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二

译卷十二

论和

自从法国人背弃盟约以来，他们多有索取，意在要挟，心存凌辱，这种态势本来适宜作战而不适宜讲和，能够进取而不能退让，可以拒绝而不能答应。这是因为我们所依据的，只是道理罢了，只是情理罢了。道理正直则气势自然壮盛，情理正当则言辞自然顺畅。凭借中国军队数量众多，财力充裕，储备丰富，守备严密，阵容堂堂，旗帜正正，本来有什么困难不能与他们在疆场相见，在边境誓师呢？我们在此只应当计较是非曲直，而不必计较胜负；只应当计较顺逆，而不必计较强弱。这一仗，列祖列宗实在会庇佑我们，普天之下无不共同支持，何况天下人怀有义愤已经很久了，因为法国人屡次对我们无礼，大家无不怒目裂眦、发指眦裂，无不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穿上铠甲枕着兵器等待，事机一旦决裂，然后奋起手臂兴师，挥动衣袖起身，与法国人作对。这确实是事情不可迟缓，时机不可错失，而民众大有可用的时候。因此议论的人都认为，此时不打一仗就无法振奋士气，无法振作人心，无法兴起人才，无法宣扬皇威，无法壮大国家体面。不知道这固然没错。只是和战的权柄应当由朝廷掌握，能够发动的人必须先考虑能否收场。假如人人都以义愤为借口，乡村各自组织团练，个人各自进行训练，从事军事，练习器械，跳跃张扬，强悍不可控制，好事喜乱之徒，乘机混入其中，谁能分辨他们呢？蠢蠢欲动，以至于溃烂不可收拾，于是天下就多事了。这确实不能不考虑。更何况如今，泰西各国与中国通商，他们与中国商民，平时没有权势地位的压制，没有恩信的联系，没有意气上的联络，没有情谊上的融洽。他们对待中国人以礼貌，以情意，以相互周旋交际的，固然不乏其人，但其中也有仗势妄为，逞意横行，对待中国人不以正道相待的，也未尝没有。众人固然无可奈何，而他们心中怀恨蓄怨，已经很久了。只因为有一人镇守在上，百官奉承奔走于上下，相互辅佐而维持局面，所以都俯首听命。如果一旦法国战事突然兴起，人们想要报复，保不准有别国遭受其害吗？到了那时将谁来承担罪责呢？所以民气可以安抚而不可以煽动，民心可以凝聚而不可以涣散。讲和则可以暂时安定眼前局势，而作战则兵连祸结，一时不能看清最终结果。以我浅陋的看法，不如暂时与他们讲和，而急于谋求自强。当今的要务，在于与法国重新订立详细条约，其中自有主管者，不是外人所能越俎代庖，也不是一个小民得以妄加议论，自取罪责。只是他们索取赔偿，索取抚恤，百般要挟我们，而我们却置之不理，似乎相差悬殊，虽然想议和，也无法说合。我私下认为，礼的作用，以和为贵，驾驭远方、和睦邻邦之道，这才是美好的。山林沼泽藏匿疾病，美玉隐藏瑕疵，这是天道。如果他们的要求非常奢侈，形势本来不能强迫顺从，如果只是区区百数十万两银子，似乎还可以实行。只是所争的在于正名罢了，起初不在于索取的巨细多寡。赔偿就是酬谢军饷，固然万万不能由我们出，即使抚恤也不是我们应当做的。谅山一战，发起困难始于法国人，我国兵士多有死亡，难道法国应当抚恤，而我国的军队和官员，却任由他们暴尸郊野，流血沟渠吗？我们有抚恤的资金，他们也应当有弥补的费用，这样所持的才能公平，所请求的才能称为合理。现在不必议论抚恤，不必议论赔偿，大皇帝大度包容，恢弘没有排斥，筐篚玉帛，古代修好结盟所不废弃的，盟聘会同所常有的，用黄金若干镒、白金若干斤，派遣一个使者，飞驰尺幅书信，馈赠给法国总统，说这是讲和的礼节。以此微薄之物借以结两国之欢，而永结万年之约。如果法国朝廷回赠礼物，即使是一二两银子之物，也足以表达心意。我们只重视和礼罢了，厚往而薄来，所以显示怀柔远人的道理，这也是九经之一。我们曲尽此意，为天下苍生而委屈，也为泰西列国通商而委屈，不是畏惧法国人。如果还不答应，这是法国人不顾生灵涂炭，不顾万国通商的大局。谁为戎首，谁为祸始，天下应当共同知晓。然后我们传檄全国，布告邻国，只有左手拿着鞭弭，右手挂着箭袋，与法国人作战。唉！法国人对我们中朝，难道真想要一战吗？他们有挟持而求，再三再四，声言南趋台湾，北驶北京，无非是施展他们恫吓的故技罢了。我前面说法国人对中朝有五不可战，乱党盘踞于内；强邻眈视于外；守国的防卒不能尽撤；驻越的戍兵未可遽离；劳师袭远，越境图人，万里馈粮，兵不宿饱，重瀛调舶，士非夙习。这是五难。马达加斯加，是个小岛屿，以兵临之，屡闻败耗。与英国议论埃及新辟之河，啧有烦言，或不免于争，瞻顾张皇，动掣其肘，外强中槁，情形立见，是彼为己谋之不暇，

译哪有空闲去算计别人？反而想在中朝树立一个敌人，这计策也太偏颇了，这志向也太荒谬了。我们中朝始终坚持之前的主张，坚忍不拔，任凭客人（指法国）自行其是，那么他们的气焰就会沮丧，他们的伎俩就会穷尽。沐猴而冠，黔驴技穷，正是今天法国人的写照。虽然如此，目前在眼前得逞的，我方喜悦彼方愤怒，他们仍然会在将来发泄愤恨；暂时受屈的，彼方懈怠我方振奋，自然可以在日后相安无事。我乃草野下士，不知忌讳，平生的忠愤无处抒发，总是想拿起武器，做众人的先锋。只是因为深切了解远方的实情，仔细权衡大势，议和可以指望苟且偷安，作战则难以筹划周全的策略。大概天下的事情，不仅仅依靠作战，也不仅仅依靠议和，依靠的是我方有应对之策，该战就战，该和就和；不担心在于战，不担心在于和，担心的是我方在战前有所准备，在战后善于处理而已。法国战事既已平定，正是我们国家励精图治、发奋自强的时候。确实如此！正如张幼樵侍御所说：“法国战事的结束，正是军事准备的开始。”请允许我详细阐述，那就是：不要因循守旧，不要苟且偷安，不要蒙蔽上级，不要粉饰太平，不要虚骄自满，不要徒具形式，不要结党营私，不要谋取私利，不要偏袒徇情，不要拘泥固执，不要欺诈虚伪，不要开始勤勉最终懈怠，不要虚度光阴，不要有名无实，效仿西方方法不要只学皮毛。养育百姓，训练军队，教育士人，惠及商人，选拔贤才，任用能人，精简官吏，挑选官员，去除虚浮的礼仪，崇尚务实的意图，敦厚品德，重视技艺，废除法律条例的繁苛，文科考试不要实行八股时文，武科考试不要以拉弓、刀石为标准，另外开设文武两科，务必追求实际效果。与百姓相见以真诚，与西方各国开诚布公，沟通彼此的情意不让远近阻隔，通达上下的志向不让贵贱差异，那么治理内部和控制外部的办法都在这里了。这样才可以谈议和。

译论战

如今法国之事，我不知道该如何作战，又该如何议和。为什么呢？法国人策划用兵进攻，目标不过是越南罢了。他们任命将领、出兵调船的最初意图，不过四点，即索取赔款、割让土地、开辟道路、通商贸易而已。假如我国以越南为藩属国，二百多年来，越南一直表现恭顺，列入朝贡体系，进献珍宝，那么不必等到法国像申包胥在秦廷痛哭那样求援，才去援助它，而应当派遣一名使者，告知法国说：“越南是我国的藩属，天下人都知道，贵国也应当知道。希望看在我国的份上，不要对越南用兵，否则贵国有征讨的军队，我国也有前往救援的部队。”法国如果听从，固然是两国如天之福。倘若法国人整顿军队，准备战船，对越南用兵，像猪狼一样突进奔逃，像鲸吞蚕食一样，想要得到越南而甘心，那么我国朝廷也应当先发布文告，随后动用武力，命令上将整顿六军，云集关外，以保护这个小国越南，与法国人在疆场上相见，这样才可以称为作战。去年李傅相与法国使节在上海会晤，言辞从容，反复周旋，没有达成定论。法国人逞其跋扈，依仗其恣意妄为，一举攻入东京，再进而占据顺化，与越南缔结条约，成为定章，这是他们投鞭断流的态势，眼中早已没有中国了。我国虽然早晨发出军舰，晚上派遣营官，紧急文书往来奔驰，边境仓皇，但出关的军队，终究没有与法国人交上一箭，并未交战，就退守了，这样怎么能称为作战？和是针对战而言的，既然没有作战，又怎么能谈和？这就是我之所以不解的原因。从前俄国攻打土耳其时，英国声称救援，今天派遣精锐部队，明天调集坚固战船，帆樯飞驰，旌旗飞扬，好像大规模交战就在顷刻之间。等到俄国进入土耳其都城，大局已定，而英国始终袖手旁观。直到欧洲列国集会商议时，没听说俄国与英国再订和约，因为英国虽然有救援土耳其的名义，却没有与俄国交战的实质，兵衅未开，邦交如故。如今法越之事，有什么不同呢？况且法国在越南，已经大大满足了其欲望。他们沿着北圻前进，如朗松、如洪化，都已攻入并占据城垣，占领营垒，驻守重兵，不再归还越南，那么土地已经割让了。沿着红河前进，想要逆流而上，开通通往滇、蜀的道路，船只可以行驶，商贾可以往来，那么道路已经开辟了。法国在此，还求什么呢？不过通商蒙自，撤兵越境，则需要请示我国罢了。这也只是另订商约，而不能称为和约。关于赔款一节，法国明确说不想过多索取，已经昭然示之于天下。之前的盟约还在，口血未干，怎么能再有后话？这不过是考虑到越南贫弱，如同获得石田，历来兵费必定无法偿还，所以想到我国罢了。他们来议和时，早有深意，否则越南之事，我国已经一概不理，本不必无端牵入，自找麻烦。他们来只请求通商一款，或者再请求撤兵的期限罢了。我国与他们立约，也应当删去关于越南的种种说法，不必与他们争藩属的空名，争得越厉害反而越损失国体。法国在越南早已定有约章，又何必我国再介入其间呢？法国如果认为越南是中国的藩属，那么按照万国公法，必定不能兴兵征讨，夺取土地，杀戮官民，像封豕长蛇一样接连侵食。如果认为与中国无关，那么又何必订入中国约内，反复申说呢？这是进退无据，两者都无法自我辩解。如今无端索赔，其情其理更不可问，又多次肆意恐吓，那么只有与他们一战而已。作战并非我国所愿，假如上天启发其心，法国悔祸，两国讲信修睦，用玉帛而不用兵戎，岂不是社稷民人的福气？无奈他们以战来，我不能不以战往，这是我国应对敌人的方式，并非我国挑起战端，并非我国祸害的开始，天下各国应当共同谅解。作战的方法有两种，即暂战、常战。法国自恃其船坚炮利，将猛兵精，以为无敌于天下，如果不先一战以挫其锋芒，必定不肯俯首就范。他们不过想要索取若干万赔款而已，如果先与他们议定，以一战之胜负决定取与，约定在何地开仗，然后两国以兵戎相见。如果我国获胜，则作罢论，法国不得再启衅端；法国获胜，则所议若干万，恭敬拱手奉之于法国，没有异议，这就是所谓的暂战。未战之前，应当集合三军而告之曰：“我国国势之盛衰，兵力之强弱，万民之所仰望，列国之所注观，都系于此一战。”鼓舞其勇气，振奋其士气，加重犒赏，激发其忠义，集结精锐，厚积势力，驱使敢死之士，材官技击，不专一长，而统之以百战之能将，怎么见得不能出于一战呢？既战而后给予赔款，则我国可以自愧于天下。我国自二十余年来，讲求武备，整顿边防，仿效西法，制造舟舰枪炮，练兵士，砺器械，淮勇、湘勇各自成军

译号称精锐之师，如果不是通过一场实战来检验，就无法知道他们是否真的可用。如果等到事变来临，却畏首畏尾，敷衍应付，动不动就用贿赂求和，只是助长了敌国的嚣张气焰，而挫伤了我军的士气，那么所谓的胆识智慧在哪里？所谓的勇猛谋略在哪里？敌人不可放纵，祸患不可蔓延，削弱军备而助长寇仇，正是今天不战所带来的后果。然而作战必须有制服敌人的办法才行，那就是出奇制胜，使用间谍，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以主御客，牢固扼守险要，严格断绝敌人的接济，只在内河防守而不必到外洋去攻击。法国人狡诈特别厉害，他们在中国用兵，必定先派十几艘轮船在洋面游弋，频繁骚扰以疲惫我军，用各种手段误导我军，使我军被他们的虚张声势所迷惑而多方防备，防备多了兵力就分散，防备多了力量就涣散，他们就能避开坚固之处而攻击薄弱之处，避开实处而打击虚处，从而得逞其志。我们应当如何驾驭他们呢？回答说：静可以制住动，逸可以等待劳，他们是客我们是主，防守有恰当的地方，不必疲于奔命。法国的大舰巨炮，只能在大洋上纵情攻击，他们想要攻城略地，势必不得不上岸。我们只要扼守要害之地，地雷坑穴无所不备，在关键时刻随机应变罢了。等他们进犯时就攻击他们，他们难道能飞越雷池一步吗！他们所到之处，大多依靠失业的流氓作为耳目，依靠近乡的渔船作为接济，这在于地方官严格申明禁令罢了，推行保甲制度，严厉实施连坐惩罚，有犯必惩，处死而不赦免，杀一两个就能让千百人知道警戒，这在于上级雷厉风行罢了。制服敌船没有比火攻更好的方法，在大洋上实行火攻则难，而在内河实行则易。广东、福建、浙江三省，有很多出海的渔船，那些操船的舵工水手，大多能熟悉风浪，涉波涛，如履平地，毫无畏惧。我们悬挂重赏来招募他们，用高官厚禄来引诱他们，听任他们行动，不要掣肘，如果能成功，就把整艘船的所有财物都给他们，他们自然会致死效命而不推辞。火攻之术既已实行，天下的豪杰之士，必定有闻风而兴起的，即使远到西贡、海防去实行，也没有不可以的，更何况在中国呢！这就是所谓的常战。我们朝廷既然决定出战，必须持之以恒，举全国之力，不要因为小胜而欢喜，不要因为小挫而惊慌。中国海疆，南北绵延一万多里，防备不胜防备，防守不胜防守，应当划分为四军，由四位重臣统领，以节制并总辖他们，赋予他们专断军事的重任，加重他们的责任。辽东三省为一军，直隶、山东为一军，江苏、浙江为一军，福建、广东为一军。敌人来了就应对，敌人去了不要追击，守有一定的地盘，敌人进入尺寸之地就治以重罪。颁布诏书于天下，举荐贤才，崇尚技艺，召集奇材异能、勇力折冲之士充实军队，如果有成效，破格提拔。这一战，四海臣民无不共同参与，一战不胜就再战，再战不胜就三战，务必有坚忍不拔的意志。时局艰难，人才自然产生，以中国之大，难道没有非常之人来抵御外侮、平定危难吗？怎么见得法国必定掌握胜券，而我们的民众不可用呢？不要畏惧敌人，不要贪求功劳，不要退缩，不要争功，不要骄横强悍，不要萎靡不振，要有赴敌进死的精神，不要怯敌退生，上下之间，一心一志，一力一体，即使横行天下也不难，更何况对付法国人！必须这样，才可以谈论作战。

译拟呈给当权者的书信

为了恭敬地陈述我个人的浅见，以供采纳选择。我私下听说，谋划必须出于万全之策，行事必须掌握必胜的把握，谋划成熟之后才行动，事情确定之后才去做，这样一举一动，就不会有后悔。用兵的道理，尤其应该谨慎再谨慎，这并不是过分地老成持重、畏缩瞻顾，而是一定要审察我有足以制服对方且有余力的把握，然后才可以发动，不要畏惧对方强大，不要侥幸对方弱小，不要担心对方多难，不要忧虑对方放肆横行，关键在于我方先有自我审察罢了。如今法国人的凌辱已经到了极点，骄横强悍也到了极点，形势不得不战，以彰显上天的讨伐，以振奋上天的威严，来伸张沿海臣民的愤慨。理直则气自壮，名正则言自顺，法国人虽然狡猾，但衡量天理人心，必定不能得逞。然而天下的事，本来就不能完全用常理来推测。夸大法国人的人，说他们船坚炮利，将领勇猛士兵精锐；轻视法国人的人，说他们财力枯竭力量疲敝，百姓穷困国家窘迫，强大的邻国在外对峙，叛乱的党徒在内占据，其他地方的战事已经显得棘手。但我个人私下认为并非如此。法国人来侵扰中国尚且利害参半，唯独我们抵御法国人却有害而无利。为什么呢？我们与法国所争的只是空名而已，而其中所损失的却非常大。如果战胜，法国人必定会想报复，未必就会甘心俯首接受挫折，战争连绵灾祸不断，没有停止的时候。法国人今天首先在中原挑起争端，在基隆打一仗，在马江打一仗，虽然胜负交替，但我国受到的亏损已经非常严重，统计兵轮、炮艇、船局、炮台，损失不下二千数百万。刚开始就这样，后来的情况更难预料。虽然其他省份防堵严密，守御谨慎，法国军队即使来犯，不能以力取胜，也可以设计歼灭。但今天派遣战舰，明天调集士兵，经费浩大，哪里能计算得尽？将来想让法国人偿还我们的军饷，恐怕势不能做到。现在法国人自从初七日退兵之后，寂静没有动作，他们的意图大概是在等待，将要等到增援的军队到达，然后合力攻打我们。进攻福州的法国军队，都是被刘铭传部队挫败后的残余之众，尚且猖獗到如此地步，如果是从法国调来的军队，其锐气应当增加一倍，也是可以推知的。法国人注重的地方，在福建则是台湾府，在广东则是琼州，都孤悬海外，可以用铁甲战舰、火轮兵船在大洋上防守，而不必担心陆路上的追击截断。他们侵扰台湾，就先占据澎湖，作为停泊船只驻扎军队之地。台湾地域辽阔，物产富庶，而且是东西航海者的中途要道，西方各国都垂涎三尺，法国人必定会倾全力前往，其情形本来就已经显而易见。那么我们抵御他们的办法如何？应当一定以水师兵轮为先。与法国人交战，在大洋上攻击他们，不如在内河防守他们，在水上抗拒他们，不如在陆地上遏制他们，这本来是人人知道的。只是我国海疆绵延一万三千里，防备不胜防备，防守不胜防守，况且所有的轮船兵舰，都不能驶出大洋，冲涉波涛，测量沙线，辨识风云，何况与敌人决战而纵情攻击呢！因此敌人的船来不能遏制，去不能追击，飘忽不定，往返自如。沿海炮台，如果不善于防守，势必突然遭到毁坏，经营数十年而毁于一旦，实在可惜啊。炮台原本是为了制服敌船而设立的，专为守御考虑，其建筑全都依照西方方法，似乎可以依赖，不知道炮台所看重的，在于操作火炮的人。如果操作火炮能依靠熟练的人，击放远近，自有固定的准头，现在仓促行事，没有经过练习，火炮都空发，敌船无所畏惧。而且敌船在海中旋转不定，击中它很难，炮台屹立海滨，击中它很容易。用不准的火炮，攻击不定的船，这就是被敌船所乘的原因。沿海居民，就可以迁入内地，空出那片土地作为缓冲地带，这也是抵御敌人的一种方法。但商务阻塞，谋生之路断绝，小民流离失所，情形实在可怜。假如没有食物可得，肆意抢劫，或者起来与西方人为难，导致耗费调停。南方民情浮躁，北方风气刚劲，都足以生乱而酿祸，与法国人相持一两年，变故必定发生。现在广东战事尚未兴起，而佛山镇民已经毁坏了两所教堂，这都是英、美两国人所设，与法国人无关，愚民哪里知道，只是抒发他们积久的愤懑罢了。争端由百姓开启，罪责归于官府，保卫之术到了这种地步，朝廷必定有所不及，而西方各国之间的矛盾就产生了。俄国人在西北一带，长久地像老虎一样窥视，只是没有间隙可乘罢了。现在允许法国人前来保卫，铁甲战舰不久将向东行驶，法国人寄居通商口岸，难保没有互通消息，进行接济，侦探我方的虚实，全都为对方所洞悉，想要驱逐，俄国人必定有借口，如果处置不善，不免又树立一个敌人。俄国人强悍无理，不亚于法国人，他们如果来华，事情多有牵制。至于我国内地民情，也可以静而不可以动。各处斋匪、教匪、哥老会，时常想着蠢动为患，倘若与法国相持日久，百姓中失业穷苦的必定很多，外忧既迫切，内患可担忧，在此时图谋消弭，正不是容易的事。即使说派遣精锐部队出关，收复东京，直捣西贡，这固然是围魏救赵之法，使他们回兵自救，以相互牵制，即以越南为战场，而中国海面可以没有法国军队。不知道法国

译人本来是非常狡猾的，他们自知不擅长陆战，越南这一隅之地，暂时可以放弃而不争，却专门用水师轮舰骚扰我国的沿海。如果因此再次残破越南，而丧失我国原本坚固的海疆，谁得谁失，何须再三思考。况且在议和之时，他们必定还会索还越南呢！总之，法国人一天不安宁，和议就一天不能达成，那么海防就一天不能撤除。劳师糜饷，何时才是尽头？法国人可以来，而我们却不能去。法国人本来不把通商中国作为急务，今年不胜，明年可以再举，明年不胜，后年可以重来，或者二三年，或者四五年，屡次肆虐不停，极力骚扰以疲敝我们，多方误导我们，而我们用来抵御他们的办法已经穷尽了。即使说用定力来坚持，那么海防的费用从哪里筹措？法国人性好急躁，急躁则他们来犯必定迅猛；法国人习俗喜好争斗，争斗则他们失败也不会立即停止。中国没有一件事可以制住法国人的死命，而法国人骚扰中国，却可以从容应对而有余力，这是不可不深思熟虑，而事先加以谋划的。中法交战，民间的义愤，或许可以借用。然而极而言之，民众的义愤，终究不可依赖。假使普天之下，同仇敌忾，富人出财，穷人出力，从军效死，荷戈前驱，与法国人决一死生，岂不是很好吗？但现在都没有听到，这不过是徒有其说罢了。况且其中或许有借端滋事，逞意妄为的人，一旦不可遏制，反而会成为祸患。如今我国水师尚未训练，兵轮尚未扩充，统领尚未得到干练的人才，驾驶尚未得到能手，枪炮的施放尚未精通，器械的攻守尚未完备。必须悉心讲求，事先整顿，实行十年，才可以与法国人一战。实行三十年，然后可以在大洋中纵横驰骋，进入法国境内而侵犯法国疆土，此时似乎还不可以立即出战。有人说，朝廷仿效西方方法，振兴武备，筹办边防，制造枪炮，建筑炮台，实行了二十多年，何愁不济？况且湘军、淮军一向被称为劲旅，统兵大员都是身经百战的名将，久习行军布阵，深谙兵法韬略，以此临敌，何愁不摧？今天就把临阵当作练兵，杀敌当作讲武，一战不停则再战，再战不停则三战，以百败不挠的精神，持百战不慑的志气。不因小胜而喜，不因小挫而惊，经历一次创伤，增加一分智慧，坚忍不拔，百折不回。他们少我们多，他们客我们主，他们劳我们逸，他们远我们近。他们失败则必定从本国增派军队，调师遣舶，计算路程有三万余里，计算日期有一个半月，计算费用则一卒的费用需五百圆。我们则振臂一呼，即使突然集结数十万众也不难，时艰才出，必有豪杰之士，群起而帮助我们，由此说来，还怕什么法国人！况且他们劳师袭远，越国转战，资粮鞋履、器械药弹储备必须丰饶，轮船没有煤就不行，那么煤斤重滞，势难多载，经历数万里之遥，不得不依赖沿海口岸为之接济。既然已经示战，按照万国公法，泰西列邦都不能应允他们的请求。至于内地奸民，则在于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地方官吏加意盘查诘问，自然能断绝其根株。各处渔船，也必须实行连环保甲之法以清除其流弊，并招募这些人来充当团丁，果真能杀敌立功，自然应受重赏，有能设法焚烧敌船的，立即给予破格恩赏，高爵厚赏在所不吝。我们只要守御严密，从容坐镇，而他们自然疲于奔命了。所谓静可以制动。从前俄国尚未强大时，瑞典兴师伐其国，俄国屡战屡败，臣民都主张议和，唯独俄国君主不答应，说国可以亡，战不可止，其后终于战胜瑞典，而国家日益强盛。堂堂中国，难道不如俄国？不知道以上所说的应敌之谋，料敌之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俗话说“知彼知己，百战百胜。”如今我们的短处，他们已经全部知晓，他们的长处，我们未能赶上。天下有事先谋划则有余，而临机应变则不足，一步骤误，全盘皆空。办理土寇与办理洋匪，其间不可以道里计。俄、瑞两国，境壤相近，所争者在兼并土地，侵割疆域，关系重大。如今中法所争的只是空名罢了。争空名而受实祸，窃以为识时达势的智者所不为也。处今日之地，固然万不能言和，惟有速行整顿战事而已。若他们知难而求退，我们也似乎可以虚与之委蛇，说暂忍以罢兵，待时而后战。法事之终，正兵事之始，富国强兵，治中驭外，宣国威，张国体，请俟诸异日，未有不得之于操券者。否则，徒以一时之不忍，而举一国之全力以相搏，狮虎忿争，必有从旁冷眼以观者，窃以为非计之得也。兵，凶器也；战，危事也。徒恃一战以自强，竭全力以从事，为中国久远计则可，为我朝一时计则不可；为将来计则可，为现在计则不可。凡事豫则立，

译只有事先做好准备，才能没有祸患。积蓄精力、磨砺锋芒，具备深刻的见识和长远的谋划，天下有什么事情是做不成的呢？难道仅仅是抵御小小的法国人吗？我的意见是，即使想要与法国人交战，也应当谋划确定之后再行动，事情成功之后再去做，不必急切地追求一时的胜负。天下的机遇到来，难道有穷尽的时候吗？今天忍耐下来而在将来报复，天道循环往复，绝对不会出现差错。或许有人认为，今天再次与法国人周旋并表现出软弱，那么其他国家必定会有起来效仿的，我朝的祸患，正没有停止的时候，今天的危害还小，以后的危害就大了。却不知道如果能够自强，他们必定畏惧我们，怎么敢互相欺侮。现在法国人贪得无厌，无理取闹，正是因为我们海防的备战有松懈可乘之机啊。富强的效果已经显现，驾驭外邦的权力就建立在此基础上。我认为事情发展到今天，应当实事求是，不必涉及骄傲自夸，献媚颂扬，铺张渲染，专门制造美好的谈资。一定要让天下进言的人士直言不讳，把听到过错当作喜悦，把攻击短处当作崇尚，这样之后天下才能治理好。我愚昧浅陋，不识忌讳，只是忠君爱国的念头，念念不忘，所以敢竭尽我微薄之力，恳请陛下明察，不再赘述。

译关于设立鸦片总司的提议

鸦片产于印度，而总汇聚于香港。近年来吸食的人越来越多，走私漏税的情况也日益严重，这不仅是通商全局中的一个巨大漏洞，而且对国家厘金税收的影响也不小。现在想要杜绝这种弊端，清理源头，断绝流弊，正本清源，不如设立鸦片总司，并将管理权收归朝廷，因为专卖鸦片之中隐含了禁烟的意思。什么是鸦片总司呢？就是总理衙门发文给英国的驻京公使，以及我国驻英国的钦差大臣，让他们与英国的外交大臣、印度总督商议，允许在印度、香港两地，由中国任命专卖鸦片的大臣驻扎在那里，专门负责稽查鸦片事务。所有进入中国的鸦片，每年或十万箱不等，由印度商人向印度总督申报，再由印度总督移文告知中国驻印大臣，按期运送到中国，听任招商局的轮船代为装载，驶往各地的通商口岸，以香港为总汇聚之地，存放在仓库中，等待分发运输。因为走私的弊端，在中国境内难以杜绝，而在印度境内则容易杜绝。为什么呢？印度英国商人自行运载鸦片来华，到达香港之后，中国海面港口岔道纷繁复杂，各处都可以绕越，而且走私轮船又异常迅捷，趁夜偷渡，不服从盘查。中国的奸商又与西方人互相勾结，以此为护符，冒险影射，诡计百出，形势上实在无法稽查。如今在印度出口之初，先向印度总督申报，再向驻印大臣申报，发给凭证，其来的数量已经明确有据，即使想要偷漏，也势必不能。如果其中有不在中国销售的，就不允许运到香港作为存储之所。印度种植鸦片每年有定额，不得多种，贩运到中国超过十万箱之外，不得再有所增加，违者有罚。英国朝廷设法管理，本来是最完善的。无奈一旦出口，分发到各处，就已经难以稽查。他们向英国官员申报的原有总数，与经过中国关厂报税抽厘的数量，往往不符，两者比较，相差甚巨，如果不是因为偷漏，怎么会这样呢？现在在印度运到香港之后，如果英国人想要分发到中国通商口岸销售，完全听任他们方便，只是载运的船只、存储的仓库，都由招商局代为管理，其费用一律秉持公正。如果英国商人认为不便，商议不能实行，则有挂号领凭的一种方法。哪一天进口，哪一天出口，哪一天分发到各地通商口岸，必须向中国驻港大臣一一申报。销售之后，然后缴纳正税及子口半税。这对于印度官商都有益而无损，而且也任其随时销售贩运，没有丝毫稍微掣肘。如果真的这样，中国所设立的一切缉私委员、巡船，都可以裁撤，所节省的费用很大，有什么顾虑而不做呢？况且专卖鸦片原本可以与禁烟并行而不违背，所进入中国的若干万箱，每年为期，原本有限制，本可以逐年递减，正不妨与他们悉心筹划，和衷共济。总之，我们对待远方的人，不外乎开诚布公，实事求是，绝不掺杂丝毫私意粉饰于其间，可行与否，在于能够直告而已。秉持正道，持守严格，他们也有所忌惮。鸦片本是一种毒物，不是用来养人的，而是用来杀人的。既然是邻好之邦，却把毒物贩卖给我们，利己而害人，既然以良法美意与他们商议，而他们不听，这是不想要我们逐渐消除祸害。天下中外虽然不同，总不外乎理而已，只有理可以折服他们。如果不这样，仿照前代专卖酒类的办法，凡是有从印度来的鸦片，全部归官府所有，由官府卖给百姓，西方商人如果有私自贩卖的，加倍严厉惩罚，这也是杜绝截断偷漏的一种方法。由此销售鸦片的人，区分为烟户，吸食的人应当必然逐渐减少，将看到不到三十年而烟可以不禁自绝了。唉！现在当权的人，谁能肩负此重任呢？

附：臆谭

隐居荒僻角落躲避踪迹，庆幸远离祸患之机，在嘈杂欢闹声中，默默无言而已。我凭借粗浅的才能，短于涉世，朋友往来交接，酒酣耳热之时，往往捋袖奋舌，妄谈经济，诋毁痛哭，不顾忌讳，招致当事者的嫉恨，遭受奇祸，危险中侥幸免死，又怎敢再侈口谈论时事呢！唉！当此烽烟弥漫，灾乱迭起，惨目伤心，不知从何下手。偶然读到古人言事之书，他们隐含的忧虑私议，都足以拯救时弊，不禁怦怦心动，因此不惮重蹈覆辙，辄作罪言，比作枯蝉寒虫，自呻自吟，不欲人知，以求采纳。古之人，虽然伏处菰芦，谪逐僻远，其忠君报国之念，未尝一刻忘记。如果可以为国者，知无不言，即使言论不被采纳，或言论获罪，终不能自已。我遭谗毁罪废，穷窜蛮乡，忧时愤事，此心耿耿，固在漆室之女，不谅其志，听诸悠悠可也。同治纪元闰八月二十四，天南遁叟自识。

敦本

唉！自从三代封建之法废除，而后世帝王对待宗室的方法，都未能斟酌损益，权衡厚薄而适得其中。西汉鉴于七国之祸，而其权渐移于外戚。成帝时，宗族之著于籍者十万，逮

译王莽篡汉之时，能够存活下来的宗室成员只有几千人罢了。自曹魏以来，宗室势力如同孤立无援。在开国之初，统治者并非不想纠正这种弊端，但制定的法律不够完善，很快就进行了更改。试看从唐、宋直到元、明，其间亲近尊贵的宗室成员互相猜忌怀疑，最终导致杀戮。那些就藩受封的，仍然得不到丝毫实权，稍微想施展抱负，只是领取租税赋税，有名无实，经过几代之后，地位便等同于平民奴隶。纵观史册，帝王宗族很少能够自我振作崛起的，有的因行为不轨被废黜封国，有的因骄横傲慢失去职位，这是因为只知道供养他们，却不知道教育他们的道理。这是说宗室近支的情况。至于疏远的宗族远支，用来培植和安置他们的措施，也没有得当。否则，分给土地，让他们尽职守，聚族而居，各自从事自己的职业，仿效古代实行的宗法制度，用大宗联合小宗，互相维系，各自约束，必定能逐渐变得强盛，成为国家的辅佐。确实因为宗族是国家的枝叶，枝叶强盛就能庇护根本。古代分封诸侯，大都依靠强宗大族来辅佐，比如封康叔时把殷民六族分给他，封唐叔时把殷民七族分给他就是这样。世家大族与国家盛衰与共，同享安乐，共担耻辱。自从后世世袭爵位废除，于是就没有世袭的大臣；宗法废除，于是就没有强大的家族。一旦有事，可以依靠的人没有一个，对内无法资助钱财粮食，对外无法保卫疆土抵御外侮，一旦受挫就难以振作，很容易导致灭亡。那么，拥有国家的人，对于厚待宗室、培植家族难道可以不急切地讲求吗？想要巩固根本，应当实行宗法并辅以屯田。在乡村之间，全部设置堡垒营寨，练习战攻，明确守御，兵农相互辅助，耕作互相依赖。优秀的人才让他们进入仕途，强壮的人加倍供给粮饷，有事时都可以征召调遣，在城里的足以辅助防兵，在乡下的足以协助团兵，在京畿辅佐地区的也以此法作为宗兵。像这样而根本不强、枝叶不盛的，是没有的。我朝平定天下后，在各直省建立满城，设立驻防兵额，凡是拨居入籍的人，男女都颁给粮饷，每年有固定的例规，不劳而食，这确实是优待宗族的盛大典制。然而当时人口少、户数少，天下的产出足以供养他们还有剩余。二百年来，人口日益增多，供养不足，必定导致给予的逐渐微薄，而他们赖以糊口的也必定不够，这样双方都受害。况且在城里的人，无事不得擅离职守，就像在圈牢里饲养牲畜一样。而且子孙日益增多，却让他们游手好闲，安居坐食，这不是教育的方法。粮饷微薄不足以赡养，穷困无处申诉，必定导致借贷欠债，这不是爱护的方法。有余则骄奢淫逸、行为不正，不向善；不足则贫困窘迫、无聊赖，向民间借贷，期望将来做官时索取补偿，大概是被这种制度导致的。耗尽百姓的力量，浪费无益的费用，却成就了不教育、不爱护的实际，我私下认为立法似乎不够完善。何况到现在，满人在各地居住已久，与土著无异，驯顺的人游手好闲、虚度光阴，放肆横行的人游手好闲、惹是生非，甚至居民害怕他们如同害怕老虎。如果想要急切整顿，尤其应当让他们各自从事各自的事务，列入兵籍的人每天加强操练，突然发生变故，缓急可以依靠；进入仕籍的人每年增加考试，放宽名额以储备选用；士农工商四民的职业，与汉人一样，不得仰赖外人供给，妇女也要勤于女红，学习养蚕织布。他们的居处不必在城里，从事耕种的，应当让他们散布在乡村，用宗法屯田来部署。富有的救济贫穷的，有的互通没有的，或许可以长久实行，否则，难道仅仅是饥寒的祸患吗！

译简辅

国家任用人才，所依靠来维持安危的，只有辅佐的大臣。唐、宋、明朝以来，大多因为一个人而兴盛，因为一个人而衰败。元朝设立宰相，都任用色目人，而汉人不能参与中书省的事务，然而在元朝九十年间，也没听说有贤能的宰相。明太祖因为宰相权力过重，不再设置宰相职位，把权力寄托在六部，后来的大学士就是宰相，这就是所谓的名称去掉了但实质依然存在。本朝设立宰相，参用满、汉官员，制度非常完善。近十年来，道光、咸丰年间，担任宰相的汉人，没听说有显赫的声望，足以震动朝野，维系君主与百姓。难道是民间百姓了解得不够全面吗？只听说他们随大流进退，为了窃据高位、苟且领取俸禄、巩固恩宠、保全自身罢了。有人说，本朝没有权臣，足以作为盛德之事。满臣中像鳌拜、噶礼等人，虽然稍有骄横跋扈的，但汉臣中则没有听说。本朝不曾轻易杀害大臣，近时偶尔有像耆英、柏葰等人，不容易一一列举，而对待汉臣尤其优厚，位居台阁的，大多以功名终老，那么用来保全大臣的，那恩意难道不深厚吗？我却说，这都是汉臣为了自保而做的居多。本朝动不动就用资历限制，按部就班做到宰相，不再采纳民众的声望，考察舆论的情意，古代慎重选拔的意思没有了。那些担任宰相的人，大多已经达到中年，一半变得年老昏庸，谚语说：“老将智谋虽多但年老昏聩随之而来。”孔子说：“到了老年，要警惕的是贪得无厌。”何况那些按部就班升到宰相位置的人，是由于经历甘苦得失而来的，锋芒已经耗尽，肝胆不再激昂，不肯为国家承担重大的利害关系，做出深谋远虑的计策，只是玷污高位厚禄，默默无闻，拱手占据职位数年而已，国家凭什么依赖有这样的宰相呢！大概上等智慧的人，年老则历练精深；中等才能以下的人，年老则趋利避害熟练。而天下上等智慧的人少，中等才能的人多，那么慎重加以选拔，能不急切吗。善于治理政事的人，首先在平日亲近贤人储备人才，亲近贤人则不贤的人远离，储备人才则紧急时有可用之人，这两者是选拔辅臣的基础。确实因为辅臣关系到国家非常重大，他的职责是辅佐天子，举荐贤人斥退不贤的人，升降百官，各当其位。从前尧以得不到舜为忧虑，舜以得不到禹、皋陶为忧虑，大概是想要为天下得到人才。宋朝的宰相韩琦、富弼、寇准、范仲淹、司马光，天下交相庆贺，外族也动容，等到他们相王安石、蔡京，而天下喧哗不安定了。明朝的三杨在位而政事治理得好，严嵩凭借青词取得宰相之位而国家弊病丛生。那么百姓的休戚，可以预测宰相的贤与不贤。现在宰相的任免，好像与民间的休戚无关，也不关系朝廷的轻重，在民间像马牛风一样无关紧要，在朝廷像九牛一毛一样微不足道，唉！哪里用得着宰相呢？这都是因为三公宰相不能得到合适的人，而选拔宰相没有尽到天下的选择。现在必须破除陋习，不拘泥于常例，务必采纳舆论所归向的人，只要有才能都可以选拔任用，一年升迁三次，不嫌其快，不通过科举科目，不担心其浅薄，不一定非要从翰林院中选取。翰林院不过是计较一时的长短，他们对策的文章，大多浮泛拼凑，迎合时下的喜好。他们未得志时，趋附权贵之门，排挤同僚，很少勉励名节操守。等到既得志，养尊处优，日积月累，坐致高位显贵，爵位已经到顶，而患得患失的心思更不可问，虽然未必人人都是这样，但在委靡末流之中，难以自我振作已经很久了。只有皇上能不遵循成规来寻求宰相，那么在位的人人人都会思进取勉，而贤与不贤就分辨清楚了。

治兵

军队可以百年不使用，不可一天不准备，有准备才可以没有祸患。兵书说：“不防备意外，不可以出兵。”所谓准备，就是训练的意思，在平日治理好，才能在临时使用。现在我国的大弊病，在于无事时养兵，有事时招募勇丁。不是兵额不足，在于从远处调遣，旷日持久，资粮鞋履，必须供给之后才出发。而领取之前则粮台的出纳迟缓，领取之后则营官的侵吞克扣相继而来。等到士兵到达，贼势已经形成，贼志已经坚固，贼守已经严密，而官员所统率的，只有这数百人，犹如羊入虎口，到了也无济于事。而贼人得以逞其所欲，恣意所至，一旦败坏决裂，遂不可问。当事者，知道兵力不能到达，于是仓促召募，购买器械，侥幸集齐，贼胆愈张，外面羽翼已成，里面百姓遭祸。等到后来攻贼见效，或许也依靠勇丁的力量，而不知道将兵者已经耗费多少经营，浪费多少国库军饷了。那么平日之所以养兵，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大概虚报人数冒领军粮，老弱充数，演练不讲求，器械不精良，一切奉行故事，视为具文，其弊病固不胜枚举。今日所招募的勇丁，几乎遍布天下，各省被贼之后，军事既定，或者就有改勇为兵的。确实看到勇丁，聚集容易而解散困难。然而各省一遇升平，就认为兵无用，军营中积习相沿，牢不可破，因循如故，粉饰如故，推诿如故，畏缩如故，虚夸如故。他们所养的兵，跳荡拍张，漫无纪律，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见民如虎，见

译贼寇如同老鼠。军营中所使用的武器，不过是弓箭、刀矛罢了，即使说有所专长，也不过是击打刺扎而已。像这样虽然说是拥有军队，却与没有军队相同。评论者都认为，平定贼寇之后，必定应当整顿军政，规范军营纪律，操练军事装备，研究兵法，购置精良武器，彻底改变以往的面貌。这是因为事情贵在根据当地情况制定适宜的措施，道理在于顺应时势善于变化。当今行军作战，首要重视枪炮，远距离作战有炮兵部队，近距离作战有枪兵部队，武器必须坚固锋利，技艺必须精通熟练，坐下起立、前进后退之间，完全听从带兵将领的指挥，他们临阵冲锋，尤其在于只进不退。那种忠义勇敢的气概，平时积蓄在平日，而爆发于一朝。士气一旦鼓舞起来，只有赴死的决心，没有求生的念头，像这样还不能取胜的，从来没有过。这就叫做善于治理军队。然而之所以能达到这种境界，请用五点来概括：一是供给充足的粮饷以养活他们的家庭，二是精心训练以熟练他们的技艺，三是严格教化以激发他们的志气，四是同甘共苦以凝聚他们的心志，五是明确赏罚以坚定他们的服从。恩惠与威严并用，宽容与严厉相辅相成，这样军队对于将领，就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一样，哪里还有不听约束、不遵禁令、听到敌人突然逃跑、望风先溃散的情况呢？但是天下不担心没有军队，而担心没有将领。谚语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即使是能战的将领、有能力的将领都已经不多见了，何况是智勇双全的名将、大将呢？想要储备将领人才，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近期的措施在于谨慎选拔军营官员，长远的措施在于另设武科举，甄别考核，一切旧有的成法都请求废除，而在于寻求真正的人才。唉！当今的要务，一在于治理军队，一在于选拔将领。

译### 择将

天下不担心没有士兵，而担心没有将领。将领选对了人，那么士兵就没有治理不好的，没有不强大的，既然如此，选拔将领难道可以不急切地讲求吗？选拔将领的方法，难道在于按时举行大规模阅兵，以弓箭、刀枪、骑射来作为足以尽览其才能的方式吗？武科考试的设立，也只是崇尚弓、刀、石这三样，以为这就足以选拔杰出人才和挑选奇才，不也太荒谬了吗！况且历代以来，大多重视文治而轻视武备，每次对于武试这一科，都不怎么用心，录取者只是奉行旧例，应试者心存侥幸，必定是滥竽充数，务必凑足名额。就像苏州、松江各府，习武的人少，几乎到了抓路人来凑数的地步。说武科足以得到将才，谁会相信呢！作为将领的才能，不是单一的，不通晓古今，不识形势，不辨地图，不知险阻，那么不通过读书是不行的。作为将领，有大将，有能将，有战将，有偏将，必定都要在平时储备，以便临时使用。平时用来甄别和考验的方法，应当分为几类。第一类，能懂得兵法，识别天下险要关塞所在，有准备而无忧虑，设伏取胜，他的才能谋略足以统领三军，他的志向气量足以超越万众，这叫做“大将”。第二类，能布置阵法，建立营垒，修筑炮台，足以应变并攻破坚固阵地，冲锋并挫败锐敌，这叫做“能将”、“战将”。第三类，能娴熟技艺，熟悉枪炮远近的尺度，命中且射程远，从来没有空发，这叫做“偏将”。这必须设立武备院，招揽人才，进入其中专心学习，由兵政衙门定期考试，三年选拔出名列前茅者，赏赐头衔，赋予他们事功。凡此种种都是为了预先储备将才。武科的方法，也必须改变，而大致不出于此。麾下士兵，挑选若干，归其训练，增加他们的粮饷，使他们相互熟悉，以专责成。一旦有调遣，听到命令就行动，稍有拖延，只追究统兵将领的责任。如果真的这样，天下没有不可选择的将领，也就天下没有不可使用的士兵。有了将领，那么疲惫的士兵都可以成为精锐部队。从前吴起在魏国，魏国就强大；在鲁国，鲁国就胜利；在楚国，楚国就振兴，这难道是别人能做到的吗？这就是说士兵的可用，不取决于将领吗？所以现在想要治理军队，没有比选拔将领更优先的了。

### 用兵上

在当今想要用兵，难以言说了。瘦弱老迈的人充数，虚报名额冒领军粮，胆小害怕不敢出战，骄横跋扈不肯前进，凶悍不遵守法纪，疲惫不服从命令。上级因循苟且，曲意包庇掩盖；下级挟持寇盗自重，从而控制上级。积弱难以振兴，积弊难以肃清，积骄难以铲除，积惰难以振奋。这种祸患不仅仅在于步伐不整齐，队伍不严肃，行阵不争先，器械不精良，战斗不勇敢，调遣不迅速，即使一旦把这数万军队交给他，谁可以使用呢？唉！今天的士兵，纪律荡然无存，放纵张扬，不遵守约束，遇到百姓像老虎，遇到盗贼像老鼠，进入市场一哄而散，进入村庄洗劫一空，责任在将领而不在士兵，因为酿成这种骄兵疲卒的原因不是一天两天了。有功不赏，有罪不罚，违犯军律就隐瞒，不上报。偶尔获得小胜，就夸大以自夸，处罚轻而赏赐滥，袒护亲信，曲意徇私，前进有必死的担忧，后退没有失机的杀戮。人情谁不乐生而恶死？这就是士兵听到鼓声就逃跑，看到锋芒就溃败的原因。功劳确实应该赏赐，罪过也应该惩罚，现在不问功过而只计算亲疏，亲近的人胜利就冒功，失败就侥幸免罪，疏远的人即使有功劳也不记录。不公平不公正，怎么能让人信服？更严重的是舍弃如山的大罪不诛杀，而只奖赏毫毛般的小功，谁不效仿以互相欺骗呢？现在想要士兵足以抵御寇盗，必须先鼓舞士气，改变旧习，整顿营规，改革军纪，明正法纪，严行诛罚。日练月训岁阅，军队中所用的以火器为先，有枪队必有炮队，枪用来打击近敌，炮用来打击远敌，不要空发，不要侥幸命中，发射火器制敌，例有专人负责，平时练习，这样临时就有依靠而不恐惧。在军营中，同甘共苦，共患难，然后才能与他们同生共死。这不是将领的责任，又是谁的责任呢？所以我说，今天的祸患，不担心没有士兵，而担心没有将领，有了将领，这些都可以成为可教的士兵。吴起在魏国，魏国就强大；在鲁国，鲁国就胜利；在楚国，楚国就振兴。孙武即使妇女也可以教战，本来不必选择地点和人选，选择人选而施教。如果像廉颇那样只想用赵国士兵，也只是拘泥于习惯罢了，不是古来做大将的人，都只用同乡人。只有古来名将必有亲兵，得到他们的死力。众人需要有人带头，亲兵就是用来带头的，临阵冲锋，先登捷进，后面的人就跟随了。现在亲兵被用作护卫大将逃跑的工具，难怪士气不振而没有人敢先头冲锋。至于用兵的要领，我从前曾说：“用众不如用寡，使智不如使愚。”

### 用兵下

战争兴起以来，已经十三年了。贼军所到之处就陷落，没有一个能挫败其锋芒的。况且贼军的猛悍善战，远不如以前的李自成、张献忠，而我们的军队不能制服他们，这是为什么呢？士兵多而力量分散。有人说，我们被贼军困住，在于兵力不足，贼军出没无常，来往不定，他们聚集我们分散，他们众多我们稀少，这是贼军屡次得志的原因。不知道士兵少固然不能

译激发士兵的士气，兵员众多尤其难以统一士兵的心志，兵力的关键不在于数量的多少，而在于善于使用。如今考虑到贼军即将到达的地方，防备贼军的措施非常周全且严密，广泛招募壮勇，督办民团，操练兵卒，四处调集，等到贼军到来时竟然不能打一仗，即使兵多又有什么用处？贼军虽然败退逃窜到各处，但得到城池就占据，那些贼首一定有长期居住的地方，像江宁省城作为贼窟不下十年，江、浙各城被贼军守卫的也已两年，为什么失守时像土崩瓦解一样迅速，收复一座城池却耗费多年而不能成功？现在淞郡沪邑以及各处乡间，征召士兵聚集民众，水陆军队已超过四五万人，这也可以打一仗了。然而放下铠甲拿起兵器，拥簇观望不肯前进，还要借助西方人的力量，听从他们的指挥，这真让人长叹不已。所以我说，以前所担忧的是兵力不足，现在所担忧的是兵力有余。兵多则粮饷接济不上，而且心志纷乱，责任分摊不能常使他们尽到全力。不看看那些搬运木石的工人吗？人多反而举得慢，必须减少人数才能举起，是想让他们各自尽力。现在使用西方士兵，费用是我方士兵的数倍，形势恐怕长久下去供给不上。而且西方士兵只能为我守卫城池，而不能供我调遣。由西方军官统率则容易约束，换由华官将领统领，未必肯使他们拼死效力。摧毁锐敌、攻破坚阵，立刻收到成效，即使临阵同时使用，必定互相推诿，冲锋并驾齐驱，必定心里有所倚仗，一旦单独出击失去倚仗，士气反而沮丧了。何况主客身份不同，攻守态势不同，势必不能常与西方士兵一起行动。用观望疲软的士兵，养成贼寇骄惰的军队，再加上推诿和倚仗的心理，即使吴起、孙武再生，也不能驱使他们了。那么应当怎么办？回答说，与其招募西方士兵，不如任用西方军官，聘请西方军官来训练我军士兵，专门练习洋枪，以收取快捷的成效，使他们拔戟自成一队，临阵时，西方军官在前，我军在后，那么我军士兵人人都是西方士兵，这样一位西方军官可抵数十数百位西方士兵，而收效自然广泛。其次在于淘汰冗兵、训练精锐，精良器械武器，明确奖赏、严厉惩罚，专责重任，刻日计时，以规划恢复失地。皇上以此责成督抚，督抚以此责成提镇，提镇以此责成游击守备，游击守备以此责成营官，超过期限不能攻克，诛杀斥责立即执行，不担心不宽厚而担心不严厉，不担心不恩惠而担心不威严。威信确立，纪律严肃，将领先卒，振奋兵志震慑，战气加倍，那么差不多可以收到一倍的成效了。（这两篇文章作于同治壬戌年春初，而三月间李爵相统率军队截江而来，他的部下都是楚、皖的精锐劲旅，节制之军，壁垒一新，气象迥异，然后能有战必克，长驱直进，形成破竹之势，收取指日可待的成效。三年之间，江、浙平定，由此看来，用兵的关键在于人是显而易见的）

译选拔人才

古代选拔任用人才的方法，没有比乡举里选、推举优秀者并记录上报更完善的了，这种方法以公正的方式选拔，审慎地挑选，采纳公众的评价并考核实际的品行。两汉时期治理业绩的显著，循良官吏的众多，其成效是可以看到的。自从科举制度兴起，这种古法就长久废置了。郊野没有弓旌招贤的举动，贤良之士便不再奋发；乡里没有束帛聘问的礼节，孝悌之风便不再听闻，他们只是老死在窗下，湮没在乡里之中罢了。于是人才日益浅薄混杂，士人的习气日益卑劣污浊。选拔人才的途径狭隘，任用人才的标准泛滥。士人除了科举这一条路，即使有高才博学、通达见识、明辨是非，也没有途径自我进身。金陵管同说，现在的士人，都是实际上属于民籍却窃取士人的名号，因为选拔的人太多，筛选得太快，人人都可以成为士人，几年之间一个县号称士人的已经达到千百人，考察其中大多是贸然无知的人。因此士人的习气败坏，士风不振，于是有人说天下没有士人，这难道是全面的论断吗？比如在深渊中采珠，在山上采玉，取用既已枯竭，就用泥沙来代替，人们看到泥沙，一并责怪珠玉无用，有这样的道理吗？为当今谋划，不如减少名额，延长周期，与其多取而贤与不贤的人都多，不如少取而贤与不贤的人都少。况且士人少了，下面的人就知道珍贵，而上面的人教养都有实际效用，学校中的廪饩，书院的膏火，供养数百人尚且不足，供养数十人却有余，于是士人不为非作歹，廉耻之心得以发扬。虽然这种说法是对的，但仍然依靠科举来选拔士人，不知道科举的弊端哪里说得完呢！采集浮华而遗弃实际品行，研习经义而暗昧时务，判案不懂法律，对策不通晓当今，拾人牙慧、剽窃抄袭，以侥幸取悦考官。儿童所学习的，壮年所考试的，不出章句训诂，鄙陋到了极点！其中不被俗学所局限的，千百人中没有一两个。人的精神知识也是有限的，从幼年到壮年都消耗在八股文中，等到他们从政，茫然无所获，势必完全抛弃过去所学，而重新期望用于世事，这就是吏胥得以操纵权力并颠倒黑白的原因。现在想要明习政务，通达治体，崇尚廉洁孝悌，奋励贤能，就在于增设制科，开设荐举，并间或实行科举。至于科举制度，也应当变通，适宜分为几类，一类是经籍史义，一类是诗赋策论，一类是经济时务，一类是舆地天文，一类是格致历算，一类是兵刑钱谷。这样选拔人才的途径就宽广而士人没有遗漏的贤才，务实的政治得以成就而人们没有虚饰的行为。想要士人敦厚实行，不如修明荐举；想要士人通晓世务，不如开设制科。国家康熙、乾隆两朝，曾有博学鸿词的举荐，虽然来者大多以言辞进身，而一时的文学经术怀才负望者都出于其中。为什么呢？上面所喜好，下面的人就奔走追随，以此循名核实，得到人才也不难了。制科所选取的，如兵法、吏治、水利、边防、艺术、地理，凡有一材一能的人，无不全部收录，最终期望有以辅助政治的实际效用。荐举的责任在于督抚、藩臬、道府、州县，而需要由下达上，以民间推选的多寡，确定其人品行为的邪正，声望的贤否，众人好恶所归向的，就是那人平日所为，也可以大概看到。又所荐举的人，一定是未登朝籍而隐逸于草野的人，否则不在此例。不徇私情，不谬举，隐匿遮蔽贤才的人有惩罚，举荐得当的人有赏赐，最终期望有以在无形中鼓舞民间孝悌忠信，像这样而人才不产生，风俗不厚道的，是没有的。

重视儒生

唉！现在自命为儒生的人也很多了，而上面对待儒生的态度也很轻贱了。士人为何多？弊病在于选取太广，考试太勤，而贤与不贤一同进用。大县选取的不下四五十人，中县选取的不下二十余人，小县选取的也不下十余人，而近来又屡次增加名额，三年考两次，于是所谓的士人，一县必有数百人了。这数百人中，果真都具有鸿才硕学能通今博古吗？大概冗杂鄙陋低劣的人占十分之八九，这就是士人不被尊贵的原因。想要士人尊贵，不如减少名额，延长周期，不要滥取，不要薄待，得到既难，从事的人很少，于是人人都想在学习上自我奋发，而上面对待士人的力量也足以普遍供给。县有书院，乡有乡学，使膏火足以资助他们的诵读，士气既已培养，廉隅自然勉励。不仅这样，凡是山长、教谕、学政，务必极力选拔。现在山长大多由有权势的人援引推荐，视其升降为去留，甚至一县空耗脩脯的有六七人，乡僻的士人有终身不到书院，不认识山长面目的，这是空有其名。凡是担任教官的人，大多由老惫疲癃的人充任，稍有才干的人，认为这是闲员末秩，多不屑于处此。而担任教官的人也徒拥虚名，从未一天与士人相接，不过在岁科试中获隽的士人，争辩贽仪的厚薄罢了。学政观风动循故事，从未有勤访博采留意人才的。每到试期，刻日蒇事，匆遽迫促，务求速了，以便再莅他处，其所拔擢，安能惬望？必定以试院为养士之所，只评定其优劣，不必区分其资财的多寡。

译学宫是教育士人的地方，只考核他们学业的勤奋与懒惰，就能辨别其等级的优劣。山长、教官，都可以将平时赏识了解的人推荐给学政，学政也可以在文学之外另外采纳所听到的名声，提拔品行高尚、有社会声望的儒者，供养他们优厚，教育他们专心，勉励他们恳切，这都是为了尊崇儒学而重视士人。虽然如此，这还是从文艺方面来说的，道德修养和品格在乡里显著，但名字没有登在高科，身体还隐没在民间，那么就有推荐的办法。必须先从下往上通达，从乡学里塾推荐到县，从县到郡，从郡到省，以推荐人数多的获得举荐，经过三年试用没有改变，然后任用，根据才能分配职务，没有遗漏。所推荐的也分为学问和品行两条途径，担任亲近百姓的官职就作为丞、簿、令、佐，担任文学方面的官职就作为教谕、训导，特别优秀的也可以担任中书检讨。大概重视儒者必须先从重视儒官开始，儒官能够磨砺风节、成就名望的，外放可以升到州府，内用可以升任台谏，这不是突然的，有重视他们的名义就必定有重视他们的实际。起初作为士人，必须先在读于学宫，在书院学习，优厚他们的廪饩，让他们足以赡养家庭，没有后顾之忧。三次考试没有成功，听任他们改从其他途径，或者做吏员，或者做幕职，大致像明代的制度。这样那么教养都有实际用处。而且取士的方法也必定要改变，时文到现在已经弊端极深，从来没有实行五百年而墨守成规不改的。既然崇尚实学，重视真儒，尽到对待他们的方法，人才自然日渐振兴。

译整顿官场

当今值得忧虑且应当紧急处理的事情，在于抑制浮躁争竞，珍惜名位器物，惩治贪婪污浊。如果浮躁争竞的人得以进用，而恬淡退让的人就被疏远，这种弊端的极端发展，必然导致是非颠倒，贤良与不肖之人无法分辨。因为在上位者，看到他们巧言令色、阿谀奉承、结党营私、逢迎讨好，就误以为他们有才能；看到他们趋附承奉、奔走效力、攀附权贵、钻营拉拢，就误以为他们勤勉。于是官员们避开贫瘠之地而趋向富庶之所，舍弃困难事务而选择容易之事，在私室中乞求恩宠，在权贵门下培植党羽，把官署当作旅店，把百姓的血汗当作钓饵，请托之事公然进行，贿赂在白天送入，谄媚阿谀成为风气，钻营投机者得志，权势焰火炙手可热，廉耻之心完全丧失，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他们获得官位不正当，那么他们约束自己、选拔人才的情况就可以推知了，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官场肃清、士风端正，怎么可能做到呢！所以抑制浮躁争竞，是用来敦厚风俗、端正教化、激励名节、崇尚廉耻的。名位器物的泛滥，到今天达到了极点。参加制科考试的人，大多通过捐输请求扩大录取名额，三年考两次，几乎把泥沙都取尽了。他们名义上是士人，实际上却是平民，而那些贸然无知的人，大多得以侥幸进身。行军打仗的人，没有功劳却谋求显赫爵位，大体上统领的亲戚故旧占了一半。那些在军营中混饭吃的人，尚且可以谈论。更有甚者，居家安坐，而顶戴花翎辉煌耀眼，官阶层层晋升，这类情况举不胜举。收复一座空城，获得一场胜仗，虚夸之词写满纸张，读起来令人气涌，将来必然导致奖赏不再被视为恩惠，有功劳的人却没有可赏之物。卖官鬻爵的人出钱窃取高位，补授升迁反而比正途更快。不知道那些捐纳者的初心，是把官职当作牟利工具，他们成为大官，必然从下级官吏身上搜刮，成为下级官吏必然从百姓身上搜刮。禁令毁坏而风俗败坏，百姓贫困而国家动乱，国家害处广博而利益微薄，政治腐朽而百姓损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所以珍惜名位器物，是用来尊崇有功之人、奖赏有德之人、培养士气、振奋士人志向的。当今的财富，上面不在国家，下面不在百姓，而全部归于贪婪的官吏。官职成为谋利的门路，衙署中有市场交易。贿赂公然盛行，饮食器皿不整洁，这些显眼的现象，不足以成为弊病。巧取豪夺，穷尽搜刮，贪婪索取各种手段，不装满他们的钱袋、不填饱他们的欲望深渊就不停止。彼此互相征敛无非是为了牟利，宾客朋友交往无非是谈论利益。内部从部院官员，外部到上级长官，利益不到手官职就不显赫，上下互相蒙蔽，刑罚不加，惩罚不及，肆无忌惮，而每天索取盈满。问有为国家着想的人吗？没有。问有为民着想的人吗？没有。只知道有利而已。唉！像这样怎么能不祸害国家而殃及百姓呢？现在必须严格典章制度，纠察贿赂，戍边不赦免，抄没家产不宽贷，用他们的家资充作军需，使贪婪的官吏徒有贪得无厌的名声，而没有享受的实际利益，或许这种风气会逐渐熄灭。又因为官吏贪婪，是由于俸禄不足以维持廉洁，现在冗员多而俸禄微薄，为什么不彻底裁汰［如裁撤河工，罢免漕运，所有员弁一概撤去］，而用他们的俸禄来增加剩余人员的收入，使他们能尽心于政治，而责备他们也就不是过于严厉了。所以惩治贪婪污浊，是用来严肃官箴、澄清仕途、伸张国法、满足民生的。这三项措施实行后，官场应当会有所改变。当今官场之所以唯利是图，大都是由上面开启的，大官的利益取自小官，小官的利益取自民间。如果没有利益，大官就会遭到驳议，小官就会面临退黜，升迁无望，调补无期。卓异荐举，都是金钱在背后斡旋；注缺得官，都是财物在中间居间。部院官吏上下其手，利益不到手则条例不执行，天下于是成为一个利益世界。唉！究竟是谁造成的呢？现在想要纠正这种弊端，上下一切不谈利益，只崇尚公正廉明以清除源头，或许会有转机吧？这就是这三项措施必须严格实行的原因。

长久任职

唉！当今世上没有循吏已经很久了，这是因为长久任职的制度败坏了。汉代距离古代不远，官吏都在其治所长久任职，有的人甚至以官职为姓氏，他们建立政教、教化百姓，举动大多值得称道，都为了远大恒久的计划，没有短视急功近利之心，这就是文景之治之所以能与成康之治相提并论的原因。到了后世，这种制度逐渐废弃，其原因大概是从科举制度兴起，一年录取的士人多达数百人。卖官鬻爵的条例开启，一年积累的人数动辄几百人。当权者担心他们停滞壅塞，于是致力于疏通，于是有了三年一换、一年一调，甚至几个月就离任的情况。因此做官如同车轮旋转，官吏没有坚定的志向，把官署当作旅店，根据地方的富庶或贫瘠来决定喜悦或忧愁，按照资历计算日子希望升迁改任。他们的施政措施，因循苟且简略，甚至没有一年的计划，而所有的一切因革利弊，他们还不熟悉，就已经调任了。继任者又喜欢频繁更改，法令刚颁布就立即停止，政事未成就随即罢免，下面不再有法度遵守，而胥吏得以趁机作恶。不仅如此，疏通太过则官吏不熟悉民情，停滞壅塞太久则人多缺少，即使他们任职在位，也有五日京兆的心态，重视身家性命，其余则不再考虑，上下苟且，只每天盼望俸禄的高低厚薄，而不考虑民生的休戚利害，弊端可以说得尽吗！现在当权者如果急切思考改变策略，为什么不斟酌科举制度，减少名额而延长任期，停止捐纳条例，投闲置散，恢复古代采取舆论评价的方法，清楚了解众人的真实好恶，而任用罢黜升降的权力寄托于此。在朝廷封爵

译与大众共同处理，在闹市执行刑罚，让大众共同唾弃，这还没有失去夏商周三代的遗风。大概百姓是最愚昧的，但最公正的也只有百姓，如果治理得好，进入那个地方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从此专门明确责任，考核上报政绩优劣，百姓觉得官吏方便，官吏习惯于治理，而政治不如古代的情况是从来没有过的。

译诱导劝谏

古代没有专门的谏官，但太师进献箴言，乐官吟诵诗歌，进善退恶的言论从未断绝。如今虽然设立了专职官员，却听不到刚正不阿的声音。唉！这正是古今治世与乱世升降的关键所在。宋、元、明三代的弊端在于，台谏的权力掌握在宰相手中，选拔任用都是宰相的私人，弹劾与否看宰相的心意，致使士人的正直之气无法伸张。即使御史有所进言，也都不是紧急要务，甚至常常设立每月考核，动不动就搜集琐碎不当的事情，写进奏章，称为应付考核，以至于京城饼的大小、价格的贵贱，也拿来议论。嘻！这真是可笑极了。君主设立这个官职，原本是想让他们拾遗补阙，纠正错误，对上端正君主的心意，对下严肃百官的纪律，并不是想让他们闭口不言、保全性命和俸禄。如今他们不充当触邪的獬豸，却成为助纣为虐的吠犬，不是充当权贵门庭的鹰犬，就是如同受寒噤声的虫鸟，这难道是设立官职的初衷吗？只有我们国家，广泛开通言路，允许根据传闻进言，即使有不尽不实的地方，也不立即加以罪责斥退，用来激发谏官勇气的做法达到了极致。其间偶尔有因进谏而被贬谪的人，没有不立即召回的，破格提拔任用，恩泽深厚，法度周全，自古未有。但是，进言这一件事，专门责成御史负责，那么言路还不够宽广。我私下认为，凡是朝廷中的各位大臣，如果有真知灼见，也应该允许他们从容进言，指出利弊，放宽忌讳的禁令，减轻指斥的刑罚。而御史则应当每年考核政绩，进言的有奖赏，不进言的有惩罚。如果御史所言确实有可取之处，已经付诸实施，或者所举荐的人果然深得人心，所弹劾的人果然众怒所归，那么不仅奖赏他，还要提升他的官职。实行久了，如果朝廷不严肃，官场邪恶不收敛踪迹，是没有这样的事的。这就叫做善于诱导劝谏。（近日言路广泛开通，在朝各位大臣以及民间人士都能进言，可称得上极盛。但其中难免结党营私、树立门户，自诩清流，倡导异端学说，只知独自抒发己见，而不顾国家安危所系。有时任意弹劾，也几乎渐渐开启攻讦的风气。我私下认为这似乎不是盛世应有的现象。王韬附记）

征求言论

上古时代，君主与百姓亲近，民间的疾苦能够上达，臣下的想法也能告诉君主。尊崇君主、贬低臣下，是从秦代的制度开始的，于是君臣之间界限森严，百姓看君主就像隔着九重门那样遥远。君主一天天尊贵而一天天骄横，臣下一天天下贱而一天天谄媚，于是上下交往的道理无人知晓。所有的水旱灾害、敌寇盗贼的警报，百姓的疾苦，地方官的优劣，政治的得失，举措的利弊，大多都被阻塞而不能上达。有的知道却不说，有的说了却不全面。臣下的奏疏，用来赞美君主的，认为比尧、舜还不足。做君主的每天听不到自己的过错，也自以为天下太平，圣明如古人，于是犬马声色之欲就占据了心志。臣下积谄已久，想说话却害怕获罪，即使有骨鲠直谏的臣子，冒着危险直言，但一个士人的直言，抵不过满朝阿谀奉承的声音，所以即使进谏也不能被采纳。因此做君主的，应当收敛威严，诱导他们尽情进言，有赐坐的礼仪，有向前移动席位询问的举动，有膝行进言的请求，这些都是用来征求他们言论的方法。此外专门设立直言极谏一科，允许他们指陈朝政，务必洞察利害，不得虚应故事。凡是府县官员从外地到京师的，都进行召见，用温和的旨意接待询问，询问民事，使他们毫无隐瞒地尽情陈述，大概是因为他们官职虽然低微，但与百姓亲近。君主以治理天下为心，臣下自然会把治乱之道在君主面前详尽陈述。君主既然与臣下大致分享情感，那么臣下自然倾吐诚意，不敢有隔阂了。所以古代的君臣，相遇就像风云际会，契合就像鱼水相得，从而连接起家人父子般的欢乐。唉！如今还能看到这样的景象吗！

理财

当今天下理财的紧急事务，在于节约浮费、开辟财源，革除奢侈、崇尚节俭，用来富国足民的大要，不外乎于此。这乃是根本，其余的都是末节。如开采矿藏获取煤铁，进山砍伐竹木，穷尽人力以充分利用地利，这是开辟财源的第一端。购买机器以振兴纺织，以便做工，利于耕种播种，使工务日益扩大，农事日益兴盛，这是开辟财源的第二端。制造船只，远渡重洋，转运货物，以有换无，以贱买贵，使商人追逐十分之一的利润，并借商力来辅助国家财政，这是开辟财源的第三端。开发五金矿藏，开炉鼓铸金、银、铜三种钱币，流通民间，以充裕国家用度，这是开辟财源的第四端。凡此种种，如果不崇尚西方方法就不能成功，而且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立即收到效果的。现在想要兴利，就必须先从除弊开始。开辟财源的议论，人人都知道了。所以征税抽厘，加赋劝捐，极尽细微，几乎搜刮无遗，而对于节约浮费的学说，却没有讲求。浮费最大的，莫过于裁减河工，停止漕运。自从漕粮改由海运，黄河可以顺着旧河道引导北流，凡是用来筑闸蓄水耗费巨资的，一切都可以罢撤。南方几省供应的两百万石漕米用来充实皇家粮仓，从南运到北，计算一石的运费几乎达到十倍以上，现在为什么不全部折价，而另外招募商人运输，所节省的何止千万？浮费冗食，在承平时期就多，而在战时尤其严重。官员的冗员应该

译军队中的空额应当清除，然而裁减冗员的诏书墨迹未干，增加编制的命令随即下达，额外的人员超出常规编制，白白耗费俸禄，对军务毫无益处。每设立一个捐局，每开设一个厘厂，所委任的大小官员多得不可胜数。人员超过事务所需，一切本可裁撤，而掌权者却借此作为调剂手段。官员冗滥，是耗费财力的根源。士兵脱离编制却照常领取军粮，老弱充数被除名后又重新登记。所设立的各处水师，有名无实，所制造的炮船、拖船、红单船，大多以少报多，大半被提督、总兵以下官员侵吞牟利，调遣时兵力不足，只知蒙蔽上级。粮台多的是中饱私囊之人，军营幕僚都是尸位素餐之客，军需繁杂，是损害财政的根本。上下互相欺骗，公私财力一同枯竭。进言的人正急切地寻求理财的方法，却不知道废除多余的官职，斥退冗员，杜绝虚报数字，清理冒领开支，这是不能看到大局的表现。其次，如尚方监局，凡是物料支出违背常规、无益可省的，全部裁撤。节俭的品德首先体现在君主身上，民风自然能够发生巨大变化，所谓上行下效，革除奢侈的方法就在于此。如今天下竞相崇尚奢侈，战乱之后，仍然沾染繁华旧习，服饰僭越奢侈，上下没有区别，饮食浪费，水陆珍馐罗列，其他淫乐奇技，迷惑人心、蛊惑意志的，无一不有。亲身经历战火的人尚且如此，那么未经丧乱的地方，更可以想见了。可悲啊！风俗对人影响之大，以及奢侈浪费对财力的侵蚀之深。这种风气的滋长，不是一天形成的，履霜坚冰，由来已久。这正是贾谊流泪、马廖叹息的原因。风俗奢侈而不知禁止，财力浪费而不知节制，当官的都贪财，务农的多从事商业，这也是民穷财尽的时候。如果不趁现在治理，以后必将无法应对，再遇到水旱灾害，拿什么来救济？想要富国，不如使百姓富足；想要用度充足，不如节约开支。重视农桑而抑制商业，奖赏廉洁而惩罚贪腐，以此来引导天下人去除奢侈、归于节俭。转变的效果，快得像击鼓响应一样。如果真的能做到这样，而财力不丰裕、风俗不淳厚的，我不相信。财力丰裕、风俗淳厚，天下自然治理，这就是所说的根本。其余一切理财的说法，都是枝节。根本确立了，枝节才能举荐，然后依次推行，这才不仅限于解救一时的急难，而可以巩固万世的基业。（从前在同治初年的春天，我将要避乱前往广东，目睹时局艰难，忧心忡忡。曾撰写《臆谈》四十四篇，大致模仿杜牧《罪言》、苏洵《权书》的意旨，希望稍微能够拯救时弊。想呈给当权者，没有成功。癸酉年冬天，我承蒙担任日报职务，在箱箧中搜寻，还保存着大半。虽然说是陈旧的言论，或许也可以作为一得之见。像珍视破帚一样，怀抱璞玉自我欣赏，不忍丢弃，仍然抄录下来问世。同治十三年甲戌年夏四月，吴郡王韬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