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译毫无缘由，不同的地方仅在于胡须浓密美观，以及鼻子高挺、脸颊扁平，而琉球人的骨骼容貌，宛然与我们同属一个种族，这是第三个证据。谈论他们的语言，则每个音节单独发音，没有平上去入的声调变化，而平时所说的话，反而与我们古代方言中留存下来的相吻合，这是第四个证据。谈论他们的文字，则虽然一两个高级官员使用汉文，但民间应酬往来大多使用我们的国字，况且看他们擅长和歌，可知他们的性情与我们相同，这是第五个证据。他们的政治体制，所设立的官职名称虽然效仿中华，但“亲云上”“亲方”等称呼都与日本相同，而且建立的制度也采用我国的世袭俸禄之法，这是第六个证据。谈论防卫保护，则每当琉球国内发生治乱，我国朝廷必定赠送金银粮食，派遣士兵去救济他们，而中国则对越人的肥瘦穷富毫不关心，这是第七个证据。谈论归顺教化，则在推古天皇时代，南海诸岛早已臣服于我国的皇威，而中国则在隋朝攻打时不屈服，元朝侵犯时不听从，直到朱明时期才奉行正朔，这说明他们的服从自有先后之分，这是第八个证据。谈论征伐，则在永禄年间，源氏将其纳入朝廷管辖，庆长年间，岛津家久使其臣服，而中国则仅仅用一封书信来招抚劝谕罢了，这是第九个证据。至于谈论王统，则所谓的舜天即是我们镇西八郎的后裔，世代绵延，直到今天，这是第十个证据。”这十个证据，他们自己认为确实可信，哪里知道这都只是一人的私见罢了。他的言论又说：“况且日本既然被敕封为藩国华族，授予一等官职，那么名称位号就确定无疑，不再容许怀疑。”唉！仅凭这一句话，就可以驳倒十个证据的谬误。因为到这个时候才成为内藩，才称为华族，那么在此之前无疑是两属之国，既然如此，日本人怎么能够推卸灭国的罪责呢？正好可以反过来自我反思了。

译琉球之事不值得再辩驳。

自从日本兼并琉球以来，西方人议论此事，大多偏袒日本。这是因为日本自效仿西方制度以来，自以为逐渐显现出富强的成效，并且急切地想要向海外扩张。西方人常常重视日本而轻视中国，遇到事情就随意褒贬，随声附和。琉球过去向萨摩岛朝贡，不过与新罗、百济、高丽、渤海一样同为藩属罢了，这在日本国史中记载得清清楚楚，可他们却突然想把琉球视为内诸侯一样对待，这只是个人的私见。西方国家不考察实际情况，便信以为真。众人说日本与琉球，疆土接壤，同出一源，性情风俗相同，文字语言无异，那片土地应当属于日本人。三百多年前，萨摩人曾攻取琉球并俘虏其国王，随后释放他回国，与他约定，视琉球为属地，这是前事的证据。十几年前，美国派兵舰到日本，强迫请求通商，接着有人想夺取琉球作为外府，日本人从中请求，用货币贿赂才得以免除，这是近事的可证。凭借这两点，于是认为琉球属于日本，其实并非如此，辩驳见在我之前的论述中。又有人说琉球介于日本、俄国两大强国之间，而弱小不能自立，假如日本人不去夺取，那么将来必定被俄国人夺取。现在既然归入日本的版图，那么日本人可以施加保护，俄国人可以断绝其觊觎之心。这也未免是一偏之论。琉球是千余年来自立的国家，虽然只是弹丸小国，弱小不能自强，但既然依托在日本的庇护下，又向中国朝贡，长久作为藩属，谨慎恭敬，为何不能约定中国共同保护它，以联结辅车唇齿的情谊，使之成为中国、日本的屏障。琉球土地贫瘠，百姓贫困，物产稀少，西方各国没有与之通商的，得到它如同得到石田一样，反而做下大不义之事，从而失去邻国的和睦。俄国虽然强横，必定不会因此怨恨中国、日本，这是可以知道的。西方人这样说，明显偏袒日本无疑，或者他们的说法多是由日本人指使的也未可知。然而西方人偏袒日本人，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我国所有的属国共有五个，越南、暹罗、缅甸、高丽、琉球，都登上王会之图而列入共球之列。现在除了琉球、高丽之外，越南已被法国占据，暹罗、缅甸已被英国占据。蚕食鲸吞，正且日益侵削，怎么知道以后不会走琉球的旧路呢？所以把琉球之事交给西方人裁决，是计策失误。至于日本人与我国发生矛盾，也自有原因。他们竟然说法国对越南，英国对暹罗、缅甸，中国为何不一问？而唯独对日本对琉球，发文书诘难，这是畏惧欧洲而欺负日本。不知道日本人如果这样说，那么我们有话可说了。他们自己不知道日本对琉球，进入其国，擒获其王，兼并其土地，而英国、法国并没有这样厉害。越南、暹罗、缅甸的国王，仍然拥有其疆土，统治其国，养育其民，发号施令，称王治理。将来的事情，不过是逆料而已，怎能借为口实呢？日本似乎也懂得这一点，必定想要掩盖其倾覆剪灭的痕迹，而指称琉球为内属，这是还想据理而言，是掩耳盗铃的计策。然而明智的人对此，反而嘲笑日本人徒劳妄作了。为什么呢？天下的公论不可掩盖，而旧府的事实不能作假。唉！今日之事，不可以口舌争辩，又岂能以笔墨作战？我们中国也只有向内求诸己罢了。中国并非小弱，但直到今日，狡诈逞强之国，哪个没有？时常挟持其长处来凌侮我们而恫吓我们，跋扈飞扬，已非一日，我国朝廷率以豁达大度，一切包容，这是时事之所以每变而益急的原因。有志之士对此，忧目时艰，眷怀大局，未尝不痛哭流涕长太息，而卧薪尝胆之不暇。这只有奋发有为，急图自强之计。考察古时，国家因无难而弱，也因多难而强，只在于一洗颓靡之习而已。整顿海防，制造军舰，演练水师，这是治于外的；延揽人才，简选牧令，登崇俊良，这是治于内的。外治则兵力强，内治则民心固。二者既尽其在我，何向而不济？复何国之不畏？即使手持木棒也可以击退坚甲利兵了。

越南通商御侮说

越南自从经历法国夺取嘉定六省之后，列入版图，视同属地，驻重官，置戍兵，极意经营。欧洲船舶东来，依赖它作为外府。越南人曾在拿破仑朝，派遣使者请求归还侵地，法国国王一笑置之。随即又选拔大员，西往索地。不知道越南在今日，惟有与泰西诸国通商结好罢了。大概事情贵在因时而达变，道理在于取法以自强。越南开国数千百年，文物声明，向来是东南洋诸岛国的领袖。地虽濒海，而境土则毗连华夏。山川修阻，丁户殷繁，进可以战，退可以守，与各岛之孤悬海中者，形势迥别。兵革之事，夙昔讲求，虽船舰枪炮不及泰西各国之坚利，而广南湾一隅，言防守者倚为天堑，其地海形如半月，海水

译靠近海湾，其形势非常险急，海船有时滑入湾内，如果没有西风就无法驶出，西方商人的夹板船到达这里，为此感到十分恐惧。然而今昔情况不同，强弱势力各异，所以为了自我保全的措施尤其不能不急迫进行。

东南洋的各岛屿国家，过去都隶属于王朝会盟的版图，航海登山，每年勤勉地履行进贡的职责，各种宝物全部汇集，珍贵的礼物从远方送来，几乎在史书中不断记载。直到今天，这些国家被剪灭兼并，都成为了欧洲各国东进道路上的逆旅。只有越南与暹罗、缅甸三国鼎立而称雄，南掌虽然幸存，但不过是弹丸之地，不足以影响轻重局势。

然而近来缅甸的北部古，已经被割让给英国人作为埠头，虽然修好言和，仍然像老虎一样虎视眈眈。越南则已经将西贡六省割让给法国，而法国的心意仍然不满足。法国人在越南，无异于虎狼驻扎在台阶前，其中的欺诈、武力倾轧，非常耗费防备精力，其意图所至，不可测度。之前又窥伺唐外，图谋夺取顺化，而商人贸易直达东京，其志向实在不小。

那么越南将听任自然，束手坐待吗？局势处在今天，一定要迅速制定自我保全的计策，那就只有通商以抵御侮辱罢了。泰西各国因为越南濒临海洋、繁荣兴盛，舟船便利，未曾不动心羡慕，之所以没有立即前来，是因为越南向来不与各国通商，而法国如果私自占据据为己有，一旦各国接踵而至，难免触犯他们的忌讳。

从前普鲁士与法国的战争，普鲁士人已经对西贡蓄意，打算夺取它作为东道主，因为战舰水师不足以与法国比肩而中止，所以法国得到越南也是欧洲各国所嫉妒的。现在想要断绝法国的觊觎，不如与欧洲各国通商，并请求中国作为介绍。

因为越南本来是我们中朝的属国，从地位上说它是屏藩，从形势上说它是唇齿。越南一旦果然成为法国的所有，那么四川、云南也在可担忧之列。以泰西的事例来说，英国因为边境相邻而争夺比利时，因为印度而争夺阿富汗，难道堂堂天朝却不能庇护一个越南吗？即使衡量万国公法，也是势在必争的。

时局安定时每年享受其贡献，局势危急时将其置之局外，在天朝应当不会这样。现在可以派遣使者入京请求，事情下达总理衙门，与欧洲列国公使商量，此后各国通商互相保卫，以表明泰西各国不以灭亡他国作为自己的利益，订立条约要言，收藏在盟府。

这个说法如果实行，那么法国必有顾忌而不敢妄动，然后我们励精图治，振作有为，制造枪炮，建造舟舰，训练军队，举荐贤才，学习西方国家的语言文字，以沟通彼此的情意。至于越南在各处的贸易，其方法也应当稍作变通。

贸易这一道，也只是互通有无，救济缓急，征收贵贱。现在越南到外地经营的，输出贱货而输入贵货，耗费无数，每每被人蒙骗。即使就香港一隅来看就可以知道。现在不如在香港设立行肆，遵循港商的例子，自己贩卖，并不必假手于他人。

至于采办机器火器以供国家之用，也只有在香港方便。无论国内国外，有明白泰西情形，其才能足以兴利除弊的人，不妨破格简用，借以试验他们的言论。

从前美国攻打日本，索取通商埠头，当时也仅仅是美国一国而已，而日本则认为应当与泰西各国通商，不必以一国为限，而美国于是不能独占其利。英国人开始与中国通商，各国相继而来，英国人隐有得意之色，而天朝一视同仁，凡是有来的，全部加以笼络羁縻，最终导致互相牵制，受我范围。这两件事，都是明显显著的验证。

假使越南当时既与法国言和，而泰西各国都与之礼意相接，货贿相通，开关除禁，以示无外，法国虽然狡猾，应当不敢逞强。虽然如此，趁现在来做，还来不及。

今天，幸好正值法国厌战，无意于实现远志而施展外图，各国也与其关系不和睦，不能在欧洲之间崛起独持牛耳，越南如果真能与各国通商，那么其举动有大违背公法的，各国必定群起而议论它。

听说法国得到西贡，虽然说是外府，实则是石田。地方所产，不足以供给其设官养兵的各项费用，法国人从其国内每年拨出二十万金来救济它。一两年以来，法国国库枯竭，主张国是的人方且有捐弃珠崖的议论，因为爵绅拒绝，说法于是没有实行。

如果各国既来通商，侵犯其利权，那么它将无处施展欺诈，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所以通商可以抵御侮辱，越南今天的要务不外乎此。

译越南应当亲近法国以求自保。

越南这个国家，向来也是闭关自守。欧洲各国向东而来，东南洋的许多岛国已经全部成为它们的通商口岸，被剪除吞并，没有遗漏的。而越南疆土与它们毗连，非常接近，却巍然独立，没有人敢侵犯。往年曾设计焚烧洋人的夹板师船，片帆不返，致使各国经过海南湾时，互相告诫，神色紧张。凭借它的天然险要，似乎可以自我巩固，然而法国在其中觊觎，竟然用一支军队，长期驻扎在边境上，战争连绵，祸患不断，经过多年积累，最终割让了六省的土地，与之通商立约，从此越南的外患日益加深了。所割让的是越南的南部土地，面临大海，名叫柬埔寨，就是昔日真腊的故都。至此，肥沃的土地全部丧失，精华不再存在，越南几乎衰弱了，但还可以自我维持。法国在欧洲，是一个英武雄毅的国家，像鸱鸟一样张狂，像狼一样回顾，欧洲各国尚且畏惧它，何况越南呢？此时虎狼聚集在台阶前，敌寇潜伏在门庭内，越南应当如何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发奋图强。然而二十多年间，安然无事，所以法国得以乘虚而入。法国在中国通商，以西贡作为东方的旅馆，但法国的志向固然不仅仅在于贸易。为什么呢？它的物产贩卖到欧洲各国，已经获利三倍，起初不必远涉重洋，特意去垄断。它的兵船商船无处不到，大概是为了长驱远驭以炫耀威势罢了。为越南谋划的人说，不如与各国通商，缔结友好盟约，或许可以借此抵御外侮。确实因为欧洲大国向来以不灭亡他国为崇尚，一旦有事，可以居中调停，排难解纷，拿着万国公法来周旋，然而凭意思揣测，恐怕不行。越南受制于法国，就像暹罗、缅甸兼辖于英国一样。虽然从外表看，法国严厉而英国宽厚，法国暴虐而英国仁慈，但他们处心积虑的目的是一样的。法国把越南当作自己的私产，就像英国认为暹罗、缅甸可以独占一样。那么，即使欧洲各国都与越南结盟友好，通商贸易，他们不能以宾客夺取主人的地位，约束法国的行为，这是可以知道的。暹罗、缅甸境内难道没有法国人吗？英国如果有事，一举一动，法国都不能过问。互换位置，也都是这样。所以即使与西方各国通商，也没有益处。到现在，万不得已，只有尽人事而听天命。如果说欧洲是礼义之邦，行仁义讲道义，必定不会轻易灭亡他国，贪图他的土地，利用他的人民，那么非洲、亚洲、美洲本来遍布欧洲人的足迹。试问这三洲中，遭受他们兼并的，何止南洋诸岛国，欧洲列国实际上已经占尽了。现在剩下的，只有越南与暹罗、缅甸鼎足而立。将来的事情难以预料，而现在的情形已经岌岌可危了。法国现在想用驻扎在中国的兵船直接夺取东京，就像摧枯拉朽一样，势必拱手相让。东京既被割让，越南疆域日益缩小，而法国的欲望必定还没有满足。危亡的形势，大概像朝露一样短暂，而议论的人还说抵御外侮，没有比急于自强更好的了，对内治理百姓，对外治理军队，振奋精神，以求自保，但这不过是老生常谈，怎么解决眼前的危急呢？大概能坐而言起而行的，在于得到人才罢了。而有时事情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国家虽然有人，终究无法挽救。战国时子舆氏，他的德行仅次于圣人，他的才能足以辅佐君王，他平日说的话，说“商汤以七十里兴起，周文王以百里称王”，好像可以确信无疑，但等到他谋划五十里的滕国，不过说避开地图保存，效死不去罢了，终究没有计策以避免强齐的逼迫。今天我想为越南谋划，也几乎穷尽思虑了，除了乞怜仰息于法国外，没有别的办法。唉！这是天意造成的，又能说什么呢？

纪卜斯迭尼教

从前我曾论述，千百年之后大道必定大同，到现在更加相信。上天生育百姓并设立君主，设立老师，让他们管理百姓，教导百姓，不仅治理他们的身体，也治理他们的心。礼乐制度用来规范他们的外表，仁义道德用来教化他们的内心。只有潜移默化于无形，然后才能范围而不逾越，这就是天下所以治理的原因。上古时代，尧、舜、禹、汤、文、武，都是圣人而居于天子之位，教养兼施，百姓知道兴起感激，所以三代的盛世，几乎刑罚搁置不用。后世圣人穷困而在下位，不能体现在实事上，于是寄托于空言，借此挽回世道人心，于是道立教兴。我们中国到了衰周的末年，九流并起，杨朱、墨翟之类的人，传播煽动异端，蛊惑世俗，孟子担忧，宣扬孔子之道来抵制他们。等到后来儒分为七，墨分为三，申不害、韩非、黄帝、老子之类的人，又随之随波逐流，没有止境。汉代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世间于是以儒、释、道三教并称，不知道儒本来就是人生来就具备的道理，本来无所谓教。西方的教也不止一种，有犹太教，有挑筋教，有摩西教，有希腊教，有景教，有回教，有天主教，有耶稣教，有祅教，有柳艮教。近来只有天主教、耶稣教最兴盛。而最近二十年中，英、法的

译中间，又有一种叫做卜斯迭尼的宗教，它与天主教、耶稣教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暗中树立的敌人。这种宗教不礼拜上帝，不侍奉百神，只是尽力做好生人本分内应当做的事，实事求是，以求内心安宁罢了。他们认为死后报应、天堂地狱的说法，只会迷惑人的听闻，实际上并不是最高深的道理。最高深的道理，在于亲身践行。只谈论死后的事，虚无缥缈，究竟是谁见过、谁叙述过的呢？世人或善或恶，存于心中而显于行事，是无法掩盖的。假如一个人对父母孝顺，对君主忠诚，对兄弟友爱，对朋友笃厚，对外没有惭愧，对内没有愧疚，那么死后的荣耀快乐就可以据此推测。否则，即使祈求上帝，恐怕上帝也一定不会偏私他。唉！这种立论，符合我们中国圣贤所说的道理。听说信奉这种宗教的人，在英、法两国不过百余人，都是世家子弟，他们大都读书明理，严守一介不取的道义。他们知道中国的宗教与西方国家大不相同，而且时常因为宗教事务产生矛盾，感慨地说：“宗教本来是用来教化善行的，人各有心，不能勉强，却一定要强行驱使他们都进入天主教、耶稣教之中，这也未免不符合恕道了。假如有一天因为宗教事务结怨生事，致使血流遍野，百姓陷入苦难，耶稣在天之灵，能够安心吗？”近日的传教士说：“在中原宣扬宗教，如果不依靠威势胁迫、智谋驱使，那么这种道终究不能广泛流行，所以阻碍得越用力，推行得就越顺畅。”唉！传教一定要借助兵力来从事，这果真能使人信服吗？卜斯迭尼教的人是这样说的，这种为学真是反求诸己、克制私欲的，大概是古代圣贤的门徒吧。

译吕宋岛设立领事议

吕宋位于南洋，距离福建的厦门、台湾尤其近，相隔仅仅像一条衣带水那样狭窄。吕宋与中国通商的时间最久，福建、广东的人像鸭子追逐食物一样争相前往，在明代就已经达到数万人。如今统计我们在那里经商的中国商人，福建人有四万六百人，广东人有一千二百人。其中拥有丰厚资财、享有声望的人很少，然而这些人虽然居住在海外，却仰慕并尊奉中国的声威灵光，希望得到恩泽，时时寻求朝廷的庇护。现在听说郑玉轩星使奉命担任驻扎美国、日本、秘鲁三国的大臣，不禁拍手称庆，写信请求设立领事。我认为领事的职责极其重要，也极其艰难。选对了人，就足以收拢人心，为我所用，树立我的屏障护卫，彰显我国的威仪；选错了人，那么人心一旦丧失，反而驱使民众去资助他国，从而招致海外的嘲笑。有人说，现在就像英国在新加坡、槟榔屿、澳大利亚、马六甲，荷兰在爪哇、苏门答腊，乃至遥远的美国加利福尼亚、西班牙的古巴、秘鲁的属地，凡是华人居住的地方都听任他们治理，如果违反当地法规，由他们定罪监禁，大概把华人看得和本国百姓一样，即使设立领事也无法掌握权力，那么领事不几乎成了多余的装饰吗？但我认为，要转变民心，使他们归附向我，这是绝对不能缺少的。我从前曾经到英国去，途经东南洋，看到穿着宽衣博带的中国人，他们必定互相说：“这是从唐山来的。”都来询问情况，流露出羡慕之意，我告诉他们：“朝廷不久将派遣使者来到这里，如果将来能向朝廷请求，特别设立领事，借此安抚你们这些商旅，保卫你们的人身家业。”他们便感动得流下眼泪。唉！这些人虽然居住在海外二百多年，购置田园，繁衍子孙，但仍然遵守本朝的正朔，穿着中国的衣冠，足以显示我朝威灵的影响如此深远。从这里到锡兰、苏伊士，是华人向来不到的地方，当地土著轻视藐视华人非常严重，由此可知华人所到的地方，就是我皇朝恩泽充沛的地方。如果在这里设立领事宣扬圣德，铺陈王灵，能够为他们保佑维持，怎么会有不感激信服，从而为我所用的呢？吕宋岛的华人不少于五万人，在那里设立领事是适宜的。有人说，那里水土恶劣，风浪湍急，地震风灾，每年常有，寄居旅外的民众，大多贫穷强悍，因此即使设立领事，也害怕前往，这是人之常情中的私心。只是福建人多而广东人少，担任此地官职的人，应该熟悉福建的方言，以便下情能够上达，不拘泥于礼仪形式，习惯忍受劳苦，丰厚的俸禄足以供养赡养，除此之外就一无私欲。只知道保护百姓而不丝毫骚扰百姓，我们百姓的诉讼案件，虽然不能由领事主宰，但知道有冤屈压抑的，一定为他们申诉，廉洁以约束自身，公正直率以处理事务，忠诚信实恭敬以对待土著，怎么见得事情不容易办成呢？如果各处的领事都能像这样，何难进入万国公法之中？即使不然，也可以拿着万国公法与他们周旋应对。

洋泾滨海市说

道光壬寅年，中外和议达成，泰西各国都来贸易。五口通商，以上海这一角最为兴盛，计算大小数十个国家，都要屈指可数。其中设立领事衙署，与中国官员文书往来互通的，如英国、法国、美国三国，是最显著的。虽然设立了领事，但徒有虚名，只查核商务的，有葡萄牙、荷兰、西班牙、意大利、挪威、瑞典、大黄旗（即丹麦，也称颠麦）、德国的吕贝克、汉堡、奥地利、普鲁士等国。那些并不设立领事，遇到船税事务兼由英国管辖的，如印度、波斯、爪哇等处。刚来时，都租赁民房居住，按照和约所载，北门外外地都可以任意与民间租赁，当时划定疆界，起止四至，都有官方簿册可以查考。戊申年以前，洋行寥落无几。己酉年以后，日渐增建，然而民间旧屋，仍然像梳齿一样密集排列，所建的房屋仅在浦滨。癸丑年八月，会匪滋事，上海县城失守，城外民屋突然增加，土木工程没有一天停止。英、法、美援引和约条例，说西商地界中，华人不得再建房屋，与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筹商，一定要全部毁除，巡抚本来担心靠近城墙的民居，或许有匪类与贼军接济，也乐于毁除。于是从北到东，民屋数千万间，无论新旧，撤弃无遗，违令者西商用长绳拖拽，稍靠近贼巢的放火烧毁。于是与英、法、美三国谋划筑起长围以困住贼军，城池赖以攻破，而城外的土地，尺寸之间都不是民有了。西商中射利的人，大多圈地营建，略微模仿中国建筑，出租给民众，抬高租金利息，如今新街及马路旁屋脊相连的都是这样。西人的计谋也狡猾了。所设的洋行也比过去多了几倍，然而近来呢绒布匹等货物，销售颇为滞缓，价格下跌税收加重，利润逐渐微薄，茶叶丝绸大黄，购买运往外洋的，也逐渐不如往年。兴盛就是衰败的契机吗？每月进入上海的货船，英国最多，美国次之，法国又次之，其他国家仅有两三艘而已。所有开设的洋行，英国也占据大半。英人在各国中最狡猾，善于

译善于算计，从事贸易，互通有无，没有地方不到。自从壬寅年设立通商口岸后，英国人颇为自居有功，脸上露出恩德之色，各国表面上和睦，暗中却忌恨他们。法国因为参与讨伐他国的战争，与英国缔结的友好关系已经紧密，旧日的嫌隙逐渐被遗忘。只有美国人天天想着以英国为对手，上下议院每年都在筹划，然而不敢突然发动。而英国自从在印度发生叛乱，军费耗费巨大，在广东挑起事端，没有停止的时候，竟然又致力于远大的谋略，难道不是外强中干吗？新议定的章程中又增设牛庄、登州、海南、台湾、汕头五个口岸，内地通商则从镇江逆流而上到汉口为止，西方商人的足迹几乎遍布一半，中原的利益只限于此。他们有利于我国百姓的货物，不过呢绒、羽毛、哔叽、铅铁、铜锡而已，钟表、望远镜等精巧便捷的器具，并非所有人都能购买。况且中国百姓，自有木棉、丝麻足以供应使用，中国商人都已经装载洋货远贩北方，再加上售货的不止一个国家，争利的不止一个地方，英国人虽然设立多个口岸，决不能获得厚利是显而易见的。听说英国公使打算放弃广州、汕头两个口岸，而在浦口、九江两处设立口岸通商，特意命令总税务司李泰国向桂中堂请求，桂中堂坚决不同意。认为浦口是江南的门户，浦口一旦失去，那么江苏、安徽两省就没有险要可守。九江是上游的要隘，失去它那么雄视天下的气势就失去了凭借。如果一定要通商，不如背城一战。然而这也只是说说而已。武汉难道不是四通八达的地区，用兵的地方吗？它关系到北方几个省份的关键尤其重要，而一旦还割让给他们，何况其他地方呢？他们必定要请求，我们自己不能不答应。从此中原疆土，夷夏混杂，异族语言遍布市场，险要之地已经与他们共享，真是腹心之大患啊。这难道仅仅是区区上海一隅而已吗？逸史氏王韬说，唉！明朝末年，把澳门一个岛屿给予葡萄牙，失策太严重了。起初在欧洲，只有荷兰人习惯于舟船，不害怕远行，在洪洋巨浸中，货物转运，市舶往来，实际上是从荷兰开始的。葡萄牙在明朝时，是欧洲的一个强国，也效仿其术，国王派遣船只四处出行，遍历非洲东西两岸，环绕印度、马六甲，遍阅东南洋各岛国，所到之处就留下葡萄牙人，建立埠头。隆庆年间，抵达广东的澳门，请求土地建房，每年缴纳租税，边疆大臣为他们代为请求，朝廷允许了，葡萄牙人于是在香山县的濠镜建立埠头，这是泰西各国与中国通商的开始。后来西班牙、荷兰接踵东来，法国、英国跟随其后，而祸害蔓延于是不可控制。海口雄峙的岛屿，所以作为中国屏蔽，也是上天用来严格区分华夷的，怎么可以尺寸之地给予他们！我不理解明朝的边疆大臣为什么一定要为他们请求，而在朝诸臣为什么竟然允许呢？足以见明朝政务宽缓松弛，纪纲不振，文官安逸武将嬉戏，而没有深谋远虑的人。后来利玛窦进入中国，传播煽动邪教，祸害民心，一时没有见识的人都跟随他，尊称他为西儒，流毒直到今天，没有停止，即使砸碎始作俑者的头颅，还不足以向天下谢罪。唉！

译粤逆概况

我因遭谗言而被流放，穷困潦倒地逃窜到遥远的边地，处境困顿，死寂无声，很少听到关于治乱的消息。从前在中原地区时，亲眼目睹祸患，旁侧观察贼寇的情势，暗中揣度时事，想着以平民百姓的身份，凭着一腔微薄的忠义愤慨，向上报效国家，也想磨盾起草檄文，上马杀敌，请缨效力，在中流击楫。却横遭流言蜚语，最终因罪被废黜。杜牧的《罪言》，未能感动当世；唐衢的痛哭，又怎能补益苍生？既然已经落到这般地步，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呢！然而贼寇祸乱的起始，流窜经过的地方，还是可以陈述的。因此记下其大概情况如下：粤寇的骚扰，到现在已经十五年了。他们起初兴起时，并没有坚甲利兵供他们使用，也没有英雄豪杰为他们出谋划策，没有强将悍卒为他们打头阵，没有充足的粮草财物为他们后续支持。只是那些亡命之徒喜欢逞泄积怨，逃避罪责的人希望暂缓片刻，趁机互相煽动，拔旗响应，攻城略地，僭越称帝，残酷污秽遍布中原，半壁江山沸腾动荡。于是我们用坚固的战船和精良的武器，重用的大臣和将领，雄壮的军队和猛士，丰厚的粮饷和上等的赏赐来抵御他们。我们的力量已经耗尽，他们的势头尚未衰退，刚扑灭又炽盛，刚挫败又振作，形势涣散，地盘分裂，至今未能彻底消灭。大概是因为百姓劫难的命运尚未终结，或者他们的罪恶尚未成熟，上天之心尚有所等待吧。

贼寇起初兴起于南宁、柳州两府，抢劫掠夺成群结队，数百人便由一个头目统领，村落间的乱民迅速响应聚集，大多以官吏贪婪暴虐百姓为借口，当时是道光己酉年三四月间。广西巡抚郑祖琛因失察地方弹劾永福知县张鹏万，当时贼寇在广西境内，气势已经猖獗，这在己酉年七月的奏折中才开始出现。贼寇中所说的金田起义，就是这个时候。己酉年十月，贼寇窜入永福、上思，分股潜入广东的灵山，湖南的新宁。庚戌年，有另一支队伍骚扰翁源，被叶名琛歼灭，无一幸免。文宗皇帝即位的第一年，辛亥年夏天，贼寇窜到贵州的古州、思恩。八月，贼首洪秀全率领众人攻占并占据永安。骚扰灵山的那部分，被官军剿灭，烟消云散。壬子年，波山艇匪依附贼寇，占据梧州。从己酉年到这时，前后将近三年，流窜占据广西，毒害整个地区，十一个府都遭受其害，没有一块完整的土地了。

壬子年二月，离开永安向北窜逃，这时已经形成一支军队。不久包围桂林，四月解围，向湖南境内进发，接连攻陷几个县城，前锋颇为锐利，直抵长沙，当地文武官员竭力防守抵御，得以保全不陷落。十一月，逃往岳州。当时湖南长久未见战争，士兵懈怠，官吏偷懒，望风溃散，长驱直入湖北，渡过长江向南，攻破汉阳，攻陷武昌，于是气势就不可遏制了。癸丑年春天，九江、安庆先后失守，财物堆积如山，大多资助了贼寇。最终导致金陵失守，江南动荡，扬州、镇江相继陷落，瓜步都成为贼寇的巢穴，天堑的险要，不过是空话罢了。天下腥秽，神州沉沦，各城没有屏障的坚固，上级官员缺少屏护的寄托。那时贼寇的气势几乎要席卷向东而下，却得以最终停止，虽然是因为向荣袭击其后，大概也是天意吧。

贼寇既然得到了六朝建都的地方，认为金陵自古就是王气聚集之地，明太祖在此开始事业，最终成就帝业，妄图控制咽喉要道，可以传檄而定天下。所以其他城池有的坚守有的放弃，有的很快离去，唯独金陵这一角落，承受万分危急的困境，负隅顽抗长达十年，却始终没有迈出一步。贼首占据金陵后，又分道渡江，力争上游。一路骚扰安徽，庐州、凤阳、颍州、亳州，惨状坠入涂炭，又进攻汴梁地区，攻陷归德，包围开封。另一路又夺取安庆，骚扰南昌，而北方才开始担忧贼寇。大概因为贼寇踪迹飘忽不定，遇到剿杀就逃往他处，等待空隙就旁侧侵入。从怀庆向北行进，被官军追踪，折返进入山西的垣曲，于是趋向平阳、洪洞。胜保从后面袭击他们，于是直接抵达直隶的临城、洛州、栾城、藁城，突然与官军遭遇交战，双方都受伤，转而奔赴正定，侵犯京畿地区，京师戒严。朝廷于是命令王公大臣督励将士，尽力坚守防御，而贼寇又接连窜逃到杨柳青、独流、天津。在这个时候，危险极了。巡城御史永保认为京师没有险阻，防守困难，百姓少有积蓄，粮饷无法供给。灾祸日渐逼近，贼寇游骑所到之处，距离京城约二百里，奸细侦探，遍布京城周围。然而胜帅、僧王施展谋略，驻防的精锐士兵展现勇猛果敢，京畿附近的健壮民丁激发义愤，作战必胜，进攻必克，悍贼已被摧毁，徒众纷纷奔逃，有的向西扑向慈野，有的穷困占据阜城。那些应援的贼寇，又旁侧窜逃到齐、鲁之间，临清、金乡、高唐都被包围并攻克。嚣张跋扈，流焰尚且升腾，这是甲寅年间的事。

贼首虽然深深占据金陵，但尚有余力，派遣将领和军队，包围侵犯北方，不知道一举已经挫败，再次奋起就困难了。贼寇骚扰北方，如同强弩之末，势头不值得担忧，所以开始时像蚂蚁聚集、蜜蜂屯聚，最终却土崩瓦解。谋略创制于胜帅，功业完成于僧王，最终能够歼灭其首领，倾覆其巢穴。林凤祥在连镇被斩首，李开芳在冯官屯被生擒。在京畿斩首，在宗庙献俘，燕、齐两地终于平定。那些另立派别揭竿而起响应的，是厦门的天地会，起于癸丑年二月，冬天被消灭。上海的小刀会刘丽川，起于癸丑年八月

译太平天国于乙卯年正月灭亡。广东东部的红匪，于甲寅年七月在佛山起事，骚扰占据各郡县，围攻省城。其中作为党魁的，东莞是何亚禄，惠州是集火沽，清远是陈金刚。他们蔓延到各县乡村，旷日持久，广东爱好正义的人，穷人以体力，富人以资财，共同聚集力量，来平定这场动乱。叶名琛因抵御贼寇的功劳受到赏赐，其余匪徒逃窜到浔州、梧州，只有陈金刚未能立即消灭，至今仍是祸患。广西是贼寇的老巢，甲寅年正月，桂林六塘的红带寇党纷纷起事，在城乡横行，朝廷连续多年征剿，时常骚扰湖南南部，王葆生剪除遏制他们的功劳最多。这些人都是想要服从贼寇的节制，却未能与贼寇并列的人。我私下计算，粤寇扰乱数年之间，所占据的地方，如江苏的江都、镇江，安徽的徽州、安庆、池州、宁国、太平、六安，湖北的汉阳、岳州、德安、黄州，河南的九连、饶州。此外，占据非重要地带的地方还难以全部列举。他们顺流而下时曾攻陷丹阳，进逼常州；逆流而上时曾再次攻陷庐州，随即攻取武昌；沿着河南外出时曾占据浙江的金华、衢州。看他们所到之处，让有智慧的人处于这种境地，似乎足以联络声势，明确法度建立纲纪，策励士兵，约束军队，举荐贤才来辅佐自己，爱护百姓来巩固自己，或许可以有所作为。然而他们乌合之众没有远大志向，像老鼠偷窃一样缺乏长远谋略，怨恨遍布神人，毒害波及妇女儿童。小的方面表现为像枭鸟和獍兽一样凶残，大的方面表现为像鲸鱼和鲵鱼一样贪婪，横冲直撞，肆意吞食。所经过的地方，房屋焚烧，树木砍伐，悲惨景象如同鬼域，堆积的尸体像高丘，却想用荒谬的言论，妖妄的说法，来愚弄百姓，这大概也很难了。再加上党羽之间自生猜忌，逐渐被消灭。原来一起起事的有六个伪王，伪天王洪秀全为首，杨秀清是伪东王，萧朝贵是伪西王，冯云山是伪南王，韦昌辉是伪北王，石达开是伪翼王。萧朝贵、冯云山都战死，杨秀清最跋扈，善于用兵，因为谋杀洪秀全未遂，反而被洪秀全所杀。韦昌辉帮助洪秀全杀杨秀清，而石达开举兵讨伐，洪秀全于是杀韦昌辉来自我解脱，从此石达开与洪秀全分离，向西逃窜到四川。其他如秦日纲、罗大纲，勇猛强悍善于突击，百战不屈，先后丧命，最终受到天诛，贼寇因此日益困窘。当时率领军队抵抗贼寇的，向荣专门扼守江南，而邓绍良在其左侧夹击，托明阿在其右侧夹击，官文进剿整个湖南，而罗泽南、胡林翼抵御其北部，骆秉章攻击其南部，安徽有福济、袁甲三，河南有塔齐布、曾国藩。他们都能怀着愤慨矢忠，运筹谋划激励武力，震扬天威，振作士气，横攻力拒，左捣右旋，发挥一时的才能，聚集众人的力量，有时挫败有时扩张，有时前进有时后退，有时夺取有时失去，有时剿灭有时安抚，然而都仰赖上天的幸运，五六年间最终能够取得成绩，成功达成目标。有的全部扫除，有的偏师荡灭，有的攻克芜湖、庐州，有的夺取九连、饶州，有的收复瓜洲、镇江，有的收复苏州、武汉，有的剪除三湘，有的安抚徽州、歙县，有的肃清德安、抚州。既然歼灭了群丑，于是聚集元凶。大家都认为杀了他们足以快意，取他们的首级易如反掌。岂料束缚困兽还担心它搏斗，宰杀瘦牛没有人敢承担，迟疑回顾，一定要坐等它衰败。向荣帅死后，张公继任，长期围困深深阻隔，厚集兵力牢固包围，内部匮乏日益显现，外部援助断绝，众军额手称庆，认为贼寇难以飞越此地了。庚申年春天，贼寇计穷势蹙，旦夕危亡，抗拒顺从的人只见粮食充足十天，反正的人已经多次送来降书。然而将帅不和，形势中间涣散，宁失则浙江撤去屏障，邓丧则张公孤立无援，众卒合哄争夺粮食，上天不合时宜地下起大雪。贼寇得以乘虚而出，两支火炬突然投下，一人夜间呼喊，连营狂奔，千军尽皆震慑，曾无互相战斗，并不相持，填平坑陷，枕尸积骨。功败垂成志向犹存，烈士殉国；鼓卧旗折，将军死守。唉，蹈海以求生，愤而开关延盗。丹阳、常州屏蔽，一闻一矢之御，泛舟槜李，走鹿苏台，电卷飙驰，谁其阻遏？摧名都如朽索，驱兆众若群羊，曾不浃辰，吴、越之地尽为贼有，江北诸郡再陷。呜呼！虽曰人事，岂非天哉？虽其间临安幸复，苕水犹通，犹嘘残焰于已微，支一木于将踣，亦何关于大局乎？向使三军邀颁赏而欢呼，大帅同意见而戮力，陷浙之雄聚歼于外，通款之党潜谋于内，安见天下事无所措其手也。寇既得志，更图四出。踞苏首领伪忠王李秀成也，伪官布于列邑，群贼扰乎诸乡。吴越义民始奋终靡，或忍垢崩角，或附残添翼。贼于是暴征苛敛，榷及细微，而列货云屯，流民雨集。嘻！亦异矣。辛酉一载中，进击会稽，遂并宁郡，既踞杭垣，有乃全越。湖山点缀，荡作飞灰；士女便娟，惨成枯骨；哀氓饿隶，委路仆衢；刺目伤心，所不忍言。梦梦九阍，茫茫四宇，谁得而叩之？此太元之所谓乱不极则治不形者也。今上登极，庶事一新，颁求贤纳谏之文，下哀痛责躬之诏。曾帅既

译平定安徽、河南的叛贼，才能兼顾江南地区。安庆是险要的城池，叛贼在此盘踞十年，如今一旦攻克，便占据了上游，有利于顺流而下。伪英王陈玉成是凶悍的寇贼，最终被我擒获，陈玉成伏刑受戮，其党羽和宠爱的妻子也接连被斩首示众。于是勇猛的将领和精锐的士兵沿着长江而下，火炮和战船借着风势迅猛推进。叛贼也被夺去了胆魄，丧失了谋略，在西面与强敌开战，在上海一带全军覆没。凭借那些连跨郡州的广大地域，灭亡不过片刻，迅速如同闪电扫过。上海城，不过是一丸泥就能封守的小地方，而叛贼集结成千上万的队伍，连绵营寨达百万之众，集中进攻不止一次，奋力争夺不止一时，窥视其富庶强盛，必定要得到才肯满足，按理说难以支撑。然而西方人以数千人的兵力，一战便将其驱退，使叛贼士气沮丧、锋芒受挫，势力衰退、财力枯竭。由此看来，用兵的道理，首先在于谋略坚定、力量充裕，武器精良、士兵锐利，难道取决于兵力的多少吗？于是重臣了解他的才能，悍贼畏惧他的威势，中外联合，像手指和手臂一样互相协助。突厥有顺从的军队，回纥有听命效忠的请求，都愿意剃发接受官职，扛着武器在前开路。特别挑选一支军队，让西方人统领，进行演习训练，号称常胜军，收复城池、攻打城市，所到之处无不顺利。海关税务司李公，又前往英国京城，招募士兵、购买船只，不久即可到达。我们在前面抵抗，他们在后面轰击，轮船激水如风飞，炮火遮蔽长江如雷骇，消灭他们就像吃早饭一样容易，又有什么困难呢？但有识之士，仍然认为主客形势不同，攻守态势各异，帮助我们的人能迅速前往但不能长久驻扎，我们招募的人能暂时招来但不能后继不断，指挥控制的权力，在他们而不在我们。况且临阵并肩作战则心里有所依赖，一旦失去依赖就会气馁，长久与他们在一起，功劳多了就会骄傲，骄傲就难以控制，即使说叛贼平定，也如同割去疮口却用别人的肉来填补，因为生病肢体拘挛而截断手足。为什么呢？因为拔除的是表面的毒疮而毒根未去，能威慑其外部而不能治理其根源。这只知道眼前的因利乘便，而没有来得及考虑日后的祸害。唉！在今天说这些话，很少有人不认为是迂腐的言论。至于借兵的效果，已经可以看到了。狼山、福山是全吴的关键，吴江是江、浙的襟带，昆山是金阊的咽喉，嘉、青、太各郡，是用来运输粮饷、接续兵力的地方，我们都得到了，叛贼还能有什么作为？至于上游进攻的有利之处，没有比攻克芜湖更好的了，扼住长江的门户，切断金陵的左臂。包围金陵，没有比占据雨花台更好的了，利用陆路的高地，收复九洑洲，截断水道的要冲，又得到镇江直接趋向其背后，瓜洲、仪征回师捣击其腹地，那么叛贼在金陵，就像鱼在锅中游动，烹煮吃掉他们是必然的了。有识之士说，这是抵御叛贼的得当策略，至于叛贼必定灭亡，关键在于拔除根本、顾全大局，对外振奋兵力，对内收拢民心，然后才可以相忘于无事，否则也只是暂时消灭而已。曾经总观大势，叛贼虽然疲惫困顿，但天下也已经病弱了。叛贼起于两粤，进而波及楚、豫、皖、吴、越、汴、晋、齐、燕、蜀，灾祸之气遍布，不能说范围不远。朝廷任命将领，如赛尚阿、李星沅、徐广缙、陆建瀛、向荣、和春，都期望他们消灭叛贼，厚加委任重任，不能说任务不难。聚集天下的军队，都是楚、蜀的劲旅，满、汉的锐师，不能说兵力不众多。叛贼占据楚、皖、吴、越之地，有的三四年，有的几乎十年，不能说时间不久。然而十余年间，抵御叛贼的人如同堵塞河流，堵住东边水就向西流；如同扑灭野火，扑灭火这边那边又灾祸。拔除深根难以建功，顾全根本难以治理，统领数十万张狂的军队，覆灭十余年已衰弱的寇贼，这本来是容易做到的。我有时曾深入探究其中的缘故，妄自认为天下的败坏，不是败坏于叛贼而是败坏于官吏，不是败坏于贪墨的官吏而是败坏于平庸的官吏；军事的败坏，不是败坏于没有粮饷而是败坏于没有士兵，不是败坏于没有士兵而是败坏于没有将领；朝廷的败坏，不是败坏于没有法令而是败坏于没有人才，不是败坏于没有直言进谏而是败坏于拘泥于成规。为什么呢？叛贼起初本来可以消灭，养成他们势力的是官吏。贪墨的官吏祸害百姓，百姓或许作乱或许不作乱；平庸的官吏忌讳作乱从而酿成作乱，于是作乱就大了。竭尽全力筹措粮饷而粮饷并非没有，仓促招募士兵而士兵不可用。将领有才能，那么天下都可以训练成士兵；将领没有才能，那么将领反而被士兵所利用，怎么能用兵法呢？列祖列宗所遗留的，至美尽善，而执行法令日益弊病，问题在于人。天下的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么直言的人未必没有，却动不动用成规来约束他们，往往被部议所阻挠，或者搁置不问，这与在朝廷上钳制人的嘴有什么不同？这样那么能言善辩的人不敢行动，并且能行动的人也不敢说话。这三者，是天下致病的原因。朝野内外已经形成积习，所作所为大多苟且，只图眼前的计策。粉饰，是他们的长技；因循，是他们的通病；蒙蔽，是他们权宜之计的大用。到了这种地步还不知道变通，危险了。用它来治军就不能树立威信，用它来治民就不能取得信任，用它来安抚远方的人就会使远方的人轻视我们，用它来理财就会使财力匮乏，用它来抵御叛贼就会使叛贼滋长蔓延，剿灭就不能涤除其根源，安抚就不能善后。我请求允许我妄自议论。现在的军纪松弛了，宽纵就玩忽，严酷就生变，胜利就骄傲，失败就懒惰。弱者胆怯，强者狡猾，疲惫者逃跑，悍勇者被俘。忘记上级而欺凌同伍，不服从征调，想要快速反而……

译迟缓，不知捍卫，前后不一，将领没有同生共死的士兵，士兵没有令人敬畏的将领，奖赏不足以满足他们的欲望，恩惠不足以凝聚他们的心。所以我主张必须以树立威信为先。如今如果一旦把数万军队托付给他们，却不改变他们的号令，刷新他们的耳目，即使是穰苴、孙武也不能推行他们的法令，吴起、王翦也不能取得他们的成效。

如今天下叛乱的人纷纷起事，苗族百姓违抗命令，回族夷人蠢蠢欲动，捻军的骚扰也将近十年，反复无常。国家宽厚对待百姓二百多年，如今玩弄兵器的，不是异族百姓，就是从前百姓的子孙，为什么过去顺从而现在叛逆？百姓大概长久以来有理由怀疑我们了，积累怀疑就会产生动乱。朝廷加恩的诏书，免除赋税的条例，官吏大多执行不力，有的已经免除仍然征收，有的已经缴纳才告知，百姓于是怀疑我们用虚文欺骗。想要剿灭贼寇就不得不从百姓身上取财，因此加税增赋，劝捐抽厘，搜刮无遗，百姓于是怀疑我们加重剥削。百姓固然很愚昧，只怨恨上级剥削我们，却不知道贼寇能杀害我们；只知道躲避贼寇以保全自己，却不知道出资抵抗贼寇，保卫国家也就是保护家庭。然而转移风气、激励劝勉之间，权柄在上级，所以我主张必须以取得信任为先，而对于云南、贵州边境的百姓尤其紧急。

如今如果一旦把重任托付给几十个郡的百姓，却不与他们彻底革新，以天理相见，实心实意地施政，开诚布公，即使是彭循、贾琮也不能传播他们的教化，韩延寿、吕元膺也不能彰显他们的恩德，马援的铜柱、诸葛亮的天威也不能感化顽固、消除戾气而使他们心服。

如今外人的势力强大且兴盛了，他们与我们交往很久且熟悉了，居住在我国内地，驻扎在我国皇都，大概早就窥探到我们的细微之处了，而当事者，正把窥伺当作精神，把繁文缛节当作礼义，把虚伪迟缓当作羁縻，把繁琐礼节当作接纳，把掩饰当作权术，把夸大当作维护国家体面，却不知道他们在旁边窃笑。外人并非很愚昧，而是很聪明，如今我们的形势能像他们那样强大吗？士气能像他们那样振奋吗？器械能像他们那样精良吗？民心能像他们那样稳固吗？财用能像他们那样充裕吗？大小臣工能像他们那样奉命急公吗？确实不需要华元告诉楚国，伍子胥预料越国那样。

我在今日，只有统一标准以显示信用，宽宏大度以显示礼义。是对是错，行使我的权柄；没有欺诈没有疑虑，传播我的诚意。与他们行事，务必简捷迅速；与他们相接，不卑不亢。学习他们的长处以消除他们的倚仗，明了他们的学问以沟通他们的情意，还担心他们或许违背。唉！外情并非很难详知。尊贵的人不知道而卑贱的人知道，尊贵的人不说而卑贱的人说，难怪认为他们报告的是虚妄，谋划的是错误。这就是辛有看见祭祀而感叹，江统预料远方而著论的原因。

如今天下百姓穷困，财力耗尽，军队没有半年的盈余，百姓没有一月的积蓄。已经恢复的，流离失所尚未归家，田地家园没有治理；被陷落的，父子失散，兄弟悲伤。财物出自百姓，百姓如此穷困，确实捐献的无可捐献，援助的无能援助，而理财者正对此汲汲营营，如果有利可图的，无不兼收并蓄。然而知道索取却不知道使用，知道奢侈却不知道节俭，知道开源却不知道节流，知道兴利却不知道除弊。

国家刚平定天下，进征三逆，征兵调饷，其困难百倍于今。那时云南、贵州、两广、全楚都被三逆占据，税赋不进入官府，而财物未曾缺乏，军饷未曾不足，曾经没有如此滥费，支出没有如此耗费，而收入也没有如此之多，关键在于善于使用。古代为将者，多与士卒同甘共苦，在军营中简陋而不求完备，一切都以身作则。如今却不是这样，饮食服饰器物，用来供奉大员的，一切都务求奢靡，下面效仿，消耗实在很多。多置办旗帜舟炮，不惜重金，偶尔不合用，都导致腐朽损坏。凡是不急无益的，不能迅速罢免，这都是奢侈的危害。

从前陶侃是名将，他以综理细微严密著称，就在于竹头木屑，确实因为节约财物的细流，积累微小至巨大。如今把军营当作市场，谈论军事的人、谈论利益的人，无益于实用，只是在军营中伴食，在粮台饱囊。其他闲职冗员，虚额弱卒，浮费冒领，消耗财物的，不止一条途径。《易经》说“不节制就会叹息”，说的就是这个。

利益所在，弊端也就在那里。如今一个捐局的设立，数百人倚为利窟，奸猾胥吏中饱私囊，虚报冒领，上级承受虚名而蒙受实怨。承办军需，大多以劣质物品接受高价，至于粮台的侵吞冒领，更不可问。如果真是这样，即使是萧何、杜预也不能转运储备以满足需求，刘晏、苏绰也不能增减以充裕财用。

至于消灭贼寇的关键，先在练兵择将。贼寇并非善于用兵，在于我们作战不力，防御失当。作战防御的道理没有别的，在于因地制宜审视时机，临时决断谋略，运用之妙，系于一心。只是想要平定贼寇，必须先治理百姓，因为今日的贼寇就是昔日的百姓，倘若治理百姓不善，那么今日的百姓就可以成为后日的贼寇，这样贼寇虽然消灭了却还没有消灭。我所以说不能涤荡其根源。

贼寇穷困而接受招抚，如今或许可以用他们以贼攻贼，使贼寇全部平定，将用什么？坑杀他们则伤害天地仁爱之心，放归他们则恐怕他们不能安于乡里耕作的旧业。

译明朝末年的失误，在于招抚，可以作为前事的借鉴。李自成、张献忠的余党，直到康熙年间才得以完全消灭，招抚后又反叛的人不止一个。至于连年招募的勇丁，形势上也不能一下子突然裁撤，不裁撤则国家财力无法承受，裁撤了他们又靠什么谋生？这就是我说不能妥善处理后事的原因。因此深切期望在位者能挺身而出为此事效力。唉！这是漆室女的叹息，路过的人听到会感到疑惑；杞人的忧虑，遥远而没有穷尽。没有办法，贼寇能否消灭，听凭上天的心意；我们的剿杀征伐，竭尽人力的努力。上下同心，振奋精神寻求治理，效法禹、汤责备自己的过错，思考稷、契辅佐君主之道。打破狭隘的局限来陈述议论，那么事情没有不可行的；怀着恳切悲痛的心情发表言论，那么人没有不被感动的。放宽忌讳的禁令，减轻指责斥责的惩罚，拓宽招揽人才的道路，征召有奇特才能和特殊技能的人，开设直言极谏的科目，务必使人们规劝缺失而杜绝颂扬阿谀，摒弃空谈而追求实际效果。用威严来克制溺爱，用严厉来补救宽厚，用诚信来攻取人心，用真诚来战胜欺诈，用节俭来革除奢侈，用镇静来制动态势，像这样而贼寇不能平定的，从来没有过。这本来就是草野中孤忠之士、海外羁旅之臣日夜期望的。大概古人虽然隐居在芦苇丛中，隐匿踪迹于偏远之地，但忠君爱国的念头，未曾有一刻忘记。如果能为国家做事，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即使言论不被采纳，或者因进言而获罪，终究不能自己停止，那么我今天所说的话，这颗心本来就是如此耿耿于怀的，希望悲伤而体谅我，幸好不要怪罪我罢了。

译香港略论

甫里逸民东游粤海，荏苒三年，旅居多暇，勤涉书史。以香港僻在一隅，纪述者罕，于是旁诹故老，延访遗闻，成《香港略论》一篇，聊以备荒隅掌故云尔。香港本南徼濒海一荒岛也，道光癸卯五年和议成，以岛畀英，而英始得以港为属地，隶入版图。香港四周约百余里，地形三角，群峰攒耸。英人既定居，辟草莱，垦芜秽，平荦确，就山之麓结居构宇，即其弯环曲折之形，名之曰上环、中环、下环。其境距广属之新安、九龙以南约十里。地虽蕞尔，称名颇繁。曰红香炉峰，曰裙带路，其西北曰仰船、曰赤柱，其东曰登笼、曰湾仔，而香港其大名也。山上多涧溪，名泉喷溢，活活声盈耳，味甘洌异常，香港之名或以此欤？山中产花岗青石最饶，所值多瓜菜，而蔗尤盛。下环有田，略种禾苗。山坡之上，树木鲜少，以供民樵，常被斩伐故也。居民多渔户，诛茅构庐，载种圃地，随时捕鱼为业，鱼汛既过，随而他徙。英人未至之先，为盗窟，山中有铁镬二百余，列木为棚，若城堡，英人至，烈而焚之。其土著不盈二千，博胡林一带有屋二十余家，依林傍涧，结构颇雅，相传自明季避乱至此。盖自桂藩之窜，耿逆之变，遗民无所归，远避锋镝，偷息此间，不啻逃于人境之外。此为迹之最古者矣，至于他所纪载，无闻焉。英人既割此岛，倚为外府，创建衙署，设立兵防，其官文有总督，武有总兵，皆有副贰。有臬司，有巡理厅，有辅政司，有政务司，此外有佐理堂，有创例堂，皆所以辅赞总督者也。有量地官度地建屋、修葺道路，有库务司总理港中税饷，有船政厅稽司大小船舰出入。臬宪之外，有提刑官、僚佐官，更立陪审之人十有二员，以习法之律正充其事，而民间所举公正之绅士，亦得与焉，专在持法严明，定案鞫狱，期无妄滥。有钱债衙专理商民逋欠事，有亏国饷者亦即在是衙比追，而民间所有罚款亦由是衙以归库务。有巡捕厅专管巡丁，港中昼夜有丁役分班逻察，往来如织。有司狱专管狱囚，一岁中犯案千百，狴犴每至充斥，顾讯鞠之时，不先鞭扑，定案后，以罪之轻重为笞之多寡、禁之久暂，有在狱终身不释者，故刑法鲜死罪，惟海盗在立决例，法所不宥。此外又有官医及验尸官，遇民间自戕谋死命案，剖腹审视，以释疑窦。其设官之繁密如此。下环两旁多兵房。山半以石室储火药，甚谨固。最高山顶建立一旗，专设员兵，俾司了望。兵房外，环列巨炮，逢期演习，分别功赏，饷糈颇厚，足以自给。军中皆许携妇人。其所调遣之兵，大抵本港之外，杂以印度黑人，皆以壮健才武者应其选。自山麓至巅，每相距数十武辄立木柱，系以铁线，联缀比属，相亘不断，是曰电气通标，用递警信，顷刻可达。其兵防之周详如此。港中之屋，层次栉比，随山高下，参差如雁户。华民所居者率多小如蜗舍，密若蜂房。计一椽之赁，月必费十余金，故一屋中多者常至七八家，少亦二三家，同居异爨。寻丈之地，而一家之男妇老稚，眠食盥浴，咸聚处其中，有若蚕之在茧，蠖之蛰穴，非复人类所居。盖寸地寸金，其贵莫名，地球中当首推及之矣。泉脉发之山巅，流至博胡林、黄泥涌数处，皆以铁筒置地中，引之贯注，延接流入各家，华民则每街之旁建聚水石池，以机激之，沛然立至，汲用不穷。于上环建煤气局，夜间街市灯火，咸以煤气炷燃，光耀如昼，仰望山巅，灿列若繁星，尤为可观。港中无田赋，但计地纳税，量屋征银，分四季，首月贡之于官，号曰国饷。此外水火悉有输纳，大抵民屋一间，岁必输以十金，税亦准是，行铺倍之。他如榷酤征烟，其饷尤重。妓馆悉诣官领牌，按月输银。下至艇子、舆夫、负贩、佣竖，无不岁给以牌，月征其课。所谓取之务尽锱铢，算之几无遗纤悉。其赋税之繁旺如此。传教者则有监牧总司教事，而有官教、民教之分。官设者由官给廪禄，支于公库，民设者或出自商民，或出自公会，虽名称

译虽然教派不同，但宣传福音的宗旨是一致的。所建立的礼拜堂有四五座。设有保罗、英华两所书院，又有所谓的大书馆，都让子弟学习英文，每年学生不下二三百人。此外还设立了几处义塾，专门教授中文，聘请老师教导儿童的经费都由国库拨付。英华书院专门印刷教会书籍，流传远近。另外设立了两三所女子书塾，也以英文为主，但兴盛与衰废并不固定。此外，信奉天主教的有罗马庙，建筑非常宏伟壮丽，也在旁边的房间设塾招收儿童，这就是天主教；巴社的白人头领在偏僻处设立礼拜寺，以柳氏女子胃日为礼拜日，这就是犹太教。他们教民的勤勉程度就是这样。博胡林位于山腰，树林茂密，泉水潺潺，英国人在那里建造别墅，作为避暑消夏的地方。此外有环绕的马场，周长大约二十多里，傍晚时分，快车怒马驰骋往来以为娱乐，每年在这里赛马，多在初春和煦之时，士女打扮得美丽动人，聚集的人像云一样多，远近的人都来观看，争相赞叹羡慕。总督又修建了一座园林，面积一百顷，花木繁盛华丽，游客都可以进入游览。他们游览的地方完备又如此。香港中华民众寄居在这里，虽然都遵守英国人的约束，但仍然沿袭中华风俗不变，不仅仅是衣冠饮食而已。比如崇敬神佛则有庙宇，祭祀祖先则有祭享，历法时日，没有一项不遵循内地。元旦也举行拜贺礼仪，爆竹声喧闹，通宵达旦。节日佳辰，欢呼庆祝。每年中元节，设立盂兰盆胜会，竞相展示华丽奇特，万金也轻如抛掷。太平山左右，都是妓院中人居住的地方，楼阁参差，笙歌沸腾，粉白黛绿的妓女，充满其中。旁边则是酒肆连片，以杏花楼为首屈一指，奇异的美食佳肴，呼之即来，偶尔遇到客人，取用如同寄放。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大多以财力雄厚，往往不拘礼节，嘲笑道德。正值江浙多事，士大夫避难到广东的，依附海船而来，必定经过香港，于是成为必经之道。香港不设关卡市场，没有稽查征索的麻烦，商人乐于经过这里，于是各通商口岸，也以香港为首屈一指。之前所说的弃土，如今成为雄镇，确实是在人为的努力啊！甫里逸民说，香港一隅，僻远悬挂在海外，不像澳门那样与内地相连。在过去，是野兽的洞穴，盗贼的巢穴，山红石贫，飓风呼啸，土地恶劣，人迹所不乐居，朝廷也置之度外，无所顾惜。然而必定等到停战讲和，然后割让给他们，确实是重视它。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表海里山，限制中外，断不可轻易将尺寸土地给予外夷。观察于此，而对明朝疆域事务的败坏深感感慨。在明朝中期，将澳门一岛给予葡萄牙人，大为失策。导致接踵而来者，有所驻泊居积，自撤屏蔽，而流渐遂至于此极。当我宣宗成皇帝时，边防虽然松弛，国威尚著，伏莽潜蘖，不敢窃发。外侮既启，内难斯作，抢攘廿载，靡有宁处。呜呼！这究竟是谁造成的呢？当时焚烟之举，原未免持之太促。激忿酿变，一发难收，这虽然不是始议者所能预料，但也不得不承担其咎。那么，居今日者将奈何？只有鉴前则后平，只有惧外则内宁，必须修己而后治民，必须自强而后睦邻。

译任用将相的论述

世上的人说，天下安定时，要重视宰相；天下危乱时，要重视将领。所谓重视，就是能够真正了解并深刻洞察他们。既然了解了就必定要任用，既然任用了就必定要信任。唉！自古以来，没有不专一信任而能大有作为的。将相，是国家应当专一信任的人。宰相辅佐天子，为天下选拔人才、举荐贤能、斥退不肖之人，以汇聚众人的智慧和力量。古代宰相任职几个月，就举荐同乡亲友一百多人，人们认为这是弊病，他就说这些人都是我所了解的。举荐自己所了解的人，即使是从平民提拔到高位，天下人不觉得惊骇，说只因为他的才能罢了，也不认为是私心，说只因为他的公正罢了。升降任用，一个月内达到一百多人，天下人不认为专断，说只因为恰当罢了。如果真的这样，人才都会想着自我奋发，而宰相也都能网罗他们。有人说，这样不担心结党营私吗？回答说，不，皇帝心中自有裁断，宰相必定是能够公忠体国的人。假如任用他却不信任他，信任他却又怀疑他，束缚他、驱使他，拘泥牵制、压抑他，那还要这样的宰相做什么呢？现在虽然号称打破常规用人，广泛开辟贤才之路，但所用的人未必都是合适的人，所举荐的人也未必都是贤能。其中得以登上荐举文书的，有的靠沽名钓誉以求知遇，有的靠攀附钻营，不带着策略去钻营当权者就一定得不到，而所谓真正的贤才，仍然隐居在山林没有出仕，所以贤才之路未必宽广。现在虽然号称下诏征求直言，不拘忌讳，但御史和谏官所说的，也不过是奉行旧例，批评一句而赞美百句，否决一句而认可百句，迂阔遥远而不切合实际情况，琐碎细小而不关乎紧急事务。不能随例变通，顺应时势变化，足以挽救弊端而振兴衰败，那么寻求直言无隐的人就难了，所以言路未必开通。能够网罗人才并激励发扬他们的，在于宰相罢了。现在朝廷说一句话，更改一条条例，动不动就受制于六部的议论而不能施行。宰相的权力在六部，六部的权力在军机处，因循守旧，宰相只能拱手听从，哪里能看到他的施政措施呢？这跟没有宰相一样。古代军队出征不受君主命令，军营之外由将军自行决断，不是看重他的威严，正是希望他迅速建立功勋罢了。凡是在军中招募勇士、筹措军饷，调动军队、训练士兵，快慢多少，全部由一人主导。文官从道、府、州、县以下，武官从提督、总兵、参将、游击以下，都归他节制。赏罚生杀，由他掌握，不必另外派遣参赞、帮办大员，来分割他的权力，使他稍有掣肘。权力既重，责任也不轻，凡是他统辖的地方，必定不至于划地为牢，而以鞭长莫及为借口。因此作为将领的能够责备副将，副将能够责备士兵，无不各尽所能而效死力。刑罚足以威慑他们的意志，恩惠足以结拢他们的心，上下交相固结，像手指和手臂一样配合使用。号令一出，快如风雷；战阵既临，可摧山岳。大概这时候士兵只知有将而不知有身，那么贼寇就没有难办的了。现在所谓的大将，骄横倨傲、尊贵自重，与士兵向来不熟悉。节钺驻扎的地方，距离贼寇很远，推托说：“这是在居中驾驭，扼守要害防御罢了。”侥幸所派遣的军队有功，偏师获胜，就自以为调度有方，归功于自己。假如不幸贼寇气势日益逼近，就暂时抛弃而逃跑，说：“打算退保罢了。”唉！只有能战然后能守。战尚且不能，怎么能守呢？平时厚待他的供给，养尊处优，完全不知道士兵的甘苦痛痒。而他所谓的左右亲兵，无非是为了败退时护卫之用，在营之时，轻视锦绣而厌恶美食，喧哗傲慢地凌驾众人。至于选拔优秀、举荐功劳，就把这些人放在前面。冲锋陷阵的勇士，谁不离心解体？这样怎么能希望士兵肯尽力效命呢？这跟没有将领一样。如果朝廷有良相，军营有良将，在内图治而在外奋威，哪里见得天下事不足以有为呢？那些贼寇的纵横跋扈，只是一时的艰难罢了，终究不是天下安危所系的。天下的安危，在于人才罢了。将相，是人才的总领。唉！国家有良将良相，平定贼寇有什么难的呢？

弢园文录外编 下 王韬（nnno兄提供文本）

卷七

择友的论述

结交朋友的原则，人品是首要的，学问、文章是次要的事。但是交友最难的是了解人，开始的时候不可不选择。选择后再结交就少过失，结交后再选择就多怨恨。大抵途径千变万化，人品也不是单一的。那些熏染追逐名利、奔走权势的人，虽然才能不落后于人，学问可以名传后世，罗列风雅，结交贤士，也终究脱不了俗气。没有别的，因为他们内心存留的不是正道。其中有的深交后才能看清，有的见一面就知道，有的浑浑噩噩不能窥见其深浅，却时常露出棱角，有的城府深密，机诈百出，久交就会受到他的害。究其根本，浅薄的容易看清，深沉的难以窥测，暂时无法辨别，久了就容易暴露。了解人就是明智，这正是大禹感叹其难的原因。现在交友的人，意气是虚伪的，学问是谬误的。广泛沟通声气的人以喧闹寂静为高低，趋附权势的人以荣辱为亲疏。花月谈笑的地方，知心莫逆；风露飘零的地方，见面都怒。甚至失势时互相欺凌，加以呵斥；见色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