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敬斋古今黈 元李冶
敬斋先生古今黈卷之一
晋书天文志仪象云。洛书甄曜度、春秋考异邮皆言。周天一百七万一千里。陆续云。天东南西北径三十五万七千里。此言周三径一也。考之径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径四十五。则天径三十二万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又引周礼地中之说。以土圭句股法入之。得天径十六万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以减于甄曜度、考异邮之数。余一十六万六千六百一十三里有奇。或以问李子曰。以土圭法校之甄曜度、考异邮。其数曾不及半。是何二说相悬如是之赊邪。曰。此盖甄曜度、考异邮之数。自天之极际言之。土圭之数。自黄道言之。天包地外。地处天中。日月又居天地两闲。故其数当半天径也。而犹有不合者。不容不合。特算家大率言之。易曰。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说者谓丽为附。然日月之丽乎天。非若百谷草木之丽乎土也。亦本乎天者亲上云耳。故邵康节解离丽之丽。不取旧说。但谓文彩着见之义。
又晋书天文志云。传说一星。在尾后。主章祝巫官。传、从人从专。音直挛反。说、读如字。而庄子云。傅说得之。以骑箕尾。则傅、从人从尃。说、读如说音。是为殷相之名。而不取传说之义。然晋志言此星在尾后。则实当箕、尾之闲。而复云主章祝巫官。何也。岂庄周之言。与此各自为说。不相本耶。博闻君子。当有以辨之。
吕氏春秋。荆有佽飞。得宝剑于于越。高诱注云。吴邑也。荀子劝学篇。于越、夷貊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杨倞注云。于越犹言吴越。且引高诱为据。予按春秋定公五年。于越入吴。杜预曰。于、发声也。孔颖达以为越是南夷。夷言有此发声。史官或正其名。或从其俗。史异辞。无义例。公羊传则曰。于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何休注曰。越人自名于越。君子名之曰越。赤狄以赤进者。狄于北方总名。赤者其别。与越异也。吴新忧。中国士卒罢敝而入之。疾罪重。故谓之于越。范宁曰。旧说于越。夷言也。春秋即其所以自称者书之。见其不能慕中国。故以本俗名自通。考数家之说。虽有小异。然皆以于越与越同为一国。吕氏及荀卿子所言于越。正指于越耳。于于二字。音声小别。义理无殊。自不得以于为一国、越为一国也。今高诱乃以于越为吴邑。杨倞又以于越为两国。何陋如之。诱误走者也。若倞者。真类夫随人误走。而又呼他人使随己而东西也。大抵于越与句吴本皆夷语。即渐就简而入于华耳。此亦岂有难晓之理哉。于越之说。错谬已如此。市本荀子书。又以于字作干。鱼鲁虚虎之舛。晚生后进。何所适从。
前汉西域传云。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师古曰。波河、循河也。音彼义反。黈曰。此义是而音非。波止当如字读之。波之为言。自有循顺之意。今人言循河而行者。皆谓之边河。波河之语与边河政同。又云。出阳关。自近者始。曰婼羌。去长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当孔道。师古曰。孔道者、穿山险而为道。犹今言穴径耳。此又误矣。孔道止谓大道也。前言辟在西南。故后言不当大道。若言不当穴径。是何说之怪耶。故其下又言西北至鄯善。则知鄯善正当大道耳。
古诗三百五篇。皆可声之琴瑟。口咏其辞。而以琴瑟和之。所谓弦歌也。古人读诗者皆然。使今学者。能仿佛于古人。则人心近正。庶几诗乐之犹可复也。乡闻东平一士人家蓄琴谱一编。四诗悉备。兵烬以来。不知存否。愚尝有意试拟补一二编。顾不深解音律。故又不敢妄为之。晦庵有言。古人言必引诗。盖取于嗟叹咏歌。优游厌饫。有以感发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证此之义而已。又曰。反复咏歌之闲。意味深长。义理通畅。使人心融神会。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
译《敬斋古今黈》元代李冶著
《敬斋古今黈》卷一
《晋书·天文志》关于仪器和天象的记载说：《洛书甄曜度》和《春秋考异邮》都记载，周天的周长是一百七十一千里。陆陆续续地记载说：天东南西北的直径是三十五万七千里。这是说周长是直径的三倍。考察起来，直径为一，周长不止为三。比率是周长一百四十二而直径四十五。那么天的直径是三十二万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又引用《周礼》中关于地中的说法，用土圭勾股法计算进去，得到天的直径是十六万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用这个数去减《甄曜度》和《考异邮》的数值，剩余十六万六千六百一十三里有余。有人问李子说：用土圭法来校验《甄曜度》和《考异邮》，它们的数值还不到一半。为什么这两种说法相差如此悬殊呢？李子说：这大概是因为《甄曜度》和《考异邮》的数值，是从天的极边来说的；土圭的数值，是从黄道来说的。天包裹在地的外面，地处在天的中间，日月又居于天地之间。所以它们的数值应当是半天径的一半。然而还有不合的地方，不可能完全吻合，只是计算家大致这样说的罢了。《易经》说：“日月附着于天，百谷草木附着于土。”解说者认为“丽”是附着的意思。然而日月附着于天，并不像百谷草木附着于土那样。也只是说本源在于天的人亲近上方罢了。所以邵康节解释“离卦”中“丽”的含义，不采用旧说，只认为是文采显现的意思。
又《晋书·天文志》说：传说星，在尾宿之后，主管章祝巫官。“传”，从人从专，音直挛反；“说”，读如字。而《庄子》说：傅说得到它，用来骑乘箕宿和尾宿。那么“傅”，从人从尃；“说”，读如“说”音。这是作为殷朝宰相的名字，而不取“传说”的含义。然而《晋志》说这颗星在尾宿之后，那么实际上应当处在箕宿和尾宿之间。却又说主管章祝巫官，为什么呢？难道庄周的话，与此各自成说，不相本源吗？博学的君子，应当有办法辨析它。
《吕氏春秋》记载：楚国有一位叫佽飞的人，在越地得到宝剑。高诱注释说：吴国的城邑。《荀子·劝学篇》说：于越、夷貊的孩子，出生时声音相同，长大后习俗不同，是教育使他们这样的。杨倞注释说：于越犹言吴越，并且引用高诱作为依据。我查考《春秋》定公五年，于越入侵吴国。杜预说：“于”，是发声词。孔颖达认为越是南方的夷人，夷人的语言有这个发声词。史官有的纠正其名，有的顺从其俗，史书用词不同，没有固定的义例。《公羊传》则说：“于越者”，是不能以其通名来称呼的；“越者”，是能以其通名来称呼的。何休注释说：越人自称于越，君子称他们为越。赤狄以“赤”字进贡，狄是北方的总称，“赤”是其中的别称，与越不同。吴国新近忧虑，中原士兵疲惫而入侵，罪责重大，所以称为于越。范宁说：旧说于越，是夷人的语言。《春秋》就按其自称来记载，显示他们不能仰慕中原，所以用本俗名来自称。考察几家说法，虽然小有差异，然而都认为于越与越同为一国。吕氏和荀卿所说的于越，正是指于越罢了。“于于”二字，声音略有差别，义理没有不同。自然不能把“于”当作一国、“越”当作一国。现在高诱竟然把于越当作吴国的城邑，杨倞又把于越当作两个国家，怎么如此浅陋呢。高诱是误入歧途的人。至于杨倞，真像是跟随别人误入歧途，而又呼喊别人跟随自己东西奔走的人。大抵于越与句吴本来都是夷人的语言，逐渐简化而进入华夏语言罢了。这难道有什么难懂的道理吗。关于于越的说法，错误谬误已经如此。市面流传的《荀子》书，又把“于”字写成“干”。鱼鲁虚虎之类的错讹，后生晚辈，该听从谁呢。
《前汉书·西域传》说：玉门关、阳关出西域有两条道路。从鄯善旁边沿着南山北麓，沿河西行到莎车，是南道。从车师前王庭沿着北山，沿河西行到疏勒，是北道。颜师古说：波河，是沿着河的意思，音彼义反。李冶说：这个解释是对的，但读音不对。“波”只应当按本字读。“波”这个词，自有循顺的意思。现在人说沿着河行走的，都称为“边河”。“波河”的话与“边河”正好相同。又说：出阳关，从近处开始，叫婼羌，距离长安六千三百里，偏僻在西南，不在孔道上。颜师古说：孔道，是穿山险而形成的道路，就像现在说的洞穴小径。这又错了。“孔道”只说是大道。前面说偏僻在西南，所以后面说不当大道。如果说“不当穴径”，这是什么奇怪的说法呢。所以下面又说西北到鄯善，就知道鄯善正当大道。
古诗三百零五篇，都可以用琴瑟弹奏其声，口中吟咏其辞，而用琴瑟来伴奏。这就是所谓的弦歌。古人读诗都是这样。假使现在的学者，能够效仿古人，那么人心就近乎端正，或许诗乐还可以恢复。曾经听说东平有一位读书人家收藏了一卷琴谱，四诗全都具备。战乱焚毁以来，不知道是否还存在。我曾经有意尝试拟补一二卷，只是不深解音律，所以又不敢妄自为之。朱熹（晦庵）有话说：古人说话必定引用《诗经》，是取那嗟叹咏歌，优游厌饫，有以感发人的善心，不只是取那文章来证明这个义理罢了。又说：在反复咏歌之间，意味深长，义理通畅，使人内心融合精神领会，有不知不觉手舞足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