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眼卷十二

译梁武帝萧衍在义阳取得胜利，陈庆之在洛阳取得胜利，吴明彻在淮南取得胜利。这十个人，都是从江东起兵，从而在中原取得胜利。然而最终都不能渡过长江向北进军，平定中原以统一天下。这并不是因为江东的地理形势利于防守而不利于进攻，而是因为江东的人只知有江东而不知有天下。假如六朝的君臣向来就有兼并天下的志向，在取胜之前就预先制定好规划，而在取胜之后又抓住时机进取，那么千军万马从江东出发进入中原，大概可以鞭笞四方蛮夷，安坐控制天下。谁说江东土地狭小、力量薄弱，不足以夺取天下呢！”舜臣的这个论述非常精辟。如今国家定都燕蓟，形势如同金瓯般完整坚固，然而紧邻敌虏，胡人的战马近在咫尺，内部祸患，并非没有值得忧虑的地方。应当凭借正道彻底战胜敌虏，那么就可以颐指气使，像驱赶犬羊一样容易。一旦稍有疏忽，敌人就会立刻产生异心。要使南北同等重视，保障坚固而咽喉要道常通，这才是当今的根本大事。

译陈遇是当今的张良

陈遇，字中行，金陵人。学识广博，有治理国家的才能。太祖平定金陵，因御史秦元的推荐，立即召见了他，对他礼遇极厚，称他为先生而不直呼其名。他每天在皇帝身边侍奉，坐久了必定赐宴，并命令用御马送他回家。皇帝曾三次驾临他的府第。先生竭尽忠心，所提出的建议都关乎保国安民的根本大计。两次授予他翰林学士的职位，他都坚决推辞。曾经奉密令前往浙江，回来上奏符合皇帝心意，授予他礼部侍郎，他又坚决推辞。恰逢他生病，不想让他被政务烦扰，只是从容地私下接见，谈论经史、古今成败罢了。有人被谴责，他极力为之辩解，皇帝常常听从。皇帝想给他的儿子授官，他也不接受。七十二岁去世，皇帝赐予丧葬费用和祭品，并加赐东园秘器。皇帝对他的恩宠待遇之厚，群臣无人敢企及。唉！陶弘景称张良是古代无与伦比的贤人，大概是自比吧。然而梁王的功业，比起汉高祖如何，却以张良自待呢？李善长、刘基，功勋卓著，却未能免于灾祸。唯独先生言行符合本朝规范，而爵位没有加在他身上，功绩济助百姓，而史书没有泄露他的谋略，这难道仅仅是当时的幸运吗，称他为当今的张良是可以的。

李善长的冤屈

李善长的功劳，不敢期望达到酂侯的百分之一，至于因为胡惟庸案受牵连，死得不明不白，则近乎不合情理。李善长死后的第二年，御史解缙、代理虞部郎中王国用为他喊冤，说：“李善长与陛下同心，冒万死以夺取天下，是功臣中的第一人，生前封公，死后封王，儿子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的待遇已经到了极点，富贵不能再增加了。而说他要辅佐胡惟庸，则大错特错。假如李善长辅佐胡惟庸，成就也不过是功臣第一罢了，太师、国公、封王封侯罢了，尚主纳妃罢了，难道还能比今天更高吗？况且李善长难道不知道天下不能侥幸求得，夺取天下是在百战中的艰难危险吗？而以衰弱的年纪亲身蹈入险境，为什么呢？凡是这样做的人，必定有深仇急变、大不得已，而后父子之间，或许会互相挟持，以希望脱祸。现在李善长的儿子李祺，具备陛下骨肉之亲，没有细微的嫌疑，何苦而忍心这样做呢？”奏疏呈上，皇帝也没有治罪。唉，王国用的这份奏疏，确实辩驳得清楚。李善长的罪不在于辅佐逆贼，而病根在于不善自处。汉高祖大封功臣之日，萧何是三杰中的人才，也只封为文终侯，未曾敢与韩信、彭越相比。李善长是什么人，竟然安然地位居中山王之上呢？或许福过灾生，道理本来就是这样。

郭英的遗功

元末僭越称帝的人虽然多，唯独陈友谅兵力强大，与我军在鄱阳湖交战，昼夜相持，势不两立。当时郭英、郭子兴兄弟侍奉在皇帝身边，进献火攻之策。陈友谅形势紧迫，开窗查看我军。郭英望见情况异常，开弓射他，箭贯穿他的头颅，射中眼睛而死。至今人们知道陈友谅死于流矢，不知道是郭英所发。功臣录中也含糊不载，而郭英也不甚居功，特此表出此事。

圣祖宽容解缙

高皇帝网罗英俊，智屈群策，当时辅佐运数的元臣，亲近如李善长，尊贵如黄广洋、胡惟庸，近侍如安、如濂、如观、如素，雷霆所击，无不震折。解缙以一个少年，向皇帝呈上万言书，批鳞逆心，无所忌讳。而圣度宽容，让他进学，才难之叹，犹可想见，规模真弘远矣！

取士良法

洪武十五年，皇帝对尚书开济说：“秀才现在征召了几千人，应该严格考试后授职。”开济等人条陈议论，以经明行修为一科，工习文词为一科，通晓四书为一科，人品俊秀为一科，言有条理为一科，晓达治道为一科；六科具备者为上等，三科以上为中等，三科以下为下等，不通一科者不在提拔之列。皇帝听从了。假如国朝能尽其法而永用之，又何患真才之不得呢？

太监云奇

丞相胡惟庸之变，首发其谋者，是赠司礼太监云奇。云奇，南海人。当时云奇以内使身份守西华门，离胡惟庸的住宅很近。胡惟庸谋逆，诡称所居井涌醴泉。邀请皇帝驾临而埋伏甲士以待。云奇侦知此事，跑上前挡住皇帝的道路，勒马说状，气郁舌结不能宣达。皇帝愤怒甚，左右挝棰乱下。云奇臂折，犹奋指逆臣第。皇帝醒悟，登上西皇城楼，俯瞰逆臣第中，皆伏甲，因而急发禁兵捕之。而后召云奇，则气绝矣。诏赠云奇内官监少监，赐葬太平门北中山王墓之左，有司岁时致祭。嘉靖中，守备高隆、王萱等复上其事，请于朝，特赠司礼监太监，加谕祭，少司空何孟春为文纪之墓。及考国史，则谓惟庸以他事多不轨，故被戮，不及醴泉出邀上临视事。又以醴泉出为故里第石笋发，井涌数尺，非丞相府也。云奇发逆谋功甚大，而史亦佚其名，何也？

齐、黄误国

革除之变，虽建文柔暗，而秉国诸臣齐、黄辈，处置失策，遂至如此。然一时长虑硕画如高巍辈，固不少也。巍

译巍说：“本朝分封诸侯，与古代制度相比，虽然都超过了应有的限度，然而太祖皇帝的本意，无非是希望他们保卫中原、抵御四方外族。如今各地的亲王骄横放纵、不守法纪，确实难以处理。以臣的浅见，如果像河间王、东平王那样贤良，就下诏褒奖赏赐；如果像淮南王、济北王那样骄横不法，初次犯法就宽容他，再次犯法就赦免他，三次犯法仍不悔改，然后召集亲王，禀告太庙，削去他们的封地并废黜安置，难道还有不顺服的嗎？”唉，巍的话很恰当！不致力于这样做，却急于用残酷急迫、不合情理的法令一概施行，导致周王府被废黜，湘王府自焚，为什么呢？唇亡齿寒，人人自危，局势必然发生变故。于是太宗皇帝起兵两个月，朝廷前后调集的军队不少于五十多万，却一箭未得。九泉之下有灵，不知齐王、黄王等人如何自我解脱免罪呢

译杨本有将才

杨本起初是太学生，精通遁甲之法。建文元年，朝廷招募有才能谋略的人，杨本应征，兵部考核后授予锦衣卫镇抚的官职。当时吴王（朱棣）巡视军队，登上将台，看见大水茫茫淹没台阶，全军不见踪影。杨本说：“这是水遁之法。”靖难之役起兵，杨本跟随李景隆为将，常手持一根重三十斤的铁棒，临阵冲锋陷阵，北军溃败不敢前进，于是击破了敌军。李景隆嫉妒杨本，不向朝廷上报他的功劳。后来约定日出时出战，李景隆竟然拥兵不作为后继支援。杨本上疏弹劾李景隆等人：“四月进兵，丧失兵马无数。皇上责问，却归罪于下属。丧失军队、违背军纪的人，不可以不惩罚。请求任命臣为大总兵，任用一名能干的官员，招募义勇，招抚军队，仍特别命令亲王担任监军，快速进击燕军，这样就可以使百姓免于战火涂炭，使国家社稷像泰山一样稳固了。”杨本既然孤军深入，于是被擒，关押在北平监狱。后来文皇（朱棣）攻打济南失利，赵王逃回北平，担心人心动摇，索要杨本并将其杀害。文皇大怒说：“杨本有才能谋略，我还想任用他，为什么杀了他！”唉，如果李景隆不嫉妒杨本，那么靖难之师怎么最终会成功呢？又假如文皇能够留下杨本并任用他，他建立的功业，难道还可以限量吗？

宋参军有奇谋

逊国（建文朝）的名臣，没有比铁铉更出色的。当铁铉在山东任布政使时，靖难之师围攻济南非常紧急，铁铉率领各军全力防御，命令军民假装投降，打开城门，等候文皇进入，急忙放下铁板，几乎击中他。等到出战时，命令士兵大声辱骂。文皇感到困窘，大怒，攻打到秋七月不能攻克，放弃济南向南离去。宋参军劝铁铉说：“济南是天下的中心，北军现在向南离去，他们留守北平的大多是老弱残兵。况且永平、保定虽然叛变，但请求郡县坚守的实际上很多。郭布政等人是书生，大参公（指铁铉）若能出奇兵，陆路抵达真定，南朝溃逃的将领们逐渐收拢，不几天就可以到达北平。其间豪杰有闻义而起的，大参公可以便宜行事任命部属，号令招徕他们，北平就可以攻破。北平攻破，北军顾念家室，必定溃散回归。徐、沛一带素来骁勇，大参公可以檄文命令各守臣，倡导集结义勇。等候北军回归，联合南军征进的部队昼夜尾随追击，大参公在北平储备粮草，休养兵马，迎接他们到来时攻击。他们腹背受敌，大难早晚就能平定了。”铁铉想要固守济南，以牵制北军，没有听从，最终导致败事，可惜啊！

革除年间死难者众多

自古国家改朝换代，没有比宋、元更严重的，大概是因为以夷狄取代华夏。然而考察传记，一时死节尽义的臣子，除了文天祥、谢叠山、张、陆几位公卿之外，屈指可数。我们明朝革除年间，虽然南北交战，原本是叔侄相代，但当时死难不屈的臣子，上自宰相，下至儒生绅士不必细说，而在深山穷谷中往往有靠佣工贩卖自活、以禅寂自居的人。奇怪啊！这是亘古所没有的。南京老辈人说：建文己卯、庚辰年间，法网疏阔，路不拾遗，有人在街市得到钞票，就拂去尘土，放在高洁的地方，用石头压住然后离开。一时士风朴实，崇尚义气的人多，这是他们潜移默化熏陶的结果。李卓吾说：建文帝只能说是能够培养死难的人才，而不能说是能够培养辅佐的人才。如果建文帝果真能够培养辅佐的人才，那么有什么危难值得去死呢？我成祖又怎么能成就统一的大业呢？

陈瑛对逊国诸臣的毒害

靖难之师起兵，固然是上天所兴起，乃是一时事势相激使然，齐泰、黄子澄等大臣不能没有罪过。等到成祖即位，虽然天威赫赫，但方孝孺、铁铉等公，愤激谩骂，不无推波助澜。然而吃君王的俸禄，自然尽心竭力，对于方、铁等人来说，死本来就是他们的本分，即使成祖又何曾有过整日的雷霆之怒呢！最可恨的是，都御史陈瑛，因为被贬谪而抱怨，于是加深了对逊国诸臣的毒害，穷究党羽，多被定罪灭族。千载之下，陈瑛的罪过难道可以尽数诛杀吗！

方孝孺有后代

方孝孺被灭族时，尚书魏泽当时被贬为宁海典史。当抓捕方氏族人时，魏泽全力保护周旋，因此方氏有遗留下的后代。谢文肃公诗中所谓的“孙枝一叶”，就是魏泽的力量。魏泽后来经过方孝孺故居，写诗悲悼，有诗句“黄鸟向人空百啭，清猿堕泪只三声”，至今读来，仍觉得酸鼻。

国朝名臣长期任职

国朝名臣长期任职，只有蹇义掌管铨选，夏原吉掌握财权，都是二十七年。黄福在两京任尚书三十九年，而在交南任职十九年。胡濙任大宗伯三十二年。周忱巡抚江南二十二年。文治武功，各尽其长，章程制度尚存。然而现在却不是这样了。

国朝宰相的业绩

国朝文治极盛于六部，天造地设不论，夏原吉、蹇义经纶悃愊，文皇北征，全国政务都托付给他们；三杨在朝廷台省展现功绩，坐享太平，所谓代替天子辅佐的宰相。英宗对待文达（李贤），密谋显断，万机精核，局面体制一变。成化年间，三原、河州、覃县、封丘，居处时如高山耸立，行动时如雷霆击打，大事果断裁决，小事海纳百川，帷幄中的奸佞幸臣，请求赐剑必定诛杀，使见到的人畏惧，听到的人震慑，这样的人

译死亡、生存、富贵足以动摇他们吗？然而与天顺年间以前相比，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是时代与地位不同呢？还是委任与权力的差异呢？弘治年间，华容、洪洞、钧阳、灵宝、阳曲、卢氏、金陵、安福等地，都涌现出著名的卿相。然而他们志在采纳简约之道，行事讲究精密审慎，只要能够成就事情，稍微违背正道也就安然接受了。整体的格局风气又发生了一次变化。虽然表面上不显露，名义上遵循正直，这也是时运使然啊。

译西杨推荐贤才

杨文贞公推荐提拔的士人大多步入清贵显要的职位，但他也不拘泥于士人的出身类别。比如都御史英讷，起初是个黑窑匠，凭借一篇文章被举荐；五经博士陈嗣初，起初是个教书的儒生，凭借一首诗被举荐。又曾见到昆山屈昉的送行诗，有一天昆山知县罗永年因事上京，文贞公问起昆山是否有屈昉此人，知县茫然无知，惭愧地退下。不久朝廷下诏推举经学明达、品行修善的士人，屈昉应诏被选拔，授任南海县丞。前辈这样留心人才。李卓吾还以“不急于蓄养人才”作为对杨文贞的诟病，大概是指当时的李贤、王翱、商辂、彭时等人。然而说“急于”蓄养人才，固然有其特定所指，这大概是李卓吾的深意。唉，看看现在那些窃取俸禄、遮蔽贤才，因嫉妒而厌恶贤能，完全不知道求才为国是怎么回事的人，又怎么比得上呢！

丝纶簿

张汝弼在杨文贞与太和令吴景春的书信后作跋，最后说：“杨公晚年因为儿子杨稷被下诏狱的缘故，而在馆阁中受屈，政权转移到大宦官手中，于是成为祸乱的开端，其后果不可言说。”这里还没有明确指明政权是指什么。王公《震译长语》说：“以前听说陆公简说：内阁本来有丝纶簿，杨文贞因为儿子杨稷的缘故想要讨好王振，把簿册送给了司礼监。我进入内阁后，看见历代朝廷诏诰的底本都还在，难道不是所谓的丝纶簿吗？没听说送进去过。”陆公的话，不知是从哪里听来的，天下人都这样传说。王公亲身在馆阁任职，如果真有这件事，难道会有不知道的吗？嘉靖初年，言路大开，谏官提到这簿册，并且说文渊阁的印信也被司礼监夺去，请求追回。皇帝下诏追问印信和簿册在哪里，让进言的人自己去追回。进言的人认罪才作罢。政权掌握在谁手里，在于君主信任谁罢了，难道系于这一本簿册吗？况且宦官不该干预朝政，祖宗的训诫诏令可以依据的很多，却采取这种模糊无根的说法，是因为不学无术的缘故。

翰林不肯撰元宵致词

宋朝时御前内宴，翰林院撰写致语，八个节日撰写帖子，即使是欧阳修、苏轼、曾巩、王安石、司马光、范镇都做过，这是因为张弛有度，文武之道不能偏废，百日之蜡祭，一日之泽润，是圣人制定的制度。成化年间，黄编修仲昭、庄检讨昶不撰写元宵词，又上疏议论从而离去，因此得名。然而从此以后，内外隔绝，每当有文字工作，就另外开辟侥幸的门路。有文华门、仁智殿等人，每每获得美官。甚至败坏政事、危害百姓，哪里比得上沿袭旧制更好呢？我认为在华丽的辞句中寓含规劝之意，比如南唐李后主游宴，潘佑制词说：“楼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须夸烂漫，已失了春风一半。”意思是说外面有很多敌国而土地日渐侵削。后主因此罢宴。填词如此，与谏书有什么不同？工匠执掌技艺以进谏，何况翰林院本来就以文词讽谏，各位难道是不熟悉声律，而借故这样做吗？

项襄毅受诬

成化年间，满四叛乱，朝野震动，如果让他得逞，天下大事就难以预料了。项公忠诚，不请求增派援军，单人匹马招降了贼军爱将杨虎狸，已经离间了贼军的核心，在野外露宿六十多天，亲身冒着箭石作战二十多次，最终抓获敌首献捷，平定了大寇，却只晋升一级。与赵辅、刘聚、王越轻易获得封拜相比，不免有功高赏薄之疑了。议论的人还指责项公妄杀导致天和受损，接连上奏章弹劾，这可以说有天道人心吗？马援薏苡之谤，邓艾槛车之征，千古以来有同样的感慨。

王威宁御士

威宁伯王越，平时喜欢奢华，自我奉养如同亲王。但他治理军队、体恤下属，钱财往来像流水一样，笼络豪杰，不知从何而来，人们都愿意为他效死。军队行军经过陕西，秦王赐宴奏乐，王越对秦王说：“下官为王上充当猎犬很久了，难道没有用来酬谢的吗？”于是全部请求把那些伎女带回。一天大雪，正坐在地炉旁，让那些伎女抱着琵琶捧着酒杯侍候。而一个千户侦察敌情回来，立即召入，与他谈论敌情非常清晰。大喜说：“冷啊！”亲手拿着金杯给他喝酒。再谈，则更加高兴，命令弹琵琶助酒，就连金杯也给了他。又谈，则又高兴，指着伎女中最美丽的人说：“想要吗？赐给你。”从此千户所到之处，就为他效死力。夜袭敌营，快要到达时，风暴突起，尘土遮蔽眼睛。众人迷惑想回去，一个老兵上前说：“上天赞助我们。去的时候刮风，使敌人察觉不到。回去的时候如果遇到敌人掠夺归来，而我们占据上游，这都是风的缘故。”王越不觉下马礼拜。功成之后，推举老兵的功劳让他担任千户。[按：王越考中进士，在大庭广众之下对策，忽然有旋风刮起，把他的对策卷到云表，已经看不见了，大家都觉得怪异。到了秋天，朝鲜贡使附带着王越的对策送来，并且说：他们的国王正在视朝，有旋风卷下一物，就是进士的试卷，敢以此上报。景帝看了姓名，对吏部说：“记住，这个人应当担任风宪之职。”弇州外史说：在王越的时代，天下都推崇他的才能。直到今天西北边疆称良将，没有比得上王越的，杨一清、王琼与他相比，微不足道。然而终王越一生，凡是起复却最终不能恢复爵位，也是冤屈啊。]

王靖远武略

本朝抵御外侮的大臣，王靖远骥，是杰出的人物。王弇州说王靖远有才能但欲望多，武略则优秀。唉！哪里能得到像王骥这样有大将之才，又

译莫非是想采纳弇州所说的话而任用他，让他为我抵御外敌、征讨蛮夷以获取侯爵的封赏吗？然而既然他已没有这种欲望，那么即使封侯也是他所不想要的，我又怎能让他舍弃性命，为我征讨蛮夷、抵御外敌，从而获得他所不想要的侯爵封赏呢？议论的人又说，骥不应该依附壬振来建立功名。国家用人，只看重他的才能，如今却让有才能的人无法被任用，最终不得不寄托于有权势的宦官来显露自己，这又怎能要求身居要职的人做到什么呢？我朝文臣世袭爵位的制度，如今只有靖远侯还在，足以彰显上天对善行的报答了。

译王振的老仆

薛文清是权贵王振的同乡，王振因此想提拔他。后来因为薛文清不肯依附王振，王振于是恨他，借其他事情用严酷的法律陷害他。临刑时，门徒们都奔走哭号，薛文清神色如常。恰逢王振有个老仆，这天在厨房下大哭，王振问为什么哭，老仆回答说：“听说今天薛夫子要受刑，所以哭！”王振听了心意消解，于是薛文清得以释放。

于忠肃公抵御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后，郕王监国，于谦慷慨流泪上奏说：“敌人得逞，挟持我皇帝，势必长驱直入向南进攻。如今军需武库兵器都已耗尽，兵部尚书应紧急分道招募士兵，以及留下漕运士卒自我增援；工部尚书应加倍努力搜罗车辆修缮器械；九门要害之地，应命令都督孙镗、卫颖、雷通、张轨等人分别把守，都御史杨善、给事中王竑等人参与谋划。所有军队都要驻扎在城外，不要让他们躲避而示弱。城外的百姓，都要迁入城内安置，不要让他们流离失所而喧哗。通州的粮仓想要守卫，或者守不住，白白送给敌人，那就可惜了，应命令官军都发给一年的俸禄，听任他们自己运输，仍然用多余的米作为报酬。敌人急需的是草料，各处的草厂也应听任军队按能力取用，取不完的就烧掉，不要用来喂饱敌人的马匹。”而这时石亨正被囚禁，杨洪也因逗留不前应当受责罚，于谦爱惜他们的材勇，请求赦免他们。与安远侯柳溥作为大帅，而自己总揽机宜进退，如果不成功就治我的罪来向天下谢罪。皇上都嘉许采纳了。唉，像于公这样的奏章，比起从前贤人登坛、草庐中的几句话，谁优谁劣呢？不久，敌军逼近都城，于公设伏击败了他们。大同参将许贵提出议和的说法，于公严词反对，因此弹劾那些身穿甲胄的臣子，萎靡退怯，依法应当诛杀。于是边防将领人人都谈论战守，敌人不能挟持重臣来恐吓，才开始想归还太上皇了。在迎回太上皇这件事上，于谦确实出力很多，而议论的人因为于公不劝谏改立太子而怀疑他。景帝信任于谦，是认为他能抵御外敌，并非像布衣之交那样心意相通，不合就疏远，再违逆就离去。君主因为私爱想改立太子，即使留侯也不能从汉高祖那里得到，而于谦能从景帝那里得到吗？

杨善迎銮的功劳

景泰年间，太上皇在漠北，杨善单人匹马迎回太上皇到京城，功劳伟大。李卓吾说：只有景泰完全没有迎回太上皇的意思，所以太上皇自己不等迎接就回来了。难道景泰君臣，当时真的能在无意之中寓含深意，而如此奇特吗？那么南宫不会禁锢，太子不会废黜，城门不会假借夺取了。可惜啊！乃也先反而因此友好地回来，来残害我们的兄弟君臣，这真是有意送他回来，并非杨善有能力、也先巧妙、我们笨拙，也先为主而我们为客，不是太不如人了吗！虽然如此，事势到了这一步，社稷为重，君主为轻，自身又更轻。于忠肃的功劳千载不可诬蔑。所以论社稷之功，则以于谦为首；论迎回太上皇之功，则以杨善为最。那么杨善真是有意之人吗，所以能以无意得到。

龚遂荣定迎銮之礼

英宗从北方回来，朝廷议论迎銮的礼仪没有决定。恰逢有人投递匿名帖子，吏部尚书王直说，是从大学士高穀家得到的，胡濙想上报，王直也同意，说：“这就是所谓‘礼失而求诸野’的意思。”后来支吾搪塞没有上报，林聪就上疏说：王直，胡濙都是股肱大臣，不应当私下议论来败坏政事。皇帝下令查办，高穀说是从小吏那里得到的，小吏说是从路上得到的。正在逮捕拘禁之间，有个千户龚遂荣，于是自己陈述明白。那帖子大体说礼仪应当从厚，皇上就听从了。当时迎銮的大礼，定在千夫长的一张纸上。像龚遂荣和杨善，可以称为两个奇人了。

达官朵耳

于公被杀时，徐有贞、石亨确实出力很多。当时曹吉祥麾下有个达官指挥朵耳，倒一杯酒祭奠土地而痛哭，曹吉祥愤怒地打他。第二天又祭奠，痛哭如故，最终和都督陈逵一起收殓他的尸体埋葬。怜惜人才崇尚美德的念头，不在朝臣，而在小卒；落井下石的智谋，不来自夷狄，而来自卿相。相信人生品格有定数。奇哉朵耳！比起从前哭彭越尸体的人，应当胜过百倍。

倭漆匠

天顺年间，锦衣指挥门达，权倾中外，喜欢陷害人。同时袁指挥彬，跟随英宗北狩，有护卫之功。门达恐怕他威胁自己，于是搜集彬的私事上报，想置他于死地。上下门达的问话，拷问痛苦，不能自辩。当时有个杨暄，是智谋之士，为彬诉不平，上奏门达违条二十多件事。奏章进入，皇上命令门达逮捕问罪。杨暄到了，神色不变，假装若无其事。门达逐一询问那些事，都说不知道，并且说：“杨暄是贱工，不认识字，又与君侯无怨，怎么会有这些？希望君侯屏退左右，杨暄以实情相告。”于是告诉说：“这是内阁李贤所作，教杨暄投进，杨暄确实不知道。”门达听了很高兴，正好饭到了，就用酒肉赏赐他。早朝，门达把这种情况上奏。皇上命令押解各位大臣在午门前会审。刚引杨暄到，门达向李贤说前事，李贤惊讶。杨暄就大声说：“这是门达用酒肉赐给杨暄，让杨暄这样说。”

译昨天庭院中出现了某某。”指斥的奏章多达二十多条，毫无保留，达无言以对，押解的官员与大臣将供词记录后呈进。皇上命令法官判定达的罪行，将他贬谪到广西戍守而死。暄得以脱身，袁又恢复往日受宠任用的地位。当达气焰嚣张、炙手可热时，满朝文武没有人敢直言，而暄凭借一个艺人的身份，运用权术周旋，除掉达如同捆绑鸡一样容易。真是奇妙啊！又何必推崇讲学问、明道理，而以嫉恨奸邪、去除恶人为君子呢！

译刘忠宣公的事业

本朝君臣专信，没有比孝宗对刘公大夏更甚的。他卓越的功绩无法详尽叙述，略述其大概。比如治理黄河的功绩，耗费重金却轻于泰山；治理边防军饷，采用收市法；裁抑太监苗逵在延绥的功劳；隐匿西洋王三保的旧档；处置狂妄的土帅鲁麟，使其闲居；革除御马监、光禄寺的浮费。李东阳所说的“与物无竞，临事有为”八个字，深得刘公的神髓。可惜那些膝下密谈的话语，很少流传下来，令人追思那机密辅佐、和衷共济的风范，只能茫然神游罢了。

文正公保全善类的功绩

逆瑾专权，李文正公在相位，与他周旋，踪迹颇为密切，因此最被士人议论所轻视。然而文正公当时随缘相机，多有匡正补救，多有保全。比如对文臣崔璿等人处以枷号，御道上遗留匿名文书一卷，传旨诘问，各衙门官员二百余人，全部送往镇抚司究问，文正公都有奏疏极力救援保全。当时逆瑾毒焰正盛，如果挺身对抗，只会祸及身家，对国家大事毫无益处。他委曲婉转，从中调停，裨益不浅，就像狄仁杰对待武氏、温峤对待王敦一样，事情也是如此。当时王文恪公与文正公同在政府，有嫌隙，极力攻讦诋毁，实在不符合大臣宽宏大量的气度。

康海蒙受冤屈

康海为了救李梦阳，与逆瑾周旋，于是被清议所挂碍，终身废弃。居家时，颇以辞赋声伎，与酒徒交往。一位当权贵人的弟弟拜访他，康海亲自弹奏琵琶助兴。那人从容地说：“回京后与我兄长说，就能起用你。”康海立即大怒，举起琵琶掷去，几乎打死他。康君意气磊落，若九泉之下可作，我愿为他执鞭。先前逆瑾因仰慕康海的才名，多次拜访他都不予接见。康海只是急于救人于危难，涉足逆瑾之门，后人不察其由来，横加讥讽诋毁，使义士蒙受冤屈。[夏君宪说：康海既被废置，在酒人间游荡，何缘与贵人的弟弟相遇，又亲自弹奏琵琶助兴，是何意呢？难以免于乞怜的嫌疑。如果说他放浪形骸，视贵贱如酒徒，那么呼牛呼马都随它去，一概不识，却举起琵琶掷去，不是太过分了吗？看来他心中还有未忘之事，则我不敢知晓。

锦衣卫的横行

正德年间，朝官有罪，就命令锦衣卫官校擒拿。霍文敏公上疏说：“天下的刑狱，交给三法司就足够了。锦衣卫又兼管刑狱，横加干扰，超越甲胄之职，侵夺刀笔之权，脱去冠裳就戴上枷锁，屈辱礼貌听命于武夫，朝列清班，暮幽污狱，刚正之气由此折尽。有的又暮脱污狱，朝立清班，解下拘挛，便披冠带，使武夫悍卒指着他们说：某人也我辱之矣，某人也我将辱之矣。小人于是肆无忌惮，君子于是昧良心，豪杰所以多有山林之思，变故所以少有节概之士。”

杨介甫父子的相业文章

武宗南巡，天下汹汹，幸臣窃夺国柄，不久崩于豹房，禁从兵全部归属江彬。杨公廷和密与太监张永谋划，启奏太后，请旨诛杀江彬，先传令散军士各就赏所，江彬发觉，顾盼无人，于是就被擒获。唉！这是何等功绩啊！昔日韩魏公以空头敕安置任守忠，谈论者至今称奇。杨公视此，其难不啻十倍，而杨公处此，其功不当百倍于昔吗？然而有人议论杨公卖友取容。世庙初入，据古执礼，杨公当其时，可谓正直不阿、卓然名世了，这难道是卖友取容之人吗？这是市井之谈，爱憎之口，不待辩者。唯独大礼议起，人皆是张桂而非杨公，不知杨公只是未脱见闻窠臼罢了。若其一念唯恐陷主于非礼，则精忠贯日可掬也。所以说杨公的议论有所未当则可，说杨公的心有一毫不忠则不可，这是赵文肃所以极力为杨公表也。杨公子慎以正德辛未及第第一，也以议礼不合谪戍滇中以死。我尝评论之：升庵博洽似张茂先，诗文似庐陵、眉山两先生，坎壈过汉之贾长沙，而经术解悟直越宋之程、朱而上之。有升庵而当代人物可与往哲争衡矣！矮人观场，徒谓先生为博学人，而一二崛强之老，又且掇拾其后，是皆不知先生，又何足以为先生重轻耶？

阳明为理学中兴

自朱元晦、真希元诸公以名世儒宗，无裨于宋之削弱，于是谈者疑儒者为有体无用，而诚心正意之学果不足以平天下。自近代伪儒杂出，声价高而品行日下，于是举世疑道学为卖平天冠，而讲习之门遂为藏拙之奥。盖自阳明先生出，道德事功，卓然振耀海内，而元晦诸公藉以吐气，始知儒者之有益于人国也。乃忌者顾转而疑先生良知之学。盖先生功名昭揭，无可指摘，唯学术邪正，未易铨测，以是指斥，则谗说易行，媢心称快尔。于是谓公异端陆子静之流。嗟乎子静，岂异端乎？

译如果以异端的眼光看待子静，那么子游、子夏就比颜回、曾参更纯正，而子思、孟子就比扬雄、王通更低劣了。我考察先生的文集，先生获得的封爵和祭祀典礼，都是依靠徐华亭（徐阶）的助力，那么华亭也是具有慧眼的人。屠赤水极力诋毁他的奸邪，难道不是出于嫉妒之口吗？

译本朝三大功臣

李卓吾说：古代建立大功的人确实很多，但还没有在十天之内，不等请求调兵请粮就擒获反贼的，这只有阳明先生能做到。然而古今也没有失去一个朝廷，立刻又有一个朝廷，如果不曾看到朝廷被胡虏所占据的，整个朝廷安然无事，三边边境也安然无事，大同城攻不进去，居庸关也攻不进去，即使到了通州城下，也好像没有军队一样，这就是于少保的功勋，千载以来不可诬蔑的。至于英宗北狩，杨善空手凭借片言只语就使也先高兴，于是让也先立即派人，跟随杨善护送太上皇归来。依我看来，古代只有厮养卒，现在仅有杨善罢了。唉！把杨善看作厮养卒，那么厮养卒又不足一提了。这些古今的大功，不容易屈指列举，那么先生与于谦和杨善，又是千古三大功臣了。

王晋溪识阳明

李卓吾说：识者说王琼贪财，喜欢对微小怨恨的人进行报复。满朝都接受了宸濠的贿赂，只有晋溪不贪宸濠的贿赂，而暗中任用王守仁，让他处于上游以擒获宸濠；明知守仁不拿一钱给人，也不与他见面相识，却故意推心置腹地任用他，为什么呢？他不拒绝江彬，是想借此实现自己的志向，所以能使守仁等许多大豪杰之士被朝廷所用。当时如果李充嗣安抚应天、乔宇等人驻守南京、陈金等人节制两广，最终让宸濠刚起兵就迅速被消灭，这是谁的功劳呢？唉，这只能与智者谈论。

盗贼有同恶

马端肃公文升的贤德，超过寇莱公十倍；而焦芳的奸恶，又何止像丁谓那样，圣朝宽大，让焦芳得以在故乡悠闲度日，可以说是天幸，识者不免有漏网之嫌。等到嘉靖初年，大盗赵鐩在河南作乱，抢劫到钧州，因为文升家在那里，就舍弃不攻击。攻破泌阳，前大学士焦芳已经跳墙躲藏，毁了他的家，打开他的箱子，取出他的衣冠，绑上芦苇做成人的样子而屠杀，说：“恨不能替天下杀了这个贼！”可见人心不死，即使是盗贼也有共同的厌恶。

梁文康却秦藩请边地

梁文康公储，宰相的业绩既奇特，人品也高尚。正德年间，秦王请求陕西的边地以增加封地，宠臣江彬、朱宁以及宦官张忠都帮助请求，请求武皇帝下诏给予。兵部及科道各自上奏说不可以，武皇帝说：“我念及亲情，给予不要拒绝。”大学士杨公应当起草诏书，说：“如果就起草诏书，把土地给秦藩，恐怕留下后患。坚持不起草诏书，则违背皇帝心意。”于是称病不亲自处理事务。大学士蒋公也接着称病。武皇震怒，内臣督促，公接受命令起草诏书，说：“从前太祖高皇帝颁布法令说：此地不给予藩封。不是吝啬，是念及这土地广阔且富饶，藩封得到它，多蓄养兵马，富裕而骄横，奸人引诱做不法之事，不利于宗庙社稷。现在秦王请求恳切，我念及亲情，把土地给王。王得到土地，应当更加谨慎，不要收聚奸人，不要多蓄养兵马，听从狂人劝诱做不法之事，震动边疆，危害我们的社稷。那时即使想保全亲情，也做不到了。王要谨慎不要忽视！”武皇帝看了诏书惊骇说：“如果这样可担忧，不要给！”挽回天意的力量，决断于几句话说，伟大啊！肃皇即位，言官接连上疏弹劾公假借宸濠卫兵，这是故意放纵反贼，请求召来下狱定罪，像陆尚书完那样。公说：“我只退休离去罢了。”始终不肯辩解。人说：这是公的大罪，有什么可辩解的，公始终不辩解，而弹劾的人不停止。很久之后，才知道给宸濠卫兵的，不是公，实际上是石斋杨公起草诏书，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的事情。大概旧例，凡是阁臣起草诏书，拟定旨意进入，亲自署名落笔迹，所以不能诬陷。

永陵议礼是非

大礼的争议，始于永嘉，而席、桂等诸君附和，伦常秩序昭然，名义很正，自然没有可疑之处。廷和上畏昭圣太后，下畏人言，极力主张濮议。诸亲佐又畏惧廷和的排斥攻击，附和雷同，不敢抵触。那些伏阙的年轻士子，尚气好名，把附和廷和的看作守正，把附和永嘉的看作干进，互相标榜，毒害充满缙绅，都是当权者不善通融的缘故。然而以年幼的君主，而满朝元老卿辅多达二百余人，都喧呼痛哭，最终没有稍微动摇。圣孝天生，神武独断，万古只有一位君主罢了。

林丘山史笔之重

汝阳林特立在史馆时，阅览《武庙实录》将成，只有迎立肃庙等两件事未决，众议纷然。公上奏记给副总裁中峰董公说：“昨天听说迎立一事，有人说由中，有人说内阁；诛杀贼兵，有人说由张永，有人说由杨廷和。疑信之间，漫然没有依据。史书，是万世是非的权衡，固然不可以偏重。当时我私下认为廷和因为违背旨意罢归，张永因罪废黜，现在皇上正综核名实，史书进呈两件事，必定首先登上乙览，恐怕将认为张永真有功，杨廷和真有罪，不等待左右汲引排摈，而君子小人进退的机括就决定了。况且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是史臣的体例。两者既然不曾亲自参与其事，可信可疑，应当严格有关治忽的，难道私

译这难道不是杨廷和的功劳吗！幸好由您来裁度轻重的分寸，衡量是非的标准。”公将此事禀告给总裁鹅湖费公，费公表示赞同，于是上奏天子，从此天子才倾心信任宰辅，而宦官的权势便衰微了。前辈如此重视史实，如今人们只凭耳朵听、嘴巴说、随手写、凭主观臆断，哪里还能再有可信的史书呢！

译经筵面奏

我朝经筵日讲，不只是辨析经史以作美观，而是应当旁及时务，来匡正不足之处。然而近来当面奏事的只有两人。嘉靖甲申年，修撰吕楠说：五月十二日是献陵的忌辰，这天举行讲筵，君臣不宜穿华丽的服饰。己丑年夏天，祭酒陆深说：讲官的讲章，不宜由辅臣删改撮要，使得讲官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愚见，借此来观察学术的正邪。吕楠不久因为议论礼制被贬为解州判官，陆深后来也被贬为延平同知。

我朝胜前代二十二事

谢铎说：“我太祖皇帝远远超过宋朝的，有五件事。第一，击退夷狄以收复中原；第二，在南方奠定基业而统一天下；第三，威势凌驾于前朝之上而兵刃未交；第四，亲自创业而统治时间最长；第五，申明祖训而家法最严格。”陆文量又说：“本朝政体超越前朝的，列举其大事有几件。比如前朝公主守寡，再为她选择丈夫，现在没有这种情况；前朝宦官受宠，与朝臣共同任职，有凭借功劳封公的，现在宦官受宠的只赐袍带，有军功的只增加俸禄而已；前朝府刺史都有生杀大权，现在即使是王公也不敢擅自杀人；前朝重臣可以自行征召任用下属，现在大臣有专权选官的律法；前朝文庙圣贤都用塑像，本朝初建国学，革去塑像，都用木牌位；前朝岳镇海渎都有尊贵的名号，现在只用山水本名称呼神灵，郡县城隍及历代忠臣烈士后世溢美之称，都命令革去；前朝文武官都可以使用妓女，现在挟宿娼妓有禁令，甚至罢职不再录用。”陈眉公说：“还有十件事：前朝太学生都可以上书，我朝唯独生员不允许陈述民间利弊，这是第一；九镇以制府文臣为将，天子亲自留守京城，这是第二；阁臣部寺之长与边腹大帅，由外廷共同推举，内廷不得专断，这是第三；母后不称制，这是第四；勋戚不干政，这是第五；皇子讲官就是宫坊僚属，不设立博望苑，不开设天策府，这是第六；没有殉葬，这是第七；不使用黥刑、刺刑、劓刑、阉割之刑，臣下敢有奏请使用这些刑罚的，文武群臣立即弹劾，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这是第八；京师有热审，省直有减刑，不是大吉典不轻易赦免，这是第九；宋朝制度台省六品，诸司五品，一个郊祀而任命一人，两制以上，一年而任命一人，儿子又任命孙子，孙子又任命儿子，任命侄子、任命外甥也有，现在三品以上才能荫庇儿子入监，纨绔子弟不滥入朝籍，这是第十。那么定鼎卜历，还可以估量吗！”

国朝乐律不讲

我朝文明之运，远远超出前古，唯独乐律一事，置之不讲。然而议论乐律也不容易，必须像师旷、伶州鸠、万宝常、王令言那样，他们自得之妙，哪里有可以传授的法度呢？后来的君子，却想要强行议论，在黍的纵横中探究律吕，在声音的清浊中寻求正哇，或者用残缺断烂的简编、埋没销蚀的尺量来证明，而自认为得到了，这与刻舟求剑、覆蕉寻鹿、叩槃扪烛有什么不同呢？洪武年间，有山西都指挥郭敬，通晓钟律，把水放在食器中，斟酌损益，用筷子敲击，就符合音调。曾经听到教坊演奏登降之乐，脸色不悦，有人问他，说：“不是你们所能知道的。”当事者如果真能重视这件事，请求开设一个乐律科，怎么知道没有郭敬那样的人出来应选呢？

古今改元之误

国家以改元为重，然而历世无穷，美名有限，于是有前后重复的嫌疑。最可鄙的是晋惠帝，六次与汉朝年号相同，一次与吴朝年号相同。汉哀帝的太初，晋元帝的建武，魏孝武帝的永兴，唐肃宗的上元，都是同一代内的年号。乾德，是蜀的年号，因为宫女鉴背才知道；隆兴，是伪年号，因为曾布《日录》才见到。然而所应当避讳的，又不止重复这一节而已。不可以像谥法，如康定、靖康之类。又不可以触犯古陵名，如熙宁、崇宁，都与刘宋陵名相同。又不可以袭用夷狄宫名，如宣和是契丹宫门之名。徽、钦二帝到了那里，入门看见匾额才后悔。所以应当主持改元的人，最宜博学洽闻之士。如果永乐，是前凉张重华、宋方腊及南唐贼张遇贤所僭用的年号，而正德也是西夏僭国年号，隆庆系金虏宫名。当时廷臣无一人记忆，为什么呢？宋太祖说宰相须用读书人，难道虚言吗！又应当详细考察国运，如宋朝改治平，而说者认为火德不宜用水。那么我朝土德，不宜用木，触犯者有耗损元气之嫌。又应当审察国姓，如周高祖姓宇文，改元宣政，当时认为“宇文亡日”。也应当避忌国号，如唐僖宗改元广明，而当时认为“唐去其口，而著黄家日月”，后果为黄巢所篡。大率离合之谶，深微而难逃，最宜熟察。桓玄改元大亨，议者认为“一人二月了”，果然二月而乘舆反正于江陵。梁豫摩王栋、武陵王纪，都改元天正，说者

译说“二人一年止”。齐后主高纬改元龙化，被解读为“降死”。隋炀帝改元大业，被解读为“大苦末”。齐显祖改元天保，被解读为“一大人只十”，果然十年后便去世。宋徽宗改元宣和，被解读为“一家有二日”，果然徽宗、钦宗同为皇帝。钦宗改元靖康，被解读为“立十二月”，果然满一年便停止。又“正”字意为“一止”，前代如魏邵陵公的正始，金主完颜亮的正隆，梁陵贺王的正平，魏高贵乡公的正元，渤海王嵩邻的正历，雷进的正法，都不是吉祥的征兆。本朝正统年间，发生了北狩之变；正德年间，盗贼遍布天下，这也是没有仔细考量的缘故。其他如炎兴，应验了司马氏的名号；升平，有不满一斗的民谣；大足，仿佛气数已尽，武则天便改了年号。“昌”字是“二日”，李泌曾对此提出异议。“成”字意为“负戈”，“美”字意为“犬羊”，“亨”字意为“子不成”，神宗因此避讳。纯熙旁有“屯”字，孝宗因此更改。虽然国家的兴盛与衰败，其中有定数存在，但建立年号、商议名号，则不可不详细审慎。

译对待宗室藩王的办法

我朝宗室藩王，自古以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繁盛的。万历二十二年，登记在宗室名册中的已有十六万人，如今又过了二十年，其人口增长还不知有多少。偶然翻阅《侯鲭录》，记载唐元稹为李从易担任宗正丞所写的制词说：刘氏子孙，登记在宗室名册中的有十余万人。汉高祖扫清秦朝的余烬，我朝高祖驱除胡人的腥秽，他们的功业是相同的，所以后代子孙的繁盛，也是相同的吗？然而宗室的俸禄供养费用，多于百官。而子孙众多，宫室容纳不下，不分亲疏，不论贵贱，自出生起，都由官府供养。成年后封爵，嫁娶丧葬，无不仰赖朝廷供给。日渐月增，没有尽头，这也是事情必然发展到如此地步，而恩惠必然穷尽的时候。可是当权者，未曾听说有什么处置办法，为什么呢？古代天子设七座宗庙，七庙之外的祖先，如果没有功德就依次毁弃，春秋祭祀时不参与。没有比天子更尊贵的，没有比天子的祖先更尊贵的，而宗庙不超过七座，为什么呢？因为恩惠所不能遍及。为什么唯独到了宗室就不这样呢？我听说夏商周三代，公族中有因亲缘未尽而列于庶人中的；两汉的制度，皇帝的儿子封王，王的庶子还可以封侯，从侯以下，庶子就不再享有爵位和封地。大概有离开宗室成为平民的，有从平民重新在朝廷做官的。到了唐、宋也是这样。现在宗室应该以亲疏贵贱为差别，依次让他们出宗，使得他们能够做官，比照异姓官员，选择其中有才能的逐渐试用。凡是他们的俸禄数量，升迁等级，升降制度，都与异姓官员相同。使得没有才能的人不至于危害百姓，有才能的人有途径自我效命。这也是目前挽救弊端的办法，万万不可停止的。近日行人刘公宗周有整顿宗室藩王的奏疏，其中经制措施很值得称道。

理财的紧急事务

从前孔门三尺高的童子，以称道管仲、晏婴为羞耻，而汉、唐以来，俊杰并起，将相接连，最终没听说有一人超过管仲、晏婴。为什么呢？战国时有申不害、韩非，提倡刑名之学，现在天下学士大夫争相唾骂他们，而诸葛孔明、王景略，都是一代豪杰，却暗中运用他们的权术，来成就治安。所以如果今天天下有一个管仲、晏婴、申不害、韩非那样的人，还担忧什么治理不好呢？所谓世道如江河日下，越来越坏，确实如此啊！桑弘羊、孔仅、宇文融、杨炎，这几个人，不是世人所称用他们的法度扰乱天下的人吗？然而后来争相运用他们的法度不止。我朝六典，设立官职纯粹采用周制，现在司农日夜讲求，百官早晚谋划的，难道一一都在维持正常的赋税供给吗？如从前桑弘羊、孔仅等人所说的盐铁、舟车、缗钱、酒酤、间架、保马、保甲、免役等各种弊法，以及纳粮授爵的事情，有能够振作精神而大力推行的，未必不是今日匡正时局、治理国家、救济边疆、保护百姓的第一良策！而那些高声大骂桑弘羊、孔仅、宇文融、杨炎等人的人在哪里呢！

天生人才供世使用

刘静修说：天生这一代的人，而这一代的事本来就能办成。岭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药来治毒。湖南多瘴气，而有姜、橘、茱萸来治气。鱼鳖、螺、蚬治湿气，而生于水中；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于山中。大概不能有所克制那种气，就不能生于那种气之中。而物与这种气共生，本来必然使得它们对这种气有用。就像朱子所说：天将要降下祸乱，必定生出平定祸乱的人来应对其后。由此看来，世间本来没有无用的人，本来没有不可处世的世道。无论上古，像我朝土木之变就生出忠愍（于谦），宁藩之变就生出王文成（王阳明）。有这种病才有这种药，有这种乱才有这种人，世间没有缺乏人才的世道，以通天达地的精神，而辅以拔十得五的法眼，大概差不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