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眼卷五

译防备匈奴。史书称他选拔任用有才能、勇敢的人，也极为勤勉，却不及李广。皇上亲自慰劳军队时，周亚夫才是真正的将军，而霸上、棘门的军队不过是儿戏罢了，那时李广不知身在何处。如果让李广担任这些职务，难道不比刘礼、徐厉等人更贤能吗？李广被免职，苏意、张武本来也没有听说在景帝、武帝时代建立功勋。

译文帝又恢复了族诛的刑罚。

汉朝初年虽然约法三章，但死刑中仍有夷灭三族的法令。吕后元年，已经废除了这项法令，后来孝文帝与陈平、周勃仔细商议，完全废除了没收家属财产和连坐的律令，这不是非常盛大的德行吗！然而新垣平阴谋叛逆，文帝又实行了三族之诛。所以班固在《汉书》中说：“凭着孝文帝的仁德，陈平、周勃的智慧，仍然有过度的刑罚。”大概就是指这件事。从此以后，族诛的法令，景帝、武帝常常轻易使用。袁盎陷害晁错，只说“现在的计策只有斩晁错而已”，而景帝让丞相以下官员弹劾上奏，于是导致晁错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无论老少都被处死示众。主父偃陷害齐王致死，武帝本想不杀他，公孙弘丞相争辩，于是族灭了主父偃。郭解的门客杀人，官吏上奏说郭解无罪，公孙弘议定族灭郭解。这都是文帝族诛新垣平开启的先例。史书说孝文帝时审理案件只有四百起，有刑罚搁置不用的风气，如果拿新垣平这件事来说，难道不成为盛大德行的拖累吗？

短丧并非始于文帝

后来的儒者，都认为短丧是从孝文帝遗诏开始的，因此深深讥讽。考察三年之丧，自从春秋、战国以来，没有谁能实行了。子张问道：“《尚书》说‘高宗守丧三年不说话’，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何止是高宗，古代的人都这样。”大概是当时的君主没有实行三年之丧的，所以子张疑惑而问，孔子回答说古代礼制都是如此，大概也是感叹今人不能实行。滕文公向孟子询问丧礼，想要实行三年之丧，父兄百官都不愿意，说：“我们的宗国鲁国先君没有实行的，我们的先君也没有实行的。”鲁国最算是秉持礼制的国家，孔子称赞它一变就可以达到大道，尚且不能实行这个，那么其他国家就可想而知了。汉朝初年的礼制，大体都沿袭秦朝的旧制。秦朝，是没有礼义的国家，它的丧礼本来无可考证，然而杜预说秦朝焚烧书籍，随意行事，尊崇君主压抑臣下。汉高祖草创基业，沿袭而不加改变，以至于让天下人都穿重孝，早晚哀哭，经历寒暑，禁止嫁娶、饮酒、吃肉，制度不符合人情。因此孝文帝遗诏，收敛完毕就下葬，脱去重孝，改为大功、小功、缌麻，缩短守丧时间，定为三十六天。诏书语言忠厚恳切，与以往赈贷劝课等诏书一样，都是仁人的言语，怎么能诋毁呢？皇帝的诏书本来不是为继位君主设立的，而景帝的短丧也起初不因为遗诏。大概古代天子七月下葬，诸侯五月下葬，虽然通丧必须以三年为期，但也以葬后作为逐渐恢复吉礼的开端。滕文公五月住在庐舍，没有命令告诫，大概孟子虽然教诲他实行三年之丧，而文公仅仅能在五月未葬之前遵守谅阴的制度罢了。然而这也是当时所没有的。至于秦始皇七月在沙丘去世，九月下葬；汉高祖去世二十三天就下葬，下葬的第二天惠帝就即位；文帝去世七天就下葬，下葬的第三天景帝就即位。大概景帝所遵循的，是惠帝的成法，惠帝所遵循的，是春秋以来直到秦朝灭亡的法度，难道是孝文帝遗诏造成的吗？

七国缓削则不反

汉景帝初年，七国后来变得强大，晁错的议论说：“削藩也会反，不削藩也会反。”我却说：急迫削藩则必然反叛，缓慢削藩则可以不反叛。吴王濞在壮年受封，到现在快要老了，宽限他几年，吴王濞死后，那么带头造反的人就没有了。七国虽然强大，都可以用威势恐吓他们。晁错不忍心几年间的迟缓空闲，想要急于进攻，却犹豫不决地行事，自身死亡国家危亡，被天下人取笑。俗语说：“贪跑的人跌倒，贪吃的人噎住。”这说的就是晁错吧？

袁盎幸免

汉朝杀晁错来引诱七国以求罢兵，卑劣也太甚了。袁盎想要快意私仇，不顾国家体面，小人情态，至今还有余恨。后来他的计策没有成功应当被杀，侥幸免死，是景帝失刑。而最终死于刺客之手，谁说天道无知呢？

亚夫之死以忌

史书称汉景帝想封皇后哥哥王信为侯，周亚夫争辩，景帝沉默而阻止。匈奴投降的五个人，景帝也想封他们为侯，亚夫说：“他们背叛自己的君主而封他们为侯，拿什么来责备不守节操的臣子呢？”皇上说：“丞相的议论不可采用。”全部封投降的五人为侯。最终因此招致祸患。不知道景帝杀亚夫，竟然不在于此。景帝年岁已高，太子年幼，而亚夫负有震慑君主的名声，挟持着不赏赐的功劳，亚夫不死，景帝不能闭眼。所以说“郁郁不乐不是辅佐少主的臣子”。景帝本心在这里暴露了。汉朝兴起以来，只有勃父子都有安定社稷的功劳。周勃几乎死而没有死，亚夫最终死了，“走狗良弓”的比喻由来如此。

窦太后专制

汉朝母后干预朝政临朝听政，不必是少主，即使是长君也是这样。窦太后喜好黄老之学，厌恶儒士，儒士大多不能进用。赵绾、王臧想帮助皇上兴办制度，就揭发他们的奸利而搁置。窦婴，是她的侄子，厌恶他就除去门籍，喜欢他就让他为相。又灌夫骂座就不吃饭，论罪弃市。喜爱梁孝王，就公然请求立为嗣君，不顾太宗的重托。韩嫣，是皇帝所宠幸的，太后想杀他，皇帝就不能救。可以说是司晨预事了！

武帝纪元

自从武帝设立年号来纪元，改变秦政而用夏历，我知道千万世以后，商汤、周武复兴也不能改变。为什么呢？汉朝不是用夏历，大概是用古历。

译罢了。殷、周两代没有更改年号的制度，这就是子月、丑月得以确立的原因。汉武帝改变了这一做法，设立年号，以表明历法纪数的归属在于自己，向天下展示人们的顺从或背离。即使是改朝换代的制度，也不过如此，又何必再重复确立子月、丑月作为多余之举呢？这正是新莽、曹魏、唐肃宗之所以随着更改而又随即废弃的原因。唉！谁说汉武帝的智慧，还有不及殷、周的地方呢！

译武帝分封的诸侯大多不能善终。

汉朝对于分封，给予爵位时非常艰难，而剥夺爵位时却往往很急迫。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封侯的人虽然很多，但大抵都在不久之后就被剥夺爵位和封地。当他在对外征伐四夷时，遵循高祖“无功不封侯”的制度。于是凭借军功封侯的有七十五人。然而在武帝在位期间，失去爵位的已有六十八人，能够保全的只有七人罢了。当他对外削弱诸侯王势力时，采纳贾谊“各受其祖之分地”的主张，于是以王子身份封侯的有一百七十五人。然而在武帝在位期间，失去爵位的已有一百十三人，能够保全的只有五十七人罢了。因外戚恩泽封侯的有九人，然而在武帝在位期间，失去爵位的已有六人，能够保全的只有三人罢了。功臣、外戚、恩泽侯失去爵位，可以说给予和剥夺都出于君主自己的意志；而王子失去爵位，则是姑且借“推恩”的名义来分割他们的封地，并苛刻地设立废除爵位的刑罚来剥夺他们。唉，这也太刻薄了！

太常卿任用侯爵

汉朝自武帝以后，只有太常这一位卿必须让现任侯爵担任。而太常掌管宗庙园陵，动辄获罪，从元狩年间以来，因罪被废黜斥退的有二十人。料想武帝暗中想要削弱侯国，所以让他们担任这个官职来困窘他们罢了。表中所记载的酂侯萧寿成因祭祀用的牺牲瘦弱获罪，蓼侯孔臧因衣冠道桥损坏获罪，大抵从酂侯到牧丘侯共十四位侯爵，都因小事被剥夺封国，这也是铲除打击的手段啊。

汉朝的和亲与宋朝的岁币等同

自古边防没有比汉朝更强的，然而和亲这一件事，竟然以天子的尊贵与匈奴结为兄弟，以帝女的称号与胡人老妇并列侍奉，甚至发生蒸母报子的乱伦行为，顺从他们污秽的习俗，而汉朝的君臣都不以为耻，这种侮辱与赵宋的岁币难道有差别吗！但是汉武帝能够洗雪平城之耻，其后虽然因为哀帝、平帝柔弱，仍然能让呼韩邪单于叩头臣服；宋真宗不能报复澶渊之役的耻辱，以至于徽宗、钦宗被掳北上，其后竟然屈辱地臣服于夷狄，那么其中的得失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腐儒书生，还以穷兵黩武作为汉武帝的罪过，这就是李卓吾所说的灭掉了一只眼睛啊。真是可笑，真是可笑！

申公不知适可而止

窦婴、田蚡，都喜欢儒雅之风，推举赵绾、王臧，迎接鲁地的申公，想要设立明堂，命令列侯回到封国；废除关卡，以礼仪作为服饰制度，想要以此兴办太平盛世。恰逢太后不高兴，赵绾、王臧被交付狱吏。窦婴、田蚡所做的事，名义上也是好的，然而窦婴已经沾沾自喜，田蚡又专门谋取私利，太平盛世难道可以靠文饰努力就能成就的吗！申公起初不能听从穆生的劝告，被楚国人羞辱，也可以稍微有所惩戒了，晚年却为窦婴、田蚡所起用，真可一笑。“凤凰飞翔在千仞高空，乌鸦老鹰弹射不去”，确实不是虚话啊。

司马安拙劣的仕途

司马安四次担任九卿，当时的人认为他善于做官。以现在的眼光看，称他为拙劣的做官者也可以。那些泯灭廉耻、广开仕途的人，不出几年就升任三公宰相了，哪里用得着四次担任九卿呢！

卜式不熟习文章

汉朝正对匈奴用兵，卜式愿意捐献财物资助边防；正对南越用兵，卜式愿意父子一同赴死。天下人正争相隐匿财产，而卜式尤其想要资助公家的费用。凡是卜式乐意做的，都是众人难以做到的，而汉武帝想要做的，卜式就揣测他的心意而预先去做，所以天下人因为卜式而获罪的十室有九。而卜式受到褒奖宠信，自以为对天下有用。于是汉武帝要举行封禅大典时，卜式却唯独因为不熟习文章而被弃用，卜式啊，为什么不先于众人去熟习文章呢！

田千秋的贤德

汉武帝征和二年，大鸿胪田千秋说：“谈论神仙的方士很多，却没有显著的功绩，请求全部罢免遣散。”皇上说：“大鸿胪说得对。”后来对群臣说：“天下哪有神仙，全是妖妄罢了。”实际上是田千秋启发的。唉！田千秋能够申辩戾太子的冤屈，又罢免方士的妄言，也是贤德啊，世人还因为他凭一句话就取得相位而轻视他，为什么这么不能宽恕呢！虽然如此，揭露戾太子冤情的，是壶关三老，武帝没有给予足够的赏赐，而田千秋却接着取得了卿相之位，也是他所遇到的幸运罢了。

汉武帝爱惜人才

自古文章对于君主未必能遇到赏识，遇到赏识的政事未必就好。唯独司马相如在汉武帝面前奏上《子虚赋》，没想到让君主感叹说：“我偏偏不能得到这个人与我同时代！”奏上《大人赋》则非常高兴，飘飘然有凌云之气，好像游历于天地之间。死后，寻找他的遗篇，得到《封禅书》，阅览后觉得奇异。这是千古君臣相遇，让傅粉的大夫读它，尚且不能成句呢。比这差一点的，就是隋炀帝在道衡身上恨“空梁”，梁武帝在孝标身上贬低征事，李朱崖甚至屏弃白香山的诗不见，说“见了就会喜爱它”，僧虔拙劣的笔法，明达累赘的言辞。唉，忌妒心太重了！后世找一个不忌妒的人不可得啊！

司马相如的《美人赋》

平时读司马相如的《美人赋》，读到“弱骨丰肌，时来亲臣。臣之气服于内，心正于怀，信誓旦旦，秉志不回。”就挥袖呼喊：长卿长卿！根据你的说法，鲁男子也不过如此罢了，他在卓氏那里，是前是后呢？真可一笑。[夏君宪说：想当时的美人远不及卓氏，卓氏不只是因为美色受宠。李卓老论述得很详细。]

视草的意义

古人称视草，是说观看天子所起草的诏令。古代的诏令多由天子亲自起草，特意让

译词臣站在旁边，只是用来观看起草的诏书写得如何罢了。所以汉武帝下诏给淮南王，让司马相如“视草”，并不是让司马相如代笔。如今掌管起草诏令的人，都代替天子执笔，却不符合“视草”的本意却仍称为“视草”，这不是错了吗！

译董仲舒关于忠、质、文的学说非常荒谬。

汉代儒者认为夏、商、周三代所崇尚的政治各不相同，这大概是从董仲舒提倡开始的。然而，如果从《诗经》、《尚书》、《易经》、《春秋》这些经典中去寻求，用孔子、孟子的言论来验证，并没有这样的说法。春秋时期，周朝衰败得很厉害了，孔子却说：“周朝借鉴了夏、商两代，礼乐制度多么丰富啊，我遵从周朝。”为什么汉代儒者厌恶周朝礼乐制度的弊端，而孔子反而遵从它呢？为什么孔子不担忧小人粗俗浅陋，而汉代儒者却孜孜不倦地谈论这一点呢？唉，汉代儒者的见解真是浅陋啊！人类、禽兽、草木都是一样的，圣人对此有所忧虑，于是为他们制定纲纪法度、典章礼乐来维持秩序，所以称之为“文”。“文”的作用，就是让万物各有条理而不互相侵扰混乱。因此《尚书》称尧为“文思”，舜为“文明”，禹为“文命”。孔子对于尧，也说“光辉灿烂而有文章”，意思是到了这时才由质朴转变为礼乐制度，中正之道才开始显现。从尧舜到夏商周三代，天下日益趋向于礼乐文明，大概是因为民众的巧诈日益滋生，先王防范约束的制度都更加严密，所以礼乐文明日益兴盛。因此，夏、商的礼乐文明，比起尧舜来有所差异，周朝的礼乐文明，比起夏商来尤其兴盛。上古时期宰杀小猪、烤熟黍米、君民一起耕作的习俗，到了尧舜时代才开始改变。尧、禹居住茅草屋顶、土台阶、低矮房屋、土墙的简朴制度，到了周人时代才开始改变。所以孔子以周朝对照夏商两代，唯独觉得周朝礼乐丰富。夏商两代并非不崇尚礼乐文明，只是不如周朝那样完备。从后世的角度来看，称夏朝崇尚忠、商朝崇尚敬是可以的，如果说夏朝政治崇尚忠、商朝政治崇尚敬，那就错了。礼乐文明果真能脱离忠与敬吗？忠与敬又能脱离礼乐文明吗？《礼记》说：“虞夏的礼乐文明，不能胜过其质朴；商周的质朴，不能胜过其礼乐文明。”这是说三代的礼乐与质朴，本来就有相互胜出的情况，并非有所偏颇崇尚。观察周朝的治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期，上下和睦，指挥如意，这是礼乐文明振兴的表现。穆王、昭王以后，王室日益衰败，下面多有背离叛乱，这是礼乐文明不振兴的表现。所以编撰《诗经》的人，把君臣上下行动没有礼乐规范作为周幽王动乱的原因，把天下荡荡然没有纲纪文章作为周厉王动乱的原因。假如周朝衰败时礼乐文明不废弃，那么冠礼、婚礼、宴饮、射礼的制度还存在，乖张争斗的风俗就不会兴起；朝见、聘问的礼仪还存在，倔强不服的国家就不会出现；国家、宫室、车马、衣服有等级差别，僭越模仿的风气就不会兴起；号令、赏罚、政令、纪律已经施行，统御的权力就不会丧失，怎么会达到动乱的地步呢？所以圣人一定要遵从周朝，是因为认为拯救纷乱，没有比先用礼乐文明更好的了，怎么反而说三代各有崇尚，而周朝衰败是礼乐文明的弊端呢？

太史公的权衡

《史记·刺客列传》序言中叙述聂政的事迹极其详尽生动，大概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愤激之情罢了。而在《年表》中则记载“盗贼杀害韩国宰相侠累”，可见太史公的权衡是审慎的。《田单列传》叙述王蠋的事迹，以至于把齐国的存亡系于一介布衣身上，谁说史公“贬低节义”呢？又如把孔子列入世家，把老子列入列传，而且与申不害、韩非相提并论，又何曾“推崇黄老而轻视六经”呢！那么后人讥讽司马迁的，全都是瞎话。

史迁文章的宾主

陈仁子说：汉朝初年不知道尊崇孟子，司马迁把孟子和荀子合传已经是不伦不类了，更把驺衍、淳于髡等人混杂其中，怎么是轻视孟子呢？不知道史法中有牵连而得以记载的，有借客人来衬托主人的。太史公感叹孟子所到之处都不被接纳，而驺衍、淳于髡之流纷纷在世上尊崇礼制，正是为了显示碔砆（似玉的美石）轻易售出而璞玉不被剖开，汗血宝马徒然优良而劣马竞相追逐，他的感慨很深啊。陈仁子反而认为这是轻视孟子，这是不懂得文章中宾主关系的缘故。

太史公的知己

赵汸说：司马迁的《平准书》，是讥讽横征暴敛的大臣；《货殖列传》，是讥讽喜好财货的君主。考察汉武帝五十年间，因为战争而财用耗竭，因为财用耗竭而刑法严酷，到了末年，设立平准机构，则海内萧条，户口减半，残害百姓的祸患，这时达到了极点。司马迁详细记载了始终相因的变化，特意用“平准”命名这篇书，最后说“烹杀桑弘羊，天降大雨”。唉，意味深长啊！赵汸可以说是太史公的知己了。

《史记》多为后人淆乱

太史公死于汉武帝末年，而《贾谊传》中说贾嘉最好学，到孝昭帝时列为九卿；《司马相如传》引用扬雄的话说靡丽之赋，劝百讽一；又《公孙弘传》在平帝元始年间诏赐公孙弘子孙爵位。徐广注解说这是后人抄写时续在卷后的，那么《史记》一书被后人淆乱的地方很多了。[我又考证《后汉书·杨终传》说：肃宗时，杨终受诏删减《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那么现在的《史记》不是司马迁的原书可以知道了，奇怪它淆乱杂出什么呢！]

史迁不懂作赋

司马迁记载《子虚赋》、《上林赋》，是因为它们的文辞宏丽、被世人珍视罢了，并非真的能欣赏吟咏它们。观察他推崇贾谊等人的赋就可以知道。贾谊是通达世用的才子，他所作的赋自成一派，太史公也有《士不遇赋》，完全不通文理。千秋绝代的才华，竟然在雕虫小技上逊色，人各有所长，不可强求啊！

武帝遗命

自古帝王遗命多

译了，但终究没有像汉武帝那样奇特的。把国家托付给向来没有名声的人，期望在几十年后见到功效，就像拿着保证书一样确信，这难道是寻常的见识所能揣测的吗？汉武帝还有一个奇特之处，不戴帽子就不见汲黯，即使是丞相、大将军那样尊贵的人也不敢期望见到他。所以如果汲黯不死，背负斧钺的阴谋就不会落在田千秋身上了。

译汉武帝的神智

汉武帝册封诸皇子，策书都是皇帝亲笔书写。对燕王说：“要竭尽你的忠心，不要产生怨恨，不要违背道德。”燕王果然因怨恨，想与上官桀、桑弘羊等人谋杀霍光，废黜皇帝而自立，事情败露，上官、桑氏都被灭族。燕王自杀，封国被废除。对广陵王说：“大江以南，五湖之间，那里的人轻浮，你要小心。”广陵王也因亲近小人而亡国。像这样神妙的智慧，真不愧继承了祖先的遗风。

苏武娶胡妇有见识

苏子卿娶了胡人女子，最终遭受后世的非议。我私下对此感到疑惑。《新安文献志》记载，宋代建炎年间有个叫朱勣的人，以校尉身份跟随奉使行人到粘罕那里，几天后就请求娶妻。粘罕很高兴，让他从俘虏的宫女中自行选择。朱勣选了一个最丑陋的，人们都不明白。不到半个月，朱勣就逃走了，人们这才醒悟，他求娶妻子是为了让粘罕不怀疑，选择丑陋的女子，是因为没有留恋。苏子卿娶胡妇，难道没有朱勣那样的见识吗？

霍光列举昌邑王的罪状

看昌邑王与张敞的对话，真是个狂妄而不明智的人，哪里能做坏事呢？既然废黜他就罢了，何至于诛杀他的随从官员二百多人？想来其中随从官员一定有谋划对付霍光的人，霍光知道了，所以立即废黜贺，不单单是因为他淫乱的原因。那二百多人正被诛杀时，在街市上号哭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说明他们有谋逆之心是明显的。只是事情隐秘，史官没有途径得知，记载这件事的人也是想让后人隐约看出其中的意思。周武王列举商纣王的罪状，孔子尚且怀疑；霍光等人列举贺的恶行，能完全相信吗？

交道的弊端

现在谈论交友的人，都说王吉、贡禹，萧育、朱博。如果把这作为交友的最高准则，那么弹冠相庆、结绶相随，依附时势，正是当今士人的弊端。却把这当作最深厚的交情，可悲啊！更加可以看出世上没有真正的交情。

西汉文章的浅陋

西汉自王褒以下，文章专事辞藻，不再简练古朴。而谷永等人的奏书，杂引经传，没有自己的见解，于是古学更加疏远。又文章喜欢用典故，从邹阳开始，而太史公说“比物连类，有值得称赞的地方”，难道没想到这竟然成了便捷的法门吗？到了今天，则是末流泛滥的源头了。

汉代任用吏胥的效果

汉代拥有天下，平津侯、乐安侯等人号称儒宗，但最终没有什么表现。至于那些卓绝俊伟、震动四海的人，大多出自吏胥之中，如赵广汉，是河间的郡吏；尹翁归，是河东的狱吏；张敞，是太守的卒史；王尊，是涿郡的书佐。这些人都是雄俊明博，出可以做将军，入可以做丞相。那么为什么吏胥中这么多贤才呢？吏胥这些人，年轻时学习法律，长大后学习狱讼，老奸巨猾的大豪强，畏惧慑服，吏胥的机巧变化出入，无不熟悉。因此让他们做官，那么豪民猾吏的弊端，表里毫末，都显露在外面，无处逃避。而且上面的人以才能选拔他们，以礼节对待他们，他们的志向又自知，能在公卿中奋发，所以始终不肯自甘堕落于恶行，去招致罪过，而败坏自己终身的利益。所以当时，士君子都乐于做吏胥，其中放纵于大恶的，大约也不过几个人。而其中特别贤能的，甚至能成就功业。而后世却认为这是杂流，这是士大夫以此为耻而不肯做的原因。

赵充国屯田是计策

赵充国屯田的事，是兵家的计策。不仅宣帝和汉廷诸公、先零、罕、开被迷惑，班固也不识破其中的奥妙。汉代用兵都调发各部国，千里行军，遇到敌人就败退。现在罕、开等羌人也是乌合之众，赵充国知道他们不能持久，所以想用计策挫败他们。只说“兵事难以预测，希望到金城，再图谋上奏方略”，又说“明主可以听忠言，兵事应当以保全取胜。等到到了那里，只想做留屯的计策”。凡是与汉廷往复论难的，不过是粮草多少罢了，机密起初没有泄露。羌人看到他的措施出乎意料之外，实在不能久留，所以归顺而退兵，赵充国也奏凯而还。在边境不过从冬到夏，从来没有收得一粒谷子，想必也没有下种。不然，五月谷物将结穗，怎么会留下给羌人呢？学者不按时刻考察，每谈到屯田，必定推崇为首，可笑。

陈汤的功劳不应当因矫制被废黜

陈汤的功劳，千古无双，而议论的人以矫制罪责他。不知道厌恶赏赐矫制而开后患的人，是说他的功劳可以相继而比肩的。阴山以北，有多少单于，自从汉朝击匈奴以来，得到单于的有几人？终汉朝之世，只有陈汤一人得到单于，其不可常侥幸而立功就是这样。假使裂地封赏陈汤，并且著令说：“有能矫制斩单于如陈汤者，无罪而封侯。”我想汉朝即使想再赏赐一人，几十年也没有继任者。这样则上面足以尊崇陈汤的有功，显褒而不疑，下面不畏惧未来生事要功的议论，是好的计策。只是说法不明确，所以阻挠功劳的人，趁机窃议，其后英雄志士所以在世变之际息机。

二疏离去因为许伯

萧望之做元帝的师傅，与石显为仇，最终被石显陷害。疏广也做元帝的师傅，与许伯为恶，而

译许伯无法肆意施加他的毒害。萧何与疏广在行事风格上相同，但结局一安一危，是因为他们去留的形势不同。况且汉元帝仁慈柔弱、优柔寡断，疏广大概已经熟察他的为人，所以一旦以知足为分，父子相携而离去。人们只知道疏广的离去是高洁的，却不知道他之所以离去，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译论灾异不应附会具体事件

孔子在《春秋》中记载灾异却不记载具体应验之事，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旁征博引万物情理、曲折指代各类事物，不可能一一完全吻合；如果偶尔有不吻合的情况，君主将会忽视它而不感到恐惧，圣人在这里自有深意。自从刘向解释《洪范》，分析天下灾祥的变化，并推演到金木水火土的范畴，于是用当时事件的吉凶去曲折地与之配伍，这就叫做欺骗上天的学问。况且周朝得水德却有赤乌的祥瑞，汉朝得火德却有黄龙的瑞兆，这道理又该怎么解释呢？难道晋厉公一次远望，周单公一句慢言，就能关系到五行的灾气吗？如果这样，那么五行束缚人的程度就比法律还严厉了。

刘歆、刘向废弃图谱之学

黄河出现河图，天地有自然的形象；洛水出现洛书，天地有自然的道理，这两者不可偏废。图是经，书是纬。一经一纬，相互交错而形成文辞，相互依存而产生变化。只看到书而看不到图，就像听到声音却看不到形体；只看到图而看不到书，就像看到人却听不到言语。图是最简约的，书是最广博的。依据图来探求容易，依据书来探求困难。所以学者做学问，把图放在左边，把书放在右边，在图中探求形象，在书中考证道理，那么人就容易做学问，学问也容易取得成效。后来的学者，脱离图而直接研究书，崇尚辞藻和解说。所以虽然平时胸中有千章万卷，等到置身于朝廷任职之间，就茫然不知方向。秦人虽然抛弃儒学，却没有抛弃图书，确实认为图的具象作用不可一日没有。萧何知道夺取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困难，所以进入咸阳首先夺取秦朝的图书。一旦战事平定，礼乐制度全面建立，于是萧何制定法律令而刑罚清明，韩信申明军法而号令严明，张苍制定章程而典章制度有条理，叔孙通制定礼仪而名分有别。汉高祖凭借马上夺取天下，一时的武夫役徒哪里知道《诗》《书》是什么东西？而这几位公卿又不是博通古今的老儒，如果不是有图书在，指掌间就能明白，那么一代的典章制度就不容易建立。况且当时禁止私藏书籍的法律尚未废除，墙壁中藏的书没有开启，所谓的书有多少呢？无非是按照图的成效罢了。后世书籍既多，儒生接踵而至，等到讨论一项典礼，就像聚集诉讼一样，虚度岁月，纷纷扰扰，纵然有所收获，也是披沙拣金，所得不能补偿辛劳。这种过失，实际上是从刘歆、刘向开始的。汉初典籍没有条理，刘氏创制，总括群书，分为《七略》，只收录书不收录图。《艺文志》的目录，相继沿袭，所以天禄阁、兰台、三馆、四库内外的藏书，只听说有书罢了。萧何的图，从此被抛弃在地上。后来的人羡慕刘歆、班固还来不及，所以图消亡而书日益兴盛。只有任宏后来将兵书一类分为四种，有书五十三家，有图四十三卷，记载在《七略》中，独自不同于其他。宋、齐之间，群书次序混乱，王俭于是作《七志》，作为它们的纲纪；六志收录书，一志专门收录图谱，叫做《图谱志》。没想到末流之学有这样的著作！而且有专门的书，就有专门的学问；有专门的学问，那么这种学问必定能传承，这种书也不会失传。任宏的《略》，刘歆不能扩充；王俭的《志》，阮孝绪不能续写。阮孝绪作《七录》，把散乱的图归入部类，把杂乱的谱归入记注。大概积累书籍就像调动军队，聚集就容易巩固，分散就容易灭亡。积累书籍就像征收粮食，聚集就容易盈余，分散就容易匮乏。按照任宏的图与书几乎相等，王俭的志应当占七分之一。阮孝绪的录，虽然不专门收录，仍有总记，内篇有图七百七十卷，外篇有图百卷，不知道谱的情况如何罢了。隋朝藏书，丰富于古今，然而图谱没有归属。从此以来，混乱没有条理。直到唐、虞、夏、商、周、秦、汉上代的书都在，而图没有流传。图既然没有流传，书又日益增多，这是学者难以成功的原因。天下的事，不致力于实行而致力于解说，不用图谱也可以。如果想要成就天下的事业，没有不用图谱而能在世上实行的。

图谱的益处

世上没有图谱，人们也就不认识图谱之学。张华，是晋朝人，问他汉朝的宫室，千门万户，他的回答如同回声一样迅速，当时的人佩服他的博学。张华固然博学，这不是博学的效果，而是看到了汉朝宫室图。武平一，是唐朝人，问他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春秋时期的族系，没有遗漏的，当时的人佩服他精通《春秋》，武平一固然熟悉《春秋》，这不是精通《春秋》的功劳，而是看到了《春秋》世族谱。假使张华没有看到图，即使读尽汉朝人的书，也不知道前代宫室的出处；假使武平一没有看到谱，即使诵读《春秋》如建瓴水般流畅，也不知道古人氏族的始终。当时的作者，后世的史官，都不知道他们的学问来自哪里。等到郑夹漈看到杨佺期的《洛京图》，才醒悟张华的由来，看到杜预的《公子谱》，才发觉武平一的原因。由此知道图谱之学，它的裨益宏大。现在的学者，这类都成为废弃的阁置，奇怪他们博洽不如古人吗？刘歆、刘向的罪过难道能尽数追究吗！

千百年眼卷六

汉儒解释经书的浅陋

《易》本来是卜筮的书，后来的儒者只知道诵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