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译纠正弊政，审理冤案，平抑物价，凡是香港的百姓，都异口同声称赞他公正廉洁。如今先生即将回国，特意通过范双南先生向我索取赠言。但我哪里足以了解先生，即使说了，又怎能尽述先生的万一呢？范先生于是对我说：“你暂代督署职务，认识先生已经很久了，先生不嫌弃你，对你青睐有加，不认为你不可教诲，你向他请教疑难、求取益处，他从不显露疲倦的神色。先生为人耿介，待人温和，忠于国家，爱护百姓，这正是他平素所怀抱的志向。”我说：“能像这样，确实是当今的好官员。正庆幸香港百姓乐于有贤良的长官长久治理，却无奈他为何突然离去呢？”我听说近来西方国家的属地，没有不有华人前往贸易的，如果不是因为对待华人优厚，治理公正，在无形中加以养育保护，谁肯远离故乡而前往那些地方呢？然而听说旧金山所设立的华民司事官员，因为不懂华语，百姓颇为不便。治理百姓，如果不熟悉他们的语言，就无法详尽了解他们的情况，必然导致职守空缺、政事松弛，诉讼案件滋生弊端，辜负了上级设置官员的本意。如今先生对华人的事务非常熟悉，谁还能施展奸诈呢？难怪香港百姓的颂扬之声不衰。姑且根据我从范先生那里听到的话，来为先生的行程作赠言。不敢阿谀奉承，也不敢多言赘述。

译送西儒理雅各回国序

三百年前，中国人士很少有知道欧洲各国名称的。自从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与中国儒者交往，拿出他的学识，著书立说，从此上自卿大夫，下至学校中的士人，都对他倾倒，才知道有西学了。接着陆续而来的，都是西方的名士。凡是天文历算、格致器艺，无不各有成书，其中卓越可传的，都经过采录进入《四库全书》，以备皇帝阅览。他们关于宗教的书籍叫《天学初函》，著录在附存目中，阅览的人已经赞叹西儒著述的丰富。然而我曾得到他们的书目观看，不下四百多种，知道当时所采录进献的，不过是大海中的一勺水罢了。从此以来，欧洲各国航海东来，史书上不断记载，而英国独自以富强雄踞海外，商船遍布天下，特别来到中国的多是高官大贾。嘉庆年间，才开始有名望的儒者来到广东，叫马礼逊，继他而来的是米怜、韦廉，而理雅各先生也偕同麦都思等名宿带着书籍东游。先生在各位西儒中年纪最轻，学识品德卓然出众。和约签订后，货物珍宝云集，中西交好，风气大开，泰西各儒，无不延揽名流，留心典籍。如慕维廉的地志、裨治文的地理、艾约瑟的重学、伟烈亚力的天算、合信氏的医学、玛高温的电气学、丁韪良的律学，先后出现，一时竞美。然而这只是将西学通晓于中国，而没有将中国经籍的精微通晓于西国。先生独自不畏惧艰难，将全部精力注于十三经，贯通考核，探讨源流，别具见解，不随俗流。他谈论经学，不主一家，不专一说，博采旁涉，务求通达，大体上取材于孔安国、郑玄而折衷于程颐、朱熹，对汉学和宋学两无偏袒，翻译了《四子书》、《尚书》两种。书出版后，西儒看到，都赞叹其详明广博，奉为指南。世上谈论汉学的人，无不怀疑古文《尚书》，而斥为伪孔。先生却不这样认为，以为这些都是三代以上的遗言，往训援引，多见于其他书籍，虽然经过后人的收集，譬如截断玉珥编成玉珰，终究是宝贵的，怎么能轻易指为赝品而摒弃呢？平允的议论，确实可以平息众人的纷争了。唉！经学到今天几乎将要绝灭了。追溯自嘉庆、道光年间，阮文达公以经师提倡后进，一时人士秉承风尚，无不研搜诂训，剖析毫芒，看他所撰写的《国朝儒林传》以及江郑堂的《汉学师承记》，著述的精妙，彬彬郁郁，直可媲美两汉，超越有唐。等到后来老成凋谢，而吴门陈奂硕甫先生能继承绝学，为毛氏功臣，如今海内谁可以继承他，而先生独自以西方儒宗的身份，仰慕古人，俯首从事翻译工作，他的志向是想对群经都有译述，以扩大他嘉惠后学的心意，能不说是难吗？然而这哪里足以尽先生的本事呢？先生自谓这不过是偶尔拿出他的绪余罢了，是我们分内应当做的事，自有其更大更远的事情在，也就是这不可片刻离开的道。先生年轻时在苏京太学读书，考中孝廉，成为进士，随即历任清要之职，声名鹊起。二十岁就游历麻六甲，接着来到香港，旅居最久，大概二十四年了。他律己廉洁，待人恩惠，周旋应酬，恭顺谨慎。初见时，俨然道貌，似乎很难亲近，而久与之相处，觉得谦和之气浸淫充满。即使他爱育人才，培养士类，务持大体，不崇尚小仁，二十余年如一日。广东的士民，无论认识与不认识，听到先生的名字，辄盛口不置。唉！仅凭这些就可以知道先生了。现在因有事返回祖国，凡是游学于先生门下，受其教化的人，无不惋惜他的离去而盼望他立即到来。我在患难中结识先生，承蒙他以文章学问相契合，在他归国时，怎么能停止言语呢？这虽然不敢说能认识先生的心，但也略足尽他生平用力的所在了。愿与海内景慕先生的人，共同证明也可以。

征设香海藏书楼序

天下益人神智，增人识见的，没有比书更好的了。对内足以修身养性，对外足以明体达用。因此嗜古力学之士，多欲聚蓄书籍，以资涉览。务博取精，各视其性之所尚。然而藏书而不能读书则与不藏同，读书而不务为有用则与不读同。国朝文学昌明，经术隆懋，士大夫家雅喜藏书，而其间途径亦略区异。钱遵王《读书敏求记》说：“牧翁绛云楼，是读书者的藏书。赵清常脉望馆，是藏书者的藏书。”洪亮吉《北江诗话》说：“藏书家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原本，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诸人是也。次则辨其版片，注其讹错，是谓校雠家，如卢学士文弨、翁学士方纲诸人是也。次则搜采异本，上以补金匮石室之遗，下可备

译通晓典籍的博士们所浏览的，被称为收藏家，如鄞县范氏的天一阁、钱塘吴氏的瓶花斋、昆山徐氏的传是楼等家族就是如此。其次则是只追求精善版本，唯独嗜好宋代刻本，作者的旨意纵然没有完全窥见，但对刻书的时间最为深入了解，这被称为赏鉴家，如吴门黄主政丕烈、邬镇鲍处士廷博等人就是如此。只是如今谈论藏书，则有非常困难的地方。江浙素来被称为藏书的渊薮，但自从经历太平天国战乱，百年积累在战火中化为灰烬，图书典籍的灾难等同于秦朝焚书，即使是我所收藏的书籍，也有一半在战火中散失。大概天下的事情有聚集就一定有分散，其趋势本来如此，而唯独书籍这一种事物，造物主使其遭受的厄运尤为严重。广东长久享受太平，学问、文章日益雄强兴盛，博学通达的人士，大多喜欢谈论收藏且精通鉴别。近来如潘氏的海山仙馆、伍氏的粤雅堂，搜罗广博，足以与海内其他藏书家抗衡。而伍氏尤其多秘籍，所刊行的《粤雅堂丛书》，采录宏富奇特，考证精审，都是校定准确可以传世的。然而这些都是私人收藏而不是公共储备。我们国家崇尚文治考察古事，教化恩泽滋润，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完成，特别命令缮写副本，在江浙建造三座阁楼，以备存贮。在杭州西湖的叫文澜阁，在扬州的叫文汇阁，在镇江金山的叫文宗阁。诏令士子愿意阅读皇家秘藏书籍的，到阁中广泛传抄，用来滋润艺林，实在是无穷的恩惠。至于各省书院学校，都有官方管理，然而书吏往往过分珍视秘藏，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沿袭日久，被视为具文，实在令人感慨。如果在一个县一个乡之中，群聚好学者出资购书，收藏在公共仓库，使远方异乡的旅人都能进入其中搜讨，这只有欧洲各国是这样，中国向来没有。现在将要有这样的地方，从香港开始。香港地方狭小，孤悬海外，过去是被抛弃的土地，如今成为雄镇。珍奇货物从远方全部聚集，大抵利润都是三倍，一时掌握奇货居奇之术的人像鸭子一样争相前往，西方人于是把它视为外库。于是游览观赏的地方，沿袭旧事更加华丽，此外如博物院、藏书库，也都依次建造。然而旅居在这里的人，华人实际占八九成，近年来名士胜流翩然到来，穿着裙屐清游，举杯雅集，两三个朋友结下文酒之会的，并非没有。即使其中从事贸易而隐于市井的人，也多风雅高才，如周青士、朱可石那样的人，这类人也不缺乏。像这样，难道可以让西方人独占先美吗？同治己巳年特别建立东华医院，百废俱兴，陈、梁两位先生的功劳居多。一切规模宏大深远，港中人称颂不已。近来又延请邵君纪棠创办讲堂，仿效古代读书法，每日讲述嘉言懿行，通过逐渐浸润来教化流俗，是非常盛大的事情。而冯君、伍君仍然以文教未完备为忧，慷慨地思考有什么办法来振兴它。说港中积蓄富饶，唯独书籍缺乏，不仅异方来游的人没有可供咨询考察的资料，不足以为我们党增光，即使我们这些人也没有可供观摩的辅助。急切想要纠集附近的人，租赁楼屋储存书籍，以开启港中文献的先声。特地来向我求取一言。我起身感叹说，好啊！冯、伍两位先生做这件事。这是过去没有而现在有的，应当一定有素心同志的人，以先后赞助襄助其中。大概上天特别想要在港中振兴文教，所以借重各位君子来完成它。藏书在私家，固然不如藏书在公所。私家的书积累自一人，公所的书积累自众人。私家的书辛苦积累于一人，而他的子孙或许不能守住，常感叹聚集之难而分散之易，只有能汇聚于公，则日益增多而不必担心其分散。又世间那些生活富足的人，虽然竞相讲求搜求，但珍本奇书一旦进入他们的家门，便不可再观看，牙签玉轴触手更新，这也只是务求其名而已。哪里比得上这种大公无私，都能获益呢？我曾经见到欧洲各国藏书之库如林，书函绿绨几乎连屋充栋，带着笔墨进入考察的人，几案相接，这就是学问日益兴盛的原因。将看到自从有了这座书楼的设立，而港中爱好学问好奇的人，见识充实听闻广博必定远远超过往昔，是可以预知的。我因此乐于为之作序，以告知同人。

译征设香山南屏乡义学序

乡学的设立始于夏、商、周三代，校、序、庠，名称不同而实质相同，推广到州、党、闾、里都有学校，其制度逐渐扩大。做官的人退休后回乡在乡里教书，早晚坐在门旁，门旁的堂屋称为塾，这就是后世义学的起源。古人出外则扛着农具劳作，回家则横读经书，门塾之学用来约束百姓于礼义之中，极为重要。后世推行这种制度，惠及那些无力聘请老师的贫苦子弟，但也保留了先王的遗意。广东香山县境西部有南屏乡，距离濠镜约四五里，山峦高耸，深水清澈回旋，确实适宜孕育杰出人才。乡中聚族而居的大约五千多人，遵循古义应当设立塾学，只是缺少人倡导。容县太守纯甫从上海返回广东，正有志于推行此举。太守年轻时曾在美利坚读书十年，两次参加太学考试，都名列前茅，即使是西方国家的通儒硕彦，也都退避三舍，如今又奉天子之命，率领学童出洋学习，难道不是非凡之人吗！太守学业已有成就，因而思考如何教育乡人，务必在教育子弟、造就人才上下功夫，以备将来国家之用。他的眼光长远，度量宏大，本来就不只是追求一时的功效。所拟定的章程集思广益，所筹集的经费依靠众人出资，先按田亩征收，再向富户殷实之家募捐，务必公平合理，全乡之人无不踊跃响应。唉！我国家以文治天下，经学昌明，远远超过前代，荒远的州县，无不设立学校、建造书院，用来甄别士人，讲求实际学问，但这些都属于官学。义学，就是用来弥补官学所不及之处。一个乡有义学，那么这个乡的人都会趋向善良。为什么呢？因为礼乐诗书的气息在无形中消解了凶暴之气，而乖戾的开端、邪僻的教化，自然没有机会进入他们心中。这种潜移默化的感化作用，其机制极快而效用极神。况且那些贫穷而无业的子弟，如果任其荒废于嬉戏，习惯于游手好闲，那么必定会发展到骄横狠毒、恣意妄为的地步，顽固不化、不服从管教，这是父兄的忧虑；成为奸恶之徒、匪类，这是邻里的祸害，这些弊端大多是因为没有义学来引导他们。如果真能在乡里设立义学，教导有序，那么子弟中资质聪颖的可以学习文学，资质愚钝的也可以精通技艺，简直可以使田野间没有遗漏的贤才，乡里间没有无用之人，其效果可见一斑。当今朝廷重视西学，崇尚实学，不惜打破常规来招收奇才，将会看到义学中难道没有特别出众的人才，足以乘风破浪，慨然怀抱宗懿、终军那样的志向，驰骋异域，探求绝艺的人吗？即使不然，在郡邑考试中脱颖而出，列入学校，登上贤书，贡入朝廷，也足以粉饰太平，铭刻金石，以宣扬国家的昌盛，而下足以成为乡里的光荣。这难道不是从义学开始的吗？近来各直省义学中人才辈出，如浙江的周伯荪学士，确实可以证明这一点。太守奋然想要完成此举，他的志向本来就不是寻常人可以限量的，而他的见解也不仅仅在于小小的富贵利达。敦厚风俗，崇尚教化，培育英才，才是重大而长远的事情，应当优先进行。只是如果没有人倡导，事情就不能成功；没有人继承，美德就不能彰显，希望有与太守志同道合的人始终支持这件事。我乐观其成，所以敢多嘴说几句，作为缘起，仍然向太守请教，以告知同人。

《火器说略》前序

庚申、辛酉年间，江、浙沦陷，我因躲避战乱来到广东，喜欢香港的偏僻，于是寄居在那里。旅居期间多有闲暇，一心钻研经学，当时西方学者理雅各正在翻译《尚书》，招我协助编辑，因此结识了黄君平甫。平甫本来就是通晓西方语言文字的学者，年轻时曾游历美利坚，在小学读书，却能识其大体。一天，偶然提到丁雨生观察在苏州屡次奉李宫保之命写信邀请我。观察监制炮局，所制造的火炮极其精良，命中率高且射程远，屡次收到成效，军中称为飞炮。火器之法自西洋传入中国，如今中国制造往往不及西法的长处，难道是中国人的心思智力不如人吗？还是方法没有达到尽善尽美呢？于是我对平甫说：“如今军事正紧急，平定贼寇的要务首先依靠利器，为什么不贡献你所知道的，稍微帮助观察，同时以回报宫保公虚心访求的盛意。灭寇之功，你也有功劳。”平甫于是拿出箱中的西书，翻译了炼铁、造模、置炉、钻炮、验药五条，其次是测量各表，附带枪说。我为其排列先后，增删裁汰，参以管见，佐以近闻。所有论说诸条，都是出自我的浅见，只有测量说中天空风气阻力，是西书新义，向来兵家所未言。书既成，因此命名为《火器说略》，并序曰：唉！至今日而言用兵，人人自以为能知兵了；至今日而言西事，人人自以为能熟悉西情了。不知道知兵者不应在既用之后，而应在未用之先；熟悉西情者不应在西人方张之时，而应在西人始入之日。有心者正且瞻顾咨嗟，仰视旁瞩，而叹其祸之烈之一至于斯也。然而来轸方遒，补牢未晚，则所以为目前计，为后日虑者，诚不得不早言

译到了。火器的制造方法，只是其中一方面罢了。近来新法不断变革，而我们中国却仍然墨守成规，将其视为特殊的创举，更严重的是，官员吝惜工匠的工钱，工匠减少使用的物料，导致大多粗劣毁坏而不适用。军营中杀贼所需的，被称为利器的一半是从外国购买的，机括偶尔损坏，却无人修理。既然知道以火器为重，但在行军布阵时仍然依赖刀矛，武科考试仍然测试弓石，所使用的不是平时所练习的，所练习的不是战时所使用的，所有这些弊端都是其弊病所在。现在江南炮局的设立，聘请西方人作为教习，所铸造的都是泰西的新法，这样以后就不必担心西方方法不明了，关键在于在战时运用它，在平时训练它罢了。如果有利器而没有善于运用利器的方法，与没有利器相同；有善法而没有能够实行善法的人，与没有善法相同。运用器械、实行方法的人，在于精锐的士兵和优良的将领罢了。想要得到精锐的士兵，必须先求得优良的将领，有良将用善法引导，有劲兵使用这些利器，那么贼寇就不难平定了。唉！如今天下受贼寇祸害已久。士兵与贼寇相遇，相距还很远就用枪炮轰击，火药耗尽、子弹用完后，纷纷惊恐逃跑，这是千百门枪炮竟然未能发挥一门枪炮的作用，虽然有火器又能依赖什么呢？况且火器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能杀贼，不能杀贼反而被贼寇所杀，难道是火器的过错吗？是不善于运用罢了。所以用火器杀贼，应当把善于运用火器的人放在前列，贼寇到来才发射，发射没有不中的，几里之间可使贼寇全部丧命。再加上火阵、火箭、火龙、火雷，来遏制贼寇骑兵的冲突，并辅助火器所不及之处，于是遇到贼寇没有不杀的，而火器才能发挥其全部功效。况且治理今天的贼寇，计划非多杀不可。上游既然已经肃清，而苏州、常州也全部收复，贼寇所凭借险要之地顽固抵抗的，只有金陵这一角落罢了。这无非是凶恶的首领和强悍的党羽，罪恶积累、罪孽深重，万万没有免罪的道理。金陵依山而阻隔长江，用兵力攻破它则困难，用火器攻打它则容易。水上使用轮船，在高桅上施放炸弹；陆地上借助土丘，发射巨炮向下轰击。焚烧房屋，毁坏积聚的物资，那么贼寇没有不混乱的，趁着他们混乱而攻打他们，没有不成功的。虽然如此，火器的作用不仅借以杀贼而已，杀了已经做贼的人，而没有做贼的人知道警戒；杀了甘心跟随贼寇的人，而不愿陷入贼寇的人都想着自拔来归。寇患平息，民心安定，国家根本稳固，外侮不兴起。这就是火器，善于运用它则足以威慑百姓而震慑外敌。自古圣王在位，不废弃用兵，也是说：“平定那些不平定的，用杀戮来制止杀戮。”火器的推行不是为了助长残忍，也是想要铲除奸邪、去除暴虐，扩充那不忍心的仁德罢了。对贼寇残忍而对百姓不忍，对敌人残忍而对同乡不忍，这就是它之所以为仁的原因。能存有这种心，火器即使千百代不废弃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说道，为了目前平定贼寇、日后威慑敌人的谋划，火器是其中一方面，难道可以不急切地讲求吗？

译《火器说略》后序

火器，是杀人的器具，研究讲求并达到精妙境界的，没有比得上西洋的。中国的火器有时或许不能杀人，只有西洋的则可以掌握必胜的战术，所以他们的军队在天下特别强大。近来亚洲各国大多想着依照西洋的方法仿制，以期有备无患，其中转变特别迅速的，没有比得上日本的，几乎急切地想要驾凌于西洋之上。然而近日西洋枪炮的制造也稍微改变了。像普鲁士的苏乃得、美国的士廉文、法国的霎士钵，都是西洋新式枪炮的名称，再加上墨迭儿鲁士炮，都能在一秒钟左右连发数十响，命中率高且射程远，神速无比。但是窥探他们的意图，还没有停止，必定要达到精益求精，新中求新，然后他们的变革才达到极致。那么亚洲各国即使效仿并实行，也不过是追随他们的旧法罢了，不能在方法之外有所特别创造，又怎么能与西洋抗衡呢？从前我游览苏京博物院，看到所陈列的大炮，大多是从尾部装入火药和炮弹，炮膛都有螺旋槽纹，它们的炮弹多重达七百磅，能穿透直径一尺的铁。与我所著这本书所说的相比，已经几乎像陈旧的书页一样，深深担心再过几十年，甚至不足以用来覆盖酱缸。去年冬天安南使臣陈望沂先生枉驾来访，读了我的这本书，愿意把它交给刻工印刷。我告诉他这不足以学习，应当再寻求新的东西。陈先生说：“不是这样，近来方法虽然屡次变化，但规矩准绳本来就在这里，起初并没有大大地相远。”于是命令抄写官抄录副本带走。我因为陈先生的话，知道火器的变革在现今达到极致，火器的废弃必定在后日。这是人事，也是天道。不然的话，残杀轰裂的惨状，几乎导致人类一同灭亡，有生命的一同终结，难道是仁者的用心吗？这是我写作这本书的私愿。

《法国图说》序

同治九年庚午年春季，我从泰西归来，丁中丞把他编纂的《地球图说》邮寄到广东，命令我增补辑录史事，汇集增益近来的见闻，著成定本。这本书是从美国人原本翻译出来的，见识小略大，多有遗漏，遣词造句不够雅正驯顺。我于是先从事于法国志的编纂，为之甄别删削繁冗要点，区分体例，增删改置，条理分明，共花了六个月，才完成这件事。其间修改分析原书的有六卷，首先为《法兰西总志》三卷，其次为《法京巴黎斯志》一卷，再次为《法兰西郡邑志》二卷。此外根据见闻所及，有的采自其他书籍，有的录自邮报，增益以《广述》八卷，首先为《法英婚盟和战记》二卷，其次为《拿破仑第三用兵记》二卷，再次为《普法战纪》三卷，又其次为《琐载》一卷。划分疆域，指述山川，民风物产，都详细陈述清楚，作为《总志上》；政治区分古今，纲举目张，规模逐渐完备，首重富强，作为《总志中》；旧三十三部，新八十九府，详细分析条理分明，附属藩属后附，作为《总志下》；在中央建都，统摄全国，背靠大海阻挡高山，作为它的门户，作为《法京志》；瓜田芋区，经营管理应当详细，居民划分土地，此界彼疆，作为《郡邑志上、下》；昔日攻伐今日联合，比附相安，一旦有不争的情况，唇亡齿寒，作为《法英婚盟和战记上、下》；凭借势力窃取占据，遂逞枭雄之志，外强中干，最终招致伏兵，作为《拿破仑第三用兵记上、下》；盈满倾覆骄傲灭亡，祸机倚伏，不收敛自焚，自身被擒国家窘迫，作为《普法战纪上、中、下》；学术不同，器物技艺足以记述，广泛询问敌情，没有遗漏细微之处，作为《琐载》。叙述的大致要点略具于此了。从前我刚抵达伦敦，就写信给法国学士儒莲，说应当撰写成国志，使两千年以来的事迹，清晰地有所阐发，得以昭示海内，这也是不朽的盛业。儒莲没有回应。我三年中往来都取道法国境内，所以得以两次经过法国都城，阅览其宫室的雄壮华丽，街市的繁华拥挤，人民的富庶，兵甲的强盛，未曾不感叹其外观的显赫耀眼。等到慢慢观察其风俗的奢侈靡费，习尚的夸诈，官吏的懒惰骄横，上下的猜忌，也未曾不忧虑其国家不可以为国家，而起初没想到一蹶不振如此迅速。唉！法国在欧洲是千余年自立的国家，喜欢选任贤能，善于用兵，欧洲全局视其为安危，列国在会盟征伐等重大事务上，无不派遣使者聚集商议于其都城，而法国为之执牛耳。其国威兵力足以震慑人，大概是逐渐积累使之如此。盛极而衰，这是它的变化。太阳到了正午就会偏斜，月亮圆满就会亏缺，这是常理，法国为什么不醒悟呢？虽然如此，不要说法国没有人。一两个老成之人，大概有叹息痛哭流涕私下互相告诉的，只是职位不尊贵，事权不属于他们，虽然进言而不见被采用。自古以来事势一去，智愚同尽，运会所乘，才庸共奋，这也是依据天道而权衡人事罢了，难道是由一朝一夕的缘故吗？议论的人只知道法国兴盛的原因，而不知道法国衰败的原因，固然不能算是探本穷原的人了。法国的兴盛，法国固有导致它的原因；法国的衰败，法国也自有招致它的原因，并且不能归咎于削弱法国的人。我希望欧洲各国以法国为鉴鉴就可以了。特别我的志向

译法律的本意还有比这更进一步的。天主教传入中国已经三百多年，在西方各国中是最早的，知名学者接连不断地来到东方，无非是借助天文算学和格致之学来暗中推行他们的宗教，其势头几乎达到上能影响帝王，下能结交公卿的地步，明朝末年人们纷纷顺从这种风气，这确实足以成为人心和学术的隐忧。流弊延续至今，也是缓于通商而急于传教，中外产生矛盾的原因大多由此而起。即使在他们本国的政权，也有一半被宗教人士所把持，现在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对此沉迷尤深，甚至称他为护法的宗师。失去邻国的欢心，招致战争的祸端，未尝不是因为这一点。那么他们所谓的宗教，对于人家和国家有什么益处呢？何况国内讲堂相望，教师如林，学习宗教传授徒弟，派人四处活动，民间每年耗费钱财不下数亿，这就是法国衰弱的由来，为什么法国自己却不知道呢。法国自己不知道却还想强行推行到别的国家，不也很荒谬吗？唉！上天生育万民，设立君主和师长。君主，没有不同的政令，与百姓愿望相同；师长，没有不同的教化，为百姓确立命运。政令与教化不互相统属而恰好互相成就，这就是天下之所以治理好的原因。西方各国政教一体，互相维持，最终也能治理好的，是因为有治理的人；最终走向混乱的，是因为没有治理的法。而且为了宗教的缘故，以至于父母兄弟互相残杀，这是为什么呢？只是说到宗教在当今欧洲各国，人们早已深知其弊端，其势头也将逐渐衰退，不足以成为祸患，只有法国独自承受这种弊病罢了。那么法国难道不可以改弦更张，急忙自我振作吗。我正为日后的法国感到期望呢。

译《普法战纪》前序

同治九年（庚午年）秋天，法国因为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一事，与普鲁士发生战争。普鲁士率先出兵讨伐法国，孤军深入敌境，所到之处都取得胜利，法国皇帝在色当战败，于是投降。普鲁士军队进军包围法国都城一百四十二天，法军粮草断绝、援兵穷尽，法国人不得已，愿意按照约定议和。同治十年（辛未年）春天，盟约达成，停止战争、消除怨恨。计算两国相持的时间，共经历了七个月，法国因此国土削减、国家困窘，几乎一蹶不振，而普鲁士却在欧洲土地上更加称雄。我搜集整理前后的战事，汇集成一本书，共十四卷，大致从日报中获取资料占十分之三，由张芝轩先生口译的内容占十分之四五，广泛搜罗采集，从其他地方得到的占十分之二三。书即将刻印出版，于是叙述其大略如下：唉！我记录普鲁士、法国的战事，难道仅仅是记录普鲁士、法国吗？欧洲全局的关键都概括在这里了。普鲁士强大而法国衰弱，这是欧洲局势变化的根源。普鲁士位于欧洲中部，西边有法国，东边有俄国，都是强大的邻国，过去被法国制约，几乎一步也不能向西迈进。日耳曼南北各国，势力涣散而不团结，虽然推举奥地利为盟主，也只是拥有虚名罢了。用春秋时期列国的大势来类比欧洲，普鲁士仅仅相当于宋、卫那样的小国，英国、法国、俄国、奥地利则相当于晋、楚、齐、秦那样的大国。近十多年来，普鲁士国势日益尊崇，讨伐丹麦、讨伐奥地利，坐大成强大，而法国当时却安然处之，仍然自恃雄强，轻率地挑起争端，这就是法国几乎覆灭的原因。过去普鲁士兴起而奥地利衰落，议论的人于是将普鲁士、法国、英国、俄国称为四大强国；如今普鲁士强大而法国衰弱，议论的人于是将英国、普鲁士、俄国称为三大强国。然而法国的兴衰强弱，实在是欧洲局势变化的一个大关键。为什么呢？因为法国地处交通要冲。如果英国虽然雄强，但其地处偏僻、悬隔海外，与大局关系不大，所以用法国辅助英国则英国更加强大，用英国辅助法国则法国不会倾覆。过去英国、法国常常互相攻伐，是因为当时欧洲各国势均力敌，都不足以制约英国、法国。现在英国、法国常常联合，是因为俄国突然在东方兴起以制约土耳其的强盛，普鲁士崛起在西境以制约奥地利的强盛，都足以与英国、法国抗衡并制造困难。凭借英国、法国、普鲁士、俄国四者并立，可以维持欧洲，互相牵制，以求平安无事。这四者中若有一个变弱，就一定不能形成鼎足之势。事变的发生，是必然的。果真如此，俄国以更改黑海盟约告知英国，普鲁士以向法国出售火器的事件责备英国，这是普鲁士、俄国联合以对抗英国。他们对抗英国，大概是趁着法国的衰败而兴起的。英国虽然不随法国的强弱而盛衰，但一旦欧洲有事，必定不能得逞，因为其势力孤立。黑海盟约更改，俄国人仅凭一纸文书就抵得上十万甲兵，英国拱手听命，没有一句异议。将往日劳师糜饷的功劳弃之于一旦，英国难道不自惜吗？实在是因为环顾各国都没有能与俄国抗衡的。所以在今天想要维持欧洲的大局，不如普鲁士与英国联合，普鲁士、英国联合就足以制约俄国，势力既均衡，欧洲各国就没有被蚕食的担忧。作为欧洲各国屏障的土耳其，可以巩固自己的藩篱，必定不至于被俄国撤除。这样欧洲的局势就可以不变，然而必定不能做到。普鲁士、俄国交好正密，英国势力更加孤立，断难凭一强来对抗两大，将来，俄国成为东帝，普鲁士成为西帝，或许将在欧洲土地上并雄。但果真能长久并雄吗？这倒是普鲁士的利益所在。国家的兴废哪有恒常不变的？当战胜攻取的时候，赫赫功勋威势无不令人震慑，但行事一旦不当，削弱它的力量就已经到了。法国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其疆域之广阔，人民之众多，财物之富饶，兵力之猛鸷，器械之精利，防守之严固，在欧洲几乎没有什么能与之匹敌。然而与普鲁士一战就倾覆，失败接踵而至，不到三十天，皇帝被擒、军队溃败，几乎像摧枯拉朽一样容易。其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法国行事不顺理而施政不宽恕。法国在欧洲，倚仗桀骜不驯，肆意兼并吞并，用阴险狠毒来助长其雄强猜忌，用窥视觊觎来施行其贪婪毒辣，兼并领土、开拓疆域，贪欲不知满足，各国几乎把它看作无道的虎狼秦国。所以它败给普鲁士，庆幸的人多，惋惜的人少，即使是英国这样唇齿相依、通婚结好的国家，也不敢为它救援。但是普鲁士虽然战胜法国，但保持盈满、保全安泰的方法，不可不讲究，不要说法国日后不能报复普鲁士。法国的力量集中，集中就容易聚集；普鲁士的力量分散，分散就容易涣散。普鲁士凭借众邦的势力才成就其强大，一旦内部动乱兴起而外部侵扰发生，削弱的迹象可以立刻显现。法国以一国对抗众邦则力量不足，以一国对抗普鲁士则力量有余。假如当时普鲁士没有南北日耳曼各国的帮助，普鲁士、法国两国比较权力和力量，那么胜负的结局还不可知，这样普鲁士怎么能以战胜法国为夸耀呢？当今之时，处于当今之势，普鲁士应当维持欧洲不变的局势，与各国相安无事，然后可以长久掌握权力，永远蒙受利益。方法应当怎样呢？说：收服奥地利作为辅助，联合英国以巩固自己，进可以抵御敌人，退可以保卫国家，联合弱小国家以制约强大国家，均衡势力以平息战争，不要创立远交近攻的谋略，不要贪图开拓疆土的利益。尤其重要的是，亲近俄国、防范俄国而不让它向东扩张，这样欧洲可以长久享受太平，而普鲁士也永远能保持其强大。

译至于联合俄国而排斥英国，这是符合俄国利益而非普鲁士利益的。普鲁士与俄国联合，英国便陷入孤立，欧洲各国就危险了。英国既然无法抵挡普鲁士和俄国，那么势必退守英伦三岛，恢复其原有的状态，不再参与欧洲兼并割据的事务，这对英国的根本并无损害。欧洲幸存的小国，既然都已向北向普鲁士和俄国称臣纳贡，此时普鲁士和俄国环顾四周没有忧患，不再需要动用武力，于是普鲁士忌惮的只有俄国，俄国忌惮的只有普鲁士，普鲁士不吞并俄国，俄国就会吞并普鲁士，绝对不会有中立者。两大强国相互角力，必定有一方失败。从地势来看，俄国能够吞并普鲁士，普鲁士却不能吞并俄国。为什么呢？因为俄国疆域广大而普鲁士狭小。由此看来，罗马统一天下的盛况将会重现。普鲁士究竟有什么利益而要与俄国联合呢？只看到眼前利益而看不清日后祸患，这是明智之人所不会做的。凭借普鲁士国王仁德威武且不滥杀，普鲁士王子用兵如神，普鲁士首相思虑周全无不明察，普鲁士军师谋划精密无有遗漏，然而他们的预料竟然不及此，落入俄国的圈套而不觉悟，甚至甘愿被其利用，这绝对不可能。但我所深深感慨的，不在于国运，而在于天意。普鲁士与法国开战之初，不早不晚，恰好在上一年秋天，大概是上天不愿让法国因私怨而毒害天下。法国败落、普鲁士兴起而俄国得志，这难道是英国的福气吗？上天或许特意制造欧洲的变局，使此后多事，也未可知；或者只是削弱法国、增强普鲁士，让各国引以为鉴，此后便无事可做，也未可知。善于体察天意的人，不担忧邻国的灾难，反而更加勉励自身修明政治，振奋武备，整顿边防，练习战守，训练水战攻击，制造舰船火炮，精通技艺，学习长技，明了外部情况，先让自己立于无懈可击之地，然后敌人便无法伺机乘虚而入。这就叫做在无形中挫败敌人，不战而胜。像普鲁士与法国今天的战争，虽然是欧洲的变局，但也差不多是普鲁士和法国的转机，善于观察国运的人不要认为胜利就是吉利，不要认为失败就是凶险，兴盛就是衰败的开始，衰弱就是强大的渐进。勾践卧薪尝胆，最终消灭了吴国；燕昭王礼贤下士，最终颠覆了齐国。法国在这个时候，正当拨乱反正寻求治理，励精图治积蓄锐气，先尽到自身能做的，然后才能有机会一雪前耻。所以普鲁士不要因胜利而有所依仗，否则骄傲之心就会乘虚而入；法国不要因失败而有所沮丧，否则懈怠之气就会侵入心中。骄傲必定导致颠覆，懈怠必定不能振兴，这难道不是承接国运而挽回天意吗？我想普鲁士和法国一定能知道如何自我警戒了。因此在《普法战纪》序言中，如此纵论，是为日后的普鲁士和法国所期望的。

译《普法战纪》后序

唉！观察普鲁士与法国的战争，便知道天下的变局已经到达了极点。自古以来，战争凶险危险，圣明的君王都是不得已才使用武力，这种风气逐渐发展到极致，甚至使用火器，这也是极其不仁道的行为了。西方国家行军打仗专门依赖火器，其制造技术独步天下。自从有了火器的使用，孙膑、吴起那样的良将无处施展谋略，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无处逞显勇力，姜太公、吴起、孙武、乐毅那样的兵法也无处施行。凡是所谓整顿阵型巩固队列、编组伍卒填补空缺、坐下起立进退有序、骑射击刺等技艺，全部都被废弃，而只靠一发射击来收效。两军互相轰击，万马奔腾践踏，如雷霆激荡闪电惊骇，骨骼毁灭肌肉消融，片刻之间，几十里的范围内，上百万的军队，无不糜烂崩溃，同归于尽，推究其极端后果，几乎不难将人类全部歼灭，这种不仁道到了什么程度啊！普鲁士和法国两国的火器精良程度在首屈一指，在蔑士外的战斗中，一天就丧师十万，此后普鲁士之所以能战胜法国，无非是借助火器来建功，摧毁城墙，焚烧房屋，郡县变成废墟，百姓陷入苦难。用这种毒害来对待法国人民，而法国人民却顺从了，割地赔款，几乎导致国家一蹶不振。然而同样的火器，优劣胜负却悬殊到如此地步，从此各国效仿这种做法，变本加厉，将来火器的惨烈程度，必定会没有止境。唉！这不是仁爱的人所忍心说的。杀机肆虐，生机断绝，上天仁爱之心，必定会在穷尽时出现转机，那么火器的废除将不会太远。然而今天西方强国行军作战的方法也变化到了极致，大国带甲百万，小国也拥有数十万士兵。查看他们的地图，面积仅相当于中国的一两个省，考察他们的户籍，人口不足以抵得上中国的一个大郡，名义上说是寓兵于农，而几乎驱使全国的人民都成为士兵，一旦有事发生，无不披坚执锐，奔走于疆场，为国家犯难冲锋。这就是他们兵员日益增多，战争愈发急切的原因。如果不幸发生大国侵略小国，强国兼并弱国，仗义的邦国起来与之抗衡，于是山岳崩裂，波涛沸腾，不难杀人盈城，积骨填海，把生命看得比虫沙还轻贱，将万物消弭于一炬之中，欧洲危亡的契机可以立刻显现，所以说火器的废除不会太远。孟子曾说：“善于作战的人要受最重的刑罚。”何况制造不仁道的器械，难道会有不遭受不仁道报应的道理吗？火器传入中国是从法国开始的，所以把神机铳叫做法郎机，在欧洲中始作俑者就是法国，依仗其便利来毒害他国，最终却毒害了自己，这难道不是天道的报应吗？前车的鉴戒不远，后来的车辙正强劲，普鲁士也可以据此自我警戒，仅仅依仗利器，也只会导致倾覆罢了。我曾经广泛考察西方的典籍，默默验证其盛衰强弱的原因，因而感慨万千。欧洲各国虽然擅长航海，他们通往东南地区不过三百多年，他们互相争雄也仅仅在欧洲一隅而已。一百多年来，吞并印度，跨越东南洋，其势力日益强盛，然而还未能立刻逞强。等到舟车既已创制，枪炮更加精良，长驱直入远驾驭，力量才有余裕。到了今天，欧洲各国的足迹几乎遍布天下，像鹗鹰一样注视，像龙虎一样威猛，各国无不拱手相让，不敢触犯其锋芒。不知道他们今天用来凌辱各国的东西，就是将来圣人兴起用来统一万国的法度器物。既然他们割据的地方日益增多，那么争斗就会接连出现，想要夸耀强大而奢侈胜利，就不得不增加兵力而加强防备。舟车、枪炮的技术人人相同，就不得不更新方法，思考如何超越对方。看他们能做到这样，别人也能做到这样，日后必定要等到智力和体力都困顿才会停止。大概智巧到了这个地步几乎无法再增加，没有事物发展到极致而不反转的。唉！不用大德来主宰，元气怎么能长久呢？从前欧洲各国，两国用兵仅以万计，国内兵额也仅数万，后来出兵逐渐达到数万，常备兵逐渐达到数十万。然而拿破仑的战争被称为古今罕见，各国的兵力也只有十五六万而已，与今天相比，大概不到十分之一。所以以今天的大势来推测，人们只看到他们事事讲求，物物精审，似乎雄视一切，不可限量，却不知道智巧越极致，机诈越深，真情与虚伪相互感应，利害相互攻讦，祸患的到来，气机已经招致，人们都说他们强大到了极点，我却正认为这是他们衰败的开始。即使他们自以为比古人取胜更快，而残杀的惨烈，我却正认为远不如古人，大概只是讲求武备，崇尚兵力，刻薄勇猛奋厉，互相倾轧而慑制，那么必定会有倾覆的一天。即使一时像鲸鱼腾跃老虎掣动，但随即起来摧毁消灭他们的已经乘其后。强弩的末箭难以穿透鲁国的薄绢，承接屋檐水的绳索最终会在悬挂的急流中溃断，天道循环绝不会差错。唉！自开天辟地以来，纵观前史，有像今天这样奇巧已极，地力已极的吗？天地生人的变化到了如此地步，如果还听任其流荡而不返回，造物主恐怕也无法供应其雕琢。那么去除雕琢而回归淳朴，摒弃诈力而崇尚德行，将在这百余年间实现。察微知著，只有明智的人、智慧的人能做到，而英国远识之士已经能看到这一点。一天英国朝廷臣子在议院集会讨论，一位绅士站起来说：“欧洲各国，现在以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为巨擘。然而英国有远远不如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的地方，从国内士兵多少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了。俄国兵一百四十余万，奥地利一

译英国兵力七十八万，普鲁士也有一百六十余万，而英国仅有十万而已。然而像比利时、瑞士、土耳其、暹罗等国都凭借英国的力量来资助保卫。假如一旦有事变，或者俄国想要夺取苏伊士，普鲁士、奥地利想要夺取邻近的各小国，那么英国将如何处理呢？即使说英国凭借海军战舰称雄海上，但有时并不依赖海军，区区十万兵力，连敌人的十一分之一都抵挡不住，那么英国对此将怎么办？”当时，外交大臣对此没有回答。不知道天下大势，只有道理可以维持，难道仅仅崇尚武力吗？如果凭借武力欺凌别人，很少有不失败的，法国已经发生的事就是明显的验证。想要开拓疆土，增加财赋，来丰厚地自我积累，这是私心，不是公义。倚仗武力而纵横恣意，正好招致邻国的怨恨罢了。即使力量不能敌对，一旦必定会有众人聚集起来反抗，聚集起来消灭它。至于和睦大国，保护小国，以期相安无事，维持不败，这是公义，不是私心。一旦如果有敌国外患，虽然力量不足以与之对抗，但道理足以战胜它。道理所在的地方，众人会自我救助，能聚集众人的力量作为力量，能合并众人的心意作为心意，那么又何必担心兵力少呢。俄国想要兼并土耳其，普鲁士、奥地利想要蚕食邻国，它们所做的事只是为了一个国家而已。俄国更加强大那么普鲁士、奥地利不愿意，普鲁士、奥地利更加强大那么俄国也不愿意。明了情势，审慎利害，辨别公私，纠正其行为，在道理与武力之间，英国虽然凭借十万兵力在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三国间横行也可以。但是英国此时正急切地严守边防，增加兵额，筹措军饷，为自己支持打算，那么因为时机尚不可行。大概从普鲁士、法国的战争来看，天下大势不达到极变，就不能恢复。将来天下各国必定达到舟车致远相同，枪炮利用相同，兵力战胜相同，机器制造相同。一切巧术视为长技，而后他们才没有凭借来骄横待人，混同的契机就在这里。所以说，普鲁士、法国的战争，是变化的极致。在欧洲各国当中必定有惨然不乐意见闻的人。只有能够看到弊端而反过来，那么是欧洲人民的福气。假如竞逐之心奢侈而争胜的念头强烈，还认为这不够，而务必追求其精妙，以至于越变越极端，逞其凶残，未必不是欧洲人民的祸患。生灵杀运不紧急，那么天地生机不恢复。唉！观察今日世变，怎么能以一端尽述呢？

译《普法战纪》代序

国家的兴盛，虽然说是天命，难道不是人事的作用吗？这不仅仅在于国土的广大、军队的强大、士民的众多，而在于得到人才罢了。从前商汤凭借七十里的土地，周文王凭借百里的土地，夏朝的少康凭借一成之众、一旅之师，就能朝会诸侯而拥有天下。秦始皇起初凭借关中一隅之地而灭掉六国。凭借德行如此，凭借武力那样，本来就不必跨越州郡、兼并疆土。普鲁士对于法国，起初大小强弱截然不同。普鲁士地处欧洲中部而立国，西边有法国，东边有俄国，都是强大的邻国，过去被法国所制约，几乎一步也不能向西扩展。一旦发奋图强，摧毁敌国，扫除障碍，如狂风闪电般迅猛，建立了巨大的功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唉！难道不伟大吗？然而普鲁士在这个时候，土地没有增加，人口没有增多，仅仅凭借小小的义愤，联络南北日耳曼各邦，同心协力向西与法国争雄。两军交锋，所到之处就取得胜利，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于是普鲁士强大而法国弱小，成为欧洲大局的关键。而推究它之所以达到这种地步的原因，是因为有俾斯麦担任宰相，世子郡王担任将领，毛奇担任谋主，栾尚书负责后勤转运，士坦密士、福坚士、田蛮雕、飞窝得担任外交和行军布阵。这些人有的从普通人中选拔，有的从百官中提拔，有的从宗室亲属中收用，所以能够左右辅佐如同心腹，前后驱使如同手指和手臂，臣民合力，士卒效命，从而振兴了这个小国普鲁士。唉！这难道不是得到人才的成效吗？因此，拥有国家的人，得到人才就兴盛，失去人才就灭亡，得到人才弱小可以变强大，小国可以变大国，振兴的契机比影子和回声还要快。否则，以普鲁士来看，仅仅相当于中国广东等两三个省份，至于人口众多，更是远远比不上，但最终能够成为欧洲的盟主，高高执掌牛耳，这是人为的结果。国家有人才，就像山泽有虎豹，江湖有蛟龙，潜伏在其中而威势显现在外，渔夫樵夫自然不敢轻易靠近。普鲁士既然讨伐并战胜了奥地利，现在又挫败了法国，欧洲各国都拱手旁观，不敢怎样，如果没有人才怎么能这样呢？我曾经广泛观察普法战争的时候，寻求它们盛衰升降的原因，成败胜负的端倪，从而恍然明白国家不能没有人才。然而它计策得当的原因，又在于向东与强大的俄国和好，向西制约暴虐的法国，大概与我友好的我可以结交作为援助，喜欢我的我可以和睦作为利用，然后敌对的我可以集中全力来制服它的死命，所以在今天掌握欧洲变局关键的人，只有普鲁士罢了。削弱法国，与俄国和好，孤立英国，亲近奥地利，这就是变局形成的原因。以前持论曾经这样，现在看了王君紫诠广文所著的《普法战纪》而更加相信，王君能够确实符合我的心意。王君写这本书，从庚午年八月开始动笔，到辛未年六月完成。搜集资料宏富，有超出见闻所及的。叙述战事详细无遗，如同观看楚汉巨鹿之战，声情毕现，而对于近日欧洲形势，了如指掌。这本书虽然没有交给刻工印刷，但抄本流传南北几乎遍及。湘乡曾文正公称赞他为难得的人才，合肥相国李公赞许他见识议论宏大深远，视他为佳士，丰顺丁中丞则认为他具有史笔，能兼具才、识、学三者之长。当今名公伟人都赞不绝口，那么这本书足以流传后世是可以预知的。唉！王君向来就有志于富强的方法。他认为没有比学习别人的长处更好的，坚持这个说法二十多年不变。看他的《弢园文录》中《与周弢甫征君书》，谈到练兵、造舰、制造枪炮、学习语言文字，现在当权者都一一实行。而考察王君所说的，当时还在咸丰初年，能说不明显有先见之明吗？王君旅居上海，一年将尽，虽然隐居在偏僻之地，流离在偏远之处，但忠君爱国的念头未曾一刻忘记，常想找到适当的方法来报答国家，曾说：“熟悉外事，宣扬国威，这是羁旅之臣的职责。”那么王君这本书不就是他的开端吗？我为王君遭遇不幸而悲伤，为他志向未酬而哀痛，珍视他的才华，而庆幸这本书大致足以表现他的才能。王君著述等身，文章多为经世济用之作，生平尤其精通经学，大抵都是从阅历忧患中得来的。唉！上天之所以困厄他，大概就是用来成就他的吧？对于王君有什么遗憾呢？这本书出版，愿与天下有心人共同阅读。但我还有进一步的想法。天下很大，人才很多，超群的才华，特殊的姿质，世间应当不乏其人，只是恐怕流落在荒烟瘴雨之乡，困顿在僻壤遐陬之外，而访求的人没有到达。何况我们中国土地不是不广大，人才不是不足，人口不是不多。疆域三万里，北到朔漠，南到滇粤，东到浙闽，西到西藏，版图广阔，前所未有。陆地以长城为屏藩，水域以大海为襟带，包江阻河，控制辽东引领越地，凭借这样的险固，长驾远驭，足以鞭笞天下而有余。丝絮出自江浙，茶叶出自闽豫，药材石木出自蜀地，金铁谷米出自广东，每年供给天下的使用

译却看不到他们的不足之处。福建、广东一带的人，驾船往来于东南洋面从事贸易的，多达数百万，大都在当地购置田产、繁衍子孙，衣冠制度、典籍文献没有改变我国的体制，风俗习惯、方言土语没有改变我国的传统，虽然居住在那里长达二百多年，没有不奉行我国正朔、敬畏我国王威的，即使远到美洲的加利福尼亚、夏威夷、秘鲁，没有不是我国中国人足迹所至的地方，人口繁衍既已兴盛，其中难道没有成为领袖、杰出的人物吗，就像虬髯客那样的故事。先前朝廷两次派遣使臣乘船远行出海，此后难道没有奉命出使绝远之地，在边疆外立功，像班超、傅介子那样的人吗。唉！这大概是上天特别想要振兴我国，所以让东西方的交流逐渐融合。我国的振兴，气势充沛，天下没有人能够阻挡，普鲁士的强大，又能怎么样呢。因此为《普法战纪》作序，如此纵论，有心之人应当不会把这话当作荒诞不经之谈。

译创建东华医院序

唉！地方的兴盛与衰败哪有定数呢，关键在于人罢了。得到合适的人就会兴盛，各种事务就能治理好。进入那个地方的人，看到祥和之气充盈和谐，万物都欣然自得，就知道那地方一定有杰出的人才。就像山泽中有虎豹，江湖中有蛟龙，潜伏在其中而威势显现在外。所以贤人君子旅居异国，他们的脚步与地方重要与否紧密相连，没有不是这样的。他们潜移默化、使人心信服、改变风俗的方法，自有其道，起初并不会因为地方简陋而不居住。香港不过是个弹丸之地，孤悬在海外，过去是盗贼聚集的地方，飞禽走兽出没的原野。开辟荒野，平整崎岖，建造房屋，不过三十多年间罢了。船只云集，珍宝远来，现在甚至把它看作重镇。起初居住在这里的人大多以财力称雄，轻视礼仪，嘲笑道德，甚至放纵逸乐超出礼法之外。贫穷而无赖的人，强壮的就抢劫掠夺，弱小的就流离失所，最终无处归宿，辗转死于沟壑。侨居在这里的贤士们对此深感忧虑，认为不能不引导他们走向正道。考虑不如用善的契机来启发，用善的气息来感通，使他们在无形中受到鼓舞和变化。然而善不是一方面的，在于施行最重要的罢了。救济贫困、救治病人以保全他们的生命，提供棺材、埋葬入土以安顿他们的死亡，这是尤其卓越且应当优先做的事。于是咨询众人，大家都说可以。太平山侧，本来有所谓广福慈航的地方，是停放棺材、转移垂死病人的场所。只是主管官员因为那里管理不善，已经下令拆除。梁鹤巢先生、陈瑞南先生向主管官员请求，在原址上扩建并翻新，暂时作为施医治病的地方。当时捐资办事的一共有一百二十人，只是经费没有来源，事情可以暂时维持但不能长久，于是大家向前任总督麦公请求，麦公慷慨地说：“这确实是地方的要务，怎敢不为各位成全这盛大的举动？”赐予土地、拨付公款，奖励非常优厚，前后拨给公款多达十余万。一时间风气盛行，倾尽家财的人，无不争先恐后地捐献，每年捐献的数额，也超过八千多。于是医院大功告成，可以流传不朽。这难道不是南方各位君子盛德的事吗？院中的章程周密，规模宏大，弊端绝迹、风气清明，本来无可非议。大概天下的事，能让众人满意且行得久远的，关键在于公正罢了。开始办事的各位君子看到事情成功，就退身而退，谦逊地不敢自以为有功，只希望后来者勤勉努力以达到不废弃，这更是世间难以做到的。梁鹤巢先生因为医院建成，向我索取序言，将要刻在石头上，用来记录事情的开端。我自认为卑贱且浅陋，不敢用拙劣的文辞冒犯，多次推辞但没有得到允许。我看近来江浙一带战乱之后，各种善举并举，义塾善堂在乡邑中相望，这难道不是说慈爱之心足以造福，善念足以招致吉祥，诗书足以消除乖戾，弦歌诵读足以召唤平和吗？使一代人登上仁德长寿的境界，使百姓处于安宁康乐之中，这固然是仁人长者的用心。那么善对于地方有益处难道浅薄吗！香港风气逐渐开通，民俗日益淳厚，今昔的不同，大概有一变而不自知的情况。丁卯年冬天我去游历泰西，遍历英、法各国，等到我扬帆东归，正值庚午年，顿时觉得港中气象迥然不同，人士多文雅谨慎，文字社团，弘扬风雅，宣讲格言，教化引导愚昧蒙昧的人，都急切地引为己任。知道其中一定有人倡导。等到去观看医院的设立，才恍然大悟其中的缘故。医院落成，赐名东华，其命意本来就有明显可见的。况且东是生气发出的地方；华是万物极盛的状态。那么宣扬阳和之气，滋养万物生长，有不都受到恩惠的吗。唉！以香港渺小的岛屿，偏处在炎热的南方，向来不是交通要道，而一旦为之效法，可以看到已经这样。这在于人罢了，本来不因地域而限制。我的话不是更可信吗！

倡建澳门镜湖医院序

大概听说大地劳累形体，饥寒交迫于道路；仁心长久世代，温暖呵护于造化。苦海没有渡口，慈航有救济。从造化中挽回膏肓之疾，乞求长桑君的上池之水。能使九死一生的人回生，没有一个人得不到救助，那么就有青牛道士、负扃先生，追慕橘井杏林的高风，传授瀛洲蓬岛的仙术。暗中行善方便，周遍圆通，万物兴起皆如春天，所有生命都舒畅，这也可以说是极尽仁恩所至，而足以拯救性命穷困的人了。不知道谈论地球的人，这还仅仅涉及一隅；效法天道布施的人，应当必定宏大施予于无处可救的地方。澳门地处连接中原，边界通向域外，异宝奇珍荟萃的地方，商船往来的地方，一时的声价，与鸡林并重，万里梯航，远超过狮国。居住在其中的人，无不家藏楚璧，人握隋珠，西方货主气识金银，南国豪宗珍输象贝。已经云连广厦，雷轰通阛，群羡窝成安乐，几乎怀疑宅近神仙。只是灾祸召自阴阳，苦愉生乎丰歉。舒惨不齐，四季潜乖于冥造；炎蒸素郁，六凿相攘于彻盷。况且苍茫宇宙，半多无告之民；飘泊关河，不少嗟来之客。有的失路羁人，宛转于逆旅；有的无依孤族，颠仆乎穷途。其中大概有失卫疢婴，戕焦病剧，瘃瘢望髓，腐毒呼膏者。那么这些劳苦之人的困

译医院的建立，固然源于人们涉水冲风、遭受疾苦；但这位仁者的用心，正是借此来救助枯槁、振奋困顿。于是他在三巴门外选址，建设医院，急切地兴办这项工程，乐观其成。负责规划经营的人，是西洋的督宪大人。他以夏雨滋润大众，以春风温暖世人，扩充其胸襟，几乎想要将微小的生命都纳入怀抱，使早夭者得以长寿。此时，在心中蕴藏善念如同播种福田，犹如种玉；舍弃一处吉地，无异于布施黄金。于是屋脊高低，制度随心而定；楼阁庄严，顷刻间便显现出来。斟酌丹炉中的灵药，分为上、中、下三等；开辟东方的生气，区分南、北、西为四隅。用来切脉判断热寒，诊断病情的缓急，善于调配药饵，法度严谨如匕圭一般。扫除浸淫全身的六种疾病，谨慎地护卫三阳之气。呼吸间完全消除炽热的病火，如同灌注醍醐；梦寐中不再畏惧刀砧之苦，得以安卧于床席。这难道不是让苦恼的众生，都达到仁德长寿的境界；广大的教主，普遍救济艰难困苦的人吗？然而举起九鼎需要众人合力，构建万椽大厦并非一根木头所能承担。三十七品的清修，早已图谋佛果；二十四乘的功德，最重视布施。虽然摩醯顶眼，愿力宏大；但护世的婆心，辅助支持应当广泛。于是有十方居士，四方名流，普遍发起信心，共同偿还昔日的诺言，在金钱上结下善缘，在菩提中证得灵愿。注入廉泉中的一勺水，即是甘美的浆液；从太仓中分出稊米，便成为仁爱的粮食。盼望解囊相助的人相继而来，使得奠基立版的工作都能完成。迅速成就宏伟的功业，早日游历教化之境。将会看到莲峰石寿，镜澳波恬。灵居耸立秀美，壮大了海上的山川；大药回春，驻留了壶中的日月。

译送黎侍郎回越南前序

越南，是我们中原王朝的藩属国。到了进贡的期限，贡使从粤西到达京城，所穿服饰仍保留古代衣冠的样式，文字与中国相同，通过诗赋选拔人才。黎侍郎和轩，因公事奉命来到广东，停留了五个多月。将要回国时，向下询问欧洲最近的情况，我对他说，欧洲各国在当今，就像春秋时期的诸侯国，战国时期的七雄一样。英、法、普、俄，四大强国并立，就像晋、楚、齐、秦一样；奥、意、土夹在中间，也像韩、魏一样；西、葡、比、嗹、瑞、荷也像泗水上的十二诸侯一样。如今英国接近于持盈保泰，畏惧用兵，然而不免于逐渐积弱，这种迹象已经显现，盛极而衰，是形势使然。法国虽然被普鲁士击败，但元气已经恢复，正迅速向海外扩张，至于其报复之心，从未有一刻忘记，只是其国内多生内乱。普鲁士虽然崛起，但财富不及英、法，战胜法国之后，士人多拥有厚资，逐渐产生奢侈之心，即使今天再与法国交战，正不知鹿死谁手。俄国地大兵众，然而财力不足，亚洲所属之地，多是沙漠不毛之地，其立国在欧洲的西北，气候严寒而少温暖，因此不能凌驾英国、制服法国而抑制普鲁士，仅能互相争雄而已。如今俄土之战，不知其最终结果，而各国都作壁上观，不敢先发者，确实是担心一旦欧洲的太平局面因此糜烂。土耳其是西欧的保障，就像韩、魏依附秦国一样，韩、魏强大则足以阻挡秦国东进，土耳其能自立则俄国人不得再向西扩张，这是大势所趋显而易见的。然而如今俄国强大却屡次败于土耳其，这固然是欧洲各国所不及料想的。那么欧洲的局势将要改变了吗？我知道必定不会这样。土耳其战胜俄国，是暂时的，也是常态。近日火器的精良已无以复加，欧洲各国计虑深远，必定不肯进行无端的妄动。俄土战争之后，也只有走向和解罢了。只怕俄国人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以逞其悖逆之心，也未可知。欧洲无事则东方有忧患。英、法、普的意图不过是传教通商，俄国人的志向则殊难测度。然而睦邻柔远，我们中原王朝驾驭泰西的方法，本来自有其道。西征的军队不久将凯旋，新疆开辟土地万里，必定应当迁徙民众以充实边疆，以巩固我们的边防。至于贵国与法国通商，也只有秉持忠信笃敬的实质，以敦厚交际之道罢了。法国此时力量可以经略外疆，而有所不为者，是担心得到而不能治理。法国长于用兵而短于治民，所以其所属之地断不能像英国那样兴盛，而其人的傲慢狠毒暴戾也远甚于英国。所以贵国在当今，也只有尽人事以听天命罢了。事物必定先腐烂而后虫子才会滋生，国家必定有裂痕而后敌人才会乘虚而入。邻敌虽然强大，怎能伺机入侵没有间隙的国家呢？拿这话问和轩侍郎，他必定会认为是对的。当时车马已在路上，帆影即将悬挂，就写下这几句话，以送他启程。

送黎侍郎回越南后序

越南户部左侍郎黎君和轩，将要乘坐轮船回国，入京复命，并写信来索取我一句话作为赠言。我结交侍郎已经很久了，使节刚到，就承蒙他屈尊来访，见他意度冲和平易，风度整肃，而和蔼之气弥漫于宅邸之间，大概侍郎位高而意下，学识精粹而见识纯正，不是近代大臣中能经常遇到的。侍郎此次前来，是为了办理西方商人的钱务。大概其国民曾欠西方商人巨额金钱，导致使节船只被扣留，所以特别奉命与之辩论，很久之后，终于得以伸张正义。这就是所谓学识足以决断事变，见识足以估量世务，出使四方不辱君命的人吧。天下有智谋足以应对万里之外，勇气足以抵挡万人之敌，而有时智勇都陷入困境的，为什么呢？因为学识不足以匹配。侍郎负有天下之才，能办天下之事，其学识都是从读书稽古中得来的，处理这一件事，只是他的小节罢了。他常常独自居处深思，务求对上使君主达到尧、舜的境界，对下使百姓达到仁寿的境界，曾说：“枪炮舟舶，泰西擅长，新法的精妙，很少能与之相比。议论者无不群思仿效以显示能力，然而只是袭取皮毛无济于事。天下的祸患，没有比浮慕富强的虚名，而根本之地未立更大的了，虽然强大也很快会看到其败落。治国的关键，在于举荐人才，在于稳固民心。人才举荐则政事治理，民心稳固则敌国外患无从进入。然后，这几件事都可以慢慢图谋。”多么卓越的话，能见其大矣。我看越南立国于东南洋，与暹罗、缅甸为邻，疆域险阻，粟米饶富，都可以结为奥援。法国人在其地通商将二十年，而所以对外和强邻，对内安抚众庶的，秩然有条而不紊，不是国中有这样的人，而能这样吗？侍郎与人议论，侃侃不挠，独持大体，曾说：“我国对于中朝，固然是列于共球贡献之邦，世代备为屏藩，通问不绝，登诸王会，载在史书。若与法国人，不过是立盟约，通贸易，聘问往来而已。欧洲日报所言，颇失之夸，不足信也。”我曾经跟

译侍郎游历，见他每次经过关壮武庙，必定下车步行，恭敬谨慎不敢懈怠，这种知礼守分的行为，连中原的士大夫都难以做到。观察人一定要从细微处着手，侍郎确实令人望尘莫及。光绪元年夏五月三日，我在天南遁窟为侍郎饯行，席间举杯敬酒并嘱托说：“古人说，‘送人金钱，不如送人良言。’我是贫穷的读书人，不能用钱财作为礼物，所以在‘两言’之外，再增加理财、讲学、备边、治兵、制器、造船、通商、睦邻这八条。这八条虽然都离不开西方方法，但能否灵活运用并加以变革，就在于侍郎您了。”侍郎说：“好。”于是写下这些文字，来为侍郎的出行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