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译卷三

设立领事

我朝如今打算派遣使臣，在西方各国设立领事，这确实是千古一时的创举。然而议论的人有的认为轻重失当，先后倒置，对于和睦邻邦的道理还没有探究其根本。难道中朝所谓的和睦邻邦，不过是在没有事的时候笼络控制他们，有了事的时候弥补遮掩罢了么？因此有不令西方人满意的吗？现在国内，措施还没有达到最适宜，办理还没有达到最恰当，却就想扩大域外的见闻，那么以后中外交往的事情，更加繁杂剧烈，这是不宜立即派遣使臣的第一条理由。旅居在外的华人，全都遵守所在国地方官的约束，或者平时遭受当地人的虐待，无处申诉雪恨，现在设立领事，那么控诉有了门路，呼救有了途径，案牍的繁多，是势所必然的。如果在领事到任之时，不为之挽回申救，就不能彰显中国的声威，伸张华人的愤懑压抑。如果允许领事代为经理，那么不仅日不暇给，而且力量也有不及之处，这是不宜骤然派遣使臣的第二条理由。和睦邻邦的道理没有别的，首要在于自强，而自强又以得到人才为先，得到人才必须先从总理衙门开始，所谓由内以及外，由近以及远。现在洋务一切还没有明了，却就想长驱远驭，逞其雄图，我没有看到这一定对国家有利。唉！洋务也容易明了罢了，不外乎用情理去开导他们，用道理去折服他们罢了。事情可行就答应，事情不可行就明确告知，务必做到守信迅速，不卑不亢。如果自问情理无可怀疑，事情无不正直，那么即使因此得罪，也没有遗憾。总之，凡事由一人承担，不给朝廷留下隐忧罢了。如果只是以委曲周旋，逢迎接纳，作为弥补遮掩的最高道理，笼络控制的长远策略，那么我没有看到这是可以的。如今并非没有通晓洋务的人，在上位的人也不是完全不了解西方情况，无奈身家之念太重，利禄之情太深，遇事不敢担当大利害，只是虚与委蛇罢了。中朝的情况，西方人了然如指掌，暗中煽动，阳面恫吓，肆意诛求而行要挟，无所不至。而西方人终究不能在中朝得逞其志，不是因为中朝的礼义可以优柔地对待他们，中朝的甲兵足以震慑他们，而是因为西方各国互相牵制。然而将来强弱大小必然有所归属，那个执牛耳而为盟主的人，就随心所欲了。封豕长蛇，恣意吞食，虽然在日后就在目前，那么我中朝自强的方法怎么可以迟缓呢？只有能够自强，那么派遣使臣、设立领事，一切都有实用，否则也不过是用虚文互相牵制罢了。拥有国家的人，在于举贤任能，敬教劝学，通商惠农，这是所谓根本；练兵选士，制器造舟，开矿理财，这是所谓末节。和睦邻邦柔服远方，一视同仁，破除界限，相见以天性，这是尽于内的；派遣使臣、设立领事，沟通文告的言辞，融洽往来的情谊，这是尽于外的。本末兼备，内外交修，那么差不多可以了。

传教上

唉！自从西方各国议和立约以来，通商、传教，二者并行，而中外交涉的事情，变故多端，龃龉迭至，近来且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普鲁士晏拿帆船被劫，英国探路人员被杀，这是出于通商的事情；四川肆虐教民，大通惨杀教士，这是由传教引起的。然而中国的百姓往往不仇视通商，而深嫉传教，这是因为传教的人士深入内地，足以摇动人心，煽惑世俗，其害至于逐渐浸渍而不可治理。所以近来如福建建宁不许其建立会堂，安徽大通不许其宣传福音，四川重庆，不许其习教传徒，潜滋暗长，纷然与教为难，而且群起而肆其抨击。其间因教而滋生事端的，大抵天主教居多。天主教嚣然不靖，不仅在中国是这样，即在欧洲各国何尝不是这样。追溯天主教的兴起，始于罗马，就是现在的意大利国。此外，如法国、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都崇奉天主教。至于耶稣教，创立不久，流行不远，三百年前路德崛起才创立实行。如英国、普鲁士、瑞典、荷兰、丹麦都信奉耶稣教。天主教、耶稣教各占一半的，则如瑞士、日耳曼列邦。当法国强盛时，天主教在西方最盛行，几乎出主入奴，与耶稣教各立门户，互相水火，窘迫驱逐焚烧杀戮，无所不至，而又主持国政，总揽朝纲，国君的废立更易，得以执政。等到法国衰败普鲁士兴起，教皇失去土地，而普相俾斯麦又设法整顿，暗中制约，于是气焰渐衰，而教士也渐渐知道收敛行迹。信奉天主教的各国也渐渐觉悟其教之非，如意大利因为教皇长久占据罗马都城，深为痛嫉；西班牙因为怂恿乱党，从中翼助，而厌恶它，屡次说政教二者不要互相兼任；法国的现任总统，英国的前任宰相，无不想要削弱其权力，使

译不要侵犯国家政令。这是近来欧洲限制教士的新规定。只有耶稣教，不能与天主教相提并论，他们安分守己、奉公守法，循规蹈矩，虽然与天主教同源却分流，途径不同而轨道各异。但他们进入中国传教，在华人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他们足迹所到之处，言语服饰怪异，因此引发事端、制造纠纷的情况也有发生。况且中国所坚守的孔孟之道，往往遭到他们的诋毁，听他们宣讲的人，必定导致强者言语愤怒，弱者脸色不悦。先前太平天国之乱，逆首洪秀全假借其教名来煽动叛乱，而耶稣教的传教士，不仅不公开斥责断绝关系，反而与他们互通书信、表达情谊，时常出入其中，视其为同教。沿海各地的士绅百姓因为他们不明顺逆之分，深感痛恨愤慨，这就是招致非议的原因所在。议论的人认为，如果真是这样，将来修改条约的时候，是否可以删除传教这一条款，确实可以消除无端的萌芽，断绝无限的纠葛。就像以前日本与西方国家订立条约，教士只能居住旅行而不能传教，我们中国为什么不能援引这个先例来实行呢？不知道这恐怕是做不到的，因为西方国家不允许这样做。议论的人又说，如果允许教士深入内地，那么事变就会频繁发生，中西双方因此决不能达成和睦。况且中国为什么不把前后的情况普遍告知欧洲呢？诚然，因为订立和约有所利益，本来应当谨慎遵守，但有时多有妨碍，也可以删除。就像蒲晏臣所订立的华民前往美国佣工的条约，现在美国朝廷为什么不遵守，反而打算请求中国删除呢？难道他们能对我这样做，而我不能对他们这样做吗？这在屈臣的《公法》二百六十三条中都有记载。然而我恐怕这行不通。议论的人又说，几年前，天津准备更换和约的时候，我们朝廷已经极力请求修改删除这一条款，而各国都说，传教士如果遇到事情，可以交给最近的领事办理。然而像四川一省教士特别多，而最近的是汉口领事，相距很远，往返困难，这其中必然多有牵制掣肘。保护天主教的是法国，法国现在与过去情况不同，与他们妥善商议，或许可以听从。即使法国人仍然沿袭从前的积习，欧洲各国决不会代为偏袒，从而挑起战争、滋生祸患。但是根据事理推测，法国人也决不会听从。因为通商对英国来说最重要，传教对法国来说最紧急，法国人除了传教以外，别无他事。近来朝廷的一切措施，时常被西方人借题发挥，说中国只想闭关自守，不喜欢与各国往来，不然，为什么派遣使节驻留京城，很久没有见到实行呢？不知道这都是主观臆测的话。总之，天下的事情，与其求之于人，不如尽力于己。传教士是西方人，而入教的人都是我们的百姓。此后凡是遇到入教的百姓，就登记不同的籍贯，编制门牌，颁发匾额，稍微以示区别。有事则由地方官惩办，教士不得袒护，而无事时地方官民也不得苛待。教士所到之处，必须询问百姓是否愿意，不得以势力相强迫。这些都是各自尽到本分所应当做的罢了，又会有什么抵触不合呢？

译传教下

近来民众与教徒发生纠葛，往往导致中外关系出现裂痕。推究其缘故，大致一方面是因为愚昧百姓的无知，另一方面是因为教徒有所倚仗。从西方来到中国传教的人，一类是天主教徒，一类是耶稣教徒，虽然同出一源却流派不同，而且两教的规矩礼仪截然不同。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不仅有新旧之分，还有邪正之别，在西方本国早已势同水火，但在中国则分道扬镳，互不干涉，所谓各行其是罢了。天主教传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内地乡村无处不到，耶稣教则仅限于通商口岸。而近来传教宣教的人，往往使用华人，虽然西方人的足迹不能到达的地方，华人却无不可以深入。所到之处，时间久了必然互相辩驳指责，这是积怨生事的原因所在。西方国家信奉宗教的士人，他们来华是因为经过考核选拔，并非世家子弟，也是他们国家的英才，既通晓西方书籍，又研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其中学问深厚的，也可以卓然称为专门名家，他们的性情品格，有时也温和可亲，纯粹与众不同。只有华人入教的，大抵愚昧的人多而聪明的人少，明白的人少而糊涂的人多，道理情趣既未能深入探究，言语表达也未能圆融妥当，动不动就诋毁孔孟不值得效法，程朱不值得称道，悍然在众人中宣扬。这些话如果是从西方人口中说出，听者尚能稍微忍耐，如果是从华人口中说出，那么无论强者弱者必定群起而攻击他们，这是事变产生的原因。至于华人痛恨西方人，大概也有缘故。西方人在他们国家中，无不谦恭和蔼，诚实谨慎，恭顺地奉公守法，但一到中国，就完全改变他们的行为，竟然有前后像两个人一样的。他们应酬交往，无不傲慢放肆。他们指手画脚、意气用事的姿态，实在让人难以接近。他们对待仆役下人，频繁呵斥，稍微不顺心意，就挥拳打人。他们认为驾驭中国人，只有势力才行，否则不会畏惧我们，而且欺负我们的人紧随其后。他们游历内地也是这样，所以动不动就招致祸患。又华人所讲究的，尤其在于顺逆的区别。从前太平天国叛乱时，他们认为这是君民相争，与西方人无关，在接近贼寇的地方，私下出售枪炮弹药，运输接济，道路上络绎不绝，而传教士中尤其先代为通问，高兴他们是同教的人，民间因此切齿痛心。为什么不想想，订立条约通商和好是出自朝廷，太平天国叛军是朝廷的叛民，怎么可以私下与他们往来，暗中为他们帮助，假如华人在西方国家易地而处，西方国家朝廷难道能不过问吗，西方国家百姓难道能不怨恨吗？这就是所谓的恕道。西方人或许没有反复思考过吧？不然，西方人到这里以货易货，除了鸦片这个漏洞之外，其余未曾没有有无相易，贵贱相征，自然可以双方都没有猜忌，共同享受利益，为什么会有怨恨蓄愤呢？或许有人说只是敷衍应付，不对，这只是小事罢了。自从通商以来，索取口岸、索取赔款，动辄使用兵力，占据我们的名城，俘虏我们的大臣，又接连战船北上，说是要入京告状，以至于国家局势艰难，不忍言说，这不是天下臣民共同愤慨的吗？所以说我们国家对待西方人非常深厚。恩意缠绵，礼节丰厚真挚，没有界限，全都予以安抚怀柔。就像经过关卡，出入城门，单独显示优待尊崇，不同于平常等级，难道西方人不知道吗？所以今天为西方人打算，应当尊重朝廷，遵守和约，而中外交往，一切开诚布公，以真心相见。通商方面，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不欺骗；传教方面，用两个字概括，就是不强迫；彼此往来方面，就是不骄傲不放肆，这样中外难道有不和睦的吗？过去春秋列国相约说：“你不欺骗我，我不欺骗你。”现在也应当增加四个词，即不崇尚势力，不倚仗兵戎，各自消除成见，共同发誓和平。

达民情

天下虽然广大，还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治理天下的事务，就像治疗人身体的疾病一样。善于治病的人，必须先使全身的神气充足，血脉流通，然后重病才能去除；善于治国的人，必须先使上下之情不形成隔阂，呼吁必定听到，忧愁悲伤共同承担，然后弊端没有不革除的，利益没有不兴起的。所以礼乐刑政，可以根据时势进行变通；宽猛张弛，可以随着风俗进行转移。但唯独民众意志的诚信，民众情感的融洽，本来就有其道，起初不是智谋权术能够驾驭的，权势能够驱使的。中国地大物博，生活在这里的人，无不沐浴先圣的教化，知道所以尊崇君主而亲近上级。但世变日新月异，君子大多习惯于因循守旧，小人逐渐趋向于浇薄，以致缺乏廉耻，各怀私心。这不是时运使然，天良完全泯灭，其缘故都因为在上位的人，看待民间的疾苦，漠不关心，不加体恤；所以在下位的人，看待长官的作为，原本对自己没有利益。就像人的身体，手脚麻木不仁，耳目冥顽无觉，而心腹溃败昏乱，最终不知道所以然，所以一举一动，都听命于人，无可奈何，终究不能自立。现在圣君垂拱于上，群贤

译我在下位辅佐襄理，励精图治，期望扫除积弊，逐渐达到富强，这正是大有作为的时期，难以遇到的机遇，然而民风依然顽固不化，民情依然沉溺于游手好闲。不幸突然遭遇灾荒，那么哀鸿遍野，迁徙流离，无法保全朝夕性命，这并不是上天不仁爱。我私下探究其中的得失，推究其由来，追溯本源，相互参证，认为这只是上下之间的情意不能相通罢了。想要挽回并补救，也只有让上下之间的情意得以相通罢了。人禀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生，本性相差不远，但上下的名分既然不同，那么上下的势位就相隔。能够略微淡化名分、忘却势位，使爱戴之情深厚，嫌疑不生的，就依靠情意上的联系罢了。试看西方各国，凡是日益兴盛，财用充足，兵力雄强的，大都是君民一心。无论政治大小，都经过议院妥善斟酌，然后施行，所以对内没有苛虐残酷的行为，对外有捍卫保持的情谊，平时尽力从事商业经营，变故时竭尽急公好义的热忱。就像心志指挥四肢，就像手足捍卫头目。所以远渡重洋，不亚于在本境，几乎忘记了君民之分，只期望国运昌盛，数十年来，中原广大，都是他们足迹所到之处，这是明显的成效和验证。中国却不是这样。百姓想要的，上面未必知道并满足他们；百姓厌恶的，上面未必察觉而不施加给他们。拥有治理百姓权力的人，除了文书、钱粮、刑罚、审讯之外，已经没有别的事了。百姓的生计如何，困苦如何，加以安抚养育，加以谋划，糊里糊涂地无暇考虑。天地所生，人最为尊贵，竭尽手足之力自然足以养活身家，运用心思的灵巧自然足以成就事业，只是没有人倡导率领，或许就拘泥于积习，不知道振奋罢了。就像佣工去外洋的人，迫于饥寒的占一半，习惯于游手好闲的也占一半，然而一到那里就竭力从事，能忍受劳苦，反而有超过本地人的。所以西方人观察这种情况，常说中国人天性灵敏，勤于做事，而且自我奉养俭朴，凡是开垦荒芜必定借助他们的力量，国家有意经营，应当广泛招引，以获取后来的成效，这说明西方人也知道中国百姓非常有用。所以即使是嘉邦埃利士人，视同仇敌，美国朝廷还想着保存他们。由此看来，中国想要谋求富强，固然不必另求其他方法。能够沟通上下之情，那么土地有余利，百姓有余力，民间自然富足，储备和国库不用担心匮乏了。由此制造器械则各显其巧，训练军队则各尽其才。上下同心，共同尽力，又怎么会看到国家根基稳固而国势不日益兴盛呢？

译保护远方的百姓

东南洋的各岛屿国家，长久以来成为欧洲各国向东扩张的落脚点，被兼并吞并，几乎连根铲除。而在过去，它们本是向中国朝廷进贡的国家，列入天下共主的序列，具备藩属的地位并参与朝会。福建、广东的人习惯于航海，不畏惧穿越波涛，经历险阻，到东南洋进行远距离贸易。三百多年来，前往的人日益增多，很多人购买田地房屋，繁衍子孙，建造房舍，把那里当作乐土，他们散布在新加坡、槟榔屿、甲罗巴等地，人数不下百数十万。唉！多么众多啊。然而这些人虽然长久旅居不归，但仍然尊奉中国的正朔，遵守中国的法制，语言文字不改常态，服饰衣冠没有改变旧俗。虽然身处遥远的边陲，但仍然拥护皇朝的威灵，眷恋怀念故土。我私下认为，在这百数十万人中，难道没有杰出的人才吗？就像昔日的吴元盛那样的人，这也是海外的扶余啊。所以想要收拾人心，不如我们朝廷设立领事，来约束和维系他们，可惜拖延了很久却没有实行。于是看今天的情况却不然，而不曾不感慨向往过去的盛况。不同的风俗和地域，无不仰慕向往，翻山航海，不畏惧艰难。到现在，凡是旅居在东南洋海岛的人，哪一位不是圣明时代的百姓，盛朝的子民，然而一旦脱离户籍，就立刻忘记了本源。从哪里可以看出呢？从郭筠仙侍郎奉命出使英国京城，途经新加坡、槟榔屿时得知。当星使的旌节远远来临时，福建、广东的商人选择其中德高望重、公正的人，恭敬地在江边迎接，星使于是对他们说：“旅居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百姓真多啊，耕作谋生，安居乐业，几乎像海外别有洞天。然而我们圣朝的恩泽滋润，恩德深厚，关怀那南方的荒远之地，爱护这些百姓，不曾不思念你们寄居在偏僻遥远的地方。保卫你们的念头，使我在早晚操劳。不久打算立即设立领事，来安抚教导你们，想必也是你们乐于听到的。”当时有一个人，是众人推举为首领的，站起来回答说：“我们寄居在这里，受庇护在英国统治之下。英国的官吏保护有加，我们本来已经安居很久了。现在中国想要设立领事，我私下认为不过是多此一举。”唉！从这番话来看，东南洋旅居的人心涣散已经很久了，还能收拾吗？西方人议论这件事，说华商不愿意设立领事，实在是害怕中国领事官或许习惯于贪婪。礼器不整，贿赂公行，勒索无度，搜刮难以忍受，正好成为中国国家的污点。唉！这是什么话呢？于是议论的人还说这也是别有见解，大概不能完全否定，难道是因为我国所谓的官员，都不能称职吗？我私下认为，事势发展到今天，设立领事确实非常困难，旅居在那里的我国百姓虽然众多，但都归西方官员管辖，一切诉讼案件由西方人主持，他们认为居住在他们土地上的就是他们的百姓，中国即使有领事，也只是拥有虚名而已，实际上不能治理一个人。所管理的，只是华商到达那里的船舶罢了，事务简单刑罚清明，简直可以躺着治理成功。如果在香港设立领事，也是如此。英国虽然没有入籍的规定，寄居在境内，就属于编户齐民，况且我国百姓被他们治理已经很久了，难道会因为中国设立一个领事，就一下子把百数十万人，都归隶于中国吗？按照欧洲各国的惯例，凡是别国商民在其国内经商，犯事则归其本国惩办，但不能视同自己国家的百姓。唯独对华人，好像私自据为己有，也是因为中国自二百多年来，不曾一次过问。愚昧的百姓，如同羊群没有牧人，也可悲哀啊。至于今天，根深蒂固，实在难以迅速挽回。然而方法只在于自强罢了。自强的方法是什么呢？说：建造战舰，训练水师，商船货船，在海外络绎不绝。凡是福建、广东商人的货船往来，全都使用中国旗帜，用兵力辅助商力，这样才可以保护远方的百姓而收拾人心。唉！也只能逐渐推行罢了。

禁止游民

三代以上之所以能治理好国家，是因为士、农、工、商四种百姓，各自从事各自的事务，各自致力于各自的职业，而绝对没有听说他们游手好闲，虚度光阴的。到了战国时期，游说之士兴起，携带简策去干谒君主，在立谈之间就可以获取富贵，登上卿相之位。这种风气一开，互相羡慕效仿，于是世上多了懒惰的百姓。近来中国之所以不如古代，是因为游民众多而致力于士农工商正业的人少了。今天所谓的游民，共有四类，第一类是官员。自从捐纳的制度开启，稍有财产的人，缴纳粮食就可以做官，那些贫穷而略有才干的人，多方借贷，把官场当作利场，像狗一样苟且，像苍蝇一样钻营，无所不至。等到被指派到省份候补，听候鼓声应差做官，完全无事可做，只是奔波于上司的门庭，否则就在僚属幕僚中浮沉。一省之中所有的闲散官员冗员，大概不知道有多少，这些都是有官员的名义而有百姓的实质的人。像这样，仕途怎么能够肃清，官场怎么能够澄清？何况在捐纳之外，那些攀附保举，虚报军功，侥幸登上仕途的人，又不知道有多少。难道不足以成为地方的深重负担，以至于祸国殃民吗？第二类是士人。今天所谓的士人，都有士人的

译有名而无士之实的人。字义尚不明确，句读尚且不懂，仅仅诵读四书，就接着读八股文，列入科举考生的名册，便喧哗地自称为士。其实他们筋骨脆弱，才智平庸，既不能从事贩运，又不能从事劳作，只是借士的名号来掩盖自己的短处，从而得以担任教读，训导儿童，每年收取束脩来维持生计。况且自从学额扩大以来，在官学读书的人越来越多。岁试和科试，大县录取多达数十人，十年之间，所见到的无非是士。于是士日益低贱，士的品行更加败坏，流弊到了极点，做老师的人日益增多，做学生的人日益减少，师道也因此不再受尊重，这足以误导子弟，败坏风俗。人心世道的隐忧，未必不与此相关。第三类是医生。古代设有医官，必须经过多次考核验证有效后才能给人治病，所以医术代代相传，具有精深的意蕴。古语说“行医不到三代，不服用他的药”。现在却不是这样，稍微懂得字义的人，偶然翻阅医书，就俨然自命为能医。在市集上挂牌行医，门前像市场一样热闹。但问他们脉理的浮沉迟速，不知道；问他们病证的虚实死生，不知道；问他们药性的寒凉温热，也不知道。只是用手指下的诊断来杀人，草菅人命罢了。这就是名为医生，而实际上是借行医来养活自己，只是足以害人罢了。第四类是僧道。不耕种却吃饭，不织布却穿衣，建造寺庙就占用了有用的土地。凡是寺庙有田地，就收取租税，用国家的田赋来供养无益的废民，又用布施福田的说法，蛊惑世人，人死了就锣鼓喧天，借此谋取利益，他们迷惑世人、欺骗百姓的做法，不胜枚举。尤其严重的是，焚香聚集众人，传教收徒，足以成为地方的隐患。这应当像韩愈所说的那样，让僧人还俗，烧毁佛经，拆毁寺庙，阐明先王的道理来引导他们，使鳏寡孤独废疾者得到供养，这样就差不多了。这四类人都是游民。现在想要天下大治，就应全部驱使他们回归到四民之中，让他们各自从事本业。教读这件事，只让士人来担任，而取士的数量要有定额，宁可少而不可多。郭侍郎星使奉命出使泰西，驻留在英、法两国，感叹英国的风俗还比较接近古制。就以伦敦来说，人口不下五十多万，而其中作为游民的，千百人中只有一二人，其余的人都各自劳作来糊口，从来没有放弃职业而嬉戏的人。即使他们所设立的机器局，虽然事半功倍，但无不需人料理。英国依靠机器谋生的人，大概难以屈指计数。所以他们的民风醇厚，风俗敦厚，盗贼不起，劫夺不闻，渐渐可以接近三代的盛世了。唉！英国善于治理百姓，又擅长治理军队。现在中国所设立的兵勇，也如同游民罢了。这是在四游民之外，又增加了一类，能不大力整顿吗？

译训练水师

国家谨慎地守卫边疆，经营治理疆域，可以百年不使用武力，却不可以一天放松防备。防备的方法有两种，一是防备陆地，二是防备海洋。如今海外大小各国，都叩关进入我国境内，在国内通商互市，而且从北到南，都濒临大海，所以海防尤为重要，因此水师、战舰必须急切地讲求。有人说，善于用兵的人，在于知道对方的短处而利用自己的长处。中国在今天，与其在外洋作战，不如防守内河。确实因为火枪风轮，其势头极其迅捷，如雷霆闪电，其威力异常，中国的船舰兵卒，没有一样能够抵挡的。这不如暂时避开其锋芒，引诱敌人深入，然后我们集结兵力攻击它，或许能够充分发挥我们的长处而取得成效。这话，确实可以说是知己知彼了。然而近二十年来，整顿措施又发生了变化。上海、福州都设立了机器制造局，所建造的火轮军舰，数量众多，虽然冲波涉浪而不畏惧，这难道不能在海外决战吗？只是这些船，都可以统称为货船，而不能称为战舰，仅能装载军需物资，运送士兵，以求便捷而已，不能驶向外洋，在洪涛巨浪中纵横驰骋，与西方各国争一日之长短。为什么呢？船身高耸，机轮迟钝，式样陈旧，材质低劣，加上缺乏驾驶人才。太平无事的时候，全靠西方人来指挥，一旦西方人辞职离去，仓促之间，想要寻求善于驾驶的人，哪里能得到呢？况且在作战的时候，波涛冲击，炮火飞扬，烟雾遮蔽眼睛，尘土遮蔽天空，他们能在仓皇急迫之中，保持镇静从容的态度吗？他们能转舵随流占据上风，点燃火炮纵情射击，掌握必中的技术，而决定必胜的权柄吗？恐怕没有吧。然而聚集南北的轮舰来说，总共不过几十艘而已。而当今水师每天操演的，都是炮艇拖船，一旦驶向外洋，突然遭遇风浪，颠覆颠簸，救死尚且来不及，哪里还有空闲出战呢？唉！即使拿轮舰与西方人相持，尚且抵不上西方人一笑，这就像摧枯拉朽，只要一艘铁甲战舰来临，全都变成粉末。用有用的钱财来制造这些无用的船，这是驱使水师进入死地啊。现在即使到西方国家制造铁甲，购买战舰，而不知道如何使用，也只是白白浪费钱财罢了。因为铁甲有适合防守的，有适合作战的，坚固高大的是守舰，灵活轻捷的是战舰。西方国家的船制日新月异，精益求精，新益求新。过去帆船可以在大洋中作战，现在连航海也不再使用；过去轮舰只以高大坚固为先，现在作战时船身都淹没在水中；过去放置火炮以多为贵，凡是夸耀其船巨大的，必定说载炮多少门，现在火炮以巨大为尚，船的首尾只载两门炮，借此在一击中收效。像这样，我国今天所有的沿海水师，也必须改变了。一是演练。凡是水师，必须精心挑选，即使遇到风浪也不惊慌，听到雷霆也不畏惧。燃放大炮，具有准确的瞄准，能随着船的左右移动而调整火炮的方向。二是驾驶。应该挑选经验丰富的航海舵工，进入西方国家的学校精心学习，而选择其中最优秀的以备任用。水师舵工既然已经得到合适的人选，而船制也必须全部更改。凡是现在所有的炮船拖船，全部废弃为民用船，而专用火轮战舰，防守海口则采用英国根钵的制度，使大小船只互相联络。在沿海地方，设立水师馆舵工馆，每天加强研习，从小练习，壮年使用，自然不担心没有人，又何必从异地取材呢？有人说，像这样变革太大，而且需要积累时日，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功的。不知道如果不这样，水师就不强大，海防如同虚设，白白浪费朝廷的军饷，而对实用没有帮助，一旦海疆有事，束手待毙而已。给予战舰而不能行驶，给予大炮而不能发射，望着海洋惊叹，空自犹豫，对上损害国威而坠坏国体。这是有识之士捶胸发愤，奋笔陈词的原因啊。唉！如果在水师、战舰这两方面，不急切改定新章，大力整顿，那么请求废除海防而不要再讲了。

设立电线

中国的急务在于富裕商力，修治兵备，巩固边防，制造战舰，修筑铁路，设立电线。这六件事难以一时并举，应当依次倡导实行。留心时事的人，已经不吝惜言辞，喋喋不休，而听的人也耳熟能详，几乎视为老生常谈了。虽然如此，时机未到而商议筹办，则嫌过于张皇；时机已到而仍然等待，则将坐失事机。过于张皇则劳民伤财，反而招致讥讽，做无益的事而损害有益的事；坐失事机则纵容敌人玩弄寇贼，最终必然导致进难战而退难守。譬如下棋，一子错下，则全局俱失。关系不小，不可不考察啊。我国最近打算在各省整顿海防，确实是抵御敌人的谋略，安定国家的策略，然而急切应当筹办的，没有比电线更合适的了。电线传递信息，最为神速，人人都知道，然而也知道海防如果没有这个，无法侦察敌寇

译难道要追踪敌人而集结战舰吗？沿海险要之地，若有炮台而无战舰，那么炮台也就成了无用之物；若有战舰而无电线，那么战舰也属于玩具。为什么呢？中国海疆辽阔，各省险要地区，即使分兵驻守，也苦于兵力分散而力量薄弱。如果与敌国发生冲突，敌人得以窥探我方虚实，突然发起攻击，我所依赖的只有战舰往来游弋，分路救护罢了。然而购置一艘战舰，动辄耗费十几万两银子，各省只能筹措设立三五艘，借以防守，又必须分散停泊在各处，期望凭借险要地势，壮大声势。像这样，敌人哪里难以侦知我方战舰在何处，暗中约定其船只，出其不意，合力攻击我方。如果没有电线用来报警，那么各省无从得知，怎能加倍速度前来救援？一艘战舰损失，耗费巨大，而各处因此士气低落，这是事情中最危险的情况。况且没有电线，敌船窥探海道，忽然出现忽然消失，也难以追踪其踪迹，不能预先约定水师进行遏制防范，暗中用来消除其觊觎之心，明面上用来阻止其侵略计划，这又不是用来在祸患未成形时消除它、在危害已显露时防范它的方法。欧洲的国家，英国和俄国形势可称为劲敌，论技巧则俄国不如英国，论实力则英国不如俄国，双方相当也互相忌惮。两国海军在无事时，彼此尾随，互相窥伺动静。倘若俄国派两艘兵舰出海，英国也派两艘或三艘跟随其后，英国的兵舰出海，俄国也是如此，随时用电线传递信息，时刻准备，隐蔽中如同开战一般。所以两国虽然互不相让，但都没有空隙可乘，最终不能有所借口来实现其志向。如今中国时局日新月异，日本在东南窥伺，俄国在西北虎视眈眈。如果不想办法，尽快使中原各地形成常山之蛇的阵势，首尾相应，腹背相护，那么一处有惊动，将全省震动，一省有事，将天下惊惶，凭什么使海波不兴，烽烟永熄呢？天津是水道进入京城的门户，适宜先从海底建立一条电报线，连通两江、吴淞等地，由此延伸到浙江、福建，由此延伸到广东，凡是海疆重地，无不建设周密，四通八达，没有遥远不能到达的地方，务必期望消息瞬息可通。无事时各国战船驶入海口，立刻报告总督巡抚大员，以便迅速派遣师船侦察其去向，察知其意图；有事时专门报告军情，或者前往救援以歼灭敌人，或者形成掎角之势以壮大声威，或者拦截其来援助的船只，或者袭击其撤退的士兵，那么敌人虽然勇猛善战，但深入重地，未必就能立刻得逞。况且各国公使都聚集在京城，遇到交涉之事，办理稍有不顺，动不动就降旗决战，立即发电报回国，调取兵船，专门从事恫吓。如果没有电线，那么各省大吏茫然不知，即使知道也难以在短时间内集结力量，而在仓促之际，被其蹂躏的一定很多，观察道光、咸丰年间的旧事，就可以恍然大悟了。那么电线这一事实关紧要，不应当趁此时机紧急设立吗？

译制造战舰

战舰是水师所必需的。自从泰西轮船的制度在中国推行以来，沿海地区的防御装备，又呈现出全新的局面。然而中国向来以文德达到大治的盛况，武功并非所崇尚，所以即使军事装备经过讲求，终究不如泰西那样精益求精，没有不备的器械，也没有不锋利的器械。泰西各国大多濒临大洋，陆军虽然经过训练，终究不是他们所看重的，只有战舰则是各国都运匠心，船体材质必定要求敌方的炮弹不能洞穿，火器必定要求敌方的士兵不能抵御，虽然过于庞大沉重，不免在进退之间不够灵捷。但是式样日新月异，制造日益精巧，防守海口，简直如同金城汤池，驶入敌方境内，简直如同奔雷激电，它的效用确实值得称道。只是建造一艘船，费用浩繁，所以泰西各国战舰虽然多，但寻求杰出特异、无与伦比的，即使在英、法、普、奥这些素来称雄的国家，也不过各自拥有一两艘而已。因为需要的资金巨大，多建困难，只要能收到镇守的效果，助长声势的雄壮，这就足够了。我们中国慎重巩固海防，留心武备，近来多购买建造，然而像泰西那样的铁甲战舰，虽然从外洋购买了一两艘，终究不是登峰造极，足以在洪涛巨浪中纵横驰骋，掌握必胜的把握。所以西方人常说，以中国之大，水师之众，尚且不知道改变旧制，讲求新法，而寻求称雄的方法，这确实很难。哪里知道治理政事贵在审时度势，用兵必须明了地利。中国疆域广阔，不必以兼并天下为心；河道纷歧，原本自有险隘可以防守。凡是设置的战舰，无事时用来巡逻缉查，有事时用来壮大声威，只期望分守险要，出入河道，便于往来，适宜于守御，这就足以巩固边疆、保卫社稷了。所以近日所制造的炮船，只取数量多，不贵在巨大，这是经过多次审度，期望在讲求武备中达到尽善尽美的方法。说得好啊！英国议会人员布拉斯的话说：“当今之世，如果装备水师战舰，在铁甲之外，以小者为佳。因为装备大船则费用既多，用造一艘大船的资金，可以分造几艘小船，驾驶既方便，攻击又快捷，这是第一个好处。大船所发射的炮弹，不能全部击中小船，用几艘小船围攻大船，炮弹没有不中的，这是第二个好处。大船突然遇到水雷，稍有损坏就难以抵御敌人，小船数量既多，彼此可以互相救援，轮番进攻作战，敌人的计谋难以突然施展，这是第三个好处。小船费用既少，即使有事也容易建造，这是第四个好处。小船众多，放置的炮也多，比起大船更能命中且射得远，这是第五个好处。船小则吃水也浅，凡是焚毁城郭，轰击炮台，大船不能驶入的地方，小船自然可以靠近岸边，这是第六个好处。两军交战，胜利则可以追击深入，失败则可以退守河汊，这是第七个好处。如果把水雷炮放在小船中，进逼敌船，又可以趁机施放，这是第八个好处。”布君所论述的这些，也足以说明战舰只宜求精，不必求巨，所谓精锐骑兵三千，可以抵挡瘦弱牛马数万。当今留心时务的人，常常想要事事效法泰西，即使各省河道，也议论疏浚加深。然而河道既已疏浚，虽然利于轮船，但不幸祸变突然兴起，终究不知道有什么险隘可以防守。那么不如多造炮船，精练水师，足以巩固苞桑般的稳固，奠定磐石般的安定。

慎用兵

战争凶险危殆，所以圣王不得已才用兵。或者争端不是我开启，事情到了才应对，端绪不是我打开，被迫而后起，不做战争的开端，不做祸事的起始，确实可以说是出于不得已。然而兵锋一旦交锋，就不能最终停息，即使侥幸胜利，所受的损伤已经很多，何况至于战败奔逃呢？它的危害实在难以言说。曾经观看英国伦敦日报所统计的，欧洲各国战争之时，劳民伤财，统计其数目，刊印为清单，不禁看了而感慨万千。用兵的时候，伤害人民，耗费军饷，固不用说，而其中因积劳成疾，死在军营，为国事而死的，其数目更无法查考。伦敦《泰晤士报》内记载，泰西各大国军兴以来各项条目，据称自一千八百五十二年至一千八百七十七年，这二十五年中，各国用兵，战死疆场的共一百九十四万八千人，度支库项共一万二千六十五兆圆，军士的逃亡死伤，房屋货物的焚烧毁坏，一概没有计算。其中俄、土两国在十二年前构兵之时，计算士兵战死的有七十万人，所费帑金一千七百兆圆，这就是英、法助土攻俄的战役。而我们中国，自道光末年粤西开始作乱，发、捻、回、苗相继并起，四海云扰，百姓鼎沸，蔓延十数省，纷乱二十年，陷落的城邑以千百计，杀害的人民以亿万计，也可以说是祸害到了极点、惨烈到了极致了。这就是这二十五年中，中西都有兵事，其杀戮的数目，多少无法计算到极限，财力枯竭、人力疲敝，几乎相同。然而用兵的原因，则有不同之处。中国以王师征讨叛民，名正而言顺，那些从外部生成，妄图篡位占据的，无论尧、舜

译那个时代，也不过是白白地招致死亡罢了。只有我们国家深仁厚泽，深入人心，诛灭首恶，胁从不问，凭借天地祖宗的灵佑，社稷百姓的福分，使百姓脱离泥沼炭火般的苦难，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这件事虽然辛劳，用心更加苦楚，但其诚意可以昭示天下。如果西方各国，不过是出于争夺土地城池的目的罢了。孟子说：“为了争夺土地而作战，死人遍野；为了争夺城池而作战，死人满城。”像英国、法国与俄国争夺领土，普鲁士攻打丹麦、奥地利、法国，都是志在扩大疆域，割取土地，扩张版图，而驱使人民走向死地。他们一时之间如鹰隼般凶狠注视，如狼虎般贪婪窥伺，只知道树立威势、战胜敌人以互相争强称霸，执掌欧洲的领导权，至于使百姓糜烂受害，则毫不顾惜。那么，保护百姓与祸害百姓，哪种用心更善良？守护国土与增加国土，哪种行为更公正？一定有人能分辨清楚。况且欧洲各国的战争，与朝廷征讨乱党的情形不同，武器也各异。中国朝廷虽然也不废弃枪炮，但弓箭戈矛，长兵器与短兵器相间使用。西方各国则只依赖火器，如雷霆轰击，山岳撼动，山石摧毁，没有坚固的不能穿透，没有锐利的不能摧毁，用血肉之躯抵挡，没有不变成尸山血海的。因此普鲁士与法国在蔑士外的战争，一天就死伤十万人；师丹之战，一天就死伤数万人；即使是近日俄国与土耳其在加里布的战争，也顷刻间死伤三万二千人。倘若欧洲各国一旦同时兴起争强斗胜，那就会把性命看得像虫蚁沙土一样轻贱，把膏血抛弃在草丛荒野中，直到人类全部灭绝才停止，难道说是仁爱的人会这样做吗？唉！近日战祸的猛烈，确实没有比欧洲更厉害的了。自古以来好大喜功的君主，常常想穷兵黩武，而不收敛就会自取灭亡，必然导致颠覆。这不仅是人事，也是天道。俗话说：“三代为将的人不吉祥。”欧洲善于用兵的人，如法国国王拿破仑、英国将领威灵顿，每次作战都获胜，但比起现在，则有差距了，因为火器日益精良而且更加巨大。唉！战争凶险危险，到了今天还能夸谈武略，轻视崇尚战功吗？因此圣明的君王在位，必定先谨慎地使用武力。

译英国只懂得自我防守。

军队可以百年不使用，但不能有一天不防备，这是说军队不可废弃；军队如同火一样，不加以收敛就会自焚，这是说军队不可逞强。自古以来，那些雄才大略的君主，好大喜功，往往穷兵黩武，而最终导致国家衰败；崇尚武功的国家，凭借甲兵称雄，但其强盛必定不能长久。太阳到了正午就会偏斜，月亮圆满就会亏损，兴盛到了极点就会衰落，这是形势使然。太平日子久了，人们不懂军事，士大夫把战争当作儿戏，朝廷之上只知道粉饰太平、虚张声势，以求侥幸苟且于无事之中。将士们锦衣玉食，悠闲嬉戏，却害怕在军队中经历甘苦，所以看他们外表威风凛凛，探究其内里却软弱无力，这盛衰消长的关键，间不容发。英国虽然屹立在海外三岛，但实际上是欧洲的强国，以强大著称已有数百年。海军的精锐，尤为无敌，欧洲大小各国无不畏惧它，尊它为盟主。欧洲有事，英国无不参与，仗义执言，慷慨好战，其军队出征无往不胜，因此虎视天下，威震四方。然而近来为了保持盈满、保全安泰，渐渐有了厌战之意。就像法国被普鲁士覆灭，英国近在咫尺，且向来是唇齿相依的邦国，自从帮助土耳其攻打俄国以来，捐弃旧怨，缔结新好，凡有战事，无不并肩出战，几乎有辅车相依之势，但这次战役，却按兵不动，竟袖手旁观。最终导致法国君主被俘、国家困窘，名都遭受蹂躏，割地议和，狼狈不堪。不知道法国既已不振，英国势力也孤立，对外失去重大援助，对内惭愧于不尚武，评论者无不追咎其失策。议论的人说，英国的兵力，近来也大致可见了，就像攻打俄国的那次战役，如果不是法国相助，英国也不能凭独力支撑俄国，况且还是勉力才攻克，用兵的费用不敢要求补偿，英国的国库因此而匮乏。此后攻打阿比西尼亚、亚山的，不过是极小的邦国罢了，以英国对付它们，何止是虎豹驱赶犬羊，而记载此事的人却极力铺张，如同面对大敌，赏功的典礼，反复多次，铭刻功勋告知众人，夸示不停，外强中干，由此也可窥见一斑了。现在俄国与土耳其交战，俄国人分路进攻，他们渡过多瑙河南下时，几乎有投鞭断流的声势，战士如龙昂首，三军如虎步威，长驱直入，直逼土耳其京城，土耳其至此已岌岌可危了，而英国却置之不理，未曾派一旅之师援助土耳其。其所说的调遣战舰，精选甲兵，前往驻扎土耳其境内以保卫土耳其京城，几个月以来，只是空谈，毫无实效，其所谓援助土耳其，犹如用饼饵哄骗小儿，直不值欧洲诸大国一笑。俄国与土耳其的争斗，关乎欧洲大局。俄国强大而土耳其弱小，俄国地大而土耳其地小，俄国兵众而土耳其兵寡，其势不相敌，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一定要等到土耳其国家糜烂之后才出兵援助，那么俄国所得已多，土耳其所失独大，论事的人尚且认为太迟，何况至此仍然寂然不动呢。唉！俄国能兼并土耳其，而土耳其断不能支撑俄国，先前英国与法国联合，不等俄国进入土耳其，反而转而攻打俄国，其迟速之间不能以寸计，而制胜的方法不能以里计。那么英国为何昔日勇敢而今怯懦，昔日明智而今愚笨呢？难道前日的土耳其应当援助，而今日的土耳其不必救援吗？论其大势，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因为法国不肯为英国所用，英国又不能联合法国，所以迟疑观望，徘徊不定，以至于此。那么英国的强大并非真强，必须联合法国而后得逞罢了。现在欧洲诸大国，军队都有百数十万，一时调集数十万之众，可以顷刻出境。而英国国内可调之兵仅四万而已，虽号称精锐，但必定不能抵挡十倍之众，这是可以预知的。英国养兵的费用独多于诸国，而调兵的困难独少于诸国，这是因为不能寓兵于民。英国每年度支出入大致相当，而国库时常担忧支绌，一遇变故，势不得不向民间借贷，而民众每每以不战为尚，这就是战事不能迅速兴起的原因。又知道划界自守，境外之事不敢过问，这是积弱的开端。诸侯守在四邻，天子守在四夷，所以保卫疆境必先保卫邻国。土耳其虽然距离英国远，但关系于欧洲安危的却最大，英国即使不能以一国支持其间，也应当联合诸国来谋划。现在如果像秦人看越人的肥瘠，无关痛痒，我私下认为其计策是错误的。有人说，英国至今日，属地已遍布天下，志愿已满足，只务自守，无暇他求，所以近来礼乐雍容，专修文教而不尚武功。

洋务在于使用其长处

唉！天下广大啊，人才众多啊，未得以局限于一方，限于一国，稍有所知，就嚣然自足。泰西诸国，通商中国四十余年，其人士东来的，大多讲求中国的语言文字，即使不懂方言的，也无不于中国的情形了如指掌，或利或弊，言之无不确凿有据。而中国人士，无论对于泰西的国家政治民情、山川风土，茫然未有所闻，即使地图的向背、道里的远近，也多有不明者。这

译这本来不值得深怪，唯独不解的是，对于中国的事情，诸如河运漕粮、军事刑法、财政赋税等这些重大方面，他们也是询问之后便推辞说来不及处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受八股时文的拖累。即使有学识渊博的人，也只是泛泛地阅读群圣先贤的经籍，浏览上下三千年的历史罢了。所以我曾经说，中国的士人博古而不知今，西方国家的士人通今而不知古。然而，士人想要被世所用，要以通晓当今时务为先。当今中国治理内部的方法，在于训练兵法，通达民情；治理外部的方法，在于抵御外侮并和睦邻国。这四个方面不过是总括其大纲，其余如通商、理财、制造器物等，也应当依次推行。我们中国是天底下最大的国家，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如果能一旦奋发自强，那么坐享富强，天下将没有谁能与之抗衡。但是富强的成效，在于开矿开拓土地，建造电报通讯设施，修筑铁路，使得中国虽然广大，但远近可以互相联络，一旦有突发变故，调兵遣将，几天之内就可以到达。那些险要的地方，就用重兵扼守，裁减冗杂军队，训练精锐部队，用三十万雄兵守卫中国各地，就可以无敌于天下，强邻悍国虽然有非分之想，也不敢发动侵略。从此，可以把天下安置在磐石般安稳的状态，达到苞桑般坚固的地步。现在欧洲各国，在中国通商，跋扈飞扬，几乎无法制约，凡是有所要求请求，都强迫必须顺从，他们骄横傲慢的气势，常常像是俯视一切。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交际的方法没有掌握得当。如果能开诚布公，可以同意的给予，不可以同意的拒绝，即使到了万不得已而用兵的时候，也可以有依靠而无恐惧。能够这样，各国又有谁敢欺侮我们呢？虽然如此，和睦邻国的道理也不可不讲求。派遣使节驻扎都城，在贸易之地设立领事。民间往来内河，全部允许使用轮船。有出海到各国贩运的人，中国官员都为他们保卫，或者作为先行引导。此外开矿务，开垦荒地，修筑铁路，都与百姓共享利益，务必使民情得以自我表达，不至于上下隔阂，那么民间忠义之气自然能在无形中奋发。西方各国制造电线，从他们的国都通到中国，邮筒传递，顷刻之间就可以通达，而中国唯独没有，未免相形见绌了。所以中国如果有志于振兴，趁现在还不晚。近日一两个西方人用他们所知道的教导我国的人，不能说不热心有志，如果能学习各国的长处，兼收并蓄，全心全意，务必探究其深奥之处，而不只是袭取皮毛，怎么见得就会立刻落在西方人之下呢？美国是西方的强国，它所建的电报通讯设施，比各国都多，而美国总统尚且认为大西洋海底虽然有电报相通，往来香港，但是是英国所设，电报资费很贵，不如新筑电线于太平洋，通日本以达中国，那么美国独占其利，而机密之事不至于外传，又哪里还会再受英国人的制约。由此看来，美国人谋国之策，思虑深远如此。他们想要建造电线，计划从加利福尼亚州到夏威夷岛约六千二百四十里，从夏威夷岛到帕莫斯岛约九千七百二十里，从帕莫斯岛到日本的横滨约一千五百里，从横滨到上海约三千七十五里，道路迂回辽远，总计二万一百九十里，工程浩大，可以说是不怕困难了。那么我国，仅在电线这一项上就已经远远不及西方，又何况其他呢？却还喋喋不休地夸口向人显示，说能仿效西法，采取众长，不几乎要被远方的人嘲笑吗。唉！为什么不反过来思考，努力谋求振作呢。

译办理洋务的关键在于选拔合适的人才。

我国在经办洋务这一方面，虽然在各省通商口岸设立了专员，无奈只有空名而没有实效，白白耗费俸禄罢了。西方国家的官员和商人因为这些人没有实权，看待他们就像看待旗帜上多余的装饰一样。担任这些官职的人，遇到大事固然不能自己做主，即便是一两件琐碎小事也不能独断专行，必须禀承上级命令，耗费时日去虚与委蛇。领事官因为他们是这样的做派，即便是小事也一定要拜见道台，谒见巡抚，甚至直接陈奏给总督。稍微有些迟疑顾虑，他们就立刻禀报其本国驻京公使，与总理衙门作对。那么，通商口岸虽然有洋务人员，对大局又有什么益处呢？况且如今担任洋务人员的人，大半因循守旧、懦弱怠惰，不自振作，而害怕洋人像害怕老虎一样，只看见满朝官员唯唯诺诺，却没见到一个直言敢谏的人。

比如西方人凡是报告失窃案件到来，官府就必须追查缉捕原物，如果不这样，就必须按数赔偿。所听到的近事中的一两件，实在令人发笑。如果让失物必须赔偿才能了事，那么以后赔偿的事将不胜其烦。由此推想，中国官员道经香港，如果有失物，报官查缉罢了，香港官员能舍弃钱财赔偿吗？就像中国使节驻扎在西方国家，如果有失窃案件，也从未听说有赔偿的。假使中国官员使节强行要求赔偿，西方人士必定认为不对，而执法官吏，且会拿着万国公法和新定的和约来应对。俗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国家不能实行的，为什么在中国实行呢？至于掠夺民间的利益，贩卖违禁物品，擅自驾驶小火轮船深入内港，在众人面前公然诋毁中国崇奉的宗教，凡此种种都与我们禁令条教相违背，按惯例不可行的，而他们在却在中国实行，悍然无所顾忌。

然而这并非西方商民突然敢这样，是因为办理洋务的人员畏惧纵容，日复一日，以至于此，履霜坚冰，其由来是逐渐形成的。我曾经说中国的事情，事事被西方人窥见其隐情，洞察其细微，几乎没有什么隐藏的情况，没有什么隐藏的形状。我们朝廷官吏，即使想要粉饰夸张来掩盖，也只是贻笑大方，适足自取其辱罢了。办理中外交涉的事情，只有可以的就答应，不可以的就拒绝，对的就算对，错的就算错，用一句话决断，用一个标准折衷。如果真能秉持大公无私，用至理来折服对方，可以听从的就听从，不可以听从的就宁可罢官，头可断而议终不可动摇，请求终不得允许。西方人未必不深思熟虑而审慎处理，无奈他们看重身家，眷恋爵禄，遇事就推给别人，县官推给府官，府官推给道台，道台推给督抚，督抚推给总理衙门，办理越迟，头绪越乱，言辞越多，而事情越决裂，到了总理衙门则无可推诿，不得已才委曲迁就。这是近日洋务的大致情况，西方人已经深知且久闻了。平时即使遇到大事，争得面红耳赤，好像绝对不能听从的样子，而色厉内荏，他们早就看穿了，所以争得越用力则请求越坚决，恫吓要求，无所不至，等到无可奈何，而先前所谓不可听从的，如今已经无不顺从地执行了。

至于各省通商口岸，近日洋务越多，办理越难，当权者颇感棘手，我说这是因为任用的人没有选对罢了。西方人难道没有耳目吗？如果那个人居官清正，自身谨慎检点，平日与西方人交际，开诚布公，遇事必定果断迅速，西方人未尝不采纳舆论，印证公论，而自然不敢过多苛求。只是在自己先有不可告人的隐情，平日已被西方人所轻视，即使善于逢迎结纳，出言断事也不能被看重。如果有大事，就应当以国家体面来争。比如更改厘税，我们朝廷自有制度，不是邻国所宜预闻的。其轻重所系，斟酌尽善，国家应当自有权衡，即使含有体恤远方人的意思，也关乎朝廷德意的流布，起初并非强迫我们这样做的。如果事事由西方人挟制其中，委曲相从，那么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了。唉！说起来不难，做起来很难。在局外的人尽不妨侃侃而谈，而在局中的人正复大费踌躇罢了。时事难为，杞忧甚大，这是孔子之所以感叹人才难得，而富强之术作为国家根本计策，一定要不可不急于讲求啊。

建设铁路

电报通信，轮车铁路，西方国家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图谋，而中国认为是不急之务，且认为中国绝对不能实行，也绝对不可实行。有人说愚民惑于风水之说，强欲开辟，必致纷然不靖，所以利民者扰民也，这是不宜者一。有人说轮车之路，凿山开道，遇水填河，高者平，卑者增，其费浩繁，将何从措，即使竭蹶而为之，徒足以病民而害国，这是不宜者二。唉！这大概是中国没有实行罢了，中国的百姓没有见到罢了。假使由少以成多，由近以及远，暂行试办，安见其必多窒碍乎？吴淞车路之成，英国大臣闻之，设宴

译互相邀请，为中国举杯称庆，认为这不过是初步尝试，而往来的兴盛、行驶的快捷，让民间看到后，知道其用意美好、方法优良，所希望的是将来能推行尽利，中国十八省无不遍布，那么四通八达，商贾的转运没有阻碍，书信的传递不远，它对民生国计的裨益，难道微小吗？开通铁路，既然对中国有利，而在当地通商的各国，也没有不利的，难道只有英国是这样吗？现在计算英国一国之中，所有铁路里程，回环曲折，各处相通，大约五万余里。建造的费用共计金钱七百十八兆镑，每年往来的旅客不少于五百七兆，所收取的资金大约金钱六十兆镑，而扣除经费之外，可盈余利润二十五兆有余。西方的惯例，铁路属于公司的，盈余利润归于公司，属于国家的，则归于国家，而租赁土地的款项，公司应当按年缴纳给国库。或者国家有军事行动，铁路归于国家统辖，如果被敌国毁坏，则事平后赔偿其价值。而且土地属于国家，国家想要出资从公司购买，也没有不可以的。所以火车铁路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有利，无法尽言。而且铁路所到的地方，也就是电线所通达的地方，消息的传播，顷刻间就可以知道。况且火车载客的利益少而载货的利益多，一年中贸易场所获得的利益，不知有多少，公司所得盈余不过二十五兆，如果与客商相比，只是百分之一而已。而且国家在有事之时，运送粮饷，装载器械，运载士兵，征讨叛逆，指日可以完成。为什么呢？因为军情传递很快，彼此应援，快于呼吸。那么，火车铁路怎么见得不可行呢？英国、中国，易地皆同。况且今天西方通商中国，骤然增加口岸，轮船的利益已经穷尽了。外海则从潮州、琼州到达沈辽，长江则从镇江到重庆，凡是轮船所能到的地方，没有不到的。我说创建火车铁路，就从此开始。为什么呢？长江一带，允许建立埠头装载货物的共有六城，那么以后小火轮船必将络绎不绝于长江，或许会伺机乘隙，请求进入内港。所设领事远在云南，从大理到重庆，相距尚远，不靠铁路相通不能快捷到达，势必从云南到重庆，从重庆到汉口，从汉口分南北两路到达各处。十余年前，火车铁路公司早已绘图说明，志在必行。英国驻京公使认为英商的意思未免太急躁，所以没有代为请求，明知请求必定不能实行。现在凡是可以使用轮船的地方，无不是英商足迹所已经到达的，而专心致志的，就在火车而已。如果小规模经营，必定先在通商口岸试行，以利往来，上海吴淞就是已有的事例可以援引。天下的事情，没有不接受逐渐实施而预先谋划的，只有明智的人能预先料想，有见识的人能看得清楚。三十年之后，事情又将发生变化吗？或许有人说火车铁路不曾不利于国家，便于商贾，与其因为西方商人的请求而做，不如我们中国自己做。然而执持成法，拘泥宪章的人，恐怕其议论被搁置不能实行。审时度势，如果不是出自西方人，那么中国断然不会自己做，这就是贾谊痛哭流涕长太息的原因。

译废除额外权利

唉！如今中外交往，事态纷繁多变，确实情况复杂。西方国家凡是有所请求，必定要强行实现。清朝朝廷常常认为他们是在要挟，议论他们是在恐吓，时常思考如何裁减抑制他们，因此龃龉不和的事端，大多由此而起。然而究其根本，他们所请求的，我们又不得不答应，只是徒增往来间的烦扰罢了，徒见纷乱而已。他们正因为觉得答应很难，所以索取更加奢侈，认为今天所得到的，是靠强力请求才达到的，否则恐怕难以如愿以偿。其实中外交涉的事情，不外乎辨别公私、分清曲直罢了。就像开埠这一条，中外既然已经订立条约通商，依照西方各国的体制，那么遍及内地贸易，也是惯例中理所当然的。而清朝朝廷不能全部开放内地，是因为西方人不归清朝官员管辖。西方人来中国贸易，他们的立论和意图，大概也非常广大而深远，动不动就讲地球是一家、中外是一体。所以他们看到中国因循守旧、自我局限，以外交为耻，并且时常采取深闭固拒的策略，他们也就常常在一旁讥笑，认为见识非常狭隘，胸怀不够开阔。中国不想全部开放内地，大概只是看到西方人一天天来，而不考虑华人也可以前往。不知道既然已经开埠通商，到一个地方和到各个地方并没有区别，我们应当与西方国家争夺的，只是“额外权利”这一条罢了，因为国家的权力系于此，这也是日后仁人志士应当用心之处。如果因为通商内地而与他们争执，只是向外国显示心胸不宽广，反而让他们有了借口的余地。我们想要争夺额外权利，不必动用军队，不必使用威力，只在于在外交场合进行周旋，在宴饮聚会中从容应对。事情能否成功不必计较，关键在于坚持西方法律与他们反复辩论，这就是所谓的“以其矛陷其盾”。以前英国公使阿礼国请求进入内地贸易，总理衙门也请求去除额外权利，这件事于是就没有实行。额外权利在欧洲不实行，却只在土耳其、日本和我们中国实行，这样的话，贩卖中国货物的西方商人，以至于传教士、旅居的官员，如果有什么事，我国完全没有权力治理他们。这是我国官民必须争夺的，是发自忠君爱国的诚意，从而激发出来的。所以通商内地可以不争，而额外权利则必须屡次争夺而不能只争一次，这就是所谓争夺应当争夺的东西，是公正的、正直的。又以前领事这一官职，虽然与我们府道官员平级，但一旦发生龃龉，也能调遣兵船，权宜行事，这就是通商口岸办理洋务的人之所以更加感到掣肘的原因。如今我们朝廷已经批准英国公使的请求，增加各口岸，大概是为了显示中国并没有自我局限的心意，而是深具安抚远方、和睦邻邦的诚意。他们在增加口岸之后，请求减少厘金，大概是想以此恩惠商人，清朝朝廷也不能不答应，我们朝廷于是也酌情增加税项，因时制宜，以显示朝廷的规制。增加税项这一条，是我们国家自有的权力，加还是减，由我们决定，英国公使本来就不能强行与我们争夺。于是应当给予的就给予，应当获取的就获取，这其中自有权衡，我们朝廷从容驾驭，难道不比寻常高明万万倍吗？我们中国不能把有益的东西全部给英国人，就像英国也不能把有益的东西全部给我们清朝一样，取舍之间，大概在于当权者明辨公私曲直罢了。

卷四

西方人逐渐忌惮华商

自从西方各国与我们清朝通商立约以来，三十多年间，贸易场上的前后情形截然不同。以前的洋商，拥有雄厚的资本，囤积奇货，志高气傲，如果不是重酬巨款，不足以进入他们的眼界，打动他们的心，几乎有俯视一切的架势。现在争夺利益的人一天天增多，追逐利益的人一天天众多，船舶的价格一天天贬低，运载的费用一天天减少，从西方来的一切货物日渐低劣，而其价值比起以前也少了四五倍，微小的利益，无不群起奔赴，像蚂蚁附着膻味、苍蝇羡慕腥气一样，而举止气焰也不像从前那样傲慢无礼了。各国中以英国人最善于心计，商贾的足迹几乎遍布天下，而他们高视阔步，轻蔑放肆，每每不足以让人信服。德国人出来一反他们的做法，逐渐能与华商融洽相处，贸易所到之处，没有不夺取英国人利益源泉的，不知道这还只是浅显的。如今英国人所忌惮的，大概在于华商。以前的华商多仰仗西方人的鼻息，即使有资本，也常常苦于门路不熟，无从进入，往往观望不前，苟且自我局限，只有听任西方商人的指挥罢了。所以以前西方商人在中国经商，事事与华商争夺利益，并不是说华商完全没有利益，而是华商的利益小而西方商人的利益大。华商资本轻而利润薄，船只不能冲涉波涛，货物不能运输远近，他们在洋务中，每件事无不依赖西方商人，而运货的费用、保险的价值已经达到不可估量，正好为西方商人增加了他们的利益，华商所赢利的很少。现在则不然，自从轮船招商局开启江海运输，逐渐与西方商人抗衡，又自己设立保险公司，使利益不至于外流，近十年来，华商的利益日益增加，而西方商人的利益有所分流了。就像香港一角，从安南、暹罗购买大米，全是华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