的说客呢！然而太史公记载虞卿与赵国谋划国事，都是在秦军攻破长平之后，而虞卿为魏齐抛弃相印、逃往大梁，却是在这之前。推测可能是魏齐死后，虞卿从大梁回来再次担任赵国相国，太史公叙述次序偶然颠倒了。
鲁仲连出使秦国使秦王不再称帝
鲁仲连的辩才胜过秦惠王、张仪，气势压倒淳于髡、邹衍，纵横捭阖的利益不挂嘴边，根据事情发表言论，切中要害，排除危难、化解纷争，如同决开溃堤，不到一天就取得成功，逃避爵位赏赐，像脱掉鞋子一样离去，战国以来仅此一人而已。鲁仲连死后，秦人称帝，不久就灭亡了，好像天下人都共同遵守他的言论而不违背一样。
杨龟山错误地贬低蔺相如
蔺相如争夺赵国和氏璧的事，气势压倒秦廷，而杨龟山却不认同，说古代用皮币珠玉都不能免祸，何况一块璧玉呢？归还赵国有什么好处？当时宋朝向金国输送金银丝绸很多了，不知道又有什么好处？杨龟山的这个论断，难道是没有看到靖康之变以后的事情吗？
救援阏与非赵奢不可
阏与这个地方，是秦、韩、赵三国的交界。秦国攻打韩国而转移兵力到阏与，大概是出于赵国的意料之外。赵国商议发兵救援，廉颇不肯轻易动用他的名声，在狭小之地决一胜负。赵奢出身微贱，一战就获胜。那么廉颇就不如赵奢吗？不知道廉颇是秦国所忌惮的；赵奢是秦国所轻视的。赵奢领兵则敌人相信而不怀疑，廉颇领兵则敌人畏惧而防备坚固。所以赵奢做的事，廉颇虽然勇敢也不能实行；廉颇的话，赵奢虽然获胜也不能改变。评论历史的人怎么可以凭一次胜利之功随意褒贬呢？
平原君所失去的不只是毛遂
《战国策》记载：秦军围困邯郸紧急，赵国将要投降，平原君采纳传舍吏子李同的建议，得到敢死之士三千人，击退秦军三十里。所说的李同，不是平原君的宾客，那么平原君所失去的不只是一个毛遂了。
范雎、蔡泽洒脱豪放
范雎以逃亡囚犯的身份驱逐四位权贵，蔡泽以寄居他乡的旅人身份攫取相国职位。行动而没有媒介，触犯天下最难的事情，他们的形势如果不靠危言耸听就无法激励，所以蔡泽宣言使范雎困窘的话，就是范雎谬论中没有帝王的意思。三寸柔软舌头，博得大如斗的金印，唉，真可怕啊！虽然如此，范雎富贵到了极点，等到蔡泽一游说，当天就解下印绶像扔掉瓦砾一样。蔡泽担任相国也不过几个月，称病辞职回家。这两个人所谓洒脱豪放之士，他们的心能进能止，真有超过常人的地方。黄东发还有捕蝉的讥讽，难道真是所谓耳食之徒吗？
应侯任用蔡泽
蔡泽凭借唐举一句话的激励，袖手进入秦国，趁着应侯自我危惧，层出不穷的辩论，堵住他的口，折服他的意，安然占据他的相国职位，如同粘蝉一样。智者认为蔡泽利用应侯，不知道应侯是利用蔡泽啊。自从武安君被杀，郑安平叛变，王稽受法处置，君主的大欲望没有完全满足，而应侯且无法自我辩解，曾经彷徨左右张望，寻求可以托付晚年的人而得不到，得到一个蔡泽代替自己，应侯就免祸了，所以幡然推荐他。天下人都认为应侯能任用贤才，而应侯的过错，从此没有传到昭王耳中，不是因为蔡泽的缘故吗？
秦国先前自有张禄
《史记》说范雎进入秦国，改姓名为张禄。学者大概不知道秦国先前自有张禄。起初，孟尝君在齐国为相，喜欢张禄先生的教导，奉送黄金百斤、文织百纯，张禄推辞不接受。有一天对孟尝君说：“秦国是四面险阻的国家，游宦的人不能进入。希望您写一封短信，把我推荐给秦王。我去了而遇到机会，本来就是您的人；去了而遇不到机会，即使有人求谋，本来也遇不到。”孟尝君说：“恭敬地听从您的命令。”于是为他写信，寄给秦王，去了而大受重用。考证田文的去世，在范雎未入秦国之前，那么张禄进入秦国，在范雎之前很久了。范雎进入秦国而沿用张禄的名字，难道张禄曾在诸侯中有名声，秦国特意让范雎冒用他的名字来欺骗邻国吗？
吕不韦的愚蠢
吕不韦的事，谈论的人都艳羡他，不知道吕不韦有什么奇特之处，上天厌恶秦国的德行，假手商人儿子巧妙改变他的宗庙罢了。不然，吕不韦自认为有智慧，能反掌夺取千乘之国，却不能奋身逃脱灭族的诛杀；能立毙二王于壮年，却不能控制子政于幼年，难道是先前有智慧而后来的愚蠢吗？上天夺去了他的明鉴。至于《吕览》一书，不过是窃取他人的唾余，夸耀自己的隽永，千金悬挂在咸阳市而没有一人敢增损一字，难道真是“游、夏不能赞一词”吗？儒家
者流，取其首篇所纪月令，厕之礼经，迄于今不废也，岂不韦能愚后人哉，人自愚耳。
译这类人，选取《吕氏春秋》首篇所记载的《月令》，将其编入礼经之中，直到今天也没有废止，难道吕不韦能够愚弄后人吗？其实是后人自己愚弄自己罢了。
黄歇之祸不在李园
黄歇之为奸，大类不韦，而行之于为相之后，尤不义。虽使听朱英，杀李园，终擅楚国，亦将不免大咎。何以言之 楚之立国仅千岁，无功于民而获罪于天，天以歇阴乱其嗣，而与之俱毙，岂区区朱英所能为哉 不然，以黄歇之智，而朱英之言独无慨于中乎!
燕、吴之所以亡
燕国于蛮貊之间，春秋之际，未尝与诸侯会盟。至于战国，亦以耕战自守，安乐无事，未尝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苏秦入燕，始以纵横之事说之。自是兵交中国，无复宁岁，六世而亡。吴自太伯至寿梦十七世，不通诸侯，自巫臣入吴，教之乘车战射，与晋、楚力争，七世而亡。兴亡之迹，大略相似。彼说客策士，借人之国以自快于一时可矣，而为燕若吴者，亦何利此二子哉!
客非负齐
"松耶柏耶"之歌，悼王建以客亡国也。然是时有即墨大夫，亦客也，知齐亡在旦夕，见王而说之日："齐地方数千里，带甲百万，今三晋大夫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间者百数。王收而与之数万之众，使收晋故地，即临晋之间可复矣。鄢、郢大夫不欲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数。王收而与之数万之众，使收楚故地，即武关可入矣。如此而齐威可立，岂特保国家而已哉!"建不听，而竟饿死其邑松柏之间。为此谋者非客耶 然则非客负于齐，固王听之不聪耳。
千百年眼卷四
秦用客之功
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国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国人，独秦则不然。始与谋国开伯业者，魏人公孙鞅也，其他若楼缓赵人，张仪、魏冉、范睢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李斯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有天下者，诸人之力也。
战国九流中辩士
战国著书者亡非辩士，九流中具有其人。孟、荀，儒之辩者也；庄、列，道之辩者也；衍、奭，阴阳之辩者也，髡、孟，滑稽之辩者也；宋玉，词赋之辩者也。今但知仪秦髡衍为辩士，孟氏有好辩之名，亦小矣。
古文多譬况
秦、汉以前，书籍之文，言多譬况，当求于意外。如《尚书》云："说筑傅岩之野。"筑之为言，居也，后世犹有"小筑"之称。求其说而不得，遂谓傅说起于板筑，虽孟子亦误矣。伊尹负鼎以干汤，谓尹有鼎鼐之才也，犹《书》曰"迓衡"云耳。横议者遂谓伊尹为庖人，若然，则衡秤也，尹曰迓衡，其亦舞秤权之市魁乎 子贡多学而识，故孔子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庄子便谓子贡乘大马，中绀表素之衣；太史公立《货殖传》，便首诬子贡，如此则子贡一猗顿耳。又《论语》"为命，裨谌草创之。"左氏遂谓裨谌谋于野则获。盖因草之一字诬之也。孔父正色而立朝，左氏遂谓孔父之妻美而艳，盖因色之一字诬之也。例此以往，则《国语》谓骊姬蝎谮申生，必将如吉甫之掇蜂；《礼》所云诸侯渔色于下，即小说家谓西施因网得之类矣乎 姑发此以谂知者。
读书句读
学者有读书终身不知句读者，由少年不经师匠，因仍至此。尝观李彦平读《礼记》"男女不杂(句)坐不同(句)柂枷不同(句)巾栉不亲授(句)"，程伯淳读《孟子》"至大至刚以直(句)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姚宽读《左氏春秋》"故讲事以度轨(句)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句)采谓之物"，又"闻晋公子骈协欲观(句)其裸浴(句)薄而观之"，费补之读《汉书卫青传》"人奴之(句)生得无笞骂即足矣"，杨用修读《史记》"高祖与父老约(句)法三章耳"，皆妙得古人之旨。以类推之，如《庄子》"泾流之大两涘"为句。《史记封禅书》"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观后天子至梁父礼祠地主之文，则八神名当至"主"字句绝，而用修、允宁皆"一曰天""二曰地"为句。《季布传》"身屡典军搴旗者数矣"九字一句，而《索隐》"身屡典军"为句。《匈奴传》"务讇纳其说，以便偏指，
译黄歇的灾祸不在李园
黄歇的奸邪，大体类似吕不韦，但他是在担任相国之后才这样做的，尤其不义。即使他听从朱英的建议，杀掉李园，最终独揽楚国大权，也终究难免大祸。为什么这样说呢？楚国立国仅仅一千年，对百姓没有功劳却得罪了上天，上天借黄歇暗中扰乱他的继承人，并让他一同灭亡，这难道是小小的朱英所能左右的吗？如果不是这样，以黄歇的智慧，朱英的话难道不会让他内心有所触动吗！
燕、吴灭亡的原因
燕国处于蛮夷之地，春秋时期，未曾参与诸侯的会盟。到了战国时期，也凭借耕战来自守，安乐无事，未曾遭受战祸。燕文公二十八年，苏秦进入燕国，开始用纵横之术游说燕国。从此燕国与中原各国交战，不再有安宁的年份，六代之后便灭亡了。吴国从太伯到寿梦共十七代，不与其他诸侯交往，自从巫臣进入吴国，教他们乘车作战射箭，与晋、楚两国力争，七代之后便灭亡了。兴亡的迹象，大致相似。那些说客策士，借别人的国家来让自己一时痛快是可以的，但对于燕国和吴国来说，又有什么利益得到这两个人的帮助呢！
客卿没有辜负齐国
“松耶柏耶”的歌声，是哀悼王建因客卿而亡国的。然而当时有即墨大夫，也是客卿，知道齐国灭亡在即，见到王建并游说他说：“齐国土地方圆数千里，拥有百万披甲士兵，现在三晋的大夫不便利秦国，而在阿、鄄之间的有一百多人。大王收编他们并给他们数万军队，让他们收复晋国故地，那么临晋一带就可以恢复了。鄢、郢的大夫不愿意为秦国效力，而在城南下的有一百多人。大王收编他们并给他们数万军队，让他们收复楚国故地，那么武关就可以进入了。这样齐国的威望就可以树立，难道仅仅是保全国家而已吗！”王建不听，最终饿死在邑中的松柏之间。提出这个计谋的人不是客卿吗？既然如此，那么不是客卿辜负了齐国，实在是王建听政不明罢了。
千百年眼卷四
秦国任用客卿的功劳
七国像虎一样争夺天下，无不招揽四方游士。然而六国所用的相国，都是他们的宗族及本国国人，只有秦国不是这样。开始参与谋划国家、开创霸业的，是魏国人公孙鞅，其他如楼缓是赵国人，张仪、魏冉、范睢都是魏国人，蔡泽是燕国人，吕不韦是韩国人，李斯是楚国人，都把国家托付给他们而听信他们毫不怀疑。最终之所以能拥有天下，是这些人的力量所致。
战国九流中的辩士
战国时期著书的人无不是辩士，九流中具有这样的人。孟轲、荀况，是儒家的辩士；庄周、列御寇，是道家的辩士；邹衍、驺奭，是阴阳家的辩士；淳于髡、孟尝君，是滑稽家的辩士；宋玉，是词赋家的辩士。现在只知道张仪、苏秦、淳于髡、邹衍是辩士，孟轲有好辩的名声，这也太小看他们了。
古文多用比喻
秦、汉以前的书籍文章，言语多用比喻，应当在意外之处寻求其意。如《尚书》说：“说筑傅岩之野。”筑的意思，是居住，后世还有“小筑”的说法。寻求其解释而不得，于是认为傅起于板筑，连孟子也错了。伊尹背着鼎去求见汤，是说伊尹有鼎鼐之才，就像《尚书》所说“迓衡”一样。横议的人于是认为伊尹是厨师，如果这样，那么衡是秤，伊尹说迓衡，他难道是挥舞秤权的市井小人吗？子贡多学而识，所以孔子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庄子便说子贡乘坐大马，穿着中绀表素的衣服；太史公设立《货殖传》，便首先诬蔑子贡，这样看来子贡就是一个猗顿罢了。又《论语》说：“为命，裨谌草创之。”左丘明于是说裨谌在野外谋划就能成功。这是因为“草”字而诬蔑他。孔父正色而立朝，左丘明于是说孔父的妻子美丽而艳丽，这是因为“色”字而诬蔑他。以此类推，那么《国语》说骊姬蝎谮申生，必将像吉甫掇蜂一样；《礼记》所说诸侯在下位渔色，就是小说家所说西施因网得之类了吗？姑且发出这些来告知知情者。
读书句读
学者中有读书终身不知道句读的，是因为少年时没有经过老师指导，沿袭至此。曾经看到李彦平读《礼记》“男女不杂（句）坐不同（句）柂枷不同（句）巾栉不亲授（句）”，程伯淳读《孟子》“至大至刚以直（句）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姚宽读《左氏春秋》“故讲事以度轨（句）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句）采谓之物”，又“闻晋公子骈协欲观（句）其裸浴（句）薄而观之”，费补之读《汉书卫青传》“人奴之（句）生得无笞骂即足矣”，杨用修读《史记》“高祖与父老约（句）法三章耳”，都妙得古人之旨。以类推之，如《庄子》“泾流之大两涘”为句。《史记封禅书》“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看后面天子至梁父礼祠地主的文字，那么八神名应当到“主”字句绝，而用修、允宁都以“一曰天”“二曰地”为句。《季布传》“身屡典军搴旗者数矣”九字一句，而《索隐》以“身屡典军”为句。《匈奴传》“务讇纳其说，以便偏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