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眼卷二
亦必以邪视之。且《木瓜》、《遵大路》、《风雨》、《子衿》诸篇，虽或其词间未庄重，然首尾无一字及妇人，而谓之淫耶，可乎 盖尝论之，均一劳苦之词也，出于序情闵劳者之口，则为正雅；而出于因役伤财者之口，则为变风也。均一淫佚之词也，出于奔者之口则可删，而出于刺奔者之口则可录也。均一爱戴之词也，出于爱桓叔、共叔者之口则可删，而出于刺郑庄、晋昭者之口则可录。
译也必定会用邪僻的眼光去看待它们。况且《木瓜》《遵大路》《风雨》《子衿》等篇章，虽然其中有些词句或许不够庄重，但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提到妇人，却把它们称为淫诗，可以吗？我曾经论述过，同样是表达劳苦的诗篇，如果是出自抒发情感、怜悯劳苦之人的口中，就属于正雅；如果是出自因劳役而耗费财力之人的口中，就属于变风。同样是表达淫佚的诗篇，如果是出自私奔者的口中就可以删去，如果是出自讽刺私奔者的口中就可以保留。同样是表达爱戴的诗篇，如果是出自爱戴桓叔、共叔之人的口中就可以删去，如果是出自讽刺郑庄公、晋昭公之人的口中就可以保留。
歌诗与作诗不同
古人歌诗合乐之意，盖有不可晓者。夫《关雎》、《鹊巢》，闺门之事，后妃夫人之诗也，而乡饮酒、燕礼歌之。《采苹》、《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诗也，而射礼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庙配天之诗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绵》，文王兴周之诗也，而两君相见歌之。以是观之，其歌诗之用，与诗人作诗之本意，盖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强通也。则乌知郑、卫诗不可用之于燕享之际乎 《左传》载列国聘享赋诗，固多断章取义，然其大不伦者，亦以来讥诮。如郑伯有赋《鹑之奔奔》，楚令尹子围赋《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宁武子不拜《彤弓》之类是也。然郑伯如晋，子展赋《将仲子》；郑伯享赵孟，子太叔赋《野有蔓草》；郑六卿饯韩宣子，子齹赋《野有蔓草》，子太叔赋《蹇裳》，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此六诗皆文公所斥以为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赋皆见善于叔向。赵武、韩起不闻被讥，乃知郑、卫之诗未尝不施之于燕享。而此六诗之旨意训诂，当如序者之说，不当如文公之说也。
春秋逸《诗》《书》
僖二十三年，赵衰赋《河水》，则春秋之世，其诗犹存，今亡矣。楚左氏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则春秋之世，其书犹存，今亡矣。宋洪迈为山林教时，林少颖为《书》学谕，讲"帝厘下土"数语，日："知之为知之，《尧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为不知，《九共》、《藁饫》略之可也。"
《诗小雅雨无》解
"《雨无》，正大夫刺幽王也。"此小序之文。"雨无"为句，"正大夫刺幽王也"为句。正大夫即第二章所称离居者，《笺》、《正义》、《集传》并以"雨无正"名篇，误矣。然则"雨无"之义若何 膏泽不下也。
不日成之
《灵台》诗日："不日成之。"古注不设期日也，今注不终日也。愚按不设期日既见文王之仁，亦于事理为协。若曰不终日，岂有一日可成一台者 此古注所以不可轻易也。
管仲知鲍叔尤深
鲍叔固已识管仲于微时，仲相齐，叔荐之也。仲既相，内修政事，外连诸侯，桓公每质之鲍叔，鲍叔日："公必行夷吾之言。"叔不惟荐仲，又能左右之如此，真知己也。及仲寝疾，桓公询以政柄所属，且问鲍叔之为人，对日："鲍叔，君子也，千乘之国．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虽然，其为人好善而恶恶已甚，见一恶终身不忘，不可以为政。"仲不几负叔乎 不知此正所以护鲍叔之短，而保鲍叔之令名也。叔之知仲，世知之，孰知仲之知叔之深如是耶！曹参微时，与萧何善，及何为宰相，与参隙。何且死，推贤惟参，参闻，亦趣治行："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参。参又属其后相，悉遵何约束，无所变更。此二人事，与管仲相反而实相类。
废井田自管仲
世儒罪秦废井田，不知井田之废，始于管仲作内政，已渐坏矣，至秦乃尽坏耳。元陈孚题管仲诗："画野分民乱井田，百王礼乐散寒烟。平生一勺横汙水，不信东溟浪沃天。"可谓阐幽之论。又九河之坏，亦自管仲始。《诗纬》所谓"移河为界在齐吕"是也。
风马牛不相及
楚子问齐师之言日："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刘元城以为此丑诋之辞，言齐、楚相去南北，如此远离，马牛之病风者犹不相及，今汝人也，而辄入吾地，何也 其说即《书》所谓"马牛其风"意。近有解者："牛走逆风，马走顺风，故不相及。"此说亦新。
尾大不掉
尾大不掉，此非喻言也。西域有兽曰羯，尾大于身之半，非以车载尾，则不可行。元白湛渊有咏羯诗："羯尾大如斛，坚车载不起。此以不掉灭，彼以不掉死。"
左氏贬荀息
左氏书荀息之死，引《诗》"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荀息有焉。杜元凯以为荀息有此诗人重言之义，非也，
译歌唱诗歌与创作诗歌是不同的。
古人将诗歌与音乐配合的意义，大概有不可理解的地方。《关雎》、《鹊巢》，是关于闺门之事，后妃夫人的诗歌，却在乡饮酒礼、燕礼中歌唱。《采苹》、《采蘩》，是夫人、大夫妻能够主持祭祀的诗歌，却在射礼中歌唱。《肆夏》、《繁遏》、《渠》，是宗庙配享上天的诗歌，却在天子宴请元侯时歌唱。《文王》、《大明》、《绵》，是歌颂文王兴起周朝的诗歌，却在两位君主相见时歌唱。由此看来，歌唱诗歌的用途，与诗人创作诗歌的本意，大概有明显的不同，不能强行贯通。那么，怎么知道郑、卫的诗歌不能用于宴享场合呢？《左传》记载列国聘问宴享时赋诗，固然多断章取义，然而那些大不相类的，也被用来讥讽。比如郑伯有赋《鹑之奔奔》，楚令尹子围赋《大明》，以及穆叔不拜《肆夏》，宁武子不拜《彤弓》之类就是这样。然而郑伯到晋国，子展赋《将仲子》；郑伯宴请赵孟，子太叔赋《野有蔓草》；郑国六卿为韩宣子饯行，子齹赋《野有蔓草》，子太叔赋《蹇裳》，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这六首诗都是文公所斥责为淫奔之人所作的，然而所赋的诗都得到叔向的称赞。赵武、韩起没有听说被讥讽，由此可知郑、卫的诗歌并非不用于宴享。而这六首诗的旨意训诂，应当像《诗序》所说的那样，不应当像文公所说的那样。
春秋时期散佚的《诗》《书》
僖公二十三年，赵衰赋《河水》，那么春秋时代，这首诗还存在，现在失传了。楚国的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那么春秋时代，这些书还存在，现在失传了。宋代洪迈担任山林教时，林少颖担任《书》学谕，讲解“帝厘下土”几句话，说：“知道就说知道，《尧典》《舜典》之所以可以言说；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九共》、《藁饫》略过也可以。”
《诗·小雅·雨无正》解
“《雨无正》，正大夫刺幽王也。”这是小序的文字。“雨无正”为一句，“正大夫刺幽王也”为一句。正大夫就是第二章所称的离居者，《笺》、《正义》、《集传》都把“雨无正”作为篇名，是错误的。那么“雨无正”的意义是什么呢？是恩泽不下达的意思。
不日成之
《灵台》诗说：“不日成之。”古注说不设定日期，今注说不满一天。我认为不设定日期既体现了文王的仁德，也于事理相合。如果说是一天之内，难道有一日就能建成一座台吗？这就是古注不可轻易否定的原因。
管仲深知鲍叔牙
鲍叔牙本来就在管仲微贱时认识他，管仲做齐国宰相，是鲍叔牙推荐的。管仲既已为相，内修政事，外联诸侯，桓公每次都要向鲍叔牙请教，鲍叔牙说：“您一定要实行夷吾的话。”鲍叔牙不仅推荐管仲，还能这样左右他，真是知己。等到管仲病重，桓公询问政柄交给谁，并且问鲍叔牙的为人，管仲回答说：“鲍叔牙是君子，千乘之国，如果不以正道给他，他不会接受。虽然如此，他为人喜好善行而厌恶恶行太过分，见到一个恶行终身不忘，不可以用来执政。”管仲不是几乎辜负了鲍叔牙吗？不知道这正是为了庇护鲍叔牙的短处，而保全鲍叔牙的美名。鲍叔牙了解管仲，世人知道，谁知道管仲了解鲍叔牙竟如此深刻呢！曹参微贱时，与萧何交好，等到萧何为宰相，与曹参有隔阂。萧何将死，推举贤能只有曹参，曹参听说后，也急忙整理行装：“我将要入朝为相。”使者果然召曹参。曹参又嘱咐他的后任宰相，完全遵循萧何的约束，无所变更。这两人的事，与管仲相反却实质相似。
废除井田制始于管仲
世儒归罪于秦朝废除井田制，不知道井田制的废除，始于管仲实行内政，已经逐渐败坏了，到秦朝才完全败坏。元代陈孚题管仲诗：“画野分民乱井田，百王礼乐散寒烟。平生一勺横汙水，不信东溟浪沃天。”可以说是阐发幽微的议论。又九河的败坏，也是从管仲开始的。《诗纬》所说的“移河为界在齐吕”就是这个意思。
风马牛不相及
楚子询问齐军的话说：“您处在北海，我处在南海，只有风马牛不相及，没想到您涉足我的土地，是什么缘故？”刘元城认为这是丑恶诋毁的话，说齐、楚相距南北，如此遥远，马牛发情时还互相不及，现在您是人，却擅自进入我的土地，为什么呢？他的说法就是《尚书》所说的“马牛其风”的意思。近来有解释者说：“牛逆风走，马顺风走，所以互相不及。”这个说法也很新颖。
尾大不掉
尾大不掉，这不是比喻。西域有一种兽叫羯，尾巴大于身体的一半，不用车装载尾巴，就不能行走。元代白湛渊有咏羯诗：“羯尾大如斛，坚车载不起。此以不掉灭，彼以不掉死。”
左氏贬荀息
左氏记载荀息之死，引用《诗》“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荀息就是这样。杜元凯认为荀息有诗人反复强调的意义，不对，
元凯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言而死背之，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讥也。晋公溺于嬖宠，废长立少，荀息不能谏正，遽以死许之，是其言玷于献公未没之先，而不可救于已没之后也。左氏之言，贬也，非褒也。
译杜预背离《左传》的本意之处太多了。他生前这样说，死后却违背它，这是小人钻洞翻墙般的行径，君子是不屑于讥讽的。晋献公沉溺于宠爱的骊姬，废掉太子而立幼子，荀息不能劝谏纠正，反而立刻用死来许诺效忠，这说明他的言论在晋献公去世之前就已玷污了名声，而在晋献公去世之后也无法挽救局面。《左传》中的话，是贬斥，而不是褒扬。
晋文公知大计
晋文公避骊姬之难，处狄十有三年，奚齐、卓子相继戮死，秦、晋之人归心焉。文公深信舅犯，静而待之，若将终焉者。至于惠公起而赴之，如恐不及，于是秦人责报于外，而里、丕要功于内，不能相忍，继以败灭，内外绝望，属于文公。然后文公徐起而收之，无尺土之赂、一金之费，而晋人戴之，遂伯诸侯。彼其处利害之计诚审矣，是以主盟中夏几二百年，其功业与齐桓等而子孙过之远甚也。
秦缪公学于宁人
《秦风》"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未见君子，寺人之令。"此诗之意，在后二句。夫为一国之君，高居深宫，不接群臣，壅蔽已甚矣。又不使他人，而特使寺人传令焉，其蔽益甚矣。夫秦，夷狄之国也，其初已如此姗笑三代，柄用阉宦，不待混一天下已然矣。《史记年表》书缪公学于宁人。宁人，守门之人，即寺人也。史书之，丑之也。二代之君，必学于耆德，以为师保；而缪公乃学于宁人，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又不待始皇、胡亥已然矣。则景监得以荐商鞅，赵高得以杀扶苏，终于亡秦，寺人之祸也。圣人录此以冠《秦风》，未必无意也。
秦霸不由孟明
孟明始为晋虏，不自惩艾，再败于殽陵彭衙，幸晋师不出，封殽尸而还。左氏美之过矣。缪公袭郑，蹇叔苦谏。使缪公能用其言，则秦师不东也，三军不暴骨也，《秦誓》亦不必作也。左氏不称先见知几之蹇叔，而赞丧师辱国之孟明，何其谬哉!且其言日："遂用孟明也。"夫秦之所以霸西戎者，累世富强，形胜岩险，雄心于戈矛战斗，技养于射猎猃骄，非一日也，孟明何力焉
秦三良之殉不由缪公
穆公，秦之贤君也。三良殉而《黄鸟》兴哀，识者以为公之遗命，非也。穆公不忍杀败军之三大夫，岂以无罪之三良而命之从死 按魏人哀三良云："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残。生时等荣乐，既殁同忧患。谁言捐躯易，杀身诚独难。"味诗人之旨，则知三良从穆公，实出其感恩徇主之谊，初非有遣之者，然后知东坡之论所谓三子之徇君，亦犹齐二客之从田横，其说固有所本也。独其子若康公者，遂坐视而不之止，何哉!
赵盾轼君报
宋人弑昭公，赵宣子请于灵公以伐之，乃发令于太庙，召军令而戒乐正，令三军之钟鼓必备，声其罪也。宣子其不谬于君臣之际矣!异时得罪出奔，而其宗人穿弑其君灵公，而宣子反也无一言焉。夫有君之弗恤，内贼之弗讨，而邻是师乎 其暖昧极矣。故吾以为桃园之逆，穿之手、盾之心也。三传述其事，《春秋》诛其心也。盾得保首领以殁，已是天幸，而后之论者，犹或疑其事而重惜之。甚矣，其谋之狡也!于是乎下宫之役，大夫屠岸贾日："灵公之贼，盾虽不知，犹为贼首。"纠然兴一国之师，而汙其宫、潴其室，赵氏之宗几亡炊火焉。天报之巧，与圣笔之严，固并行而不悖矣，何必假手于军吏，乞灵于钟鼓也。
董狐疑词
晋灵公之弑，董狐直笔，洵哉其良史也!乃曰"亡不越境"，则凡弑君者，逃于千里之外，皆可曰"吾义已绝，虽弑无罪也"，可乎 当时董狐只合举某事某事以证其弑君，不当以此为疑词，故孔子曰："惜也，越境乃免。"惜者，惜董狐之言也，非惜宣子之不能免也。
胶舟之报
周昭王南巡，楚于以胶合舟，乘昭王，昭王沉于江。当周全盛之时，楚人已弑其君而不能讨也。齐桓葵丘之会，管夷吾始引胶舟事责楚，楚虽请盟，而其凭陵犹故也。秦末，天下共立楚怀王孙心为主，项羽大破秦兵，宰割天下，佯尊怀王为义帝，密遣英布弑之江中，亦楚子沉昭王处。胶舟之事虽在数百年前，而两主被祸之惨，则在数百里内，亦可谓报应之巧矣。后来汉高帝纳董公之说，三军缟素，数羽之罪，因而灭之，可见弑君之贼无所逃于天地间也。独当时造胶舟者暗漏诛，而遣英布者显伏法，似乎有幸不幸，而天下后世
译晋文公深知大计的深远
晋文公为躲避骊姬的祸难，在狄地居住了十三年。期间，奚齐、卓子相继被杀，秦国和晋国的人心都归向了他。文公深信舅犯，安静地等待时机，仿佛打算就这样终老在那里。等到惠公兴起而奔赴国难时，他行动迅速，唯恐来不及。于是秦人在国外要求报答，里克、丕郑在国内邀功，双方不能互相容忍，接连导致失败和灭亡，内外都陷入绝望，政权便归属于文公。然后文公从容地起来收拾局面，没有一寸土地的贿赂、一分钱的耗费，晋国人就拥戴他，于是称霸诸侯。他在处理利害关系的谋划上确实审慎，因此主持中原盟会近两百年，他的功业与齐桓公相当，而他的子孙后代却远远超过了齐桓公的子孙。
秦穆公向守门人学习
《秦风》中写道：“车声辚辚，马儿白颠。未见君子，寺人传令。”这首诗的意思，关键在于后两句。作为一个国家的君主，高高地居住在深宫之中，不接触群臣，已经被蒙蔽得很严重了。又不让其他人，而特意让寺人（宦官）传达命令，这种蒙蔽就更严重了。秦国本是夷狄的国家，起初就已经如此轻视夏、商、周三代，任用宦官，不必等到统一天下时就已经这样了。《史记·年表》记载穆公向宁人学习。宁人，就是守门的人，也就是寺人。史书这样记载，是认为这是丑事。夏、商两代的君主，必定向有德行的老人学习，把他们当作师保；而穆公却向宁人学习，把受过宫刑的人当作周公、召公，把法律当作《诗经》《尚书》，不必等到秦始皇、胡亥时就已经这样了。于是景监得以推荐商鞅，赵高得以杀害扶苏，最终导致秦朝灭亡，这都是宦官带来的祸患。圣人收录这首诗作为《秦风》的首篇，未必没有深意。
秦国的霸业不靠孟明
孟明起初被晋国俘虏，不自我惩戒，又在殽山、彭衙两次战败，幸好晋军没有出动，才掩埋了殽山的尸体返回。《左传》赞美他太过分了。穆公偷袭郑国，蹇叔苦苦劝谏。如果穆公能听从他的话，那么秦军就不会向东进发，三军将士就不会曝尸荒野，《秦誓》也不必作了。《左传》不称赞有先见之明、洞察事机的蹇叔，反而赞扬丧师辱国的孟明，是多么荒谬啊！况且它说：“于是任用了孟明。”秦国之所以称霸西戎，是因为几代人的富强，地形险要，雄心在于刀枪战斗，技艺培养于射猎猃狁，不是一天形成的，孟明有什么功劳呢？
秦三良殉葬不是穆公的命令
穆公是秦国的贤明君主。三良殉葬而《黄鸟》兴起哀思，有见识的人认为是穆公的遗命，这是不对的。穆公不忍心杀害战败的三位大夫，难道会因为无罪而命令三良随他死去吗？魏人哀悼三良说：“功名不可强求，忠义是我所安守的。秦穆公先去世，三位臣子都自杀。生前同等享受荣华快乐，死后共同承担忧患。谁说捐躯容易，杀身确实独自艰难。”品味诗人的旨意，就知道三良跟随穆公，实在是出于感恩效忠主人的情谊，起初并没有人派遣他们，然后才知道苏东坡的论断，所谓三子效忠君主，就像齐国的两位门客跟随田横一样，他的说法确实有根据。唯独他的儿子康公，竟然坐视而不加阻止，为什么呢！
赵盾轼君之报
宋国人弑杀了昭公，赵宣子向晋灵公请求讨伐宋国，于是在太庙发布命令，召集军令官并告诫乐正，命令三军的钟鼓都要完备，以声讨宋国的罪行。宣子在君臣大义上难道没有错吗？后来他得罪而出逃，而他的族人赵穿弑杀了晋灵公，宣子返回后却没有一句话。对于国君的不顾，对于内部贼人的不讨伐，反而去讨伐邻国吗？这真是暧昧到了极点。所以我认为桃园之乱，是赵穿的手、赵盾的心。《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叙述这件事，《春秋》诛讨的是他的心。赵盾能保全头颅而死，已经是天大的幸运，而后来的评论者，还怀疑这件事而深切惋惜他。他的谋算真是狡猾啊！于是下宫之役中，大夫屠岸贾说：“灵公的贼人，赵盾虽然不知道，但仍是贼首。”纠集全国的军队，污染他的宫室，淹死他的家人，赵氏宗族几乎断绝香火。天报应的巧妙，与圣人笔法的严厉，本来并行而不违背，何必假手于军吏，乞求钟鼓的灵验呢。
董狐的疑词
晋灵公被弑，董狐直笔记录，确实是优秀的史官啊！然而他说“逃亡没有越过国境”，那么凡是弑君的人，逃到千里之外，都可以说“我已经断绝了君臣之义，虽然弑君也没有罪”，可以吗？当时董狐只应该列举某事某事来证明他弑君，不应当用这个作为疑词，所以孔子说：“可惜啊，越过国境就免罪了。”可惜，是可惜董狐的话，不是可惜赵宣子不能免罪。
胶舟之报
周昭王南巡，楚国人用胶粘合船，让昭王乘坐，昭王沉入江中。当周朝全盛的时候，楚国人弑杀了他们的君主而不能讨伐。齐桓公在葵丘会盟，管仲开始引用胶舟的事责问楚国，楚国虽然请求结盟，但其侵略傲慢依旧如故。秦朝末年，天下共同拥立楚怀王的孙子心为主，项羽大破秦军，宰割天下，假装尊崇怀王为义帝，密遣英布在江中弑杀他，也是在楚国人沉没昭王的地方。胶舟的事虽然在数百年前，而两位君主遭遇祸害的惨状，却在数百里之内，也可以说是报应的巧妙了。后来汉高祖采纳董公的建议，三军穿白色丧服，数说项羽的罪行，因而灭掉了他，可见弑君的贼人无处逃避于天地之间。唯独当时制造胶舟的人暗中逃脱了诛杀，而派遣英布的人显赫地伏法，似乎有幸与不幸，而天下后世
楚子问鼎
楚子问鼎，罗泌以为妄，谓楚庄贤君，孙叔敖贤相，灭陈且复于申叔之对，入郑且舍于郑伯之服，非复前日之顽犷也。周为共主，彼岂遽然而窥之 又谓鼎非传国之物，问之何益 亦似有见。第左氏所载王孙满之言未必皆妄。按九鼎在周，乃上代所宝者，故周公卜洛，亦以安九鼎为首称。楚居汉南，尝闻鼎之名，欲一见之而不可得，故过周之疆，问周之鼎，亦向慕之私耳。王孙满恶其强梗，遂切责之，谓其窥伺神器。而楚子问鼎，初心未必遽至是也。若谓楚实未尝问鼎，而以左氏为罔，则又不尽信书之过矣。
楚之不竞
楚之为国也，恭、庄以前，虽僻在荆蛮，而其国实趋于强；康、灵以后，虽屡抗中华，而其国实趋于弱。齐桓不与楚角，诸侯虽一向一背，而其患止于猾夏；晋文亲与楚敌，后世狃于或胜或负，而其势遂骎骎于抗衡。然自州来奔命，楚始患吴；钟离潜师，吴始易楚。数十年间，楚日不竞，则其抗中华也，亦岂楚之利哉!
季子之贤有定论
古今兄弟让国之事，若太伯、伯夷、叔齐、季札寥寥数人，可谓宇宙间希旷。宋儒独病季札，谓让以基祸。此语似是而非，盖不度当时事势而妄为之说者也。夫季子在齐，知齐政将有归；在晋．知晋国必有难；闻乐，知卫之后亡，桧之早灭，岂独不知阖闾之为人乎 彼阖闾者，阴狠而忌，日夜谋所以刃僚取吴．散财养客数十年而幸就，就而一旦致之乎季子，岂贤季子而甘为之下乎 畏忌季子也。季子于此掩然而受之，吾恐刃僚之血未干．季子且以次及矣。故季子日："尔杀僚，吾杀尔，是父子兄弟相杀无已也。"斯言也，盖亦无可奈何矣。躬耕延陵，终身不入吴国，季子宁得已乎 贤者不欲逆揣异日之变，而能为今日之所为，故不为福先，不为祸始，欣欣去之，如解重负，非欲为名而已也。若季子者，可谓远不愧夷、齐，内不愧乃祖矣。宋儒拘挛，一倡而雷同至今，特为洗之。[坡公作《季子赞》日："泰伯之德，钟于先生，弃国如遗，委蛇而行。坐阅《春秋》，几五之二，古之真人，有化无死。"可谓季子知己矣。]
《论语》出闵子门人手
《论语》所记孔子与人问答，比及门弟子，皆斥其名，未有称字者。虽颜、冉高弟，亦曰回、雍，至闵子独云子骞，终此书无指名。然则谓《论语》出于曾子、有子之门人，又安知不出于闵子之门人耶 观所言闵子侍侧之词，与冉有、子贡、子路不同，亦可见矣。
老彭即老聃
老彭，王辅嗣、阳中立皆以为老聃也。《三教论》云："五千文容成所说，老为尹谈，述而不作。"则老彭之为老子，其说古矣。
左氏非丘明
宗《左氏》者，以为丘明受经于仲尼，所谓"好恶与圣人同"乎，观孔子所谓"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乃"窃比老彭"之意，则其人当在孔子之前。而左氏传《春秋》者非丘明，盖有证矣。或以为六国时人，或以为左史倚相之后，盖以所载"虞不腊"等语，秦人始以十二月为腊月，又左氏所述楚事极详，有无经之传，而无无传之经，亦一证也。又左氏中纪韩、魏、智伯事，举赵襄子之谥，则是书之作必在襄子既卒之后。若以为丘明，则自获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即使孔子与丘明同时，不应孔子既没七十有八年，而丘明犹能著书也。今左氏引之，其为六国人无疑。
子羽貌武
夫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意谓其貌寝也。及观李龙眠所画七十二弟子像，其猛毅比季路更甚，则所谓"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室"及夫子所谓"失之子羽"者．正以其貌武而行儒耳。《博物志》、《水经注》俱称子羽渡河，赍千金之璧，河伯欲之，阳侯波起，两蛟夹舟。子羽日："吾可以义求，不可以威劫。"左操璧，右操剑，击蛟皆死，乃投璧于河。三投而辄跃出，竟弃璧而去。然则子羽之勇，诚不减季路矣。
南子是南蒯
《史记》谓孔子见卫灵公之宠姬
译楚庄王询问九鼎
楚庄王询问九鼎，罗泌认为这是荒谬的，说楚庄王是贤明的君主，孙叔敖是贤能的宰相，灭掉陈国后因为申叔的话而恢复陈国，进入郑国后因为郑伯的臣服而退兵，已不再是以前那种顽固粗野的样子了。周朝是天下共主，他难道会突然去窥探周室吗？又说九鼎并非传国的宝物，询问它有什么益处呢？这些说法似乎也有道理。只是《左传》所记载的王孙满的话未必都是虚构的。查考九鼎在周朝，是上古时代所珍视的宝物，所以周公占卜洛邑，也把安定九鼎作为首要称颂之事。楚国地处汉水之南，曾经听说过九鼎的名声，想见一见却不可得，所以经过周朝的疆界，询问周朝的九鼎，也不过是向往仰慕的私心罢了。王孙满厌恶楚国的强横，于是严厉斥责他，说他是窥伺神器。而楚庄王询问九鼎，最初的念头未必就达到这种地步。如果说楚国确实没有询问九鼎，而认为《左传》是欺骗人的，那又是过分不信史书的错误了。
楚国不再强盛
楚国作为一个国家，在楚恭王、楚庄王以前，虽然偏处在荆蛮之地，但它的国力实际上趋向强盛；楚康王、楚灵王以后，虽然屡次对抗中原诸侯，但它的国力实际上趋向衰弱。齐桓公不与楚国争锋，诸侯虽然有时归附有时背离，但祸患只限于扰乱华夏；晋文公亲自与楚国对抗，后世习惯于或胜或负，而楚国的势力于是逐渐达到与晋国抗衡的地步。然而自从州来奔命，楚国开始担忧吴国；钟离潜师，吴国开始轻视楚国。几十年间，楚国日益不兴盛，那么它对抗中原诸侯，难道对楚国有利吗！
季札的贤德有定论
古今兄弟让国的事，像太伯、伯夷、叔齐、季札寥寥数人，可以说是宇宙间稀有旷达的。宋儒唯独指责季札，说让国是祸乱的根源。这话似是而非，大概是不揣度当时的事势而妄加议论罢了。季札在齐国，知道齐国的政权将有归属；在晋国，知道晋国必定有难；听音乐，知道卫国后亡，郐国早灭，难道唯独不知道阖闾的为人吗？那阖闾，阴险狠毒且猜忌，日夜谋划用刀刃杀僚夺取吴国，散财养客几十年才侥幸成功，成功后一旦把王位让给季札，难道是敬重季札而甘心位居其下吗？是畏惧猜忌季札啊。季札在这种情况下安然接受，我恐怕杀僚的血迹未干，季札就接着被杀了。所以季札说：“你杀僚，我杀你，这是父子兄弟相杀没有止境啊。”这话，大概也是无可奈何了。在延陵亲自耕种，终身不进入吴国，季札难道是想这样吗？贤者不想逆料日后的变故，而能做今日该做的事，所以不做福的先导，不做祸的开端，欣然离去，如同卸下重担，并非为了求名而已。像季札这样的人，可以说对外不愧对伯夷、叔齐，对内不愧对自己的祖先了。宋儒拘泥固执，一人倡导而众人雷同至今，特地为他洗刷冤屈。[苏东坡作《季子赞》说：“太伯的德行，集中于先生身上，抛弃国家如同丢弃废物，从容而行。坐看《春秋》，几乎占了五分之二，古代的真人，有变化而无死亡。”可以说是季札的知己了。]
《论语》出自闵子门人之手
《论语》所记载孔子与人的问答，对于门弟子，都直呼其名，没有称字的。即使是颜回、冉雍这样的高材生，也称回、雍，只有闵子独称子骞，整本书都没有指名。那么说《论语》出自曾子、有子的门人，又怎么知道不出自闵子的门人呢？看所说闵子在侧的言辞，与冉有、子贡、子路不同，也可以看出来了。
老彭就是老聃
老彭，王弼、阳中立都认为就是老聃。《三教论》说：“五千言是容成所说的，老子为尹喜谈论，述而不作。”那么老彭就是老子，这种说法由来已久了。
左氏不是丘明
尊崇《左传》的人，认为丘明从孔子那里接受经义，所谓“好恶与圣人相同”吗，看孔子所说的“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乃是“窃比老彭”的意思，那么这个人应当在孔子之前。而作《左传》解释《春秋》的不是丘明，大概有证据了。有人认为他是六国时人，有人认为他是左史倚相的后代，大概因为所载“虞不腊”等语，秦人开始以十二月为腊月，又《左传》所述楚事极详，有经文没有传文的，却没有传文没有经文的，也是一个证据。又《左传》中记载韩、魏、智伯的事，列举赵襄子的谥号，那么这本书的写作必定在襄子去世之后。如果认为是丘明，那么从获麟到襄子去世已经八十年了，即使孔子与丘明同时，不应孔子死后七十八年，而丘明还能著书啊。现在《左传》引用这些，其为六国时人无疑。
子羽相貌威武
孔子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意思是说他的相貌丑陋。等到看李龙眠所画的七十二弟子像，他的猛毅比子路更甚，那么所谓“走路不走小路，非公事不曾到子路的居室”以及孔子所说的“失之子羽”，正是因为他相貌威武而行为儒雅啊。《博物志》、《水经注》都称子羽渡河，携带千金之璧，河伯想要它，阳侯波起，两条蛟龙夹船。子羽说：“我可以以义求取，不可以以威劫持。”左手拿着璧，右手拿着剑，击打蛟龙都死了，于是把璧投入河中。三次投入都跃出，最终弃璧而去。那么子羽的勇敢，确实不亚于子路了。
南子是南蒯
《史记》说孔子见卫灵公的宠姬
南子，非也。《家语》曰：孔子适卫，子骄为仆，灵公与夫人南子同车出，令宦者雍梁骖乘，使孔子为次乘，游于市。孔子耻之。夫圣人方以季桓子受齐女乐而去鲁适卫，至卫而耻为灵公、南子之次乘，岂肯轻身往见之 南子者，盖鲁之南蒯耳。南蒯以费畔，昭公十四年奔齐，侍饮于景公。公日："叛夫。"对日："臣欲张公室也。"南蒯欲弱季氏而张公室，夫子见之，将以兴鲁也。与见佛肸事不约而合。佛肸之召，子路曾致疑矣，此又不悦，夫子以坚白匏瓜微言不足醒之，故复有"天厌"之誓。比类以观，则知其非见卫之南子，而见鲁之南子，必矣。
译南子，不是（卫灵公夫人）南子。《孔子家语》记载：孔子前往卫国，子骄担任车夫，卫灵公与夫人南子同乘一辆车出游，命令宦官雍梁陪乘，让孔子坐在第二辆车上，在街市上巡游。孔子对此感到羞耻。圣人当时正因季桓子接受齐国女乐而离开鲁国前往卫国，到了卫国却以做灵公和南子的次乘为耻，难道肯轻易亲身去拜见她吗？所谓的南子，大概是鲁国的南蒯罢了。南蒯凭借费邑叛乱，鲁昭公十四年逃往齐国，在景公宴饮时侍奉。景公说：“你是叛臣。”南蒯回答说：“我是想振兴公室。”南蒯想要削弱季氏而振兴公室，孔子见他，是为了振兴鲁国。这与会见佛肸的事理不谋而合。佛肸召请孔子时，子路曾经表示过疑虑，这次（子路）又不高兴，孔子用“坚白匏瓜”的微言不足以唤醒他，所以又有“天厌”的誓言。通过类比观察，就知道他见的不是卫国的南子，而是鲁国的南子，这是必然的。
匏瓜
匏瓜，星名，系即日月星辰系焉之系，见应柳之《天文图》。盖星有匏瓜之名，徒系于天而不可食，正与"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挹酒浆"同义。
执礼之执当作埶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执字当是埶字之误。隶书埶、执字相类，埶乐也，是即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与四教亦是四事(埶即艺字)。
立言之难
夫子"不语怪、力、乱、神"，特不语耳，非谓无也。后之儒者遂欲一切抹却，不知力与乱分明有，神怪岂独无 果尔，则《春秋》所纪灾异悖乱之事，皆矫诬而不足信乎 又如《孟子》"天时地利"章，亦只较其缓急而轻重言之，若如后儒仁义干橹之说，则是天时地利可尽捐而不用矣。呜呼，腐儒者流，真所谓以人国侥幸者也!
孔子无所不佩
王逸曰："行清洁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结者佩觿，能决疑者佩玦，故孔子无所不佩也。"卓吾子日：古者男子出行不离剑佩，远行不离弓矢，日逐不离觿玦佩玉。名为随身之用，事亲之物，其实思患预防，文武兼设，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之道也，与丘田寓兵同括矣，意不在文饰，特假名为饰耳。后之人昧其实也，以是为美饰而矜之，务内者从而生厌心，日："是皆欲为侈观者，何益之有!"故于今并不设备，而文武遂判，非但文士不知武备，至于武人居常走谒，亦效文装矣。宽衣博带，雍雍如也，肃肃如也，一旦有儆，岂特文人束手，武人亦宁可用耶!
孔子不梦周公非衰
孔子梦周公，尚是耳中鸣磬，眼中金屑也。直到不梦见周公时，便是一齐放下，所谓"去年贫，未是贫，今年贫，始是贫"耳。其所云"吾衰"，正已到大休歇处也。
季文子三思
季文子相三君，其卒也，无衣帛之妾、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可谓善矣。然怨归父之谋去三家，至扫四大夫之兵以攻齐，方公子遂弑君立宣公，行父不能讨，反为之再如齐纳贿焉，又率师城莒之诸、郓二邑以自封植。其为妾马金玉也多矣!是亦公孙弘之布被、王莽之谦恭也。时人皆信之，故日"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夫子不然之，则日："再斯可矣。"若日：再尚未能，何以云三思也 使能再思，不党篡而纳赂，专权而兴兵，封植以肥己也。文公不得其辞，乃云思至于三，则私意起而反惑。诚如其言，则《中庸》所谓"思之弗得弗措也"，《管子》所谓"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通之"，吴臣劝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
孔子请讨陈恒
孔子沐浴而朝，于义尽矣。胡氏乃有"先发后闻"之说。卓吾子日："世固有有激而为者，不必问其为人果当也；有激而言者，不必问其能践言否也。哀其志可也，原其心可也，留之以为天下后世之乱臣贼子惧可也，何必说尽道理，以养长乱贼之心乎 若云非义，则孔子沐浴之请亦非义矣。何也 齐人弑君，与鲁何与也 鲁人尚无与，又何与于家居不得与闻政事之孔子乎 不得与而与，是出位之僭也。明知哀公三子皆不可与言而言，是多言之穷也。总之为非义矣。总之为非义，然总之为出于义之有所激也，总之为能使乱臣贼子惧也，即孔子当日一大部《春秋》也，何待他日笔削鲁史而后谓之《春秋》哉!先正蔡虚斋有岳飞班师一论，至今读之犹令人发指冠、目裂眦，欲代岳侯杀秦桧、灭金虏而后快也。何可无此议论也，明知是做不得、说不得，然安可无此议论乎 "张和仲日：至言至言!先正有云：三桓之无君，与晋之三大夫、齐之田氏一也，孔子虽去位而三桓终不敢篡鲁，孔子之功也。则夫请讨之举，未必全无关系，而圣人亦何尝枉却沐浴之劳也 拈出与识者辨之。
阳虎之奸
阳虎将杀季孙，不克，脱甲如公宫，取宝玉大弓，入讙、阳关以叛，明年乃得之堤下。《谷梁》日："阳虎必解众也，得其情矣。"黄东发日："阳虎窃之无所用，故复归之也。"此岂知巨猾之深
译匏瓜
匏瓜，是星名，系就是日月星辰所依附的系，见应柳的《天文图》。大概星星中有叫匏瓜的，只是悬挂在天上而不能食用，正与“南方有箕星，不能用来簸扬；北方有斗星，不能用来舀酒浆”的意思相同。
执礼的“执”应当是“埶”
孔子所雅言的“诗书执礼”，“执”字应当是“埶”字的误写。隶书中“埶”和“执”字形相似，“埶”就是乐，这就是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与四教也是四件事（埶就是艺字）。
立言之难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只是特别不说罢了，并不是说没有。后来的儒者竟然想要一概抹去，不知道力与乱分明存在，神怪难道唯独没有吗？果真如此，那么《春秋》所记载的灾异悖乱之事，都是虚妄欺骗而不足信了吗？又如《孟子》“天时地利”章，也只是比较其缓急而轻重言之，如果像后儒仁义干橹的说法，那就是天时地利可以完全抛弃而不使用了。唉，腐儒这类人，真是所谓拿国家来侥幸的人啊！
孔子无所不佩
王逸说：“行为清洁的人佩带芳香之物，德行光明的人佩带玉，能解结的人佩带觿，能决疑的人佩带玦，所以孔子无所不佩。”李贽说：古时候男子出行不离剑佩，远行不离弓矢，日常不离觿玦佩玉。名为随身之用，事亲之物，其实是思患预防，文武兼设，可使由而不可使知的道理，与丘田寓兵同括了，意思不在文饰，只是假名为饰罢了。后来的人不明白其实质，把这当作美饰而夸耀，务内的人从而产生厌恶之心，说：“这都是想要做奢侈观瞻的人，有什么益处！”所以到现在并不设防，而文武遂判，不仅文士不知武备，至于武人平时走谒，也效仿文装了。宽衣博带，雍雍如也，肃肃如也，一旦有警，岂特文人束手，武人又哪里可用呢！
孔子不梦周公非衰
孔子梦周公，尚是耳中鸣磬，眼中金屑也。直到不梦见周公时，便是一齐放下，所谓“去年贫，未是贫，今年贫，始是贫”罢了。他所云“吾衰”，正已到大休歇处也。
季文子三思
季文子辅佐三位国君，他去世时，没有穿丝绸的妾、吃粮食的马，没有藏金玉，没有重器，可谓善矣。然而怨恨归父的谋略去除三家，甚至扫尽四大夫的兵去攻打齐国，当公子遂弑君立宣公时，行父不能讨伐，反而为他两次到齐国纳贿，又率师筑城莒之诸、郓二邑以自封植。他为妾马金玉也多矣！这也是公孙弘的布被、王莽的谦恭啊。时人都相信他，所以说“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不以为然，就说：“再思就可以了。”如果说：再思尚且不能，怎么能说三思呢？如果能再思，就不会党附篡位而纳赂，专权而兴兵，封植以肥己了。文公不得其辞，乃云思至于三，则私意起而反惑。诚如其言，则《中庸》所谓“思之弗得弗措也”，《管子》所谓“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通之”，吴臣劝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
孔子请讨陈恒
孔子沐浴而朝，于义尽矣。胡氏乃有“先发后闻”之说。李贽说：“世上固有有激而为者，不必问其为人果当也；有激而言者，不必问其能践言否也。哀其志可也，原其心可也，留之以为天下后世之乱臣贼子惧可也，何必说尽道理，以养长乱贼之心乎？若云非义，则孔子沐浴之请亦非义矣。何也？齐人弑君，与鲁何与也？鲁人尚无与，又何与于家居不得与闻政事之孔子乎？不得与而与，是出位之僭也。明知哀公三子皆不可与言而言，是多言之穷也。总之为非义矣。总之为非义，然总之为出于义之有所激也，总之为能使乱臣贼子惧也，即孔子当日一大部《春秋》也，何待他日笔削鲁史而后谓之《春秋》哉！先正蔡虚斋有岳飞班师一论，至今读之犹令人发指冠、目裂眦，欲代岳侯杀秦桧、灭金虏而后快也。何可无此议论也，明知是做不得、说不得，然安可无此议论乎？”张和仲说：至言至言！先正有云：三桓之无君，与晋之三大夫、齐之田氏一也，孔子虽去位而三桓终不敢篡鲁，孔子之功也。则夫请讨之举，未必全无关系，而圣人亦何尝枉却沐浴之劳也？拈出与识者辨之。
阳虎之奸
阳虎将杀季孙，不克，脱甲如公宫，取宝玉大弓，入讙、阳关以叛，明年乃得之堤下。《谷梁》说：“阳虎必解众也，得其情矣。”黄东发说：“阳虎窃之无所用，故复归之也。”此岂知巨猾之深
奸耶 虎初窃时，亦已知无用，特以鲁宝之，我窃之，鲁必追我，我与之则鲁释我已。西方有狗国，中华人入之，窃其筯而逃，狗追啮之，人以筯投之，必衔而反，数反则追无及矣。阳虎盖欲狗国鲁也乎 晋明帝觇王敦，逃回湖阴，以七宝鞭获免，盖祖虎之故智云尔。
译这是奸计吗？阳虎当初偷窃时，也已知那宝物无用，只是用鲁国的宝物来作为诱饵，我偷了它，鲁国必定追赶我，我把宝物还给他们，鲁国就会释放我了。西方有个狗国，中华人进入那里，偷了他们的筷子逃跑，狗追赶并咬他，那人把筷子扔给狗，狗必定衔着筷子返回，几次这样之后，追赶就追不上了。阳虎大概是想让鲁国像狗国一样吧？晋明帝窥探王敦，逃回湖阴，凭借七宝鞭得以脱险，大概是沿用了阳虎的旧计罢了。
鲁公室与战国相终始
鲁自隐至昭，而逐于季氏，凡十世；自宣至定，而制于阳虎，凡五世。虎不逾世而败，自是三桓微，散没不复见，而鲁公室虽微不绝，遂与战国相终始。盖以臣僭君，不义而得民，要以其力自毙；君虽失众，而其室无罪，久则民将哀之，其势固当然哉。
四科不列曾子
四科者，夫子言陈蔡一时所从之徒，非谓七十二弟子之中止有此十人而已。后人错认夫子之意，遂以十科之人目为十哲，而学宫之中塑坐于夫子殿上，其余弟子则绘立于两庑之下，虽曾参之贤，亦不予殿上之列，谓参非十哲之数也。至州县每岁春秋释奠，亦以此为升降之等，失夫子之意甚矣。考其制则承袭已久。观东汉末徐干《中论》有日："人之行莫大于孝，莫显于清。曾参之孝、原宪之清，不得与游、夏列在四行之科者，以其才不如也。"则知此说自汉已然。
子贡不如仪封人
林时誉问罗近溪曰："昔人谓子贡晚年进德，如谓仲尼日月也，如天之不可阶而升也，真是尊信孔子到至处。"先生日："此是子贡到老不信夫子处，如何为进德 孔子一生之学，只是求仁，只是行恕。夫子此仁恕，即一时将天下万世都贯彻了。子贡不知，却只望夫子得邦家。至其后，仲尼以万世为土，为万世立命矣。子贡犹不知，且追恨夫子未得邦家，未见绥来动和之化，与夫生荣死哀之报，想其筑室于场，六年不去，犹是此念耿耿也。当时仪封人一见夫子，便说夫子不曾失位，只其位与人不同，正木铎天下万世之位也。朱子以"将"字解作"将来"之将，不知当作"将无"之将，所以把封人独得之见，与子贡一般看了。此是学问大关键，吾人学圣人眼目，此处放过，他皆无足论矣。"张和仲日：近溪此说，可谓前无古人矣。然子贡亦有说得着处，如仲尼焉学之问是也。盖学贤是常事，学不贤，非孔子不能。舜之好问好察，殆是千载同调，非深于道者不易识也。[刘司中日："将"字当与《孟子》"币之未将"同解，盖天奉夫子以为木铎也。若作"将无"之将，尚有毫厘之隔。]
曾点二事俱不类
季武子卒时，孔子生才十七年，则曾点或未生，生亦甚少也，安得倚其门而歌乎 又可怪者，曾子芸瓜小过，而曾点暴怒如此，绝与鼓琴浴沂气象不类。岂所谓狂者之过耶，抑纪载失实也
千百年眼卷三
子夏《易》说
《易》："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摩之。"相观而善之谓摩，鸣鹤以相和成声，好爵以柑摩成德，子夏《易》说如此。今本作縻，縻，牛缠也，取系恋之义，然不如摩厉之说为长，以韵读之又叶也。
儒者说《春秋》之失
儒者之说《春秋》，其失有三：尊经之过也，信传之笃也，不以《诗》《书》视《春秋》也。其尊之过，则曰圣人之作也。其信之笃，则曰其必有所受也，无惑乎其求之益详，而傅会之益凿也。其视之异乎《春秋》，则曰此刑书也，无惑乎其言之益刻而锻炼之益深也。己以为美则强求诸辞，日：此予也，此褒也，圣人之微辞也。己以为恶则强求诸辞，日：此夺也，此贬也，圣人之特笔也。或日：圣人之变也。一说弗通焉，又为一说以护之；一论少窒焉，又为一论以饰之。使圣人者若后世之法吏，深文而巧诋，蔑乎宽厚之意，此其失非细故也。
孔子不言乐
夏、殷之礼，孔子能言之而不及乐。鲤趋过庭，讯以学礼，亦不及乐。岂以礼具而乐即存耶 夫古乐之亡久矣，即孔子亦无得而闻也。若告颜子为邦而终之以韶舞，则于齐尝闻韶，唯颜子或足以知之耳。
三礼之乖异
七十二子之在孔门问道均矣，夫子没而其说不同。曾子袭裘而吊，子游裼裘而吊。小敛而奠，曾子曰于西方，子游曰于东方。异父之服，子游曰为之大功，子夏曰为之齐衰。曾子、子游同师于夫子，而异说如此，况复传之群弟子之门人，则其失又远也
译鲁国公室与战国时代始终并存
鲁国从隐公到昭公，被季氏驱逐，共历经十代；从宣公到定公，被阳虎控制，共历经五代。阳虎不到一代就败亡，从此三桓势力衰微，消散泯灭不再出现，而鲁国公室虽然微弱却没有断绝，于是与战国时代始终并存。大概是因为臣子僭越君位，不义却得到民心，终究会因其自身的力量而自取灭亡；国君虽然失去民众，但其宗室并无罪过，时间久了民众将会哀怜他们，这种局势本来就是这样。
四科中没有曾子
四科，是孔子所说在陈、蔡被困时跟随他的门徒，并不是说七十二位弟子中只有这十个人而已。后人错误地理解孔子的意思，于是把这十科的人视为十哲，在孔庙中塑像坐在孔子殿上，其余弟子则画像立在两侧廊下，即使是曾参这样贤德的人，也不列入殿上，说曾参不在十哲之列。到了州县每年春秋两季举行释奠礼，也以此作为升降等级的标准，大大违背了孔子的本意。考察这种制度，承袭已久。看东汉末年徐干的《中论》中有话说：“人的品行没有比孝更大的，没有比清廉更显著的。曾参的孝、原宪的清廉，不能与子游、子夏并列在四行之科，是因为他们的才能不如子游、子夏。”由此可知这种说法从汉代就已经存在。
子贡不如仪封人
林时誉问罗近溪说：“前人曾说子贡晚年道德进步，比如他说‘仲尼如同日月’，‘如同天空不可攀登’，真是尊崇信任孔子到了极点。”先生说：“这是子贡到老都不信任孔子的地方，怎么能说是道德进步呢？孔子一生的学问，只是求仁，只是行恕。孔子的这种仁恕，当时就将天下万世都贯彻了。子贡不明白，却只盼望孔子得到邦国。到了后来，仲尼以万世为土，为万世立命了。子贡仍然不明白，并且追恨孔子没有得到邦国，没有看到安抚来归、感动和谐教化，以及生前荣耀死后哀悼的回报，想想他在场圃筑室，六年不离开，还是这种念头耿耿于怀。当时仪封人一见孔子，就说孔子不曾失位，只是他的位子与人不同，正是木铎天下万世的位子。朱子把‘将’字解释为‘将来’的将，不知道应当作‘将无’的将，所以把仪封人独到的见解，与子贡的看法等同视之。这是学问的大关键，我们学习圣人的眼目，如果这里放过了，其他都不值得讨论了。”张和仲说：近溪这个说法，可以说前无古人了。然而子贡也有说得对的地方，比如问“仲尼焉学”就是。学习贤人是常事，学习不贤人，非孔子不能。舜的好问好察，大概是千载同调，不深于道的人不容易识别。[刘司中说：“将”字应当与《孟子》中“币之未将”同解，大概是上天奉孔子作为木铎。如果作“将无”的将，还有毫厘之差。]
曾点两件事都不符合情理
季武子去世时，孔子出生才十七年，那么曾点可能还没出生，即使出生也很幼小，怎么能倚靠他的门而唱歌呢？更可怪的是，曾子种瓜有小过失，曾点就如此暴怒，完全与鼓琴、浴沂的气象不类。难道是所谓狂者的过失吗？还是记载失实呢？
千百年眼卷三
子夏对《易经》的解释
《易经》说：“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摩之。”互相观察而取善叫做摩，鸣鹤以相和成声，好爵以相摩成德，子夏对《易经》的解释就是这样。现在版本作“縻”，縻，是牛缰绳，取系恋的意思，然而不如摩厉的说法更好，按韵脚读也更押韵。
儒者解说《春秋》的失误
儒者解说《春秋》，失误有三点：尊崇经书过度，信任传注笃信，不把《春秋》当作《诗》《书》来看待。他们尊崇过度，就说这是圣人作的。他们信任笃信，就说这必定有所传授，无怪乎他们探求越详细，附会就越穿凿。他们看待《春秋》不同于《诗》《书》，就说这是刑书，无怪乎他们的言辞越苛刻，锻炼越深入。自己认为美好就强行在辞句中寻求，说：这是给予，这是褒扬，是圣人的微言。自己认为恶劣就强行在辞句中寻求，说：这是剥夺，这是贬斥，是圣人的特笔。或者说：这是圣人的变通。一种说法不通，又编造一种说法来维护；一种论述稍有窒碍，又编造一种论述来掩饰。使得圣人像后世的法吏，深文周纳而巧言诋毁，没有宽厚之意，这个失误不是小事。
孔子不谈乐
夏、殷的礼，孔子能说出来，但不及乐。孔鲤快步走过庭院，孔子问他学习礼，也不及乐。难道是因为礼具备而乐就存在吗？古代的音乐失传很久了，即使孔子也没有办法听到。如果告诉颜回治理国家最终以韶舞结束，那么他在齐国曾经听过韶乐，只有颜回或许足以知道罢了。
三礼的乖异
七十二位弟子在孔门问道是均等的，孔子去世后他们的说法不同。曾子穿着皮裘去吊唁，子游袒露皮裘去吊唁。小敛时设奠，曾子说在西方，子游说在东方。异父兄弟的丧服，子游说做大功，子夏说做齐衰。曾子、子游同师于孔子，说法却如此不同，何况再传给群弟子的门人，那么他们的失误就更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