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斋先生古今黈卷之十一、十二
刺史。 王舆有二。其一赵王伦欲篡位。诸王公卿士咸劝进。左卫王舆入殿。譬谕三部司马。示以威赏。及三王举义。河北军悉败。舆乃收伦而杀许超、士猗、孙弼、谢惔、殷浑、孙秀等。后与东莱王蕤谋杀齐王冏。伏法死。其一成都王颖与张方伐京都时。常山人王舆合众万余欲袭颖。会长沙王乂被执。其党与斩舆降。 刘毅有二。其一自有传。见列传第一十五卷。其一亦自有传。见列传第五十五卷。 王恺有二。其一见外戚传。恂之弟也。即与石崇竞侈靡者。其一见简文七子会稽王道子传。时有人为云中诗以指斥朝廷曰。王恺守常。国宝驰竞。又桓玄、殷仲堪等复至石头。元显驰还京师。遣丹阳尹王恺等。发京邑士庶数万人。据石头以拒之者。即坦之之子也。 王浚有二。其一自有传。见列传第一十二卷。其一在王鉴传。堂邑人。鉴之父也。仕至御史中丞。 王修有三。其一蒙之子也。字敬仁。明秀有美称。善隶书。年十二作贤全论。为琅邪王文学卒。其一见石勒传。刘曜斩石勒使王修。又刘裕克长安。杀姚泓。留子义真守长安。使王修、王镇恶、沈田子辅之而还。 王祥有二。其一自有传。见列传第三卷。其一与郭黁叛吕光者。 石苞有二。其一自有传。在列传第三卷。其一季龙子。 刘裕有二。其一元海之子也。元海迁都平阳。汾水中得玉玺。改年河瑞。封裕为齐王。及为顾托之计。以为大司徒。后为呼延攸所杀。其一讨桓玄者。 王瑜有二。其一为李势中书监。其一含之子也。 卢志有二。其一钦之从孙。见钦传。其一为刘聪弟乂太师。为聪所诛。 刘宣有二。其一元海从祖也。元海即王位。皆宣之谋。其一青州刺史曹嶷、执建威刘宣。而齐鲁之闲郡县垒壁降者四十余所。见刘聪传。 刘弘有二。其一自有传。见列传第三十六卷。为镇南将军。其一京兆人。挟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镫悬镜于山穴中为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余人。见张寔传。 王衍有二。其一自有传。见列传第一十三卷。其一石鉴时为侍中。冉闵僭位后诛之。 王敦有二。其一自有传。见列传第六十八卷。其一见李特传。特攻成都。赵廞死。惠帝以凉州刺史罗尚为益州刺史。督牙门将王敦等七千余人入蜀。 周抚有二。其一访之子。破范贲斩萧敬文者。其一为彭城内史。杀周默以降石勒。诏刘遐、蔡豹、徐龛共讨抚。太元二年破斩于寒山。 苻弘有二。其一坚之子。其一桓玄将。 王皮有二。其一刘聪时为大将军从事中郎。其一秦丞相王猛之子。 张平有二。其一流民。在谯为坞主。祖逖诱其部将。使杀之。其一苻坚所破者。 文鸯有二。其一钦之子。年十八。勇冠三军。钦叛败。同奔吴。事在景帝末年。其一姓段者。鲜卑人。匹磾之弟也。永嘉四年。石勒陷襄城。遂至宛。王浚遣鲜卑人文鸯帅骑救之。勒退。又玄帝时。救邵续于厌次。掳勒三千余家。其后又尝与匹磾攻败勒于襄国。及匹磾杀刘琨。夷晋两怨叛。遂帅其徒依邵续。续既为石季龙所得。匹磾等婴城拒寇。战守疲苦。不能自立。匹磾及鸯等悉见获。至襄国。匹磾被害。文鸯遇鸩而死。事详见段匹磾传。 张骏有二。其一凉州牧张骏。即轨之孙。而寔之子也。其一姚苌故将。杀江州都护赵毗。焚武昌。略府藏以叛者。为江州刺史桓冲讨斩之。事在哀帝兴宁元年。 王遐有二。其一在外戚传。即简顺皇后父骠骑将军述之从叔也。少以华族仕至光禄勋。其一睢陵公祥之曾孙。始平太守肇之孙。永世侯俊之子也。仕至郁林太守。 高柔有二。其一宣帝将诛曹爽。假柔节。行大将军事。领爽营。其一见王浚传。浚将僭号。司马掾高柔与刘搏切谏。浚怒诛之。 王济有二。其一自有传。见列传第一十二卷。其一元帝时。慕容廆遣其长史王济浮海劝进。 段勤有二。其一鲜卑人勤。初附于慕容隽。其后复叛。隽遣慕容垂讨勤于绎幕。及慕容恪进据常山。勤始惧而请降。其一常山树根下得珪璧。慕容隽遣尚书郎段
译刺史。王舆有两人。其中一人，赵王司马伦想要篡夺皇位，各位王公卿士都劝他登基。左卫将军王舆进入宫殿，晓谕三部司马，用威势和赏赐来震慑他们。等到三位王爷起兵讨伐司马伦，河北的军队全部战败，王舆于是逮捕了司马伦，并杀死了许超、士猗、孙弼、谢惔、殷浑、孙秀等人。后来，他与东莱王司马蕤密谋杀害齐王司马冏，最终伏法被杀。另一人，成都王司马颖与张方攻打京都时，常山人王舆聚集万余人想要袭击司马颖。恰逢长沙王司马乂被俘，他的党羽斩杀了王舆投降。
刘毅有两人。其中一人自有传记，见《列传》第十五卷。另一人也自有传记，见《列传》第五十五卷。
王恺有两人。其中一人见于《外戚传》，是王恂的弟弟，就是那个与石崇竞相奢侈的人。另一人见于《简文帝七子会稽王道子传》，当时有人作《云中诗》来指斥朝廷，说：“王恺墨守成规，王国宝（王坦之）奔走竞争。”后来桓玄、殷仲堪等人又到达石头城，司马元显急忙返回京师，派遣丹阳尹王恺等人，征发京城士民数万人，占据石头城来抵抗他们，这个人就是王坦之的儿子。
王浚有两人。其中一人自有传记，见《列传》第十二卷。另一人见于《王鉴传》，是堂邑人，王鉴的父亲，官至御史中丞。
王修有三人。其中一人是王蒙的儿子，字敬仁，聪明俊秀，享有美誉，擅长隶书，十二岁时写了《贤全论》，担任琅邪王文学一职后去世。另一人见于《石勒传》，刘曜斩杀了石勒的使者王修。此外，刘裕攻克长安，杀死了姚泓，留下儿子刘义真镇守长安，派遣王修、王镇恶、沈田子辅佐他后返回。
王祥有两人。其中一人自有传记，见《列传》第三卷。另一人是与郭黁一起背叛吕光的人。
石苞有两人。其中一人自有传记，在《列传》第三卷。另一人是石季龙的儿子。
刘裕有两人。其中一人是刘元海的儿子，刘元海迁都平阳，在汾水中得到玉玺，改年号为河瑞，封刘裕为齐王。等到安排托孤之事时，任命他为大司徒，后来被呼延攸所杀。另一人是讨伐桓玄的人。
王瑜有两人。其中一人担任李势的中书监。另一人是王含的儿子。
卢志有两人。其中一人是卢钦的堂孙，见于《卢钦传》。另一人担任刘聪弟弟刘乂的太师，被刘聪诛杀。
刘宣有两人。其中一人是刘元海的从祖父，刘元海即王位，都是刘宣的谋划。另一人，青州刺史曹嶷，逮捕了建威将军刘宣，而齐鲁之间的郡县堡垒投降的有四十多处，见于《刘聪传》。
刘弘有两人。其中一人自有传记，见《列传》第三十六卷，担任镇南将军。另一人是京兆人，挟持左道邪术，客居在天梯第五山，在山洞中悬挂灯镜作为光明，以此迷惑百姓，受道的人有一千多人，见于《张寔传》。
王衍有两人。其中一人自有传记，见《列传》第十三卷。另一人是石鉴时的侍中，冉闵僭越称帝后被诛杀。
王敦有两人。其中一人自有传记，见《列传》第六十八卷。另一人见于《李特传》，李特攻打成都，赵廞死，惠帝任命凉州刺史罗尚为益州刺史，督率牙门将王敦等七千多人入蜀。
周抚有两人。其中一人是周访的儿子，打败范贲、斩杀萧敬文的人。另一人担任彭城内史，杀死周默投降石勒，朝廷诏令刘遐、蔡豹、徐龛共同讨伐周抚，太元二年，在寒山将其攻破斩杀。
苻弘有两人。其中一人是苻坚的儿子。另一人是桓玄的将领。
王皮有两人。其中一人在刘聪时担任大将军从事中郎。另一人是秦丞相王猛的儿子。
张平有两人。其中一人是流民，在谯地担任坞主，祖逖诱骗他的部将，让他杀死了张平。另一人是被苻坚打败的人。
文鸯有两人。其中一人是卢钦的儿子，十八岁时，勇冠三军，卢钦叛乱失败，一同逃奔东吴，事情发生在景帝末年。另一人姓段，是鲜卑人，段匹磾的弟弟。永嘉四年，石勒攻陷襄城，于是到达宛城，王浚派遣鲜卑人文鸯率领骑兵救援，石勒退兵。又在元帝时，在厌次救援邵续，掳掠石勒三千多家。后来又曾与段匹磾在襄国攻打并击败石勒。等到段匹磾杀死刘琨，得罪了胡、晋两方，于是率领他的部众依附邵续。邵续既然被石季龙所俘获，段匹磾等人环城抵抗敌人，战守疲惫困苦，不能自立，段匹磾和文鸯等人都被俘获。到达襄国后，段匹磾被害，文鸯遇鸩毒而死，事情详见《段匹磾传》。
张骏有两人。其中一人是凉州牧张骏，就是张轨的孙子，而张寔的儿子。另一人是姚苌原来的将领，杀死江州都护赵毗，焚烧武昌，掠夺官府仓库后叛变，被江州刺史桓冲讨伐斩杀，事情发生在哀帝兴宁元年。
王遐有两人。其中一人在《外戚传》中，就是简顺皇后的父亲、骠骑将军王述的堂叔，年轻时凭借华族身份做官，做到光禄勋。另一人是睢陵公王祥的曾孙，始平太守王肇的孙子，永世侯王俊的儿子，官至郁林太守。
高柔有两人。其中一人，宣帝将要诛杀曹爽时，授予高柔符节，代理大将军事务，统领曹爽的军营。另一人见于《王浚传》，王浚将要僭越称帝，司马掾高柔与刘搏极力劝谏，王浚发怒将他们诛杀。
王济有两人。其中一人自有传记，见《列传》第十二卷。另一人，在元帝时，慕容廆派遣他的长史王济渡海劝进。
段勤有两人。其中一人是鲜卑人段勤，起初依附于慕容隽，后来再次叛变，慕容隽派遣慕容垂在绎幕讨伐段勤，等到慕容恪进军占据常山，段勤才开始害怕而请求投降。另一人，在常山树根下得到珪璧，慕容隽派遣尚书郎段
勤以太牢祀之。两段勤俱见隽传。 郭敬有二。其一见石勒传。邬人。资给勒者。其一见苻健传。永和十年。桓温率众四万趋长安。遣别将攻上洛。执健。荆州刺史郭敬。 王述有二。其一湛之孙。承之子。而坦之之父也。其一简顺皇后父遐之从子。 郭文有二。其一见隐逸传。其一见吕光传。王穆单骑奔骍马。骍马令郭文斩首送之光。 王澄有二。其一字道深。辨慧有才藻。历位清显。即京陵公浑之子。而骠骑济之弟也。其一字平子。即平北将军乂之子。而太尉衍之弟。衍使澄为荆州刺史。族弟敦为青州。以备三窟。余读史次录。其闲不无谬误。尚冀博雅君子。见其遗佚者补之。舛错者改之。重复者削之。
译王勤用太牢之礼祭祀他。两处提到的王勤都见于《隽传》。郭敬有两个人。其中一个见于《石勒传》，是邬地人，资助石勒的人。另一个见于《苻健传》，永和十年，桓温率领四万大军直奔长安，派遣偏将攻打上洛，擒获苻健，这位是荆州刺史郭敬。王述有两个人。一个是王湛的孙子，王承的儿子，王坦之的父亲。另一个是简顺皇后父亲王遐的堂侄。郭文有两个人。一个见于《隐逸传》，另一个见于《吕光传》，王穆单人匹马逃往骍马，骍马令郭文斩下他的首级送给吕光。王澄有两个人。一个字道深，明辨聪慧且有文采，历任清贵显要的职位，就是京陵公王浑的儿子，骠骑将军王济的弟弟。另一个字平子，就是平北将军王乂的儿子，太尉王衍的弟弟，王衍派王澄担任荆州刺史，堂弟王敦担任青州刺史，以此作为防备的三窟。我阅读史书并编录这些内容，其中难免有错误，希望博雅君子，发现遗漏的予以补充，错误的予以改正，重复的予以删削。
孟子。不下带而道存焉。赵台卿以为带近于心。意谓道不离心。心不离道云耳。然而道之在人心也。使孟氏而虽不言。其谁不知此乎。礼。凡视上于面则敖。下于带则忧。孟子虽独举不下带。而亦互明之。盖谓于其上下两间瞥而见之。道已有所在矣。此与孔子之见温伯雪子。目击而道存。文则异而意则同。彼所谓目击者。不待言语而得之者也。此所谓不下带者。不待上下视而得之者也。
褚渊母。宋始安公主。继母。吴郡公主。又尚巴西公主。王俭母。武康公主。又尚阳羡公主。齐高帝既受禅于宋。渊、俭以佐命功。进爵增户。处士何点谓人曰。我作齐书已竟。赞云。渊既世族。俭亦国华。不赖舅氏。遑恤国家。详点大意。遑恤国家。当作遑恤妇家。然后上下意完。直云国家。不惟意断。语亦太露。必后人传写之误。
宋武大明六年。策秀才于中堂。扬州秀才顾法对策曰。源清则流洁。神圣则形全。神圣当作神胜。
王弼既注易。又作略例上下二篇。唐四门博士邢▯为之序。有云。臣舞象之年。鼓箧鳣序。按礼记内则云。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郑玄云。成童十五以上。又云。击鼓警众。乃发箧出所治经业。又后汉杨震传。鹳雀衔三鳣鱼。飞集讲堂前。鳣、音善。然则▯自谓年十五始入学也。
鲁直喜见八叔父诗云。稍询耆旧闲。大半归山邱。小儿携妇子。襁褓皆裹头。东坡诗有云。当时襁褓皆七尺。而我安得留康强。苏、黄所状皆一类。而黄不若苏之简而诣理也。
俗语作不露朴。此出马援传。曰。援三兄况、余、员。并有才能。王莽时皆为二千石。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诸兄奇之。尝受齐诗。意不能守章句。乃辞况。欲就边郡田牧。况曰。汝大才。良工不示人以朴。且从所好。不示人以朴。谓不令他人见其短长也。况此语。谓援齿虽少而才器远大。不能窥其际。今虽不好学而欲就田牧。然将来或不可测。以故从所请。
孟子。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释文。行如字。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则音下孟反。二字旨意果同音否。论语。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先王之遗文。能行已上诸事。即在身之行（去声。）也。治以为论、孟此三字。皆当从下孟反。
静言庸违。静言、安静有理之言也。静则对乱言之。庸、用也。书中庸字。皆为用义。言则甚美。及用之。则常自违之。
东坡赤壁赋。此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一本作共乐。当以食为正。赋本韵语。此赋自以月、色、竭、食、籍、白为协。若作乐字。则是取下客喜而笑。洗盏更酌为协。不特文势萎薾。而又段络丛杂。东坡大笔。必不应尔。所谓食者。乃自己之真味。受用之正地。非他人之所与知者也。今苏子有得乎此。则其闲至乐。盖不可以容声矣。又何必言乐而后始为乐哉。素问云。精食气。形食味。启玄子为之说曰。气化则精生。味和则形长。又云。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启玄子为之说曰。气生壮火。故云壮火食气。少火滋气。故云气食少火。东坡赋意。正与此同。
后汉光武纪论曰。皇考南顿君初为济阳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于县舍。有赤光照室中。钦异焉。南顿君名钦。虽见于光武纪。而此论初无有也。此论方叙南顿君事。而据以称钦。则钦谓谁乎。止云君异焉。可也。
葛稚川西京杂记。或问扬子云欲为赋何如。子云曰。读赋千首。乃能之。以予思之。亦不待如是之多也。果择其古今健笔。可以为法则者。得百。能熟诵之。足矣。故今之学者。每相与语曰。赋百诗千。若谓读赋千首乃能为之。则学者当云赋千诗万。文章虽难事。那有此理。
欧阳棐、永叔第三子也。永叔尝书以教之曰。藏精于晦则明。养神以静则安。晦所以蓄用。静所以应物。善蓄则不竭。善应则无穷。虽学则可至。然
译孟子说：“不低头看带，道就存在其中。”赵台卿认为带子靠近心，意思是道不离心，心不离道罢了。然而道存在于人心中，假使孟子即使不说，谁不知道这一点呢？《礼记》说：“看上面超过面部就是傲慢，看下面低于带子就是忧愁。”孟子虽然只举出“不下带”，但也互相说明了意思。大概说在上下两者之间瞥见，道就已经有所在的了。这与孔子见到温伯雪子，“目击而道存”，文字不同而意思相同。那里所说的“目击”，是不等待言语就能得到的；这里所说的“不下带”，是不等待上下观看就能得到的。
褚渊的母亲是宋始安公主，继母是吴郡公主，又娶了巴西公主。王俭的母亲是武康公主，又娶了阳羡公主。齐高帝既然从宋受禅，褚渊、王俭凭借辅佐新朝的功劳，进爵增户。处士何点对人说：“我写齐书已经完了，赞语说：‘褚渊既是世家大族，王俭也是国家栋梁，如果不依靠舅父，哪里还顾得上国家。’仔细推敲何点的大意，‘遑恤国家’应当作‘遑恤妇家’，然后上下意思才完整。直接说‘国家’，不仅意思断绝，话语也太露骨。这一定是后人传抄的错误。”
宋武帝大明六年，在中堂策问秀才。扬州秀才顾法对策说：“源头清澈则水流洁净，神圣则形体完备。”“神圣”应当作“神胜”。
王弼注解《周易》后，又写了《略例》上下两篇。唐代四门博士邢某为此作序，其中有这样的话：“臣在舞象之年，在鳣序中打开书箱。”按《礼记·内则》说：“十三岁，学习音乐、诵读诗歌、跳勺舞。成童，跳象舞、学习射箭驾车。”郑玄说：“成童是十五岁以上。”又说：“击鼓警示众人，于是打开书箱拿出所治的经业。”又《后汉书·杨震传》记载：“鹳雀衔着三条鳣鱼，飞集在讲堂前。”鳣，音善。那么邢某自谓十五岁开始入学。
黄庭坚喜欢见八叔父的诗说：“稍微询问年老的人，大半已归入山丘。小儿带着妻子儿女，襁褓中的都裹着头。”苏轼的诗有这样的话：“当时襁褓中的都长到七尺，而我怎能留住康强。”苏、黄所描写的都是一类，但黄不如苏简洁而通达事理。
俗语作“不露朴”，这出自《马援传》。说：“马援的三位兄长马况、马余、马员，都有才能，王莽时都担任二千石的官职。马援十二岁丧父，年少有大志，各位兄长认为他奇特。曾经学习《齐诗》，心里不能遵守章句，于是辞别马况，想到边郡去种田放牧。马况说：‘你有大才，良工不向人展示朴材，暂且顺从你的爱好。’‘不向人展示朴材’，意思是不让别人看到他的短长。马况这话，是说马援年纪虽然小但才器远大，不能窥探他的边际。现在虽然不好学而想到田牧，但将来或许不可预测，因此顺从他的请求。”
孟子说：“行为有内心不满足的，就气馁了。”《释文》说：“行”读如字。“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则”音下孟反。这两个字的旨意果然相同吗？《论语》说：“弟子回家就孝顺父母，出门就敬爱兄长，谨慎而守信，博爱众人，亲近仁德，行为有余力，就用来学习文献。”先王遗留的文献，能实行以上诸事，就是在身之行（去声）。我认为《论语》、《孟子》这三个字，都应当读下孟反。
“静言庸违”，静言，是安静有理的话。静，是相对于乱而言的。庸，是用。书中“庸”字，都是用的意思。言语非常美好，等到使用它，就常常违背它。
苏轼《赤壁赋》说：“这是造物主无尽的宝藏，而我和您所共同食用的。”一本作“共乐”，应当以“食”为正。赋本是韵语，此赋自以月、色、竭、食、籍、白为协韵。如果作“乐”字，则是取下“客喜而笑，洗盏更酌”为协韵。不仅文势萎靡，而且段落杂乱。苏轼的大手笔，必定不会这样。所谓“食”，乃是自己真正的滋味，受用的正地，不是他人所能知道的。现在苏轼有得于此，那么他的闲适至乐，大概不可以容声了。又何必说乐而后才算是乐呢？《素问》说：“精食气，形食味。”王冰为之解说：“气化则精生，味和则形长。”又说：“壮火食气，气食少火。”王冰为之解说：“气生壮火，所以说壮火食气。少火滋气，所以说气食少火。”苏轼赋的意思，正与此相同。
《后汉书·光武帝纪》论曰：“皇考南顿君起初担任济阳令，在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于县舍，有赤光照亮室内，钦感到奇异。”南顿君名钦，虽然见于《光武纪》，但此论初无此记载。此论正叙述南顿君的事，而据以称钦，那么钦是指谁呢？只说“君感到奇异”，就可以了。
葛洪《西京杂记》。有人问扬雄想写赋怎么样。扬雄说：“读赋一千首，才能做到。”以我思考，也不等到这么多。果真选择古今健笔，可以作为法则的，得到一百篇，能熟诵它们，就够了。所以现在的学者，每互相说：“赋百诗千。”如果说读赋一千首才能做到，那么学者应当说“赋千诗万”。文章虽然是难事，哪有这种道理。
欧阳棐，是欧阳修第三个儿子。欧阳修曾经书写来教导他说：“藏精于晦暗则明亮，养神以安静则安宁。晦暗所以蓄积作用，安静所以应对事物。善于蓄积则不枯竭，善于应对则无穷尽。虽然学习可以达到，然而”
性近则得之易也。宣仁后崩。哲宗亲政。苏子瞻知定州。朝辞上书曰。古之圣人将以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陛下欲有为也。惟忧太蚤。不患稍迟。近世赵礼部秉文周臣作平定涌云楼记。全用欧、苏语意曰。古之君子。内渊静而外昭旷。昭旷则悔吝不生。渊静则不蔽于物。其于居室也亦然。窔奥之处。渊如也。高明之居。旷如也。渊静所以存神。昭旷所以知政。静以养恬。动以应物。万变之来。了然吾胸中而不惑。兹旷也。祇其所以为达也欤。赵礼部语虽出于欧、苏。然欧、苏大旨。一本于易。易之明夷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系辞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译性情相近，就容易得到。宣仁太后去世。哲宗皇帝亲自处理政事。苏子瞻任定州知州。他在朝中辞别时上书说：古代的圣人将要有所作为，必定先处于幽暗之中来观察光明，处于静止之中来观察变动，这样万物的实情就完全呈现在面前。陛下想要有所作为，只担心开始得太早，不担心稍微晚一点。近世赵礼部秉文周臣作《平定涌云楼记》，完全采用欧阳修、苏轼的语意说：古代的君子，内心深沉宁静而外表光明旷达。光明旷达，悔恨和遗憾就不会产生；深沉宁静，就不会被外物所蒙蔽。对于居室也是这样。幽深隐蔽的地方，像深渊一样沉静；高敞明亮的居所，像旷野一样开阔。深沉宁静用来保存精神，光明旷达用来通晓政事。以静来涵养恬淡，以动来应对事物。各种变化到来，在我胸中清清楚楚而不迷惑，这就是旷达。大概这就是通达的原因吧。赵礼部的话虽然出自欧阳修、苏轼，但欧阳修、苏轼的大旨，根本都源于《易经》。《易经》的明夷卦说：“光明进入地中。”明夷卦，君子以此治理众人，用晦暗来彰显光明。《系辞》说：“寂然不动，感应而通达天下的事理。”
元稹苦乐相倚曲前云。汉皇眼瞥飞燕时。可怜斑女恩已衰。未有因由相决绝。犹得半年佯暖热。转将深意喻旁人。缉缀疵瑕遣纔说。后云。白首宫人前再拜。愿将日月相挥解。苦乐相寻昼夜闲。镫光那得天明在。主今被夺心应苦。妾夺深恩初为主。欲知妾意恨主时。主令为妾思量取。班姬收泪抱妾身。我曾排摈无恨人。诗人之口。夫亦何所不有。此作虽借班姬以命意。褒贬初不主姬。然谓姬曾排摈无恨人。则诬亦甚矣。按汉书。许皇后与班倢伃皆有宠于上。上尝游后庭。欲与倢伃同辇。倢伃力辞。太后闻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倢伃又尝进待者李平得幸。亦为倢伃。又赵飞燕姊娣。贵倾后宫。许皇后、班倢伃皆失宠。于是飞燕谮告许皇后、班倢伃。挟媚道。咒诅后宫。詈及主上。许后废黜昭台宫。后姊谒等皆诛死。考问班倢伃。对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蒙福。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无知。愬之何益。故不为也。上善其对。赦之。赐黄金百斤。赵氏姊弟骄妒。倢伃恐久见危。乃求供养太后于长信宫。妇人中为人如倢伃者。古今罕俦。曷尝有排摈之事哉。文人贪为夸辞。执此忘彼。救一失一。若是者不可胜数。学者固不可不知也。
退之诗。和卢云夫云。闭门长安三日雪。推书扑笔歌慷慨。王昌龄诗。秋山寄陈谠言云。感激不能寐。中宵时慨慷。慨、口盖切。慷音康。二字见文宣。云。中矫厉而慨慷。
公孙丑下。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恔乎。比固亲比之比。比化谓亲其死者。□释为及亦通。谓比及变化销铄。晦庵解比为为。窃所未喻。
荀子正论。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时之琐也。又非十二子云。饬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注云。矞与谲同。宇、大也。放荡恢大也。嵬谓狂险之行也。琐谓奸细之行也。说文云。嵬、高不平也。今此言嵬者。其行狂险。亦犹山之高不平也。周大司乐云。大傀烖则去乐。郑云。傀犹怪也。晏子春秋曰。夸言傀行。自谨于饥寒。命之曰狂僻之民。嵬当为傀。义同五每反。□彼反。李子曰。嵬固为高不平。然以嵬配琐言之。乃细碎之义。故谓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时之琐也。嵬正当同猥读之。按韵。嵬、五罪反。猥、乌贿反。其在十贿中同也。古人用字宽。虽它韵犹得叶。况一韵乎。且朱、象非有过高之行。不当以险为讥。谓猥琐盖得其实。猥琐者。鄙猥琐屑云耳。故至今谓人蹇浅卑污而不能自立者。皆谓之猥琐。杨倞又引周礼傀字说之。赘矣。又一说。嵬太高。琐太卑。义亦通。然非朱、象所得言。
温公诗。瞑目云。瞑目思千古。飘然一烘尘。山川宛如旧。多少未来人。旧传云。多少未归人。然公又有逍遥四章。其三云。闭目念前古。飘然一烘尘。两仪仍以旧。万物互争新。详后诗意。则前诗作未来人为正。
汉顺帝时。梁冀为大将军。皇甫规对策曰。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群臣乘舟者也。将军兄弟操楫者也。如规所言。则利害在于群臣而无系于其君。正当云。国者舟也。君者乘舟者也。民者水也。将军兄弟操楫者也。群臣其操楫之具也。如此言之。则利害系于其君矣。不然。止当削去群臣乘舟一句。语意自通。
笔谈云。算术多门。如求一、上驱、搭因、重因之类。皆不离于乘除。惟增乘一法稍异。其术都不用乘除。但补亏就盈而已。假如除欲九者。增一便是。八除者。增二便是。但一位一因之。予因存中此说。乃悟算术无穷。存中去今未远。特着此术于笔谈中。是必前未有以为新奇而纂之耳。然今之算家。自以此法为九诀。而不以为增乘也。若增乘者寻常不用。惟求如积则用之。其法左右上下。各宜位以相继乘耳。与九归绝不相类。
孟子。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此盖时子因陈子而先已告孟子矣。或孟
译元稹《苦乐相倚曲》前云：“汉皇眼瞥飞燕时，可怜班女恩已衰。未有因由相决绝，犹得半年佯暖热。转将深意喻旁人，缉缀疵瑕遣才说。”后云：“白首宫人前再拜，愿将日月相挥解。苦乐相寻昼夜间，灯光那得天明在。主今被夺心应苦，妾夺深恩初为主。欲知妾意恨主时，主令为妾思量取。班姬收泪抱妾身，我曾排摈无恨人。”诗人之口，夫亦何所不有。此作虽借班姬以命意，褒贬初不主姬。然谓姬曾排摈无恨人，则诬亦甚矣。按《汉书》，许皇后与班倢伃皆有宠于上。上尝游后庭，欲与倢伃同辇，倢伃力辞。太后闻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倢伃又尝进待者李平得幸，亦为倢伃。又赵飞燕姊妹，贵倾后宫，许皇后、班倢伃皆失宠。于是飞燕谮告许皇后、班倢伃，挟媚道，咒诅后宫，詈及主上。许后废黜昭台宫，后姊谒等皆诛死。考问班倢伃，对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蒙福，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无知，愬之何益。故不为也。”上善其对，赦之，赐黄金百斤。赵氏姊妹骄妒，倢伃恐久见危，乃求供养太后于长信宫。妇人中为人如倢伃者，古今罕俦，曷尝有排摈之事哉。文人贪为夸辞，执此忘彼，救一失一，若是者不可胜数。学者固不可不知也。
韩愈诗《和卢云夫》云：“闭门长安三日雪，推书扑笔歌慷慨。”王昌龄诗《秋山寄陈谠言》云：“感激不能寐，中宵时慨慷。”“慨”，口盖切；“慷”，音康。二字见《文选》云：“中矫厉而慨慷。”
《孟子·公孙丑下》：“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恔乎。”“比”固亲比之比。“比化”谓亲其死者。□释为“及”亦通，谓比及变化销铄。晦庵解“比”为“为”，窃所未喻。
《荀子·正论》：“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时之琐也。”又《非十二子》云：“饬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注云：“矞与谲同。宇，大也，放荡恢大也。嵬谓狂险之行也。琐谓奸细之行也。”《说文》云：“嵬，高不平也。”今此言“嵬”者，其行狂险，亦犹山之高不平也。《周礼·大司乐》云：“大傀烖则去乐。”郑云：“傀犹怪也。”《晏子春秋》曰：“夸言傀行，自谨于饥寒，命之曰狂僻之民。”“嵬”当为“傀”，义同，五每反，□彼反。李子曰：“嵬固为高不平，然以嵬配琐言之，乃细碎之义。故谓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时之琐也。嵬正当同‘猥’读之。”按韵，“嵬”，五罪反；“猥”，乌贿反，其在十贿中同也。古人用字宽，虽它韵犹得叶，况一韵乎。且朱、象非有过高之行，不当以险为讥。谓“猥琐”盖得其实。猥琐者，鄙猥琐屑云耳。故至今谓人蹇浅卑污而不能自立者，皆谓之猥琐。杨倞又引《周礼》“傀”字说之，赘矣。又一说，“嵬”太高，“琐”太卑，义亦通，然非朱、象所得言。
司马光诗《瞑目》云：“瞑目思千古，飘然一烘尘。山川宛如旧，多少未来人。”旧传云：“多少未归人。”然公又有《逍遥》四章，其三云：“闭目念前古，飘然一烘尘。两仪仍以旧，万物互争新。”详后诗意，则前诗作“未来人”为正。
汉顺帝时，梁冀为大将军。皇甫规对策曰：“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群臣乘舟者也，将军兄弟操楫者也。”如规所言，则利害在于群臣而无系于其君。正当云：“国者舟也，君者乘舟者也，民者水也，将军兄弟操楫者也，群臣其操楫之具也。”如此言之，则利害系于其君矣。不然，止当削去“群臣乘舟”一句，语意自通。
《笔谈》云：“算术多门，如求一、上驱、搭因、重因之类，皆不离于乘除。惟增乘一法稍异，其术都不用乘除，但补亏就盈而已。假如除欲九者，增一便是；八除者，增二便是。但一位一因之。”予因存中此说，乃悟算术无穷。存中去今未远，特着此术于《笔谈》中，是必前未有以为新奇而纂之耳。然今之算家，自以此法为九诀，而不以为增乘也。若增乘者寻常不用，惟求如积则用之。其法左右上下，各宜位以相继乘耳，与九归绝不相类。
《孟子》：“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此盖时子因陈子而先已告孟子矣。或孟
子无以语之。或陈子适不在侧。既而陈子又以时子之言告孟子也。观其文势。义自可见。赵氏谓时子因陈子使告孟子。其意固顺。但其文谓因陈子而以告孟子。则是自告之也。非使告之也。若使陈子告之。当云时子因陈子使以告孟子。今直云。因陈子而以告孟子。其为先已自告。无可疑者。
译孟子没有对时子说话。当时陈子恰好不在身边。不久，陈子又把时子的话告诉了孟子。观察文章的语势，其中的意思自然可以看出来。赵氏认为时子是通过陈子来转告孟子，这个意思固然通顺。但是，原文说“通过陈子而告诉孟子”，这实际上是时子自己告诉（陈子）的，而不是让陈子去转告。如果是让陈子去转告，应当说“时子通过陈子让（他）去告诉孟子”。现在直接说“通过陈子而告诉孟子”，说明时子先前已经亲自告诉（陈子），这是毫无疑问的。
又进不隐贤。必以其道。赵说谓自不隐其贤。意旨颇乖。祇是不蔽贤才耳。惟于其进也。能不蔽贤。故于其退也。能不怨不悯。
又兄戴盖禄万锺。戴盖祇是乘轩。
史记大宛传。黎轩、条支在安息西数千里。善眩。后又云。安息国以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应邵曰。眩。相诈惑。从应说。则眩字止当正读。然作幻音读之亦通。张平子西京赋云。奇幻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画地成川。流渭通径。此正指眩人之属。列子称西极之国有化人来。亦此类。
李长吉歌诗编。金铜僊人辞汉歌序云。魏明帝青龙五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按通鉴云。景初元年。是岁徙长安锺簴橐▯铜人承露盘于洛阳。盘折。声闻数十里。铜人重不可致。留于灞城。二说半载不同者。青龙止有四年。无五年。其五年。即景初元年也。长吉言五年。当是据未改元时言之。长吉又云。宫官既折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此未必实。设其事实。亦无它利害。祇为异事耳。通鉴不取。良为得体。
蜀志。刘焉传评曰。刘焉闻董扶之辞则心存益土。听相者之言则求婚吴氏。相者事。本传及全书俱不载而遂以引论。似疏。
黄鲁直作东坡墨戏赋云。笔力跌宕于风烟无人之境。盖道人之所易。而画工之所难。又其它诗多喜用跌宕二字。此出于蜀志简雍传。云。雍优游风仪。性简傲跌宕。风仪。疑作风议。
檀弓上。孔子合葬于防云云。先反。门人后。雨甚至。孔子问焉。曰。尔来何迟。曰。防墓崩。孔子不应。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石林先生疑此事云。墓之崇纔四尺。葬之日。雨至而崩。何如是之简也。既崩而不得修。将遂仍之可乎。又谓葬不旋踵而崩。崩又不得修。其何能久而识之乎。石林之疑。诚有由来。然其墓新封。遇甚雨而崩。初亦不足讶也。本不足讶。而孔子为之流涕者。其意必以为葬贵坚固。窆竁甫毕。而有所摧剥。中必戚焉。故不得不为之泫然也。且弟子所谓崩者。夫岂谓陷坏而无余哉。但举其土封少少摧落耳。孔子所谓古不修墓者。夫岂谓墓坏而不许重修哉。但谓窀穸之事。欲其安稳一定。毋或苟简而使至于重修耳。后人因其弟子有墓崩之语。便以为防墓隳坏而无余。因孔子继有古不修墓之语。便以为古者墓坏则不得重修也。诚使防墓大崩。崩而不许再修。则是孔子非孝子。而古人教人之忘其亲也。无乃悖理甚欤。庾蔚之又以为防守其墓。备拟其崩。孔颖达虽破蔚之终执旧闻。皆昧夫雨甚土落之义。而强为辞也。余悉不取。
史记太仓公淳于意传。诏召问所以为治病死生验者几何人。主名为谁。又问方伎所长。及所能治病者。其有书无有。皆安受学。受学几何岁。而史记尽具所对云。治谓史笔不当如此。政当云。意所对凡数十条。皆诣理。可以为人法。则足矣。自不必广录而备书之。史、经之亚也。烦猥则不足以传久。且事之有可简者犹须简之。况言乎。其有文赋篇翰之富赡者。亦当载其目而略其辞。惟有功于天下国家之大利害者。如董仲舒之三策、贾谊政事疏、过秦论之文。虽多。亦不可以不尽录也。
庄子曰。道术之为天下裂。又曰。古之所谓道术者。果乌乎在。曰。无乎不在。道术云者。谓众人之所由也。故从所由言之。则道即术。术即道也。若从大小言之。则道固不得以为术。术固不得以为道也。赵岐序孟子云。治儒术之道。似不成语。
庄子山木篇。少私而寡欲。私或思字误。少思寡欲。固老子语。然私之一字。亦不为无理。
马季长长笛赋。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龙鸣水中不见已。截竹吹之声相似。季长谓龙吟水中。不见羌人。羌人故得截竹吹之。以效其声。而文选音注。大与此别。不见之见。音胡练反。张铣注云。龙吟水中。不见其身。李善注云。己谓龙也。皆谓龙在水中不显现其身。实违马旨。
译又，举荐人才时不隐瞒贤能。必定遵循正道。赵岐的解释认为是自己不隐藏贤能，意思旨趣颇为违背原意。只是不遮蔽贤才罢了。只有在举荐时，能不遮蔽贤才，所以在退让时，能不怨恨、不怜悯。
又，兄长戴盖享有万钟的俸禄。戴盖仅仅是乘坐大夫的车驾。
《史记·大宛传》记载，黎轩、条支在安息西边数千里，擅长幻术。后又说，安息国将擅长幻术的黎轩人进献给汉朝。应邵说，眩，是互相欺骗迷惑。按照应邵的说法，那么“眩”字只应当读正音。然而读作幻音也通顺。张平子《西京赋》说，奇幻迅速，变换面貌身形，吞刀吐火，云雾幽暗，画地成河，让渭水流通路径。这正是指幻术一类的人。《列子》称西极之国有化人来，也是这一类。
李长吉《歌诗编·金铜仙人辞汉歌序》说，魏明帝青龙五年八月，诏令宫官牵车向西去取汉孝武帝捧露盘的仙人，想要立在前殿。按照《资治通鉴》说，景初元年，这一年把长安的钟簴、铜人、承露盘迁到洛阳，盘子折断，声音传到数十里外。铜人太重无法运到，留在灞城。两种说法相差半年不同的原因，是青龙只有四年，没有五年。那五年，就是景初元年。长吉说五年，应当是根据未改元时的说法。长吉又说，宫官已经折断盘子，仙人临上车，于是潸然泪下。这未必是事实。即使事实如此，也没有其他利害关系，只是奇异之事罢了。《资治通鉴》不采纳，确实得体。
《蜀志·刘焉传》评论说，刘焉听到董扶的话就心存益州，听从相士的话就向吴氏求婚。相士的事，本传及全书都不记载，却以此引论，似乎疏忽。
黄鲁直作《东坡墨戏赋》说，笔力在风烟无人之境跌宕起伏。这大概是道家容易做到的，而画工难以做到的。又他其他诗多喜欢用“跌宕”二字。这出自《蜀志·简雍传》，说，简雍从容有风度，性格简傲跌宕。风仪，疑当作风议。
《檀弓上》说，孔子合葬于防等等。先回去，门人后到。雨下得很大。孔子问，说，你们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回答说，防墓崩塌了。孔子不回答。问了三次，孔子流泪说，我听说，古人不修墓。石林先生怀疑这件事说，坟墓的高度才四尺，安葬那天，雨下而崩塌，怎么如此简陋呢？既然崩塌而不能修，将就这样任由它吗？又说，安葬不久就崩塌，崩塌又不能修，怎么能长久而识别呢？石林的怀疑，确实有由来。然而坟墓新封，遇到大雨而崩塌，起初也不足为怪。本不足为怪，而孔子为之流泪，他的意思必定认为安葬贵在坚固，下葬刚完毕，就有摧折剥落，心中必定悲伤，所以不得不为之流泪。而且弟子所说的崩塌，难道是说陷坏而没有剩余吗？只是说土堆稍微有些摧落罢了。孔子所说的古人不修墓，难道是说墓坏了而不允许重修吗？只是说安葬之事，想要安稳一定，不要苟且简略而导致重修罢了。后人因为弟子有墓崩塌的话，就认为防墓毁坏而没有剩余。因为孔子接着有古人不修墓的话，就认为古人墓坏了则不得重修。如果真的防墓大崩，崩塌而不允许再修，那么孔子就不是孝子，而古人教人忘记亲人。岂不是违背道理很严重吗？庾蔚之又认为防守坟墓，防备崩塌。孔颖达虽然驳斥庾蔚之，最终还是坚持旧闻，都昧于雨大土落的意义，而强词夺理。我都不采纳。
《史记·太仓公淳于意传》记载，诏令召问所以治病死生验证的人有多少，主名是谁。又问方技所长，以及能治什么病，有书没有，都在哪里受学，受学多少年，而史记全部记载了所对的话。我认为史笔不应当这样。只应当说，淳于意所对凡数十条，都合乎道理，可以为人效法，这就足够了。自不必广泛记录而全部书写。史书，仅次于经书。烦琐冗杂则不足以长久流传。况且事情有可以简略的尚且需要简略，何况言语呢？那些有文赋篇章丰富的人，也应当记载目录而省略辞藻。只有对天下国家有大利害的，如董仲舒的三策、贾谊的政事疏、《过秦论》的文章，虽然多，也不可以不全部记录。
庄子说，道术被天下分裂。又说，古时候所说的道术，究竟在哪里？回答说，无处不在。道术，是说众人所遵循的途径。所以从所遵循的途径来说，那么道就是术，术就是道。如果从大小来说，那么道固然不能当作术，术固然不能当作道。赵岐《孟子序》说，治理儒术之道，似乎不成话。
《庄子·山木篇》说，少私而寡欲。私或者是思字的错误。少思寡欲，本来是老子的话。然而私这个字，也不为无理。
马季长《长笛赋》说，近世双笛从羌地兴起。羌人伐竹未及停止。龙鸣水中不见停止。截竹吹之声相似。季长认为龙吟水中，不见羌人，羌人所以能截竹吹之，以效其声。而《文选》音注，大与此不同。不见的见，音胡练反。张铣注说，龙吟水中，不见其身。李善注说，己谓龙也。都认为龙在水中不显现其身。实在违背马季长的本意。
离。为火、为日、为电。自是文明之象。皇极经世。不取附着之说。当矣。日月丽乎天。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皆文彩着见之意。王以附着为主。盖古说。
译离卦，象征火、太阳和雷电。这自然是文明之象。《皇极经世》不采纳“附着”的说法，是恰当的。日月依附于天空，草木依附于大地，双重光明依附于正道，都含有文采显著显现的意思。王弼以“附着”作为主要解释，大概是沿用了古说。
东坡云。王莽败时。省中黄金三十万斤。陈平以四万斤闲楚。近世金不以斤计。虽人主未有以百金与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凿山披沙无虚日。金为何往哉。颇疑宝货神变不可知。其复归山泽也耶。李子曰。人虽号为大聪明者。亦必有所敝。夫金古多而今□少。自是今世糜耗者众。东坡乃谓宝货神变。复归山泽。此亦与顾恺之谓妙画通灵何以异。
武珪燕北杂记云。契丹行军不择日。用艾和马粪于白羊琵琶骨正灸。破便出军。不破即不出。李子曰。灸琵琶骨不独契丹。凡蛮貊皆为之。番禺记。载岭表占卜甚多。有骨卜。田螺卜。鸡卵卜。牛卜。鼠米卜。箸卜。篾卜。乃知四夷尚鬼。遇物皆得以为卜也。今北方灸琵琶骨者。与珪记特异。所灸之法盖有可入不可入者。疾病饮食。一动一止。悉有条理。珪则专谓灸破便出军。不破即不出。盖当时所见适然。自以为说耳。
敬斋先生古今黈逸文一
伊川易传曰。下愚而能革面。何也。曰。心虽绝于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则与人同也。惟其有与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李子曰。下愚畏威而寡罪。为与人同。而知其非性之罪。则圣人之生知。贤人之克己。亦非性之功也。由是言之。性无与于贤愚。惟尽性者有能与不能耳。
屋甚渠。庭甚除。拱两手而闲居。何乐如之。顾无所事于闲。乃伐屋而潴之。犁庭而茨之。抇抇焉。敝筋骨而胝手足。我既无庐。人且无以途。是人也。是果何为者也。诗皇皇者华云。每怀靡及。每怀靡及。止言常恐不及耳。而毛以为虽怀中和。犹自以为无所及。郑以为每人怀私。则于事无所及。之二先生者。岂非无所事于闲。而潴屋茨庭者乎。郑虽引春秋外传以为说。吾以为外传亦各自为说耳。
古者登车有和銮之音。谓马动则銮鸣。车动则和应也。銮或作鸾。其义皆同。鸾以其有声。銮以其金为之也。杜预左传注云。鸾在镳。和在衡。而毛氏诗传云。在轼曰和。在镳曰鸾。轼乃车内所凭之物。和在于轼。车动未必能鸣。衡轭之闲。与马相比。动则有声。此当以杜说为正。
左传。郑子家与晋赵宣子书曰。铤而走险。急何能择。杜注。铤、急走貌。孔疏云。铤文连走。故为疾走貌。治曰。铤之为文。安得为疾走之貌乎。孔说以连文言之。曲矣。铤、挺古字通用。挺、劲健也。劲捷即疾走之貌。
昧爽丕显。后世犹怠。解者以为昧旦未明之时。已大明其德。此说恐非。盖古先明主。忧劳政治。当其昧爽之时。曰兹已大明矣。祖宗勤劳如此。而子孙犹复怠惰。今说乃云。未明之时。能大明其德。岂大明其德。又有时乎。（卷一。五段。）
修身莫大乎事亲。事亲莫大乎致养。致养莫大乎养志。尽天地之精微。竭水陆之多品。而或不得其所欲者。祇以养口腹耳。养之下也。怡声顺色。先意承志。虽复菽水之约。而有以得其欢心。是则养之至也。孔、孟之言详矣。内则言事亲。则历数饘酏、酒醴、枣、栗、饴、蜜、堇荁、粉、榆、兔、薧、滫、髓、脂膏之属。及夫羹、齐、酱、醢之目。膳羞调和之宜。脱肉、作鱼、胆桃、攒柤之名。麋菹、豕轩、辟鸡、宛脾之别。其事卑鄙烦猥。大类世所传食纂。而辞费辞赘。则又若上林子虚之夸。甚非所以阐明礼经之旨也。窃意汉儒杂采周礼燕飨所用。及当时饮食所尚。簉合曲礼。王制。揎酿竹帛。以射时取资耳。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史记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或以加、假声得相借。或以五十作卒。皆无然之说也。大抵论语所载。则是未系易时语。而司马迁所记。则作十翼时言之也。言本不同。乃欲强比而同之。宜乎若是之纷纷也。二说虽不同。然而谦抑之词则一焉耳。夫圣人生知。宁复有大过耶。宁复有不至于彬彬者耶。犹有是言者。所以为学者法也。张籍书与韩退之曰。吾子所论
译苏东坡说：王莽败亡时，皇宫中存有黄金三十万斤。陈平曾用四万斤黄金瓦解楚军。近世黄金不以斤两计算，即使是君主也没有用百金赠予他人的。为什么古代多而现今少呢？开山采金、淘沙取金没有一天停止，黄金到哪里去了呢？我颇怀疑宝物神异变化不可知晓，难道是又回归到山泽之中了吗？李子说：人即使号称大聪明，也一定有他的短处。黄金古代多而现今少，自然是因为现今浪费消耗的人众多。苏东坡却说是宝物神异变化，又回归山泽，这也和顾恺之说妙画通灵有什么不同呢？
武珪《燕北杂记》说：契丹行军不选择吉日，用艾草和马粪在白羊的琵琶骨上正灸，灸破了就出兵，不灸破就不出兵。李子说：灸琵琶骨不只是契丹人，所有蛮夷都这样做。《番禺记》记载岭南占卜方法很多，有骨卜、田螺卜、鸡卵卜、牛卜、鼠米卜、箸卜、篾卜，由此可知四方夷狄崇尚鬼神，遇到什么东西都可以用来占卜。现在北方灸琵琶骨的人，与武珪的记载特别不同，所灸的方法大概有可行与不可行之分。疾病饮食，一举一动，都有条理。武珪则专门说灸破了就出兵，不灸破就不出兵，大概是他当时所见恰好如此，自以为是的说法罢了。
敬斋先生《古今黈》逸文一
伊川《易传》说：下愚之人却能改变面貌，为什么呢？回答说：心虽然断绝了善道，但他畏惧威严而减少犯罪，则与常人相同。正因为有与常人相同之处，所以知道这不是本性之罪。李子说：下愚之人畏惧威严而减少犯罪，与常人相同，从而知道这不是本性之罪，那么圣人的生知、贤人的克己，也不是本性的功劳了。由此说来，本性不参与贤愚之分，只有尽性的人有能与不能的区别罢了。
屋子非常通畅，庭院非常整洁，拱手双手闲居，有什么快乐比得上这样呢？顾念没有什么事可做，于是拆毁屋子而蓄水，犁平庭院而覆盖茅草，忙碌的样子，劳损筋骨而磨破手足。我既没有房屋，别人也没有路可走。这个人，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诗经·皇皇者华》说：“每怀靡及”，“每怀靡及”，只是说常常担心赶不上罢了。而毛亨认为虽然怀抱中和之道，还自以为无所赶得上；郑玄认为每人怀有私心，则对事情无所赶得上。这两位先生，难道不是无所事事于闲居，而拆屋蓄水、犁庭覆草的人吗？郑玄虽然引用《春秋外传》来解释，我认为《外传》也是各自的说法罢了。
古代登车有和銮的声音，说是马动则銮鸣，车动则和应。銮有时写作鸾，意义都相同。鸾是因为它有声音，銮是因为用金属制成。杜预《左传》注说：鸾在镳上，和在衡上。而毛亨《诗传》说：在轼上叫和，在镳上叫鸾。轼是车内依靠的东西，和在轼上，车动未必能发出声音。衡轭之间，与马相比邻，动则有声。这应当以杜预的说法为正确。
《左传》中，郑国子家给晋国赵宣子写信说：“铤而走险，急何能择。”杜预注：铤，急走的样子。孔颖达疏说：铤字连着走字，所以是疾走的样子。治说：铤这个字，怎么能是疾走的样子呢？孔颖达的说法因为连文而言，牵强了。铤、挺古字通用。挺，劲健的意思。劲捷就是疾走的样子。
昧爽丕显，后世犹怠。解释者认为是昧旦未明之时，已经大明其德，这种说法恐怕不对。大概古代明主，忧劳政治，当他在昧爽之时，说这已经大明了。祖宗勤劳如此，而子孙却仍然怠惰。现在的说法却说：未明之时，能大明其德。难道大明其德，还有时候吗？（卷一，五段。）
修身没有比侍奉父母更大的，侍奉父母没有比供养更大的，供养没有比养志更大的。穷尽天地之精微，竭尽水陆之多品，而有时不能得到他们想要的，只是供养口腹罢了。这是供养的下等。和颜悦色，先意承志，即使只是豆水之简，而有以得其欢心，这才是供养的极致。孔子、孟子的话详细了。《内则》讲侍奉父母，就历数饘酏、酒醴、枣、栗、饴、蜜、堇荁、粉、榆、兔、薧、滫、髓、脂膏之类，以及羹、齐、酱、醢的名目，膳羞调和的适宜，脱肉、作鱼、胆桃、攒柤的名称，麋菹、豕轩、辟鸡、宛脾的区别。这些事情卑鄙烦琐，大类世间所传的食纂，而辞费辞赘，则又好像《上林赋》《子虚赋》的夸耀，非常不是阐明礼经宗旨的方法。我私下认为汉儒杂采《周礼》燕飨所用，以及当时饮食所崇尚的，拼凑《曲礼》《王制》，酿造成竹帛，以迎合时俗取资罢了。
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史记》说：孔子晚年喜欢《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说：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有人以加、假声得相借，或以五十作卒，都是没有根据的说法。大概《论语》所载，是未系《易》时的话，而司马迁所记，是作十翼时的话。言语本来不同，却想要强行比附而同之，宜乎如此纷纷。二说虽不同，然而谦抑之词则一焉耳。夫圣人生知，宁复有大过耶？宁复有不至于彬彬者耶？犹有是言者，所以为学者法也。张籍书与韩退之曰：吾子所论
。排释、老之说。不若著书。退之答曰。化当时莫若口。传来世莫若书。又惧吾力之未至。至之而不能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于圣人既过之犹惧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不能耳。请待五六十然后为之。冀其少过也。退之于二家攘斥之切。曾不肯以蹔舍。而顾待五六十然后为之。其亦善学孔子者欤。
译排斥佛教和道家的学说，不如著书立说。韩愈回答说：“教化当时的人，没有比口头宣讲更好的；流传给后世的人，没有比著书更好的。但我又担心我的能力达不到，即使达到了也不能做到。孔子说三十岁能自立，四十岁不迷惑。我对于圣人，已经超过的还担心赶不上，何况现在还没有达到，本来就有做不到的地方。请等到五六十岁再去做这件事，希望那时能稍微超过一些。韩愈对佛、道两家排斥得十分坚决，曾不肯暂时舍弃，却反而要等到五六十岁才著书立说，这也算是善于学习孔子的人吧。”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又曰。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万物皆备于我。则安知万物之中。不有至恶者存乎。动心忍性。则焉知一性之内不有不善者存乎。此与性善之说殆若胡越焉者。何也。盖谓万物皆有效善之质。一心独为持性之主云耳。不深探孟子之旨。而徒为性善之说。是误父之而不知其氏者。虽终身学。而吾以为未尝学也。
左右二字。从上声则为两实。从去声则为从己。此甚易辨者也。今人皆混而为一。不惟不辨其声音之当否。至于礼数仪制。亦复倒错。而世俗悠悠。皆不恤也。为礼之家。欲以左为上则左之。欲以右为上则右之。原其所以然。亦从来远矣。
一飞冲天。志在冲天。鸾凤冲霄。冲霄之举。冲本虫音。古今人悉用为充音。二字古必通用。不然。则前人既误。后人不加省察。狃而承之耳。（卷二。五段。）
奎十六星在西方。天之武库也。一曰天豕。一曰封豕。主以兵禁暴。又主沟渎。其象与图书文章等全不相干。
老子传。君子得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蓬累者、谓逐队而趋。若蓬颗然。随风积聚而东西也。一曰。累平声。读谓累累然。累累亦积累之意。说者或以为戴笠而行。亦何纰缪之甚。
廉颇三遗矢。或谓所挟之箭三度遗之。或谓矢、陈也。欲有所陈。三度遗忘。或谓矢即矢溺之矢。一饭之中凡三遗矢。言在坐不能自禁其污秽狼藉。三说皆谬。廉颇智将。非斗将。时方闲处。兼同使者餐饭。不应三遗箭也。皋陶矢厥谋。矢虽训陈。要之史笔贵于辞达。三遗陈已不成语。况以矢转训陈乎。惟矢溺之说为最近。然非在坐不能自禁也。只是比及饭毕。三次登溷耳。诬其老而气弱、脏腑虚滑云。
父命子亦得谓公。晁错更令三十章。诸侯諠哗。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语多怨。公何为也。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逮身。后十余日。吴、楚七国俱反。以诛错为名。错时为御史大夫。三公官也。错父谓错为公。岂以子贵而呼之欤。抑公亦而汝之类也。
汉元字。前书一见。后书三见。前书则平帝元始五年。诏曰。宗室子。自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其令郡国各置宗师以纠之。致教训焉。后书则安帝时。耿、宋、阎氏贵盛。翟酺上疏曰。今外戚宠幸。功均造化。汉元以来。未有等比。又桓帝时。郭泰常举有道不就。同郡宋冲素服其德。以为自汉元以来。未见其匹。常劝其仕。又灵帝时。窦武白太后。欲悉诛宦官。太后曰。汉元以来故事。世有宦官。但当诛其有罪者。岂可尽废元始也。汉元以来。谓汉始得天下以至于今也。其后书三见。略皆一时语。其前书所见。则予窃有少疑焉。高祖即位年乙未。至元始五年乙丑。总二百一十一年。古今以三十年为世。此纔七世耳。而宗室子至十有余万人。支庶蕃衍。一何如是之多耶。岂天家子孙有异于凡人欤。不然。何为六七世之闲。而生息之伙。至十有余万也。物穷则变。数极则反。新莽闲起。九服云扰。卯金之裔。百不一存。盖亦理势之极焉耳。
汉书刑法志。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韦昭曰。钻、膑刑也。凿、黥刑也。师古曰。钻、钻去其膑骨也。钻音子端反。予谓钻凿二物。皆施之于膑也。韦以凿为黥刑。误矣。黥复何事于凿。又颜读钻为平声亦误。志所陈刀锯钻凿等。莫非指器物而言。钻作平声读。则非器也。乃用器耳。钻去声读之为是。
沟洫志。元光中。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上自临决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负薪填之。是时东郡烧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园之竹以为揵。晋灼曰。淇园、卫之苑也。如淳曰。树竹塞水决之口。稍稍布插按树之。水稍弱。补令密。谓之揵。以草塞其里。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为之。师古
译孟子说：“万物都具备于我的身心之中了。反躬自省而达到真诚，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又说：“（通过这些）触动心灵、坚忍性情，来增加他所不具备的能力。”既然万物都具备于我，那么怎么知道万物之中没有极恶的东西存在呢？既然要触动心灵、坚忍性情，那么怎么知道在一个本性之内没有不善的东西存在呢？这与性善的说法几乎像胡地和越地那样遥远了。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说万物都具备向善的本质，而一心独自作为持守本性的主宰罢了。不深入探究孟子的宗旨，而只是空谈性善之说，这就像误认了父亲却不知道他的姓氏一样。虽然终身学习，但我认为他未曾真正学习过。
“左右”这两个字，读上声时指两个实物，读去声时指顺从自己。这很容易辨别。现在的人都混为一谈，不仅不辨别其读音是否正确，至于礼仪制度，也颠倒错乱，而世俗之人浑浑噩噩，都不在意。研究礼仪的学者，想以左为上就称左，想以右为上就称右。推究其所以然，也是由来已久了。
一飞冲天，志向在于冲天；鸾凤冲霄，是冲霄的举动。“冲”本读虫音，古今人都一律读作充音。这两个字在古代必定通用。不然的话，就是前人已经错了，后人不加省察，沿袭承误罢了。（卷二，五段。）
奎宿十六星在西方，是天上的武库。一说是天豕，一说是封豕，主管用兵制止暴乱，又主管沟渠。它的星象与图书文章等完全不相干。
《老子传》说：“君子得时则驾车出行，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蓬累，是说跟随队伍快步走，像蓬草的颗粒一样，随风积聚而东西飘动。一说：“累”读平声，读作“累累然”，累累也是积累的意思。解说的人有的认为是戴着斗笠行走，这也太荒谬了。
廉颇三次遗矢。有人说所携带的箭三次遗失；有人说“矢”通“陈”，想要有所陈述，三次遗忘；有人说“矢”就是大小便的“矢”，一顿饭中间三次遗矢，说他在座不能控制自己的污秽狼藉。三种说法都错了。廉颇是智将，不是斗将，当时正闲居，又和使者一起吃饭，不应该三次遗失箭。皋陶陈述他的谋略，“矢”虽然训为陈述，但史笔贵在辞达意明，“三次陈述”已经不成话了，何况用“矢”转训为“陈”呢？只有大小便的说法最接近。但不是在座不能控制，只是等到饭毕，三次上厕所罢了。诬蔑他年老气弱、脏腑虚滑罢了。
父亲命令儿子也可以称为“公”。晁错更改法令三十章，诸侯喧哗。晁错的父亲听说后，从颍川赶来，对晁错说：“皇上刚即位，你执政用事，侵削诸侯，疏远骨肉，怨言很多，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晁错说：“本来就是这样。不这样，天子不尊贵，宗庙不安宁。”父亲说：“刘氏安定了，而晁氏危险了。我离开你回去了。”于是喝药自杀，说：“我不忍心看到祸患降临自身。”十多天后，吴、楚七国都反叛，以诛杀晁错为名。晁错当时是御史大夫，是三公之官。晁错的父亲称晁错为“公”，难道是因为儿子尊贵而这样称呼他吗？还是“公”也是“你”之类的称呼呢？
“汉元”这个词，《汉书》中出现一次，《后汉书》中出现三次。《汉书》中是平帝元始五年，诏书说：“宗室子弟，从汉元至今，有十多万。命令郡国各设宗师来纠察他们，给予教诲。”《后汉书》中是安帝时，耿、宋、阎氏显贵，翟酺上疏说：“现在外戚受宠，功劳等同造化，汉元以来，没有这样的。”又桓帝时，郭泰常被举荐有道而不就任，同郡宋冲一向佩服他的德行，认为从汉元以来，没见过他的匹敌者，常劝他出仕。又灵帝时，窦武禀告太后，想全部诛杀宦官，太后说：“汉元以来的旧例，世代都有宦官，只应当诛杀有罪的，怎么可以全部废除呢？”“汉元以来”，是说汉朝开始得到天下直到今天。那《后汉书》中的三次出现，大致都是当时的话。那《汉书》中的出现，我私下有些怀疑。高祖即位年是乙未年，到元始五年乙丑年，总共二百一十一年。古今以三十年为一世，这才七世罢了。而宗室子弟达到十多万，支庶繁衍，怎么这么多呢？难道天家子孙与凡人不同吗？不然，为什么在六七世之间，生息繁衍，达到十多万呢？物穷则变，数极则反。新莽年间兴起，天下大乱，刘氏后裔，百不存一。这大概是理势的极致罢了。
《汉书·刑法志》说：“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韦昭说：“钻，是膑刑；凿，是黥刑。”颜师古说：“钻，是钻去膑骨。钻音子端反。”我认为钻和凿这两种东西，都施用于膑刑。韦昭把凿当作黥刑，错了。黥刑哪里用得着凿？又颜师古把钻读作平声也错了。志中所说的刀锯钻凿等，无非是指器物而言。钻读作平声，就不是器物了，而是使用器物。钻读作去声才是对的。
《沟洫志》说：“元光年间，黄河在瓠子决口。二十多年后，皇上亲自到决口处，命令群臣随从官员从将军以下背柴填塞。这时东郡烧草，因此柴草少，而取淇园的竹子来做揵。”晋灼说：“淇园，是卫国的苑囿。”如淳说：“种竹子堵塞决口，逐渐布插按种，水势稍弱，补种使其密集，叫做揵。用草塞在里面，再用土填塞。有石头，就用石头做。”颜师古
曰。揵音其偃反。志又云。上既临河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其末曰。隤林竹兮揵石菑。宣防塞兮万福来。师古曰。隤林竹者、即上所说下淇园之竹以为揵也。石菑者谓臿石立之。然后以土就填塞也。菑亦臿耳。音侧其反。义与插同。又史记河渠书云。颓林竹兮楗石菑。如淳曰。河决。楗不能禁。故言菑。韦昭曰。楗、柱也。木立死曰菑。治曰。楗诚如如淳之注。如复云。有石。以石为之。谓以石为楗也。楗字前汉作揵。史记作楗。古字通用。无所不可。然作楗者为优。按韵书。楗、门▯建、键同音。乃关闭之义。今填塞河决。以竹为楗。正与此意相应。故韦昭以楗为柱也。菑有三说。师古以为臿。韦昭以为木立死。如淳虽无说。而谓河决楗不能禁。故言菑。是作灾字读也。如说亦长。颜、韦俱短。歌所谓林竹者。即上竹楗也。所谓隤者。即竹楗为水所摧倒。竹楗既倒。而石楗亦被灾也。来字又与灾字协。此说为长。颜意以隤为翦伐。伐得此竹以为楗。且臿石焉。此意虽通。而楗石臿之。辞既不可得而通。兼菑字实不训臿。韦意亦以为伐竹作楗。楗闲着石。如立椔然。来字音离。椔字亦得为协。此义虽通。而石字则赘矣。故予以为二说俱短。
译曰：“揵”音其偃反。志书又记载：皇上既然亲临黄河决口处，哀悼治河工程未能成功，于是创作了这首歌。歌的末尾说：“隤林竹兮揵石菑，宣防塞兮万福来。”颜师古说：“隤林竹”，就是上文所说的砍伐淇园的竹子用来做“揵”（堵塞决口的木桩）。“石菑”是说将石头插入立起，然后用土填塞堵口。“菑”也就是“臿”（插）的意思，音侧其反，意义与“插”相同。
《史记·河渠书》记载：“颓林竹兮楗石菑。”如淳说：黄河决口，木桩不能禁堵，所以说“菑”（灾）。韦昭说：“楗”是柱子，木头立着死了叫“菑”。
臣认为：“楗”确实如如淳所注。如淳又说：“有石”，是用石头做的，意思是把石头做成木桩（楗）。“楗”字在《汉书》中写作“揵”，在《史记》中写作“楗”，古字通用，没有不可行的。然而写作“楗”字更为优越。查考韵书，“楗”与“门”、“建”、“键”同音，都有关闭的意思。如今填塞黄河决口，用竹子做“楗”，正与此意相应。所以韦昭把“楗”解释为柱子。
关于“菑”有三种说法。颜师古认为是“臿”（插）。韦昭认为是木头立着死了。如淳虽然没有明确解释，但说黄河决口，木桩不能禁堵，所以说“菑”，这是把“菑”当作“灾”字来读。如淳的说法也很有道理。颜师古和韦昭的说法都显得短浅。
歌中所说的“林竹”，就是上文说的竹桩。所说的“隤”，就是竹桩被水冲倒。竹桩既已倒下，石桩也遭受了灾害。“来”字又与“灾”字押韵。这种说法最为合理。颜师古的意思是把“隤”解释为剪伐，砍伐得到这些竹子用来做桩，并且插入石头。这种意思虽然讲得通，但“楗石臿”这个词组在文辞上无法讲通，况且“菑”字确实不解释为“臿”。韦昭的意思也认为是伐竹做桩，桩闲置时立着石头，就像立着的枯树一样。“来”字音离，“椔”字也能与之押韵。这种意思虽然讲得通，但“石”字就显得多余了。所以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短浅。
司马长卿、扬子云皆蜀人。能文而吃。玉垒、铜梁之气。于兹二人独厚之。以游、夏之才。而又吝于宰我、子贡之舌。何欤。美之所锺。吝于其际。虽圣智无得而兼之。卿、云而有予、赐之辨。则造物必不复予之以言、卜之学矣。曰。吾为游、夏乎。吾为予、赐乎。曰。其亦游、夏而已矣。晋世太叔以辨洽称。挚仲以辞翰闻。每至公坐。叔谈。仲不能对。退着文难叔。复不能答。相与纷然。然叔也无可纪。而仲也多所录。于是仲为胜。由叔、仲论之。卿、云之吶吶。虽无取于一时。而黼黻河汉。固无废于千万祀之文章也。
赵充国奏言。羌本可五万人军。定计遗脱与煎巩、黄羝俱亡者不过四千人。羌靡志等自诡必得。请罢屯兵。奏可。京房为魏郡太守。去至新丰。因邮上封事曰。今臣得出守郡。自诡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异。当正先之死。为姚平所笑。充国、房皆有自诡语。自诡、妄意也。盖谦辞。
汉延熹三年所立孙叔敖碑云。楚相孙君。讳饶。字叔敖。本是县人也。六国时。期思属楚。楚都南郢。南郢即南郡江陵县也。又云。庄王欲加封其子。子辞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图而欲有赏。必于潘国下湿硗埆。人所不贪。遂封潘乡。即固始也。三九无嗣。国绝嗣废。固始令段君。梦见孙君。就其故祠。为架庙屋。立石铭碑。春秋烝尝。明神报祚。即岁迁长彳▯戋太守。（案。即岁二字。据碑文增入。）及期思县宰段君讳光。字世贤。魏郡邺人。庶慕先贤。体德允恭。笃古遵旧。奉履宪章。钦翼天道。五典兴通。考籍祭祠。祗肃神明。临县一载。志在惠康。葬枯廪乏。爱育黎烝。讨扫丑类。鳏寡是矜。杜伪养善。显忠表仁。感想孙君。乃发嘉训。兴祀立坛。勤勤爱敬。念意自然。刻石铭碑。又云。福佑期思。县兴士炽。如碑所言。则是孙叔敖生于期思。而其子孙居于固始也。按后汉郡国志。期思、固始皆属汝南郡。志又曰。期思有蒋乡。故蒋国。又云。固始侯国。故寝也。光武中兴更名有寝邱。注引史记曰。楚庄王以封孙叔敖子。此自与碑相合。然碑中前言。即其故祠。架庙铭碑。后云。福佑期思。则此当在期思而不在固始也。碑称段君以固始令迁某郡太守。及期思县宰段君云云。语句似不相贯。又碑载孙君讳饶。按左传。叔敖乃蒍贾伯嬴之子。又谓之蒍艾猎。而此谓讳饶。则必他有所据。当▯博雅君子问之。
为言不难。而文为难。为文不难。而作史为最难。史有体有要。体要具而后史成焉。体要不具。而徒文之骋。史乎史乎。而非千万世之法也。篇翰流传。锵耳赫目。可以入文苑矣。而不可以入儒林。经术粹精。洞贯古今。可以入儒林矣。不可以入儒行。班固则凡有文字者。悉载之本传之中。别以明经者入儒林。范蔚宗则既传儒林。而后文苑继之。皆得其体要者也。虽然吾犹恨其不为儒行一篇。以为儒林文苑之首焉。能尊其书而不能尊其身行之人。是信其名而不信其实也。吾穷居陋处。固不在笔削之位。而辄为是说。冀乎后之人。知尊其为儒之身。有愈于知尊其为儒之书耳。非故为妄也。（卷三。十一段。）
魏杜恕为散骑黄门侍郎。在朝八年。出为弘农太守。数岁转赵相。以疾去官。起家为河中太守。又傅嘏为黄门侍郎。何晏等与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荥阳太守。又王基为安丰太守。以疾征还。起家为河南尹。起家者、盖在家中牵复而起为此职也。
士大夫大节。不必观其所为。但观其所不为足矣。魏高贵乡公欲去司马昭。夜召王沈、王业、王经。出怀中黄素诏以示之。戒严俟旦。沈、业驰告于昭。昭召贾充等为之备。遂弒高贵乡公。夫晋、魏之贼也。凡为晋之忠臣者。皆魏之贼也。当髦之图昭之际。使沈、业如经之不言。则髦必当得志。昭必先诛。魏祚必不倾。司马氏亦无自而王也。成败之机。在于呼吸。而沈、业二鼠子背国佐贼。贼因得以肆其毒焉。反复变
译司马相如、扬雄都是蜀地人。擅长写文章却口吃。玉垒山、铜梁山的气脉，唯独对这两人特别厚待。拥有子游、子夏那样的才华，却又吝于宰我、子贡那样的口才，这是为什么呢？美好的事物所聚集的地方，往往在另一方面有所欠缺，即使是圣人智者也无法两者兼得。如果相如、扬雄拥有宰我、子贡那样的辩才，那么造物主就一定不会再赋予他们言语、占卜方面的学问了。问：我应当做子游、子夏那样的人呢，还是做宰我、子贡那样的人呢？答：大概还是做子游、子夏那样的人罢了。晋代太叔以善辩著称，挚仲以辞章闻名。每当在公堂上议事，太叔谈论，挚仲不能应对；退下后挚仲写文章驳难太叔，太叔又无法回答，两人争论纷然。然而太叔没有什么可记载的，而挚仲却有很多被收录。于是挚仲胜出。从太叔、挚仲的情况来看，相如、扬雄的讷讷不善言辞，虽然在一时之间没有用处，但修饰如银河般宏大的文章，在千万年的文学传承中，本来就没有废弃。
赵充国上奏说：羌人原本可以出动五万军队，经过计算，遗漏逃脱并与煎巩、黄羝一起逃亡的不过四千人。羌人靡志等人自告奋勇说一定能抓获。请求撤除屯驻的军队。奏请被批准。京房担任魏郡太守，离任到达新丰时，通过驿站呈上密封的奏章说：如今臣得以外出担任郡守，自告奋勇说将建立功绩，恐怕还没见效就死了。希望陛下不要让臣因堵塞涌水灾异而获罪，应当以先前的死法正名，以免被姚平所嘲笑。赵充国、京房都有自告奋勇的话。自告奋勇，是随意揣测的意思。大概是谦辞。
汉延熹三年所立的孙叔敖碑文说：楚国相孙君，名饶，字叔敖，本是县地人。六国时期，期思属于楚国。楚国都城在南郢，南郢就是南郡江陵县。又说：楚庄王想要加封他的儿子，儿子推辞说父亲有遗命，如果楚国不忘记亡国的臣子社稷，图谋想要给予赏赐，一定是在潘国低下潮湿、贫瘠的土地，人们不贪图的地方，于是封为潘乡，就是固始。三代九世没有子嗣，国家断绝嗣位被废。固始令段君，梦见孙君，就在原来的祠堂，搭建庙宇房屋，立石刻碑，春秋两季祭祀，神明报答福佑，当年就升任某郡太守。（注：即岁二字，根据碑文增入。）以及期思县令段君名光，字世贤，魏郡邺人，仰慕先贤，品德允恭，笃守古道遵循旧制，奉行遵守法度，敬畏天道，五典兴盛通达，考察典籍祭祀，恭敬严肃神明，治理县政一年，志向在于惠民安康，安葬枯骨救济匮乏，爱护养育百姓，讨伐扫荡邪恶之人，怜悯鳏寡孤独，杜绝伪诈培养善行，表彰忠义仁德，感念孙君，于是发出嘉美训诫，兴办祭祀设立祭坛，勤勉爱护敬重，心意自然，刻石立碑。又说：福佑期思，县中兴起士人众多。如果像碑文所说，那么孙叔敖出生在期思，而他的子孙居住在固始。查考后汉书《郡国志》，期思、固始都属于汝南郡。志书又说：期思有蒋乡，是原来的蒋国。又说：固始侯国，是原来的寝地。光武帝中兴后改名为有寝邱。注释引用《史记》说：楚庄王用来封赏孙叔敖的儿子。这自然与碑文相合。然而碑文中前面说：就在原来的祠堂，搭建庙宇立碑，后面说：福佑期思，那么这应当在期思而不在固始。碑文称段君以固始令升任某郡太守，接着说期思县令段君云云，语句似乎不相连贯。又碑文记载孙君名饶，查考《左传》，叔敖是蒍贾伯嬴的儿子，又被称为蒍艾猎，而这里说名饶，那么必定另有依据，应当请教博雅君子。
说话不难，而写文章难。写文章不难，而作史书最难。史书有体裁有要点，体裁要点具备然后史书才能完成。体裁要点不具备，而只是炫耀文采，史书啊史书，就不是千万世效法的典范了。篇章流传，悦耳醒目，可以进入文苑了，但不能进入儒林。经术精粹，贯通古今，可以进入儒林了，但不能进入儒行。班固则是凡是有文字的人，都记载在本传之中，另外把通晓经学的人列入儒林。范蔚宗则是先传儒林，然后文苑继之，都掌握了体裁要点。虽然如此，我仍然遗憾他们没有写一篇儒行，作为儒林文苑的开头。能尊崇他们的书而不能尊崇他们身行的人，是相信他们的名声而不相信他们的实际。我穷居陋室，本来不在删改史书的职位上，却擅自发表这种议论，希望后来的人，知道尊崇他们作为儒者的身行，胜过知道尊崇他们作为儒者的书籍。不是故意妄言。（卷三，十一段。）
魏国杜恕担任散骑黄门侍郎，在朝廷八年，外放为弘农太守，几年后转任赵相，因病离职。起复担任河中太守。又傅嘏担任黄门侍郎，何晏等人与傅嘏不和，借小事免除傅嘏官职。起复任命为荥阳太守。又王基担任安丰太守，因病征召回来，起复担任河南尹。起复，大概是在家中被重新起用担任这个职务。
士大夫的大节，不必看他们做了什么，只看他们不做什么就够了。魏国高贵乡公想要除掉司马昭，夜里召见王沈、王业、王经，拿出怀中的黄素诏书给他们看，戒严等待天亮。王沈、王业跑去告诉司马昭，司马昭召见贾充等人做准备，于是弑杀高贵乡公。他们是晋、魏的贼人。凡是晋的忠臣，都是魏的贼人。在曹髦图谋司马昭的时候，如果王沈、王业像王经那样不说话，那么曹髦必定能得逞，司马昭必定先被诛杀，魏国国运必定不会倾覆，司马氏也没有称王的由头。成败的关键，在于呼吸之间，而王沈、王业这两个鼠辈背叛国家帮助贼人，贼人因此得以肆意施毒。反复变
诈若沈、业者。真二国之贼也。沈、业以泄谋为奸贼。则王经之不泄。信为有魏之忠臣矣。昭是以恨经而杀之。则是贼杀魏之忠臣也。夫忠臣之死于贼。则死于王事者也。于斯时也。魏之国如缀旒。魏之主如委裘。诚不暇于甄录已死之人也。然其秉董狐之笔者。可不特为一传。以劝后世人乎。或谓经之行迹不多见。自不足以立传。曰。君子之为己为人为天下。必待世闲之可称美者。载诸一身而无孑遗。然后为得哉。虽圣人亦不能尔。而谓君子者能之耶。观专车之骨。则防风氏之长为可知。魏史不为经传。过矣。虽然魏史不传王经。晋史为传沈等。而千载而下。终不能废经之美。而沈等之臭恶。借东海之波。亦莫得而濯之。
译那些像沈充、王业一样的人，确实是两国的奸贼。沈充、王业因为泄露计谋而被视为奸贼，那么王经不泄露计谋，确实可以说是魏国的忠臣了。司马昭因此憎恨王经而杀害他，这就是杀害了魏国的忠臣。忠臣死于奸贼之手，那就是死于为国尽忠的事业。在这个时候，魏国的国势如同悬挂的旌旗般危如累卵，魏国的君主如同被丢弃的衣服般无力，实在没有闲暇去甄别记录已经死去的人。然而，那些秉持董狐直笔精神的人，难道可以不特别为王经作传，来劝勉后世的人吗？有人说道：“王经的事迹并不显著，自然不足以为他立传。”回答说：“君子为了自己、为了他人、为了天下，一定要等到世间值得称颂的美德，全部体现在他身上而没有遗漏，这才算是有所得吗？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做到这样，难道说君子就能做到吗？看到专车才能装下的骨头，就知道防风氏身材的高大了。魏国的史官不为王经作传，这是错误的。虽然魏国史书没有为王经作传，晋国史书为沈充等人作传，但千年之后，终究不能废除王经的美名，而沈充等人的丑恶名声，即使借东海的波涛，也无法洗刷干净。”
郄正释讥云。九方考精于至贵。注引淮南子云。秦穆公谓伯乐曰。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对曰。臣有所与共儋纆采薪九方堙。此其相马非臣之下也。凡注解文字。其所援据有重复者。止当引用前人。而其在后者略之可也。其或前后差池。有须订正。则自不害两举而互明之。他无所发而并引之。已属冗长。苟复舍先传而取后闻。乃所谓不知其本者也。九方相马。事具列子。列子前淮南子数百年。但列子作九方皋。淮南子作九方堙耳。今裴松之解释郄文。专据淮南子而不识列子。非也。
孙权传。黄龙元年注权告天文。末云。谨择元日。登坛燎祭。即皇帝位。惟尔有神飨之。尔汝后帝。殆失文字之体。岂吴无一人耶。其后与汉为盟文亦曰。明神上帝。是讨是督。山川百神。是纠是殛。俾坠其师。无克胙国。于尔大神。其明鉴之。此虽泛及山川。终是先言上帝。盖与前告文同出一手云。或曰。书武成云。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过名山大川。其下云。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动。用附我大邑周。惟尔有神。尚克相予。以济兆民。无作神羞。上并陈皇天后土。名山大川。后并举惟尔有神。则虽天亦得以尔之。子何独病于吴之文耶。曰。武成与此不同。武成在前并数天地山川。而其下先言天休震动。乃复言惟尔有神。则有神者正谓山川之属。不谓天也。书又云。无作神羞。若以此神为天。天固不得以言羞。况武成一篇。先儒咸谓本经脱错。文无次第。又岂可全以为据乎。
吴志。张昭子承。能甄识人物。勤于长进。笃于物类。凡在庶几之流。无不造门。又顾雍子邵。好乐人伦。自州郡庶几及四方人士。往来相见。或言议而去。或结厚而别。风声流闻。远近称之。二传中皆用庶几字。庶几者、所谓凡有可以成材者皆是也。
晋天文志。荆州占。载妖星凡二十一。其十九日长庚如一匹帛着天。见则兵起。诗大东云。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毛传云。日旦出。谓明星为启明。日既入。谓明星为长庚。庚、续也。毛不谓长庚为妖星。然则长庚自有二星也。但同名耳。志又云。瑞星有四。其三曰含誉。光耀似彗。其四曰格泽。如炎火。下大上锐。然妖星如火而下大上锐者甚多。今而格泽似之。古今史书中所载星变为凶灾者莫过于彗。今而含誉似之。诸若此类。其果为瑞耶。其果为妖耶。
晋惠帝时。刘颂上疏云。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穷塞。故令大臣释滞。事有时宜。故使人主权断。又熊远上疏于琅琊王睿曰。凡为驳议者。皆当引律令经传。若开塞随宜。权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专用也。二子之言相合。为人臣者不可不知。故表而出之。
晋书索綝传。刘曜入长安。时三秦人尹桓等数千人家。盗发汉霸、杜二陵。多获珍宝。帝问綝曰。汉陵中物何乃多耶。綝对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供山陵。汉武帝享年久长。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其树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减半。于今犹朽帛委积。珠玉未尽。此二陵是俭者耳。应劭风俗通义。载霸陵薄葬。亦被发掘。而其陵中物。乃与前书本纪绝不同。据劭、綝之言。知霸陵所谓薄葬者。乃特比余陵差少耳。劭说与前书不同者。前书盖从史笔。劭说盖从所闻见。容有一误。然质诸晋书。劭说为得其实。
高洋时。能委任杨愔。时人皆言主昏于上。政清于下。主既昏矣。政安得而清乎。吾但闻元首明。股肱良。庶事康。未闻主昏于上。政清于下也。此乃当时史官曲笔。巧誉柄臣。后人信以为然耳。明主正当于此时察之。
北齐高纬时。穆提婆、韩长鸾闻寿阳陷。握槊不辍曰。本是彼物。从其去所。通鉴注云。槊、长矛也。治曰。槊虽得为长矛。然言之齐事则非。此盖▯槊之槊。长行局所用之马也。长行局即今之双陆。
李白子伯禽。为嘉兴徐浦盐官。慢侮
译郄正解释讥讽说。九方堙精通相马之术。注引《淮南子》说。秦穆公对伯乐说。你的家族中有可以派去寻马的人吗。伯乐回答说。我有个一起扛绳索砍柴的人叫九方堙。他相马的水平不在我之下。凡是注解文字。所引用的依据如果有重复的。只应当引用前人的说法。而在后者的说法可以省略。如果前后说法有差异。需要订正。那么自然不妨两者并举而互相阐明。如果没有其他阐发而一并引用。已经显得冗长。如果再舍弃先前的传注而取用后人的听闻。这就是所说的不知根本。九方堙相马的事。详细记载在《列子》中。《列子》比《淮南子》早几百年。只是《列子》写作九方皋。《淮南子》写作九方堙罢了。现在裴松之解释郄正的文字。专门依据《淮南子》而不了解《列子》。这是不对的。
《孙权传》。黄龙元年注中孙权祭告天文。最后说。恭敬地选择吉日。登上祭坛焚烧祭品。即皇帝位。希望神灵享用祭品。用“尔”称呼后帝。大概失去了文字的体例。难道吴国没有一个人吗。后来与汉朝结盟的文书也说。明神上帝。是讨伐是监督。山川百神。是纠察是惩罚。使敌军溃败。不能享有国家。对于你们大神。请明察。这虽然泛及山川。终究是先说上帝。大概与前文祭告天文出自同一人之手。有人说。《尚书·武成》说。我小子继承他的意志。推究商朝的罪过。告于皇天后土。所经过的名山大川。下面说。只有那些士女。带着黑色的丝帛。昭示我周王。天降休美震动四方。用来依附我们大邑周。只有你们神灵。尚能辅助我。以拯救亿万百姓。不要使神灵蒙羞。上面并陈皇天后土、名山大川。后面并举只有你们神灵。那么即使是天也可以称为“尔”。你为何唯独对吴国的文字感到不满呢。回答说。《武成》与此不同。《武成》在前面并数天地山川。而下面先说天降休美震动四方。然后才说只有你们神灵。那么神灵正是指山川之类。不是指天。《尚书》又说。不要使神灵蒙羞。如果把这个神当作天。天本来不可以说蒙羞。况且《武成》一篇。先儒都认为是原本经文脱漏错乱。文字没有次序。又怎么能完全作为依据呢。
《吴志》。张昭的儿子张承。能鉴别识别人物。勤于培养后进。对各类人物都很厚道。凡是有一点才能的人。没有不登门拜访的。又顾雍的儿子顾邵。喜欢结交人伦。从州郡的杰出人士到四方的人才。往来相见。有的议论一番就离开。有的结下深厚情谊才分别。名声流传。远近称赞。两篇传记中都用了“庶几”这个词。庶几。就是所谓凡是可以成材的人都是。
《晋天文志》。荆州占星。记载妖星共二十一颗。其中十九日长庚星像一匹帛挂在天上。出现就预示兵起。《诗经·大东》说。东边有启明。西边有长庚。毛传说。太阳刚出来。称明星为启明。太阳已经落下。称明星为长庚。庚。是延续的意思。毛传不认为长庚是妖星。那么长庚自有两颗星。只是同名罢了。志又说。瑞星有四颗。其中第三颗叫含誉。光芒像彗星。第四颗叫格泽。像火焰。下面大上面尖。然而妖星像火而下面大上面尖的很多。现在格泽星类似它。古今史书中记载星变为凶灾的没有比彗星更严重的。现在含誉星类似它。诸如此类。它们究竟是瑞星呢。还是妖星呢。
晋惠帝时。刘颂上疏说。法律必须奉行。所以让主管官员遵守条文。道理有穷尽阻塞之处。所以让大臣疏通滞碍。事情有因时制宜的时候。所以让君主权变决断。又熊远上疏给琅琊王司马睿说。凡是撰写驳议的。都应当引用律令经传。如果开塞随宜。权变制物。这是人君所能做的。不是臣子所应专擅的。两人的话相合。做臣子的不可不知道。所以表而出之。
《晋书·索綝传》。刘曜进入长安。当时三秦人尹桓等几千家。盗掘汉霸陵、杜陵。获得很多珍宝。皇帝问索綝说。汉陵中的东西怎么这么多呢。索綝回答说。汉天子即位一年就开始修陵。天下的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供山陵。汉武帝寿命长久。等到去世时茂陵再也装不下东西。那里的树都已经可以合抱。赤眉军取走陵中东西不能减半。到现在还有腐烂的丝帛堆积。珠玉未尽。这两座陵是节俭的罢了。应劭《风俗通义》。记载霸陵薄葬。也被发掘。而陵中的东西。却与前书本纪完全不同。根据应劭、索綝的话。知道霸陵所谓的薄葬。只是比其他陵墓稍少罢了。应劭的说法与前书不同。前书大概是从史笔角度。应劭的说法大概是从所闻所见。可能有一误。但对照《晋书》。应劭的说法更符合事实。
高洋时。能委任杨愔。当时人都说君主昏庸在上。政治清明在下。君主既然昏庸。政治怎么能清明呢。我只听说元首明。股肱良。庶事康。没听说过君主昏庸在上。政治清明在下。这是当时史官曲笔。巧言赞誉掌权大臣。后人信以为真罢了。明主正当此时察之。
北齐高纬时。穆提婆、韩长鸾听说寿阳陷落。下棋不停地说。本来就是他们的东西。随它去。《通鉴》注说。槊。长矛也。我说。槊虽然可以作长矛讲。但说齐朝的事则不对。这大概是双陆棋的槊。长行局所用的棋子。长行局就是现在的双陆。
李白的儿子伯禽。担任嘉兴徐浦盐官。傲慢侮辱
庙神以死。伯禽之狂悖有以哉。白自一生蹇傲。视礼法如木索。任放浪为特达。然气豪才壮。有所为而然。则尚可言也。彼伯禽者何为者也。狃习所见。强吾之所无而亦为是。几何其不自绝于天耶。吾谓慢神而得死。非神殛之。其所以取之者。盖已久矣。夫为人之子也。得为白也后。则人之大幸也。不肖之子反以得大不幸。悲夫。
译庙神因此死去。伯禽的狂妄悖逆是有原因的。李白一生困顿而傲慢，视礼法如桎梏，以放浪形骸为通达。然而他气概豪迈、才华壮盛，有所作为才如此，那还可以理解。那伯禽是个什么人呢？拘泥于所见，勉强自己没有的也这样做，这几乎是要自绝于天啊。我说他因亵慢神灵而死，并非神灵诛杀他，他招致祸患的原因，早已存在了。作为人的儿子，能成为李白的后代，那是人的大幸。不肖之子反而因此得到大不幸，可悲啊。
通鉴。魏明帝太和三年。改平望观曰听讼观。初。魏文侯师李悝。着法经六篇。萧何定律。益为九篇。后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余篇。决事比九百六卷。世有增损。错糅无常。后人各为章句。以至于魏。所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余言。卫顗于是奏请置律博士。从之。此云萧何定律为九篇。而前汉刑法志则云。萧何捃摭秦法。作律九章。按高祖纪。高祖入关。约法三章。说者谓一条为一章。今何作律九章。亦当为九条而已。一则以为九篇。一则以为九章。则其数相悬远矣。岂当时所作律九章。与所定法经九篇。各自为书耶。决不得以一章为一篇也。
郡守官府亦得称朝。刘宠为会稽守。征为将作大匠。山阴县有五六老叟。人赍百钱以送宠。曰。未尝识郡朝。又汝南太守宗资。以范滂为功曹。南阳太守成瑨。以岑晊为功曹。皆委心听任。使之褒善纠违。肃清朝府。夫朝者、天子诸侯王之所居也。而郡守亦得以称之者。一郡之守。一郡之君主也。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凡臣属者。谓守寺为朝。无嫌也。盖古者不独于府寺为朝。虽私家亦得言之。郑伯有嗜酒。为窟室而夜饮。击钟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罢。自朝而罢。乃伯有私家之朝也。
自昔上衣下服皆有缘。今皆无缘。非其制也。无缘则古犯者大辟之服。传曰。犯黥者皂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髌者墨其体。犯宫者杂其屦。大犯之罪。殊刑之极。布其衣裾而无领缘。
应奉读书。五行俱下。宋孝武省读书奏。能七行俱下。盖言其敏也。五行七行俱下。犹云一息读竟耳。
范书论引易曰。人之所助者顺。不诬矣。顺当作信。此非蔚宗之误。后人传写者误耳。（卷四。十六段。）
敬斋先生古今黈逸文二
三缄其口。谓缄其口者凡三处也。故今人多以三缄连言之。或曰。有金人焉三断句。则指三人也。亦通。
蠏八足而二螯。天下人无不识者。而荀卿子谓蠏六跪而二螯。杨倞云。跪、足也。韩子以刖足为刖跪。螯蠏首上如钺者。许慎说文亦云。蠏六足而二螯。荀卿赵人。仕齐三为祭酒。后适楚为兰陵令。赵、齐皆有蠏。而楚又蠏之乡也。荀子大儒而谓蠏六跪。何耶。许叔重尝撰五经异义。当时号为博物。而亦以蠏为六足者。非不识蟹。▯循荀子之说而忘其所以为误耳。蠏之为物。至贱而甚广者也。荀说之误。至损八足而六之。乃知移符坊州索杜若者。未足多诮也。
王符潜夫论曰。小儿多病。伤于饱。又曰。哺乳多则生癎病。良以小儿气血未完。其大肠如葱。其小肠如筋。食饮稍过度。易致病癖也。然符之此言。但知节食耳。不知衣食之丰。亦受病之源也。俗谚有之。小儿欲得安。无过饥与寒。饥寒之者。非故以瘠而损之。所以撙节之而已。亦非谓饥之寒之。可保其无疾也。但撙节之。则疾必差少也。是故富家儿多病。贫家儿多安。岂富家之养不及于贫素者哉。正以所奉者病之耳。近世一医师谓贫儿误得安乐法。诚良言也。贫儿误安则是富儿误求病也。慈幼者可不知此言乎。曲礼曰。童子不衣裘裳。郑云。裘太温。消阴气。使不堪苦。衣不裘裳且便易。内则曰。子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衣不帛襦袴。郑云。不用帛为襦袴。为太温。伤阴气。谓十岁。则已踰于髫龀矣。谓童子。则已望于成人矣。犹不敢以成人之体畜之者。凡以为安乐法也。必待二十。而后听与长者均焉。慎之至也。故内则云。二十而冠。始学体。可以衣裘帛。孔颖达云。二十成人。血气强盛。无虑损伤。故可以衣裘帛也。古人之慈幼者如此。魏明帝屡失皇子。王朗上疏有云。人少小时。常恐被褥泰温。泰温则不能便柔肤弱体。是以难可防护。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缊袍。不至于甚厚。则必咸保金玉之性。而比寿于南山矣。夫朝廷之尊。君臣之严。献替之际。犹且以此为深虑。则夫有子者。
译《资治通鉴》记载：魏明帝太和三年，将平望观改名为听讼观。起初，魏文侯的老师李悝著《法经》六篇。萧何制定法律，增加为九篇。后来逐渐增加到六十篇，又有法令三百多篇，决事比九百六卷。历代有所增减，混杂没有定规。后人各自解释章句，直到魏朝，应当使用的条文，合计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余字。卫顗于是奏请设置律博士，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这里说萧何制定法律为九篇，而《前汉书·刑法志》却说：萧何搜集秦朝法律，制定律九章。查考《高祖本纪》，高祖进入关中，约定法律三章。解说的人认为一条为一章。现在萧何制定律九章，也应当只是九条罢了。一说认为是九篇，一说认为是九章，那么数量相差就很远了。难道当时制定的律九章，与所定的法经九篇，各自成书吗？决不能把一章当作一篇。
郡守的官府也可以称为“朝”。刘宠担任会稽太守，被征召担任将作大匠。山阴县有五六位老人，每人带着百钱来送别刘宠，说：“不曾见识过郡朝。”又比如汝南太守宗资，任用范滂为功曹；南阳太守成瑨，任用岑晊为功曹，都诚心听任他们，让他们褒扬善行、纠正违犯，肃清朝府。所谓“朝”，是天子、诸侯王居住的地方。而郡守也可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一郡的太守，就是一郡的君主。那里有百姓，有社稷。凡是臣属的人，称太守的官署为“朝”，并无不妥。大概古代不仅仅在官府称“朝”，即使是私家也可以这样说。郑国的伯有喜欢喝酒，挖了地室夜里饮酒，敲击钟乐，直到早晨还没停止。来朝见的人说：“国君在哪里？”那人说：“我们的国君在坑谷里。”大家从早晨开始，沿着道路散去。从早晨散去，这是伯有私家的“朝”。
自古以来，上衣下服都有镶边。现在都没有镶边，不符合制度。没有镶边，是古代犯大辟之罪的人穿的服装。《传》说：犯黥刑的人，头巾用黑色；犯劓刑的人，衣服用红色；犯髌刑的人，身体用墨色；犯宫刑的人，鞋子杂色。犯大罪，受极刑，衣服敞开衣襟而没有领缘。
应奉读书，五行一起看。宋孝武帝看奏章，能七行一起看。大概是说他们敏捷。五行、七行一起看，就是说一口气读完罢了。
《范书》论赞引用《易经》说：“人所帮助的，是顺从的人。”没有虚假。顺应当作信。这不是范蔚宗的错误，是后人传写时的错误。（卷四，十六段。）
敬斋先生《古今黈》逸文二
三缄其口，是说把口封住的地方共有三处。所以现在人多把“三缄”连在一起说。有人说，有金人，三，断句，那么是指三个人。也讲得通。
螃蟹八只脚两只螯，天下人没有不认识的。而《荀子》说螃蟹六只脚两只螯。杨倞说：跪，就是脚。《韩非子》把砍脚称为刖跪。螯是螃蟹头上像斧头一样的东西。许慎《说文解字》也说：螃蟹六只脚两只螯。荀子是赵国人，在齐国做官三次担任祭酒，后来到楚国担任兰陵令。赵、齐都有螃蟹，而楚国又是螃蟹的产地。荀子是大儒，却说螃蟹六只脚，为什么呢？许叔重曾经撰写《五经异义》，当时号称博学多识，却也认为螃蟹六只脚。不是不认识螃蟹，〇是遵循荀子的说法而忘记了为什么会错罢了。螃蟹这种东西，低贱而且分布广泛。荀子的错误，把八只脚减为六只，这才知道移符到坊州索取杜若的人，不值得过多讥讽。
王符《潜夫论》说：小孩子多病，是因为吃得太饱。又说：哺乳过多则生癎病。实在是因为小孩子气血未全，大肠像葱，小肠像筋，饮食稍微过度，容易致病癖。然而王符的这些话，只知道节制饮食罢了，不知道衣食丰厚，也是生病的根源。俗谚说：小孩子想要平安，不要超过饥饿和寒冷。让小孩子饥饿寒冷，不是故意让他们瘦弱受损，只是为了节制罢了。也不是说让他们饥饿寒冷，就能保证不生病。只是节制的话，疾病必定会少一些。所以富家子弟多病，贫家子弟多平安。难道是富家养育不如贫家吗？正是因为他们提供的东西成了生病的根源。近世一位医生说贫儿误得安乐法，确实是好话。贫儿误安，那么富儿就是误求病。爱护幼童的人能不知道这话吗？《曲礼》说：童子不穿皮衣和丝绸下裳。郑玄说：皮衣太温暖，消耗阴气，使身体不能耐受辛苦。衣服不穿皮衣和丝绸下裳，而且轻便。《内则》说：儿子十岁出外就傅，住宿在外，学习书写计算，衣服不穿丝绸短袄和裤子。郑玄说：不用丝绸做短袄和裤子，因为太温暖，伤害阴气。说十岁，已经过了童年时期了。说童子，已经接近成人了。还不敢用成人的身体来养育他们，都是为了安乐法。一定要等到二十岁，才允许和长者一样。谨慎到了极点。所以《内则》说：二十岁行冠礼，开始学习礼仪，可以穿皮衣和丝绸。孔颖达说：二十岁成人，血气强盛，不用担心损伤，所以可以穿皮衣和丝绸。古人爱护幼童就是这样。魏明帝屡次失去皇子，王朗上疏说：人小时候，常怕被褥太温暖。太温暖就不能适应柔弱的肌肤和虚弱的身体。因此难以防护，而容易感慨。如果常让小时候穿棉袍，不至于太厚，那么必定都能保全如玉如金的体质，而寿命比南山还长。朝廷的尊贵，君臣的严肃，进谏退避的时候，还为此深谋远虑，那么有儿子的人。
圣人之心如日。贤人之心如烛。又其次。煨烬中微明耳。日中照天下。片云翳之。暖然以昏。椽烛煌煌。盲风灭之。离娄无所睹焉。为日而暧然以昏。为烛而无所睹。其日与烛之罪欤。有物以贼之。虽有六龙之驾。十围之炬。顾不如煨烬之中之微明也。蕴微明于煨烬之中。似有而若无也。似无而若有也。是固无所取者。有能推而广之。或可以燎原。或可以亘天。此庄生所谓滑疑之曜。圣人之所图者也。圣人则知所以图之。众人则惟有任之而已。任之之久。必将以坚白之昧。终吾如微明焉。何哉。
大抵人不能常动。亦不能常静。常动则胶于阳而有以失于阴。常静则胶于阴而有以失于阳。阴阳偏胜则伤之者至矣。流俗蚩蚩。乃欲制动以求静。静者未至而动者先与吾敌。则其病又岂止于偏胜也耶。吾将见百骸之不理。四体之不举也。吾能持一静于万动之中。寓万动于一静之中。是终日动而未尝动。终日静而未尝静也。而又何病焉。司马子微有言曰。束心太急。令人发狂。东坡题静胜轩亦云。鸟囚不忘飞。马系不忘驰。静若不自胜。不如听所之。皆所以斥偏胜之患也。然束心太急。则所谓揠苗者也。听其所之。则所谓不耘苗者也。若夫交相为养。则所谓与时偕行者矣。至其终日动静而未尝动静。则又非时之所能囿也。其干道变化者乎。其鼓之舞之以尽神乎。
让、几于伪而非伪也。然亦有伪为者。王安石辞修起居注。力自陈愬。章七八上。然后朝廷许之。而司马温公亦然。一起居注非贵仕也。而二公退避如此。此果伪也而非欤。后之君子当必有辨之者。
天下之病。莫病于似然而实不然。然则天下之病。不病不仁。病在于似夫仁者之害吾仁。不病不义。病在于似夫义者之害吾义。不仁不义。人得而砭之。似仁似义者。既自不受和、扁之砭。而和、扁之精。亦未以易窥见置砭之处。
健羡、健忘、健倒。健者。敏速绝甚之谓。庄生之屏健羡。则孟子之寡欲。老子之弱其志也。健羡非必为恶。凡有所甚欲。皆谓之健羡也。
商鞅为秦筑冀阙宫庭于咸阳。徙都之。令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有禁。同室内息谓同居一家。家中有子息而无所务者有刑。其所务者。则必兵农二者而已。近观商子之书。则又得其详焉。商子赏刑篇曰。圣人为教也。一赏。一刑。一教。一教者。虽曰圣智巧佞厚朴。皆不能以非功罔上利。然富贵之门。要存战而已矣。父子昆弟。知识婚姻合同者。皆曰务之所加。战而已矣。故壮者务战。老弱务守。死者不悔。生者务劝。此臣之所谓一教也。然则商鞅之禁。特主兵事言之。兵事毕足。然后及于农也。（卷五。九段。）
西清诗话。辨瘗鹤铭华阳真逸撰。为陶隐居无疑。而以为欧阳公谓为顾况道号、及苏子美谓为右军书皆非。子美论其书为右军笔。恐自出一时所见。欧阳公博古。谓华阳真逸顾况道号。语必不妄。古人名称同者甚多。岂陶、顾二公偶同此号耶。
予家旧蓄米帖四十有五。装为大看策。其中一幅载笋简法甚妙。大概每一简用笋叶两片。杂胶鳔髹漆等黏连其背。复用漆押其边。又一幅前有图书印章十余枚。皆古文或玉箸篆。有曰天水米芾者。有曰米芾元章者。有曰火宋米芾者。有曰米芾及单芾字者。有曰辛卯者。有曰甲寅者。有曰丙午、丁未及癸酉者。后有数十语云。正人端士名字皆正。至于所纪岁时亦莫不正。前有水宋。故以火宋别之。
日者李君显道。号称鹿山人。瞽而慧。论人间事极有理致。因叹风俗之偷。乃曰。吾欲使天下无目之人有灵识。略依在古。皆习为乐师伶人。其少壮有力而不屑为伶伦者。可官给碓硙。使自食其力。不必如我辈以口舌为衣食。此亦正风俗之一端也。李覃怀人。
涌泉穴在足心之上。湿气皆从此入。日夕之间。常以两足赤肉。更次用一手握指。一手摩擦。数目多时。觉足心热。即将脚指略略动转。倦则少歇。或令人擦之亦得。终不
译圣人的心如同太阳。贤人的心如同蜡烛。再差一些的，只是灰烬中微弱的亮光罢了。太阳照耀天下，一片云彩遮蔽它，温暖的光线就变得昏暗。明亮的蜡烛，狂风把它吹灭，即使离娄那样眼力极好的人也看不见了。因为太阳而昏暗，因为蜡烛而看不见，这是太阳和蜡烛的罪过吗？是有东西侵害了它们。虽然有六龙驾车的盛大仪仗，有十围粗的大火炬，反而不如灰烬中的微弱亮光。蕴藏在灰烬中的微弱亮光，好像有又像没有，好像没有又像有。这本来是不值得取用的。但有人能推广它，或许可以燎原，或许可以横贯天空。这就是庄子所说的“滑疑之曜”，是圣人所谋划的。圣人知道如何谋划它，众人只是听任它罢了。听任它的时间久了，一定会因为“坚白论”的迷误，最终使我像微弱亮光一样。为什么呢？
大抵人不能经常运动，也不能经常静止。经常运动就会执着于阳而失去阴，经常静止就会执着于阴而失去阳。阴阳偏胜，伤害就来了。世俗之人愚昧无知，想要制止运动来求得静止。静止还没达到，运动就先与我作对，那么他们的弊病又岂止是偏胜呢？我将看到百骸失调，四肢无力。我能在万动之中持守一静，在万动之中寓含一静。这样整天运动却未曾真正运动，整天静止却未曾真正静止。又有什么弊病呢？司马子微说：约束内心太急，会使人发狂。苏轼题写《静胜轩》也说：鸟被囚禁不忘飞翔，马被拴住不忘奔驰。如果静止不能战胜自己，不如听任它去。这都是用来斥责偏胜的祸患。然而约束内心太急，就是所谓的拔苗助长。听任它去，就是所谓的不除草。如果两者相互滋养，就是所谓的与时偕行。至于整天动静却未曾动静，那就不是时间所能局限的了。这大概是道的变化吧？大概是鼓动舞蹈以穷尽神妙吧？
谦让，接近虚伪但并非虚伪。然而也有虚伪做作的人。王安石辞去修起居注的职务，极力陈述自己的苦衷，奏章上了七八次，朝廷才允许。司马光也是这样。起居注并不是显贵的官职，但两位先生退避如此，这果真是虚伪吗？还是不是呢？后来的君子一定会有人辨明。
天下的弊病，没有比看似这样而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更严重的了。那么天下的弊病，不在于不仁，而在于看似仁者却伤害我的仁；不在于不义，而在于看似义者却伤害我的义。不仁不义，人们可以针砭它。看似仁义的人，自己不接受和缓、扁鹊的针砭，而和缓、扁鹊的高明医术，也不能轻易找到下针的地方。
健羡、健忘、健倒。“健”是敏捷迅速极度的意思。庄子摒弃健羡，就是孟子的寡欲，老子的弱化意志。健羡不一定就是恶，凡是有极度欲望的，都叫做健羡。
商鞅为秦国在咸阳建造冀阙宫室，迁都于此。下令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同室居住指同居一家，家中有子息而没有从事正当职业的人要受刑罚。所从事的职业，一定是兵和农这两者罢了。近来观看《商君书》，又得到详细的记载。《商君书·赏刑篇》说：圣人施行教化，统一赏赐，统一刑罚，统一教化。统一教化，虽然说是圣智、巧佞、厚朴，都不能凭非功绩来欺骗君主谋利。然而富贵的大门，关键在于作战罢了。父子兄弟、朋友婚姻合同的人，都说这是努力的方向，就是作战罢了。所以壮年人致力于作战，老弱致力于防守。死者不后悔，生者努力劝勉。这就是我所说的统一教化。那么商鞅的禁令，只是主要从军事角度说的。军事充足后，才涉及到农业。
《西清诗话》辨明《瘗鹤铭》是华阳真逸撰写，无疑是陶隐居。而认为欧阳公说是顾况的道号，以及苏子美说是王右军书法都是错误的。苏子美论述其书法是王右军的笔迹，恐怕出自一时的见解。欧阳公博古通今，说华阳真逸是顾况的道号，话语一定不妄。古人名称相同的很多，难道陶、顾两位先生偶然相同这个道号吗？
我家旧藏米芾法帖四十五幅，装裱成大册。其中一幅记载用笋叶做简的方法很妙。大概每一简用笋叶两片，杂用胶、鳔、髹漆等黏连其背面，再用漆压住边缘。另一幅前面有图书印章十余枚，都是古文或玉箸篆。有“天水米芾”的，有“米芾元章”的，有“火宋米芾”的，有“米芾”及单“芾”字的，有“辛卯”的，有“甲寅”的，有“丙午、丁未及癸酉”的。后面有几十句话，说：正人端士的名字都端正，至于所记载的岁月也没有不端正的。前面有“水宋”，所以用“火宋”来区别。
占卜者李显道，号称鹿山人，瞎眼而聪慧，谈论人间事极有道理。于是感叹风俗的偷薄，就说：我想让天下没有眼睛的人有灵识，大致依据古代，都学习成为乐师伶人。那些少壮有力而不屑于做伶人的，官府可以提供碓硙，让他们自食其力，不必像我这样靠口舌谋衣食。这也是端正风俗的一个方面。李覃怀人。
涌泉穴在足心之上，湿气都从此进入。早晚之间，常用两足赤肉，交替用一手握指，一手摩擦。次数多了，觉得足心热，就将脚趾略微活动。疲倦就稍作休息，或者让人擦也可以。始终不
若自擦为佳。先公每夜常自擦至数千。所以晚年步履轻便。仆性则懒。每卧时。祇令人擦至熟睡即止。亦觉得力。向来乡人郑彦和。自太府丞出为江东仓使。足弱不能陛辞。枢筦黄继道教以此法。数月即能拜跪。又见霅人丁邵州致远。病足半年。不能下床。遇一道人亦授此法。久而即愈。偶记忆得。因笔于册。用告病者。岂曰小补之哉。
译如果亲自按摩效果最好。先父每晚常常亲自按摩多达数千次，因此晚年行走轻便。我生性懒惰，每次躺下时，只让人按摩到熟睡便停止，也感到有力气。从前同乡郑彦和，从太府丞出任江东仓使，脚力虚弱不能上朝辞别。枢密使黄继道教他这种方法，几个月后就能拜跪。又见到霅县人丁致远，脚病半年，不能下床，遇到一位道士也传授这种方法，时间久了就痊愈了。偶然记起这些，于是写在册子上，用来告诉患病的人，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
江南野录载韩熙载服朮。食桃李。泻十数朮人。长寸余而卒。此未必然。予友人张君者。服苍朮几三十年。尤喜食桃李。未闻有此异也。熙载之败。此自根本不固耳。李后主疑北人。往往赐死。韩纵酒。多蓄婢妾。常随后房歌伎乞丐。此其所以来朮人也。多食桃李。何损于朮耶。嘉佑本草。苍白二朮不别出。但于苍朮条下引药性论云。白朮忌桃李、雀肉、菘菜、青鱼。岂熙载所服者乃白朮。非苍朮而然欤。
黄庭经。含漱金醴吞玉英。保灌玉庐以自偿。玉庐、一身也。保、保养也。灌、浇灌也。言脾胃为仓廨之宫。能保灌一身。使之安乐。而还以自偿耳。自偿者、谓养身亦所以自养也。（卷六。六段。）
文选云。乘茵步辇。惟所息宴。善曰。应劭汉官仪曰。皇后婕妤乘辇。余皆以茵。四人舆以行。刘良以为后宫或行于茵。或载于辇。如良所说。则乘茵谓行茵褥之上。如应劭之说。于余皆以茵之下。始云四人舆以行。则茵亦辇轿之属。诗。文茵畅毂。前汉周阳由传。同车未尝敢均茵凭。茵、盖车中之物。或因之以取名也。吐茵亦同。
阮籍咏怀云。李公悲东门。苏子狭三河。张铣曰。苏秦本洛阳人。洛阳、三川之地。则三河也。沈约曰。河南、河东、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为河耳。故黄鲁直送顾子敦为河北转运诗云。西连魏三河。东尽齐四履。谓河南河东通为三河也。阮又云。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西游咸阳市。赵李相经过。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驱马复来归。反顾望三河。向日。晋文王河内人。故托称三河。又鲁直刘明仲墨竹赋云。三河少年。禀生劲刚。春服楚楚。游侠专场。亦用阮语也。是则河南、洛阳、河东、河南、河北。皆得称之为三河也。然沈约注云。河南河东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为河。而张铣亦承沈说。谓三川为三河。则谬矣。凡近河者。皆呼水为河。犹近江者。皆呼水为江。固也。今取三川以释三河。毋乃疏乎。按史记。秦惠王时。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问其说。仪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以临二周之郊。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又曰。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迨至庄襄王之元年。卒使蒙骜伐韩。韩献成皋、巩。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韦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如史迁所记。韦昭所解。三川之与三河大不相类者。谓伊水、洛水并河为三耳。
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又蓄素琴一张。弦索不具。曰。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此二事。正是此老自得处。俗子不知。便谓渊明真不着意。此亦何足与语。不求解则如勿读。不用声则如勿蓄。盖不求甚解者。谓得意忘言。不若老生腐儒为章句细碎耳。何劳弦上声者。谓当时弦偶不具。因之以为得趣。则初不在声。亦如孔子论乐于钟鼓之外耳。今观其平生诗文可概见矣。答庞参军云。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归去来辞云。说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与子俨等疏云。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使果不求甚解。不取弦上之声。则何为载弹载咏以自娱耶。何为乐以消其忧耶。何为自少学之以至于欣然而忘食耶。痴人前不得说梦。若俗子辈。又乌知此老之所自得者哉。
李白诗尧祠送别云。朝策犁眉騧。举鞭力不堪。犁牛、驳也。騧、黄马黑喙也。然则犁眉騧者、黄马黑喙而眉斑驳者耳。
李太白送李女真归庐山诗云。一往屏风叠。乘鸾着玉鞭。谓其地形叠叠然也。
颜真卿放生池碑铭序云。谨缘皋陶、奚斯歌虞颂鲁之义。述天下放生池碑铭一章。所用奚斯。盖承班固之误也。班固两都赋序云。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按鲁颂閟宫云。松桷有舄。路寝孔硕。新庙奕奕。奚斯所作。奚斯乃作新庙者也。而非作颂之人也。班固何得以与
译《江南野录》记载韩熙载服用白术，又吃桃和李，导致泻出十多个像白术形状的人形物，长一寸多，随后韩熙载就死了。这未必是真的。我的朋友张君服用苍术将近三十年，尤其喜欢吃桃和李，也没听说有这种怪异的事。韩熙载的失败，这自然是因为他自身根基不稳固。南唐后主李煜怀疑北方人，往往赐死他们。韩熙载纵情饮酒，蓄养许多婢妾，常常跟随后宫的歌伎去乞讨，这就是他出现“术人”的原因。多吃桃和李，对白术有什么损害呢？《嘉佑本草》中，苍术和白术没有分开列出，只是在苍术条目下引用《药性论》说：白术忌食桃、李、雀肉、菘菜、青鱼。难道韩熙载服用的是白术，而不是苍术，所以才这样吗？
《黄庭经》说：“含漱金醴吞玉英，保灌玉庐以自偿。”玉庐，指全身；保，保养；灌，浇灌。意思是说脾胃是仓廪之宫，能够保养浇灌全身，使之安乐，从而反过来自我补偿。所谓自我补偿，是说养生也就是自我滋养。（卷六，第六段。）
《文选》说：“乘茵步辇，惟所息宴。”李善注引应劭《汉官仪》说：皇后、婕妤乘坐步辇，其余人都用茵褥，由四人抬着舆车行走。刘良认为后宫中有人走在茵褥上，有人坐在步辇上。按照刘良的说法，那么“乘茵”就是指走在茵褥之上。按照应劭的说法，在“余皆以茵”之后，才开始说“四人舆以行”，那么茵也是步辇轿子一类的东西。《诗经》说：“文茵畅毂。”《汉书·周阳由传》说：“同车未尝敢均茵凭。”茵，大概是车中的物品，或许因此得名。吐茵也是同样的意思。
阮籍《咏怀》诗说：“李公悲东门，苏子狭三河。”张铣注说：苏秦本是洛阳人，洛阳属于三川之地，也就是三河。沈约说：河南、河东、河北，是秦的三川郡，古人把水都称为河。所以黄庭坚送顾子敦任河北转运使的诗中说：“西连魏三河，东尽齐四履。”意思是河南、河东通称为三河。阮籍又说：“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西游咸阳市，赵李相经过。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驱马复来归，反顾望三河。”向日说：晋文王是河内人，所以借称三河。又黄庭坚《刘明仲墨竹赋》说：“三河少年，禀生劲刚。春服楚楚，游侠专场。”也是用了阮籍的诗句。这样看来，河南、洛阳、河东、河南、河北，都可以称为三河。然而沈约注说河南、河东、河北是秦的三川郡，古人把水都称为河，而张铣也承袭沈约的说法，说三川就是三河，这就错了。凡是靠近黄河的，都把水称为河，就像靠近长江的，都把水称为江，这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拿三川来解释三河，未免太疏漏了。查考《史记》，秦惠王时，司马错想攻打蜀国，张仪说：“不如攻打韩国。”秦王问其原因，张仪说：“亲近魏国，交好楚国，出兵三川，逼近二周的郊外，占据九鼎，掌握地图户籍，挟持天子以号令天下，天下没有人敢不听从，这是王业。”又说：“我听说争名的人在朝廷，争利的人在市场。现在三川，是周室天下的市场。”等到庄襄王元年，终于派蒙骜攻打韩国，韩国献出成皋、巩，秦国的边界到达大梁，最初设置三川郡。韦昭说：因为有黄河、洛水、伊水，所以叫三川。按照司马迁的记载，韦昭的解释，三川和三河大不相同，是说伊水、洛水与黄河合为三川。
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又收藏一张素琴，琴弦不全，说：“只要得到琴中的意趣，何必劳烦琴弦上的声音。”这两件事，正是这位老人自我满足的地方。俗人不知道，便说陶渊明真的不在意。这也不值得和他们谈论。不求甚解就像不读一样，不用琴声就像不收藏琴一样。大概不求甚解，是说得意忘言，不像老生腐儒那样拘泥于章句细碎。何劳弦上声，是说当时琴弦偶然不全，借此作为得到意趣的理由，那么最初就不在于声音，也就像孔子谈论音乐在钟鼓之外一样。现在看他的平生诗文可以大概知道了。《答庞参军》说：“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归去来辞》说：“说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与子俨等疏》说：“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如果真是不求甚解，不取琴弦上的声音，那么为什么边弹边咏来自娱自乐呢？为什么以琴书为乐来消除忧愁呢？为什么从小学习以至于欣然而忘记吃饭呢？痴人面前不能说梦，像俗人这一辈，又哪里知道这位老人自我满足的地方呢？
李白诗《尧祠送别》说：“朝策犁眉騧，举鞭力不堪。”犁牛，指驳杂颜色的牛；騧，指黄马黑嘴。那么犁眉騧，就是黄马黑嘴而眉毛斑驳的马。
李白《送李女真归庐山》诗说：“一往屏风叠，乘鸾着玉鞭。”是说那里的地形层层叠叠的样子。
颜真卿《放生池碑铭序》说：“谨缘皋陶、奚斯歌虞颂鲁之义，述天下放生池碑铭一章。”所用奚斯，大概是承袭班固的错误。班固《两都赋序》说：“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查考《鲁颂·閟宫》说：“松桷有舄，路寝孔硕。新庙奕奕，奚斯所作。”奚斯是建造新庙的人，而不是作颂的人。班固怎么能把
皋陶为配乎。此虽班固之失。盖又先承扬雄之误也。法言学行篇曰。正考父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父矣。按大雅崧高云。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烝民诗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又商颂那序云。微子至于戴公。其闲礼乐废坏。有正考父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以那为首。吉甫固作颂者。若正考父者。但为得颂之人。奚斯则但为颂中所称之人。三人了不相关。扬雄所谓常睎者。为睎何事乎。此虽扬雄之失。盖又先承太史公之误也。史记谓商颂为正考父所作。雄既承马迁之误。复误以奚斯亦为作诗之人也。司马迁、扬雄、班固。号称汉大儒。而谬误若此。况后之学者乎。
译皋陶是作为配享的人吗？这虽然是班固的失误，大概又是沿袭了扬雄的错误。《法言·学行》篇说：“正考父常常仰慕尹吉甫，公子奚斯常常仰慕正考父。”查考《大雅·崧高》说：“吉甫创作颂诗，那诗篇非常宏大，那风格极其美好，用来赠送申伯。”《烝民》诗说：“吉甫创作颂诗，和美如清风，仲山甫长久怀念，以此宽慰他的心。”又《商颂·那》的序言说：“从微子到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个叫正考父的人从周朝的太师那里得到了《商颂》十二篇，以《那》为首篇。”尹吉甫本来就是创作颂诗的人，至于正考父，只是得到颂诗的人，奚斯则只是颂诗中所称颂的人，这三个人毫无关联。扬雄所说的“常常仰慕”，是仰慕什么事呢？这虽然是扬雄的失误，大概又是沿袭了太史公的错误。《史记》说《商颂》是正考父所作，扬雄既然沿袭了司马迁的错误，又错误地认为奚斯也是作诗的人。司马迁、扬雄、班固，号称汉代的大儒，却如此谬误，何况后来的学者呢。
退之论三子云。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然即韩之言。而求韩之情。所谓荀、扬之疵亦自不免。退之乎生挺特。力以周孔之学为学。故着原道等篇。抵排异端。至以谏迎佛骨。虽获戾一斥。几万里而不悔。斯亦足以为大醇矣。奈何恶其为人。而日与之亲。又作为歌诗语言。以光大其徒。且示己所以相爱慕之深。有是心则有是言。言既如是。则与平生所素蓄者。岂不大相反耶。若送惠师诗云。惠师浮屠者。乃是不羁人。送灵师云。饮酒尽百钱。嘲谐思愈鲜。送文畅云。已穷佛根源。麤识事輗軏。送无本云。老嫩无斗心。久不事铅椠。欲以金帛酬。举室常顑（苦感反。）颔。听颖师弹琴云。嗟予有两耳。未省听丝簧。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床。送澄观云。皆言澄观虽僧徒。公才吏用当今无。别盈上人云。山僧爱山出无期。俗士牵俗来何时。广宣上人频见过云。久为朝士无裨补。空愧高僧数往来。又有送文畅高闲等序。招大颠三书。皆情分绸缪。丁宁反复。密于弟晜。又其与孟简书。则若与人讼于有司。别白是非。过自缘饰。以是而摘其疵。何特荀、扬已乎。文公而犹若是。自其下者。盖又不足道矣。
神祠名之閟宫者。谓严邃之宫也。名之清□宫者。谓清凈之宫也。而亦得以为明宫。韩愈南海神庙碑云。明宫斋庐。上雨旁风。无所盖障。亦得以为寿宫。崔融启母庙碑云。寿宫澹兮不扰。盖明宫则神明之所宅。寿宫则死而不忘之义也。
柳子厚游朝阳岩诗。惜非吾乡土。得以荫菁茆。又禅室云。法池结菁茆。团团抱虚白。构屋用茆。自是常事。必言菁茆者。当是彼土所出。别有名为菁茆者也。按尚书禹贡荆州云。包匦菁茆。孔安国云。匦、匣也。菁以为菹。茅以缩酒。疏云。周礼醢人。有菁菹鹿臡。故知菁以为菹。郑云。菁、蓂菁也。蓂菁处处皆有。而令此州贡者。盖以其末善也。左传僖四年。齐桓公责楚云。尔贡包茅不人。王祭不供。无以缩酒。是茅以缩酒也。礼郊特牲云。缩酒用茅。明酌也。周礼甸师云。祭祀供萧茅。郑兴云。萧字或为莤。读为缩。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渗下若神饮之。故谓之缩。杜预解缩酒。全用郑兴之说。而安国言菁菹。亦本周礼也。史记齐桓公欲封禅。仲知其不可穷以辞。因设以无然之事云。古之封禅。江、淮之闲三脊茅以为藉。此乃拒桓公耳。非荆州所有也。郑玄又以菁茅为一物。匦犹缠结也。菁茅、茅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缠结也。据前诸说。孔安国以菁茅为二物。郑康成以为一物。然郑说菁为蓂菁。则不说茅。说菁茅为一物。则不说蓂。其意亦以菁与菁茅为二物也。是则子厚诗所用菁茅。岂郑玄所谓茅之有毛刺者欤。
玉川子月蚀诗云。岁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娄生。覆尸无衣巾。东坡云。详味此诗。则董秦当时无功而享厚禄者。董秦、李忠臣也。天宝末骁将。屡立战功。虽麤官亦颇知忠义。代宗时。吐蕃犯阙。征兵。忠臣即日赴难。考其终始。非无功而享厚禄者。不知玉川子何以有此句。李子曰。卢仝以黔娄对董秦。则初不论功。但论其德之何如耳。东坡乃谓秦骁勇有战功。无乃失评甚欤。忠臣之节度淮西也。贪残好色。将吏妻女美者。多逼淫之。悉以军政委妹婿节度副使张惠光。惠光挟势暴横。军州苦之。忠臣复以惠光子为牙将。暴横甚于其父。都虞候李希烈。忠臣之族子也。因众心怨怒。杀惠光父子而逐忠臣。忠臣之所为如此。岁星主福德。乃以官爵奉之。玉川子所以涕泗而讼之天也。玉川之词直。而东坡曲之。其亦误矣。然则有功如秦者。不当官耶。非也。以有功而官之为当。则国家之权也。以无德而禄之为不当。则君子不易之论也。二者各自有道。而妄欲一之。则非其道也。东坡称忠臣颇知忠义。始终有功。意以为大历中。君父在难。不择日而行。为可尚也。此为可尚。独不念建中之变乎。建中末。朱泚僭逆。乘舆播越。忠臣久怀觖望
译韩愈评论三位先生时说：孟子是纯正再纯正的人；荀子和扬雄是大体纯正而略有瑕疵。然而，如果依据韩愈的话，来探求韩愈的真实情况，那么所谓荀子、扬雄的瑕疵，韩愈自己也是难免的。韩愈平生刚直特立，竭力以周公、孔子的学问作为自己的学问，所以撰写《原道》等篇章，排斥异端邪说，甚至因为谏迎佛骨，虽然获罪被贬，几乎流放到万里之外也不后悔。这足以称得上是大体纯正了。为什么他厌恶某些人的为人，却天天与他们亲近，又作歌诗语言，来光大他们的门徒，并且显示自己对他们爱慕之深呢？有这样的想法，就会有这样的言论。言论既然这样，那么与他平生一向所秉持的，岂不是大大相反吗？比如《送惠师》诗说：“惠师是个和尚，却是个不拘礼法的人。”《送灵师》说：“喝酒花光一百钱，诙谐风趣更加鲜明。”《送文畅》说：“已经穷究了佛法的根源，粗略地认识了事物的关键。”《送无本》说：“老幼都没有争斗之心，长久不从事笔墨之事。想用金钱布帛来酬谢，全家常常面带愁容。”《听颖师弹琴》说：“叹我有两只耳朵，未曾听过丝竹管弦。自从听了颖师弹琴，起身坐在一张床上。”《送澄观》说：“都说澄观虽然是僧人，但公才吏用当今无人能比。”《别盈上人》说：“山僧喜爱山水，出山没有定期；俗士被俗务牵绊，何时才能来呢？”《广宣上人频见过》说：“长久做朝廷官员却没有补益，空自惭愧高僧多次往来。”又有《送文畅》《高闲》等序文，以及《招大颠》三封信，都情意深厚，反复叮咛，比兄弟还要亲密。然而他与孟子的书信，却像与人打官司一样，分辨是非，过分地自我修饰。用这些来指摘他的瑕疵，难道只是荀子、扬雄吗？像韩愈这样的人都还如此，至于他以下的人，就更不值得说了。
神祠中名为“閟宫”的，是指严整深邃的宫室；名为“清□宫”的，是指清净的宫室。也可以称为“明宫”，韩愈《南海神庙碑》说：“明宫斋庐，上受雨淋，旁受风吹，没有遮盖屏障。”也可以称为“寿宫”，崔融《启母庙碑》说：“寿宫淡泊而不扰民。”大概明宫是神明居住的地方，寿宫则是死后不被遗忘的含义。
柳宗元《游朝阳岩》诗说：“可惜不是我的乡土，得以荫蔽在青茅之下。”又《禅室》诗说：“法池旁结着青茅屋，团团环绕着虚空洁白。”建造房屋用茅草，本是常事。一定要说“菁茆”，应当是当地所产，另有名为“菁茆”的东西。查《尚书·禹贡》荆州部分说：“包匦菁茆。”孔安国说：“匦，是匣子。菁用来做酸菜，茅用来缩酒。”疏解说：“《周礼·醢人》有菁菹鹿臡，所以知道菁用来做酸菜。郑玄说：菁，是蓂菁。蓂菁到处都有，而命令这个州进贡，大概是因为它的味道好。”《左传》僖公四年，齐桓公责备楚国说：“你的贡品包茅没有进献，大王祭祀无法供应，没有东西来缩酒。”这是说茅用来缩酒。《礼记·郊特牲》说：“缩酒用茅，以明确斟酒。”《周礼·甸师》说：“祭祀时供应萧茅。”郑兴说：“萧字有时写作莤，读作缩。把茅草捆起来立着，祭前把酒浇在上面，酒渗下去好像神喝了一样，所以叫缩。”杜预解释缩酒，完全采用郑兴的说法。而孔安国说菁做酸菜，也是依据《周礼》。《史记》记载齐桓公想封禅，管仲知道不可行，用言辞穷诘他，于是假设没有的事说：“古代封禅，用江淮之间的三脊茅作为垫席。”这是为了拒绝桓公，并不是荆州所有的东西。郑玄又把菁茅看作一种东西，匦意思是缠结。菁茅，是有毛刺的茅草。因为重视它，所以既包裹又缠结。根据前面的各种说法，孔安国认为菁和茅是两种东西，郑康成认为是一种东西。然而郑玄说菁是蓂菁，就不说茅；说菁茅是一种东西，就不说蓂。他的意思也是把菁和菁茅看作两种东西。那么柳宗元诗中用的菁茅，难道是郑玄所说的有毛刺的茅草吗？
卢仝《月蚀诗》说：“岁星主管福德，官爵却奉给了董秦。忍心让黔娄那样的人，死后尸体没有衣巾覆盖。”苏东坡说：“仔细品味这首诗，那么董秦是当时没有功劳却享受厚禄的人。董秦就是李忠臣，天宝末年的骁将，屡次建立战功，虽然粗鲁但也颇知忠义。代宗时，吐蕃侵犯京城，征召军队，忠臣当天就奔赴危难。考察他的始终，并不是没有功劳却享受厚禄的人。不知道卢仝为什么会有这句诗。”李子说：“卢仝用黔娄来对比董秦，那么起初就不讨论功劳，只讨论他的德行如何罢了。苏东坡却说董秦骁勇有战功，岂不是评价失误得很吗？李忠臣任淮西节度使时，贪婪残暴好色，将领官吏中妻女漂亮的，大多被他逼迫淫乱。他把军政大权都交给妹夫节度副使张惠光，惠光倚仗权势暴虐横行，军队和州民深受其苦。忠臣又把惠光的儿子任命为牙将，暴虐横行比父亲更厉害。都虞候李希烈，是忠臣的族子，因为众人怨恨愤怒，杀了惠光父子并驱逐了忠臣。忠臣的所作所为就是这样。岁星主管福德，却把官爵奉给他，卢仝之所以流泪向天控诉，原因在此。卢仝的词意直率，而苏东坡却为之曲解，这也是错误的。然而像董秦这样有功的人，就不应该做官吗？不是的。因为有功而授官是恰当的，这是国家的权柄；因为无德而享禄是不恰当的，这是君子不变的论断。两者各自有道理，如果妄想把它们统一起来，就不是正道了。苏东坡称赞忠臣颇知忠义，始终有功，意思认为在大历年间，君主父亲处于危难，不择日期就出发，是值得称道的。这值得称道，难道不念及建中之变吗？建中末年，朱泚僭越叛逆，皇帝流亡，忠臣长期心怀不满”
。望风投泚。其所谓知忠义而始终有功者。果安在哉。且舍功而论德。德则残贼矣。舍德而议功。功则叛人矣。两无所取。而东坡犹深惜之。殆见堁而不见空者也。莫细于堁。莫大于空。见莫细而不见其莫大者。有物蔽之而然耳。（卷七。十段。）
译望见叛军的风声就投降李希烈。那些所谓懂得忠义且始终有功的人，究竟在哪里呢？况且抛开功劳来谈论品德，他的品德是残忍暴虐的；抛开品德来议论功劳，他的功劳是背叛君主的。两方面都无可取之处，而苏东坡却仍然深深惋惜他，这大概是因为只看见了尘埃而没看见虚空吧。没有比尘埃更细微的了，没有比虚空更宏大的了。看见了最细微的却看不见最宏大的，是因为有东西遮蔽了视线才这样的。（卷七，第十段。）
司空表圣诗喜用韵字。春晚云。凭高怜酒韵。引满未能已。漫题云。率怕人书谨。闲宜酒韵高。以韵与酒。前人不道也。又光启四年春云。小栏花韵午晴初。抚事寄同游云。春添茶韵时过寺。红茶花云。岂怜高韵说红茶。又王宫云。风荷似醉和风舞。沙鸟无情伴客闲。是物此中皆有韵。更堪微雨半遮山。
皮日休鹿门隐书曰。舟之有仡。犹人之有道也。仡、不安也。舟之行匪仡不进。是不安而行安也。人之行也。犹舟之有仡。匪道不行。是不行而行也。夫秦氏仡于项。项遗仡于汉。是圣人之道。不安其所安。小人之道。安其所不安也。其自注云。仡、五勃反。舟动貌。按韵书及尚书注释皆云。仡仡为壮勇貌。仡。许乞鱼乙二切。音训俱与皮说不同。又遍寻字书。俱无音五勃反。而解为舟动貌者。此必扤字之误。诗云。天之扤我。如不我克。传曰。扤、动也。五忽反。
韩偓诗安贫云。窗里日光飞野马。案头筠管长蒲卢。又刘师道诗叹世云。野马飞窗日。酰鸡舞瓮天。所用野马字皆不当。按庄子。鹏之徙于南溟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野马乃泽中之气耳。今二诗皆以野马为游尘。误矣。
罗隐说石孝忠事李愬。愬信任与家人伍。元和中。蔡人不恭。天子用裴丞相计。以丞相征蔡。若愬者、光颜者、重胤者皆受丞相指挥。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诏刑部侍郎韩愈撰平蔡碑。将所以大丞相功业于蔡州。孝忠一旦熟视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仅倾陊者再三。吏执诣节度使。悉以闻。天子方以东北事倚诸将。闻是卒也。甚讶之。命具狱。将毙于碑下。孝忠伺吏隙。举枷尾拉一吏杀之。天子怒。使送阙下。因召见孝忠。孝忠顿首曰。平蔡之日。臣从在军前。吴秀琳、蔡之奸贼也。而愬降之。李佑、蔡之骁将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脱落于是矣。及元济缚。虽丞相与二三辈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后。刻石纪功。尽归与丞相。而愬第其名与光颜、重胤齿。愬固无所言矣。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将略如愬者。复肯为陛下用乎。赏不当功。罚不当罪。非陛下所以劝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非以明愬之功。且将为陛下正赏罚也。臣不推碑。无以为吏擒。不杀吏。无以见陛下。臣死不容时矣。请就刑。宪宗多其意。遂赦之。因号曰烈士。复召翰林段学士撰淮西碑。一如孝忠语。今韩、段二碑具在。其叙李愬入蔡事。韩止三十余字。段则近三百言。▯段承宪宗之旨。摅孝忠之愤。不得不大为铺张夸诩也。然细考韩笔。其三十余字。与段之三百言者。大略亦不异。但文昌所作。稍加绚丽而已。李义山称退之。谓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宋世诗人亦有云。千载断碑人脍炙。祇今谁数段文昌。则二公文字之优劣。不难判也。宪宗亦何为以卒隶之一言。遽命铲磨旧作。再更新制乎。予以退之之平生考之。盖有由焉。李汉序昌黎先生文曰。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终而翕然。遂以定。先生亦自以为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疐后。动辄得咎。退之所为。每为世所阻抑。当淮西之平。鸿功巨业。歌颂洋洋。将贻千万世而无斁。事体之重。譬之九鼎。而先生独以一手扛之。当时必有以私意指摘者。群嚣队噪。踵之以孝忠之舌。众喣所漂。泰山一羽。其势无足怪者。然则为宪宗者。当如何哉。要察所闻之言为何如耳。如其言可谅韩笔不能以尽偏裨士卒之劳。自应别录名氏。列之碑阴足矣。亦不可以轻信人语。划然而改章也。如其事无甚遗逸。而孝忠以一介抗天子。而杀人蔑王法。以暴狠求雄名。曰。吾欲劝天下之为人下者。是为兄尺寸之地而夺乃父乃祖之天也。盍磔之独柳之下。与元济同尸。顾义而赦之。赏罪人为烈士。又用其腾口之说。以轻易星斗之文。为宪宗者。不亦惑甚矣乎。春秋书齐豹为盗。说者曰。为恶求名而有名章彻。则作难之士谁或不为。
译司空图写诗喜欢使用“韵”字。他在《春晚》中说：“凭高怜酒韵，引满未能已。”在《漫题》中说：“率怕人书谨，闲宜酒韵高。”将“韵”与“酒”联系起来，前人未曾说过。又在《光启四年春》中说：“小栏花韵午晴初。”在《抚事寄同游》中说：“春添茶韵时过寺。”在《红茶花》中说：“岂怜高韵说红茶。”又在《王宫》中说：“风荷似醉和风舞，沙鸟无情伴客闲。是物此中皆有韵，更堪微雨半遮山。”
皮日休在《鹿门隐书》中说：“船有‘仡’，就像人有道义一样。‘仡’，是不安的意思。船行驶如果不‘仡’就不能前进，这是不安而达到安。人的行为，就像船有‘仡’一样，没有道义就不能行动，这是不行而达到行。秦朝因‘仡’而败于项羽，项羽又把‘仡’遗留给了汉朝。这是圣人的道义，不安于其所安；小人的道义，安于其所不安。”他自注说：“‘仡’，五勃反，船动的样子。”查考韵书及《尚书》注释都说：“‘仡仡’是壮勇的样子。”“仡”字，许慎《说文解字》注乞、鱼、乙二切，音义都与皮日休的说法不同。又遍寻字书，都没有音五勃反且解释为船动样子的。这一定是“扤”字的错误。《诗经》说：“天之扤我，如不我克。”传曰：“扤，动也。”五忽反。
韩偓《安贫》诗说：“窗里日光飞野马，案头筠管长蒲卢。”又刘师道《叹世》诗说：“野马飞窗日，酰鸡舞瓮天。”所用的“野马”二字都不恰当。查考《庄子》：“大鹏迁徙到南海时，水击三千里，乘着旋风而上九万里，凭借六月的大风离开。野马般的雾气，尘埃，都是生物用气息相互吹拂形成的。”野马乃是沼泽中的雾气罢了。现在这两首诗都把野马当作游动的尘埃，是错误的。
罗隐讲述石孝忠侍奉李愬的事情。李愬信任他，把他当作家人一样。元和年间，蔡州人不恭顺，天子采纳裴丞相的计策，派丞相征讨蔡州。像李愬、李光颜、韩重胤等都受丞相指挥。第二年蔡州平定，天子很高兴，下诏命刑部侍郎韩愈撰写《平蔡碑》，用来在蔡州彰显丞相的功业。石孝忠有一天仔细看了碑文，非常愤怒，于是用力推倒碑石，碑石几乎倒塌多次。官吏将他抓起来送到节度使那里，全部上报天子。天子正依靠众将处理东北事务，听说这个士兵的事，非常惊讶，命令查办案件，准备在碑下处死他。石孝忠趁官吏疏忽，举起枷锁的尾部拉倒一个官吏并杀了他。天子大怒，把他押送到京城。于是召见石孝忠。石孝忠叩头说：“平定蔡州那天，臣跟随在军前。吴秀琳是蔡州的奸贼，李愬招降了他；李佑是蔡州的骁将，李愬擒获了他。蔡州的爪牙就此脱落了。等到吴元济被捆绑，即使是丞相和几个将领也不能预先知道。蔡州平定后，刻石记功，全部归于丞相，而李愬只名列在李光颜、韩重胤之后。李愬本来没有说什么了。不幸如果再有一个淮西，将领谋略像李愬这样的人，还肯为陛下效力吗？赏赐不匹配功劳，惩罚不匹配罪行，这不是陛下用来勉励人的方法。臣推倒碑石，不是为了表明李愬的功劳，而是为了替陛下纠正赏罚。臣不推碑，就不会被官吏抓获；不杀官吏，就不能见到陛下。臣死期已至，请受刑。”宪宗赞赏他的心意，于是赦免了他，因此号称烈士。又召翰林学士段文昌撰写淮西碑，完全按照石孝忠的话。现在韩愈、段文昌的两块碑都在。叙述李愬进入蔡州的事，韩愈只有三十多字，段文昌则接近三百字。段文昌秉承宪宗的旨意，抒发石孝忠的愤懑，不得不大为铺张夸耀。然而仔细考察韩愈的笔法，那三十多字，与段文昌的三百字，大致也没有不同。只是韩愈所作，稍微华丽一些罢了。李商隐称赞韩愈，说：“您的文章如同元气，先前已深入人心。”宋代诗人也有说：“千载断碑被人传诵，如今谁还数落段文昌。”那么两位公子的文字优劣，不难判断了。宪宗又为什么因为一个士兵的一句话，就命令铲除旧作，重新制作新碑呢？我用韩愈的平生来考察，大概是有原因的。李汉为昌黎先生文集作序说：“当时的人开始惊讶，中间嘲笑，并且排斥先生更加坚定，最终信服，于是确定下来。”先生也自认为公事不被世人信任，私事不被朋友帮助，进退维谷，动辄得咎。韩愈所为，常被世人阻抑。当淮西平定时，巨大的功业，歌颂之声洋洋洒洒，将流传千万世而不厌倦。事情的重要，好比九鼎，而先生独自一手承担。当时一定有以私意指摘的人，群起喧哗，接着是石孝忠的言论。众人吹嘘所漂流的，泰山也轻如羽毛，这种形势没有什么奇怪的。然而作为宪宗，应当如何呢？主要考察所听到的话是怎样的。如果他的话可信，韩愈的碑文不能详尽偏将和士卒的劳苦，自然应该另外记录姓名，列在碑阴就够了。也不可以轻信人言，突然改变文章。如果事情没有太多遗漏，而石孝忠以一介士兵对抗天子，杀人蔑视王法，用暴狠求取雄名，说：“我想劝天下做下属的人，为了兄长尺寸之地而夺取父亲祖辈的天位。”何不把他车裂在独柳之下，与吴元济同尸？看义而赦免他，奖赏罪人为烈士，又用他口舌之说，轻易星斗般的文章。作为宪宗，不也太迷惑了吗？《春秋》记载齐豹为盗，解说者说：“做恶求名而有名显赫，那么作乱的人谁不做呢？”
东坡漱茶帖云。茶性暗中损人为不少。吾有一法。每食已。辄以浓茶漱口。烦腻既去。而脾胃不知。此说亦未尽得。茶性固多损。漱茶则牙齿固利。脾胃固不伤。然不知齿自属肾。茶入齿罅。气味之所蒸。全归肾经。脾胃虽不觉。而肾则觉之。消阳助阴。漱啜无异。或谓啜之与漱。啜之为力甚多。而漱之为力甚少。漱涤之损。终轻于啜。此亦不然。饮啜则气归于脾胃。而后始传于余脏。今而漱之。则其气独归于肾。是其力多少适相等耳。若脾胃。则漱实胜于啜也。
东坡蓄墨。墨文有文公桧鼯腊墨六字者。且自言不知其所谓。予以为此亦易晓。文公桧、当是作者之姓名耳。鼯腊、则所造之岁月。鼯、鼠也。当是岁阳值子。腊、则十二月也。
王诜晋卿建宝绘堂。以前后所得法书名画尽贮其中。东坡为作记云。桓灵宝之走舸。王涯之复壁。皆留意之祸也。东坡又尝谓其弟子由之达。自幼而然。每获书画。漠然不甚经意。若坡所论。真所谓寓物而不留物者也。然乌台诗话所载款状。与晋卿往还者。多以书画为累。是岂真能忘情者哉。世所传洪觉范镫蛾词云。也知爱处实难拚。觉范特指虫蚁言耳。人之逐欲而丧躯者。抑有甚于此。此深可以为士君子之戒也。
人情誉之则喜。訾之则怒。喜不于其誉。于其荣也。怒不于其訾。于其辱也。小人则不然。反甘心于得恶声。既不以为辱。而更自以为荣焉。夫小人亦人也。亦人之心也。荣辱与人同之。而其美恶之闲。尽与人相反者。何哉。吾之所利者。在此焉耳。彼世之所谓荣辱者。非吾所恤也。唐穆宗时。李逢吉之党潜贬户部侍郎李绅为端州司马。逢吉仍率百官表贺。既退。百官复诣中书贺。逢吉乃与张又新语。门者弗内。良久。又新挥汗而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让。众骇愕辟易惮之。夫众之所以惮又新者。惮其恶声也。又新之所以获众惮者。卖其恶声也。吾方卖之。惟恐恶声之不四驰也。利作于辱。辱吾荣也。又何辱之云乎。人君之所以理世。人之所以处世。惟荣与辱两端而已。荣辱两无所施。则贼君戕父。无所不至矣。人亦安得而不惮之哉。顷有一人焉。才而甚□稍亲要路。常于广坐扬言曰。吾之力薄。诚不能与人为福。惟是朝夕议论之闲或能与人为祸。吁。此又学为又新而市恶声者也。贾者必珍其货而后市。小人则恶其声而后市。一哄之市。厥有如此。
人言山谷之于东坡。常欲抗衡而常不及。故其诗文字画。别为一家。意若曰。我为汝所为。要在人后。我不为汝所为。则必得以名世成不朽。此其为论也隘矣。凡人才之所得。千万而蔑有同之者。是造物者之大恒也。凫自为短。鹤自为长。凫岂为鹤而始短吾足。鹤岂为凫而始长吾胫也哉。近世周户部题鲁直墨迹云。诗律如提十万兵。东坡直欲避时名。须知笔墨浑闲事。犹与先生抵死争。周深于文者。此诗亦以世俗之口。量前人之心也。闲读周集。因为此说。以喻世之不知山谷者。
介甫咏韩退之诗云。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无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又集唐百家选。其自序云。废目力于此。良足惜。此其为言。可以为达矣。求其用心。可以为远矣。然撰着字说及三经新议。前人论议皆斥去不用。一出新义。必使天下学者皆吾之从。顾不知自谓费精神费目力否也。文字固不足道。观其得君柄国。专以财赋为己任。至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卒以召朋党相煽之祸。此岂非言语自为一人。而其事业又自为一人乎。
陈无己诗寄晁以道云。十年作吏仍餬口。两地为邻阙寄声。注云。颜鲁公帖曰。阖门百口。几至餬口。按左传。郑庄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餬其口于四方。杜预云。餬、粥也。粥乃贫家所食。陈诗自谓仕久而贫。因用郑庄公语。而颜真卿谓其家几至餬口。则其意与左氏异。岂以餬口谓都无所食乎。
米元章治第润州。有小轩面
译东坡《漱茶帖》说：“茶性暗中损害人体，为数不少。我有一法，每次饭后，就用浓茶漱口。烦腻之气既已去除，而脾胃却不知晓。”这种说法也不完全正确。茶性固然多有损害，但用茶漱口，牙齿确实坚固锋利，脾胃确实不受伤害。然而不知道牙齿本身属于肾，茶进入牙齿缝隙，气味所蒸发的，全部归于肾经。脾胃虽然感觉不到，但肾却能感觉到。消耗阳气、助长阴气，漱口与饮用并无不同。有人说，饮用与漱口相比，饮用的力量很大，而漱口的力量很小，漱涤的损害，终究轻于饮用。这也不对。饮用则茶气归于脾胃，然后才传达到其他脏腑。现在如果漱口，那么茶气唯独归于肾，其力量多少正好相等罢了。至于脾胃，那么漱口确实胜过饮用。
东坡收藏墨锭，墨文上有“文公桧鼯腊墨”六个字的，并且自己说不知道它的意思。我认为这也容易理解。“文公桧”，应当是制作者的姓名；“鼯腊”，则是制造的年月。“鼯”是鼠，应当是岁阳值子年；“腊”，则是十二月。
王诜字晋卿，建造宝绘堂，将前后所得的法书名画全部收藏其中。东坡为此作记说：“桓灵宝的走舸，王涯的复壁，都是因留意收藏而招致的祸患。”东坡又曾称赞他的弟弟苏辙通达事理，从小就是这样。每当获得书画，都漠然不在意。像东坡所论述的，真可以说是寄托于物而不滞留于物的人。然而《乌台诗话》所载的供状，与晋卿交往的人，大多因书画而受累，这难道真是能忘情的人吗？世上所传的洪觉范《灯蛾词》说：“也知爱处实难拚。”觉范只是指虫蚁而言罢了。人追逐欲望而丧失性命，比这更严重。这深深可以作为士大夫君子的警戒。
人情，称赞他则高兴，诋毁他则愤怒。高兴不是因为称赞，而是因为荣耀；愤怒不是因为诋毁，而是因为耻辱。小人则不然，反而甘心于得到恶名，既不以之为耻辱，反而自以为荣耀。小人也是人，也是人的心，荣辱与人相同，而其美恶之间，完全与人相反的，为什么呢？我所利的，就在这里罢了。世上所谓的荣辱，不是我忧虑的。唐穆宗时，李逢吉的党羽暗中贬谪户部侍郎李绅为端州司马，逢吉仍然率领百官上表祝贺。退朝后，百官又到中书省祝贺，逢吉于是与张又新说话，守门人不让进入。过了很久，又新挥汗而出，向百官拱手作揖说：“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推让。”众人惊愕退避，畏惧他。众人之所以畏惧又新，是畏惧他的恶名。又新之所以获得众人的畏惧，是出卖他的恶名。我正是要出卖它，只怕恶名不四处传播罢了。利益产生于耻辱，耻辱就是我的荣耀，又有什么耻辱可说的呢？君主治理天下，人处世，只有荣耀与耻辱两端而已。荣辱两方面都不起作用，那么贼害君主、杀害父亲，就没有做不到的了。人们又怎么能不畏惧他呢？近来有一个人，有才能且非常……稍微亲近权要之路，常在众人面前扬言说：“我的力量薄弱，实在不能与人造福，只有朝夕议论之间，或许能与人造祸。”唉，这又是学习张又新而买卖恶名的人。商人必定珍视他的货物而后买卖，小人则厌恶他的名声而后买卖。一哄而起的集市，竟有这样的情况。
人们说黄庭坚对于东坡，常想抗衡却常不及，所以他的诗文字画，另立一家。意思好像是说：“我做的，要在你之后；我不做的，则必定得以名世成不朽。”这种论调狭隘了。凡人才华所获得的，千万人中几乎没有相同的，这是造物主的大恒常。野鸭自然脚短，鹤自然脚长，野鸭难道因为鹤才开始缩短我的脚，鹤难道因为野鸭才开始伸长我的腿吗？近世周户部题鲁直墨迹说：“诗律如提十万兵，东坡直欲避时名。须知笔墨浑闲事，犹与先生抵死争。”周深谙文学，这首诗也是以世俗的口吻，衡量前人的心意。闲读周集，因此写下这些，用来比喻世上不了解黄庭坚的人。
王安石咏韩愈诗说：“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无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又编选《唐百家诗选》，其自序说：“浪费目力于此，实在可惜。”这种言论，可以说是通达了。探究他的用心，可以说是深远了。然而撰写《字说》及《三经新义》，前人的论议都排斥不用，一概出自新义，必定要使天下学者都顺从我，却不知自己是否耗费精神、浪费目力。文字固然不足道，看他得到君主信任执掌国政，专以财赋为己任，甚至说天变不足畏惧，祖宗不足效法，人言不足顾虑，最终招致朋党相互煽动的祸患。这难道不是言语自成一人，而其事业又自成一人吗？
陈师道诗寄晁补之说：“十年作吏仍餬口，两地为邻阙寄声。”注说：“颜鲁公帖曰：‘阖门百口，几至餬口。’”按《左传》，郑庄公说：“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餬其口于四方。”杜预说：“餬，粥也。粥是贫家所食。”陈诗自谓做官久而贫穷，因而使用郑庄公的话。而颜真卿说他家几乎到了靠粥度日，那么他的意思与《左传》不同。难道以“餬口”谓都无所食吗？
米芾在润州修建宅第，有小轩面
西山。用王徽之朝来致有爽气语。名致爽。石林先生以为世以致字为学以致其道之致。非也。魏晋以来。多以致为语助。似是训甚。李子曰。以致爽之致为致其道之致。固谬。又云。似是训甚。则其言义含糊。模棱手耳。致自为甚。致爽自得以名轩。此亦何必深论。若以致为语助。则大段乖剌矣。
译西山。借用王徽之早晨来访时所说的“有爽气”的话。命名为“致爽”。石林先生认为世人将“致”字理解为“学以致其道”中的“致”。这是不对的。魏晋以来。大多将“致”作为语气助词。似乎可以解释为“很”。李子说。将“致爽”中的“致”理解为“致其道”中的“致”。固然错误。又说。似乎可以解释为“很”。那么他的言辞意义含糊。只是模棱两可罢了。“致”本身就有“很”的意思。“致爽”自然可以用来命名书斋。这又何必深入讨论。如果将“致”当作语气助词。那就大相径庭了。
张本孝叔为孔毅夫杂说序云。其言汉景免笞人背。明皇亲择守令。宣宗立太子。不委宰相而属宦官。至言祥瑞风鉴不可凭。议论甚韪。其引父命亦得为敕。母亦可称大人。传或有之。不可为后世法。则近赘言焉。孝叔谓后二事不可为后世法。非也。毅夫录此者。盖见前史有此语。因而表出之。初不定以为后世法也。而孝叔以此为赘。何不量己之赘耶。
诗二雅及颂前三卷题曰。某诗之什。陆德明释云。歌诗之作。非止一人。篇数既多。故以十篇编为一卷。名之为什。今人以诗为篇什。或称誉他人所作为佳什。非也。
古文用韵。邻傍上下。凡声音之近似者。俱得相与为协。若东、冬、江为协。旨有语协。歌、麻、阳、哿、马、屋、角之类皆得通用。至入声则有兼用五六韵者。盖古人因事为文。不拘声病。而专以意为主。虽其音韵不谐。不恤也。后人则专以浮声切响论文。文之骨格。安得不弱。
诸乐有拍。惟琴无拍。祇有节奏。节奏虽似拍而非拍也。前贤论今琴曲已是郑卫。若又作拍。则淫哇之声。有甚于郑卫者矣。故琴家谓迟亦不妨。疾亦不妨。所最忌者惟其作拍。而能改斋漫录论胡笳十八拍。引谢希逸琴论云。平调明君三十六拍。胡笳明君二十六拍。清调明君十三拍。闲弦明君九拍。蜀调明君十二拍。吴调明君十四拍。杜琼明君二十一拍。七曲皆言拍。果是希逸语否。在琴操其实不当言拍。止可言几奏也。今琴谱载大小胡笳十八拍或十九拍者。乃后世琴工相传云尔。（卷八。十六段。）
附录
内翰李文正公（苏天爵元名臣事略。）
公名冶。字仁卿。真定栾城人。金正大末登进士第。壬辰北渡。居太原。藩府交辟皆不就。至元二年召拜翰林学士。明年以疾辞归。居元氏之封龙山。十六年卒。年八十八。
公幼读书。手不释卷。性颖悟。有成人之风。既长。与河中李钦叔、龙山冀京甫、平晋李长源为同年友。屏山李先生令代作墓铭数篇。一夕而就。屏山大加赏异。正大七年登词赋进士第。调高陵簿。未上。从大臣辟权知钧州事。时调度方殷。公掌出纳。无规撮之误。壬辰正月城溃。公微服北渡。流落忻、崞间。人所不能堪。公处之自若也。（事迹。）
先生才大而雅。识远而明。闳于中而肆于外。盖将以斯文鸣斯道者也。在河南时。文声已大振。及壬辰北渡。隐于崞山之桐川。聚书环堵中。闭关却埽。以涵泳先王之道为乐。虽饥寒不能自存。亦不恤也。是后由崞而之太原。之平定。之元氏。流离顿挫。亦未尝一日废其业。手不停披。口不绝诵。如是者几五十年。先生之于学。其勤至矣。人品既高。真积之力斯久。所以优柔餍饫。深造自得。兼众人之所独。经为通儒。文为名家。其名德雅望。又为一时衣冠之龙门也。退然自以为不足。尝曰。名为吾眼中之昧。盖先生性喜退密。耻于近名。所学所行。切于为己。而非以为人也。（门生集贤焦公撰文）（集序。）
世祖方居潜邸。岁丁巳五月。遣按忒木儿、董文用驰传来召。且曰。素闻仁卿学赡才优。潜德不耀。久欲一见之。切毋他辞。既至。帝问汝在河南居官者谁最佳。公对曰。百余年间。人才未易数。在今日论之。其险夷一节。则完颜仲德甚可嘉尚。又问仲德读书否。对曰。仲德策论进士。观其以国忘家。以主忘身。实自读书中来。又问完颜合答及蒲瓦何如。对曰。二人将略俱短少。帝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又问魏征、曹彬何如。对曰。征忠言谠论。知无不言。实为唐朝名臣第一。彬伐江南。未尝妄杀一人。当在方叔、召虎之列。韩、白、卫、霍。在所不论。又问今居官之人有如魏征者否。对曰。今之人侧媚成风。欲比魏征。实多愧矣。又问人材。对曰。天下未尝乏材。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理势然耳。且今之儒生如魏璠、王鹗、李献卿、兰光廷、赵复、郝经、王博文辈。皆可用之材。又皆贤王之所素知。已尝聘问者也。举
译张孝叔为孔毅夫《杂说》作序说：书中提到汉景帝废除笞打犯人背部的刑罚，唐明皇亲自挑选地方长官，唐宣宗立太子时不委任宰相而托付给宦官，甚至说到祥瑞、风鉴不可凭信，这些议论都很正确。其中引用“父命也可以称为敕令，母亲也可以称为大人”的说法，史传中或许有记载，但不能作为后世的法则，这就近乎多余的话了。孝叔认为后两件事不能作为后世的法则，这是不对的。毅夫记录这些，大概是因为前代史书中有这样的说法，因而特意标举出来，起初并没有确定要把它作为后世的法则。而孝叔认为这是多余的话，为什么不衡量一下自己才是多余的呢？
《诗经》二雅及《颂》的前三卷题名为“某诗之什”。陆德明解释说：诗歌的创作，不止一人，篇数既然很多，所以把十篇编为一卷，称为“什”。现在的人把诗称为“篇什”，或者称赞他人的作品为“佳什”，这是不对的。
古文中用韵，邻近上下，凡是声音近似的，都可以互相协韵。比如东、冬、江可以协韵，旨、有、语可以协韵，歌、麻、阳、哿、马、屋、角之类都可以通用。至于入声，甚至有兼用五六个韵部的情况。这是因为古人因事作文，不拘泥于声律的弊病，而以表达意旨为主。即使音韵不和谐，也不顾惜。后人则专门以浮声切响来评论文章，文章的骨格，怎么能不软弱呢？
各种乐器都有节拍，只有琴没有节拍，只有节奏。节奏虽然像节拍但不是节拍。前代贤人评论说，现在的琴曲已经是郑卫之音了，如果再加上节拍，那么淫靡的声音，就比郑卫之音更严重了。所以琴家说，慢一点也无妨，快一点也无妨，最忌讳的就是加上节拍。而《能改斋漫录》讨论《胡笳十八拍》，引用谢希逸《琴论》说：平调《明君》三十六拍，胡笳《明君》二十六拍，清调《明君》十三拍，闲弦《明君》九拍，蜀调《明君》十二拍，吴调《明君》十四拍，杜琼《明君》二十一拍，七首曲子都提到“拍”。这果真是谢希逸的话吗？在《琴操》中其实不该说“拍”，只能说几“奏”罢了。现在琴谱记载大小《胡笳》十八拍或十九拍，乃是后世琴工相传的说法。（卷八，十六段。）
附录
内翰李文正公（苏天爵《元名臣事略》）
公名冶，字仁卿，真定栾城人。金正大末年考中进士。壬辰年北渡黄河，居住在太原。各藩王府交相征召，他都不去就任。至元二年被召拜为翰林学士。第二年因病辞官回家，居住在元氏县的封龙山。至元十六年去世，享年八十八岁。
公小时候读书，手不离开书卷。天性聪颖，有成年人的风度。长大后，与河中李钦叔、龙山冀京甫、平晋李长源成为同年好友。屏山李先生让他代写几篇墓志铭，他一个晚上就完成了。屏山先生大为赞赏他的奇异才华。正大七年考中词赋进士，调任高陵县簿，还未上任，就跟随大臣征召暂代钧州知州。当时调拨物资正繁忙，公掌管收支，没有分毫差错。壬辰年正月城破，公穿着便服北渡黄河，流落在忻州、崞州之间。别人不能忍受的，公却能安然处之。（事迹）
先生才学博大而高雅，见识深远而明达，内心宏大而外表洒脱，大概是要以文章来宣扬道统的。在河南时，文名已经大振。等到壬辰年北渡，隐居在崞山的桐川，在简陋的居室中聚集书籍，闭门谢客，以沉浸于先王之道为乐。即使饥寒交迫不能自存，也不顾惜。此后从崞州到太原，到平定，到元氏，流离颠沛，也未曾有一天荒废学业。手不停翻书，口不停诵读，像这样将近五十年。先生对于学问，勤奋到了极点。人品既高，长期积累的力量也就持久，所以从容饱览，深造自得，兼具众人所独有的优点，经学上是通儒，文学上是名家。他的名望德行，又成为当时士大夫的楷模。他退让自谦，认为自己不足，曾说：“名声是我眼中的迷雾。”大概先生生性喜欢退让隐密，以接近名声为耻，所学所行，切实为了修身，而不是为了取悦他人。（门生集贤焦公撰文）（集序）
世祖当时还在潜邸，丁巳年五月，派遣按忒木儿、董文用快马传召，并且说：“一向听说仁卿学识渊博才华优秀，潜德不耀，很久就想见一见，千万不要推辞。”到了之后，皇帝问：“你在河南做官，谁最好？”公回答说：“百多年来，人才不易数尽。在今天来说，论其身处险境或顺境都能坚守节操，那么完颜仲德很值得嘉奖推崇。”又问：“仲德读书吗？”回答说：“仲德是策论进士，看他为国忘家，为主忘身，确实是从读书中得来的。”又问：“完颜合答和蒲瓦怎么样？”回答说：“这两人将略都短缺，皇帝对他们信任不疑，这就是金朝灭亡的原因。”又问：“魏征、曹彬怎么样？”回答说：“魏征忠言直论，知无不言，实在是唐朝名臣第一。曹彬征伐江南，不曾妄杀一人，应当位列方叔、召虎之列，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就不在话下了。”又问：“现在做官的人有像魏征的吗？”回答说：“现在的人阿谀奉承成风，想要比得上魏征，实在惭愧多了。”又问：“人才如何？”回答说：“天下不曾缺乏人才，寻求就能得到，舍弃就会失去，道理和形势本来如此。况且现在的儒生如魏璠、王鹗、李献卿、兰光廷、赵复、郝经、王博文等人，都是可用之才，又都是贤王一向所了解，曾经聘请询问过的。”举
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不尽耳。夫四海之内。曷止此数子哉。诚能广延于外。将见云集辐凑于朝廷矣。又问回鹘之人可用否。对曰。汉人中有君子小人。回鹘人亦有君子小人。但其人贪财嗜利。廉谨者少。在国家择而用之耳。又问天下当何如而治。对曰。夫治天下。欲难则难于登天。欲易则易于反掌。盖有法度则治。控名责实则治。进君子退小人则治。如是而治天下。岂不易于反掌乎。无法则乱。有名无实则乱。进小人退君子则乱。如是而治天下。岂不难于登天乎。且为治之道。不过立法度。正纪纲而已。纪纲者、上下相维持。法度者、赏罚示惩劝。今则大官小吏。下至编民。皆自纵恣。以私害公。是无法度也。有功者未必得赏。有罪者未必被罚。甚则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反获宠。是无赏罚也。法度隳。纪纲坏。天下不变乱。已为幸矣。又问昨者地震何如。对曰。天裂为阳不足。地动为阴有余。地道。阴也。阴太盈。则变常矣。今之震动。或奸邪在侧。或女谒盛行。或谗慝弘多。或刑狱失中。或征伐骤举。五者必有一于此矣。然天之爱君。如爱其子。故出此以警之。苟能辨奸邪。去女谒。屏谗慝。减刑狱。止征伐。上当天心。下合人意。则可变咎证为休征矣。（王庭问对。）
译从而任用他们，有什么不行的呢？只怕不能充分任用罢了。天下之内，难道只有这几个人吗？如果真能广泛地从外部延揽人才，将会看到人才像云一样聚集、像车辐一样集中于朝廷了。
又问回鹘人是否可以用？回答说：汉人中有君子和小人，回鹘人也有君子和小人。只是他们贪婪钱财、喜好利益，廉洁谨慎的人很少。关键在于国家选拔并任用他们罢了。
又问天下应当怎样治理才能安定？回答说：治理天下，想让它难，比登天还难；想让它易，比翻手掌还容易。大概有法度就能治理，名实相符就能治理，进用君子、斥退小人就能治理。像这样治理天下，难道不比翻手掌还容易吗？没有法度就会混乱，有名无实就会混乱，进用小人、斥退君子就会混乱。像这样治理天下，难道不比登天还难吗？
况且治理的方法，不过是建立法度、端正纪纲罢了。纪纲，是上下互相维持；法度，是用赏罚来显示惩戒和劝勉。现在从大官小吏，下到平民百姓，都放纵自己，因私利损害公义，这是没有法度。有功的人不一定得到奖赏，有罪的人不一定受到惩罚，甚至有功的人反而遭受侮辱，有罪的人反而获得宠幸，这是没有赏罚。法度毁坏，纪纲败坏，天下不变得混乱，已经是幸运的了。
又问昨天的地震是怎么回事？回答说：天裂是因为阳气不足，地动是因为阴气有余。地道属阴，阴气太盛，就会发生反常的变化。现在的震动，或许是奸邪之人在侧，或许是女宠干政盛行，或许是谗言邪恶众多，或许是刑狱失当，或许是征伐频繁兴起，这五种情况必定有一种存在。然而上天爱护君主，就像爱护自己的儿子一样，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来警示他。如果能够辨别奸邪，去除女宠干政，屏退谗言邪恶，减少刑狱，停止征伐，上符合天心，下合乎人意，那么就可以把灾异之兆转变为吉祥之兆了。
先生平生爱山嗜书。余无所好。晚家元氏。买田封龙山下。以供饘粥。学者稍稍从之。岁久。从游者日益多。所居不能容。乡人相与言曰。封龙山中。有李相昉读书堂故基。兵革以来。荆棘堙废不治。若芟而葺之。令先生时憩杖履而栖生徒。岂不为吾乡之盛事哉。以告先生。先生欣然从之。则相与聚材鸠工。日增月积。讲堂斋舍。以次成就。旧有大成殿。弊漏倾敧。又重新之。未几。朝廷闻先生贤。安车聘之。既至。奏对称旨。欲处以清要。先生谢曰。老病非所堪也。恳求还山。朝廷知不可留。遂其意。后四年。诏立翰林院于燕京。再以学士召。仍敕真定宣慰司驿骑赍遣先生起。就职纔期月。又以老病寻医去。（王文忠公撰书院记。○按公与翰苑诸公书云。诸公以英材骏足。绝世之学。高蹑紫清。黼黻元化。固自其所。而某也孱资琐质。误恩偶及。亦复与吹竽之部。律以廉耻。为几不韪耶。诸公愍我耄昏。教我不逮。肯容我窜名玉堂之署。日夕相与。刺经讲古。订辨文字。不即叱出。覆露之德。宁敢少忘哉。但翰林非病叟所处。宠禄非庸夫所食。官谤可畏，幸而得请投迹。故山木石与居。麋鹿与游。斯亦老朽无用者之所便也。）
翰林视草。惟天子命之。史馆秉笔。以宰相监之。特书佐之流。有司之事耳。非作者所敢自专。而非非是是也。今者犹以翰林史馆为高选。是工谀誉而善缘饰者为高选也。吾恐识者羞之。（敬斋泛说。）
吾闻文章有不当为者五。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蛊俗四也。不可以示子孙五也。今之作者。异乎吾所闻矣。不以为所不当者之为患。惟无是五者之为患。（泛说。○公著述有文集四十卷。壁书丛削十卷。泛说四十卷。古今黈四十卷。测圜海镜十二卷。益古衍段三卷。其它杂书又十余卷。）
或问学。李子曰。学有三。积之之多。不若取之之精。取之之精。不若得之之深。（泛说。）
李子年二十以来。知作为文章之可乐。以为外是无乐也。三十以来。知搴取声华之可乐。以为外是无乐也。四十以来。知究竟名理之可乐。以为外是无乐也。今五十矣。覆取二十以前所读论孟六经等书读之。乃知曩诸所乐。曾夏虫之不若焉。尚未卜自今以往又有乐于此也以否。（泛说。）
初。聂侯珪以土豪归国帅平定者最久。雅亲文儒。闻敬斋李公之名而贤之。辇至郡舍。会遗山元公还太原过之。为数日留。因追忆闲闲、文献二老。作诗云。百年乔木郁苍苍。耆旧风流赵与杨。为向榆关使君道。郡中合有二贤堂。聂侯起谢曰。此珪志也。方经始而聂侯卒。至元二年。刘侯天禄继守是州。为屋数楹。置赵、杨、元、李四公像其中以事之。惟闲闲、文献以道德文章为一代宗师。昔在礼部翰林对持文柄。时号赵杨。遗山、敬斋皆二公门下客。自南郡时。才名已相埒。北渡后常往来西州。寓志于文字间。赓唱迭和。世亦谓之元李。海内之人。识与不识。往往诵其诗。读其书。敬仰其人。盖所谓闻而不得见。见而不得亲者。独是一郡闲闲之桐乡。文献之梓里也。人歌清静之政。家服孝友之化。而又接见遗山、敬斋。凡僚吏士庶。每话及中州耆旧。必以四贤为称首。堂而祠之。宜矣。（太常徐公撰四贤堂记。）
永乐大典一书。颠倒篇章。割裂文句。诚浅夫之所作也。然其时旧本已亡。搜采殊富。故今人多从此伐山而拾渖焉。梓而传之。率世所罕觏者。即如金儒李仁卿敬斋古今黈一书。聚珍版刻凡八卷。先时读之。惊其上下千古。博极群书。欣所未见。而名臣事略不详卷目。比在吴门张讱庵家得见元书。系旧钞足本。凡十一卷。前后序跋皆无。为明万历庚子武林书室蒋德盛梓行者。核其目。计四百五十八则。取聚珍版校之。仅得十之六。尚遗其四。至所引文中。前后颠乱。遗脱不少。其脱前者三则。（三卷马援上。又约轻上。五卷通鉴文上。）脱后者十一则。（一卷三百下。又国风下。二
译先生平生喜爱山水，酷爱读书，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爱好。晚年定居在元氏县，在封龙山下购买田地，用来维持日常饮食。求学的人渐渐跟随他。时间久了，跟随他游学的人日益增多，住所无法容纳。同乡的人相互说道：“封龙山中，有李昉丞相读书堂旧址。自战乱以来，荆棘丛生，荒废不治。如果砍除杂草加以修缮，让先生时常拄杖漫步休息，并让学生们居住，难道不是我们家乡的盛事吗？”把这话告诉先生，先生欣然同意。于是大家共同聚集材料，招募工匠，日积月累，讲堂斋舍，依次建成。原来有大成殿，破旧漏雨，倾斜不稳，又重新修缮。不久，朝廷听说先生贤德，用安车聘请他。先生到京后，奏对符合皇帝心意，朝廷想授予他清贵显要的职位。先生推辞说：“年老多病，不能胜任。”恳求返回山中。朝廷知道无法挽留，遂成全他的意愿。四年后，下诏在燕京设立翰林院，再次以学士征召他，仍命令真定宣慰司派驿马护送先生起身赴任。任职刚满一个月，又因年老多病寻医离去。（王文忠公撰写书院记。○按公与翰林院各位公卿书信中说：“各位公卿凭借英才骏马，绝世学问，高步紫禁，辅佐元化，本分如此。而我资质孱弱，形体琐碎，误蒙恩宠偶然及身，也混入吹竽之列，用廉耻来衡量，几乎是不对啊。各位公卿怜悯我年老昏聩，教导我不足之处，肯容许我窜名于玉堂署中，日夜一起，刺探经义，讲论古事，订正辨明文字，不立即喝斥我出去，这覆露之恩，怎敢稍忘呢？但翰林院不是病老之人所居之处，宠禄不是庸夫所食之禄。官谤可畏，幸而得以请求辞官，投迹于故山，与木石同处，与麋鹿同游，这也是老朽无用之人所便利的。”）
翰林院起草诏令，只有天子命令；史馆执笔，由宰相监督。不过是书佐一类，是有关部门的事务罢了，不是作者所敢擅自专断，也不是非黑即白。现在仍然把翰林院、史馆视为高选，这是把善于阿谀奉承、擅长粉饰的人视为高选。我恐怕有识之士会以此为羞。（敬斋泛说。）
我听说文章有五种不应当写的：随意创作是一种，迎合外物是两种，欺骗本心是三种，蛊惑风俗是四种，不可以给子孙看是五种。现在的作者，与我听说的不同了。不把不应当写的事当作祸患，只把没有这五种情况当作祸患。（泛说。○公著述有文集四十卷，壁书丛削十卷，泛说四十卷，古今黈四十卷，测圜海镜十二卷，益古衍段三卷，其他杂书又十余卷。）
有人问学习之道，李子说：“学习有三层境界。积累得多，不如选取得精；选取得精，不如领悟得深。”（泛说。）
李子二十岁以来，知道创作文章的快乐，认为除此之外没有快乐。三十岁以来，知道摘取声名的快乐，认为除此之外没有快乐。四十岁以来，知道探究名理的快乐，认为除此之外没有快乐。现在五十岁了，重新取二十岁以前所读的《论语》《孟子》及六经等书来读，才知道从前所乐之事，还不如夏虫呢。还不知从今往后是否还有比这更快乐的。（泛说。）
起初，聂侯珪以土豪身份归附国帅，平定地方时间最长，一向亲近文儒，听说敬斋李公的名声而认为他贤德，用车载到郡舍。恰逢遗山元公回太原路过，停留了几天。于是追忆闲闲、文献两位老人，作诗说：“百年乔木郁苍苍，耆旧风流赵与杨。为向榆关使君道，郡中合有二贤堂。”聂侯起身谢罪说：“这是珪的志向。”刚要开始建造而聂侯去世。至元二年，刘侯天禄继任守此州，建了几间房屋，放置赵、杨、元、李四位公的画像在其中祭祀。只有闲闲、文献以道德文章为一代宗师，过去在礼部翰林对持文柄，当时号称赵杨。遗山、敬斋都是二公门下的客。自从在南郡时，才名已相当。北渡后常往来西州，寓志于文字间，唱和迭起，世人也称为元李。海内之人，认识与不认识的，往往诵读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敬仰他们的人。大概是所谓闻而不得见，见而不得亲的。唯独这一郡是闲闲的桐乡，文献的梓里。人们歌颂清静之政，家家服从孝友之化。而又接见遗山、敬斋，凡是僚吏士庶，每次谈到中州耆旧，必以四贤为称首。建堂而祠之，适宜啊。（太常徐公撰写四贤堂记。）
《永乐大典》一书，颠倒篇章，割裂文句，确实是浅薄之人所作。然而当时旧本已亡，搜集采录特别丰富，所以今人多从此伐山而拾渖。刻印而流传，大都是世间罕见者。就像金儒李仁卿敬斋《古今黈》一书，聚珍版刻凡八卷，先前读它，惊其上下千古，博极群书，欣喜所未见。而《名臣事略》不详卷目。比在吴门张讱庵家得见元书，系旧钞足本，凡十一卷，前后序跋皆无，为明万历庚子武林书室蒋德盛刻行者。核其目，计四百五十八则，取聚珍版校之，仅得十之六，尚遗其四。至所引文中，前后颠乱，遗脱不少。其脱前者三则。（三卷马援上，又约轻上，五卷通鉴文上。）脱后者十一则。（一卷三百下，又国风下，二
卷灌夫下。又石林下。又中原下。三卷齐梁下。又大宛下。五卷草可下。七卷渊明下。又延年下。□卷邻韵下。）中脱者一则。（六卷法帖条。）前后俱脱者三则。（一卷长发条。三卷秘监条。四卷臣工条。）间脱者三则。（一卷喓喓条。四卷应劭条。七卷典论条。）大不同者一则。（三卷黄霸条。）其误皆自大典。非聚珍之过。因劝讱庵将足本校而刻之。终以仁卿生于间代。祇见诸元遗山桐川太白等诗。其行事罕详。为告之曰。元人苏天爵名臣事略所引碑文记序。载李文正事甚备。且考其名而重有慨焉。仁卿生于大定庚子。至正大庚寅登收世科。（同榜自词赋李瑭、经义孟德渊外。有刘从禹虞卿、孟攀麟驾之、任亨甫嘉言、庞汉茂宏。）已五十有一岁。授高陵主簿。辟推钧州。金亡。北渡讲学著书。秘演算术。独能以道德文章。确然自守。至老不衰。即其中统召拜后与翰林诸公书云云。其本意大可见。盖在金则为收科之后劲。在元则占改历之先几。生则与王滹南、李庄靖同为一代遗民。没则与杨文献、赵闲闲并列四贤祠祀。呜呼。其学术如是。其操履又如是。何后人不察。谬改其名。呼治为冶。乃与形雌意荡之女道士李季兰相溷。吁。可悲已。今其言具在。其名亦正。倘能付诸剞劂。传示当世。庶使抱残守缺者得见全璧。岂非大惠后学哉。（施国祁礼耕堂丛说。）
译卷灌夫下。又石林下。又中原下。三卷齐梁下。又大宛下。五卷草可下。七卷渊明下。又延年下。□卷邻韵下。）中间脱漏的有一条。（六卷法帖条。）前后都脱漏的有三条。（一卷长发条。三卷秘监条。四卷臣工条。）中间脱漏的有三条。（一卷喓喓条。四卷应劭条。七卷典论条。）大不相同的有一条。（三卷黄霸条。）这些错误都源自《永乐大典》。不是《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过错。因此劝讱庵将足本校对后刊刻。最终因为仁卿生于两朝之间。只见于元遗山、桐川、太白等人的诗中。他的生平事迹很少详细记载。于是告诉他说。元人苏天爵《名臣事略》所引用的碑文记序。记载李文正的事迹非常完备。并且考证他的名字而深感感慨。仁卿生于大定庚子年。到正大庚寅年登科入仕。（同榜除了词赋李瑭、经义孟德渊外。还有刘从禹虞卿、孟攀麟驾之、任亨甫嘉言、庞汉茂宏。）已经五十一岁了。授高陵主簿。被征召为钧州推官。金朝灭亡。北渡黄河讲学著书。秘密传授算术。唯独能以道德文章。坚定地自我坚守。到老也不衰退。即使在他中统年间被召拜官后与翰林各位公卿书信往来中。他的本意大致可见。大概在金朝他是科举的后劲。在元朝他占据改历的先机。生前与王滹南、李庄靖同为当代遗民。死后与杨文献、赵闲闲并列四贤祠祭祀。唉。他的学术如此。他的操守品行又如此。为何后人不明察。错误地改了他的名字。把“治”写成“冶”。竟与那位形貌妖冶、心意放荡的女道士李季兰相混淆。唉。可悲啊。现在他的话都在。他的名字也纠正了。如果能够付诸刊刻。流传给当世。或许能使抱残守缺的人得以见到完整的璧玉。岂不是对后学的大恩惠吗。（施国祁《礼耕堂丛说》。）
武英殿本敬斋古今黈八卷。辑自永乐大典者。为世间未见之书。道光甲申。张月霄复购得士礼居所藏旧钞李氏原书十二卷。首尾俱完。惟十一卷后即接十二卷终。而志刊刻年月姓氏二行。疑此二卷两有残阙。一失其尾。一失其首。遂误连为一卷耳。是书今归嫏嬛仙馆。夏月假读。从殿本逐条对勘一过。始知永乐大典中亦据此本收入者也。考是编。史本传着有四十卷。想系先时未定之目。迨后定本则为十二卷。又钞帙仅存。至万历间始一刊刻。仍流传未广。故自来藏书家皆未著录。今按殿本八卷。计二百九十二条。见于原本者计二百二十四条。殿本外增多二百五十五条。其殿本有而原本阙者六十九条。使全书果为四十卷。则大典中零篇汇辑。不应于此十二卷中已得十之八。而于三十卷中仅得十之一二。以此证之。则大典所收即此十二卷之本无疑。其殿本多出之条。即为此本十一、十二卷之阙叶。数适符合也。窃念是书自明以来久无传本。幸际右文之代。睿藻褒题。海内学者始获睹李氏之书。然犹惜其仅存五之一而不无所歉。何幸一旦原本复出。虽少有残阙。得大典本补之。遂成完书。并知此书之卷帙止有此数。而不必致慨于四十卷之亡佚过半也。盖沈晦几五百年。至昭代而全书复显于世。夫岂偶然。不可谓非艺林中增一快事也。缘衰年目昏手钝。艰于缮写。祇取殿本所阙者。按卷录为二册。复即原书篇次。辑为总目附后。俾异日可合殿本依目重录。以还旧规。或谨依四库例分类成续编。附殿本之末。愿以俟后之君子读是书者。道光丁亥闰月下澣。海虞后学黄廷鉴书。
元儒李仁卿（治）敬斋古今黈一书。馆臣从永乐大典辑成八卷。编入四库。又交武英殿以聚珍版印行。久已风行海内。后见爱日精庐藏书志有此书十一卷足本。心焉慕之。戊子冬日。在沪肆收得仁和劳季言手钞黄琴六本。为明万历庚子武林书室蒋德盛梓行者。前后无序跋。核其目。计四百五十八则。乙未。在武昌刻入丛书。而辑聚珍所存原书所缺为补遗二卷。己亥又获爱日精庐所臧明钞本。即黄本所自出。细心▯校。聚珍版之误。施北研跋详言之。黄本之误。卷一。无爽之一字。一则。（已见卷五。）卷四。张祜咏蔷薇花。下脱家语观周篇。太祖后稷之庙。庙堂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三缄其口。谓缄其口者凡三处也。故今人多以三缄连言之。或曰。有金人焉三断句。则指三人也。亦通。一则。（今聚珍本脱家语至慎言人也。）卷六。约轻赍。绝大幕。下脱师古曰。轻赍者。公以辎重自随。而所赍粮食少也。一曰赍字与资同。谓资装也。三十字。卷八。两都赋一则。夷、言陵夷也。下脱又赋云。乘茵步辇。惟所息宴。善曰。应劭汉官仪曰。皇后婕妤乘辇。余皆以茵。四人舆以行。刘良以为后宫或行于茵。或载于辇。如良所说。则乘茵谓行茵褥之上。如应劭之说。于余皆以茵之下。始云四人舆以行。则茵亦辇轿之属。诗。文茵畅毂。前汉周阳由传。同车未尝敢均茵凭。茵盖车中之物。或因之以取名也。吐茵亦同。一百二十字。卷九。阮嗣宗下脱阮籍咏怀云。李公悲东门。苏子狭三河。张铣曰。苏秦本洛阳人。洛阳、三川之地。则三河也。沈约曰。河南、河东、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为河耳。故黄鲁直送顾子敦为河北转运诗云。西连魏三河。东尽齐四履。谓河南、河东通为三河也。阮又云。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西游咸阳市。赵李相经过。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驱马复来归。反顾望三河。向曰。晋文王河内人。故托称三河。又鲁直刘明仲墨竹赋云。三河少年。禀生劲刚。春服楚楚。游侠专场。亦用阮语也。是则河内、洛阳、河东、河南、河北。皆得称之为三河也。然沈约注云。河南、河东、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为河耳。而张铣亦承沈说。谓三川为三河。则谬矣。凡近河者。皆呼水为河。犹近江者。皆呼
译武英殿本《敬斋古今黈》八卷，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是世间未曾见过的书。道光甲申年，张月霄又购得士礼居所藏的旧钞李氏原书十二卷，首尾都完整。只是第十一卷之后紧接着第十二卷的结尾，而记载刊刻年月姓氏的两行文字，怀疑这两卷都有残缺，一卷丢失了末尾，一卷丢失了开头，于是错误地连成了一卷。这本书现在归嫏嬛仙馆所有。我在夏天借来阅读，对照殿本逐条校勘了一遍，才知道《永乐大典》中也是依据这个本子收录的。考证这部书，史书传记中记载有四十卷，想必是先前未定的目录，后来定本则是十二卷。又因为抄本仅存，直到万历年间才首次刊刻，仍然流传不广，所以历来藏书家都没有著录。现在按照殿本八卷计算，共二百九十二条，见于原本的大约有二百二十四条，殿本之外增多了二百五十五条，其中殿本有而原本缺失的六十九条。如果全书果真是四十卷，那么《大典》中零散篇章的汇集，不应该在这十二卷中已经得到了十分之八，而在三十卷中仅得到十分之一二。以此证明，那么《大典》所收录的就是这十二卷的本子无疑。殿本多出的条目，正是这个本子第十一、十二卷缺失的页码，数目恰好符合。我私下想到，这本书自明代以来久无传本，幸逢崇尚文治的时代，皇帝御笔题赞，海内学者才得以看到李氏的书。然而还惋惜它仅存五分之一，心中有所遗憾。多么幸运，一旦原本复出，虽然稍有残缺，得以用《大典》本补全，于是成为完书。并且知道这本书的卷帙只有这么多，不必为四十卷亡佚过半而感慨。大概沉寂晦暗近五百年，到了圣明的时代全书重新显于世，这难道是偶然吗？不能不说这是艺林中增加的一件快事。因为年老眼花手笨，难以抄写，只选取殿本所缺失的，按卷录为两册，又依照原书的篇次，辑为总目附在后面，以便日后可以合并殿本依照目录重新抄录，以恢复旧规。或者谨依《四库全书》条例分类编成续编，附在殿本末尾，愿等待后来的君子阅读这本书。道光丁亥年闰月下旬，海虞后学黄廷鉴书。
元儒李仁卿（治）的《敬斋古今黈》一书，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成八卷，编入《四库全书》，又交给武英殿用聚珍版印行，早已风行海内。后来看到《爱日精庐藏书志》中有此书十一卷的足本，心中非常羡慕。戊子年冬天，在上海书肆收得仁和劳季言手抄的黄琴六本，是明万历庚子年武林书室蒋德盛刊刻的，前后没有序跋。核对它的目录，共四百五十八条。乙未年，在武昌刻入丛书，而将聚珍版所存、原书所缺的辑为补遗两卷。己亥年又获得《爱日精庐》所藏的明钞本，就是黄本的来源。细心校勘，聚珍版的错误，施北研的跋文详细说明了。黄本的错误，卷一，没有“爽”字，一条。（已在卷五出现。）卷四，张祜咏蔷薇花，下面脱漏《家语·观周篇》：“太祖后稷之庙，庙堂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三缄其口”，是说缄封其口共有三处。所以现在人多将“三缄”连用。有人说，“有金人焉”断句，则指三个人。也通。一条。（现在聚珍本脱漏《家语》至“慎言人也”。）卷六，“约轻赍，绝大幕”，下面脱漏师古曰：“轻赍者，公以辎重自随，而所赍粮食少也。一曰赍字与资同，谓资装也。”三十字。卷八，《两都赋》一条，“夷，言陵夷也”，下面脱漏又赋云：“乘茵步辇，惟所息宴。”善曰：“应劭《汉官仪》曰：皇后婕妤乘辇，余皆以茵，四人舆以行。”刘良以为后宫或行于茵，或载于辇。如刘良所说，则乘茵谓行于茵褥之上。如应劭之说，于“余皆以茵”之下，始云“四人舆以行”，则茵也是辇轿之类。《诗》：“文茵畅毂。”《前汉·周阳由传》：“同车未尝敢均茵凭。”茵大概是车中之物，或许因它取名。吐茵也相同。一百二十字。卷九，阮嗣宗下面脱漏阮籍《咏怀》云：“李公悲东门，苏子狭三河。”张铣曰：“苏秦本洛阳人，洛阳、三川之地，则三河也。”沈约曰：“河南、河东、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为河耳。”所以黄鲁直送顾子敦为河北转运诗云：“西连魏三河，东尽齐四履。”谓河南、河东通为三河。阮又云：“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西游咸阳市，赵李相经过。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驱马复来归，反顾望三河。”向曰：“晋文王河内人，故托称三河。”又鲁直《刘明仲墨竹赋》云：“三河少年，禀生劲刚，春服楚楚，游侠专场。”也是用阮语。这就是说河内、洛阳、河东、河南、河北，都可以称为三河。然而沈约注云：“河南、河东、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为河耳。”而张铣也承沈说，谓三川为三河，那就错了。凡是靠近河的，都呼水为河，犹如靠近江的，都呼
水为江。固也。今取三川以释三河。毋乃疏乎。按史记。秦惠王时。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问其说。仪曰。亲魏善楚。兵下三川。以临二周之郊。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又曰。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迨至庄襄王之元年。卒使蒙骜伐韩。韩献成皋、巩。奏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韦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如史迁所记。韦昭所解。三川之与三河大不相类者。谓伊水、洛水并河为三耳。一则。卷十。宋明帝下脱应劭风俗通义。载霸陵薄葬。亦被发掘。而其陵中物。乃与前书本纪绝不同。晋书索綝传。刘曜入长安。时三秦人伊桓、解武等数千家。盗发汉霸、杜二陵。多获珍宝。帝问綝曰。汉陵中物何乃多耶。綝对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供山陵。汉武帝享年久长。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其树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减半。于今犹朽帛委积。珠玉未尽。此二陵是俭者耳。据劭、綝之言。知霸陵所谓薄葬者。乃特比余陵差少耳。劭说与前书不同者。前书盖从史笔。劭说盖从所闻见。容有一误。然质诸晋书。劭说为得其实。一则。卷十。诗曰。人涉卬否。下脱日者李君显道。号称鹿山人。瞽而慧。论人间事极有理致。因叹风俗之偷。乃曰。吾欲使天下无目之人有灵识。略依在古。皆习为乐师伶人。其少壮有力而不屑为伶伦者。可官给碓硙。使自食其力。不必如我辈以口舌为衣食。此亦正风俗之一端也。李覃怀人一则。卷十一。后汉光武纪。下衍葛稚川一则。业已刻成。识误于此。此书苏天爵名臣事略作四十卷。元史因之。黄琴六以十二卷为足本。以大典所收在此本外者。疑为十一卷之尾。十二卷之首脱文之中。然此书每卷止十四五叶。十一、十二并卷亦十四叶。补遗两卷共二十八叶。似非两半卷所能容。《荃孙）疑四十为十四之误。则多寡相称。明刻缺后两卷。又无序跋。似非完本。传钞时又误合十一、十二卷为一耳。施北研跋。以为李治非李冶。《荃孙）考元王恽中堂纪事卷三。征君李治。授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注。李仁卿。栾城人。前进士。）金少中大夫程震碑。栾城李治题额。石本作治。为北研得两佳证。可订诸书传写之失。光绪壬寅上元后一日。江阴缪荃孙跋。
译水称为江，这是确定的。如今取“三川”来解释“三河”，恐怕有些疏漏吧。查《史记》，秦惠王时，司马错想攻打蜀地，张仪说：“不如攻打韩国。”惠王问其中的道理，张仪说：“亲近魏国，与楚国交好，军队攻下三川，兵临东周、西周的郊外，占据九鼎，掌握地图和户籍，挟持天子以号令天下，天下没有人敢不听从，这是帝王的基业。”又说：“我听说争名的人在朝廷，争利的人在市场。如今三川，就是周王室天下的朝廷和市场。”等到秦庄襄王元年，终于派蒙骜攻打韩国，韩国献出成皋、巩县，秦国的边界到达大梁，初次设置三川郡。韦昭说：“因为有黄河、洛水、伊水，所以叫三川。”像司马迁所记载、韦昭所解释的那样，三川与三河大不相同，是说伊水、洛水连同黄河为三川。
其一，卷十，宋明帝条下脱漏了应劭《风俗通义》。记载霸陵薄葬，也被发掘，而陵中的物品，却与前书《本纪》完全不同。《晋书·索綝传》记载，刘曜攻入长安时，三秦人伊桓、解武等数千家，盗掘汉代的霸陵、杜陵，获得很多珍宝。皇帝问索綝说：“汉陵中的物品为何这么多呢？”索綝回答说：“汉天子即位一年就开始修陵，天下的贡赋，三分之一供给宗庙，三分之一供给宾客，三分之一供给山陵。汉武帝在位时间长久，等到去世时茂陵再也装不下东西，那里的树木都已经合抱那么粗了。赤眉军取走陵中的物品不能超过一半，到现在还有腐烂的布帛堆积，珠玉没有耗尽。这两座陵墓算是节俭的了。”根据应劭、索綝的话，知道霸陵所谓的薄葬，只是比其他陵墓稍微少一些罢了。应劭的说法与前书不同，前书大概是遵循史笔，应劭的说法大概是依据所闻所见，或许有一方有误。然而对照《晋书》，应劭的说法更符合事实。
其一，卷十，“诗曰：人涉卬否”下脱漏了日者李君显道。他号称鹿山人，盲人而聪慧，论说人间事理极有道理和情趣。于是感叹风俗的衰败，就说：“我想让天下没有眼睛的人有灵识，大致依照古制，都让他们学习成为乐师伶人。其中年轻力壮而不屑于做伶人的，可以由官府供给碓硙，让他们自食其力，不必像我辈一样以口舌谋生。这也是匡正风俗的一个方面。”李覃怀人。
其一，卷十一，后汉光武纪条下衍生了葛稚川一则。已经刻成，在此记下错误。此书苏天爵《名臣事略》作四十卷，《元史》沿袭此说。黄琴六认为十二卷才是足本，认为《大典》所收录在此本之外的内容，怀疑是十一卷的末尾、十二卷的开头脱文之中。然而此书每卷只有十四五叶，十一、十二两卷合并也只有十四叶，补遗两卷共二十八叶，似乎不是两个半卷所能容纳的。缪荃孙怀疑四十是十四的误写，这样多寡就相称了。明刻本缺少后两卷，又没有序跋，似乎不是完本。传抄时又误将十一、十二卷合并为一卷罢了。施北研跋文认为李治不是李冶。缪荃孙考证元王恽《中堂纪事》卷三，征君李治，授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注：李仁卿，栾城人，前进士。）金少中大夫程震碑，栾城李治题额，石本作“治”，为施北研提供了两个有力的证据，可以订正诸书传写的错误。光绪壬寅上元节后一日，江阴缪荃孙跋。
又案。元遗山集寄庵碑。先生子男三人。长曰澈。方山抽分窑冶官。次曰治。正大中收世科。征仕郎。高陵主簿。次曰滋。兄澈弟滋。偏旁皆从水。则仁卿名治。更无可疑者。癸卯春三。《荃孙）再跋。
译又查。元好问《寄庵碑》。先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叫澈。担任方山抽分窑冶官。次子叫治。正大年间考取世科。授征仕郎。任高陵主簿。三子叫滋。哥哥叫澈，弟弟叫滋，偏旁都从水。那么仁卿的名字叫治，更是毫无疑问了。癸卯年春三月。《荃孙》再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