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

译义，假装殷勤。寻求那些被剥夺官职的人并赠送礼物，闭门拒绝的人，是没有的。唉！这些人简直不是人，哪里值得谈论朋友呢？所以因权势而结交的，权势败落就离散；因利益而结交的，利益耗尽就疏远。那么选择朋友应当怎么做呢？当今世道，品格高尚、行为正直的人已经很少见到，只有寻求那些意气情谊融洽、性情投合的人才可以罢了。《易经》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礼记》说：“追求道义相同，志向方向一致。”这些都可以作为选取朋友的方法。唉！在当今谈论交友，其实是末节了。推究其本源，朋友在五伦之中，本来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并重。士人得到一个知己，就可以没有遗憾了。推而广之，尧因为得不到舜而为自己担忧，舜因为得不到禹、皋陶而为自己担忧，周成王、商汤对于伊尹，周文王、周武王对于姜太公，都是心意相通、念头相契的。三代以后，如汉昭烈帝对于诸葛亮，前秦苻坚对于王猛，都是所谓推心置腹、深入骨髓的。自古以来帝王的兴起，大都有出类拔萃的人士，拨乱反正、应对变故的人才，作为他们的先后辅佐，有的在市井巷陌中贫贱时相识，有的在战争之间意气相投。所以朋友这一道，可以通达于君臣关系。只是其中相遇与显隐，命运不可预知。显达就像上面所说的那样，隐逸就像严子陵对于光武帝那样。现在人必须先有芬芳悱恻的情怀，然后才有恳切真挚的情谊，怎么可以在寻常庸俗中寻求呢？如果他独自学习没有名声，就隐居世间没有烦闷。大概儒者所学习的，本当尽到我方本分，原本不是急切地求取名声被人知晓，世人不了解我，也没有遗憾。出仕就做伊尹、傅说，风云霖雨就是文章；隐居就做巢父、许由，泉石山林都是经世济民。如果在自己没有特立独行、超越众人的操守，那么举世谁会给予国士的知遇，而他所交的朋友，终究也只是庸夫俗子罢了。至于在乡里周旋应酬，诗歌酒宴往来，大抵在流品上区分雅俗，在性情上区别厚薄，大概可以说一说。俗人多而雅人少的，气味相投的少；外表雅而内在俗的，谈吐虚伪。那些从事卑贱职业而神志清高洒脱的，可以结交，在古代如司马相如卖酒，梁鸿替人舂米，嵇康在锻炉旁打铁，近代如周青士隐于米店，朱可石、钮玉樵隐于商贾，都是这样。这些人，有的有所寄托而如此，有的迫于贫困，想要为自己谋划，而他们胸襟旷达、牢骚阔达的意思，时常在言语之外显现，即使在繁华喧嚣之中，也不失其淡泊的素志。他们在风雨阴晴、山川游历中，别有神明融入其中，与他们为友，旨趣必定不远。天资刻薄的，路径狭窄；品行平庸有亏的，交情疏远。富贵而多穷朋友，难道刻薄的人所能做到的；死后还念及遗孤，觉得古风尚未远去。如果突然遇到显贵就低头弯腰，偶然遇到寒士就脸色傲慢变化，这是名利的奴隶，哪里是人天所崇尚的？或者矫情以博取声誉，装饰虚伪以欺骗他人，那么在举动之间，总可以细微窥探而得知。至于少交朋友过错少，滥交朋友累赘多，结交污浊的人丧失声誉，结交清高的人愉悦性情，则在于由衷独自决断罢了。因为与管君小异谈论交友，随意叙述如下。

译智说

世人把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德，我认为德只有一个，那就是智。有了智，仁就不是虚伪，义就不是偏激，礼就不是欺诈，信就不是愚昧。因为刚毅质朴接近仁，这是仁的偏颇；温和宽容接近仁，这也是仁的偏颇。慷慨奋发接近义，复仇赴死接近义，都没有把握义的适中。礼拘泥于繁琐的礼节，周旋揖让，就显得浅薄了；信局限于固执地自我坚守，至死不变，就显得狭隘了。而依靠智，可以弥补这些偏颇并挽救这些过失。智，洞察透彻没有边际，事物到来都能完全映照，虚空灵动不昏暗，运用起来如同神灵。它的见识足以测量宇宙的广阔，它的远见足以照亮古今的变化，所以仁、义、礼、信四者都依赖智的辅助才能施行。如果没有智来济助，就像洪炉没有薪火，巨船没有船桨，怎么能行进呢？世人不知道智的作用，所以作《智说》来阐明它。（仁是本体，智是功用。本体不会凭空确立，必须在功用中体现。固守常道的人重视本体而轻视功用，如果不陷入理论的陷阱，就会归于禅宗的言论，最终成为无用之物。真是令人感慨！日本重野安绎拜读）

平贼议

当今平定贼寇的要务，首先在于治理军队和治理百姓。治理军队在于良将，治理百姓在于好的地方官。军队治理好了，是平定贼寇的末节；百姓治理好了，是平定贼寇的根本。因为从来没有百姓没有治理好而贼寇被平定的情况。想要得到良将、好的地方官，首先在于选拔他们。现在的军队，骄横强悍或怯懦软弱，都不能使用了，刑罚不足以威慑，奖赏不足以鼓励，如果不是得到良将去更新他们的营垒，改变他们的耳目，严肃他们的号令，震慑他们的心志，那么凭什么杀敌取胜，在战场上收功呢？我认为治理现在的军队，不如轻奖赏而重惩罚。有人说，这样做恐怕会激起变乱，那该怎么办呢？庚申年春天，金陵唾手可得，只是缺乏几十万金的赏赐资金，事情竟然中途受阻，士兵渴望奖赏确实很急切。重赏之下，人人自我奋发。现在奖赏既然减轻了，谁愿意为之效力呢？回答说，不，这是为了矫正今天的积弊。今天兵制的败坏，几乎像明朝末年那样，进入市场就抢掠一空，经过村庄就哄抢一番，把百姓看作犬羊，把贼寇看作虎狼。何况上面的官员，粉饰逢迎，冒功邀赏，自己尚且如此，又怎么能责怪士兵呢？从前有营兵，积蓄财物如山，没有斗志，统帅知道这种情况，把所积蓄的财物全部烧毁，然后驱使他们作战，于是士兵都听从命令，这就是明显的验证。所以想要士兵不贪婪，不如用廉洁；想要士兵不徇私，不如用公正；想要士兵尽力，不如与他们同甘共苦。用事务来感化他们就不骄横，用羞耻来激励他们就不强悍，用勇敢来教导他们就不怯懦。如果不是得到良将，又怎么能整顿他们呢？现在的百姓，怀疑官府而轻视上级已经很久了。怀疑就不能用诚信使他们信服，轻视就不能用情感使他们联结。官府用来晓谕百姓的，大都是形式上的条文而没有实际心意，他们向上汇报的，也全是虚词而不是实事。百姓习惯听到这些，怎么能不怀疑呢？贼寇来了就谋划逃跑，贼寇走了就声称收复，大员就推托说退守，小官就推托说外出。官府不能保护百姓，百姓也不能依赖官府。百姓习惯看到这些，怎么能不轻视呢？积累起怀疑和轻视的心理，事情就无法办成了。好的地方官到了，一定能真诚恻隐，开诚布公，与百姓以天性相见。他对待百姓，像父兄对待子弟；他保卫百姓，像手足保护头目。平时既然能用恩惠相互结交，临事自然能用信义相互巩固。百姓本来就是容易感动和驱使的，只要看到上面的人真正有所作为，足以处理大事、决断大疑、抵御大难，那么百姓就会把性命托付给他，没有不肯舍身杀贼、筹集资财犒劳士兵的。上下之间的交往既然诚信，没有事情不能办成。孟子说“可以让人拿着木棍去击败秦、楚坚固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器”，对于区区盗贼又有什么难的呢？那些贼寇难道没有侦探吗？看到没有空隙可乘，也会舍弃这里去别处，不敢轻易侵犯了。百姓得到好的地方官治理，效果就是这样。那么想要寻求良将和好的地方官，应当用什么方法呢？也就是在行军作战之际、郡县之间选拔罢了。但是上级必须先正本清源，然后真正的人才才会出现。现在应当紧急做的，大概有几点。说讲习武备，整顿边防，解散被胁迫跟随的人，撤除壮勇，清除盗源，这是良将应当做的事；说肃清仕途，振作士气，储备人才，广泛招揽，充实财用，这是好的地方官应当做的事。剿灭贼寇的军队在于精干而不在于众多，侬智高侵犯岭南，派遣将领和士兵不知有多少，到了狄青才战胜他，收功的只是几百骑兵罢了。现在必须讲求军队的实际，核查确定人数，不要让虚报名额冒领粮饷；全部淘汰羸弱，务必选拔猛勇，不要让疲弱的士兵充数。他们行军时，先使用枪炮而后使用弓矛，一切都要以实际来济助，然后军队才能精干。平定之后，形势尤其不能放弃武备。凡是制止盗贼、平定匪患，出海巡逻缉捕，用来防备水陆的，都必须实心实事，每月按期演练，严明赏罚，区分勤惰，以期有备无患。这样一旦有事，然后军队才能使用。这就是讲习武备所以能强兵的原因。守卫内部必须先防备外部，边防废弛，有产生强邻藐视之心、引起奸人觊觎之渐的可能，这不是用来威慑百姓和畏惧戎狄的方法。何况海禁已经开放，泰西各国云集，沿海各处，尤其应当设防以备不测。而且防备海寇是为了巩固

译我国的疆域，原本不是为西方人而设立的，怎么会违背和睦友好的原则呢？凡是炮台、营房、哨所、土垒，都应当预先做好准备，一切务必仿照西方的方法，做到极其坚固。在平时建造，在临事时使用，自然会有依靠而不恐惧。至于海防的重点，尤其在于水师战舰。自从西方国家的轮船出现以来，觉得所有的船只都可以废弃，中国应当设立局厂，按照方法制造，并且学习驾驶，务必尽其所长，这样海防才不是虚设。这是防备边境以对待敌人的道理。

如今江苏、安徽、湖北等地，残余的叛贼尚未平定，像鸱鸟一样嚣张，像狼一样回顾，希望拖延片刻。如果一旦凶恶的首领被消灭，这些人必定会胆战心惊。应当告诫统帅大臣，正应该趁着这种声威，迅速加以扑灭。同时应当昭示天下，凡是受胁迫跟随的人，广泛宣扬皇上的仁德，一概不予追究。能够自拔来归，率领众人献出城池，愿意在行间效力的，就允许他们以贼攻贼，立功自赎。即使是两广地区积久的寇贼，也暂且一概看待，不要过多苛求，以此来涣散他们的心志，孤立他们的势力。其余的人分别新旧，让他们回归乡里，务必断绝他们的萌芽，清除他们的根株，铲除他们的羽翼。天下的百姓，哪有甘心做贼的？一旦陷入其中，就再也无法脱身。现在布告海内，都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尤其要用贼人招降贼人，使他们互相猜忌，不战自溃，可以不劳兵力而定。这是宽待从犯以诛杀首恶的道理。

大乱已经平定，天下太平治理，收起兵器，表示不再使用，那么所招募的勇队、安抚收编的降卒，该如何安置呢？他们在军中吃着精粮，吃着肥肉，一旦解散遣散，靠什么生活呢？况且他们的本性确实可以动而不能静，难保他们毒心未改，逆谋犹存，乘间窃发，不可复制，或者暗中煽动诱惑，滋事妄行，凡此都是应当考虑的。即使激发天良，愿意成为良民，但没有恒产来安置他们，如何能自善呢？所以解散降贼，撤除勇丁，关系到大局非同小可，必须设立妥善处理的办法，才能没有后患。江苏、浙江、安徽三省被贼人蹂躏的地方，几乎百里无人烟，其中大半人民死亡，房屋焚毁，田地无主，荒弃不耕，不如分遣他们，让他们开垦。安插布置，应当谋划善法，使可以历久而无弊。这是撤除勇丁以消除变乱的道理。

江苏、浙江是财赋之地，所有的盗匪聚集地，到处都有。苏州、常州、湖州交界的地方，枪船千百艘，都倚仗震泽、具区作为巢穴，时常劫掠行旅，出没无常，甚至演戏聚赌，肆意妄为。巢湖一带，倚仗人多横行恣意，也和他们一样。地方官养痈遗患，不敢触犯他们的锋芒。陷入贼中以来，大多依附贼人为虐，他们的党羽更多，他们的势力更横。贼人平定之后，这些人都在应当清除之列，不要留下遗种。不仅如此，沾染贼气担任伪官以鱼肉乡里的，就是乱民，必须杀而不赦。去除莠草安定良民，就是以防微杜渐。此外编组保甲，严格缉查，使奸匪无处容身，而盗源自然清除了。这是清除盗匪以养育百姓的道理。

这五点，大概是为了治理表面，所谓兵治，是平定贼人的末节。国家官吏的疲弊，大多由于捐纳。这种风气一开，来的人志不在利国而在利家，即使有一两个狷洁自好，自命为贤豪的人，也至于上下束缚，无可措手。现在且以三条途径并进，科举、军功、捐纳。仕途愈杂，吏治愈难。作为督抚上司的人，务求调剂，于是视官署如传舍，视民事如转圜，对国家设官治民的意图，毫无补益。又他们的官给糈禄，实在不足以自赡，如果不先厚其养廉，就无法责其不贪。现在想要收治理百姓的实效，不如淘汰冗员，澄清官方。仕途的肃清，就是用来振顿纪纲的。

国家以时文取士，数百年来没有人敢废除。学习这个的人，多有青年就学，皓首无成的。至于莅官之后，身之所行，尽非少之所习，于是不得不委之于吏，上下其手，是非颠倒，官场之坏，由于士习之颓。现在请求科场仍然以时文而务求实学，并且必须远其期，减其额，中间参之以选访荐举，试之以有关政事之文，或者别开大科，如孝弟贤良、真言极谏、博学鸿词诸名目，那么有实学的士人就来了。大概专以时文，则取士之途太隘，而用士之责太易。法当反其道而行之，取之宽而用之严，如果有不能胜任其任的人，即使以科第进身，也在所斥。现在因为捐款之兴，各直省叠广学额，中额几至增无可增，所谓士者，取之倍多于前，而士之实用则远不如昔，这是士习之所以日敝的原因。振作士气，就是用来励品学，练才识，为他日治民地。天下未尝无才，患所以求才之道未至，法当储才于平日，然后能用才于临时。经济之才可以应变，理学之才可以处常，皆当随时收录，以备实用。时文一科，但能坐致常才，而不能甄拔奇才。一旦有事，仓卒征召，必有以虚名偾事者。大概才非试之以事不能实知其然。

译（选拔人才），一定要通过逐步的考验来验证，才能了解他们的真实才干，这样将来一旦突然面临利害关头，就可以作为一时之选。对内要求宰相，对外要求总督巡抚，朝廷中没有侥幸得官的人，民间也没有被遗漏的贤才，天下难道还有治理不好的吗？这就是储备人才来巩固国家命脉。大乱之后，百姓流散各地，背离家乡，离开田地，流离失所于道路之上，哪有空闲为自己谋划生存？法令应当广泛招揽招引，使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居所，安定自己的职业。吴中地区的风俗向来崇尚奢侈浪费，恢复之后，必须革除浅薄的习俗使之变得敦厚，扭转浇薄的风气使之变得醇厚。一切供人玩赏娱乐的物品，一概不允许制造，浪费钱财、危害百姓，绝非小事。因为大创刚刚平定，元气尚未恢复，家家户户很少有积蓄，家中缺少储备，这就是人们轻易离开故土而不顾念的原因。现在应当急切地为他们节约财用，崇尚节俭、摒弃奢侈，重视根本、抑制末业，严厉惩罚游手好闲的人，百姓自然不敢违犯。这都是依靠在上位者的引导，并为他们指明方向。赈济灾荒、救助危难，发放谷物种子，鼓励农桑，这是招揽百姓的根本任务。繁衍民生，道理就在这里。自从经历大难，民力已经枯竭，即使各地未被战火波及的，捐献钱粮协助军饷，也没有不耗尽自己资财的。然而沦陷于贼寇的地区，收复的日期尚不可知；用兵的省份，征收厘金、缴纳赋税没有穷尽的时候。百姓贫困、风俗贫乏，下面不足则上面也会受损其实，对于国家的根本毫无补益，这祸患在于不讲究增加财富的方法罢了。江、浙的财赋向来冠绝天下，发逆贼寇既然平定，应当减轻赋税徭役，让百姓休养生息，几年以后，元气或许可以恢复。然而土地虽然肥沃，尤其依赖人力，懒惰的农夫受到惩罚，耕种的人自然振奋；游荡的女子受到惩处，纺织的人自然勤勉。那些地广人稀的地方，就借助西方国家的机器，来弥补人工的不足。农业和女红既勤奋又敏捷，那么田野就不会有匮乏了。中国商业的方法，实在缺乏善法，不如仿效西方国家的法律，设立公司，流通有无，低价买入高价卖出，就近贩运到远方，使不至于有亏损，而财源可以不枯竭。商人既然能够获取利润、积累奇货，转运到远方，以供应中国，那么市场就不会有匮乏了。这都是在上位者的鼓舞罢了。百姓的财富藏于公家，家庭的丰裕通达于国家，然后缓急之时可以依赖。增加财用，就是用来培植元气，安定民心。这五点，大概是用以治理基层，所谓百姓治理，是平定贼寇的根本。内外兼顾，本末都尽，天下还有不安定的吗？赭寇的灭亡，指日可待。在当今，以大有作为的君主，处于艰难而愿求治理之时；以百年不遇的英雄，遇到特别通达非同寻常的眷顾。皇帝虚心纳谏，四海百姓引颈期盼。灭贼的时机，必定不会遥远，因此敢冒昧贡献我所知道的，以备采纳选择。谨议。

译论剿

（二十年前，太平军正图谋向南窜扰，气势极为猖獗。我曾撰写《议剿》、《议堵》、《议抚》三篇文章，呈送给当权者。当时苏州府尚且安宁无事，正粉饰太平，大张文教，都认为这些不是紧要事务而搁置一旁。不久大营溃散，江苏、浙江沦陷，我的话不幸言中。遭遇文字祸患，最终因罪被罢黜。如今翻查旧箱，草稿尚存，随意录下以见当时的情势。长洲王韬自识）

当今用来对付贼寇的方法，不过剿、堵、抚这三项罢了。然而剿灭有适宜于迅速且便于在近处进行的，如果拖延岁月，受限于路途遥远，就有无处施展剿灭手段的情况。如今的剿灭，其方法也几乎穷尽了，而对于治理贼寇却没有丝毫补益。这难道是剿灭果真不足用吗？是方法不对罢了。当权者往往不先商议剿灭，而先讲求堵截，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才进而商议招抚。不知道天下事没有不能剿灭却能堵截的，也没有不能剿灭却能招抚的，只有能够剿灭才可以谈堵截、才可以谈招抚。办理今天的贼寇，就只有剿灭这一条路罢了。贼寇起初在广西兴起，剿灭他们本来很容易，好比洞穴中的老鼠，扼住要害攻击它，没有不死的。听任他们蔓延到广西，骚扰湖南、湖北，攻破岳州，逃往汉口，趋向九江，攻陷金陵，于是气势就不可遏制了。这没有别的，历来所谓的剿灭，都是跟随贼寇奔走，不能遏制贼寇的前进，而只能尾随贼寇之后。贼寇所到的地方，大都是空虚没有防备的地方，重兵大将遥隔数百里之外，仓促之间，鞭长莫及，一时消息难通，援军不到，防守没有准备，任凭贼寇闯入而不能禁止，这就是贼寇常常得逞的原因。等到出事几十天之后，救兵才到，那些城墙低小不值得贪图的城池，贼寇早已饱掠而去，那些足以扼守险隘与官军对抗的大郡大邑，贼寇防守已经坚固，难以迅速攻下，即使耗费岁月，包围轰击，侥幸攻克，官军的力气也已经疲惫了。于是商议分兵剿灭。有省贼，分派数万士兵，散布在数百里之内，想要遏制贼寇的冲突，联络自守。然而势力既然分散，力量也薄弱，贼寇如果以全力并冲一个角落，我军一定不能抵御，仍然会被他们冲垮包围逃脱。这样贼寇的往来，仍然可以自如，而我军的进退反而难以自主。于是商议合兵剿灭。或者捣毁他们的坚固之处，或者蹈入他们的空隙，或者先聚集于首领，与他们交战。然而贼寇的党羽还多，必定回来自救，以前不专力于大营的，是依靠其他地方的兵力为他们牵制罢了，一旦撤去防守，贼寇更加肆无忌惮，假使大营一击不中，将成为孤注一掷。分兵剿灭防备多而力量单薄，合兵剿灭贼众兵寡，这是剿灭不得其要领，而贼寇之所以更加猖獗的原因。那么剿灭该怎么办呢？应当先舍弃他们的坚固之处而攻击他们的弱点，从上游合击，以占据地势。徐州四通八达的地区，固然是用武之地，应当由老成持重的老将，统领精锐部队扼守它，然后指挥众将，分路进兵，尤其适宜与金陵大营声势互相联络。长江南北，适宜用水师分驻要害，杜绝贼寇的接济。徽郡的安庆、苏郡的常州，固然是我们两省的门户，尤其应当首先注意。江苏、浙江空虚的地方，必须倡导实行团练，演习民兵，给予火枪器械，选择有才能声望的人作为团长，无事时守望相助，有事时能与官兵相互支援，修筑堡垒挖掘壕沟，人人各自防守，各乡可以互相救应，贼寇到来就实行坚壁清野的法子，贼寇有侦探，一定不敢贸然到来，而后官兵得以趁机突出袭击他们。如今官军仅仅聚集在大营一个角落，而贼兵则分布在各处，踪迹飘忽，出没无常。今天一处贼寇到来，大营就分兵去救援；明天一处贼寇到来，大营又分兵去防备，必定奔走不暇，疲于调遣，而贼寇得逞了。倘若贼寇乘大营空虚，从而拼命冲出长围，那么三年的功绩不将毁于一旦吗？这是战国时围魏救赵的方法啊。私下思忖今日官军用来剿灭贼寇的方法，实在令人寒心，因为徒有剿灭的名声而没有剿灭的实效。有人说金陵大营兵力正盛，而贼势已衰，早晚可以奏效，不知道用兵在于振奋士气罢了。拥兵十余万而停留在坚城之下，不筹划进攻的方法，不寻求速战的方略，只任凭他们吃饱了嬉戏，这是危险的道路啊。所以在今天商议剿灭，我实在不足以知晓了。

补尪起废药痼议

今天下有三大病，而上下都安然不知，这就是祸乱日益急迫的原因。到现在还不治疗，病情日益加深，将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从前扁鹊见齐桓公，开始请求治疗，接着感到惊骇，最终退走远去。为什么呢？因为求治不早，后来虽然想治疗也没有办法了。天下事，到今天几乎溃败决裂，而在位者正相互因循怠慢，粉饰铺张，以求掩盖天下人的耳目。唉！这也太难了，这就是贾谊之所以痛哭流涕长太息的原因啊。讳疾忌医而不请医生，这是危险的道路啊。从外面看，好像很无事，而内部已经岌岌可危不能终日。今天的病，有什么不同呢，那么治疗，可以迟缓吗？什么叫三大病？脂

译膏脂日渐消损，这种病叫做尪羸。治理国家如同调理身体，清除盗贼如同驱除邪气。盗贼扰乱天下，就用军队武力威慑他们；邪气侵入营卫，就用药物攻治它们。大盗被清除而国家的命脉受损，客邪被驱除而元气枯竭，这是同样的道理。国家自从战争兴起以来，搜刮天下的财赋来填补巨大的亏空，民生更加窘迫，国家财政更加败坏。现在贼寇虽然稍微衰弱，但天下已经疲敝了。如今向百姓征收的，都不是正常的定额，所谓是苟且应付、不能长久的计策。然而贼寇一天不消灭，这些弊政一天就不能去除，这就像喝毒酒来解渴，吃猪苓来养生，是暂时不可行的。邪气炽盛而骨髓枯竭，病情发生变化，如果现在不治疗，病症将危殆，所以补益尪羸应当紧急。

手足麻木不仁，这种病叫做废弛。江苏、浙江是天下四肢，四肢受害，全身几乎无所可用。善于治疗的人，应当让断肢重新接续，但创伤巨大痛苦深重，不能迅速痊愈。现在却想让受害的手足，立刻听从腹心的驱使，这能做到吗？况且腹心也同时患病，势所不能顾及，那么治疗就更为困难。贼寇陷落江苏、浙江已经一年半，所依靠的只有上海这一小块地方。用一角之地抵挡全局，恐怕难以长久支撑，何况贼势汹汹，四处搜掠，靠近贼寇的地方，蹂躏已经极其严重，即使一旦收复，户籍减少，富裕人家流散逃亡，已经远远不如从前，而镇抚善后的一切事务，费用必定成倍增加。想向百姓征收，百姓无力承担；不向百姓征收，费用将从哪里筹措？而且收复的日期还没有确定。

治理天下，应当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现在一只手臂的手指粗大几乎像大腿，再遭受寒疾侵袭，外邪乘虚而入，来牵制我的肘部，必然导致无法屈伸，所以振兴废弛应当紧急。拘泥于义理条例，这种病叫做痼疾。现在天下内部事务动不动受制于部议，外部事务完全由吏员操控，即使有新的良法美意可以付诸实用，偶尔不符合成例，就被部议所阻挠。老成持重的人被认为精干，庸碌畏事的人被认为历练，而英明敏捷、不拘一格、特立独行的人士一概没有进身的途径。外面郡县的民事，权力不掌握在官员手中而掌握在吏员手中，上下其手，颠倒是非，官员一概不能过问，认为这样做况且会遭到部议驳斥。用人方面，一律遵循资历，不问是否有才能。持身自保，蒙蔽日益加深，所以治疗痼疾应当紧急。

到了今天想要补益尪羸、振兴废弛、治疗痼疾，将用什么办法来处理呢？也不过是急着想出变革的计策罢了。为百姓开辟生财的来源，为地方筹划灭贼的成效，为朝廷广开储才的道路，那么天下自然没有治理不好的。上天施予大地生长，山蕴藏川怀抱，这是自然的利益；制造操作，辅以机器，这是人工的利益；舟车致远，贩卖有余交换不足，这是商贾的利益。这在于在上位的人教导并鼓舞他们罢了。上行而下自会效法，实行十年，应当有可观的成效。这并不是与西方各国争夺利益，也是想让我们固有的利益仍然归于百姓。民生既然富足，国势自然强盛，然后一切才可以有所作为。

对远方的贼寇主张堵截，对近处的贼寇主张剿灭，对投降的贼寇主张安抚，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现在贼寇占据江苏、浙江，堵截和剿灭都陷入困境，议论的人不得已想要使用安抚，不知道此时安抚不容易谈论。江苏、浙江的贼寇视上游为缓急，方法应当专攻金陵，而分兵牵制江苏、浙江，使贼寇首尾不能相顾。金陵一旦攻下，这些人立刻就会涣散，然后才可以谈论安抚。庚申年以前，贼寇习惯于劳苦，气势锐利；庚申年以后，贼寇安于逸乐，意志懒惰。如果得到精锐军队践踏他们，可以一举歼灭。所以攻破今天金陵的贼寇并不难，先在于建立营垒挖掘壕沟，长围深阻，然后大量购买火器，多用地雷，势必早晚奏效。发逆贼寇肃清之后才可以慢慢商议其他。天下的祸患，不患在贼寇而患在没有人才；朝廷上的一切设施，不患在坚持法度而患在执行法度没有人。有了人然后法度才能确立，于是蠲免的恩泽，条教的颁布，守御的方法，折冲的策略，都能用实心实力来坚持，而一切不是虚文。然而这样的人不能在寻常的科举考试中寻求，在于平日储备罢了。开始用空言来招纳天下的才能，接着用实事来试验天下的才能，然后真才实学的人才出现。即使根据权宜时势，斟酌损益来变通，也不是完全超越法度之外，而是能不拘泥于法度之中罢了。人才是国家的元气，众生赖以立命。如果真的能做到朝廷没有侥幸得位的人，民间没有遗漏的贤才，又哪里会有区区的小盗呢。三种病症既已消除，然后天下事务才可以着手处理。至于恢宏大道的王道，施行善政，整顿军威，严肃边防，使强邻悍国，都纳入我的范围，这是我所期望于变革中的君子的。

译拟请为蒋芗泉中丞建立专祠的议

听说帝王崇尚有德之人，一朝之中首先重视酬谢功勋；百姓报答唯有功绩的人，百代之后必定祭祀。这本来是人性中恒常的本性，也是事物法则中不变的常理。回想当年蒋芗泉中丞在粤中开设府署时，对待士人如甘霖般滋润，爱护百姓如同爱护婴儿，兴办有利之事，革除弊端，建立纲常，陈述法纪，施行善政，多得不胜枚举。这些事迹记载在地方志中，彰显在耳目之间，本来是可以详细说起的。粤东风俗强悍，家家户户多有游手好闲之人，效仿东府赌博，模仿中山穿鞋走路，以赌博为生，甚至因淫荡而倾家荡产。中丞刚上任时，就申令禁止赌博，严惩重罚，言出必行，法令高悬，执法没有通融宽贷。于是嗜赌之徒屏住呼吸，收敛脚步，不敢再犯，使得粤东数十年的积弊一旦革除，听闻的人无不称快。这是他的第一项善政。向来官场往来，饮食不洁，贿赂公然进行，哪里还顾惜声名，只求装满口袋，大概已经视之为常事，行之如走平坦大道了。只有中丞澄清整顿官场，整饬吏治，群僚中没有害群之马，庭院中有悬鱼拒贿的清廉，豪族自我惩戒，下属官员都严肃恭敬。于是所有的各种陋规，没有不被裁革的。这是他的第二项善政。粤地境内靠山临海，盗贼聚集，到处都是，勾结作恶，难以查究。甚至勾结外国人助长暴虐，串通腐败的武官共同分肥。匆忙的商船，投入鲸浪不再归来；杂乱的渔船，挂着鲎帆竟然离去。只有中丞秘密委派心腹，随时探察贼巢。祸患未形成时，消除其萌芽；祸患已显现时，拔除其根株。设立炮船，分段巡逻，然后百姓得以安枕无忧，海上的战乱平息，客商路途没有惊恐。这是他的第三项善政。那些蛀虫生于小吏，藩篱的装饰盛于傲慢之民，懒惰的习俗可以惩戒，匪类之人应当去除。只有中丞申明严密的保甲制度，训练乡勇，借此铲除奸恶而安定善良百姓。最终使得恶鸟不再鸣叫，百姓在泮宫吃着桑葚；饮羊改变习俗，歌颂三月的衮衣。百姓渴望复苏的愿望记载在街衢，歌颂有道之君的歌声传遍田野。这是他的第四项善政。粤东惠州所属的几个县，向来与客籍百姓杂居交错，时常引发争端，历来到粤任职的人害怕变动，只说模棱两可的话，实在不明白权衡中道的意义。只有中丞挥动衣袖兴起，统领军队出发，龙工可以前往，洗净虫沙，蜗角先被焚毁，便空了蛮触之争。既然武功有耀，文德也能施行。用威风震慑，用恩信结交，最终安插漕涌，都使他们得到妥善安置。这是他的第五项善政。近来设关征税的人，几乎搜刮尽锱铢，搜索没有遗漏，抽厘的厂局，林立相望。理财的人正以此为能事，中丞认为这恰恰是损害商人，而不是用来充实国库，因此专门上奏免除粤东数十项厘金。商船感激恩德，市场欢腾。这是他的第六项善政。粮食是百姓的天，足食就是惠民。粤东地狭人稠，粳稻的收益，收成较少，丰年还可以赡养家庭，荒年必定叹息空腹。那些用来接济而充实粮仓的，全靠西粤的转运，南洋的运载。然而向来因为关隘阻隔，严厉禁令令人担忧，几乎使得米商裹足不前，而民生更加匮乏。只有中丞上奏免除各处米船进口的船钞，以广泛招徕，然后百姓歌唱吃饱，家家户户免于啼饥。这是他的第七项善政。帝王的范畴陈述六种极苦，本来疾病是值得怜悯的；王政首先关注四民，在于穷困者没有申诉。粤东向来设有赡养寡妇、抚恤盲人等善举，沿袭已久，未免奉行故事。只有中丞以实心行实政，使得恩惠均沾，无微不至，然后鳏寡孤独无不得到赡养。这不仅仅是号称神君，也可以称为慈父了，即使是杜母、召父，又能超过什么呢？这是他的第八项善政。中丞虽然因军功得官，但礼贤下士，爱才之心，根植于内心，礼遇贤人，仰慕德行，出自本性。中丞在任之日，正值科举大比之年，凡有科场各事，无不周全完备，入闱的士子，左右都有，绝少缺乏的担忧，是向来数十年所未有的。这是他的第九项善政。近日粤东人才杰出，科甲连续不断，文名鼎盛，足以与天下抗衡。而中丞尤其以振兴文教，乐于培育贤才为己任，甄别士子，先看重器量见识而后看重文艺。城中旧有长春仙馆，中丞自己捐出俸禄，首先倡导，改建菊坡书院，延请有名望的儒者担任山长，所录取的一律以实学为务，文雅兴盛，称盛一时。这是他的第十项善政。这十项，都著实有功，并非虚美，至今流风余韵，还令人向往不止。于是中丞离开粤地后，就没有出山再仕的想法，打算优游于泉石之间，啸傲于山林之中，以自我颐养天性。天子认为当时正多事，首先重视忠臣，借此宣扬谋略，布施教化，因此特别诏令起用中丞于家，正期望大用，一抒抱负，以霖雨苍生，然而刚到京师，病逝于旅舍。朝廷听闻而震惊哀悼，追念前功，命令将中丞的事迹宣付史馆。而粤中士民沾溉中丞恩德的，没有听说以奏请建立专祠为请，这确实是缺漏的典制。恭敬地罗列中丞前后的治绩著于篇，希望日后粤民上请，当权者尽快为之。唉！中丞虽然不因此加重，但报本追始的人不可忘记，粤民要念及啊。

答《强弱论》

先前《香港日报》中曾论述国家盛衰强弱的原因，倚伏没有端绪

译然而能够明确导致衰弱的缘由，振兴积久的衰败之势，掌握自强的方法，确立常盛地位的，却从未有过。天下如此广大，人才如此众多，难道没有深谋远虑的士人，在事情发生前就洞察先机，在事情发生后进行斡旋补救，坐着谈论就能起身实行的人吗？《日报》的主编曾将这篇文章附在信封里，远远地送到七万里之外，向甫里的隐士请教。隐士还没读完，起身感叹道：“这个人忧虑得很深啊！这正是那担忧国家命运的寡妇、倚柱叹息的女子，所以产生那种无可奈何的思绪。”于是便根据自己所见来回答他。唉！世道变迁到了这种极点。中国三千年以来所坚守的典章制度，到了此时几乎将要动荡消亡，怎能不令人恐惧呢？古人治理国家没有不同的方法，强弱不同并非百姓不同。不是古代的强盛远远胜过今天，也不是今天的强盛远远不及古代。善于运用就强，不善于运用就弱。然而强弱之势已经明显显现，这是为什么呢？是时势造成的。有心人广泛观察过去，冷静验证现在，从而知道天道随着时势消长，人事随着时势变通。居住在东南的人往往从东南走向西北，居住在西北的人往往从西北走向东南，而西北总是强盛，东南总是衰弱。东南柔顺而安静，西北刚健而好动。安静则善于防守，好动则善于变化，所以西北到达东南总是领先，东南通达西北总是落后；柔顺能保持自身，刚健能制服他人，所以西北常常成为东南的祸患，东南不足以成为西北的忧患。然而防守有时足以等待变化，柔顺有时足以制服刚强，而在快慢久暂之间，洞察先机的人往往不能像拿着契约那样确定无疑。这是因为防守必然承受其弊端，柔顺必然逐渐转化，弊端未现时对方将先乘势困住我们，转化未成时对方将先发制人使我们陷入困境。由此看来，正当扩张的势头不可遏制，初露锋芒的锐气不可触犯，明智的人、智慧的人都知道是这样。那么用什么来对待呢？回答说，不如学习对方的长处。因为天道在上变化，那么人事在下就不能不变，《易经》说：“穷尽则变，变则通达。”这就是君子之所以自强不息的原因。有人说，一定要变革才能治理国家，那么就要把东南的风俗政事、文化制度，全都变成西北的样子吗？不是的。我所说的变革，是变革外在形式而不改变内在根本，变革应当变革的，而不是变革不可变革的。所谓变革，主动权在我，不是我被迫改变而是对方强迫我必须改变。对方迫使我改变，利益就被对方获取；我自己想要改变，权力就掌握在我手中。有人说，不对。衰弱就是强盛的契机，强盛就是衰弱的开端，防守可以长久而变革难以依赖，柔顺不会败坏而刚强容易毁坏。不看看商朝的鬼方，周朝的猃狁，汉朝的匈奴，晋朝的拓跋、五胡，唐朝的吐蕃、回纥，宋朝的契丹、女真，明朝的也先，他们的种族有的存在有的灭亡。又如罗马在汉朝兴盛，西域回部在唐朝兴盛，西班牙在宋朝兴盛，葡萄牙、荷兰在明朝兴盛，而现在都默默无闻。自古以来以仁义治理国家，其弊端是衰败；以武力治理国家，其灭亡是迅速。元太祖兴起时，其兵力天下无敌，但自从进入中国，逐渐变得萎靡不振，所以用极弱驾驭极强，用极柔制服极刚，这是最高明的道理，何必用对方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呢？唉！这是没有明白天道本来如此，人事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我不必远引三代以上。春秋时期，疆域狭小，楚国、越国都被视为蛮邦，辽远之地被视为隔绝的区域。从此以后，汉朝、唐朝的声威教化逐渐到达远方，元朝、明朝的版图远远超过北方沙漠。到了我们圣朝，青海、雪山近在咫尺，珠崖、台湾都奉行朝廷的礼制，这是疆土逐渐扩展的情况。而欧洲各国也逐渐从印度到南洋，从南洋到广东。一百多年间，波涛无阻，光明大开，海船商船，像鸟群鱼群一样聚集，凡是前史没有记载、自古以来没有通行的，无不叩关请求通商。我们朝廷也尽量以礼相待，一概与他们通好立约。将地球东西南北九万里之遥，都聚集在一个中国之中。这是古今未有的创举，天地的变局，这难道是人的意料所能想到的吗？是天意造成的。因为善于变化的是天意。上天将数十个西方国家聚集在一个中国，不是想削弱中国，正是想加强中国；不是想祸害中国，正是想造福中国。所以善于运用的人，可以转祸为福，变弱为强。不担心西方人一天天到来，只担心我们自己画地为牢。没有其他原因，就在于一个“变”字而已。三十多年来，来到这里的西方人，纷纷效法他们的智力才能，拿出他们的奇特技艺和良好方法，来讨好我们中国，而我们中国熟视无睹，习以为常不加考察。所谓掌握要害制胜的方法在哪里？所谓事前预防的措施在哪里？有的人甚至认为深闭固拒是良策，有的人甚至认为柔服羁縻是上策。在朝的人，不是像江统那样主张迁徙，就是像魏绛那样主张和解；在野的人，不是像辛有那样叹息，就是像郇模那样愤激。即使那些稍有变革成法的人，也是小变而非大变，表面变革而非真正变革，粉饰蒙蔽，因循苟且。这就是贾谊痛哭流涕长太息的原因。用兵从刀矛一变而为枪炮，航海从舟舰一变而为轮舶，行陆从车马一变而为火车，工作从器具一变而为机械。虽然刀矛、枪炮同用于用兵，舟舰、轮舶同用于航海，车马、火车同用于行陆，

译器具、机械与人工劳作相同，等到它们取得成功时是一样的，然而缓慢与迅速、锋利与迟钝、艰难与容易、劳累与安逸，却不可相提并论。这四个方面，都是对方拥有而我一样也没有。假如我没有而对方有，但对方与我毫无关联，那么我虽然没有也不成为弊病，对方虽然有也不值得夸耀，我只需按自己的常态行事就可以了。无奈对方咄咄逼人，相比之下显得我方不足。况且对方正想每天施展他们的技艺来与我争强好胜，比长较短，互相较量并凌驾于我之上，那么我难道可以一天没有这些吗？变革的方法在于学习对方所擅长的，夺取对方所倚仗的。况且对方拥有这四个方面，也不过是百年或数十年间的事，而波及到中国竟然如此迅速，上天或许将对中国大有造就吧？依据天道来衡量，考察人事来推测，将会看到不到百年，这四个方面必定都会在中国具备，运用起来就像本来就有，看待起来如同平常技艺。我固然不希望我的话应验，却有不得不应验的，这是形势使然，也是时代造成的。上天大概想要将东西两个半球联合为一体，然后世间的变化才达到极致，天道才完全显现，人事才完全具备。我闲时常嘲笑邵雍元会运数的说法是虚妄荒诞的，现在才知道地球的长久，大概不过一万二千年而已。开始开辟的一千年，是天地人从无到有的天下；将要毁坏的一千年，是天地人从有到无的天下。所谓的世界，大约不过万年，前五千年是各国分立建国的天下，后五千年是各国联合一体的天下。大概不这样，世间的变化就不能达到极致，地球就不会毁灭，人类就不会灭亡。所以我说道，善于变化的是天心。庄子说：“天地不仁，把万物当作刍狗。”这话意味深长啊！然而虚空界中不止一个地球。如果按照一个行星、一个地球来推算，那么地球几乎像恒河沙数一样多，而我所居住的地球在其中，仅仅像一粒芥子。争斗蛮争，从造物主的角度来看，不值一笑，那么我所论述的，也不过像地球中的微尘罢了。唉！这个论调一出，了解我或怪罪我，听之任之罢了。

译附：强弱论

有人说，拥有国家的人，弱是强的契机，强是弱的开端，这确实是循环的道理。然而，有弱能变强而强反而变弱的情况，这其中的道理人们却未曾知晓。老子、庄子的宗旨，认为柔可以克制刚，退可以成为进，只有善于利用弱，弱就可以转化为强。过于刚硬必定会折断，急躁冒进必定会跌倒，只有轻率地使用强，强没有不走向衰弱的。纵观古今享有国运长久的人，没有比得上周朝的，但是从周平王东迁以后，萎靡不振，几乎像挂着的旗帜一样毫无实权，而天下仍然尊奉他为共主，不敢随意有所图谋。强大的诸侯图谋霸业，借用周朝的名号来统摄众人，以楚庄王的雄强，势力凌驾于中原之上，也不过是传下问鼎的一句话罢了。如果诸侯中有人吞并周室，众人必定群起而驱逐他，就像驴子披着虎皮在沼泽间吼叫，一定会遭到猛兽的吞噬。赵宋在历代中最为弱小，然而能够与辽、金、元三个朝代相抗衡，延续三百多年，就是因为弱而能够自我保全。如果它文雅地遵守礼制，不迷惑于举措的松弛与紧张，即使凭借辽、金、元三个朝代的强大，也不能灭亡宋朝。所以北宋的灭亡，是因为灭辽；南宋的灭亡，是因为灭金。他们当时自以为能够强大，却不知道弱就紧随其后了。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应当以礼义为铠甲，以忠信为盾牌，以仁德为城墙和护城河，以谦逊为玉帛，天下自然不敢轻举妄动，从而坚固如金汤，安稳如磐石。如果洋洋自得地自夸练兵制器，筑堡建寨，认为可以逞强一次，恐怕强还不可知，而弱的形势立刻显现。有人说，既然这样，那么拥有国家的人就不必讲求富强的方法了吗？回答说，不是的。也要看当时的时势和地域罢了。自强的方法，有为了守御打算的，有为了征伐打算的，有为了侵并打算的，不是单一的一种。应当先审察力量是否足以战胜别人，万全而没有危害，然后才可以发动战争，否则宁可先做自我巩固的打算。所以与其本来弱而显示强，不如内在强而显示弱，这是善于谋划国家的人。处于现在的形势，正值现在的时势，明智的人应当不会把这话当作空谈。

台湾不必移驻巡抚论

台湾一隅，孤悬海外，过去视为弃土，郑氏平定后，才列入版图。它的岛屿虽然距离金门、厦门两门很近，形势雄壮，然而与福建一省并不十分联络。日本人到来，不从山后潜入，屯田筑室，开辟土地道路，长久盘踞，作为终身的打算，而仍然询问通往厦门的路，借道澎湖，沿着安平到达郎峤，就已经无能为力了。他们与生番相抗，借口问罪，以显示军威，然而生番的巢穴，他们也难以深入。朝廷对此，只应当置之度外，听任其然。他们旷日持久，劳师糜饷，势必支撑不住，不久就会卷甲偃旗，悄悄自行遁去。这确实是制敌的上策。极力守台，全军相御，羽檄纷驰，几乎遍布沿海，张皇的形势已经明显可见。事情平定之后，请求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好像日本人还有可虑之处，而台湾事后大有可忧。不知道日本人以后，即使狡诈地想逞强，也断不会再来到台湾岛。而台湾应当做的事，在于凿山通道，测量土地垦田，使台湾岛前后相通。治理生番，也只剿抚兼施罢了。这件事台湾道员中精能干敏的人就能胜任，何必移驻巡抚来节制。有人说，你没有身入局中，怎么知道台湾事难办呢？台湾道员责任重于督抚，而权力轻于匹夫。凡是自省会前往的人，无不把台湾道员视为美差，只想沾润。如果在周旋应酬之间，稍微不如其所求而满足其所愿，就向上游进谗言以阻挠，因此谤书盈箧，弹章紧随其后。所以调巡抚驻台，是为了统一事权，专责成，使台湾事悉归其主裁，而始得为之而无所掣肘。我认为想要假事权，重责任，只应当请求朝廷，把台湾道员一缺归部简放，六年为一任，如果合于台湾民情，就听其复任。大概专其责，久其任，而后凡事得以措施。至于巡抚是封疆大员，现在不让他镇守省会而让他驻守偏岛，我认为于体例似乎未宜。有人认为福州既有总督，那么巡抚驻台正合权宜。我认为明朝建立总督，原为兵事特设，事平即裁。本朝既有巡抚，而在两省统辖兼设总督，恰好分封疆之权，而使之各有所推诿。所以两广、两湖、闽浙、云贵这四个总督，都可以从省。督抚同驻一城，两大并居，有时意见参差，办理互异，或许均所不免，其间岂无贻误于大局者？有人说，唉！你凭什么知道呢。总督治兵，巡抚治民，各有专司，本朝设官之意，确实法周而虑密，而你却妄加拟议，罔知忌讳，岂止是杜牧的罪言而已。希望你缄口勿谈，不要多言以干咎。

论日报渐行于中土

泰西日报大约始于国朝康熙时，日耳曼刊录最先，而行之日盛。他国皆

译严厉禁止，凡是涉及国家大事和军事情报的，按例不允许印刷，胡乱刊印且妄加评论的人，立即投入监狱。后来禁令稍微松弛，报纸的发行也逐渐广泛，英、法、美各国都相继兴起，偏僻遥远的地方无不遍及，而阅读的人也随之日益增多。然而法国所刊印的揭露民间隐私的报纸，朝廷得知后，立即加以禁止和斥责，确实是因为报纸的惯例，不得讥讽刺探他人的隐私之事。西方各国担任日报主笔的人，必定精心挑选，不是出类拔萃、卓越超群的人，不能列入其中。如今议论纷纷，观点蜂起，没有一件不是平民百姓的清议，其立论一概秉持公平，其居心务必追求诚实正直。如英国的《泰晤士报》，人们敬仰它几乎如同泰山北斗，国家有重大事件，都视其言论作为准则，这是因为主笔所持的权衡标准，正是人心所趋向的地方。美国的日报，一天发行多达十万份，可以说是兴盛了。大型日报馆甚至用电报传递消息，以加快排印速度。这难道仅仅是消息不胫而走吗？在中国发行日报且使用汉字出版的，是从西方学者马礼逊开始的，他所刻印的《东西洋每月统纪传》就是例子，时间在嘉庆末年。同时，麦都思先生也撰写特选撮要，每月印刷一册。然而这些不久就废刊了，后继者早已无人。咸丰三年，才开始有《遐迩贯珍》在香港刻印，理学士雅各、麦领事华陀主持其事。咸丰七年，《六合丛谈》在上海刻印，伟烈亚力主持其事，采集搜罗颇为广泛。同时，有《中外新报》在宁波刻印，玛高温、应理思先后主持其事。同治元年，上海刊印《中西杂述》，英国人麦嘉湖主持其事。随后都停止了。近来上海刊有《教会新报》，每七天编印一次，后来改为《万国公报》，林乐知先生主持其事。而《中西闻见录》也在京师刊印，艾约瑟先生、丁韪良先生主持其事。不过这些都是每月编印一次的，兼讲格致杂学、器艺新法，对于时事还比较简略。只有香港孖剌的《中外新报》，仿照西方日报的格式，每隔一天刊印一次，始于咸丰四五年间，至今逐渐流行越来越远。其他地方效仿它的，有上海的《字林新报》，广州惠爱馆的《七日录》，以及香港西洋人罗郎也的《近事编录》，相继不断出现。三四年间，又增加了德臣的《华字日报》，而我局的《循环日报》发行也已经两年了。上海则设有《申报》。自从《申报》发行后，《字林新报》就废刊了。去年春天，广东人在上海设有《汇报》，随即改为《彙报》，近几个月间，又有所谓《益报》。听说福州也设有日报，但流行不广，未能多见。香港的日报有四家，上海的日报有两家，都是每天发行，只是在星、房、虚、昴四天停止而已。日报逐渐在中国流行，难道不是由此可以看见吗？不过执笔的人不可不慎重挑选，其中如果不是通才，难免见识狭隘而遗漏重大，但这还是次要的，至于挟持私怨揭发他人，以发泄自己的愤恨，那么品格就低下了，士人君子应当摒弃他们而不屑与之同列。至于采访失实，记载夸张，这也是近来日报的普遍弊病，有的甚至兼而有之，都无法避免，只是希望始终谨慎对待罢了。

译各国教门说

天下都有一种宗教作为纲纪维系，这是教化世人、教导百姓所不能废弃的。考察自从佛教在印度流行，伊斯兰教在天方兴盛，天主教和耶稣教遍布西洋，而说到它们的支派则各有不同。印度的佛教分为三支，一是墨那敏教，即印度的旧教；二是喇嘛教，即西藏的黄教；三是墨鲁赫教，即西藏的红教。天方的伊斯兰教也分为三支，一是由斯教，即婆罗门的旧教；二是穆罕默德教，即穆罕默德所创立并在阿丹推行的；三是北阿厘教，即由他的侄子所传承并在巴社推行的。天主教和耶稣教也分为三支，一是加特力教，即天主教的旧教；二是波罗特士敦教，即耶稣教的新教；三是额利教，即希腊的古教。说到各教所流行的地区，则从中央、南方、东方三印度到缅甸，到暹罗，到西藏，到青海，到南北蒙古，都是佛教。从西印度的巴社、阿丹向西到非洲，向东到葱岭左右，哈萨克、布鲁特等游牧地区，以及天山南路的各城郭，还有欧洲中的土耳其国，都是伊斯兰教。在大西洋的欧洲各国之外，大西洋的美利坚各国，则都是天主教和耶稣教。它们与我们中国、安南、朝鲜、日本的儒教，巍然并立为四大教。此外还有火教、神教散布在各方，也有土著蛮夷之类，习俗崇尚祭祀鬼神而没有所谓宗教的。当我国尚未与外界相通时，所推行的只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这就是所谓的人道，意思是说为人不能超出这个道的范围，本来没有什么宗教。印度在佛陀未出世以前，都是婆罗门教，以事奉上天、治理百姓为根本，就是他们那里的儒教。自从佛教兴起而婆罗门教衰落，佛教衰落而婆罗门教又兴盛，一次兴盛变为耶稣教的天主教，再次兴盛变为穆罕默德的伊斯兰教，都是婆罗门教的支派演变。大概欧洲的学问，其根源都在印度，逐渐向西传播，所以天主教和伊斯兰教有时都不超出儒教的宗旨。即使是我们中国从古至今，道术分裂，儒学分八派，墨学分三派，老庄之道也分为数支，这与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的分门别类，同源异流，没有什么不同。唉！自从教术繁多，同中求异，争斗坚固，在一教之中自相排斥，那些能够包容不同族群，消除界限，会通大同的，这必定是不可能的。所以圣王在上位，顺应其宗教而不改变其风俗，统一其政令而不改变其适宜的做法。如今中国各种宗教都具备，虽然教旨各不相同，但奉天治人则是一致的，怎么知道过去因为遥远而分离的，现在不因为接近而契合呢？将来必定有人，删减繁杂核实要点，去除伪妄回归真实，淘汰浮华崇尚朴实，去除错误即是正确，而总结其大成的。先前看到《申报》说，西方国家没有佛教，所以有感而发写下这些。西方国家固然没有佛教，然而西方国家也有道教，这些人散居各国，独自修炼，名叫巴柳士艮教，欧洲和非洲都有，只是不及各教那样有纪年建朔罢了。因为论述宗教而一并提及。

论英断不弃属土

唉！英国到今天确实称得上极盛了。太阳到了正午就会偏斜，月亮圆满了就会亏缺，这是天道的常理。英国人深深畏惧盛衰强弱相互依存转化，而凡是遇到一切军国大事，从容筹划，全都以持盈保泰的态度来处理。所以虽然失去了法国的援助，遭遇了俄罗斯的忌恨，面对普鲁士的兴起，却仍然能在欧洲保持中立，轻易主持盟会，高高执掌盟主之位。这并不是被英国的强大所震慑，而是佩服英国的公正。春秋时期齐桓公、晋文公假借仁义来会合诸侯，匡正天下，压制敌国，凭借秦国、楚国的雄强，最终也不敢与他们为难，英国大概就有这样的风范。我曾经论述过，英国立国在海外，它与欧洲各国相距，有七十里波涛的阻隔，本来不是船只不能飞渡的，而它的铁甲战舰雄视欧洲，水师的精锐天下无敌，因此它在本国的忧患较轻，而在属地的忧患较重。然而英国本来就是远行经商的国家，用舟舰相互联络，它的属地遍布天下，几乎像棋局一样分布，像星星一样罗列，现在请让我列举一下。巴拉大在西班牙境内，扼守地中海的门户，英国人在磐石上修筑坚城，建立炮台，厚设营兵，已经一百七十年了。亚丁，是红海的咽喉，英国也把它作为重镇。岌朴哥罗尼扼守非洲的要道，好望角尤其当其冲要，其形势的雄伟，古今称颂。锡兰岛，虽然依附印度，但突出海滨，足以制胜。五印度的土地，几乎都被英国所吞并，其中虽然有土著国王，也只是守着府邸罢了。东南洋诸岛中，槟榔屿、新加坡都是肥沃的土地。而澳大利亚土地尤其广阔，被称为金穴。美洲，现在虽然只占据北角，但鱼皮的利益无穷。大概从英国到达广东，它的属地几乎相接，四大洲中没有不有其属地的，这真可以说是勤于远略而善于经营了。况且英国的贸易船只无处不到，用商业力量辅助军事力量，一旦有军事行动，同仇敌忾，

译没有什么不可使用的，难道会有鞭长莫及的担忧吗？英国人谋划放弃属地，是因为每年财政支出耗费无数。这真是浅薄之人的见解。况且他们所谓的放弃，是想让属地像当年的美国一样，能够自我保卫、自我开垦，进而自我建国，不必依赖英国的庇护。然而这叫作抛弃自己的百姓，不是治国长远谋略所应当采取的。难怪英国首相迪斯雷利的言论，其深谋远虑是别人无法企及的。他的意图是与各属地同欢乐、共忧患，太平无事时共享安宁，发生战事时互相联络。国内若有祸患，不仅勤王的军队可以四处云集，从而有依靠而不恐惧；而且也让各属地扼守要害、自我防守，形成前后夹击之势，使敌国的商船军舰无法出入，就可以制服敌人的死命。唉！用水师截断，用战舰联络，首尾互相援助，远近相互呼应，那么本国与属地，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于唇齿相依、辅车相存的关系，为什么要轻易放弃呢？不知道这只是说了常规情况，而没有说变化；说了兴盛，而没有说衰败；说了强大，而没有说衰弱。善于变化的是天道，善于应对的是人事，又怎么能考虑到千万年之后的情形呢？

译应当索取归还澳门，进行商议。

欧洲各国从开辟以来直到元代，彼此往来，很少与其他地区沟通。最早到达东方的是葡萄牙。葡萄牙人擅长历法算术，熟悉天文，使用仪器测量太阳的出没、星辰运行的度数以及水陆方向的远近。明朝时，国王派遣善于驾船的人，驾驶大船向南航行，遍历非洲东西两岸，直达印度西部，转而向东到达马六甲。当时东南洋的各岛国，没有不留下他们足迹的，所到之处就留下葡萄牙人建立埠头。隆庆年间，抵达广东的澳门。居住很久后，请求土地建房，每年缴纳租税，边疆大臣为他们代为请求，朝廷准许了。葡萄牙人于是在香山县的濠镜建立埠头，这是万历七年的事，是中国通商的开始。后来西班牙、荷兰相继东来，英国、法国跟随其后，葡萄牙人在东南洋建立的埠头都被侵夺，只剩下澳门一处，成为各国东来的旅舍。那么澳门这块土地，是交给前朝的，与本朝无关，虽然属于西洋的外府，但实际上隶属中国的版图。当时有澳门同知驻扎在那里，并设置关厂征收税务，每年葡萄牙人缴纳地租五百两银子，这本来有明文记载。自从道光二十年后，边境警报响起，海边不安宁，葡萄牙于是趁机指称澳门为己有。近来甚至在望厦一带，编排门牌，按户纳税，几乎归其所管辖。在序沚湾左右建设兵工厂，征收房屋税，已经逐渐波及界外，而中国缉私的船只反而不能进入其境内一步。广东大小官员全都将其置之度外，从未敢据理与之辩驳诘难，这是令人不解的。以葡萄牙人的说法，本朝顺治二年曾与他们订立通商条约，嘉庆四年割地让他们居住，并设立海防同知衙门治理百姓，遇事中国官员与葡萄牙官员共同处理，记载在旧章中，清晰可考。但是查考当时的档案，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只是当时广东督抚有时曾出示晓谕百姓，是为了招徕商贾罢了，这又怎么足以作为依据？况且其中更有可议之处，莫过于招人出洋一事。招工的人，每每借口出洋开垦荒地，自从有了这种做法，匪徒就将其视为利益聚集之地，拐骗诱骗贩卖的弊端，层出不穷。愚昧百姓无知，受其陷害，落入其牢笼，以至于踪迹杳然，生死不知的，不知有多少。这实在是在境内设置陷阱，关心世道的人应当极力禁绝。往年西洋总督虽然曾发文申令禁止，而招工的人悍然违抗命令，置若罔闻，甚至几乎蠢蠢欲动。这道命令在其国内不行，也应当设法加以办理。我们国家之道在于怀柔招来，礼仪崇尚柔服远方，即使给予土地暂时居住，恩惠格外加多，但借以通商，不是借以售奸。现在竟然将其视为拐匪聚集的渊薮，以至于每年将中国十几万生灵抛掷于洪涛巨浪之中，殒命于瘴雨蛮烟之地。这残害我国民命，辱没我国体，不也太严重了吗！现在听说葡萄牙国王已派遣公使伯爵赞乌亚厘阿前来中国，赶赴京师，请求订立和约，通商各埠，在各口岸设立领事官，在京师驻扎公使，与欧洲列国视同一体。这正是我们朝廷应当厘革整顿的时候。葡萄牙在欧洲，土地狭小，几乎像滕、薛、邾、莒那样的小国，它看待中国，不过是微小的弹丸之地罢了。过去之所以敢飞扬跋扈，是因为中国多事之秋，无暇兼顾。现在发、捻、回、苗逐渐被诛灭平定，文德武功震烁宇内，如果下达一纸诏书，没有不肃然遵奉的。首先应当索还澳门一角，归我管辖，划定疆界设置守卫，设立官员治理百姓，建造炮台，戍守士兵，以巩固我的边防，作为屏障。凡是葡萄牙人生长行商于那里的，仍可相安无事，一切听其自便，不得稍加苛刻，以此显示怀柔，兴旺贸易。其次应当撤除招工之厂，禁止贩卖人口出洋，有违反此令的，严加惩罚。应当与英、法、美商议，派遣巡船驻扎澳门海口，遇到载客之船，必须仔细盘查，有贩卖拐骗的，船货充公，船主、舵工治以应得之罪，这样弊端才能杜绝。倘若葡萄牙公使到京，总理衙门不将前后各事与之反复辩论，而竟委曲顺从其请求，那么机会一旦失去，不仅澳门的索还无望，而且每年将十几万赤子性命委弃于异域，也非常可惜。谨就我所见，论述如上，希望采纳，不胜荣幸。

《蘅花馆诗录》自序

我不擅长写诗，而我的诗也不完全与古人相合。正因为不与古人相合，我的性情才得以显现。我足不出里巷，目不睹丘坟，所交往的，又极少当世通人名士，正自鄙薄惭愧，怎敢谈论诗？不仅不敢，更何足以懂得诗？然而私下看到现在的所谓诗人，以堆砌辞藻为富，以刻意雕琢为工，以推崇唐代、背离宋代为高，以模仿杜甫、效法韩愈为能，而对于自己的性情却没有，这即使写得多又有什么用？感慨自从雅颂降为古风，古风沦为律体，时代既已不同，人才也发生变化。从汉、魏、六朝直到唐、宋、元、明，以诗闻名的大概不下数千家，后学者难以继承。诗到今天，大概可以不写了。然而自有我所写的诗

译足以抒发胸怀抱负，讲述人生阅历，平生须眉之貌清晰如在眼前，虽然同处于这风云月露、草木山川之中，但若有个人独特的精神意趣融入其中，自然就会与众不同了。原本不必刻意创立一种新风格，号称开派祖师，然后才能显得超群出众。我自幼诵读诗歌，从古代的作者直到本朝各位大家，都想追溯流派源头，穷尽其中的旨趣意蕴，时间久了更加知道写诗的艰难。等到长大成人，虽然有所创作，也不敢拿出来问世。只有顾涤盦明经老师、杨醒逋秀才稍微看过，认为可以留存。我私下曾认为，诗歌可贵之处在于，与其苟且随俗不如坚持独特见解，一定要从浅显到深刻，由粗糙到精妙。纵观古人的作品，也有不尽善尽美的，但关键在于他们精心钻研、竭尽全力，积累数年甚至十年才完成，自然有一家独特的面貌存在，哪里只是把修饰辞藻、雕琢句子当作事情呢？性情的运用真诚，而学问也蕴含其中，然后才可以谈论诗歌。我今年二十二岁，积累的诗作共有数百首，大概不能全部留存，只希望向天下后世善于写诗的人请教，以共同印证罢了。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年夏四月下旬，蘅华馆主在甫里行素园南窗写下此记。

译《华胥实录》序

我从十九岁春天开始，偶然有所感触而进入梦境，没有一夜间断，直到二十二岁夏天才停止不再做梦。我曾收集三年来梦中经历的情景，写成《华胥实录》，并为之作序说：人处在宇宙之间，就像微小的虫类一样，所经历的富贵声华，连一眨眼的时间都保持不住，那么一生的丰俭荣辱、悲喜离合，都是境遇、遭遇，而无非是梦境罢了。如同石火电光，镜中花水中月，应当这样看待。唉！我不幸，双脚深陷尘世之中，以前的因果，以后的轮回，都不可知，而一身所遭遇的境遇，在俯仰之间就成了陈迹，我还有什么心思，谁能承受得了呢？曾经听说情意真挚的人，精神或许能够相通，精神专注的人，地域不能限制他，这就是梦产生的原因吧？况且一往情深的是情感，而缘分已经注定，境遇常常限制它，遭遇常常制约它，以至于思念得不到，顺从又不可行，于是凭借虚空创造出奇特的境界和虚幻的遭遇，寄托在梦中来传达，那么我想说却无可言说，想见却无法相见的人，都在这梦里寄托了。像这样，即使想每天追求在梦中相见也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除了梦之外，都是天涯相隔的时候。所以我以生为最大的悲哀，以梦为最大的快乐，别人虽然清醒却如同做梦，我虽然做梦却如同清醒。蝴蝶悟出道理，身世都是空的；蕉鹿忘却机心，你我都无法分辨。假使我长久做梦直到终老，不要醒来而迷失本性，那么感慨短暂，欢乐长久，也可以说是通达了。因此，所分离的是身体，所契合的是心灵。心中有难以分离的心，于是就有身外的身体来契合。唉！谷物不并时生长，死亡不同穴埋葬，而只在梦中的片刻，亲近他的谈笑，接触他的容貌，用来稍微倾诉缠绵郁结的情感，这缘分是怎样的呢？我生不逢时，素心无人安慰，上天啊，为何如此极端。梦中人请鉴察我吧。

卷八

送日本八户宏光游金陵序

日本八户宏光，是我海外的文字之交。宏光姓八户，字顺叔，是日本国都江户人。祖父和父亲都在朝廷任职，本来就是东瀛的贵族。顺叔年少时读儒家的书，却不乐意做官进取，喜欢留心当代的经济实务，慷慨地想要进行远大的游历。曾经遍历欧洲各国，学习他们的文字语言，了解他们的土地风俗崇尚，辨别他们的地理形势名胜，都一一罗列在胸中，难道不是当今有志之士吗？乘船东归，开始在香海认识我。顺叔正以书法震惊当时，求字求书的人门外鞋子都满了，没有不以得到他片纸尺幅为荣耀的。等到游览羊城，公卿大夫都降低身份与他交往，敬礼优厚隆重，情义深厚真挚，就像在香港时一样，顺叔的为人倾倒众人就是这样。今年春天在春申浦与我分别，当道的名流争相延请他。月底，写信告诉我，将要和他的国家东部的诸侯几位陪臣前往游览江宁，特意索要一句话来壮行。我认为江宁旧称金陵，是六朝建都的胜地，明代列为陪京，称为南畿，它尤其重要可想而知。繁华名胜，超过其他郡县。自从遭受赭寇之乱，遗留的痕迹古迹百不存一。湘乡节相、合肥宫保前后节制那里，极力整顿，于是毁坏的重建，倒塌的更新，借此点缀名胜区域。顺叔在这里，应当抒发怀旧的积蓄念头，激发思古的幽深情感，凭吊兴叹，感慨今昔。又必定会选择胜地探求幽境，穷尽美好的境界，访友觅伴，结交贤豪，与他们笔谈往复，彼此唱和，应当不会寂寥吧。况且顺叔对于书法没有不精通的，能左右手执笔写字，都佳妙，有时用口运笔而书，疏密有致，别有一番丰韵。具备这种绝技，何愁不倾倒同辈，所到之处人们都倒屣相迎。听说顺叔同行的朋友中有擅长绘画的，每当经过美好的山川，就挥笔摹写，描绘景物，并记录道路的险易远近。他的朋友画图，顺叔记录。那么他的游览，难道只是为了娱目骋怀而已吗？江宁寓居的公卿如李壬叔、张啸山、魏槃仲、汤衣谷诸位，都是我的朋友，并且是天下奇士，湘乡节相特意招揽他们到幕府，使他们各自发挥所长。顺叔何不前往见他们，希望不辜负这次游览。唉！顺叔胸中包罗万象，别具怀抱，本来就不局限于眼前。即使他被人们钦慕，也自有真学问在，不是凭借虚名来打动众人的。顺叔要努力啊！

送政务司丹拿返国序

香港不过是一个小岛罢了，本来是中国海滨的弃地。丛生的杂草和恶劣的石头，是盗贼的巢穴，野兽的窟窿，和议达成后，才割让给英国。开始开辟荒地，招徕百姓，几年间就形成了市镇，设置官员安置吏员，百事共同举荐，彬彬有礼地称为治理。遭遇中国多事之秋，避居的人视其为世外桃源，商人出其市场，贾客安于其境，财力之盛，几乎甲于粤东。唉！地方的盛衰哪有恒常，在于人为罢了。所以观察地方的兴盛，就知道政治的善，因为政治的善，就能想象那里官吏的贤良。像丹拿先生这样的人，他是当今的好官不是吗？他的职责在于管理华民事务，确实称得上贤良勤劳。大概那里虽然是英国属地，但来往的华民占十之七八，所以华民事务尤其繁剧。先生不敢怕麻烦，务必尽其情理，对于中国的语言文字、民风习俗，尤其能够熟悉深究，上任以来，兴利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