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中外语言文字，迥然各别，彼处则设有翻译官员，及教中之神父、牧师，效华言，识汉字，留心于我国之政治，于我之俗尚、风土、山川、形势、物产、民情，悉皆勒之成书，以教其国中之民。而向时中国之能操泰西言语，能识英人文字者，当轴者辄深恶而痛嫉，中国文士亦鄙之而不屑与交，而其人亦类多赤贫无赖，浅见寡识，于泰西之政事得失、制度沿革，毫不关心。即有一二从其游者，类皆役于饥寒，仰其鼻息，鲜有远虑，足备顾问。盖上既轻之，则下亦不知自奋也。因是，于其性情日益隔阂，于其国政、民情终茫然罔有所知，通商十余年来，无能洞悉其情状，深明其技能，抉其所短而师其所长。询以海外舆图，则以为非我所当知，或以为洋务一端自有主者，非我所能越俎。一旦交涉事起，局促无据，或且动援成例以为裁制，此事之所以多决裂也。如是则谓中国之无人才也可。西人凡于政事，无论巨细，悉载日报，欲知洋务，先将其所载各条一一译出，日积月累，自然渐知其深，而彼无遁情。国家亦当于各口岸设立译馆，凡有士子及候补人员愿肄习英文者，听入馆中，以备他日之用。果其所造精深，则令译西国有用之书。西国于机器、格致、舆图、象纬、枪炮、舟车，皆著有专书，以为专门名家之学，苟识其字、通其理，无不可译。如此，则悉其性情，明其技巧，而心思材力之所至，何不可探其秘钥哉？将见不十年间，而其效可睹已。此皆余二十七八年前之所言也，时在咸丰初元，国家方讳言洋务，若于官场言及之，必以为其人非丧心病狂必不至是，以是虽有其说，而不敢质之于人。不谓不及十年，而其局大变也，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凡属洋务人员，例可获优缺，擢高官，而每为上游所器重，侧席谘求。其在同僚中，亦以识洋务为荣，嚣嚣然自鸣得意，于是钻营奔竞，几以洋务为终南捷径。其能识英国语言文字者，俯视一切，无不自命为治国之能员、救时之良相，一若中国事事无足当意者，而附声吠影者流，从而嘘其焰，自惜不能置身在洋务中，而得躬逢其盛也。噫嘻！是何一变至是也，是岂天道循环，人事变迁，应出于是哉？此我在二十七八年前，所未及料者也。特我谓今之自谓能明洋务者，亦尚未极其晓畅也。今日者不过相安于无事耳，求无不遂，请无不行，以谨凛之形观骄盈之色。其所称建制船舶，铸造枪炮，开设机器，倡兴矿务，轮舶之多遍至于各处，一切足以轶乎西人之上而有余，富国强兵之本，当必以此为枢纽，讲求西法，千载一时。不知此特铺张扬厉语耳，求其实效，仅得二三。有明之季，西洋人士航海东来，多萃处于京师。汤若望曾随李建泰出师，军中铸有西洋大炮，则克录一书著于此时，泰西能敏之人所在多有，亦无救于明亡，盖治国之要不系于是也。欲明洋务，尤在自强，自强之效则在治民、练兵。治民先在简择牧令，练兵先在整顿团练。盖先尽其在我，而后人无不服。我固能操必胜之权而立于不败之地，则人自然就我范围而莫或敢肆。实至名归，其道然也。试观《万国公法》一书，乃泰西之所以联与国，结邻邦，俾众咸遵其约束者，然俄邀诸国公议行阵交战之事，而英不赴，俄卒无如之何。此盖国强则公法我得而废之，亦得而兴之；国弱则我欲用公法，而公法不为我用。呜呼！处今之世，两言足以蔽之，一曰利，一曰强。诚能富国强兵，则泰西之交自无不固，而无虑其有意外之虞也，无惧其有非分之请也。一旦有事，不战以口舌则斗以甲兵，不折冲于樽俎则驰逞于干戈。玉帛烽燧，待于二境，惟命之从。不然，讲论洋务者愈多，办理洋务者愈坏，吾诚未见其可也。
译国内外的语言文字，截然不同。彼处设有翻译官员，以及教会中的神父、牧师，他们学习汉语，认识汉字，留心我国的政事，对于我国的习俗风尚、风土人情、山川形势、物产民情，全都记录成书，用来教导他们国家的民众。
而过去中国那些能说西方语言、能识英文的人，当权者往往深恶痛绝，中国文人也轻视他们而不屑与之交往。而且这些人大多赤贫无赖，见识浅薄，对西方政治的得失、制度的沿革，毫不关心。即使有一两个人跟随他们学习，也多是受困于饥寒，仰人鼻息，很少有深谋远虑，足以充当顾问的。因为上面轻视他们，下面也就不知道自我奋发。
因此，对于西方的性情日益隔阂，对于他们的国政、民情始终茫然无知。通商十余年来，没有人能透彻了解他们的情况，深明他们的技能，发掘他们的短处而学习他们的长处。询问海外地图，他们却认为这不是自己应当知道的，或者认为洋务自有主管的人，不是自己能越俎代庖的。一旦交涉事件发生，便局促不安，没有依据，有时甚至援引旧例来裁断，这就是事情多致破裂的原因。
像这样，可以说中国没有人才。西方人对于政事，无论巨细，都刊登在日报上。想要了解洋务，先将其所载各条一一翻译出来，日积月累，自然逐渐了解其深层内容，而对方无法隐瞒真情。国家也应当在各个口岸设立翻译馆，凡是有士子及候补官员愿意学习英文的，允许进入馆中学习，以备将来之用。如果他们的造诣精深，就让他们翻译西方有用的书籍。西方在机器、格致（科学）、地图、天文、枪炮、舟车等方面，都有专著，作为专门名家的学问，只要认识其文字、通晓其道理，没有不可翻译的。
这样，就能了解他们的性情，明了他们的技巧，而心思材力所至，还有什么不能探求其奥秘呢？将看到不到十年，其成效就可以看见了。
这都是我二十七八年前所说的话，当时正值咸丰初年，国家正忌讳谈论洋务，如果在官场提及此事，必定认为那人不是丧心病狂就不会这样，因此虽然有这样的说法，但不敢向人直言。没想到不到十年，局势大变，如今几乎人人都知道洋务了。
凡是洋务人员，按惯例可以获得优缺，提拔高官，而且常常被上级所器重，虚心咨询。在同僚中，也以通晓洋务为荣，洋洋自得，于是钻营奔竞，几乎把洋务当作终南捷径。那些能识英国语言文字的人，俯视一切，无不自命为治国能员、救时良相，好像中国事事都不如意，而附声吠影之流，随之推波助澜，自惜不能置身洋务之中，而能亲身参与这盛况。
唉！怎么会变化到这种地步呢？这难道是天道循环，人事变迁，应当如此吗？这是我二十七八年前所未能料到的。
但我认为现在自诩能通晓洋务的人，也还没有完全明白。如今不过是相安无事罢了，要求无不满足，请求无不实行，以谨慎敬畏的样子观察骄横盈满的神色。他们所宣称的建造船舶，铸造枪炮，开设机器，倡导矿务，轮船之多遍布各处，一切足以超越西方人而有余，富国强兵的根本，应当以此作为枢纽，讲求西法，千载一时。不知道这不过是铺张扬厉的言辞罢了，求其实效，仅得二三。
明朝末年，西洋人士航海东来，多聚集在京城。汤若望曾跟随李建泰出师，军中铸造有西洋大炮，则克录一书著于此时，西方能敏之人所在多有，也未能挽救明朝的灭亡，因为治国的关键不在于此。
想要通晓洋务，尤其在于自强，自强的效用在治民、练兵。治民先在于简择牧令，练兵先在于整顿团练。因为先尽到我方所能做的，而后别人没有不服从的。我固然能操必胜之权而立于不败之地，那么别人自然就顺从我的范围而不敢放肆。实至名归，道理就是这样。
试看《万国公法》一书，是西方用来联合盟国，结交邻邦，使众人都遵守其约束的，然而俄国邀请各国公议行阵交战之事，而英国不去，俄国最终无可奈何。这是因为国强则公法我可以废除它，也可以兴起它；国弱则我想用公法，而公法不为我所用。
唉！处在当今之世，两句话足以概括，一曰利，一曰强。如果能富国强兵，那么与西方的交往自然无不牢固，而不必担心有意外之虞，不必惧怕有非分之请。一旦有事，不战以口舌则斗以甲兵，不折冲于樽俎则驰逞于干戈。玉帛烽燧，待于二境，惟命之从。不然，讲论洋务者愈多，办理洋务者愈坏，我确实未见其可行。
洋务下
呜呼！至今日而谈洋务，岂易言哉？至此几于噤口卷舌，而绝不敢复措其手足。盖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非由练兵士，整边防，讲火器，制舟舰，以竭其长，终不能与泰西诸国并驾而齐驱。顾此其外焉者也，所谓末也。至内焉者，仍当由我中国之政治，所谓本也。其大者，亦惟是肃官常，端士习，厚风俗，正人心而已。两者并行，固已纲举而目张。而无如今日所谓末者，徒袭其皮毛；所谓本者，绝未见其有所整顿。故昔时患在不变，而今时又患在徒变。十六七年前，窃尝欲中国仿行西法，其言曰，以其所长，夺其所恃。故火器用于战阵，舟舰用于江海，语言文字用以通彼此之情。逮乎同治初元，李伯相经略江左，始有江南制造局之设，丁中丞仿铸西炮，用以击贼，旋收厥效。然后，福州船政局相继并建，天津、粤东亦仿行焉。并时上海有广方言馆，广州有同文馆，而京师亦设天文馆。又有出洋肄业幼童百二十人，往学于美。骎骎乎日盛一日焉。宜乎西法之用，可以颉颃乎西人，然而未也。顾事求其渐精，而道无贵乎欲速，安知后日之遽不如西人哉？而我特虑其始勤终怠，畏难苟安，至于异日，或以无益而罢，或以经费不足而裁，盖在乎当轴者之转移推变耳。盖以西法为可行者，不过二三人；以西法为不可行、不必行者，几于盈廷皆是。或惧其难以持久者此也。且西法之明效，犹未大著于国中，所行者不过在沿海数省而已。即如军士之练习洋枪者甚少，其余悉以成法，而文武取士两途，终不知变也。夫枪炮在乎燃放，舟舰在乎驾驶。今营兵悉以长矛、藤牌为从事，武科悉以弓石刀以区优劣、定去取，或有所更，则必曰，此营规不可易，大典不可改也。是则陆兵未知西法也。今水师仍以拖船及中国各式小舰，徒事虚糜，无济实用，材质既薄，风浪难胜，猝至洪涛巨浸中已不能自主，况乎其临行阵，习战斗，纵横轰击，以出于必胜哉？是则水师未尝知西法也。兹必使营兵改用洋枪，水师改用轮船，洋枪之外则练炮队，轮船之外则驶铁甲，按期演练，务极其精。武废弓石，而分为水陆两途；文废时文，而分数途以拔取。每省、每郡、每州、每邑，由国家设立文武学塾，以为训习，所以为储材之地，或即以书院改作。如是，方不至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今教官则为冗员，而书院竟成虚设。岁以时文取士，特不知时文究属何用，居然名之曰士，而其实则一物不知也。岁取数千数百之士，实则岁多数千数百贸然无知之人而已矣。夫取士之道，当取之宽而用之严，今则反是，泥沙与珠玉并进也，而又广其额，促其期，于是天下遂无真士。呜呼！此真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不废时文，人才终不能古若，而西法终不能行，洋务终不能明，国家富强之效终不能几。夫废时文，非为习西法也，经以裕其学，史以博其识，考舆图，明象纬，然后能知古而通今。否则，以有用之心思置之无用，不可惜哉？而本根所系，则在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必先以士始。朝廷之所以重士者在此，而民自无不兴起矣。士能如此，及其出而仕于朝，必有足观矣。风俗厚，人心正，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西法云乎哉，而西法自无不为我用矣。此由本以治末，洋务之纲领也。欲明洋务，必自此始。
变法自强上
呜呼！余今者观于中外交涉之故，而不禁重有感焉。泰西诸国通商于中土，亦既三十余年矣，而内外诸当事者，多未能洞明其故，若烛照数计而龟卜，其于利害之所系，昏然如隔十重帘幕。其有规恢情势，斟酌时宜，能据理法以折之者，虽未尝无人，而不知彼之所谓“万国公法”者，必先兵强国富，势盛力敌，而后可入乎此。否则束缚驰骤，亦惟其所欲为而已。故知乎此，则惟先尽其在我者，而后徐及其他。如讲求武备，整顿海防，慎固守御，改易营制，习练兵士，精制器械，此六者实为当务之急。而文武科两途皆当变通，悉更旧
译洋务下
唉！到了今天谈论洋务，哪里是容易说清楚的呢？以至于几乎到了闭口不言、卷舌不语的地步，完全不敢再动手脚。大概洋务的关键，首先在于借助西方的方法来自强。如果不从训练士兵、整顿边防、讲求火器、制造舟舰做起，以充分发挥这些长处，终究不能与西方各国并驾齐驱。然而这些只是外在的方面，所谓“末节”。至于内在的方面，仍然应当依靠我们中国的政治，这才是所谓“根本”。其中大的方面，也不过是严肃官场常规，端正士人风气，淳厚社会风俗，匡正人心罢了。内外两方面并行，本来就能纲举目张。但如今所谓的“末节”，只是抄袭皮毛；所谓的“根本”，却完全看不到有什么整顿。所以过去担忧的是不改变，而现在又担忧的是只改变表面。十六七年前，我曾私下希望中国仿行西法，当时说，用对方的长处，夺取对方所倚仗的优势。所以火器用于战阵，舟舰用于江海，语言文字用来沟通彼此的情意。等到同治初年，李伯相经营江左，才开始设立江南制造局，丁中丞仿铸西方火炮，用来打击贼寇，很快收到了成效。随后，福州船政局也相继建立，天津、广东也仿行。同时上海有广方言馆，广州有同文馆，京师也设立了天文馆。又有派遣一百二十名幼童出国学习，前往美国。一天比一天兴盛。按理说西法的应用，可以匹敌西方人，然而并没有。况且做事要求逐渐精进，而道理没有贵在急于求成的，怎么知道以后突然就不如西方人呢？而我特别担心的是开始勤奋最终懈怠，畏惧困难苟且偷安，以至于将来，或者因为无益而停止，或者因为经费不足而裁撤，这都在于当权者的转变和推动。大概认为西法可行的，不过两三个人；认为西法不可行、不必行的，几乎满朝都是。或者担心难以持久，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且西法的明显成效，还没有在国家中大大显现，所实行的不过是在沿海几个省份而已。就像军士中练习洋枪的很少，其余都沿用旧法，而文武取士两条途径，终究不知道改变。枪炮关键在于燃放，舟舰关键在于驾驶。现在营兵全都用长矛、藤牌作为武器，武科全都用弓、石、刀来区分优劣、决定取舍，如果有更改，就一定说，这是营规不可改变，大典不可修改。这就是陆兵不知道西法。现在水师仍然使用拖船和中国各式小舰，只是白白浪费，对实用没有帮助，材质既薄，风浪难以承受，突然遇到洪涛巨浪中已经不能自主，何况临阵作战，习惯战斗，纵横轰击，以求必胜呢？这就是水师不曾知道西法。现在必须让营兵改用洋枪，水师改用轮船，洋枪之外则训练炮队，轮船之外则驾驶铁甲舰，按期演练，务必极其精通。武科废除弓石，而分为水陆两途；文科废除时文，而分多途选拔。每省、每郡、每州、每县，由国家设立文武学塾，作为训练的地方，作为储备人才的地方，或者就利用书院改作。这样，才不至于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长。现在教官成为冗员，而书院竟然成为虚设。每年按时文取士，只是不知道时文究竟有什么用，竟然称之为士，而实际上却一无所知。每年选取数千数百名士人，实际上每年多数千数百名贸然无知的人罢了。取士的道理，应当选取宽泛而使用严格，现在却相反，泥沙与珠玉一起进入，而又扩大名额，缩短期限，于是天下就没有真正的士人了。唉！这真可以痛哭流涕长叹啊。不废除时文，人才终究不能像古人那样，而西法终究不能实行，洋务终究不能明白，国家富强的成效终究不能接近。废除时文，不是为了学习西法，经典用来充实学问，史书用来广博见识，考察地图，明白天文，然后才能知古通今。否则，把有用的心思放在无用之处，不可惜吗？而根本所系，在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必须先从士人开始。朝廷之所以重视士人在此，而百姓自然无不兴起了。士人能这样，等到他们出仕朝廷，必定有可观之处。风俗淳厚，人心端正，可以拿着木棍去抵挡秦、楚的坚甲利兵了，西法算什么，而西法自然无不为我所用。这是由根本来治理末节，洋务的纲领。想要明白洋务，必须从这里开始。
变法自强上
唉！我现在观察中外交往的缘故，不禁深有感慨。西方各国在中国通商，也已经三十多年了，而内外各位当事者，大多不能透彻明白其中的缘故，像烛光照亮、数数计算和龟甲占卜那样清楚，对于利害所系，昏暗得像隔着十重帘幕。那些能够规划形势，斟酌时宜，能依据理法来驳斥的，虽然不能说没有人，但不知道他们所谓的“万国公法”，必须先兵强国富，势盛力敌，然后才能进入其中。否则束缚驰骋，也只好随他们的意愿罢了。所以知道这一点，就只先尽到我方该做的，然后慢慢涉及其他。如讲求武备，整顿海防，慎固守御，改易营制，习练兵士，精制器械，这六者实在是当务之急。而文武科两途都应当变通，全部更改旧
制，否则人才不生。其次则在裕财用，如开矿铸银，尚机器，行纺织，通商于远许，贸易于国中者，皆得以轮舶，而火轮、铁路、电气、通标，亦无不自我而为之，凡泰西诸国之所眈眈注视跃跃欲试者，一旦我尽举而次第行之，俾彼无所觊觎艳羡其间，此即强中以驭外之法也。上之所好，下必甚焉，雷厉风行，安见其有不可者？设或不然，动遵故例，拘守成法，因循苟且，不知变迁，则我中国当自承其弊。何则？泰西诸国之群集而环伺我者，有迫之以不得不然之势也。且此之所变者，特其迹焉而已，治国之道固无容异于往昔也，如是，谓之战胜于朝廷。况乎当今之时，处今之势，固非闭关自大时也。泰西诸国之入居中土，有公使，有领事，有水师，有陆兵，战舰艨艟不绝于道。而我国之至西土者，落落如晨星，其有折冲乎樽俎、辉煌于敦槃者，未闻有人也。其达彼此之情意、通中外之消息者，则有日报，时或辩论其是非，折衷其曲直。有时彼国朝廷采取舆论，探悉群情，亦即出自日报中。窃以为此亦可从而仿效者也。中外交涉之事，时时可刊之日报中，俾泰西之人秉公持论其间，是岂无所裨益者与？欧洲近日情形，其强弱大小，亦已了然如指上螺纹。普、俄、英、法，此四国者，皆于中土关系至重者也。三十年前所患者在英、法，而在今日所患者尤在普、俄。俄之于北方，如黑龙江，如新疆，固已形见者也。普则犹未著其端倪，迩者以晏拿帆船遇害被劫一事，普国立意索偿。识者以为交邻之道，玉帛、干戈二者实相倚伏。盖和则以玉帛相将，战则以兵戎相见，理无两立，事不并行。然则图治其间者将奈何？则将应之曰，开诚布公，相见以天，必谨必速，毋诈毋虞，又何患之有？至于英、法东来，皆于东南洋设立埔头以为外府，而普、俄则无之。今俄方注意于北方，筹度经营，未遑兼顾。普则欲图之久矣，特无间可乘耳。诸国通商之局，英为最巨，设一旦兵事或起，岂独无所碍欤？不知英固早计及乎此也。普、俄之骎骎驰骋于中土，岂英、法之所喜？特恐一旦事势所会，即英、法亦有不得不退听者。浸假普、法释嫌，英、俄结好，此固欧洲之福，而天下之深忧。总之，欧洲升平之局，识者以为恐未能持久，而亚洲变故之生，亦岂人事之所能逆忆。惟先尽其在我，以听之于天而已。尽其在我，则莫先乎变法自强。今日之当变者有四，一曰取士，二曰练兵，三曰学校，四曰律例。
译朝廷若不制定制度，否则人才就无法产生。其次在于充裕财用，比如开矿铸银，崇尚机器，推行纺织，与远方通商，在国内贸易，都得以使用轮船，而火轮、铁路、电气、电报，也无不自己来做。凡是西方各国所密切关注、跃跃欲试的，一旦我们全部采纳并依次施行，使他们无所觊觎羡慕，这就是充实内部以驾驭外部的办法。上面所喜好，下面必定更加热衷，雷厉风行，怎么见得有什么不可行的呢？假如不是这样，动不动就遵循旧例，拘守成法，因循苟且，不知变通，那么中国就应当自己承受其弊端。为什么呢？因为西方各国群集而环伺我们，有迫使我们不得不如此的情势。况且这里所说的变革，只是其表象而已，治国的根本道理本来就不容许与往昔不同，像这样，叫做在朝廷上战胜。何况当今之时，处于今之势，本来就不是闭关自大的时候。西方各国进入中原，有公使，有领事，有水师，有陆兵，战舰不绝于道。而我国前往西方的人，寥寥如晨星，那些能在外交场合纵横捭阖、在谈判桌上辉煌显赫的，未曾听说有人。那些通达彼此情意、沟通中外消息的，则有日报，有时辩论是非，折衷曲直。有时彼国朝廷采纳舆论，探悉民情，也出自日报中。我私下认为这也可以仿效。中外交涉之事，时时可以刊登在日报中，让西方人秉持公正发表议论，这难道没有益处吗？欧洲近日的情形，其强弱大小，也已清楚如指上螺纹。普鲁士、俄国、英国、法国，这四个国家，都与中原关系至为重要。三十年前所担忧的在英、法，而在今天所担忧的尤其在普、俄。俄国在北方，如黑龙江，如新疆，形势已经显现。普鲁士则还未显露其端倪，近来因晏拿帆船遇害被劫一事，普鲁士立意索偿。有识之士认为，结交邻国的道理，玉帛（和平）与干戈（战争）二者实相倚伏。大概和则以玉帛相将，战则以兵戎相见，道理不能两立，事情不能并行。那么在其中谋求治理的人该怎么办呢？那就回答说，开诚布公，以天理相见，务必谨慎务必迅速，不欺诈不猜忌，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至于英、法东来，都在东南洋设立埠头作为外府，而普、俄则没有。现在俄国正注意于北方，筹划经营，无暇兼顾。普鲁士则想图谋很久了，只是没有间隙可乘罢了。各国通商的局面，英国最为巨大，假如一旦战事兴起，难道唯独没有阻碍吗？不知道英国早就考虑到这一点了。普、俄在中土迅速驰骋，难道是英、法所喜欢的吗？只是恐怕一旦事势所迫，即使英、法也有不得不退让听从的时候。假如普、法消除嫌隙，英、俄结好，这固然是欧洲的福气，却是天下的深忧。总之，欧洲太平的局面，有识之士认为恐怕不能持久，而亚洲变故的发生，又岂是人事所能预先料想的。只有先尽到我方的责任，然后听任天命罢了。尽到我方的责任，没有比变法自强更优先的。今天应当变革的有四项，一是取士，二是练兵，三是学校，四是律例。
变法自强中
然则取士当若何？曰，欲得真才，必先自废时文始。夫人幼而学，壮而行，出其家修，即为廷献。今乃以无用之时文，为进身之阶，及问其何以察吏，何以治民，则茫然莫对也。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则何不以有用之时，讲有用之学？大抵必如前代科目法，区为数门，首曰孝弟贤良，次曰孝廉方正，三曰德著行修，四曰茂才异等。此四者皆由乡举里选，国家不必试其文章，但当优其奖励，以厚风俗，以端教化。至所以考试者，曰经学，曰史学，曰掌故之学，曰词章之学，曰舆图，曰格致，曰天算，曰律例，曰辨论时事，曰直言极谏，凡区十科，不论何途以进，皆得取之为士，试之以官。至武科，亦宜废弓刀石而改为枪炮。其上者则曰有智略，能晓悉韬钤，深明地理，应敌之机，制敌之命；其次曰勇略，能折冲御侮，斩将搴旗；其次曰制器，造防守之具，明堵御之宜，其建筑炮台、制造机器，悉统诸此，务足以尽其所长。凡此文武两途兼收并进，务使野无遗贤，朝无幸位，而天下之人才自然日见其盛矣。然则练兵当若何？曰，陆营必废弓矛，水师必废艇舶，而一以枪炮为先，轮船为尚，然后兵可强也。其为兵曰步兵、骑兵，其为队曰枪队、炮队。平日练之，自无不精，临时用之，自无不准，而后命中及远，足以攻坚而蹈瑕。水师则首在乎驾驶，必其能冲涉波涛，稔悉台飓，测量风云沙线，足寄以众人之命，乃可充其任也。其船之小者用于内河，船之大者用于沿海，至铁甲战舰用以守御，无不资水火二气之力，而专恃双轮之迅驶。惟其驾之已稔，自必操之在握，而后渡海入洋，足以御风而破浪。陆营、水师之练兵，一以西法为南针，必使其心志定，步伐齐，队伍肃，常若临大敌而可用也。此外汰冗兵，减军额，厚饷糈，俾足有以养赡其身家。驻防之兵居于营屋，一仿西国之制度，然后营汛各兵方非虚设。兵勇之外益以团练，依古守望相助之法。平日按期练兵，无得间断，而近地团练民兵，亦可入而学习。如是则兵皆可用之兵，而民亦可用之民，一旦有事，不至于仓皇无措。而民与兵和，兵与民习，亦不至兵民相凌，至生事端。能如是而兵不强者，吾弗信也。然则设立学校，以收教士之实效，当若何？曰，学校书院之设，当令士子日夜肄习其中，必学立艺成而后可出也。其一曰文学，即经史、掌故、词章之学也。经学俾知古圣绪言，先儒训诂，以立其基；史学俾明于百代之存亡得失，以充其识；掌故则知古今之繁变，政事之纷更，制度之沿革；词章以纪事华国而已。此四者，总不外乎文也。其二曰艺学，即舆图、格致、天算、律例也。舆图能识地理之险易，山川之厄塞；格致能知造物制器之微奥，光学、化学悉所包涵；天算为机器之权舆；律例为服官出使之必需，小之定案决狱，大之应对四方，折冲樽俎。此四者，总不外乎艺也。文、艺两端，皆选专门名家者以为之导师，务归实用，不尚虚文，辩论时事，直言极谏。此二者，以觇其作吏之断裁，立朝之风节而已。于是士有以教，亦有以养，自无不奋矣。此外则有武备院、繁术院，用以教武科营弁，使之各成其材。然则废律例之繁文，而用律例之精意，当若何？曰，今天下之所谓吏者，必尽行裁撤而后可。内自京师，外至直省，大自六部，小至州县，举二百余年来牢不可破之积习，悉一扫而空之。而以为士之明习律例者，以充其任，甄别其勤惰，考校其优劣，三年无过，授以一官，以鼓励之。凡昔日之拘文牵义，以一字为重轻，借片言为轩轾，得以上下其手者，悉付之于一炬而后大快。州县监狱，必大加整顿，罪囚拘系无得虐待，夏冬之间所以体恤罪囚者，毋作具文。州县胥役，限以定数，毋得逾百人。凡此者，皆所以扩清积弊也。
变法自强下
居今日而论中州大势，固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我中朝素严海禁，闭关自守，不勤远略，海外诸国至中华而贡献者
译变法自强（中）
那么选拔人才应当怎么做呢？回答说，要想得到真正的人才，必须先从废除时文开始。人们从小学习，成年后出仕，从家中修养出来，就向朝廷贡献才能。现在却把无用的时文作为进身的阶梯，等到询问他们如何考察官吏、如何治理百姓，就茫然不知如何回答了。所学习的不是所用的，所用的不是所擅长的，那么为什么不把有用的时间用来讲求有用的学问呢？大致一定要像前代的科举法那样，区分为几个门类，第一类叫孝弟贤良，第二类叫孝廉方正，第三类叫德著行修，第四类叫茂才异等。这四类都由乡里推举选拔，国家不必考试他们的文章，只应当优厚地奖励他们，以敦厚风俗，以端正教化。至于用来考试的项目，有经学、史学、掌故之学、词章之学、舆图、格致、天算、律例、辩论时事、直言极谏，总共分为十科，不论通过什么途径进入，都可以选取他们作为士人，试用他们担任官职。至于武科，也应当废除弓刀石而改为枪炮。上等的是有智略，能通晓韬略，深明地理，掌握应对敌人的时机，掌握制服敌人的命脉；次一等的是勇略，能抵御外侮，斩将夺旗；再次一等的是制器，制造防守的器具，明白抵御的适宜方法，那些建筑炮台、制造机器，都统括在这项里，务必足以发挥他们的专长。凡是文武两条途径兼收并进，务必使民间没有遗漏的贤才，朝廷没有侥幸得位的官员，那么天下的人才自然日益兴盛了。
那么练兵应当怎么做呢？回答说，陆军必须废除弓矛，水师必须废除艇舶，而一律以枪炮为先，以轮船为尚，这样军队才可以强大。陆军的兵种叫步兵、骑兵，军队的编制叫枪队、炮队。平时训练他们，自然没有不精熟的，临时使用他们，自然没有不准的，然后命中率高且射程远，足以攻坚并乘虚而入。水师则首要在于驾驶，必须能够冲涉波涛，熟悉台风，测量风云沙线，足以寄托众人的性命，才可以胜任这个职务。小船用于内河，大船用于沿海，至于铁甲战舰用来守御，无不凭借水火二气的力量，而专门依赖双轮的快速行驶。因为驾驶已经熟练，自然必定能操控自如，然后渡海入洋，足以御风破浪。陆军、水师的练兵，一律以西方的方法为指南，务必使他们心志坚定，步伐整齐，队伍严肃，常像面临大敌一样可以使用。此外淘汰冗兵，减少军队名额，增加军饷粮食，使他们足以供养身家。驻防的士兵居住在营房，一律仿照西方的制度，然后营汛各兵才不是虚设。在兵勇之外增加团练，依照古代守望相助的方法。平时按期练兵，不得间断，而近地的团练民兵，也可以进入学习。这样那么士兵都是可用的士兵，而百姓也是可用的百姓，一旦有事，不至于惊慌失措。而且百姓与士兵和睦，士兵与百姓熟悉，也不至于士兵欺凌百姓，从而生出事端。能做到这样而军队不强大的，我不相信。
那么设立学校，以收到教育士人的实效，应当怎么做呢？回答说，学校书院的设立，应当让士子日夜在其中学习，必须学业确立、技艺精通然后才可以出来。第一类叫文学，就是经史、掌故、词章之学。经学使他们知道古代圣贤的言论，先儒的训诂，以奠定根基；史学使他们明白百代的存亡得失，以充实见识；掌故则使他们知道古今的繁复变化，政事的频繁更迭，制度的沿革；词章用来记事和华饰国家罢了。这四者，总不离文字。第二类叫艺学，就是舆图、格致、天算、律例。舆图能识别地理的险易，山川的险阻；格致能知道造物制器的微妙深奥，光学、化学都包含在内；天算是机器的开端；律例是做官出使所必需的，小的方面可以定案决狱，大的方面可以应对四方，在宴席间折服对手。这四者，总不离技艺。文学、艺学两方面，都选择专门名家的人作为导师，务必归于实用，不崇尚虚文，辩论时事，直言极谏。这两者，用来观察他们做官的决断裁量，立朝的风节罢了。于是士人有教育，也有供养，自然没有不奋发的。此外还有武备院、繁术院，用来教育武科营弁，使他们各自成为人才。
那么废除律例的繁文缛节，而运用律例的精义，应当怎么做呢？回答说，现在天下所谓的吏，必须全部裁撤然后才可以。内从京师，外到直省，大从六部，小到州县，把二百多年来牢不可破的积习，全部一扫而空。而任用那些通晓律例的士人，来担任这个职务，甄别他们的勤勉懒惰，考核他们的优劣，三年没有过错，授予一个官职，以鼓励他们。凡是过去那些拘泥条文、牵强附会，凭一个字决定轻重，借片言只语决定高低，得以上下其手的人，全部付之一炬然后才痛快。州县监狱，必须大力整顿，罪囚拘禁不得虐待，夏冬之间体恤罪囚的措施，不要做成具文。州县胥役，限定一定数额，不得超过百人。凡这些，都是为了清除积弊。
变法自强（下）
在当今时代谈论中原的大势，确实是四千年来未曾有过的开创局面。我们中原朝廷一向严格海禁，闭关自守，不致力于远略，海外各国到中华来进贡的
，来斯受之而已，未尝远至其地也。以故天下有事，其危常系西北，而不重东南。自与泰西诸国通商立约以来，尽舟航之利，历寰瀛之远，视万里有如咫尺，经沧波有同衽席，国无远近，皆得与我为邻。如英，如俄，如普，如法，皆欧洲最强莫大之国也。今以中国地图按之，则俄处西北，最为逼近；西南有英属之印度，毗接云南；而法兵业驻越南，则南界又复连属。诸国并以大海为门户，轮舟所指，百日可遍于地球，于是纵横出入，骎骎乎几有与中国鼎立之势，而有似春秋时之列国。惟是中国方当发、捻、回、苗之扰，前后用兵几二十余年，甫经平定。然则以艰难拮据之际，而与方盛之诸强国相邻，设非熟思审处，奋发有为，亟致富强，以图自立，将何以善其后乎？夫风会既有不同，即时事贵知所变。日本，海东之一小国耳，一旦勃然有志振兴，顿革平昔因循之弊，其国中一切制度，概法乎泰西，仿效取则，惟恐其入之不深。数年之间，竟能自造船舶，自制枪炮，练兵、训士、开矿、铸钱，并其冠裳、文字、屋宇之制，无不改而从之。民间如有不愿从者，亦听焉。彼以为此非独厚于泰西也，师其所长而掩其所短，亦欲求立乎泰西诸大国之间，而与之较长絜短，而无所馁也。否则，行舟于海，彼则用轮而我则用帆，迟速不同矣；行兵于行阵，彼则用枪炮而我则用刀矛，命中制胜又不同矣。彼以训练节制之师，我以跳荡拍张、漫无纪律之士当之，乌有不败者哉？此强弱之不同也。彼则出地宝，扩财源，而我任听其然，不知搜取，徒知征之于民而已，此贫富之不同也。故日本乃亟思变计也，然则我中国曷不反其道而行之哉？我中国地大物博，幅员之广，财赋之裕，才智之众，薄海内外皆莫与京。溯乎立国规模，根深蒂固，但时异势殊，今昔不同，则因地制宜，固不可不思变通之道焉。其道奈何？曰，毋因循也，毋苟且也，毋玩愒也，毋轻忽也，毋粉饰也，毋夸张也，毋蒙蔽也，毋安于无事也，毋溺于晏安也，毋狃于积习也，毋徒袭其皮毛也，毋有初而鲜终也，毋始勤而终怠也。必有人焉，深明制治之道，周知通变之宜而后可。否则，机器固有局矣，方言固有馆矣，遣发子弟固往美洲攻西学矣，行阵用兵固熟练洋枪矣，而何以委靡不振者仍如故也？洞明时变大有干谋者，仍未能见其人也？徒令论者以为西法不足效而已，或以为糜费也，或以为多事也，或以为无益于上而徒损于下也。呜呼！是非西法之不善，效之者未至也，所谓变之之道未得焉。彼言者直坐井窥天，以蠡测海耳，西法必不受过也。且夫西法者，治之具，而非即以为治者也。使徒恃西人之舟坚炮利，器巧算精，而不师其上下一心，严尚简便之处，则犹未可与权。盖我所谓师法者，固更有进焉者矣，彼迂腐之儒又何足以知之哉。说者又谓中朝制度迥越寻常，前代谟猷姑勿具论，即如我国家康、雍、乾三朝，圣德兵威，詟惕殊俗，式廓版图，讫乎化外，而一时简贤任能，张弛互用，三代以下不逮焉，复何论乎汉、唐。今诚一意讲求，励精图治，先有以明天下兵民之志，而后规复河运，酌禁鸦片，则闭关谢客，亦何不可自固我圉，而奚必鳃鳃焉学习西法也哉？子之所云，适足以贻笑于豪杰之士而自点耳。不知时之所尚，势之所趋，终贵因事制宜，以权达变。天时人事，皆由西北以至东南，故水必以轮舟，陆必以火车，捷必以电线，然后全地球可合为一家。中国一变之道，盖有不得不然者焉。不信吾言，请验诸百年之后。
译只是派人前来接受罢了，未曾亲自远赴其地。因此天下发生变故时，危机常系于西北，而不重视东南。自从与西方各国通商立约以来，充分利用舟船航行的便利，经历环绕世界的遥远路程，看待万里之遥如同咫尺之间，经过沧海波涛如同卧于床席之上，国家无论远近，都能与我成为邻国。像英国、俄国、普鲁士、法国，都是欧洲最强大、最显赫的国家。如今对照中国地图来看，俄国位于西北，最为逼近；西南有英国属地的印度，毗邻云南；而法国军队已经驻扎在越南，那么南部边界又再次相连。这些国家都以大海为门户，轮船所指之处，一百天可以走遍地球，于是纵横出入，气势汹汹几乎有与中国并立抗衡的态势，类似于春秋时期的列国。只是中国正遭受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苗民等叛乱的侵扰，前后用兵将近二十多年，刚刚平定。那么在艰难困顿之际，与正值强盛的各国相邻，如果不深思熟虑、审慎处理，奋发有为，迅速实现富强，以谋求自立，将如何善后呢？风气时势既然不同，那么时事贵在知道变通。日本，不过是东海边上的一个小国，一旦勃然兴起有志振兴，立刻革除平素因循守旧的弊病，国内一切制度，全都效法西方，模仿学习，唯恐学得不够深入。几年之间，竟然能够自己制造船舶，自己制造枪炮，练兵、教育士人、开采矿山、铸造钱币，连同冠服、文字、房屋建筑的制度，无不改变而跟随西方。民间如有不愿跟随的，也听任他们。他们认为这不仅仅是厚待西方，而是学习他们的长处来掩盖自己的短处，也想要立足于西方大国之间，与他们比较长短，而不感到气馁。否则，在海上航行，他们使用轮船而我使用帆船，快慢就不同了；在战场上行军布阵，他们使用枪炮而我使用刀矛，命中制胜的效果也就不同了。他们用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军队，我用散漫无纪律的士兵来抵挡，哪有不胜败的呢？这是强弱的不同。他们开发地下宝藏，扩充财源，而我却听之任之，不知道搜取，只知道向百姓征收赋税，这是贫富的不同。所以日本急切地想要改变策略，那么我国为什么不反其道而行之呢？我国地大物博，疆域广阔，财赋充裕，人才众多，海内外都没有能与之相比的。追溯立国的规模，根基深厚牢固，只是时势不同，今昔有别，那么因地制宜，固然不能不思考变通的方法。方法是什么呢？说，不要因循守旧，不要苟且敷衍，不要懈怠荒废，不要轻忽大意，不要粉饰太平，不要夸大虚张，不要蒙蔽真相，不要安于无事，不要沉溺于安逸，不要拘泥于积习，不要只学习皮毛，不要有始无终，不要开始勤奋而最终懈怠。必须有这样的人，深明治理国家的道理，周知通权达变的适宜，然后才可以。否则，机器局固然已经设立，方言馆固然已经建立，派遣子弟去美洲学习西方学问固然已经实行，行军作战使用洋枪固然已经熟练，但为什么萎靡不振的状况仍然如故呢？洞察时变、大有谋略的人，仍然没有见到啊！只是让议论的人认为西方方法不值得效法罢了，或者认为浪费钱财，或者认为多事，或者认为对上面没有益处而只损害下面。唉！这不是西方方法不好，而是效法的人没有做到位，所谓变通的方法没有掌握。那些议论的人不过是坐在井里看天，用瓢测量大海罢了，西方方法必定不会有过错。况且西方方法，是治理的工具，而不是直接用来治理的。如果只依赖西方人的船坚炮利，器械精巧、计算精密，而不学习他们上下一心、崇尚简便的地方，那么还不能算是通权达变。大概我所说的师法，本来还有更进一步的，那些迂腐的儒生又怎么能够知道呢？议论的人又说，中原王朝的制度远远超越寻常，前代的谋略暂且不论，就像我们国家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圣德兵威，震慑异族，扩展版图，直到化外之地，而一时选拔贤才任用能人，张弛互用，三代以下都赶不上，又何必谈论汉、唐呢。现在如果一心一意讲求，励精图治，先有办法明确天下兵民的心志，然后恢复河运，酌情禁止鸦片，那么闭关谢客，又有什么不可以自我巩固边防的呢，为什么一定要焦急地学习西方方法呢？您所说的，恰好足以让豪杰之士嘲笑而自取其辱。不知道时势所崇尚，趋势所趋向，终究贵在因事制宜，以权达变。天时人事，都是从西北到东南，所以水上必须用轮船，陆上必须用火车，快捷必须用电线，然后整个地球可以合为一家。中国变通的方法，大概有不得不然的理由。不相信我的话，请在一百年后验证。
除弊
曩余曾论中国所宜一变者有四，曰取士也，曰练兵也，曰弼教也，曰明刑也。然则此四者之外遂无所事乎？而不知所当因革者尚多也。一曰清仕途。今日服官筮仕者，科目、捐纳、保举，三途并进，杂矣，滥矣。必当痛加沙汰，严为甄别，不必论声华，尚文字，惟以材干品诣为衡量而已。试之以事理则能呈，投之以艰巨则才见，委之以判决则识明。上日接见属员，勿间时日，必使之从容谈论，得以尽其词。而所以遴选守令者，尤必倍加严慎。一曰裁冗员。其有闲员末秩，备位枝官，无益于民事，徒足以耗国家度支者，无论文武，悉从而汰之。且一省之中，既有巡抚而复有总督，有时意见龃龉，而事权不能归一，往往至于误国偾事。在明代，总督之设，原属朝廷特旨，专以统制师旅，地方无事，即行裁撤，而我朝遂据以为定制。是则各省总督一缺皆可裁也，惟直隶、四川、甘肃不在此例。一曰安置旗民。旗民散处于各直省会垣，别设满城，给以糈粮，以为驻防，而以将军统之，并副之以左右都统，以重职守。其立法未尝不善，而二百余年来生聚滋多，供给日薄，而犹任其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无所事事，专事嬉游，无异圈牢之养物。今内自京师，外自直省，凡有旗民满籍愿往开垦者，听其自便。西北一带如西藏、新疆尤多旷土，诚裂其地以封诸王子，如蒙古四十八旗之制，益之以满洲强族为辅，俾与蒙古、满洲互为联络，声气相通，亦所以壮屏藩而厚势力也。一曰废河工。治河从古无善法，而其实不外子舆氏所云，曰疏、曰瀹、曰决、曰排而已。盖水顺其性则流，逆其性则溃。今筑堤防，设闸闭，专事壅遏，河身日高，河岸日下，一有溃决，濒河数十万生灵悉为鱼鱉。然则何不因其势而利导之，使之北行，开通沟洫，西北得兴水利，可种稻田。如是，庶不至旱则赤地千里，水则汪洋泽国。西北之供亿全赖转输于东南也，况乎海运既行，漕运可废，又何必筑闸以蓄水，与水争道哉？夫每岁竭数千万于河工，毫无成效，无异乎辇金填海，病国瘠民，莫此为甚。议者谓海运但可行之于无事之时，若漕运之权则操之在我，老成谋国，以为殷忧。此则非我所知而未尝不笑其计之左也。一曰捐妄费。从来奢侈起于逸乐，节俭生于忧患，而欲崇节俭，必自君躬始。每岁织造中有可减者减之，有可罢者罢之，不必辄循常例。宫中所需宜有定数，内务府宜岁支以若干，而不必求之外省。各省贡品，视其所宜。其他修造之有可省者，工程之不必兴者，一例勿行，自然费不至于浩繁。一曰撤厘金。厘务之设，原以军需孔亟，不得已为权宜之计。今事平之后，久而不撤，且若视之以为利薮。数十里之地，关卡林立，厘厂、税厂征榷烦苛，商民交病，行旅怨咨，亦非所以为政体也，此苏子瞻所谓不终月之计也。今之理财者，徒见厘金一废则一省度支将无从出，不知绌于彼者赢于此，鸦片之税可以加重，而洋酒、吕宋烟皆可榷税，以入维正之供。古者本有丁税，现悉摊入田亩，然而善理财者，丁税之制尚可循古法以复之，惟毋使之扰民而已，安知非补苴之一道也哉？诸弊既除，百利乃兴。辟车路以通平陆，设电线以速邮传，开矿务以采煤铁五金，铸钱圆以便商民、足国用，行西北屯田之法以实营伍、赡额兵，制机器以兴织造，许民间用轮舶以达内河，立公司以贸易于外洋。然后朝廷之上破格用人，草野之间征举隐逸，简贤能豪杰之士，不次擢用，或备将帅之选，或堪出使之才，睦邻柔远，御侮保疆。而于东南洋诸岛、新旧各金山俱设领事，以树国威，以张国体，收拾中土之人心，翼保远方之黎庶，俾声威远暨，迄乎徼外，通商各国，皆简遣使臣前往驻扎。无事则礼乐雍容，有事则甲兵奋武，鹰扬八荒，虎视六合，方且轶汉超唐，驰乎域外。呜呼！谓不足见大一统之盛哉。
兴利
中国地大物博，于地球四大洲中最为富强，特当轴者不能自握其利权，
译消除弊端
从前我曾论述中国应当变革的有四个方面，即选拔人才、训练军队、辅助教化、严明刑罚。然而在这四者之外，难道就没有其他事务了吗？其实知道应当因循或改革的还有很多。第一是澄清仕途。如今做官任职的人，通过科举、捐纳、保举三条途径同时进入，杂乱且泛滥。必须痛加淘汰，严格甄别，不必看重名声文采，崇尚文章辞藻，只以才能品行作为衡量标准。用事理来测试他，就能展现能力；交付艰巨任务，才能显现；委任判决案件，见识就明了。皇上每天接见下属官员，不要间隔时日，一定要让他们从容交谈，得以充分表达意见。而选拔地方长官的人选，尤其必须加倍严格谨慎。第二是裁减冗员。那些闲散官员、低级职位，充数任职的枝节官员，对民事毫无益处，只足以消耗国家财政的，无论文武，全部淘汰。而且一省之中，既有巡抚又有总督，有时意见不合，事权不能统一，往往导致误国败事。在明代，总督的设置，原本属于朝廷特旨，专门用来统制军队，地方无事，就进行裁撤，而我们清朝却据此作为定制。这样各省总督一职都可以裁撤，只有直隶、四川、甘肃不在此列。第三是安置旗人百姓。旗人百姓散居在各直省省会，另设满城，供给粮食，作为驻防，由将军统领，并辅以左右都统，以加重职守。其立法未尝不好，但二百多年来人口繁衍增多，供给日益微薄，却还让他们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无所事事，专门嬉戏游玩，无异于圈养牲畜。如今内自京师，外自直省，凡有旗人百姓愿意前往开垦的，听其自便。西北一带如西藏、新疆尤其多荒地，确实可以分割土地封给诸王子，如同蒙古四十八旗的制度，增加满洲强族作为辅助，使他们与蒙古、满洲互相联络，声气相通，这也是用来壮大屏藩而增厚势力。第四是废除河工。治理黄河自古没有好方法，其实不外乎孟子所说的，即疏导、浚深、决口、排洪而已。大概水顺其本性则流动，逆其本性则溃决。如今修筑堤防，设置闸门，专门从事堵塞，河身日益增高，河岸日益降低，一旦溃决，沿河数十万生灵都成为鱼鳖。那么为什么不顺着水势而引导它，让它向北流，开通沟渠，西北得以兴修水利，可以种植水稻。这样，大概不至于旱灾时千里赤地，水灾时汪洋泽国。西北的供应全靠转运于东南，况且海运已经实行，漕运可以废除，又何必修筑闸门来蓄水，与水争道呢？每年耗费数千万于河工，毫无成效，无异于用车装金填海，损害国家、使百姓贫困，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议论的人说海运只可在无事时实行，如果漕运的权力掌握在我们手中，老成持重的人谋划国家，认为这是深忧。这不是我所知道的，却不曾不笑他们计策的偏颇。第五是捐弃妄费。从来奢侈起于安逸享乐，节俭生于忧患，而想要崇尚节俭，必须从君主自身开始。每年织造中可减省的减省，可罢免的罢免，不必总是遵循常例。宫中所需应有定数，内务府每年支出多少，而不必向外省索取。各省贡品，看其适宜。其他修造中可节省的，工程中不必兴建的，一概不实行，自然费用不至于浩繁。第六是撤除厘金。厘务的设置，原本因为军需紧迫，不得已作为权宜之计。如今事平之后，久而不撤，且好像视之为利源。数十里的地方，关卡林立，厘厂、税厂征收烦苛，商民交相困苦，行旅怨恨叹息，也不是为政应有的体统，这是苏东坡所说的不能长久的计策。如今的理财者，只看到厘金一废则一省财政将无从支出，不知道那里亏损这里盈余，鸦片税可以加重，而洋酒、吕宋烟都可征税，以收入正供。古代本有丁税，现在全部摊入田亩，然而善于理财的人，丁税的制度还可以循古法恢复，只是不要使之扰民而已，怎知不是补救的一条途径呢？各种弊端既已消除，百利才能兴起。开辟车路以通达平陆，设置电线以加速邮传，开矿务以开采煤铁五金，铸造钱币以便商民、充足国用，实行西北屯田之法以充实营伍、供养额兵，制造机器以兴修织造，允许民间使用轮船以达内河，设立公司以与外洋贸易。然后朝廷之上破格用人，草野之间征举隐逸，选拔贤能豪杰之士，不拘次序提拔任用，或作为将帅之选，或堪出使之才，和睦邻邦柔服远方，抵御外侮保卫疆土。而在东南洋诸岛、新旧各金山都设立领事，以树立国威，以张大国体，收拾中土人心，翼护远方百姓，使声威远及，直至边远之外，通商各国，都简遣使臣前往驻扎。无事时礼乐雍容，有事时甲兵奋武，鹰扬八荒，虎视六合，方才超越汉朝唐朝，驰骋于域外。唉！说不足以见大一统的盛况吗。
兴利
中国地大物博，在地球四大洲中最为富强，只是当权者不能自己掌握利权，
自浚其利薮，而亟为之兴利焉耳。迂拘之士动谓朝廷宜闭言利之门，而不尚理财之说。中国自古以来重农而轻商，贵谷而贱金，农为本富而商为末富。如行泰西之法，是舍本而务末也。况乎中国所产足以供中国之用，又何假外求而有俟乎出洋贸易也哉？呜呼！即其所言农事以观，彼亦何尝度土宜，辨种植，辟旷地，兴水利，深沟洫，泄水潦，备旱干，督农肆力于南亩，而为之经营而指授也哉？徒知丈田征赋，催科取租，纵悍吏以殃民，为农之虎狼而已。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又复大言而不惭，此真今日士子之通病也。如是天下何由而治？盖富强即治之本也。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既能自谋其生以优游于盛世，自然可静而不可动，故舍富强而言治民，是不知为政者也。西北之地，古帝王之所兴，建都立业，南向以驭天下，初何尝转输于东南？今河道日迁，水利不讲，旱则赤地千里，水则汪洋一片，民间耕播至无所施。此当相地所宜，而为民谋生聚之道，使其所产足以自给，或种木棉，或兴织纴，以补其所绌，亦或一道也。利之最先者曰开矿，而其大者有三。一曰掘铁之利。中国产铁之处不可胜计，盖矿中有煤则必有铁。今中国业经设立船厂、炮局、机器所，无不需铁以资熔铸，必取之于英，是以利畀外人也。今我自开铁矿，则一可省各处厂局无穷使费，二可铸造枪炮，建制铁甲、战舰、火轮、兵舶，三可创造各种机器，四可兴筑轮车铁路，而亦可售之于西人，以夺其利。一曰掘煤之利。中国煤矿遍处皆是，西人向者曾遣格致之士细行考察，知中国一省之所产，足以抵欧罗巴一洲而有余。开矿出煤，于中西皆有裨益。何则？西国轮舶往来中土，其所用之煤皆自远运至，其费不赀，一旦设有不给，轮船即不可行，贻误非轻，若中国有煤，则彼取资甚便。西人每请中国开煤矿而不请中国开铁矿，其深谋秘虑，已可窥见其隐。英人本国虽仅屹然三岛，而以煤铁之利雄于欧洲，其煤铁多贩运于各国。中国既有煤铁，则彼贸易亦必稍减。且我有煤铁，而出口之价稍昂，彼亦无如我何，而我得以独收其利矣。一曰开五金之利。云南产铜，山东、山西产金，而烟台一带尤旺，粤东产水银，四川产银，此法人近日周历其地而知之，曾已绘图贴说，邮寄其国。中国诚能亟为开掘以足国课，而广铸金、银、铜三品之钱以便民用，俾易于流通，又何必全恃西国之银圆欤？其次曰织衽之利。织衽必以机器为先，事半而功倍，巧捷异常，而其利无穷。宜度各省所有之物产而设立机房，如织绒则设于天津、直隶，以取口外之羊毛，织布则设于上海、苏州，以就其地之木棉，织绸则设于湖郡、杭州，以购其地之蚕丝。西人贸易于中土者，不过以匹头为大宗，若我自织，则物贱而工省，且无需乎轮船之转运，其价必贬，西人又何能独专其利欤？此外则一曰造轮船之利。令民间自立公司，购置轮船，用以往来内河，转输货物，装载人客，既无虞乎盗贼，亦不费乎日时，此皆轮船之小者也。其大者，亦可上溯乎长江而远至于外洋，载运各货以贸易于欧洲各国，久而行之，其利自溥。一曰兴筑轮车铁路之利。今南北道阻，货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每苦其贩运之烦，劳道途之辽远。自有轮车，而远近相通，可以互为联络，不独利商，并且利国。凡文移之往来，机事之传递，不捷而速，化驰若神。遏乱民，御外侮，无不恃此焉。如谓敌国资其铁路而反可长驱直进，适以因之自敝。此殆不然。铁路虽蜿蜒千里，轮车虽势若奔电，而去其寻丈之路，即车不能纳轨，轮不能骤驰，或投石而斩木焉，即为之阻，又何虑之有？或谓开矿则足以扰民，是鉴于明代之失，而因噎废食也。夫岂无善法以维持之欤？或曰机器行则夺百工之利，轮船行则夺舟人之利，轮车行则夺北方车人之利。不知此三者，皆需人以为之料理，仍可择而用之，而开矿需人甚众，小民皆可藉以糊口。总之，事当创始，
译只要疏通其利益汇聚之处，并迅速为其兴办利事罢了。迂腐拘泥的士人动不动就说朝廷应当关闭谈论利益的门户，而不推崇理财的学说。中国自古以来重视农业而轻视商业，看重粮食而看轻金银，农业是根本的富裕，商业是末节的富裕。如果实行泰西（西方）的方法，这是舍本逐末啊。况且中国所出产的足以供给中国的使用，又何必向外寻求而等待出海贸易呢？唉！即使从他们所谈论的农事来看，他们又何曾考虑过土地的适宜性，辨别种植的作物，开辟荒地，兴修水利，深挖沟渠，排泄积水，防备旱灾，督促农民在田间尽力劳作，并为他们经营和指点教导呢？只知道丈量田地征收赋税，催逼科敛收取租税，放纵凶悍的官吏来祸害百姓，成为农民中的虎狼罢了。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又再说大话而不感到羞愧，这真是今日士人的通病啊。像这样天下怎么能治理好呢？大概富强就是治理的根本。粮仓充实就懂得礼节，衣食充足就懂得荣辱，百姓既然能够自己谋求生计而在盛世中悠闲自在，自然可以安定而不会动荡，所以舍弃富强而谈论治理百姓，这是不懂政治的人。西北之地，是古代帝王兴起、建都立业的地方，面向南方以驾驭天下，当初何曾从东南转运物资呢？如今河道日益变迁，水利不讲求，干旱时赤地千里，水涝时汪洋一片，民间耕种播种以至于无处施展。这时应当考察土地的适宜性，为百姓谋求生聚的方法，使他们所出产的足以自给，或者种植木棉，或者兴办纺织，来弥补其不足，这也是一种途径。利益中最先要做的叫做开矿，其中大的有三项。第一是开采铁矿的利益。中国出产铁的地方数不胜数，大概矿中有煤就一定有铁。如今中国已经设立了船厂、炮局、机器所，没有不需要铁来熔铸的，却一定要从英国获取，这是把利益让给外国人啊。如今我们自己开采铁矿，那么一可以节省各处厂局无穷的开支，二可以铸造枪炮，建造铁甲、战舰、火轮、兵船，三可以创造各种机器，四可以兴修铁路，而且也可以卖给西方人，以夺取他们的利益。第二是开采煤矿的利益。中国煤矿遍布各地，西方人曾经派遣格致（科学）之士仔细考察，知道中国一省的产量，足以抵得上欧洲一洲还有余。开矿出煤，对中西都有益处。为什么呢？西方国家的轮船往来中国，所使用的煤都是从远方运来，费用巨大，一旦供应不上，轮船就不能行驶，贻误非轻，如果中国有煤，那么他们取用就很方便。西方人常常请求中国开煤矿而不请求中国开铁矿，他们的深谋远虑，已经可以窥见其隐秘。英国虽然只有三座岛屿，却凭借煤铁的利益雄踞欧洲，他们的煤铁多贩运到各国。中国既然有煤铁，那么他们的贸易也必然稍微减少。况且我们有煤铁，而出口的价格稍高，他们也无能为力，而我们得以独收其利了。第三是开采五金的利益。云南出产铜，山东、山西出产金，而烟台一带尤其旺盛，广东出产水银，四川出产银，这是法国人近日周游各地而知道的，曾经绘图附说，邮寄回国。中国如果真的能迅速开掘以满足国家赋税，并大量铸造金、银、铜三种钱币以方便民用，使易于流通，又何必完全依赖西方的银元呢？其次是纺织的利益。纺织必须以机器为先，事半功倍，巧妙快捷异常，而其利益无穷。应当考察各省所有的物产而设立机房，如织绒则设在天津、直隶，以获取口外的羊毛，织布则设在上海、苏州，以就地取材木棉，织绸则设在湖州、杭州，以购买当地的蚕丝。西方人在中国贸易的，不过以布匹为大宗，如果我们自己织造，那么物廉价省，而且无需轮船转运，其价格必然降低，西方人又怎么能独占其利呢？此外则一是制造轮船的利益。让民间自立公司，购置轮船，用来在内河往来，转运货物，装载人客，既不用担心盗贼，也不耗费时日，这都是轮船的小用。其大用，也可以溯长江而上远至外洋，载运各种货物以与欧洲各国贸易，长久实行，其利益自然广博。一是兴修铁路的利益。如今南北道路阻隔，货物从便宜处运往昂贵处，从昂贵处运往便宜处，常常苦于贩运的烦劳，路途的遥远。自从有了火车，远近相通，可以互相联络，不仅利于商人，而且利于国家。凡是公文往来，机密事务传递，无不快捷迅速，如神一般。遏制乱民，抵御外侮，无不依赖这个。如果说敌人凭借铁路反而可以长驱直入，正好因此自我损害。这大概不对。铁路虽然蜿蜒千里，火车虽然势如奔电，但去掉其寻丈之路，车就不能入轨，轮就不能疾驰，或者投石斩木，就为之阻断，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有人说开矿足以扰民，这是鉴于明代的过失，而因噎废食啊。难道没有善法来维持吗？有人说机器流行就夺取百工的利，轮船流行就夺取舟人的利，火车流行就夺取北方车夫的利。不知道这三者，都需要人来料理，仍可择而用之，而开矿需要人很多，小民都可以借此糊口。总之，事当创始，
行之维艰，惟能不惑于人言，始能毅然而为之耳。诸利既兴，而中国不富强者，未之有也。
译推行起来非常艰难，只有不被别人的言论所迷惑，才能坚定地去做。各种有利的事情都已经兴办起来，而中国不变得富强的，是没有的。
尚简
隆古以还，靡得而知之矣，唐、虞而降至于三代，其治不相袭。如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至于周末文胜，卮言日出，诸子百家各鸣异说，而朝聘宴享往来酬酢之间，其言词之繁、礼仪之费，徒尚虚文而无实用，其弊至于不可胜言。至祖龙崛起，悉举而付之一炬，此亦势之不得不然者也。盖天下为治无常，质胜则饰之以文，繁极则御之以简。自汉至今，几二千余年，人情之诈伪极矣，风俗之浇漓至矣。律例繁多，刑狱琐碎。文法之密，逾于网罗；辞牍之多，繁于沙砾。动援成法，辄引旧章，令人几无所措其手足。各直省禀报之案，虚词缘饰，百无一真，而更益之以六部之律例纷纭，互相牵制，不知此特便于吏胥舞文弄法，索贿行私，以上下其手而已，非特不能为治，且足以壤政体，而于经国治民毫无裨补。即其下，繁文缛节亦指不胜屈，要不过徒乱人意耳。故吾尝曰，吏胥所据之部例，士子所习之时文，皆可尽付之祝融虐焰中，而后大快也。昔者汉高祖之入关也，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言直捷简快，而其感于人心，已至于浃肌肤、沦骨髓。然则治天下，岂在乎法律之多，足以杜弊而止奸乎？时至今日，在官与在民皆患其繁，势不得不以简御之。其一曰任人。内而天子之权寄于宰相，宰相分之于六部；外而天子之权寄于督抚，督抚分之于牧令。皆必久其期，专其任，虽在远而信之不疑，毋令文法之吏得以掣其肘。既曰破格用人，则所荐举者试之于事，即可不次擢用，而毋令部吏拘以资格。推之于外省调迁委用，亦惟督抚得而持之，一切铨选诸弊端，毋得以挠其间。其一曰设官。请废捐纳一途，而以科甲、保举二者并行。科甲则废斥时文，专尚实学，务求其明晰时务，通达政体，于钱谷兵刑诸大端无所不通，使其于进身之时，即为作官之地，文字则其末也。保举则行古者乡举里选之法，孝弟、经济不专于一门，即使其疲车羸马，庐墓割股，致饰于外，而亦足以厚风俗，正人心，较之无用之时文，相悬奚啻霄壤？若捐纳不废，则官方断不能澄，宦途断不能肃，徒足以病国而殃民。即使此中有才，乡里中岂有不共举之者乎？何事于纳赀为也。其一曰取士。取士不尚乎多，而贵乎有用。今一邑取数十人，而名之曰秀才，其中珠玉与泥沙等耳。且间一岁而取数十人，不数年间，邑中为士者不少矣。为士者多，此民之所以病，而天下之所以乱也。汉家设力田一科，盖欲其无骛乎士之名，而尽其农之实也。取士既废时文，则所以甄别人才者，直言极谏，舆图、象纬，一切专求乎实用。此外则仿效西学，研求西法，务极其精，俾亦得以致身通显，则天下之士无不自奋矣。其一曰练兵。训练水师，整顿陆营，增置战舰。其所用之器，纯以枪炮，而废弓矢刀矛；其所驾之船，纯以轮舶，凡近日所制造者，尽售之于民间，或以供采办运载之用。此外裁汰冗兵，增给军饷，而后营伍无虚名，兵士得以尽心于王事。军中拔擢，以材力、器艺、技巧为先，而兵部但总其大成而已。别开武科，分为三途，一驾驶轮舶也，二制造器械也，三演放枪炮也。此与弓刀石三者，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者，相去不万倍哉。以上四者乃其大纲也，其所以御之者，贵乎简而已矣。至于与泰西诸国交际，则尤当以简为尚。周旋揖让，无徒事乎虚仪，当与之开诚心，布公道，可否决以一言，不必词费也。目今时事正坐坏于羁縻二字耳。曩时主国是者，尚拘泥乎成例，而今成例安在？可见事之不可不变通也。《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非今日之急务哉？而何有乎言说之支离，何有乎文移之往复？其在治民也，于宽大之中隐寓裁制之法，务求其情得以上达，俾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如造轮船，制机器，设银肆，开煤、铁、五金诸矿，出洋行贾，轮舶行驶于内河，许民间设立公司，听其自为，而官常保助之，毋遏抑之。诚如是也，有不国治民安
译崇尚简约
上古时代的情况，现在已经无法知晓了。从唐尧、虞舜之后直到夏、商、周三代，它们的治国方略并不沿袭前代。比如夏朝崇尚忠诚，商朝崇尚质朴，周朝崇尚礼乐文采。到了周朝末年，礼乐文采过度繁盛，荒诞不经的言论层出不穷，诸子百家各自宣扬不同的学说。而在朝廷聘问、宴饮享乐以及往来应酬之间，言辞繁琐，礼仪耗费，只崇尚虚浮的形式而没有实际效用，其弊端多到无法尽数说清。等到秦始皇崛起，将这些全部付之一炬，这也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大概天下治理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质朴过度就用文采来修饰，繁杂到了极点就用简约来驾驭。从汉朝到现在，将近两千年，人情的欺诈虚伪已经登峰造极，风俗的淡薄败坏也到了极点。法律条例繁多，刑狱案件琐碎。法令条文之严密，超过了罗网；公文辞牍之众多，繁于沙砾。动不动就援引成例，辄自引用旧章，让人几乎手足无措。各直省禀报的案件，虚词修饰，百无一真，再加上六部律例纷纭复杂，互相牵制，这不过是方便吏胥舞文弄法、索贿行私，上下其手罢了，不仅不能治理好国家，而且足以败坏政体，对于治国安民毫无益处。即使是下层，繁文缛节也数不胜数，不过是扰乱人心罢了。所以我曾说，吏胥所依据的部院条例，士子所学习的八股时文，都可以全部投入祝融的烈火中焚烧，然后才痛快。从前汉高祖进入关中时，与关中父老约定法律只有三条：杀人者死，伤人和盗窃者抵罪。其言辞直截了当、简明快捷，而感动人心，已经深入肌肤、渗入骨髓。那么治理天下，难道在于法律繁多，足以杜绝弊端、制止奸邪吗？时至今日，官员和百姓都苦于繁杂，形势不得不以简约来驾驭。第一是用人。对内，天子的权力寄托于宰相，宰相分权于六部；对外，天子的权力寄托于总督巡抚，督抚分权于地方长官。都必须延长任期，专任其职，即使身处远方也信任不疑，不要让拘泥文法的官吏掣肘。既然说破格用人，那么所荐举的人经过事务考验，就可以越级提拔，不要让部吏拘泥于资历资格。推广到外省官员的调迁委用，也只听任督抚主持，一切铨选中的弊端，都不允许干扰其间。第二是设官。请求废除捐纳这一途径，而以科举正途、保举这两者并行。科举则废除八股时文，专门崇尚实学，务必要求他们明晰时务，通达政体，对钱粮、军事、刑法等大事无所不通，使他们在入仕之时，就是做官的准备，文章不过是末节。保举则实行古代的乡举里选之法，孝顺悌友、经世济民不局限于一门，即使他们像疲弱的车马，守墓割股，在外表现虚饰，也足以敦厚风俗，端正人心，与无用的八股时文相比，相差岂止是天壤之别？如果捐纳不废除，那么官场决不能澄清，仕途决不能肃清，只会危害国家、殃及百姓。即使其中有人有才能，乡里中难道没有共同推举他的人吗？何必去纳资捐官呢。第三是取士。选拔士人不在于数量多，而在于有用。现在一个县选取几十人，称之为秀才，其中珍珠美玉与泥沙等同。而且每隔一年选取几十人，不出几年，县中为士的人就不少了。为士的人多，这是百姓所以痛苦、天下所以混乱的原因。汉朝设立力田科，大概是希望他们不追求士人的虚名，而尽到农夫的实质。选拔士人既然废除了八股时文，那么用来甄别人才的标准，就是直言极谏，地图、天文历算，一切专门追求实用。此外则仿效西方学问，研究西方方法，务必达到精通，使他们也能借此显达，那么天下的士人没有不自强奋发的。第四是练兵。训练水师，整顿陆军，增置战舰。所使用的武器，纯粹用枪炮，而废除弓箭刀矛；所驾驶的船只，纯粹用轮船，凡是近日所制造的，全部卖给民间，或者供采购运输之用。此外裁减冗兵，增加军饷，然后军营没有虚名，士兵得以尽心于王事。军中提拔，以材力、器艺、技巧为先，而兵部只总揽大局而已。另外开设武科，分为三途：一是驾驶轮船，二是制造器械，三是演放枪炮。这与弓刀石三者，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相比起来难道不相差万倍吗？以上四点是大纲，驾驭它们的原则，贵在简约罢了。至于与西方各国交往，更应当崇尚简约。应酬揖让，不要只做虚礼，应当对他们开诚布公，秉持公道，可否决断于一句话，不必浪费言辞。目前时事正坏在“羁縻”二字上。从前主持国是的人，还拘泥于成例，而现在成例在哪里？可见事情不可不变通。《易经》说：“穷尽则变，变则通。”这不是今天的急务吗？哪里还有言论的支离破碎，哪里还有公文的往复往来？在治理百姓方面，在宽大的政策中隐含裁制的法则，务必使民情能够上达，使上下之间不至于隔阂。比如制造轮船，制作机器，设立银号，开采煤、铁、五金等各种矿产，出海经商，轮船在内河行驶，允许民间设立公司，听任他们自行作为，而官府常常保护辅助他们，不要遏制压抑他们。如果真的这样，难道会有国家不治、百姓不安的情况吗？
停捐纳
天下自捐纳之开，朝廷之上，几有市道焉。内官自郎中始，外官自道员始，以次递下，一切皆有价值，而更复减价折值以广招徕。从此守财之虏、纨绔之子，只须操数百金、数千金、数万金，以输之部，立可致荣显，朝犹等于负贩，夕已列于搢绅矣。其用赀尤多者，即可领凭赴任。其指省分发，需次省坦者，亦复随行逐队，听鼓应官，公然以为民上自居矣。但得与上游相识，或有世交旧谊，立可得优差，或分派之厘税各厂，月取数十金或百余金。而问其果皆实心办事否，则月至不过数日，余皆委之司事而已。各厂事简而人众，不过上游以此为调剂而已，其所以糜费朝廷之府库者，不知凡几，是挟数百金、数千金，而月收其利至于无算。但在厂当差数年，而捐纳之赀早已全偿，及其挨班得缺，取盈于民，尚忍言哉。近日行捐员考试之法，以观其通否，而所出之题则策论也。闻悉系倩人代作，不过照例纳金以饱阍役之囊橐而已。若是者，仍非甄别以文字，而仍索取其货贿也。其有不觅代倩，不纳苞苴者，则必墨污其卷，涂改其字，俾置劣等，盖法立而弊生如此。夫所谓捐纳者，原与科甲不同，使必能以文字争长，则又何必舍科甲而就捐纳哉？今必试之以必不能之事，而曰不能则汰之，是亦冤矣。况乎居官莅民，独在区区之文字乎？其见亦傎矣。为上游者，独不可于接见之顷，询之以时务，试之以谳狱，示之以疑难案牍。只于数语之间，即可觇其才识，自此二三次或四五次，其胸中所蕴，能堪治民与否，当必昭然洞悉。才者进之，不才者退之，固易易耳。无奈今之为上游者，只以情面为瞻徇，请托为引援，钻营为阶进，财贿为升擢，逢迎结纳为与畀，惟便其一己之私而已。其所谓贤者未必贤，所谓才者未必才，官方何由澄叙，宦途何由整肃哉？原夫捐纳之初，已以利始，至此而责其志趣卑污亦晚矣。捐纳之弊，大者病国殃民，小者空糜廪禄，故不废捐纳，天下终不得治。然则今日各省所有之捐员，将尽沙汰之乎，抑另试之以别事，使其各效奔走乎？吾请为上者大加察核，汰其不肖、不才、不能者，而擢用其贤者、才者、能者。沿海之地则先试之以洋务，其在他省则先以理财各事试之，果其不竞不贪，而后委之以民事，必倍昭其郑重，而彼自奋矣。或曰，为仕者贵乎通达政体，明察利弊，以爱民之实心，行爱民之实政。往往见科甲出身者，仅知诵读时文，迂腐之气，不可向迩，否则自恃为正途人员，骄凌贪愎，为人所不敢为。而捐员之抚字催科，反出其上，故才居报最行堪卓异者，多出之捐员之中。是则何途无才，捐员何不可与科甲、保举两途齐驱并驾哉？不知捐员之自拔于寻常者，千百中之二三而已，其足以坏国家之大体，为盛德之深累者，实无穷也。蒙故以为捐纳一途，万不可不停。然则今日之军需兵饷所以补苴正赋者，将从何出？此时帑项已极形其支绌，再裁此款，其势实难，此筹国是者断不肯听也。吾以为无难也。捐纳一途，但当如汉家纳粟之例，畀以虚衔而不能给以实缺，此外则如虞廷金作赎刑之例，但许赎罪而不能求官。且每年诏各直省督抚，痛裁糜费，厘税各厂，止设一官以专责成，其余一切罢之，即以羡余归之国家。且亦思捐例日开，捐员日多，现已有壅挤之患，再阅数十年，将所谓官者满街悉是，遍地皆然，烂羊续貂之诮，重见于今日矣，岂盛朝之所宜有哉？矧乎兴利之法，于今实多，又何必鬻爵售官，至于累民病国？如开辟矿务，整顿鹾纲，鼓铸钱文，皆今日之要务也，何不次第而举行之？呜呼！宜废者不废，此民生之所以日敝，国计之所以日绌也；当行者不行，此财源之所以日竭，利权之所以日落也。徒令天下有心人抚怀宦习，蒿目时艰，虽焦唇敝舌，大声疾呼，而终至于无如何也。
设官泰西上
我国自与泰西通商以来，中外交涉之事亦正多故矣，于是议者遂谓中外之相隔阂，固由于语言文字之
译停止捐纳制度
天下自从开放捐纳以来，朝廷之上，几乎充满了买卖交易的习气。内廷官员从郎中开始，外朝官员从道员开始，依次往下，所有职位都有标价，而且又降低价格、折算价值以广泛招揽。从此，那些守财奴、纨绔子弟，只需拿出几百两、几千两、几万两银子，缴纳给户部，立刻就能获得荣耀显达，早上还如同小贩，晚上就已经位列士大夫了。那些出资特别多的人，就可以领取凭证赴任。那些指定省份分发、在省城等待补缺的，也随着队伍，听候点名应差，公然以百姓的上级自居了。只要与上级官员相识，或者有世交旧谊，立刻就能得到优差的差事，或者被分派到厘税各厂，每月收取几十两或一百多两银子。如果问他们是否真的实心办事，那么每月不过去几天，其余都委托给办事人员罢了。各厂事务简单而人员众多，不过是上级以此作为调剂手段，他们耗费朝廷府库的钱财，不知有多少，这是拿着几百两、几千两银子，而每月获取的利益却无穷无尽。只要在厂里当差几年，捐纳的资本早已全部收回，等到轮班得到实缺，从百姓身上搜刮以满足私欲，还忍心说吗？近日实行捐纳人员考试的方法，以观察他们是否通达，而出题则是策论。听说都是请人代写，不过是照例缴纳金钱以填满守门人的口袋罢了。像这样，仍然不是用文章来甄别，而是索取他们的贿赂。那些不找代笔、不送贿赂的，必定被墨污试卷，涂改字迹，使他们被列入劣等，大概法令一立弊端就产生，情况就是这样。所谓捐纳，原本与科举不同，如果一定要能用文章争高下，那么又何必舍弃科举而选择捐纳呢？现在一定用他们必定不能做到的事来测试他们，并且说不能就淘汰他们，这也是冤枉啊。况且做官治理百姓，难道只在于区区文章吗？这种见识也太荒谬了。作为上级官员，难道不能在接见的时候，询问他们时务，测试他们断案，展示给他们疑难的案卷。只在几句话之间，就可以观察他们的才识，这样两三次或四五次，他们胸中蕴藏的才能，能否治理百姓，应当必然清楚地了解。有才能的提拔，没有才能的罢退，本来很容易啊。无奈现在作为上级官员的，只以情面来徇私，以请托来引荐，以钻营为晋升阶梯，以财贿为升迁手段，以逢迎结纳为给予差事，只是为了便利自己一人的私利罢了。他们所谓的贤人未必贤，所谓的人才未必有才能，官场怎么能澄清整顿，仕途怎么能整肃呢？推究捐纳的初衷，已经以利开始，到这个时候指责他们志趣卑污也太晚了。捐纳的弊端，大的危害国家祸害百姓，小的白白浪费俸禄，所以不废除捐纳，天下终究不能治理。那么今天各省所有的捐纳官员，是要全部淘汰吗，还是另外用别的事来测试他们，使他们各自效力奔走呢？我请求上级大大地考察核实，淘汰那些不贤、无才、无能的人，而提拔任用那些贤、有才能、有能力的人。沿海地区就先试用他们处理洋务，其他省份就先试用他们处理理财各事，如果确实不竞争不贪婪，然后委托他们处理民事，必定更加显示郑重，而他们自然奋发努力了。有人说，做官贵在通达政体，明察利弊，以爱民的实心，实行爱民的实政。往往看到科举出身的人，只知道诵读时文，迂腐之气，令人难以接近，否则自恃是正途人员，骄横贪婪固执，做别人不敢做的事。而捐纳官员在安抚百姓、催缴赋税方面，反而超过他们，所以才能位居最优、行为堪称卓异的，多出自捐纳官员之中。这是说哪条途径没有人才，捐纳官员为什么不能与科举、保举两途并驾齐驱呢？不知道捐纳官员中自拔于寻常的，千百人中不过两三个而已，他们足以破坏国家的大体，成为盛德的深重累赘，实在是无穷尽的。蒙故认为捐纳这一途径，万万不可不停止。那么今天军需兵饷用来弥补正赋的，将从哪里出呢？此时国库已经极其支绌，再裁减这项收入，形势实在困难，筹划国事的人断然不肯听从。我认为并不难。捐纳这一途径，应当像汉代纳粟的例子，给予虚衔而不给予实缺，此外就像虞朝金作赎刑的例子，只允许赎罪而不允许求官。并且每年诏令各直省督抚，痛切裁减浪费，厘税各厂，只设一个官员以专责成，其余全部罢免，就把盈余归给国家。并且也要想到捐例日益开放，捐纳官员日益增多，现在已经有了壅塞拥挤的祸患，再过几十年，将所谓官员满街都是，遍地都是，烂羊续貂的讥讽，重新出现在今天了，难道是盛世朝廷所应该有的吗？况且兴利的方法，现在实在很多，又何必卖爵位卖官职，以至于累民病国？如开辟矿务，整顿盐政，鼓铸钱币，都是今天的要务，为什么不依次举行呢？唉！应该废除的不废除，这是民生日益败坏、国计日益匮乏的原因；应当实行的不实行，这是财源日益枯竭、利权日益衰落的原因。白白让天下有心人怀抱宦海习气，忧目时艰，虽然焦唇敝舌，大声疾呼，而最终无可奈何。
设立官职于泰西上
我国自从与泰西通商以来，中外交涉的事情也确实很多了，于是议论的人就说中外之间的隔阂，固然由于语言文字的
不同，而亦由于声气之不通也，莫如遣使驻扎各国都城，而于华人汇聚之地，简派干员，设立领事，藉以为之保卫。此议一兴，论者以为然，于是朝廷简贤任能，各授以职，固有意乎经营远略，而骎骎乎驰域外之观矣。顾或者以为，吾观泰西列邦之通商人国也，商之所至，兵亦至焉，无不驻战舰，设水师，置火器，往来络绎，隐然若备敌国，一有龃龉，兵锋立启。彼以为非如是，则不足以张国体，树国威。往者彼国之行贾于印度、东南洋也，率皆拱手以听命，于是蚕食鲸吞，据为己有，隶入版图。故欧洲各国所临其地之人，无不畏威奉令，退让慑服之弗遑。泰西之以兵力佐其商力也如此。若我国则不然，仅恃一介之使，天朝之命而已。其持节而至泰西也，即附乘其邮舶而行，一切咸赖西人为之调度。昔蔡侯、许男二国君也，以其同乘楚车，谓之失位，故不书于《春秋》。今钦使领事附乘西航，何以异是？则其衔命之初，已无威仪之足慑，又何论其他？至于领事所治者，商务也。若华民之至外土者，类皆潦倒困穷，流离颠沛，计无复之，远泛重瀛，以期缓死须臾而已，掘金而外，工匠、农役为多，安得有巨力者出其间？且其人，类皆顽愚凶悍，习与性成，在内地犹难加以约束，况其出乎数万里之外哉？既无名分之相系，又无势力之相维，一旦交涉事起，殊难措办。至于新嘉坡、槟榔屿、噶罗巴、东南洋诸岛，虽多闽、粤之人寄居，顾其人，类皆购田园，长子孙，数世相承，有在其地二百余年而不归者，率入英籍，为其管辖，所异者不过衣服、饮食、文字、语言尚如其旧耳。今我国设有领事以临之，恐未必为我所用也。或谓华民之流寓于各处者，不下数百余万，其中岂无魁硕贤豪，杰然特出，为众望之所孚，舆情之克协者乎？倘国家赐以尺一之书，立为领事，使之总理各务，必能施措裕如，折冲御侮，为邦家光。近如新嘉坡之黄君、越南之张君、旧金山之刘君，皆其卓卓者也。我国家如欲设立领事，何不使之前驱先导，辟莽披榛，以致其成效乎？吾以为此说亦未必然也。盖彼之所以取信于西人者，不过在贸易场中焉耳，于国家政事体裁未必能知之也。且彼声誉之来，乃由倚赖西人而致，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即使一旦畀以重任，亦复奚裨？试观出入西人之门者，其料事非不明，论事非不精，人人无不以为熟悉洋务，及既筮仕服官，而其设施展布，绝无所异于人。何则？其于一切消息，不能随事而通也，不能随人而访也。如是，局中之所事，实异局外之所闻可知矣，又何怪其昔昭昭而今昏昏也？吾见如是者盖不一其人矣。然则洋务岂易言哉？况乎出使远国，保持商旅哉。呜呼！立国以自强为先，在乎己者能有恃以无恐，而其余自无不举矣。
译情况不同，但也因为声气不通畅，不如派遣使节驻扎在各国都城，而在华人聚集的地方，选拔干练的官员，设立领事，借以保护他们。这个提议一经提出，议论的人都认为可行，于是朝廷选拔贤能，分别授予职务，原本就有经营长远战略的意图，而且渐渐有了拓展海外视野的趋势。
然而有人认为，我看泰西各国通商于他国时，商人到哪里，军队也到哪里，无不驻扎战舰，设置水师，配备火器，往来频繁，隐隐约约像是在防备敌国，一旦发生摩擦，战事立刻开启。他们认为不这样做，就不足以彰显国家体面，树立国家威望。过去他们国家的商人在印度、东南洋经商，都拱手听命，于是蚕食鲸吞，据为己有，纳入版图。所以欧洲各国所管辖的地方的人，无不畏惧威势、服从命令，退让屈服都来不及。泰西用兵力辅助商力的情况就是这样。
如果我国则不然，只依靠一个使者，凭借天朝的任命罢了。他手持符节到达泰西，就搭乘他们的邮船而行，一切都依赖西人来调度。从前蔡侯、许男是两个国君，因为他们同乘楚国的车，被称为失位，所以《春秋》不记载。现在钦差和领事搭乘西人的船，与这有什么不同呢？那么他们在接受使命之初，就已经没有足以震慑人的威仪，又何况其他呢？
至于领事所管理的，是商务。如果来到外国的华民，大多潦倒困穷，流离失所，走投无路，远渡重洋，只希望暂缓死亡片刻罢了，除了挖金矿的人之外，工匠、农奴居多，怎么会有大力士出现在其中呢？而且这些人，大多愚顽凶悍，习惯成自然，在内地尚且难以约束，何况他们身处数万里之外呢？既没有名分上的联系，又没有势力上的维系，一旦发生交涉事件，实在难以处理。
至于新加坡、槟榔屿、噶罗巴、东南洋各岛，虽然有很多闽、粤人寄居，但这些人，大多购置田园，繁衍子孙，几代相承，有在当地两百多年而不回国的人，大多加入英国籍，受其管辖，不同的不过是衣服、饮食、文字、语言还保持旧俗罢了。现在我国设立领事来管辖他们，恐怕未必能为我所用。
有人说，华人流寓在各地的，不下数百万，其中难道没有魁梧贤豪，杰出特异，为众人所信服，能协调舆情的人吗？如果国家赐予诏书，任命为领事，让他总理各项事务，一定能从容应对，抵御外侮，为国家增光。近来如新加坡的黄君、越南的张君、旧金山的刘君，都是杰出的人。我国如果想设立领事，为什么不让他们先驱先导，开辟道路，以达到成效呢？我认为这种说法也不一定正确。
因为他们之所以取得西人的信任，不过是在贸易场所罢了，对于国家政事的体制未必能了解。而且他们的声誉，是靠依赖西人而获得的，赵孟所看重的，赵孟也能轻视，即使一旦赋予重任，又有什么益处呢？试看出入西人门庭的人，他们料理事物并非不明，议论事情并非不精，人人都认为他们熟悉洋务，等到他们任职为官，而他们的施政举措，与普通人毫无区别。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于各种消息，不能随着事情而通达，不能随着人而探访。像这样，局中人所做的事，确实与局外人所听到的不同，又有什么奇怪他们过去明白而现在糊涂呢？我见到这样的人不止一个。
那么洋务难道容易谈论吗？何况出使远国，保护商旅呢。唉！立国以自强为首要，在于自己能够有所依靠而不恐惧，其余自然没有不成功的了。
设官泰西下
中国地大人众，实为全地球之冠。以人数而论，几足以抵欧罗巴一洲，泰西诸大国无一能与之颉颃者。即以粤东一省言之，前时户口之数书于版籍者，不过三百万，今则几不下三千万。无论通都大邑人居稠密，即巨乡重镇亦皆有十数万众，其散而之四方者，莫能稽也。至其谋生海外，寄处于遐陬绝峤者，更不知凡几。大抵近自东南洋各海岛，如越南、暹罗、新嘉坡、槟榔屿、噶罗巴、非里比纳、婆罗洲、苏门答腊等处，远如澳大利亚岛、嘉厘符尼亚、秘鲁、古巴等处，统计之不下数百余万。而每岁附蕃舶以往者，犹络绎不绝于道。香港一孤岛耳，时为盗贼之巢穴，兽所嗥，兔所窟。乃自英人开辟以来，诛草莱，平荦确，建室庐，楼台四重，金碧巍焕，而华人趋之如鹜集，至今生齿渐众，已约十三四万，然犹曰此与内地毗连尚近也。东南洋中，凡西人所辟之埠，非华人旅处，不能成聚落，盖西人不过十之二三，华人则十之六七焉。华人至其地，即为其民，一切皆归其钤束。华人皆以为彼西官自能保卫维持，久已相安若无事。惟美国之嘉厘符尼亚一部，华人旅居者，近为埃利士土人所苛待，窘逐困迫，屡濒于危，由是喁喁向望，冀中朝遣使遥临，藉以镇抚而安集之。此人穷则呼天，疾病则呼父母也。古巴、秘鲁之为佣者，日遭虐待，困苦颠连，暗无天日，亦无日不冀天使之来，以拔之水火而登之衽席。今我国家眷顾苍黎，不忍以数百万赤子远弃之海外，特议简星使，设领事，以为保持计，其恩德汪洋膏泽，滂沛斯民，虽捐糜踵顶，亦不足以报万一。然而当斯任者，则甚难也。其在东南洋各岛者，既不能尽归我国领事所约束，而其备于异域者，身在槛阱，欲赎而脱其系，又非中朝力之所能及也。是则领事之设，亦惟虚位备员而已，于海外之民曾亦何补？一有龃龉，反足以损国体而失国威。或曰，泰西诸邦通商于吾中土者，未必尽强国也，如葡、比、嗹、瑞，蕞尔弹丸，亦不过比之滕、薛、邾、莒而已，而每遇事故，辄作飞扬跋扈状，吾中国亦无如何也。英、德、俄、美、普、澳，领事之权几与公使等，凡有所请，无不曲从。西商之来者，亦未必尽遵矩矱而守条教，其所谓入国问禁者无有也，惟径行其西律而已，中朝之律法禁令何尝能加于其身，是固何所恃而不恐哉？则曰彼盖以兵力佐其商力也。调水师，驻战舰，隐然若备敌国，而官吏廉俸、兵士饷糈，一皆取之于商人，而无烦其朝廷之擘画也。而谓海外华民能之乎？华民之至海外者，大抵皆赤贫无赖，计无复之，然后去亲爱，狎波涛，以一死作孤注。其中间有获巨赀者，则即以此为乐土，托西籍以自庇。其在彼处所以绳之者，西法也，讼狱之事，西官听之，虽设领事，岂能为之袒护？徒观其荷桁杨入缧绁而已矣。其在穷迫之民，宛转呼号，以诉于领事之前，领事其能代为设法乎？博施济众，尧、舜犹病，惟有以此自解耳。领事既无利权，又无兵威，形格势禁，孤立无援，言语之不通，文字之不知，亦犹等诸木偶而已。或曰，嘉厘符尼亚一部，华人之殷富者未尝无人，况集腋成裘，积小成大，未尝不可为领事助。不知享其利而不能御其害，安其乐而不能免其灾，愈以解华人之体而贻外邦嗤笑耳。埃利士人之凶横，美官尚不能制，美廷明知其故，而反欲改易和约，以为弥缝，则亦大略可知矣。总之，其弊所由，则在西人至中国，则称之为彼国之商，贵逾上宾；华人至西国，则比之于己国之民，贱等仆隶。积重难返，无可挽回。有心人每论及此，无不吁嗟太息而并不欲见闻也。今请一言以蔽之曰，欲保民于海外，法立而威行，则莫如由自强始，而自强则在得人而已。
遣使
泰西诸国以通商为国本，商之所至，兵亦至焉。设官置守，隐若敌国，而官之俸糈、兵之粮饷皆出自商，国家无所糜其帑项也。商力富则兵力裕，故商人于国中可以操议事之权，而于外也亦得以割据土
译在泰西各国设立官职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确实是全地球之冠。以人口数量而言，几乎足以抵得上整个欧洲，泰西各国的强国无一能与之抗衡。即便仅以广东一省来说，过去登记在册的户口不过三百万，如今却不下三千万。无论是四通八达的大都市，还是人口稠密的巨乡重镇，都有十几万人，那些散居四方的人更是无法统计。至于那些谋生海外、寄居在偏远绝域的人，更是不知有多少。大致说来，近则东南洋各海岛，如越南、暹罗、新加坡、槟榔屿、噶罗巴、菲律宾、婆罗洲、苏门答腊等地，远则澳大利亚岛、加利福尼亚、秘鲁、古巴等地，统计起来不下数百万人。而且每年搭乘外国商船前往的人，仍然络绎不绝。香港不过是一座孤岛，曾是盗贼的巢穴，野兽嚎叫，兔子打洞。然而自从英国人开辟以来，清除杂草，平整崎岖之地，建造房屋，楼台高耸，金碧辉煌，华人像鸭子聚集一样蜂拥而至，至今人口逐渐增多，大约已有十三四万人，但还说这里与内地相连尚近。在东南洋中，凡是西方人开辟的港口，如果没有华人旅居，就不能形成聚落，因为西方人不过占十分之二三，华人则占十分之六七。华人到了那里，就成为那里的百姓，一切都受其管辖。华人都认为西方官员自能保卫维持，长久以来相安无事。只有美国加利福尼亚一带，旅居的华人近来受到埃利士土人的苛待，被逼迫驱逐，屡次濒临危险，因此殷切盼望，希望朝廷派遣使者远临，借此镇抚安抚他们。这是人穷困时呼天，生病时呼父母的情形。在古巴、秘鲁做佣工的人，每天遭受虐待，困苦潦倒，暗无天日，也没有一天不盼望天使到来，将自己从水火中救出，安置在安稳之处。如今我国关怀百姓，不忍将数百万子民远远抛弃在海外，特意商议选派星使，设立领事，作为保护他们的计策，其恩德如汪洋般浩大，如膏泽般滋润，充沛于百姓之中，即使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万一。然而担任此职的人，却非常困难。那些在东南洋各岛的华人，既不能完全归我国领事管辖，而那些在异域备役的人，身陷牢笼陷阱，想要赎身解脱，又不是朝廷力量所能做到的。这样看来，设立领事，也不过是虚设职位充数罢了，对海外百姓有什么补益？一旦发生龃龉，反而足以损害国家体面，丧失国家威望。有人说，泰西各国与我们中国通商的，未必都是强国，如葡萄牙、比利时、瑞典、瑞士，不过是弹丸小国，也就相当于滕、薛、邾、莒那样的小国，但每逢事故，辄作飞扬跋扈之态，我们中国也无能为力。英、德、俄、美、普鲁士、奥地利，领事的权力几乎与公使相等，凡有所请求，无不曲意顺从。前来通商的西方商人，也未必都遵守规矩法度，他们所谓的“入国问禁”根本不存在，只径直执行西方的法律，朝廷的法律禁令何曾能施加于他们身上，这究竟凭借什么而无所畏惧呢？回答说，他们是凭借兵力来辅助商力。调派水师，驻扎战舰，隐隐然如同防备敌国，而官吏的薪俸、士兵的粮饷，全都取自商人，无需朝廷筹划。难道海外华人能做到这样吗？去海外的华人，大都是赤贫无赖，走投无路，然后离开亲人，冒险涉海，以死作为孤注一掷。其中偶尔有获得巨额财富的人，就以此地为乐土，依托西方籍贯来自我庇护。在那里约束他们的，是西方法律，诉讼案件由西方官员审理，即使设立领事，怎能替他们袒护？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戴上枷锁、陷入牢狱罢了。那些穷困潦倒的百姓，辗转呼号，向领事申诉，领事能替他们想办法吗？广泛施舍救济众人，尧、舜尚且感到困难，只能以此自我开解罢了。领事既无利权，又无兵威，形势所迫，孤立无援，语言不通，文字不识，也就如同木偶一般。有人说，加利福尼亚一带，华人中殷实富有的并非没有，况且集腋成裘，积小成大，未尝不可作为领事的助力。殊不知享受利益而不能抵御祸害，安于快乐而不能免除灾难，只会更加瓦解华人的体面，招致外邦的嗤笑。埃利士人的凶横，美国官员尚且不能制服，美国朝廷明知其故，反而想要修改和约，以此弥补，大概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总之，弊端产生的原因，在于西方人来到中国，被称为别国的商人，尊贵超过上宾；华人来到西方国家，被比作本国的百姓，低贱等同于仆隶。积重难返，无可挽回。有心人每当论及此事，无不叹息感慨，甚至不愿听闻。现在请用一句话概括：想要保护海外百姓，法令确立而威权施行，不如从自强开始，而自强关键在于得人。
派遣使者
泰西各国以通商为国家根本，商人到哪里，军队也到哪里。设立官职，配置守卫，隐隐然如同敌国，而官员的薪俸、士兵的粮饷都出自商人，国家不耗费国库的钱财。商力富裕则兵力充裕，所以商人在国内可以掌握议事之权，在国外也能割据土地
地，经营城邑。如英之于阿美利加洲、于五印度，何尝不如是哉？近来情形虽已稍变，而商人固犹主持其间也。惟我中国则不然，重本而抑末，且商人亦绝少远贾于外者。今者海市宏开，泰西各国皆聚于一中国之中，通商口岸无不各设领事，著名大国无不互简公使，驻扎京师，往来兵舶，络绎不绝。而我国商人，从未闻有行贩于重瀛者，东南洋各岛及古巴、秘鲁、美之嘉厘符尼亚、纽约等处，所有华人皆亡命流离，计无复之，而飘零于海外者也，绝无所谓有身家名望者在其中也。故中国设立领事，简遣公使，或有以为是者，或有以为非者。盖无兵舶以为之翊卫，则不足以张国威；无商务以为之经营，则不足以裕经费。其势几同于孤立，一有龃龉，且亵国体。不知领事之设，所以司理商情，所系尚轻，公使之遣，则恭承简命，职重分尊，专以固好修睦，筹画军国重务。苟我国中有中外交涉之事，其中曲折是非所在，可以与彼国大臣面为敷陈，否则亦可陛见国王，布宣壹是。而所刊日报之中，如其议论未遵乎持平，是非有同乎倒置者，可以立为驳斥，俾通国之人见之而晓然。此所以达外情于中朝，而即所以布中情于远地也。如是则既不至于隔阂，又何事于纷争？故遣公使驻扎各都，于国事要非无裨者也。今通商诸国，其事变众多交际殷繁者，莫如英、法、俄、普、美，简遣公使，亦惟此五国为先，其他尚可从缓，此原权宜通变之道也。若以为非成例所宜，则今日通商一切诸事，请增埠，请驻京，其余纷纷上渎者，岂皆列祖列宗时固有例可援耶？何为乎既请而辄许也？总之，事贵因时以变通，道在与时而消息。先时而能通者，圣人也；后时而不违者，贤人也。时之为义大矣哉。呜呼！察几审势，此中自有权衡，安可与泥古非今者同日语哉？
译经营城邑土地，就像英国在美洲、在印度那样，何尝不是如此呢？近来情形虽然已经稍有改变，但商人仍然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只有我们中国却不是这样，重视农业而抑制商业，况且商人也极少到远方去经商。如今海外贸易市场广泛开放，西方各国都聚集在中国境内，通商口岸无不各自设立领事，著名的大国无不互相派遣公使，驻扎在北京，往来的军舰，络绎不绝。而我国的商人，从未听说有到远洋去贩卖货物的，东南洋各岛以及古巴、秘鲁、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纽约等地，所有的华人都是逃亡流离、走投无路而漂泊在海外的人，绝对没有什么有家室名望的人在其中。所以中国设立领事、派遣公使，有人认为是的，有人认为是错的。大概没有军舰来护卫，就不能够彰显国家威仪；没有商务来经营，就不能够充裕经费。其形势几乎如同孤立无援，一旦发生摩擦，就会亵渎国家体面。却不知道设立领事，是用来处理商情的，关系尚轻；派遣公使，则是恭敬地承受朝廷任命，职责重大身份尊贵，专门用来巩固友好、修睦关系，筹划军国重要事务。如果我国有中外交涉的事情，其中的曲折是非所在，可以当面与该国大臣陈述，否则也可以觐见国王，宣扬统一的是非标准。而在所刊印的日报中，如果其议论不遵循公正持平的原则，是非如同颠倒，可以立即予以驳斥，使全国的人看到后都明白。这就是用来将外国的情况传达给朝廷，也就是用来将朝廷的情况宣示到远方的原因。像这样既不至于产生隔阂，又何须发生纷争呢？所以派遣公使驻扎在各都城，对国家大事并非没有益处。如今通商的各国中，事变众多、交际频繁没有超过英、法、俄、普、美五国的，派遣公使，也只有这五国优先，其他还可以暂缓，这本来是权宜通变的方法。如果认为这不是成例所允许的，那么今天通商的一切事务，请求增加口岸，请求驻京，其余纷纷上奏请求的，难道都是列祖列宗时固有的成例可以援引的吗？为什么既然请求就立刻允许呢？总之，事情贵在因时而变通，道理在于随时代而消长。在时机到来之前就能通达的，是圣人；在时机过后而不违背的，是贤人。时机的意义真是重大啊！唉！察知细微征兆、审度形势，这里自然有权衡，怎么可以和拘泥古法、非议今事的人同日而语呢？
使才
泰西诸国往来，首重通商，于是简公使设领事以联络之。公使总其大，领事治其繁，而交际之道寓焉，盖亦以礼维持之而已。使臣以忠诚外结异国之知，内为朝廷耳目之寄，诸国有意外大事，立即奏闻，其职綦重焉。领事则在保卫商贾，护持贸易，有事则据公法和约为办理，或有不行，则禀陈己国使臣，或转请之外部大臣，以俟裁决，此其大略也。惟是保商贾兴贸易者，固使臣、领事也，而远卫使臣、领事，使其威令得行者，则水师兵力也。水师、陆营以兵战，以力战，以出奇行诡战；使臣领事以笔战，以舌战，以心战，此所谓驾驭于无形，战胜于不兵。况西国使臣、领事设立已久，应办各事均有成章，且国步富强，在外商民均知法守，其办理交涉各事易若转圜。今日者，我国公使远行，领事出驻，为从来未有之创举，兼以中外异形，强弱异势，既无成法之可循，抑且远情之未浃。所驻之处，商舶未闻其时至，水师徒属之空谈。又在外商民率皆亡命无赖，结党肆行，淫博酗悍，靡所不为，而在中国之绅民，又复罔知顾虑，动与西人为难，一遇交涉事起，辄形掣肘。中西所立使臣、领事，其难易判然若此。吾窃以为无难也，在乎任用得人而已，其大要不外乎守约持礼，结信树威，达内事于外，通外情于内而已。今西国使臣之在中国也，动恃一己之见，辄肆欺凌，彼国朝廷多未之知也。夫中西之所以隔阂者，原以语言文字之不同耳。每岁西人在中国所行之事，其有关于中外交涉，而或未循乎约章，显悖乎和谊者，不妨备刊日报，俾其国人见之，庶知选事生衅者，咎不在华人而实在西人也，此所谓达内事于外也。使臣行辕宜设译官数员，汇观各处日报，而撷取要略译以华文，寄呈总理衙门，则泰西迩日之情形，正如犀燃烛照，无所遁形。即遇交涉之事，胸中自具成竹，此所谓通外情于内也。商力、兵力、使臣才力，虽互相表里，然有时亦不尽以势力行事。如美索逸犯芝士露，而英必谓依其国例，所交之犯毋许治以别罪。惟美人不可，谓例一国所颁私也，约两国所立公也，且立约在前而颁例在后，何得以例废约？英卒不从，两国遂将和约删除，此不以兵力之一证也。要之，使臣固当熟谙和约，详稔公法，审时度势，察机观变，以忠信笃敬，上结主知。泰西历来使才，均极一时之选。今我朝事当创始，尤宜郑重，遴正人，清流品，采声望，慎名器，毋使夤缘竿牍者，逞游说而恣簧鼓。盖简拔不精，登用太杂，收罗过广，升擢近滥，恐有以亵国体之尊严而贻远方之口实。今我国人才彪蔚，炳炳麟麟，文章经济足以华国而耀远者，讵乏其人？将见后来宣上德而树远威，必有班定远、傅介子其人者出焉，引上国以自重，辑强邻以来归，必有随何、陆贾其人者出焉。惟是维持使臣虽不尽在兵力，而指授机宜，则实系于总理衙门，故诸国部臣中以外部为最重。普相俾思麦之总理外部也，知俄人久存窥伺印度之心，于是貌与俄亲，以坚其兼并之志。俄人遂唆土耳其两教相争，而其乱以作，知英未尝须臾忘保印度也，阴怂英廷购受苏彝士河，以壮其拒俄之怀。于是英、俄遂有不并立之势，而又授意国中日报，屡言俄人在新疆辟路往印度，以激英之怒，及英相识其行间，而嫌衅已构，难以骤为挽回矣。若夫本国之事、西国之情，彼此皆宜速付邮筒，以通消息，故于亲疏强弱之际，所以待之者高下适宜，轻重各当。夫有使才而无兵力固不可，有兵力而无使才亦不可。法使边尼德体轻写约稿，徒为人绐，见哂邻邦，贻误本国。至如英使意理葛，一闻土王许俄兵来驻土京，即行飞报国中，请拨战舰守俾嘉锡海，谋于土臣，废去土王，而俄遂失望。此使才兵力俱极其能者也。凡此西国使臣之近事，我国使臣当耳闻而心识之，以扩其胆智，练其干材，而后睦邻修好尽其职，保商御侮著其长。上有以副朝廷委任之隆，下有以慰草野爱戴之切。树厥风声，恢乎罔外，非
译派遣使臣
西方各国相互往来，首先重视通商，于是选拔公使、设立领事来联络他们。公使总揽大局，领事处理繁杂事务，交际之道蕴含其中，大概也是用礼仪来维持罢了。使臣凭借忠诚，对外结交异国的知交，对内作为朝廷的耳目寄托，各国若有意外的大事，立即上奏禀报，他们的职责极其重要。领事则在于保护商贾，维护贸易，有事就依据公法和条约来办理，如果有不执行的，就禀报本国的使臣，或者转请外部大臣，等待裁决，这是大概的情况。
然而，保护商贾、振兴贸易的，固然是使臣和领事，而在远方护卫使臣和领事，使他们的威令得以施行的，则是海军兵力。海军、陆军以兵力作战，以力量作战，以出奇制胜、诡道作战；使臣和领事以笔墨作战，以言辞作战，以心智作战，这就是所说的在无形中驾驭，在不使用兵力的情况下取胜。况且西方国家的使臣、领事设立已久，应办的各项事务都有章法，而且国家富强，在外的商民都知道守法，他们办理交涉事务容易得像转动圆环一样。
如今，我国公使远行，领事出驻，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加上中外形态不同，强弱形势各异，既没有成法可以遵循，而且远方的情况也不通达。所驻扎的地方，商船未曾听说按时到达，海军只是空谈。又在外的商民大多是亡命之徒和无赖之徒，结党肆意妄为，淫乱、赌博、酗酒、强悍，无所不为，而在中国的绅士和百姓，又不知顾虑，动不动就与西方人作对，一遇到交涉事务发生，就形成掣肘。中西所设立的使臣、领事，其难易程度如此分明。
我私下认为这并不难，关键在于任用得当而已，其要点不外乎遵守条约、持守礼仪，结交信任、树立威信，将国内的事情传达给国外，将国外的情况通晓于国内罢了。如今西方国家的使臣在中国，动辄凭借一己之见，肆意欺凌，他们国家的朝廷大多不知道。中西之所以隔阂，原本是因为语言文字不同。每年西方人在中国所做的事，那些有关中外交涉，而没有遵循约章、明显违背和睦情谊的，不妨刊登在日报上，让他们的国人看到，大概就知道挑起事端、制造衅隙的，过错不在华人而实在在于西方人，这就是所说的将国内的事情传达给国外。
使臣的行辕应该设置几名译官，汇总阅览各地的日报，选取要点翻译成中文，寄呈总理衙门，那么西方近日的情形，就像犀牛角点燃蜡烛照明一样，无所遁形。即使遇到交涉事务，心中自然有成竹在胸，这就是所说的将国外的情况通晓于国内。商力、兵力、使臣的才力，虽然互相表里，但有时也不完全凭借势力行事。例如美国索要逸犯芝士露，而英国一定说依照其国家惯例，所交出的犯人不允许治以其他罪名。只有美国人不同意，说惯例是一国颁布的私法，条约是两国订立公法，而且订立条约在前而颁布惯例在后，怎么能用惯例废除条约？英国最终不听从，两国于是将和约删除，这是不凭借兵力的一例。
总之，使臣固然应当熟谙和约，详知公法，审时度势，察机观变，以忠信笃敬，向上结交君主的知遇。西方历来选拔使才，都是极一时之选。如今我朝事务处于创始阶段，尤其应该慎重，选拔正直之人，澄清流品，采纳声望，慎重名器，不要让那些攀附钻营的人，逞口舌之利而恣意鼓吹。大概选拔不精，任用太杂，收罗过广，升擢近滥，恐怕有亵渎国家尊严而留给远方人口实的情况。
如今我国人才众多，光彩夺目，文章经济足以使国家华美而照耀远方的，难道缺乏其人吗？将看到后来宣扬皇上德政而树立远方威信的，一定有班超、傅介子那样的人出现；引导大国以自重，安抚强邻以来归的，一定有随何、陆贾那样的人出现。只是维持使臣虽然不完全在于兵力，而指示机宜，则实在系于总理衙门，所以各国部臣中以外部大臣最为重要。
普鲁士宰相俾斯麦总理外部时，知道俄国人长久存有窥伺印度的心思，于是表面上与俄国亲近，以坚定其兼并的志向。俄国人于是唆使土耳其两教相争，而其乱作起，知道英国未曾片刻忘记保护印度，暗中怂恿英国朝廷购买苏彝士河，以壮大其抗拒俄国的胸怀。于是英、俄遂有不并立之势，而又授意国内日报，屡次说俄人在新疆开辟道路前往印度，以激怒英国，等到英国识破其离间之计，而嫌隙已构成，难以骤然挽回了。
至于本国之事、西方国家之情，彼此都应当迅速通过邮筒传递，以通消息，所以在亲疏强弱之际，对待他们的高低适宜，轻重得当。有使才而没有兵力固然不可以，有兵力而没有使才也不可以。法国使臣边尼德轻视撰写约稿，徒然被人欺骗，被邻国讥笑，贻误本国。至于如英国使臣意理葛，一听说土耳其国王允许俄国军队来驻土耳其京城，就立即飞报国内，请求调拨战舰守卫俾嘉锡海，谋划于土耳其大臣，废去土耳其国王，而俄国于是失望。这是使才和兵力都极其能干的例子。
凡是这些西方国家使臣的近事，我国使臣应当耳闻而心记，以扩大其胆识智慧，锻炼其干练材能，而后睦邻修好尽其职责，保商御侮著其长处。上有以符合朝廷委任的隆重，下有以慰藉草野爱戴的深切。树立其风声，恢弘而没有例外，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