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

译整顿军营，训练军制，使士兵由弱变强，由败转胜，就必须从精心制造火器开始。火器的作用，既然能够充分发挥其长处，那么军士临阵作战，才能有所依靠而无须恐惧。凭借中国人口众多，军队庞大，财力充裕，物资丰富，再加上加强军备、研习武事，奋发有为，即使称霸天下也不难，又何必担忧欧洲呢？况且智慧巧思，是人人都具备的。中国儒生既被无用的八股时文所误导，中国士兵又被无用的弓箭刀石所误导，于是导致所学习的并非实际所用，实际所用的并非自身所长。如果一旦改变方向，调整策略，将他们的才能、力量和聪明才智，用在有用的地方，怎么见得他们一定不如西方人呢？上级以此要求，下级以此响应，难道仅在火器这一方面能与西方争高下、比胜负吗？

译在重刻《弢园尺牍》之后

光绪丙子年，我用活字版在天南遁窟排印《弢园尺牍》，完工后共得八卷。不到三年，索取此书的人日益增多，几乎无法应付。于是计划重新交给刻工刊印，在书箱中检阅，又找到近年来往来的书信，整理为四卷，合起来共十二卷。近来国家多事，时局极其艰难，日本因吞并琉球而未达成妥协，俄国因索取伊犁而失去欢心，屡次导致龃龉不和，时局动荡不安。日本虽然近在东海，与我们尤为亲近，但此事尚可缓办，暂且搁置不论。俄国人跋扈飞扬，几乎难以满足其欲望深渊，出谋划策的人寻求妥善处理的办法而不得。当今急务，也不过是联合强国抵御外侮罢了，这两者关键在于先做好我们自身的事。整顿武备，谨慎巩固边防，储备人才任用能者，选拔军队挑选将领，这些都是我们自身能做到的。自身既无空隙可乘，那么对外的事才可以慢慢商议了。最后一两卷间或谈论日本、俄国近事，但主旨都在于不主张用兵。我们中朝在当今确实不是用兵的时候，即使日本、俄国两国，又怎能在境外穷兵黩武，在境内滥用武力呢？懂得这一点，那么修好释嫌，终究要以和平为贵。然而我不敢在人事上必定如此，只能占卜于天心罢了。排印完毕，随即写下这篇后记。唉！忧世之心，何时才能停止呢？

《地球图》跋

大地如球的说法，始于明朝，由利玛窦传入中国，这种说法才开始创立，然而对于从事历法算术的人来说，并没有完全相信。而它的地图于是流传于世，阅览的人才知道中国九州之外，还有九州，泰西各国的名字，渐渐有人知道了，这是开创之功不可埋没。近来西学日益兴盛，地图更加精密，经纬纵横，推算度数，朱墨色彩鲜明。各国的疆域，像瓜区豆分一样清晰，界限分明，只需一眼，五大洲的情况就已了然指掌。然而深山大川，殊方异域，生活在那里的人风俗不同，因地制宜，以区别其性质，其间真情与虚伪相互感应，利益与危害相互攻伐，强并弱，众暴寡，不知有多少，而没有人能统一它们，不知道统一它们的道理罢了。综合地球各国来看，虽然有今昔盛衰大小的不同，但循环的道理却像符节一样吻合。天的道理好生恶杀，人的道理厌旧喜新。泰西的宗教叫天主、耶稣，都贵在温和而逐渐浸润，于是从近到远，从西北到东南，舟车的制度，极其精密，于是洪波不能限制，大陵不能阻挡。它们的宗教在外与我们的儒家相抗衡，在内却暗中与我们的道义相互消长。西国人没有不知道天主、耶稣的，于是没有不知道孔子的。他们在东南传播天主、耶稣之道，也就是在西北传播孔子之道。将看到不出几百年，道同而理一，地球之人就可以成为一家。当今阅览《地球图》的人，应当用这种说法来谈论，这才叫善于观察《地球图》的人。

读《离骚》书后

《离骚》是诗赋的祖宗，上承《诗经》的风雅，下开汉魏文学，读它的人无不产生忠君爱国之心，忧世忘家之念。唉！这是什么原因让人感受如此深刻呢。想屈原在当时，作为宗国的孤臣，竭尽忠诚志向来侍奉君主，直言进谏不被采纳，最终被放逐。那时楚国已经不再强盛，而平庸的君主相继即位，沉溺于安逸，强邻虎视眈眈，宗庙社稷即将倾覆，他之所以痛心扼腕，百折不回，大概有不可告人的隐衷吧。《九歌》、《九章》辞意错乱，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就寄托于美人、香草，他的心意更加纷乱，内心更加痛苦。千古善于读《离骚》的人，是司马迁，三闾大夫的传记感慨悲凉，几乎要哭出来，难道是因为身世之感，遭遇相同吗？我年轻时读《离骚》，每次展开书卷，凄然落泪，往往不能读完，以至于废书不读。当时在学舍中颇负微名，正锐意进取，哪里知道会遭受谗言祸患，被放逐到南方边远之地，一蹶不振，到了这种地步。唉！昔日读《离骚》而悲伤，竟是今日的谶语。

在日人《隔靴论》之后

唉！不要说日本没有人才。我曾读过他们国家近代人所著的《隔靴论》，都是论述我国中外交涉的事情，简直不像叹息那样，然而还不如现在严重。事到如今，还说什么呢？从外观来看，设置海防，重视边备，讲究火器，制造轮船，似乎富强的效果可以显现，渐渐可以驰骋域外。然而军政没有修明，吏治没有肃清，士风没有端正，民心没有安定，因循苟且，粉饰弥缝，一切都像过去一样。这样虽然袭取了西法的皮毛，却如同附肉于骨，剪彩为花，其血脉终究不能流通，色泽终究不能焕发。现在想要与泰西并驾齐驱，不如以自治为先。写《隔靴论》的日人是江门盐谷世宏，所论共有十一篇。他论西人居留澳门，认为是履霜坚冰的渐进。澳门到乾隆时，西人来住的有三千多人，建造房屋，繁衍子孙，设置兵备炮，隐隐然像敌国，有伤害汉

译百姓们恐惧隐藏，不敢抵偿，中外杂居的有数万人，不替他们服役就替他们接济，不成为他们的心腹就成为他们的耳目。西方人凭借他们的精妙学问和利器，观测天象，勘测地理，考察风土，审察民情风俗，乃至文字语言、政治得失、官吏能否、军事虚实，没有不透彻了解的。而汉人动不动就说西方人的志向在于财货，一定没有其他图谋，却不知道他们的深意不可测度。说西方人表面上桀骜不驯，其实外强中干，是仗着天朝的怀柔政策才这样，并非真的悍然无畏，却不知道他们实际上轻视并侮辱我们。说西洋距离中国六七万里，难道能成为我们的祸患吗？却不知道他们与属国近在咫尺。说西方人的长处在于火攻，中国有仁义节制的军队，却不知道现在的情形与过去不同了。说他们是客我们是主，他们在船我们在岸，以逸待劳，怎么能害我们？却不知道坚固的战舰如山，巨大的火炮如电，看似劳苦实则安逸，虽然是客却如同主人。西方人知己知彼，而中国安然处之，不致力于探求他们的实情以备临时之用，那么《易经》所说的防微杜渐是什么意思呢？又谈到他们在中土传教，就说攻打土地不如攻打人，攻打人不如攻心。攻打土地而得到的，也有失去的时候，就像曹操在赤壁、苻坚在淝水；攻打人的，像汉高祖驱逐范增、唐太宗降服李密，这是得到了，而失去的则像项羽劝降韩信、李师道图谋裴度。现在的西方人，又善于攻心了。大概他们的计谋是，认为用兵争地，百姓没有归附，那么即使得到了，也会很快失去，耗费财力损失人力，得不偿失。不如传播他们的教义而暗中改变人心，使百姓憎恨他们的君主如同仇敌，亲近我们如同父母，忌惮他们的官吏如同蛇蝎，尊敬我们如同神明，然后趁他们的祸乱而入，那么不伤一个士兵，不费一分钱，就成为我们的心腹之民，这是百世之利，所谓的攻心就是这样。我曾论述禅宗接近杨朱，耶稣教接近墨翟。他们之所以潜移默化地感化人，就是宣扬他们好生的学说，来攻击人的不仁，他们说天道以仁为大，而中国的法律有割取敌人左耳的刑罚，这是最大的不仁。至于引用《皇矣》、《泮水》等篇章所说的，割耳决非经书原意，是后人附会而排斥它。说这些话的人，自以为用中国的学说攻击中国，是攻心最巧妙的方法。唯独不思考敌人是国家的仇敌，枭首、割耳、斩颈、焚烧，难道有什么伤害吗？想要不伤害，那么不如不要抵抗，难道爱敌人就不爱自己的君主了吗？况且他们自有火攻之术，火所毒害的，其惨烈与割耳相比如何？杀牛猪而吃它，却把扑蝇扪虱当作不仁，难道合乎情理吗？虽然如此，有见识的人少而平庸的人多，加上贫民、怨恨的百姓、顽固的奴仆、凶恶的歹徒，他们抛掷金钱来拉拢，宣扬不仁来煽动，怎么能不让他们把西方人当作父母，仰视西方人当作神明呢？他们之所以能攻我的心，是因为我失去了民心，我不失去民心，那么他们虽然用各种方法动摇我，哪里会有可乘之隙呢？国家有贫民，就像家有病儿；有怨恨的百姓、顽固的奴仆、凶恶的歹徒，就像家有浪子。有病儿而不给他药，有浪子而不约束他，让穿墙挖洞的盗贼，一旦引诱他们去伤害他们的亲人，罪过将归谁呢？盐谷的论述就是这样。我认为他能探求根源而知道根本，这就是我所说的没有比自我治理更优先的了。现在泰西通商的局面也在东瀛大大开启，传教的人士在国中盛行。然而西方人最终不敢挟制凌辱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一切西方方法无不讲求，虽然未能夺取他们所倚仗的，也已经效法他们的长处，而他们最善于的，就在于能自己去做。

译跋日本《冈鹿门文集》后

日本确实是东方的强国。在未与西方通商之前，其刀械锋利、甲兵强盛、战阵勇猛，也曾虎视一时，威震四方，成为东洋各国的领袖。况且其臣民忠义，风俗淳朴善良，无不各自勤勉于职守，乐于从事本业，无异于世外桃源，令有心人不禁闻之而神往，认为这确实是羲皇上人、无怀氏、葛天氏那样的百姓。古人所说的海上三神山，大概就是这里吧？然而自从与美国订立和约，互市开通，远近各国都接踵而来，扬帆并至，船舰首尾相接，如鸟集鱼聚。日本执政者，又推崇效仿西法，振兴西学，完全抛弃旧制而谋求革新，甚至于改正历法，改变服饰颜色，冠冕衣裳的制度、礼乐政刑都发生巨变。而民俗也逐渐变得浇薄狡黠，向来的敦厚之风，一旦荡然无存。从不知内情的人看来，以为富强成效显著，似乎要驰骋于域外。那些知情的人，有的认为失之于变革太急，有的认为失之于模仿太像。其实所学的西法，也只是袭取了皮毛，未得其精髓，却已喧嚣自满。日本地小且贫瘠，民少且贫穷，外表看似庞大，实则外强中干。日本有识之士，未曾不知道其弊端，叹息感慨，往往表现在文字之间。我的朋友冈千仞，是当今的豪侠之士，深思远虑，博学多闻，我曾见他送人赴法国博览会，便知道他的心意所在。他说：“近年欧洲人发明轮船，乘风破浪，万里如邻，往来如织，把整个地球当作一个大市场。平时和睦，使节往来，互通有无，似乎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一旦遇到利害冲突，起于细微之处，突然奋起而愤怒争斗，千里流血，百姓遭殃，终究不免弱肉强食。国家的灭亡，不一定是改换君主、失去土地才叫亡国，国家体制不能自立，受制于异国，难道不是亡国吗？国力不足，依赖异国供给，难道不是亡国吗？如今制度文物一概模仿彼方，法制禁令，被彼方牵制，称之为国非其国，好比世袭务农之家，放下农具，从事商业，去朴从奢，自以为得计，只是取笑于市侩罢了。既不能务农，又不能经商，难道不是败家吗？高建房屋，华美居室，衣服器具都依赖异国，工艺未兴，物产未盛，而金钱大量外流，府库已空，上下为此宣告穷困。好比东家之女，羡慕西邻之妇，不顾贫富悬殊，学习其盛装，以装饰外观，不养蚕不种桑，费用无处支出，最终不过是沟中的饿殍罢了。智者防患于未然，难道能不早点为之做打算吗？法国有博览会，我国人多前往，友人某也去了，我对他说：‘我听说博览会，天地所产，人工所制，搜罗万国，无所不有。观看的人足以增加智慧，启发巧思；购买的人足以惊叹新创，获取奇利。所以竞技者必在这里，争利者必在这里。我国所携带的货物器具，不算不多，有的甚至优于彼方，那么声价百倍，获得丰厚利润，从此开始，对国家的利益难道不大吗？’此外我还有进一步的话。巴黎是欧洲的大都市，这次博览会万国都来。你试着看看市场，那些绿眼紫髯、气焰嚣张而目光贪婪的人，都是虎狼。你既然能与他们交往，回去告诉我们的君主。我们的宰相说：市中有虎，白天成群结队，啃食人脑，不把人咬死不停。我宁愿做管庄子，也不做鱼肉，他们不出刀而我自割，他们不出柴而我自烹，以饱其腹，这不是好计策。如果我们的君主和宰相，根据你的话知道警戒，国家体制更加巩固，国力更加增强，那么你这次出行，对我国的利益不是更大吗？”看了这篇文章，就知道我朋友的志向思虑深远了，谁说日本没有人呢？日本变法，志在自强，起初没想到弊端会达到这种地步。西法并非不可学，但其治理民生、立国根本的方法，自有其所在。况且日本对于中国，过去可以闭关绝使，划界自守，如今万国来同，舟车毕集，以亚洲大局而论，正应当辅车相依、唇齿相济。而且从地势来看，日本在东洋，好比中国的门户。其在东南洋的诸岛国，已被西方列强蚕食鲸吞，印度广土又被英国占据，屏障尽撤，险阻不完。越南、暹罗、缅甸，又都被英法控制。朝鲜小国，不足与共图。波斯、阿富汗又僻在远方，介于两大强国之间，也几乎危弱不能自存。这样看来，中国之外，只有日本了。然而日本仅仅因为能效仿西法，就自大起来，凌侮中国，急于轻率一试，这简直是不明利害的根源，而昧于维持道义的人啊。想日本有识之士，必定为此痛哭流涕而长叹不已。

跋冈鹿门《送西吉甫游俄》文后

我游历东瀛，借以休养宿疾，侨居江户，避暑消忧，所交往的多是名人胜流。如成斋、诚卿、官一等编修，担任史官

译长，职位在宫廷近侍，在文坛声望极重。鹿门、省轩以前都在朝廷任职，近来则隐居不做官，在山泉石间优游自得。叔谋、樱泉年轻而才华美好，当时的赞誉同声相应，每次见面就用文章互相切磋印证，在酒杯间从容交谈，只谈论风月雅事。这几位君子，文章和节操品行，照耀东国，却仍然不自我满足，都愿意结交唯恐落后，得到他们的一句话就以此为荣耀。临行时，鹿门拿出五十篇文章嘱托我删改审定，打算刻版印刷。但我东归之后，有时在途中奔波服役，有时卧床休息，最终没有空闲时间。药炉经卷，长夜无聊，毛笔和纸张，不再想使用。最近才从行囊中取出观看，发现其中多有忧国经世的言论，确实是世上有良心的人。他的朋友西吉甫到俄国游学，鹿门写文章送他，文章说：“萨摩的西吉甫将要游学俄国，我和各位朋友设宴为他送行，并且与他谈论天下形势说：当今俄国与英国、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在欧陆争雄，就像战国七雄以合纵连横为事一样。俄国在极北之地，占据形势险要的地方，窥探各国的祸患，就像秦国凭借崤山函谷关来威临六国一样；英、法、普、奥富国强政，练兵养锐而环视俄国，迟疑不敢侵犯的原因，就像赵、楚在六国称雄而不向西窥视秦国一样；英、法与四方交往，开通互市，订立盟约，这是六国的合纵；俄国开拓疆土，张大国威，坐令邻近国家折服，这是秦国的连横。而秦国之所以能兼并六国，在于夺取巴蜀并占据那里的资源，巴蜀没有兼并，国力就不能壮大，秦国就不能向东出兵。现在俄国蚕食亚细亚东北，也大概是秦国夺取巴蜀并占据其资源的情况了。俄国往年攻打土耳其，被英、法遏制，没有功效而停止，于是它的意图认为与其争夺欧洲，不如争夺亚洲，大概争夺欧洲难而争夺亚洲容易。我已经向东兼并亚细亚各国，然后从背后扼住咽喉逼近英、法，那么它的志向就可以实现了。它经营亚细亚东北，派遣使者论述日本北疆，略取堪察加、佐甲廉，它的成算可以知道了。近来听说从佐甲廉到俾得堡七千里之间，开通马车道，又将以美洲所辖之地卖给合众国，用所得的数百万金钱，充作开拓东北的费用。乘着这种势头迅速向南推进，那么怎么知道将来不会用东北的全部力量逼近英、法，实现它最大的欲望，像秦国统一六国呢？日本国在东海，是东洋的门户，然而北面被俄国欺凌，西面被英、法恫吓，这就像韩、魏西北逼近秦、赵，东南介于齐、楚之间，天下有事，一败一胜，对秦国没有得失，而韩、魏常受其弊害，日本多事，将从此开始。话没说完，吉甫叹息说：‘这就是我之所以有此游历的原因。’唉，我常常喜欢谈论天下形势，私下感慨世风日下，士人的见识能力不足以谈论当今的计策。现在吉甫志向很壮，责任很大，这次出行在于了解那个国家的情况，不能没有一句话来壮行，于是就把所说的话写下来赠送告别。”鹿门的这篇文章对日、俄形势了如指掌了。鹿门的志向，常常希望中国和日本和睦，联合英国以抗拒俄国。如果从亚洲地势来看，中国和日本，确实是所谓唇齿相连而辅车相依的。鹿门过去酒酣耳热时，就纵谈天下大计，滔滔成议，几乎想击碎唾壶，而忧目时艰，悲怀近事，常常愤恨自己的志向不能伸展。唉！想要维持亚洲大局的人，何不在中国和日本和睦上多加留意呢。

译在《众醉独醒翁稿》后作序

唉！当今通晓洋务的人，大概没有比翁先生更出色的了。从我所论述的内容来看，虽然没有不卓越而见解精辟、超脱而认识深刻、渊博而思虑深远的，但由于内心有所忌讳，口头上便不知不觉地变得吞吞吐吐。树木一定是先腐烂了，然后才会生虫；人一定是先产生猜疑，然后才会招致谗言。孟子曾说：“人一定是先自取其辱，然后别人才会侮辱他；家一定是先自取败坏，然后别人才会毁坏它；国一定是先自取征伐，然后别人才会攻打它。”西方人来到中国，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我国衰败的气运招致的，却不知道这是因为我国先前对待他们的方式失去了公允。西方人从明朝末年进入中国经商，西班牙、葡萄牙被推为东来的向导，英、法虽然强大，也不敢自居为首领。后来英国夺取印度，占据了东南洋的所有海岛，于是变得强硬不可制服，各国都推让英国为首，而我国却时常加以挫折和羞辱。他们积蓄怨恨和愤怒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等到林则徐焚毁鸦片之举，便再也无法忍受，这实在是我国傲慢的气焰招致的。接着通商订立条约，给予五个通商口岸，沿海的各个口岸都成为西方船只出入的地方，但他们仍然不敢轻视中国。只是在每次遇到交涉事务时，动不动就推诿，起初不允许，最终却不得不允许，于是我国官场的弊端，都被他们了解得一清二楚。沿袭积习，蒙蔽大事，粉饰长技。无事的时候，就轻视西方人，几乎认为他们不是同类；一旦有事，却又像怕老虎一样畏惧他们。凡是政治、风俗、事物等出自西方人的，一定认为一无可取，内心骄傲志气傲慢，自视甚高，绝不肯低头去探求，降低身份去考察，性情隔阂而仇怨日益加深，于是彼此互相轻视，事情最终无法做成。轻视别人的人，必定明白别人的短处而知道自己的长处。通商三十多年来，读书的儒生，问起泰西国家的形势民情、制造器械和讲求技艺，都茫然不知所措，而他们对于我国的利弊，却无所不知。近来如所制造的枪炮、船只，虽然是仿效西方方法，也仅仅得其皮毛，而且其中驾驶制造，常常假手于西方人，而谈论的人却想要凌驾于其上，恐怕连西方人一笑都不值。有人说这只是颂扬西方人，没有窥见治理国家的根本。形而下的叫做器物，形而上的叫做道。我们自有周公、孔子的道，足以治理百姓和管理国家罢了。于是所有实行的事情，都以这个为标准，而没有人敢再出一言。唉！这些都是所谓客气未除，率领天下走向误国的人，一定是这种人。孔子不是说过：“忠信笃敬，在蛮貊之地也能通行。”西方人来到中国，也只是推诚布公，必定守信必定迅速，不分畛域，不允许膜拜轻视，尽我们的怀柔之策，竭尽我们的仁爱之心，以显示大一统的盛况罢了。总之，是与否，一开始就用一句话决定，虽然他们强大而我们弱小，他们必定不会强迫我们。只是一味模棱两可、拖延延缓，游移趋避，祸患就从此产生。《礼记》上有话说：“国门之外的决策由将军制定。”又有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所以西方国家在数万里之外设立使节，必定赐予全权的名称，让他们得以专断。中西交涉事务，奉承周旋在其中的，无不互相推诿。起初西方人认为外省的权力不足，必须禀命于京师，如果到了京师，事情必定容易处理，因此要求驻京，志在必行。然而十多年来，所以委曲迟回的做法，仍然和外省没有区别。这就是公使愤怒想要行动的原因吗？否则公使的心，正想要中外言和，断然不想中外开战，这是可以知道的。因为和则两国都受其福，战则贸易的利益必定首先减少，这不需要智者就知道。总之，内部从总理衙门，外部从通商口岸，必定寻求熟悉洋务的人员，来支持他们，国家的前途不至于多艰，而外侮断然不至于特别严重。唉！说话不难，实行难，说话的人谆谆教导而听的人漠然视之，那么我们也就无可奈何了。

在《字林西报》后作跋

西方人自从通商中国以来，足迹遍布天下，对于中国的山川道路、险阻关隘、边防军备、兵制营规、朝政官方、国计民生，没有不了解得像指掌一样清楚的。而常常怀有轻视中国的心，曾说中国形势不够雄壮，士兵不够训练，器械不够精良，防守不够坚固。近日各直省纷纷筹划边防，搜索军队，铺张扬厉，实在不值西方人一笑。中国的大病，一切都在事后做准备。比如某处有兵警后，必定设立镇将，增加防兵，密布烽火台，说是为善后计，却不知道祸患常常出于防备之外。就像西方人两次侵扰天津，于是以天津为重地，认为保卫京城非此不可，却不知道进兵的道路，难道只有天津一条吗？日本人侵犯台湾，于是台湾成为岩疆，驻扎重兵大员，认为镇守，却不知道以后日本人觊觎的，不一定再出于台湾。他们的举动如此，难道认为张弛之道应该这样吗？中国器械的精良，士兵的训练，万不及泰西各国。即使器械能精良，而使用器械的人没有，那么利

译兵器也就成了摆设。花费百数十万两银子购买一艘铁甲战舰，假如让两军相互轰击，将会看到它在顷刻之间就已落入敌手。为什么呢？虽然有铁甲却既不能进攻也不能防守，这是因为训练士兵胆魄的方法没有讲求啊。唉！中国如果真能走上战场，即使是欧洲最小的国家也无法抵挡。因此，为中国今天的打算，不如与西方各国深交厚结，讲求和睦的情谊，遵守盟约的信义，这样就可以相安无事，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字林西报》所说的话。《申报》的主人美查先生说：“与西方各国结好议和，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如果想让中国完全将防务置之度外，废弃而不讲求，专门依靠远交作为上策，仅仅倚仗邻国作为屏障，一旦有变故，将如何措手足呢？”这个议论确实是对的。但我则认为，只有中国富强，与西方各国的和平局面才能长久。大概天下的事情，能够防守然后才能作战，然后才能议和，否则和平局面就掌握在别人手中，而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如今我在各直省整顿海防，原本是为了巩固我的疆域罢了，难道是想长驱直入、远行驾驭而去炫耀于域外吗？西方人常常以私心来揣测，每每倚仗自己的长处，嘲笑别人的短处，难道知道天道循环，他们的长处不足以始终倚仗吗！所以为中外今天打算的，应当和睦相处而不要轻视对方，其原则就是：“你不要欺骗我，我也不欺骗你。”

译跋《欧洲游客书》后

阅读《欧洲游客致汀洲老渔书》，我有不能沉默的理由。自从西洋各国与中国通商以来，中外交往的事务，因循懈怠、玩忽职守，西方人常以此作为批评的话柄。大凡涉及中外的事务，应当务必简捷迅速，是非对错在两句话之间就能决定。云南那一役，如果英国所要求的可以答应，那就讲和；如果不答应，那就开战。英国只需尽到自己该做的，而不必替中国设想。诚然，西方国家秉持的是公心，实行的是正道，措辞简练，办事迅速，从未有过屡次迟疑徘徊、反复审度的情况。试看欧洲各国订立条约，当有事端时，用一句话作为折衷，顺从的就以和平方式相处，违背的就以武力相向。普鲁士与法国的战争，其引发战端的始末不过三天就决定了，英国为何偏偏对中国格外爱护，一定要畏畏缩缩地替中国谋划，瞻前顾后呢？我知道这不是为中国打算，而是为自己打算。游客的话说，近来知道西部边疆尚未平定，恐怕有破裂的祸患，所以因时制宜加以包容。他爱护中国果真到了这种地步吗？那么为什么在庚申年间，联合舰队北上，屯兵天津门户，进入居住京城，其祸患不是臣子所忍心说的，试问那时太平天国叛军猖獗，江浙沦陷，局势几乎岌岌可危，难以终日，英国还乘危蹈衅，达到这种极端。在那时，难道也不是友好的国家吗？订立条约通商也将近二十多年，却竟然忍心做出这种事。如今西征的战事，远在边陲，尚不如江浙皖楚这些心腹之患、肘腋之虞。过去忍心而今天不忍心，果真有说法吗？况且中国因为不听从英国的请求而有破裂的祸患，也只是中国自找的，与英国无关。英国从尊重国家体面出发，各国也不能议论其后，又何必有什么嫌隙疑虑，而迟迟拖延很久呢？游客又说，厘金这一项，也按照天津和约办理，向来早就想与中国辩论，现在因为马嘉理事件，于是连带提及，并非另生枝节。我私下认为，中西交涉，只应当就事论事。如马嘉理事件，不过是惩办凶手，重新商议抚恤罢了。此外还有所请求，应当明说这与马嘉理事件无关，有马嘉理事件固然应当向中国请求，没有马嘉理事件也将与朝廷商议。事情如果可行，中国也未尝不允许，正不必以马嘉理事件为借口。现在一定要连带提及，这与节外生枝又有什么不同呢？英国向中国的请求，往往如此。如先前以广东索人为由，于是请求驻京，请求增加通商口岸。这两点，英国早就想说了，只是借此发端罢了。其实凭空提出，也未尝不可行。推究其如此做法，反而引起中国士民的怀疑，认为英国借端多索，这是英国不善于提出自己的请求。至于英国迟迟而不立即失和，大概因为今日中英通商大局，关系重大，不可以一日停止。假使兵端一开，不可最终平息，而各国趁利乘便的，或许会伺机而起，而英国不能禁止，这样贸易的途径必定最终停滞。那么这是为自己打算而不是为中国打算，不已经像掌上纹路一样清楚了吗？唉！他难道只是爱护我的中国吗？

《仰止帖》跋

唉！人不可没有一项专长，而尤其不可不自立。高山子不过是一个草莽孤臣，而一旦倡导勤王的主张，天下纷纷随风而应，后世还能想见他的文采风流，而景仰思慕不已。高山子名彦九郎，字正之，是近代的伟人。曾行走东海道中，著有日记。此帖仅存四页，大概遗失的多了，然而吉光片羽，足以见出一斑。我不懂和文，而识者说他所记精详，用心缜密，假使他得志一时，经略天下，赫赫之功，难道会落后于人吗？然而最终未能尽其才，身死颈断，这是天意，不是人为。鹿门先生向来收藏此帖，珍视如拱璧，不轻易示人。我参与清华文社，得以纵观。帖首“仰止”二字，是大原氏所书。唉！功业是显赫而大的，文章是隐微而小的。然而功业之长久，必待文章以传。如今高山子功业不显，而文章之存犹在世间，藏凤一毛，也足以自豪，鹿门先生应当永远珍藏以垂诸世世子孙。

清华馆文会记

文章是人的精神；友朋是人的性命。有友朋切磋道义，日进于学问，那么文章可以达成成就。《论语》有说：“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就是说文章、道德都从友朋而来，文社的举动，可不亟亟讲求吗？清华吟馆，是近藤市五郎的别业。为椽三椽，幽敞明洁，地形颇高耸，崇冈峙其前，树木环其前后，葱郁苍翠，扑人眉宇，长夏久雨，浓阴如幄，觉衣袂皆作绿色。楼中设几六，置笔研以便作者席地构思。月凡二举，至者各拟数题，随其意之所取，有不终篇者，亦听之，无苛约也。文毕，乃具壶觞，肴馔精洁，秉烛夜谈，兴尽则去。文之佳者，

译有人将文章刊刻在《明治诗文集》中，传送给同好们传阅。每逢社团聚会的日子，聚集的人有时八九人，有时十余人。那些因事务缠身的人，可以提前一天告假，也不勉强参加。我旅居在这里，得以跟随各位君子之后，在诗文创作中从容交流，辨析疑难，欣赏奇作，借此联结身处异地的知音之乐，这难道不是值得庆幸的事吗？近藤市五郎从事古董行业，虽然不擅长写文章，但乐于与文人亲近，也是我国近代朱可石那样的人物。他崇尚风雅、喜好雅事，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唉！我因此有所感慨。南粤与东瀛相隔万里，而我在这样的诗文酒宴中，简直就像与故乡的旧友相对坐在同一厅堂，这种朋友间的快乐是二十年来未曾有过的。我在世间困顿潦倒，却唯独被远方异域的人如此钦慕，也足以自我宽慰了。

译记香港总督燕制军东游

香港，是海中的一座孤岛，却离广东最近。近来成为大英帝国的海外属地，设有官员驻军防守，被视为重镇。其统率长官，按中国官制称为总督，意即总督香港一切事务，并统辖大小各级官员，由此可见其权力极其重大。英国朝廷任命此职，必定选择向来享有名望的人，确实是重视这一职位。现任总督燕公臬斯，在朝廷地位崇高，在世间信誉卓著，国内学士大夫都仰慕他的言论风采，能得到他的一句话便引以为荣。他多次担任地方大员，所到之处都有良好的政绩。他的治理，以爱护百姓为根本，看待中外百姓，没有偏重或轻视，不区分界限。到香港任职十八个月，治理业绩显著，百姓赞誉一致，政事简约而刑罚清明。于是他在政务闲暇之时，带领家眷来东国游览，以大藏大臣松方正义作为东道主。原来松方奉命出使，从法国返回，途经香港，本来与燕制军相识，燕制军对他礼遇有加，这足以看出东西方交往密切，而睦邻修好，就寄托在这件事上了。燕制军到达后，住在大藏大臣的别署，一切供给和使唤，无不周全完备。东京附近的名胜之地，大多驾车前往游览，想必他看到百姓物资的丰饶，女子的美丽，山川的秀美，林木的葱郁，必定有舒畅愉悦，却又恍惚若失之感。燕制军风度雅正温和，谦和的光辉外显，待人接物，恭顺谨慎，日本的士君子都因此称赞他。我认为这还不足以完全概括燕公。燕制军在对待盟国交往的道理上，能洞察大局，曾说当今俄国在北方称雄，逐渐成为欧、亚两洲的祸患，中、日两国疆土相连，而俄国又日日窥伺英国的印度，狡猾地想要逞强，没有停止的迹象。为当今谋划，不如中、日、英三国相亲，合力防备俄国。唉！不是燕公没有这样的见识，也不能说出这样的话。那么联合三国为一体，我将在这次行程中寄予厚望，这难道仅仅是泛泛地东游而已吗？

何陋轩记

吉田香竹，是当今狂狷一类的人。意气开阔豁达，操守品行高洁清廉，生平擅长郑虔的三绝，且凛然坚守杨震的四知，远近的士大夫，没有不知道他的才华而钦佩他的品德的，学者多称他为晚稼先生。近年自号何陋居士，并以此命名他的书斋。书斋大概是他读书谈道、接待宾客、宴请客人之所，虽然是三间矮屋，并未达到干燥爽快的程度，然而进入其中坐下，图书纵横交错，礼器斑驳古朴，与庭前萧疏的花木，互相映衬，本来看不出它的简陋。那么何陋，大概是香竹自谦之词吧？唉！近世所谓的陋，难道仅仅是居室而已吗？口中诵读服虔、郑玄的注疏，外表依托程颐、朱熹的学说，推崇汉学、继承宋学，妄立门户，这是学问的陋。猎取风骚，摹拟李白、杜甫，割裂拼凑，自诩名家，这是文章的陋。师法古人过于拘泥，变法过于激烈，只袭取皮毛，未参透实际，这是艺术的陋。眼睛没看过古代典籍，脚不出里巷，在乡党中自以为是，议论偏激，这是识见的陋。九州之外，不是耳目所能穷尽，六合之中，不是心思所能遍知，用瓢量海，坐井观天，这是胸襟的陋。而香竹都没有这些毛病，他所谓的陋，只有这一间书斋罢了，哪里值得成为香竹的缺点。香竹来见我，以寺田士弧为介绍人。寺田称赞他性情旷达飘逸，怀抱洒脱不拘，生平好酒好色，顺从本性而与世无争，与物无违，这是尤为不可及的。现在他请我为他的书斋作记，我起初没有答应。有人说香竹命名的意思，不是谦虚而是傲气，大概是说这书斋，君子居住其中，有什么简陋的呢？这是化陋为不陋，只有香竹能做到。我把这个人的话告诉香竹，并请求直接以此作为这书斋的记。

读日本《东京繁昌记》

志书这一类，近来也很多了，有的记载一方地域，有的记录异域，有的追想今昔的盛衰。如《洛阳伽蓝记》、《东京梦华录》，还让见到的人叹息羡慕不已。江户是都会名区，本来就是繁华聚集之地。其间如楼台的崇高华丽，园囿的广博深邃，士女的娇美，民物的丰盛，海外各国无不荟萃于此，外商在集市陈列货物，宝珠美玉，光怪陆离，不可名状，以至于鱼龙变幻，万状千姿，而平康巷里，容貌窈窕，服饰华丽，灯火笙歌，彻夜不绝，记录这些的大概是极尽繁华吧？然而有盛必有衰，不可依赖。只有在上位的人能够持盈保泰，去除僭越奢侈而淘汰靡丽，使之务求适中。古时国家奢侈就示以节俭，国家节俭就示以礼制，这是所期望于主持风气的君子的。

华夷辨

自从世间有了内华外夷的说法，人们就认为中国是华，而中国以外统称为夷，这大错特错了。《禹贡》划分九州，而九州之中各种夷人交错居住；周制设立九服，而夷人居其半数。《春秋》的法度，诸侯使用夷礼就视其为夷，夷狄进于中国的就视其为中国，夷狄即使强大也称子。所以吴、楚之地都是声名文物的所在，而《春秋》统称为夷。那么华夷的区别，就不在于地域的内外

译而是否属于华夏，取决于礼制的有无，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如果有礼制，夷狄也可以进升为华夏；如果没有礼制，华夏也会退化为夷狄，怎么可以沾沾自喜地自大，厚待自己而轻视别人呢？

译呈给当权者论时务的书信

当今天下纷乱，竞相崇尚洋务，难道不是因为洋务就是当前的时务吗？谈论军事的人，就说枪炮的精良、船舰的坚固、军法的严肃、营制的整齐、边防的周密、海防的稳固，无一不推崇西方人为首屈一指，好像除了西方人之外，就没有可以谈论军事的人了。谈论技艺的人，就说地图的精详、天文历法的深明、制造器物之奇特精巧、机器的妙用，可以用水火两种力量来代替人力，一切纺织冶炼无不依赖于此，好像事半功倍，除了这种方法没有能超越它的，而除此之外更不足以谈论制造器物了。那些谈论富国成效的人，就说开矿、铸币，因地制宜，尽地利之利，好像要使百姓富裕、国家富足，非此不可。至于学问这一方面，也以西方人为崇尚，化学、光学、力学、医学、植物学，都有专门名家，辨析细微，好像如果不是这样就不配谈论学问，而凡是所有的文字词章，全都废弃。自从东西方通商以来，留心时务的人，固然应该学习他们的长处而攻击他们的短处，明辨他们的真假，掌握他们的形势，熟悉他们的民风习俗，了解他们的山川物产，而对于他们从古至今的盛衰强弱、沿革升降，探究其源头并追溯其流变，然后我们可以寻找他们的破绽和空隙来制服他们。这叫做擅长时务，驾驭的方法不外乎这些，而修好和睦的关键也在于此，只是没有舍弃自己而顺从别人的道理。当今时务的急迫，没有比收拾民心更重要的了。因为百姓可以顺从而不可以违背，可以富足而不可以匮乏，可以安定而不可以动荡。那些外表庞大喧嚣，而实际上一无所有的人，能成为百姓的祸患而不能成为百姓的福祉，能损害百姓而不能利于百姓，治理百姓的根本，应当知道尽在我方而已。西学、西法不是不能用，但应当与我们相辅相成地推行就可以了。《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所以治理百姓是根本，仿效西法是末节。西方国家之所以讲求强兵富国，大都是以崇尚器械为先。然而使用器械的是人，有器械而没有人才，器械也是虚设罢了。孟子说用仁政治理百姓的效果是“可以使百姓拿着木棒”，这不是迂腐的言论，因为百姓忠义激发的正气，确实有百折不回的力量。人心的机器比光影还快，一国的熔炉比鼓声还迅速，这在于在上位者善于运用罢了。治理百姓的关键，在于顺着百姓的利益引导他们，顺应百姓的志向通达他们。就像泰西各国，也不是仅仅追求域外的景观，其中善于治理百姓的莫过于英国，进入他们的国家，无不悠闲自得，安享天命，而不崇尚苛刻的政策，以束缚驱赶为能事。像这样，然后才能长久实行。又听说，治国的道理，先在于培养元气。像西方国家的法律，是特别苛刻的，一定要选择好的而去除不好的，不必强迫自己去迎合别人，而在于用他们的所学，来适应我们的范围，灵活变化而百姓不知道。大致陈述时务所在，希望稍微垂察并采纳。

代呈给广州府冯太守的书信

日前进见您的尊阶，得以亲近您的容颜，您屈尊降贵，略述情谊。我私下想到自己出身草野，疏远卑贱，愚昧无知，却屡次承蒙您侧席求贤，虚心下问，我又怎么敢沉默不言呢？从前齐桓公收集九九算术，燕昭王以郭隗进言，尚且不惜千金买骏马的骨头。像我所说的，不过是辽东的白猪罢了，却敢把它献给您，这是出于献芹献曝的诚意，拳拳之心独自矢志，所以说我不自量力是可以的，说我不爱戴您就是冤枉了。犬马般的报答，只看力量大小，即使赴汤蹈火也不推辞。天下最难的是感恩知己，现在遇到您就两者兼有了。昨天节相忘记了他的尊严，旌节斧钺下赐，这固然因为您的一句话，顿时使我重于九鼎。然而我期望能符合您期望的，从此更加困难了。现在就我管见所及，详细陈述如下：第一是扩大贸易以重视货财。贸易的道理广大啊，互通有无，权衡缓急，征取贵贱，便利远近，其利益无穷无尽，这本来是尽人皆知的。又知道古今局势变化，贸易的途径也随着变化。古代经商仅遍及国内，现在经商必须跨越境外。为什么呢？其他国家在我国贩运的人接踵而至。东南洋与中国相通是从明朝开始的，因此国家越来越多，路途越来越远，而从事贸易的方法也越来越精妙。从前东南洋在汉代，所重视的只是贡献而已，起初不在利益。唐朝则实行专卖征税之法，利益归于官府。到了宋朝以来，钱币外流，才开始成为祸患。大概他们带来的奇珍异宝，只足以供给上官，而铜钱、银币输送到外洋的，反而用有用的东西交换无用的东西，中国漏卮的弊端，实际上源于此。等到明朝末年，西洋各国用兵力辅助他们的经商，于是他们的利益日益巨大而危害日益加深。后来加上鸦片的毒害，每天消耗无数，而中国与他们交易的，无非是中国所固有的，钟表等物，等同于奇技淫巧罢了。然而他们能来而我们不能去，怎么能以中国的利权仍然归于中国呢？西方国家经商，陆地上有火车，水上有轮船，同洲异域，无所不至

译所到之处，动辄聚集数千或数百人组成公司，他们财力充裕，力量充足，而且国家又为他们设置官吏、派驻军队，以资助保卫。资金虽然出自商人，但威令的执行，国家依靠它来壮观瞻、致强盛。这是古今贸易的一大变革。中国在这方面，虽然不必完全效仿西方国家，但事情贵在变通，道理没有阻塞不通的。现在如果真能与西方各国通商，自己掌握利权，丝绸茶叶由我们运往那里，呢绒布匹由我们运回这里。至于中国内地，应当用小轮船进行转运济助，这样就能收取西方商人的利润，转而成为我们所有，中国就会日益富裕了。况且通商的益处有三：工匠中精通技艺的人得以自食其力，游手好闲的人有所归宿，商人富裕即国家富裕，一旦有事，可以供应粮饷。这就是西方国家之所以依靠商业作为国家根本的原因吗？英国人考虑深远，智巧日新，制造日益精良，用中国来相比，怎么就比不上呢？只是皇上没有重视罢了。如果有大力者开创开端，潜移默化，怎么见得风气不能转移呢？如上海等地所设的船局，其船只都由华人工匠制造，建成后，华人皆能自行驾驶，枪炮药弹也能仿造新法。若论贸易之道，无论大小，都能获利。物料充足，而且工人耐勤苦，十多年来西方商人被华人夺去利润的，已经不少。就像东南洋各岛以及新加坡、旧金山，华人皆自行运货前往，西方商人的利润减少了十分之八九。现在他们卖给我们的是呢布，我们卖给他们的是丝茶，利润源泉仍被他们占据。华人之所以不能前往那里，是畏惧风涛，未能涉足远方，开始做事艰难，无人开创。现在招商局中轮船日渐增多，由近及远。船上驾驶的人，工作相同而价格低廉，而且我国的人，都可以前往学习技艺，操舟的技术，不愁不精通，变革的成效，难道不系于此吗？

第二，开采煤、铁以充足税赋。现在中国设立机器，建立船局，创办招商轮船公司，处处都需要煤、铁这两样物资以供利用。然而中国各地山矿所产本来富饶，原本不依赖外地。只是中国自己堵塞了利源，不是被风水谬论所迷惑，就是担心舆论的阻碍。朝廷也鉴于以前的弊端，谈论利益的臣子大多不敢议论此事。不知道明代矿务败坏，在于专任内官，导致滋扰，而当时所有承办矿务的人，大多是纨绔子弟，不识矿苗的衰旺，所估价格毫无把握，以至于参与其事的人动辄倾家荡产，局外之人，立刻引以为戒。现在想要因此停止开采，使天地自然的利益封闭而不宣扬，这无异于因噎废食。英国不过是海外弹丸三岛罢了，而富强居欧洲之首，其岛向来没有什么出产，一切都取自他国。只有煤、铁两矿特别丰富，不仅足以供国内使用，而且贩运到境外，各种制造的机器、枪炮、舟车，独步天下。近来其国开掘逐渐困难，价值日益昂贵，精通算学的人士，曾遍历其境而筹划核算，在矿未出而易采的，仅足以支撑一百数十年。那么英国的富强，从此已到达极限。其余西方各国，大都斫削其精华，枯竭其膏髓，以为能事。只有中国所蕴藏特别完整，曾有西方人足迹遍历各省，根据他们所测量，知道产煤的地方，略见一端。湖南六万三千平方里，山西九万平方里，直隶、山东、满洲南境二十五万二千平方里，四川二十一万平方里，陕西七万五千平方里，甘肃六万平方里，河南三万平方里，贵州四万二千平方里，广西三万九千平方里，广东六万九千平方里，湖北一万五千平方里，福建七万五千平方里，江苏四万二千平方里，浙江一万八千平方里，江西十万五千平方里，安徽一万二千平方里，云南六万平方里，总计约得一百二十五万七千平方里，其产量多于欧洲不止二十倍。况且产煤的地方也必产铁，因为铁矿、煤矿必定同蕴于一山，共出于一处，珍石玮宝也错杂其中，这在于人善于开采罢了。开采之初，应当先完善章程。愚见认为官办不如商办。官办费用浩繁，工役众多，顾忌忌讳的顾虑很多，势必不能尽展其所长。商办则由殷实干练的人估价承办，初开之时，由商人禀请委员督理矿务，设兵防卫，费用由官府资助。试办一二年，然后按其多少加征矿税，因为起初未必立刻能获利。而且必须专任其事、放宽期限，以十年、二十年为率。试办一二年间，矿苗的衰旺可以测知。开始必由国家给钱资助，因为煤在矿底，不深入不能取出，西方人开煤机器非重金不能购置，所以试办之时，应当用人力，既获利益则购买机器。然而这几者，都是浅显易知的，最重要的莫过于官商互为表里，名义上虽归商办，实际上则由官府维持保护。因为承办的商人非巨富重资不能承担，

译然而地方大官往往在两三年间升迁调动，法令常常多有变更，商人担心受到掣肘，不愿意尝试。现在要想矿务顺利推行，不如酌情仿照轮船招商局的例子，稍作变通。招商局中聚集的众人并非单一，即使封疆大吏也参与其中，暗中为之规划，于是各富商无不踊跃，都竭尽心力，所以事情容易办成。如果矿务也能仿照这样施行，衙署差役自然不敢妄行勒索，地方官吏也没有陋规名目，私下馈赠贿赂，而委员与商人自然能同心协力，不至于有挟制。现在广东东山矿所产煤、铁的地方也不少，或许可以试行采办，对省城新设的机器局也有很大益处。矿务的兴起，也应当责成董事，使他们能分享盈余。担任董事的人必须品行一向优良，家道向来富裕，为众人所敬仰，然后能顾名思义，上体察大官的心意，下体察百姓的隐情，而不至于开始勤勉最终懈怠，不考虑长远。能像这样而不弊绝利充的，是没有的。

三曰设立保险以广泛招徕。西方商人贸易的利益，首在航海，但风波的危险，有时不可预测，于是特设保险公司为之调剂，在百分中取二三，无事时公司获得微薄利润，有损失时商人有依靠，不至于大损，这方法确实极好。中国既然设立轮船招商局，虽然主要在于运粮北上，但客商货物也依赖它转运，其中岂能尽占顺利渡河之利，那么招商、保险二者应当相辅并行。运粮不过是在春季几个月而已，其余全靠载客附货来流通，那么必须有取信于货客的地方，才能长久可行，没有保险货客就会中途气馁。现在只依靠西方人保险，只是寄人篱下，权力由他们掌握，无法独立门户。而且他们说，必须以西方人为船主，保险才能实行，这样将来不免多有挟制。现在当权者已经奏准轮船招商遍行各处，官商踊跃入局众多，中国富强的契机或许基于此。保险公司惯例可在两三年内创立，用中国人保中国货，不必假手外洋，而其利才能完全归于我。况且轮船所到之处，想必不至于只局限于中国一隅，将来用中国货物运往外洋，用外洋土产销流于中国，足迹所及，越推越广，那么保险的设立，也由中国而外洋，随地设立局所，与轮船公司相辅相成。应当在该地简选华人名望素著，合乎舆论的人管理此事，也借此作为耳目。现在华人流寓在外域的，实在不少，近的如新加坡、槟榔屿、东南洋诸岛，远的如加利福尼亚、夏威夷、澳大利亚，无不身在远方，心系本国，希望天朝威德降临，足以庇护他们。只是可惜其中无人经营筹划，导致声教不通，情形隔绝，向往之心，无法自达，有事则不能保卫，好像我中国将数百万生灵，抛弃在海外。如果能在华人轮船通商所到之处，创设保险，以保华人往来货物，有损失立即赔偿，以示信用。凡华人一切所需，固然由我中国自行运往，而该地所有，我也可以采购。中外消息从此无所隔阂，虽在万里之外如同卧席，这就是将来设立领事的开端。大概轮船、保险两公司的建立，虽然是为了申明贸易之权，但国体的尊严，国威的张扬，未必不由此而来。日后朝廷简派领事，统驭远商，这些人皆可充当臂指之用。总之，轮船、保险二者，就是英国昔日的东方贸易公司。英国雄于海外，始于开垦美洲一洲。等到美国兴起，剩余土地仅存，才开始留意印度。印度通商之旺盛，是从设立东方贸易公司开始的。中国变通其法而施行，其兴盛可以立刻等待。以中国财力之富，人民之众，材质之丰，智巧之生，操作之勤，制造之精，何至于落在西国之下？有人认为招商保险，商人出资而官府参与其间，是官与商争利。不知道这其实是助商而非害商。凡事都由商人掌握权力，商富即国富，同出一途，并非与商背道而驰。英国所设轮船公司，每次支取公款资助商人不下数十万金，为公司舟师者，惯例得以用金装饰帽缘，等同于武官，大概用头衔荣耀他们，那么他们就乐于竭尽心力。向来中国做商的，官府从而压制损害他们，现在中国做商的，官府从而辅助保护他们，其间相差如何呢？所以招商局开启，轮船可到达远方；保险局开设，货物可通达异地。

四曰改招工以杜绝弊病。招工的祸患严重啊！那些陷害我华人，荼毒我华人的，前人论述得很详细了。现在要想断绝其源流，穷尽其巢穴，应当必须以索还澳门为先。葡萄牙占据澳门在明朝中叶。他们进入我朝，没有盟约，却鹊巢鸠居，视为固有。起初还设立前山同知驻扎该地，每年缴纳地

译向官府缴纳五百缗的税款，边疆的争端既然已经开启，连同这项税收也一并废除了。我们朝廷宽大的恩德，怀柔的德行，与天地等同，容许他们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没有来得及深入追究。但是，招募工人的制度，必须禁止。为什么呢？不这样做就不能杜绝拐卖人口的源头，断绝出洋的道路。向来谈论此事的人，都把澳门这一隅视为畏途，诱骗、贩卖、绑架、勒索，无所不用其极。当地居民把人口当作奇货，辗转贩卖，视同猪狗。看他们的行为，简直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奸恶之民聚集，积弊已久，恐怕不能一下子扫除，只有首先撤除招工馆，那么鬼蜮般的狡诈伎俩，自然无处施展。况且这一端，是西方各国所深恶痛绝的，名正言顺，不用担心他们不服从。所谓招工，是雇佣农民以备开垦，英国已经在省城设立的就是这样。这里却是借招工之名，实际上暗中实行贩卖。在西方国家早已明令禁止，违犯者船只没收充公，人投入监狱。只有葡萄牙、西班牙、秘鲁等国违禁而行，英、美等大国因为他们在我国境内，不能越境谋划，那么他们的所作所为，对我国也太过轻视了。但是，一定要等到索回澳门，谕令禁止招工，未免拖延时日。我个人的见解认为有可以立即执行而不必迟缓的办法，那么杜绝的权力本来就在我们手中。澳门孤悬海外，从内地前往的船只，四处都可以拦截。况且我们的炮艇、轮船行驶迅速，巡逻堵截，形势非常便利。以前设立洋药抽厘税厂，巡洋缉私，而澳门的私贩因此断绝，这是明显的验证。鸦片箱箧可以藏匿尚难偷漏，何况人是堂堂七尺之躯呢？但是为什么缉拿鸦片容易而缉拿贩人难，是因为奖赏没有这么重，而奸恶之民狡辩求脱的计策百出。现在制止私贩的，有线人、有赏格，利益所在，众人共同趋附。而且不惜以性命博取微利，如果查缉贩人也用这种方法，那么弊端可以立刻消除。开始行事时，应当用一两只轮船横截澳门海口，并且必须先与英、美等大国商量，共同办理，特派官员绅士总领其事，一定要选择向来有名誉、不避嫌怨的人。此外应当选拔公正诚实的西方人作为辅助，并谕令附近的税厂在其中协助，借作耳目。担任此任的人，给予丰厚的俸禄，专掌事权，侦探四处出动，线索通达神妙，到了这个地步还能飞渡的，从来没有过。在省城和澳门轮船藏匿的地方，一定在火工房、水手房，船大人多，时间很短，稽查的人，怎么能注意到细微曲折，因此漏网的人很多。英国规定贩人出洋的船，不得在香港修葺，而其形迹有丝毫可疑的，可以随时向衙署控告，立即传讯审讯。在港有专门负责讥察的六人，起初由华人绅董捐资请设，后来英官自己出资。因为贩人出洋，本来就是公愤所共同嫉恨的。省城属于内地，权力由我们掌握，省澳的船，如果有查获藏匿携带贩卖出洋人口的，船主知情故意放纵，立即发文给英国领事，请其封禁，因为所悬挂的本来就是英国旗帜。这件事税关洋人也应当分担责任，有能力的记录功劳。至于设置官员管理，不因贿赂而失职，不因私情而扰民，则在于用人得当罢了。有人说葡萄牙在澳门，不曾不借招工为借口，现在一定要突然谕令禁止，那么他们必定以省城招工为借口。那么将回答说，如果真的想招工，就应当像英、美一样在省城设馆，由华官管理其事。英国不在香港设馆，而葡萄牙一定要在澳门设馆，其中的情弊不问可知了。况且省城招工的办法，也应当请西方官员另外更改章程。凡是愿意去西方国家耕种的人，再由官员详细咨询，记下他们的姓氏籍贯，规定往返期限，以若干年为限，写明簿册，到期不归，则向招工馆询问其下落。招工馆中专设一人管理往来信札银两，有前往而死亡的人，即由招工馆报告。在那边工役生死的名册，每半年核查一次。凡此都由华官主持。这样他们就知道我国对于子民，爱护保护加倍周到，必定不敢加以无端的凌辱了。将来我国百姓足迹更远，生聚更多，通商所到之处，他们作为前驱，怎么知道不能坐收其效呢？第五，杜绝异端以保卫正统学问。天下的变乱，越来越奇特，杨朱、墨子、庄子、老子是从内部勃兴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祅教是从外部流入的。孟子排斥杨朱、墨子，韩愈辟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害于孔子的道。至于伊斯兰教、基督教、祅教等进入中国，没有一个人斥责其非，因为他们的道不值得辩论。明朝末年西洋人来到中国，假借天算、舆图、格致之学，暗中推行其主教，上而倾动王侯，下而结交宦官，一时与他们交往的人，有的尊称他们为西儒，于是天主教几乎遍布天下。至于耶稣教，虽然与天主教各立门户，互相诋毁，他们的争斗几乎如同水火，因此同壤为仇，构兵酿乱，祸患相继，至今不解，而考察其教宗旨，也是大同而小异。其

译来华传教，是从近几十年开始的，这两者都足以成为人心风俗的大害。杨朱、墨翟的门徒不敢与孔子为敌，而孟子尚且排斥他们。佛教产生于西方，其教义虽然违背孔子之道，却不敢诋毁孔子。如今天主教、耶稣教，竟然认为孔子不值得效法，圣教不值得遵从，在众人面前公然宣扬而无人敢指责，这真是自有人类以来所未有的。况且出自西方人之口，还可以说过去，更有一些戴着儒生帽子却行同禽兽的人，一旦为衣食所驱使，便随声附和、望风响应，恬不知耻，悍然不顾，这些人不仅是名教的罪人，实在是民心的害虫，是王法必须诛杀的。然而官府不禁止，百姓不敢斥责，为什么呢？因为通商、传教，都载在和约之中。通商以英国为急，传教以法国为重。天主教、耶稣教的信徒，不仅仅是英、法两国的人。就目前而言，耶稣教的危害尚轻，而天主教的祸患尤其猛烈。如今西方人的足迹几乎遍布中原，其教义几乎无处不到，肆意蛊惑人心，其野心不小。然而终究相信的人少，反对的人多，人心风俗还没有到转移的地步。我曾推究其缘由，知道其教义不能很快推行的原因，是有缘故的。中国人往往喜好奇异、喜欢新鲜，好像教义中的道理，事事都可以听从，唯独弃绝祖宗、停止祭祀，是子孙内心所不忍做的。假使西方人一旦看到这一点，稍微圆滑变通他们的说法，恐怕被其教义蛊惑的人，不难传播到各省，这实在是我们的深切忧虑。当今之世，想要使正统学问光明昌盛，异端邪说衰微平息，那么请让我进献“明许暗禁”的主张，一是分别编造教民户籍册，二是赐予匾额，三是区别其服饰颜色。这三者都是为了彰显他们的羞恶之心，而断绝他们招徕信徒的路径。有人担心西方传教士会阻止，不一定能实行，这或许不然。因为我们必须先有理由来驳斥他们，然后他们才没有借口来拒绝我们。入教的人必定要求与众不同，如果在教会面前承认，而在众人面前不承认，这是以教为耻，以教为耻的人心不诚，西方传教士所不允许的。入教的人与大众没有区别，地方官虽然想保护他们却做不到，因此编造户籍册来暗中识别他们，给予匾额来公开表彰他们，服饰颜色既然不同，那么人人一看便知。而且这种方法可以使教民激励自己的行为，果断地行善，人人将钦佩教民还来不及，足以成为教中的光荣。不然，对着牧师进入教堂，就自称为入教，而转眼之间作恶为非，无所不至，有人质问他们，必定隐瞒不说，甚至认为这是极大的侮辱，西方传教士又何必看重这样的入教之人，这都是用来驳斥西方传教士而推行此说的理由。总之，此法一旦实行，已经入教的人可以收敛其放肆欺凌，未入教的人也将畏惧而不敢向前。近来中外交涉，民教冲突之事不一而足，都是由这些好事生非的人，从中煽动所致。如果地方官秉公严审，有犯必惩，这些人未尝不稍加收敛，无奈有恃为护身符的人，不论是非曲直，必定为他们向官府请求，偏袒庇护，最终得以逃脱法网，而这些人的胆子更加嚣张。西方的惯例，教士不得干预公堂诉讼，为何独在中国喋喋不休地干预其间？而且他们所谓的教民，难道不是我国的子民？用我国的法律治理我国的百姓，为何多有掣肘？所以区分教民这一方法，也在于我们毅然实行罢了。此外应在各处宣讲圣谕、善书，仿效古人读法悬书的用意，尤其应与天主教、耶稣教堂比邻对峙，用以维持风俗教化。这样十余年之后，祸患或许可以稍减。这五项，固然是今日的急务，我所谓兴利除弊的意见，就在于此。贸易的利益打开，那么公私都富裕，上至仕途游宦，下至商贾工匠，都不畏惧远行，而将视大海如平坦大道，跨越海洋如同卧于席上，对于泰西各国的山川城郭，风俗民情，兵力之盛衰，国势之强弱，一切情状，无不瞭如指掌，然后有事之时，缓急可恃。煤、铁的利益打开，那么不仅机器船舶局中自足使用，即使供给各国之用也无不足。每年西方人从其国内运载煤炭前来中国通商各口岸，供应轮船所需者，计不下一千数百万金，铁也不下三四百万，矿务既兴，其利皆归之于我。有铁以制造机器，可推广到耕织两事。有人认为足以损害农工，不知道事半功倍，地利得以尽用，而人工得以广泛，富国的机权由此开始。保险的利益打开，而商贾航海者无所大损，而且华人的利益仍流通于华人中，而不致让西方人独占利源。至于改招工，杜绝异教，也只是去除其极大的危害而已。愚昧之见，明知无当高深于万一，倘若能容其尽言毋隐，进而教其不逮，不胜幸甚！干渎严威，悚惶无地，区区依恋微忱，伏维垂鉴不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