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译卷一

原道

天下的道理，只有一个罢了，难道会有两个吗？道，是每个人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人之外没有道，道之外没有人，所以说，圣人是人伦道德的极致。这是因为以人伦来成就圣德，而不是以圣德来标榜圣德。由此可以看出，道不超出人伦的范围。如果舍弃人伦来谈论道，都是偏离正道而走上歧途的，不能称之为正道。因此，“儒”这个字，分析开来就是“需人”，意思是人不可以片刻离开它。我国所尊崇的是孔子，他是儒教的宗师。道并非从孔子才开始，但孔子是阐明道的人。现在天下的宗教也有多种了，儒教之外有道教，是背离儒教的；有佛教，是背叛儒教的。推而广之，则有祆教、景教、祅教、回教、希腊教、天主教、耶稣教，纷纷各自树立门户，互相争斗如同水火不相容。耶稣教比较接近儒教，天主教比较接近佛教，其余的都是参杂儒、佛而杂乱出现的。然而顺着水流必然要追溯源头，穷究开端必然要探明结局，那么我可以断定说，天下的道理，起初是由相同变为不同，最终是由不同归于相同。儒者本来无所谓宗教，显达时在高位，困顿时在下位，需求不能超出这个范围。把它称为宗教，是其他宗教的信徒跟着强行命名的。我国以政治统领宗教，大概远古的帝王都是圣人且处于天子的位置，尊贵有恒常的尊严，天下人习惯并安于这种状态。自从西南洋之外，没有不以宗教相争高下的。泰西各国都是以宗教统领政治，大概因为野蛮之气疲倦而想要有所归依，见识高远的士人以义理使他们信服，于是足以安抚多方，而各类人群赖以生存发展，功德所及，势力也归附于此。泰西立国的开始，所以都有一个宗教来统领它。天下的人，陆地上被山阻隔，水上被海限制，各自创立宗教而各自争辩是非，其间有兴盛有衰败，有兴起有灭亡，与人事世运互为消长，比如道教一变成为异端，佛教流入中国而衰落，祆教、景教、祅教现在都没有听闻了，回教虽然还遍布天下，但其衰败也很严重了，近来只有天主教、耶稣教与儒教屹立对峙。天主教中的礼拜仪式、炼狱忏悔，以及禁止婚嫁吃素，与僧侣没有区别，这大概不如耶稣教所持守的正道。今日欧洲各国日益强盛，智慧之士制造火轮船车以沟通同洲、异洲各国，东西两半球的足迹几乎无处不到，穷岛异民几乎无不至到，合一的契机将在此显现。既然民众由分散而结合，那么道也将由不同而相同。形而上的是道，形而下的是器物。道不能直接相通，就先借助器物来相通，火轮船车都是用来承载道而运行的。东方有圣人，此心相同，此理相同；西方有圣人，此心相同，此理相同。大概人心所向就是天理所指示的，必定有人融会贯通而使之相同。所以泰西各国今日用来凌侮我国的，都是后世圣人兴起时，所用来混同万国的法度器物。这个道理，《中庸》的圣人早已洞察并掌握，他说：“天下车轨相同，文字相同，行为伦理相同。”紧接着又说：“天所覆盖的，地所承载的，日月所照耀的，霜露所降落的，舟车所到达的，人力所通行的，凡是有血气的没有不尊敬亲近的，这就叫做大同。”

原学

中国，是天下宗邦，不仅是文字的始祖，即使是礼乐制度、天文算学器物技艺，没有不从中国流传到外国的。在尧的时代，羲和兄弟已经能够制造器物观测天象，用璇玑玉衡来协调七政，而兄弟四人分别安置在东、西、南、北，唯独在西边叫昧谷的，大概是在极西之地而没有界限。当时的天文官员子弟，难道没有把学问传授给那里的人吗？所以现在借根方（代数）还被称为东来法。于是欧洲人必定说东来的，是指印度而不是指中国，不知道印度正是从中国得来的。欧洲人的律历格致（自然科学）大半得自印度，而印度则是从中原传授的。就拿乐器来说，七音的循环变化，互为宫调，而欧洲人制造的风琴，其管长短合度，正与中国古乐器没有区别。其他如行军的音乐，铙吹的歌曲，中国向来就有，只是至今失传罢了。在周朝衰微时，鲁国的乐官都心怀高蹈，而少师阳襄则远入大海，谁知道古器、古音不是从此向西传播的呢？其他如祖冲之能造千里船，不依靠风水，施加机关自行运转；杨么的轮舟，鼓动轮子激水，其行进如飞，这不是欧洲火轮战舰的起源吗？指南车的法则创自姬元公以送越裳氏回国，霹雳炮则已见于宋虞允文采石之战，肯定在法朗机之前。电气则由测试琥珀法而得出的，时辰钟则是明朝扬州人自行制造的。此外测天仪器，哪一个不是从璇玑玉衡而来的呢。就拿文学来说，仓颉造字，早于唐、虞，那时欧洲草昧尚未开化。即使他们所声称声名文物之邦，如犹太，如希腊，如埃及，如巴比伦，如罗马，所造的字至今尚存，文学之士必以此为阶梯，所谓拉丁文、希腊文也。

译然而中国的文字，六书的义理都具备，西方国家的文字只得到其中一方面，除了谐声之外，只有象形罢了。埃及的文字散漫杂乱，那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云书和云名吧？犹太的史书记载唯独详细，上下大约五千年，未必能早于中国。看他们迁徙所到的地方，总不超过亚洲、非洲两洲之间，而文学兴盛被称为泰西的豳、岐、邹、鲁，但看他们所翻译的书籍，其精深的道理和微妙的言辞比中国差得远，只有祭祀的礼仪大致相似，其他相同的地方，或许也是由东向西逐渐传播而形成的。中国是西方文教的前驱，不因此更加确信吗？

译论人

我曾读《易经》中的话：“有了天地，然后才有万物；有了万物，然后才有男女；有了男女，然后才有夫妇；有了夫妇，然后才有父子；有了父子，然后才有君臣上下的等级，从而知道礼义应当如何施行。”《大学》这一篇，开篇就讲治国平天下，却一定要以修身齐家为根本，这大概是因为以身作则，确实看到平治天下的开端，必定从齐家开始。想要家庭整齐，那么妻子只对应一个丈夫，丈夫只对应一个妻子，这就是所说的丈夫尽丈夫之道、妻子尽妻子之道，而家庭伦理就端正了。自然的规律是一阴一阳，人间的规律是一男一女，所以《诗经》以《关雎》开篇，《易经》以乾坤为首，都在男女夫妇之间再三表达重视之意。自从后世陪嫁侍妾的制度兴起，从天子到士人，除了正妻之外，没有谁不有侧室。爵位越高，妾室越多。天子有三宫、九嫔、二十七御妻、八十一元士。郑康成又增加了轮流侍寝的说法，认为这一百多人，在一个月之内必须轮流侍奉一遍。然而，上古帝王放纵欲望以取乐，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这实在不可相信。总之，《尚书》在秦朝焚书之后，已经没有完整的简册，汉代儒生从残存的灰烬中搜集整理，掺杂自己的意见，像《曲台记》等书，大概都是出自汉代儒生之手无疑。到了后世，后宫佳丽多达数千，修建阿房宫，乘坐羊车游幸，极度纵欲穷奢，不可究诘。而那些拥有大量财富、享受丰厚供养的平民百姓，家中粉白黛绿的姬妾，排列屋舍闲居，嫉妒宠爱、倚仗恩宠，争奇斗艳以求怜爱。唉！由此看来，几乎把妇女当作玩赏之物，这与天地生人、男女并重的说法不是大大相违背吗？因此历代以来多有因女宠而引发的祸患。夏桀因为妹喜而亡国，商纣因为妲己而丧命，周幽王因为褒姒而殒身，吴国因为西施而灭亡，汉成帝因为赵飞燕而自取灭亡，陈后主因为张丽华而覆灭宗庙，唐高宗因为武则天而断绝传承，唐玄宗因为杨玉环而削弱国家。宠幸越甚，祸患越急，正妻嫡室被贬斥也不悔改，这都是因为家庭不整齐，而天下国家之所以不平不治的原因。有人说，天尊地卑，地道没有成就，所以丈夫是妻子的纲纪，女子低于男子。即使有六宫嫔妃奔走满前，但独自决断乾纲的只有一个人，又有什么妨害呢？从前尧帝将两个女儿嫁给舜，大概是用两个女儿侍奉舜来观察他的内政。舜的父亲愚顽，母亲嚣张，弟弟傲慢，而舜都能感化他们，这说明父子兄弟的伦理已经可见。如果两个女儿同居，心意不相投合，那么夫妇这一伦常尚且有所欠缺，而在齐家的道理上还算是未备，这是尧特意以此来考验舜罢了。况且舜在娥皇、女英之外，又有癸比，三位妃子共同侍奉，视若理所当然，如果确实做到男子正位于外，女子正位于内，妾室再多，又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从国家到家庭，没有不是这样的。有人说，中国风俗不同于西方，况且西方上古如以色列、亚伯拉罕等君主都有多个妻子，近代美国如马萨诸塞州，那里的妇女多喜欢为丈夫纳妾，这说明西方也有古今不同的情况，不可以一概而论。我私下认为所有这些说法都不必讨论，而教化的本源必定从一夫一妇开始，这就是所谓的理之正、情之至。试看乡里平民，男耕女织，丈夫在前面倡导，妻子在后面跟随，岁时祭祀，互相慰藉，虽然经历辛勤也不怨恨。推广到一夫一妇的家庭，也没有不是这样的。家中如果有两个妻子，那么丈夫的爱憎必定有所偏颇，而妻子的心意也就有了今昔的不同，怨恨抱怨交相发作，讥讽指责随即兴起，大家族世族多有因此而不和睦的，门庭乖戾必定从此开始。一个家庭既然这样，一个国家就可以知道了。议论者虽然讥讽西方国家在夫妇这一伦常上特别重视，但他们的家庭雍容，闺房和睦，确实有可取之处。因此知道一夫一妇确实是天的常道、地的义理，无论贫富都应当如此。有人说纳妾是为了希望生育，继承宗庙，这是非常不得已的事情，为什么不可以实行呢？不知道纳妾以求子，不如行善以延续后代来得快。《易经》中关于两个女子同居的卦，取象于睽，睽就是背离。一个男子而有二个女子，不至于离心离德的很少了。所以想要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先从一夫一妇开始。

论才

天下并非没有人才，忧患在于选取人才的方法不完善，使用人才的意志不专一，又忧患在上位的人不能清楚地识别真正的人才。他们所谓的忠臣不忠，所谓的贤人不贤，于是天下的贤才就隐没了。贤才，是国家的元气，贤才在上位则国家治理，贤才在下位则国家混乱，至于虽然有贤才却无可奈何，那么国家也就随之灭亡。贤才对国家的关系不是很重大吗？然而世间当权者，他们所采取的收罗人才的方法，就说，我不任用他们只是稍微表示牵制，否则他们就要北奔胡地、南逃越地了。唉！这是把天下的人才都看作张元、吴昊那样的人啊，这样人才怎么会为他们所用呢？所谓天下的贤才，往往难以进用而容易退隐，任用他们就谨慎自身而进用，不任用他们就保全自身而退隐，而且任用他们不得其正道，或者任用他们而不尽其才，那么宁愿老死在山野之中罢了。所以贤才对于世间，就像威凤祥麟、景星庆云，上天产生贤才，也是非常郑重地推出他们，

译难道有贤才自待，反而敢自我轻视吗？士人中有怀才不遇而不能被世所用的人，往往慷慨悲歌，牢骚抑郁，缩短其寿命而导致丧生。楚国的屈原抱石投江自沉，贾谊作《鵩鸟赋》自我哀悼，都是这样。千载之下凭吊人才的人，还为此叹息不止。唉！这难道不是国家的过错吗？天地生出人才，而国家不仅不能任用，反而加以摧残压制，以此自损元气，国家怎能兴盛呢？如今国家选拔士人，三年一次列入贤书，升到大庭，称为进士，尊称为翰林，认为天下人才都在这里了。不知道所考的是时文罢了，不是内圣外王的学问，不是治国经邦的道理，不是强兵富民的策略，导致天下人才变得无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竟然历经数百年而不醒悟，好像认为天下人才非由此不能进身，其错误也太严重了。败坏人才，毁损人才，使天下没有真才，以至于人才不能像古人那样，没有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每次想到这一点，没有不痛哭流涕而长叹的。那么任用人才应当如何呢？回答说，凡是有提拔人才责任的人，应当随时随地留心。有才能堪当大任的，有才能适合小任的，有才能胜任艰巨任务的，有才能长远谋划而能宏大济助艰难局面的，一一记住而不忘记，全部收在夹袋中，根据才能任用，各当其任。那些有才能而不能招致的人，就降低身份去求取，弓旌的征召、纁帛的赏赐，即使是穷巷陋室也会到来。像这样，天下哪里还有遗漏的人才呢？上面以真才求取，下面就以真才回应，那些修饰外表矫饰情感、卖弄奇巧炫耀怪异，以迷惑天下耳目、扰乱天下聪明的人，自然不敢到面前来了。世间有真才，也有伪才。伪才与真才，就像碔砆对于宝玉，鱼目对于珍珠，时间久了才知道，而不能立刻分辨，试用之后才显现，而不能空谈。在上位的人，如果不能谨慎地权衡这一点，只是被外表的应对敏捷、言论纵横所震撼，自以为能担当天下重任而负一时之望，那么没有不祸及百姓、灾祸流传的，如王安石之于宋朝就是这样。因此治世而人才兴盛，在堂陛之间都俞吁咈，在朝廷之上拜手扬言，上面尽用而不遗漏。乱世而人才也兴盛，有的在陇亩中躬耕，有的在草野内诵读，上面虽然不任用，但衡门泌水固有以自乐其天性。如果人才处于亡国之际，不惧怕牺牲生命，毁家灭身，以求挽回已去的天心而扶持已衰的大局，决不肯在新朝策名，拜爵兴朝，有宁蹈东海以死而已。由此看来，人才何负于国家呢。那些一不被任用，就产生怨恨上级之心，怨咨谤讪，以致形诸言语而见于篇章，这种人才是秉天地戾气而生的，不能称为真才。所谓真才，是与国家同休戚共患难的人。国家培养人才数百年，至此才得到回报，用与不用是一样的。

译论士人

我曾听何镜海先生说过，天下的太平与动乱，取决于士人和农民数量的多寡。农民多则天下太平，士人多则天下动乱。并非士人能够扰乱天下，而是依附于士人身份的人众多，那么依附于官职的人也就众多，那些游手好闲的人也会口腹甘美、乘坐肥马，三代以后的国家，因此出现了岌岌可危的局面。五行所生、百业所产的东西，无法满足百姓生活的需要，人口繁衍增多则杀戮接连不断，这是天道运行的必然规律。沉溺于安逸，欲望达到极点，在巧诈上争斗，百族万类元气耗损丧失，而倾覆夭折随之而来，这是人事发展的自然结果。大难刚刚平定，万物凋敝，人们安心耕种凿井而没有竞争和贪求；极盛之时，文治昌明，而欺诈虚伪日益滋生，杀机暗中潜伏，这又是历代盛衰相互依存转化的道理。汉代推举孝悌力田的人，与策问贤良方正并重，这种制度还接近古法。后世以文章取士，以资财为郎官，以等级记录功劳，都是用狡猾的人来控制淳朴的人罢了，这样还想治理好国家，怎么可能呢？唉！何先生的话，大概就是我想要以简政来治理天下的意思吧。返璞归真，正在今天。现在所谓的士人，都有士人的名号而没有士人的实质，他们实际上只是平民罢了，怎么能窃取士人的名号呢？现在国家对于士人，录取太多，选拔太急，人人都可以成为士人，几年之间，一个县里被称为士人的已经达到几百人，考察其中大多是懵懂无知的人，因此士人的习气日益败坏，士风不振，于是士人就被人们轻视，因而感叹天下没有士人。唉！这难道是全面的看法吗？比如在深渊中采珠，在山上采玉，取尽之后就用泥沙代替，人们见到泥沙，一并责怪珠玉无用，于是士人就无法展现自己的长处。为今天打算，应当废除时文而崇尚实学，大致像汉代取士的方法，在考试之外实行乡举里选，崇尚德行而不崇尚才能，那么士人都会以气节自我奋发了。至于用考试取士，也应当减少名额，延长间隔时间，与其多取而贤良和不肖的人都多，不如少取而贤良和不肖的人都少。况且士人少了，下面的人就知道珍贵，而在上面的人，教养都有实际效用。学宫中的廪饩，书院中的膏火，供养几百人不够的，供养几十人却有余，于是士人不作坏事而廉耻之心兴盛。况且士人不写时文，他们的心思智慧都磨砺成为有用的学问，怎么会学到不是所用的，所用的不是擅长的，问他们钱粮事务不知道，问他们军事刑法不知道，出门茫然，一举步就分不清南北东西的方向呢？有人说，明朝用八股文取士，大概是想要让他们废书不观，使他们局限于一隅之中而不能超出其范围，往往有童年入学，白头无成，而士人中受其愚弄的不少。唉！这只是用功名富贵来鼓舞他们的心志，虽然有奇才异能，不通过这条路就无法进身，他们愚弄百姓的心思，实际上与秦始皇的一把大火没有区别。然而后世仍然因循不改，明知其无用，却绝不思考为之改变，难道是因为在朝诸公都是由八股文进身的，好像舍弃这个就没有好办法了吗？书籍，取其足以记录姓名罢了，孔子说过：“言辞能表达意思就可以了。”这就是文字尚且不必追求极其工整，何况无用的八股文呢？如果说八股文是用来代替圣贤立言的，但是圣贤的先前言论和教诲，明显都在那里，本来在于身体力行，又何必麻烦口舌去摹拟，做优孟衣冠呢？学习八股文不成，那就成为废人了。假使把学习八股文的精神才力，专注于技艺学术，即使不能出来献于朝廷，最终也有一技之长、一材之擅，足以终身使用而有余。所以八股文不废除，人才就不产生，必须去掉八股文崇尚实学，才足以显现天下的真正人才。又有人说，八股文中何尝没有人才，本朝功业显赫、才德彰闻的人，哪一个不是从科举中出来的？即使现在的曾、李、左三位宰相，也是以八股文为进身之阶，这哪里看得出八股文足以危害人才呢？不知道这就是我之前所说的不是八股文能产生真正人才，而是真正人才不被八股文所局限罢了。我请一句话来概括它，今天只会写八股文而喧嚣自足的人，都不能称为士人；这是平民的实质，而窃取士人名号的人。况且今天的士人就是未来的官员，高高在上身为百姓之上的人。八股文中真的有治理百姓的谱系吗？过去，取士的途径宽而用士的方法严；现在，取士的途径窄而用士的方法滥。乳臭未干的孩子，早上登科第而晚上握印绶了，不必试用而后任用，怎么不危害国家而殃及百姓呢？所以八股文不废除，天下就不太平。我现在请求开设几科来取士，就用他们的虚言来征验实效。取士宽，那么人才都进入我的夹袋之中，而自然没有遗漏；用士严，那么自然不能以空文侥幸于一时。士习既端正，而民俗也淳厚，将看到崇尚气节，兴盛廉耻，敦厚品行，而没有实学的士人自然转而归于农工商贾，以各自实现他们的生活。今天风俗的弊端，在于喜好阿谀而嗜求利益。想要纠正这个弊端，不如关闭言利之门，而开启谏诤之路。所以停止捐纳以伸张士气，奖励直言以坚定士节。这样而官场不澄清，仕途不肃穆，不足以弘扬大治的休美，而达到汉代文景之治的隆盛，是没有听说过的。

变

译法上

译西方人士曾经阅读中国的史籍，认为中国五千年来从未有过变化。然而中国又何尝没有变化呢？伏羲、神农、黄帝开创蒙昧时代，那是创立制度的天下；唐尧、虞舜继承统绪，号称处于天地之中，那是文明开化的天下。夏商周三代以来，到秦朝发生了一次变革；汉唐以来，直到今天又发生了一次变革。西方人动不动就讥讽儒家墨守孔子的道统而不求变化，却不知道孔子如果处在今天，也必然不能不发生变化。因为孔子本来就是顺应时势的圣人，看他回答颜回关于治理国家的问题时说：“采用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马车，佩戴周朝的礼帽。”对于三代的典章制度，他斟酌取其中道，只求不违背古制，以适应当今罢了。他在回答子夏的问题时，则说：“殷朝沿袭夏朝的礼制，所增减的内容可以知道；周朝沿袭殷朝的礼制，所增减的内容可以知道；如果将来有继承周朝的，即使经过百代也可以预知。”这是孔子在阐述恒常的道理，而不是在阐述变化的道理。阐述恒常，那么一个王朝继承统治，有改革也有沿袭，形势上不可能完全废除前代的制度而不使用；阐述变化，那么不到几百年秦始皇就崛起，废除分封制改为郡县制，焚烧诗书，坑杀儒生，礼乐崩坏，法律荡然无存，这也是孔子所没有预料到的。汉朝继承秦朝的弊端，不能完全更改，从此以后，距离三代越来越远，三代的法度不能施行于今天，如果拘泥于古制来治理国家，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生活在当今世道却反而推行古代之道。由此看来，中国何尝没有变化呢？即使欧洲各国的治理，也是逐渐变化的，起初何曾是一蹴而就，自夸迅速变革的呢？铜壶滴漏、浑天仪，中国在唐尧虞舜时代就已经有了。钟表的方法，也是从中国传出去的。数学中的借根方，是从印度得来的。火器的制造，宋朝时就已经有了，比如金人守卫汴京、元人攻打襄阳，何尝不是依赖炮火？由此可知火器是由中国传出的。其他如火轮船、火车，兴起不过几十年而已，如果因此就想嘲笑中国不能善于变化，岂不是没有自己衡量一下吗！我知道中国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必定会全部采用西方的方法并超越他们。同样是船，帆船与轮船，速度不同；同样是车，马拉车与蒸汽机车，距离不同；同样是军械，弓矢刀矛与火器，胜负不同；同样是火器，旧法与新制，效果不同；同样是工作，人工与机器，难易不同。没有那些方法就不会想到变通，有了那些器具就必定能够仿效，西方人即使不加以指导，华人也必然会竭尽心思材力，专注于此。虽然如此，这些都是器物，而不是道，不能说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孔子的道，是人道，人类不灭绝，其道就不会改变。三纲五伦，在人类初生时就已经具备，能够尽到人应尽的本分，才可以没有遗憾。圣贤的学问，需要以此为基础。舍弃这些而谈论死后，谁能够知道，又谁能够看见呢？况且西方所谓死后获得福报的，其修行也必定在生前就充裕，那么这仍然是儒家所说的行善降福、作恶降祸的说法罢了。所以我以前曾说几百年之后道必定大同，因为上天既然将地球的南北东西合而为一，也必定会将天下各教的异同归于一源。中国既然全部采用西方的长处，以至于选拔人才授予官职，也必定不会拘泥于成法，因为到了那时不得不改变古制以通达今用，是形势使然，而现在还尚未到这个时候。现在如果有人一定要完全废除自古以来的制度，以实现他一时的频繁更动，在朝廷大众面前这样说，人们必定认为这个人不是丧心病狂，绝不会到这种地步。唉！世人都明白过去而愚昧于未来，只有深思远虑的人才能默默揣测而得知。上天的意志在上面变化，那么人事在下面也随之变化。上天开启了西方各国人的心智，赋予他们聪明智慧，器艺技巧层出不穷，航海东来，聚集在中国之中，这确实是古今的创举，天地的变局。各国既然倚仗他们的长处，从远方来到，挟持他们所有的来傲视我们没有的，每天炫耀，肆意欺凌，相互倾轧，那么我又怎么能不想着改变计策呢？这就是引导我不能不变的天意；逼迫我不得不改变的，是人事。就像石头在高山之巅滚动，还未落地，还认为它难以下落，却不知道它一旦落下就会千仞深谷。况且现在我国已经自己设立局厂，制造枪炮，建造轮船，一切都按照西方方法从事。招商局已经建立，轮船遍布各地，而洋务人员常常得到优厚提拔，台湾、福州已经小试电气通信的方法，北方计划开采煤铁等矿。尚未实行的，只有铁路罢了，那么或许还要有所等待。这都是变革的契机。可惜的只是，仅仅袭取了皮毛，就喧哗自满，又都因循苟且，粉饰太平，终究不能一下子达到自强。不知道天时有寒暑而不能骤然更改，火炭有冷暖而不能立刻不同，那么变革也不是一时所能做到的，关键在于人罢了。尽人事以听天命，那么就请决定在百年之内。

变法中

《易经》说：“穷尽则变化，变化则通达。”知道天下的事没有长久而不变化的。上古的天下，一变而为中古；中古的天下，

译历史演变到三代。自从秦始皇崛起，兼并天下，废除分封制而实行郡县制，焚书坑儒，三代的礼乐典章制度，荡然无存，三代的天下至此又发生了一次巨变。自从汉代以来，各代更迭，征伐与禅让，各有其格局，虽然疆域逐渐扩大，但前来朝贡、列为藩属的，不过是东南洋的诸岛国而已，此外没有听说别的。自从明末利玛窦进入中国，才开始知道有东西两个半球，而海外的各国如同棋局星罗棋布。到了今天，西方大小各国没有不与中国通好立约，叩关请求互市，将海外数十个国家，全部聚集在一个中国之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几乎到了天地合一、四海一家的地步，秦汉以来的天下，至此又发生了一次巨变。唉！到了今天想要治理天下事务，必须从欧洲开始。以欧洲诸大国作为富强的纲领、制作的枢纽，舍弃这个，就无法学习它们的长处而实现变革的道路。中西都有船，而欧洲使用轮船；中西都有车，而欧洲使用火车；中西都有驿站传递，而欧洲使用电报；中西都有火器，而欧洲的枪炮特别精良；中西都有防御措施，而欧洲的炮台、水雷独占优势；中西都有陆军水师，而欧洲的兵法特别擅长。其他的，欧洲所考察的，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欧洲所讲求的，是我们所不及的，像这样的情况简直无法一一列举。假如我们中国到了这个时候还不发生变革，怎么能与欧洲诸大国相提并论，而与之较量权势力量呢？然而变革的道路艰难啊，因为今天西方国家所拥有的，那些悍然不顾的人，都视为不屑一顾。他们说，我用我的方法来治理天下，自有圣人之道在。不知道道贵在因时制宜罢了，即使孔子生在今天，他决不会拘泥于古昔，而不进行变通，这是可以预知的。现在看中国的长处没有别的，就是因循、苟且、蒙蔽、粉饰、贪婪虚伪、虚骄，喜欢谄媚而厌恶直言，贪图财利而彼此互相争夺利益。那些有深思远虑、卓然出众的人，必然被排斥而不被任用，如果提出变革的说法，不喧哗驱逐他的很少。大概进言的人必定美化辞藻说，中国人才众多，土地广阔，军队强大，财力丰富，法度美好，不是西方国家所能望其项背的。唉！这些都是对的。只是他们知道人才众多，却不知道如何培养人才为我所用；知道土地广阔，却不知道如何治理土地为我造福；知道军队强大，却不知道训练军队为我树立威势；知道财力丰富，却不知道如何充裕财力，开源节流，使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知道法度美好，却不知道奉公守法，强力推行，不至于将其视为具文。这些都是弊病。所以到了今天谈论治理，非变革不能成功。变革的方法是什么呢？第一，选拔人才的方法应当变革。八股取士这一道，到了今天趋向更加低下，庸俗腐朽恶劣，令人厌恶。却还用它来选拔人才，称为制科，每年录取数千上百个茫然无知的人，而称他们为士。将来把治理百姓的任务交给他们，百姓能治理好吗？所以说选拔人才的方法不变，那么人才终究不会涌现。第二，练兵的方法应当变革。现在的陆军、水师，登记在册的，有名无实，当权者认为军队不足以依靠，又从而招募勇丁，能聚集而不能解散。今天天津驻防的军队多达十万，虽然足以拱卫京城，翼护京畿，以壮大声威而遏制野心，但其他地方的海防都需要整顿，绿营满营，水师战舰，都应当更换器械，更新船舶，使壁垒焕然一新，而不能仍然用戈矛弓矢作战。如果仍然沿袭旧制而不早做打算，这就是让未经训练的百姓去作战，无异于驱使他们走向死地。所以说兵法不变，军队就不能强大。第三，学校的虚文应当变革。现在设置的教谕训导，小县一人，大县两人，白白浪费粮食，无所事事。而且这些人，大都是庸碌无能，老迈无耻，不足以成为士人的表率。书院山长只追求声誉，以所推荐人的荣辱作为去留的标准，而每月所考核的，不过是奉行故事罢了。这是朝廷有培养士人的名义，而没有培养士人的实际。这反而不如汉代所设立的国子监，天下的士子还能在其中读书。第四，律例的繁文应当变革。从前高祖进入关中，他与百姓约定，不过就是三条法律罢了。近世的官吏，上下其手，律例越严密越混乱，不过是供他们舞文弄法罢了。拘泥于文字意义，弊端日益滋生，动不动就说成例难以违背，旧法应当遵守，而一切事情都被他们所束缚驱使。这是朝廷有执行法律的名义，而没有奉行法律的实际。这不如减少条教，精简号令，开诚布公，而与百姓以天性相见。这四点，都应当急切变革。四点既已变革，然后参用西方的方法于其中，而最重要的是，移风易俗的权力掌握在上级手中，而与百姓在无形中逐渐浸润，在不知不觉中转移。大概这种变革，是从根本到枝节，从内部到外部，从大到小，而不是仅仅依赖西方的方法。

译变法下

治理天下的人，应当确立根本而不只是整顿细枝末节，应当扎根于内部而不只是向外扩张，应当谋划大局而不只是追逐小事。因为天下的气运随着时代而开启变化，天下的情势随着时代而繁杂各异。试以西方方法的一个方面来说，现在与过去不同，中国与外国的情况，也随着时间而有所不同。过去只在于崇尚西方方法，建立富强的根本，认为收效就在眼前。即使西方人士，也认为西方学术的振兴正在今日。凭借中国这样的大国而学习西方国家的长处，集思广益，其后的发展应当不可限量，西方国家本来谁能与之抗衡。现在沿海各直隶省都设有专门机构，制造枪炮，建造舟舰，选拔幼童出国学习。从外表看，并非不宏伟显著，但可惜其尚且沿袭皮毛，有名无实。福州以前所制造的轮船，全是西方国家的古老方法，不值有识之士一笑。其他地方所制造的机械，转动之巧妙，不得不依赖西方人的指导。而窥探其意图，则已自鸣得意，往往认为心思智慧足以与西方人匹敌，甚至超过他们还有余。至于枪炮在于施放的技巧，舟舰在于驾驶的能力，行军作战的武器固然不可不锋利，但使用利器的人才是关键。现在公使已经简选，领事已经设立，出使外国的使者络绎不绝。恐怕有像苏秦、张仪那样的人，逞能游说来肆意鼓动，而仅仅凭口舌得到官职的人，更恐怕有攀附权贵、奔走钻营，而得以依附其中的人。所谓有才能的人未必有才能，所谓有能力的人未必有能力，只是平庸地依赖他人成事罢了。所以今日我国的急务，首先在于治理百姓，其次在于治理军队，而总的纲领在于储备人才。确实，有形的仿效，固然不如无形的鼓舞；局厂的熔炉，固然不如人心的机器。朝廷在西方设立官员，应当慎重开始。一切应当任用正途出身的人员，如果流品太杂，恐怕亵渎国家体面。如果有掣肘之处，则先任用西方人作为副手，为他们开辟道路。至于通商口岸所有中外交涉的案件文书、往来公文，应当汇编成书，颁布远近，其后更翻译成西方文字。一旦有事，当局者可以援引其他案例作为辩论的依据，而其中也有所主持，这也是讲求洋务的一种方法。总之，凡事必须实事求是，开诚布公，可行的立即实行，不可行的始终坚决不动摇。天下事，从未有崇尚虚文而收到实效的，彻底改变，应当在今日。至于治理百姓必须从地方长官开始，治理军队必须从团练开始。地方长官的贤与不贤，首先在于慎重简选督抚，甄别才能，考察勤惰。有才能的人破格提拔，没有才能的人立即罢黜，这固然是督抚的事。至于治理军队则难以言说了。应当先改革营规，改变军制，裁减兵额，更换器械，必须像李光弼临阵那样，壁垒一新然后才可以。然而议论的人必定批评其变革。我却认为今日练兵如果不以西方方法从事，那么火舰、火器也徒然虚设罢了。不仅水师应当变革，陆军也应当变革；不仅绿营应当变革，旗丁满兵也应当变革。而且长江水师与洋海水师不同，我国必须在长江水师之外，专门设立海军，然后内可以防备奸邪，外可以抵御侮辱。储备人才的方法，应当在科举之外，另设专科，以通达政体的人为先，晓畅机务的人为次。即使以科举来说，第二场的经题应当以实学为主，第三场的策题应当以时务为主，与第一场并重，庶几明体达用，本末兼赅，这是在转移中寓含变通，实以逐渐挽回风气而裁成鼓励。四五科之后，才连同时文一起废除，那么议论的人就不会批评其突然变革了。学习水师武备，国家应当另设学校，教他们司炮驾舟、布阵制器，使他们各有专长。平时学习，临时使用。那些派遣到西方的人，尤其不可只在一个国家，以示兼收并蓄。以上应当力求整顿，不要做成具文。民心既稳固，兵力既强大，然后所有西方方法，才可以次第举行。今日简选公使，设立领事，每年耗费朝廷数十万金，议论的人有的认为太急促，有的惋惜其徒然浪费。不知道中外隔阂，非此不能消息相通，未始无裨于大局。特别不在于其事，而在于其人，这取决于上位者善于任用。焜耀敦槃，折冲樽俎，必有郭隗、毛遂那样的人出现；衔命中朝，宣威异域，必有班定远、傅介子那样的人出现。或许有人认为西方方法不足恃，为什么西方人用它，足以雄长欧洲，争衡天下？不知道西方各国，国小而民聚，其民心齐而志固，同仇敌忾，素蓄于中。在其国内，各事其事，各业其业，雍雍然其气静谧而专一，所以国易以治。难道仅仅依靠器艺技巧，繁术小慧，就足以收效吗？

重民上

天下的治理，以百姓为先，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也。现在中国的百姓，人口日益繁多，几乎不下三千余兆。如果善于维持而联络他们，实在可以无敌于天下。有人说百姓数量之多，至今日

译达到了极盛的境地，是向来所没有的。至于从古至今，历代户口盛衰的数字，本来是可以说清楚的。夏禹治水之后，人口有一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周公摄政时，人口有一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周庄王十三年，人口有九百万四千人。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人口有一千多万人。汉平帝元始二年，户数三百二十三万三千六百十二，人口五千九百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人。后汉光武帝中元二年，民户四百二十七万一千六百三十四，人口二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人。后汉桓帝永寿二年，民户二千六百七万九百六，人口五千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人。晋武帝太康元年，户数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人口一千六百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隋炀帝大业五年，户数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人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户数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人口四千八百十四万三千六百九。宋徽宗宣和四年，民户二千零八十八万二千。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民户一千三百十九万六千。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民户一千三百十九万六千二百有六，人口五千八百八十三万四千七百十一。明孝宗弘治十四年，人口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二千人。我大清龙兴，顺治元年，民户二千七百二十四万一千。乾隆时期，户口有一万五千万人。乾隆四十二年，有两亿人口。道光末年，有两亿六千万人口。咸丰年间，虽然经历了太平天国之乱，但十余年来休养生息，户籍没有减少，到现在大约计算，可以得到三亿人口。西方各国，怎么能达到它的十分之一呢？然而西方的百姓，对内抵御侮辱，对外宣扬威势，跨越数万里来到中国，随心所欲地行动，没有人敢质问他们。与中华百姓一旦发生冲突，问罪的人就来了。至于我国百姓中那些在外洋佣工贩卖的人，外洋的人对待他们像犬马一样，宰杀他们像羊猪一样，买卖他们像牲畜一样，谁敢替他们问一声呢？即使朝廷派遣公使，设立领事，也依赖西方的船只作为护送，依靠西方人作为先导，就像水母依靠虾一样。郑国大夫许郑乘坐楚国的车，《春秋》记载这件事，称之为失位，开始的事情就是这样，难怪被西方人轻视。西方国家兵民不分，额兵用来出战，民兵用来守国，有事的时候，也调动守兵出境，所以他们的国家虽然小，但兵数往往都有一百多万。英国人曾经说他们的国家没有外敌外患，已经一千多年了，大概是因为众志成城，大可以用武。然而西方国民少却如此，中国民众多却那样，难道真是所谓“虽然多又有什么用”吗？这是因为不善于使用自己的百姓。善于使用百姓的人，首先要有办法振奋百姓的士气，其次要有办法凝聚百姓的心。他们的士气可以静养而不能妄动，同仇敌忾，忠义奋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他们的心可以保存而不能消亡，在城里就守城，在野外就守野，即使到了援绝矢穷的地步，终究不敢有二心。但是就中国的百姓来说，他们的刚柔强弱也不同，北方风气多刚劲，南方民情多脆弱。大概是因为大川广谷性质不同，生活在那里的人习俗也不同，只要有办法通过教育逐渐熏陶，自然没有不可用的。总之，上面有办法取信于民，百姓有办法爱戴上面，上下之间的交往没有隔阂，那么君民之情自然融洽。现在富国强兵的根本，就在于百姓罢了。驱使天下的游民、废民、惰民、莠民全都归于农业，那么天下自然没有荒废的土地，哪有不富强的呢？此外，商人从事远途贸易，工匠在市场中勤劳工作，各自从事自己的职业，各自尽自己的本分，开矿筑路，行驶轮车，设置机器，都与百姓共享利益并代为经营，这样上面既有余裕而下面没有不足。让天下各邑各镇各乡，都成为民兵并实行团练，守望相助。春秋无事时，教他们坐作进退，步伐整齐，突然发生变故，进入保卫，子弟保卫父兄，就像手足捍卫头目一样。又让平时与士兵相互熟悉，那么士兵保卫百姓而不敢欺压，这样兵民都有实效，哪有不强盛的？这就是所谓的维持和联络。

译重视民众（中）

天下凭什么治理？得到民心罢了。天下凭什么混乱？失去民心罢了。民心的得失，在于在上位者使之如此罢了。民心既然得到，虽然危急也能安定；民心既然失去，虽然强盛也会倾覆。想要得到民心，在于有办法去维持和联络他们。我朝圣君相继，务必崇尚宽厚，列祖列宗，深厚的仁爱与恩泽，遍及全国。所以民间的义愤有时在早晨就兴起，爱戴之情深深延续到万代。然而赭寇所到之处，各城奔逃溃散，无异于猛虎驱赶群羊；天津杀害教民的变故，逞勇而招祸，白白给君父带来忧虑，却从未有人挺身而出赴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维持和联络的方法没有得当。古代官员有世袭的家族，家族庞大人口众多，与国家同甘共苦，共患难，世袭家族都有甲士，足以入卫公家。春秋时期，国家富强而军队强大，大抵依靠这个。康叔被封在卫国，分给他殷民七族；唐叔被封在晋国，分给他殷民六族。就像郑国的商人，与郑国同出自周朝，世代有盟誓。这些都是所谓强大的宗族豪族足以辅佐国家、建立邦国的人。在民间，也大多聚族而居，大的有数万人，小的有数千人，实行守望相助的法度，突然有内忧外患，足以联结声势，借以捍卫。自从后世宗法不再讲究，分散居住在都市，虽然实行团练，但人心不一。然而像闽、粤两省的村落中，往往一姓为一乡，大欺凌小，强欺负弱，众暴寡，械斗都由此而起，这是主管官员不善约束的缘故，但在事变危急之时，未尝不发挥其作用。平时治理民众的要领，在于安抚体恤以结其心，勇敢以振作其气，忠孝节义以砥砺其心志，轻徭薄赋以养育其身家，务必使他们安居乐业，可以静守而不可轻动，那么忠君爱国之心自然油然而生其中。如今朝廷赈济抚恤的恩惠、减免赋税的优惠，一半被胥吏侵吞，有名无实。誊写的黄榜到处张贴，圣训辉煌，民间大抵把它当作具文看待罢了。平时都有轻视官长的心思，临事又怎么能收到指臂般的效验？就像安置旗人的方法，我也私下认为未尽完善。聚集他们在省会，供给他们粮饷，使他们无事可做而白吃，安坐嬉戏，如同圈牢中饲养牲畜。二百多年来，人口日益增多，势必供应不足。况且人勤劳则善心生，安逸则淫心起，倚仗势力欺凌他人，借端欺诈财物，无事生非，无所不至。民众视他们如仇寇，赭寇起乱，窜扰江、浙，几乎聚集起来将他们歼灭，妇女孩童不留活口，这正可作为前车之鉴。我私下认为不如分布他们在各乡，士农工商，使他们各自从事职业而各自获取食物，讲求实行古代的宗法，以强宗维系弱宗，小宗依附大宗，各自相互辅助。新疆、西藏则分封土地给王子，辅以强家富室，大致像蒙古四十八旗的成法，而不必聚集在京城。如果真的这样，自然足以成为省会的屏障，神都的护卫。治理民众的大要，在于上下之间的交往不至于隔阂。此外，首要的是厚养其生活，其次是使其职业恒定。淘汰浮滥的士人，裁减冗杂的士兵，去除游民，使他们全部驱赶回归农业，以开辟旷土，垦荒荒地，供给他们牛种犁锄，居住蓬屋，时常考核他们的勤惰，而逐年分配他们所获得的收入。如果开掘煤铁五金等矿，都允许民间自立公司，看其产出繁盛与否，按比例征收，而不使官吏掣肘。又如制造机器，兴筑铁路，建置大小轮船，其利益都公之于民，务必让富人出资金，穷人出力，利益广泛沾惠，贤愚共同奋起。朝廷有大兴作、大政治，也务必事先告知民众，这就是古代与民共治天下的意思。唉！不要以为民众弱小，民众虽然至弱却不可侵犯；不要以为民众卑贱，民众虽然至贱却不可虐待；不要以为民众愚昧，民众虽然至愚却不可欺骗。能与民众共享利益的人，民众必定与上位者共患难；与民众共享快乐的人，民众必定与上位者共忧患。以我中国幅员之广，人口之繁，冠绝天下，与欧洲各国相比，其大小多寡岂可同日而语？就像英国，屹立三岛而已，其地不足以当中国数省，其民不足以当中国二大省，而民心团结，如同长城，于是足以依靠它而无恐惧。我中国如果真的能收民心为己助，哪里有不利的？可以使手持木棍去抵挡坚甲利兵而有余力了。像这样而强邻还敢进行窥伺，敌国还敢肆意欺凌，逞其非分的请求，而强加无礼的诛求，我不相信。

重视民众（下）

泰西立国有三种，一是君主之国，一是民主之国，一是君民共主之国。像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土耳其等，就是君主之国，其尊号称为恩伯腊，即中国所谓的皇帝。像法国、瑞士、美国等，就是民主之国，其尊号称为伯理玺天德，即中国所谓的统领。像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就是君民共主之国，其尊号称为京，即中国所谓的王。然而虽然称帝、称王、称统领

译至于国家的大小、强弱、尊卑，并不取决于此，只是国家的政令有所不同罢了。君主独自治理在上，百官和万民奔走服役在下，政令发出必定执行，言语说出无人违抗，这就是君主制。国家有事，交由议院讨论，众人认为可行就实行，不可行就停止，统领只是总揽大局而已，这就是民主制。朝廷有军事、刑罚、礼乐、赏罚等重大政事，必须召集上下议院的众人商议，君主同意而民众反对，不能实行；民众同意而君主反对，也不能实行。必须君主和民众意见一致，然后才能颁布到远近各地，这就是君民共主制。

评论的人说，君主制，必须是像尧、舜那样的圣君在上，才能长久安定、治理良好；民主制，则法制多变，人心难以专一，究其极端，难免产生流弊。只有君民共治，上下沟通，民间的疾苦能够上达，君主的恩惠也能下及，那种和谐议政的氛围，还保留着中国夏商周三代以前的遗风。三代以前，君主与民众亲近，所以天下大治；三代以后，君主与民众日益疏远，所以治理之道就不如古代了。

至于尊崇君主、轻视臣下，是从秦朝的制度开始的，于是朝廷威严高深，民情与上意隔绝，百姓看待君主就像仰望苍天一样，九重宫门之远，谁能去叩问？即使百姓遭受痛苦悲惨，君主也无法知道；即使百姓哀号呼吁，君主也无法听到。灾荒歉收频繁发生，赈济施舍的诏令下达，或者免除租税，或者拨出国库资金抚恤，官府只把它当作形式，官吏又趁机侵吞克扣，能够得到实惠的百姓，十个人中不到一个。天高听远，究竟谁能向君主报告？即使有一两位御史，根据传闻议论政事，而各省总督巡抚或者徇私袒护，模棱两可，最终只是含糊了事罢了。

君主既然在朝廷上端坐无为，尊贵没有第二个，而那些趋附承奉的百官出来治理百姓，也都自认为尊贵，往往自以为是朝廷任命的官员，你们应当奉令承教，一旦有不遵从的，就可以置于死地，你们能把我怎么样？他们只知道耗费民财，耗尽民力，敲骨吸髓，无所不至，腰包既已装满，就飞扬而去，其中能实心为民的，是没有的。设置官员本来是为了治理百姓，现在却只是用来祸害百姓，不知道设立官员是为了保护百姓，只知道剥削百姓来奉养官员，那些心里想着为民，让百姓各得其所、各顺其情的，千百人中或许有一两个罢了。

唉！他们不知道百姓虽然地位卑微却不可侵犯，百姓虽然愚昧却不可欺骗。善于治理的人，贵在探求百姓的隐情，通达百姓的意愿，百姓认为不便的不必实行，百姓认为不可的不必强迫，体察他们的病痛并抚慰他们的疾苦，百姓与官员的关系就像子弟对待父兄一样，那么就没有治理不好的地方了。古代里设有塾，党设有庠，乡设有校，诵读法律、悬挂文书，每月必定举行一次，如果有不符合民情的，百姓都可以陈述意见。上面没有私政，下面就没有私议。因此，亲近百姓的官员，施政不敢大大违背民心，确实害怕一旦被众人所不容，就不能保全自身家业，这虽然是三代以后，却还保留着古风。

《尚书》上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如果上面有君主，下面有民主，那么上下的交结就牢固，君民的关系就亲近了。对内可以没有动乱，对外可以不受侮辱，而国家根本就像苞桑磐石一样稳固。由此推广开来，富强的成效也无不基于此。西方各国，以英国为首，而英国政治的美好，确实是西方各国所听闻并向往的，这就是君民上下互相联络的效果。尧、舜作为君主，还依赖禹、皋陶、益、稷、契等人的辅助，天下才得以治理。现在汇聚一国的人心共同治理，那么是非曲直的公正，明显地没有蒙蔽，他们的措施怎么会有不善的呢？我私下认为，治国的道理，这种制度还比较接近古代。

译治中

我国当今的紧急事务，在于治理内政、驾驭外邦罢了。治理内政不外乎变法图强，驾驭外邦不外乎简选公使，设立领事，通晓洋务，宣扬国威罢了。过去所说的变法，在于创设局厂，铸造枪炮，建造舟舰，派遣幼童出洋，学习西方国家的语言文字、器械技艺和学术罢了。不知道这几件事，并非不可实行，但实行时不应只抄袭其表面。既然有了枪炮，就应当追求施放的技巧；既然有了舟舰，就应当追求驾驶的能力。而枪炮的命中率和射程，舟舰的坚固和神速，新法层出不穷，精益求精，这些方面我们还未能做到，所知道的不过是沿袭旧规罢了。而且都有西方工匠指挥，一旦离开他们自己制造，就连所谓表面的皮毛都感到艰难。派遣幼童出洋，不应只限于一个国家，而且与其多派遣俊秀子弟，不如同时派遣工匠，工匠用时少而见效快。此外需要变革的，一是水师，应当设立专门机构训练技能；二是陆军，应当改革营制，裁减军额，挑选精壮，加厚粮饷；三是战船，应当将帆船改为蒸汽动力船；四是器械，应当用火器取代弓矢刀矛，而总不外乎用西方方法训练军队。沿海各省的督抚，应当简选熟悉洋务的人员，驻扎在通商口岸。遇到中外交涉之事，所有往来的公文，每年汇编成书，颁布给远近知晓，使办理的人熟读深思，得以窥见其边际，而临事也有所把握。中外所立的和约，也应当刻版发行，使官府上下人役都持有一册，对于洋务自然无所隐瞒。洋务就是时务，在当今谈论时事，难道有比洋务更大的吗？一切都不必避讳，如果能真心讲求，那么真才自然出现，其间又有什么困难去和睦邻邦、抵御外侮，在数万里之外进行外交周旋呢？当今崇尚西学，仿效西法，逐渐知道用商业力量开辟利源，与西方商人并驾齐驱而暗中夺取其权，如设立轮船招商局就是如此。然而局中经费的充裕，全在于海运，只是海运只能在无事时进行，而不能在有事时进行。到了那时如果仍靠漕运，恐怕也不容易。治河、运漕这两大政事，办理极难，历代只求一时的安定，而不为日后打算，因为不能万全而无害。我认为北方也是富庶之地，京师是首善之区，百姓以食为天，岂能完全依赖外省？这开垦的方法不可不讲求。何况荒地日益增多，游民日益众多，安置游民，开垦荒地，这是官吏的责任。官地应当仿照古代屯田的遗意，将裁汰的老弱士兵，改为农民，开辟田间道路，深挖沟渠，兴修水利，资助灌溉，或者借助西方机器水火二气的力量，务必使三年耕种必有一年的积蓄，如果真的有成效，那么京师的粮食就不必向外求取。李伯相在天津一郡实行，其效果应当可观，其他北方省份荒废的土地，也可以命令各督抚仿照其方法实行。如近日遇到水旱灾荒，饥民载道，朝廷赈济困难，势不能长期供给，不如迁徙流民以充实空地，使他们自食其力。经费的筹措，先从国库支出而后计算每年分期偿还，或者让商人办理而分享其利。开垦土地之外，就是开矿。开垦土地，是地面的利益；开矿，是地下的利益，二者不可偏废。天不吝惜道，地不吝惜宝，但也应当尽人力去寻求。而且矿务一开，趋之若鹜，这也是用来救济穷民。福建如台郡的煤，广东如惠州的铁，完善章程以便开采，福建、广东的百姓何至于出洋谋食，流离异域？至于种植罂粟，也属于权宜之计。但应当种植在新疆、蒙古等地广人稀之处，而不宜种植在关内。治河，中外没有好方法。因为河沙日积，河底日高，河堤不得不高筑以防冲溃。历代相传，不思变通，濒河的百姓如同居住在河底，大雨横决，鱼鳖都堪忧。现在不如参用西方爬沙的方法，疏刷宣通，去除壅积，然后多分支流以削弱其势。孟子叙述禹治河，也只是说疏导、浚治、排泄、决口罢了。在内河实行，应当用火轮小舶，也可以借此运漕。一旦缓急有需，也可以依靠它而无恐。此外，最要紧的就是治民，应当责成地方官完成，而先在于谨慎简选督抚，使他们升降贤否，甄别才能，实行久任之法，设立不资之赏。应当使他们视民事如己事，用实心行实政，而天下自然没有不治的了。所有这些治理内政的方法，都是为了尽到我方所能做的罢了。至于驾驭外邦的方法，不难在远渡重洋的使节，而先难在内地的安抚。西方各国，自西向东而来，初由印度到东粤，继由东粤而开放五港，旋即由五港而增加到十三港。现在长江增设六口，直达重庆而到云南，中国境内必为西方商人和传教士足迹所遍。至于西方商人和传教士等，安分守法，归我管辖，即使遍至各处，又有什么可忧虑的。无奈旅居在中国的西方人，往往多倚仗势力欺凌人，我国绅士百姓又鄙视他们以为不屑，变故日生，这是可忧虑的。西方的

译按照惯例，商民到达其国境后若犯法，就交由该国官员审理处置。西方朝廷认为中国审理案件时使用刑罚，因此这个惯例无法实行。根据《烟台条约》，此后中西商民发生争讼，交由被告方所属官员办理，如果是西方人控告华人，就归中国官员审理，华人控告西方人，就归西方官员审理。这是时势所迫，未尝不是一种变通。只是中国法律严厉，西方法律宽松，而且西方官员熟悉中国法律的很多，我方官员通晓西方法律的很少。即使双方都能秉公审理判决，涉案的民众难保没有怨言，何况未必一定能做到秉公呢？民间积怨滋生愤懑，嫌隙日益增多，纵然当权者能在眼前弥补遮掩，难免日后不发生龃龉，再加上他们的宗教大大违背民情。在西方各国中，英国和法国最为强悍，各国也推崇它们为领袖。法国如今虽然无暇顾及外部事务，但看它在越南的布置经营，其考虑非常深远，正不能因为它暂时的挫折而轻视它。只是法国的举动必定以英国为枢纽，所以谈论驾驭外邦的人，意图多专注于英国。英国如今，福建、广东、江苏、浙江、安徽、湖南、四川、云南、山西、直隶、奉天、辽东，以及西藏、新疆，都是其足迹所至之处。看英国人过去曾与喀什噶尔的首领订立通商条约，或者传闻他们向喀什噶尔首领出售枪炮。喀什噶尔首领是我国的叛人，英国朝廷既然与中国朝廷和好，难道自己不知道不应该这样做吗？大概英国结交喀什噶尔首领，意图也是想从印度通往云南，其思虑深远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像这样，那么变法自强怎么可以延缓呢？治理好中国就是用来驾驭外邦。器械精良充足，军队训练有素，民众稳固，再加上派遣星使分驻各国，消息相通，呼吸互应，各国还有不共同遵守朝廷法度、共同敬畏条约章程的吗？

译睦邻

唉！到了今天，西方各国与中国通商的局面，将会与地球共存亡了。在这个时候还采取闭关自守、坚决抵拒的策略，这简直是狂妄无知的人罢了，误害天下百姓的必定是这类人。我曾看到俞廉石先生给张少渠的信，信中说：“当今中外的大势，只有顺应形势加以引导的方法，绝无杜绝驱逐的道理。得到这种形势的国家就安定，失去这种形势的国家就危险，这确实是关乎中国兴盛或衰落、强大或弱小、分裂或统一的一个重大机会。如果趁现在还不谋划，一旦别人抢先一步，后悔就晚了。我常常感叹明朝末年的士大夫，错误地用宋朝与金、元的关系来类比辽东之事，导致局势不可挽回，没想到今天的议论，又要用议论辽东的态度来议论西方各国，前车之覆，后车不鉴，这真是可悲啊。”又读郭瀛仙侍郎的《使西纪程》，其中说：“西方国家立国两千年，政治教化修明，有根本也有枝节，与辽、金突然兴起，很快兴盛又很快衰落的情形完全不同。他们来到中国，只是致力于通商罢了。但他们的势力已经根深蒂固，逼近并凌驾于我们之上，智力和武力都胜过我们，应对处理的方法，难道能不仔细讲求吗？并且不能简单地用‘和’字来概括。无缘无故地高悬一个‘和’字，作为要挟朝廷的资本，夸夸其谈以自我满足，甚至有人说宁可亡国灭家，也不能言和，京城里已经多次听到这种话。召公告诫周成王说‘祈求上天永保天命’。祈求上天，就是要兢兢业业，克制谦卑，以安定百姓、保卫国家为心。真没想到宋、明两代的儒者，他们的议论流传下来，危害之烈，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尊崇君主、庇护百姓，是大臣的责任，让天下人都去逞强好胜是做什么呢？凡是逞强好胜的人，都是狂妄无知的人。看了这些，我才恍然大悟，邻国是不能不和睦相处的。”唉！这两位先生大概是深知洋务的人了。从前在丙辰年冬天，广东发生冲突，因循拖延不问，贻误很多，到了庚申年终于导致决裂。但那时，民间百姓也曾预料到最终会走向和谈。淞滨老圃对我说，处在今天的事势，如果舍弃“和”字，就无从下手。这是天意如此，又能怎么办呢？等到事态大体平定，金粟峰上的词人突然问我：“诸葛亮是什么样的人？”我回答说，他是夏、商、周三代以后唯一的人。但你的意思，大概是认为猇亭的耻辱没有报复，就急忙派遣议和的使者，忘却仇恨、尊崇仇敌，隐忍以保全国家，平时自命为管仲、乐毅那样的人才，却竟然一筹莫展到这种地步吗？但天下的事情，本来就有不得不如此的情况，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没有不失败的。孟子说：“以大国侍奉小国的人，是乐天的人；以小国侍奉大国的人，是畏天的人。乐天的人能保住天下，畏天的人能保住百姓。”商汤还侍奉葛国，周文王还侍奉昆夷，这有什么可病惜的呢？汉高祖被困在平城之战，最终也派遣使者与匈奴和亲。唐太宗是开国的英明君主，却向突厥屈尊，整个唐朝，都在与回纥、吐蕃周旋。宋真宗在澶渊之战获胜，却仍然答应每年给予财物，使者往来，全都以真诚相待。历代以来，用来结交远方人的方法，其规模广博，还可以想象得到。大概王者保卫国家、安定百姓，道理应当是这样的。山林沼泽藏匿疾病，美玉隐藏瑕疵，国君忍受耻辱，是天道的体现。假如不忍受小的愤怒而轻易开启边衅，把数十万百姓置于水火之中，而国家局势更加动荡不安，这难道是明智的计策吗？况且今天西方各国来到中国，不同于宋朝对待辽、金、元的情况。没有皮币的供奉，没有金银丝绸的酬谢，没有聘问庆吊的烦扰，没有慰劳送迎的费用，不过拿出我们的市场陈列珍宝货物，便利商贾，转运南北罢了。我们对待他们，也只要遵循条约，坚持既定章程，对外表示宽容，对内实行裁制罢了。即使各国使臣驻扎在我们的京城，都遵循礼仪，与我们周旋，未曾不遵守我们的制度，在我们的范围内行事。即使有所请求，可以同意的就答应，不可以的就拒绝罢了，绝没有所谓动用军队来显示威力，使用兵器来显示勇武的情况。即使说旧怨尚存，宿嫌未解，也只要以大度包容他们罢了，哪里像南宋对待女真那样，仇恨不可一日忘记呢？所以在今天，只有开诚布公，讲求信用，修好和睦，遇到中外重大交涉之事，不妨召见他们的使臣，让他们从容说完意见，而总理衙门的王公大臣时常与他们往来，以联络情谊，集思广益，未曾不是由此而来。不要对外表示羁縻控制，不要对内实行阻抑，不要加以束缚驱赶，不要用繁琐的礼节苛求他们。试看我国使臣到他们国家，他们对待我们的方式如何，难道我们唯独不能对他们这样做吗？自视甚高而轻视别人，这是虚骄者的行为，不是圣朝宽宏大量的表现。中外之情所以不通，是因为隔阂太深。而隔阂的原因，是由于感情疏远而不亲近，地位尊贵而不接近。我们国家的王公大臣又何妨降低身份，与他们沟通细节、表达情意，从而清楚地洞察中外的事情呢？

卷二

洋务上

唉！今天所说的时务、急务，哪有比洋务更重要的呢？四十年来事变层出不穷，措施多有错误，有心人目睹时局艰难，总是扼腕叹息。国家的一举一动，之所以多出错，是因为未能熟悉西方的情况，并与他们往来交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