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斋先生古今黈卷之四
正士风。下之合舆情。但其几甚微。权甚密。有似于缴绕耳。史籍具在。载究载复。则举主之得失。与夫所举者之当否。又得而言焉。三子未必有优劣。雄意未必有厚薄。始终之时异。逆顺之情迁。首低所以生末昂。旧诘所以激新奏也。
译匡正士人的风气，使下层符合民众的意愿。但其中的契机非常微妙，权衡考量极为周密，看起来似乎有些迂回曲折。史籍全都存在，反复探究复核，那么荐举者的得失，以及所荐举之人是否得当，也就能够论说了。这三位士人未必有高下优劣之分，雄才大略未必有厚薄之别。始终的时势不同，顺逆的情势变迁，开头低微所以导致结尾高昂，旧的诘问所以激发新的奏章。
史记扁鹊传。扁鹊者。渤海郡郑人也。（徐广曰。当为郑。）姓秦氏。名越人。而不着扁鹊为官爵为谥若字。以为官爵。则前未始闻。以为谥。则尤非其体。若以为字。则史家无言。首标其字。而续书姓名者。闲有之矣。必在他传附见。或以字行者。亦皆以姓冠其首。此单称扁鹊。则断非其字也。又礼经言。古人始生命名。既冠而后有配名之字。五十而后有伯仲之字。夫扁鹊之称。既不与越人相干。又略无伯仲等意。意者其为越人之号欤。书传不着。又不敢以自必。每每问人。人无知者。顷读道藏经、轩辕本记。乃始知扁鹊已为前世名医。案本纪云。得岐伯。帝乃作内外经。又有雷公炮制方。又有扁鹊、俞附二臣定脉经。然则轩辕时已有此号。今为越人之艺。独冠当代。故亦以此号之。初非越人之自称也。
天体正圆如弹丸。地体未必正方。令地正方。则天之四游之处。定相窒碍。窃谓地体大率虽方。而其实周币亦当圆浑如天。但差小耳。又地体凝然不动。显著直方之德。亦得谓之方也。故干卦不言天圆。而说卦则云为天为圆。说卦不言地方。而坤卦则云直方大。
法华经说五欲。曰淫欲。曰睡眠。曰饮食。曰自恣。曰贪欲。由此五欲遂生一切烦恼。故维摩诘云。汝等已发道意。有法乐可以自娱。不应复乐五欲。此言五欲可厌。正法可乐。虽则云然。终不能免爱着之病。故佛说世闲五欲乐。或复诸天乐。比之爱尽乐。万分不及一。一切爱尽。虽复正法。亦不足乐。况诸天乐乎。况世闲五欲乐乎。
东坡书韩干二马云。赤髯碧眼老鲜卑。回策如萦独善骑。按晋书。王湛乘其侄济马。姿容既妙。回策如萦。善骑者无以过之。此善骑之骑。自合作去声读之。书传中言善骑射者多矣。今押作平声。定误。
老杜诗。文思忆帝尧。杜牧之诗。文思天子复河湟。东坡诗。文思天子师文母。皆用尧典聪明文思语。思字旧两音。实作平声用为优。
贾岛诗云。长江风送客。孤馆雨留人。此固无可取者。然倒其三二字云。孤馆留人雨。长江送客风。则便入诗家阃域矣。又俚俗壁闲语。风吹前院竹。雨洒后庭花。其鄙猥甚者也。若倒云。后庭花洒雨。前院竹吹风。虽不能佳。亦粗可道也。乃知作诗炼句为先。
小说载明皇游月宫听乐事。人多疑之。以迹即心。此固无可疑者。明皇喜仙而嗜乐。性习体服。与物合而为一。彼其霄汉之举。丝竹之音。虽不寘想于一时。而方寸之所固有者。己去来于梦寐之中也。然先梦月宫而后梦声乐者。神仙之事固在于有无之闲。而声乐者。乃其平昔所好。所谓沦于肌肤。藏于骨髓。而不能自已者也。当其始梦之时。于其疑似之念。乍萌于灵府。故忽然神交于望舒之庭。及其心适意畅之极。则胸中固有之物。不觉自至。故卒闻杳眇之音焉。此事概可推见。而世俗悠悠者。因之附以怪诞之说。则缪矣。
近世李致美作白云亭诗云。白云亭上白云秋。桂棹兰桨记昔游。往事已随流水去。青山空对夕阳愁。案广韵。桨、楫属。即两切。更无他音。而李今作平声用。误也。东坡赤壁赋云。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李必以桨、方、光皆叶。不容有别韵。遽认作平声读之耳。
太史公载。宰我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而李斯上书二世云。田常因取齐国。杀宰予于庭。是宜苏子擿迁之妄也。史笔承疑。一时误录。容或有之。然孔子弟子传与李斯传。所系者大。非若游侠、货殖之比。自可审择而详考之。而于一人之身。既以为叛臣。又以为节士。使后人何所取信哉。
老泉既破扬雄太玄。以为无得于心而侈于外。又以为乐天为之名。以侥幸于圣人而已。是谓雄之玄。无一而可取也。然老泉乃复作太玄总例。何哉。玄既不取。则总例亦不作可也。今作为总例。而无取于玄。是疑其父而信于子也。可乎。老泉之意。岂不以太玄实赘于易。其书当废。而雄
译《史记·扁鹊传》记载：扁鹊是渤海郡郑地人。（徐广说：应当是郑地。）姓秦，名越人。史书没有记载扁鹊是官爵、谥号还是表字。如果认为是官爵，那么此前从未听说过；如果认为是谥号，那尤其不符合体制；如果认为是表字，那么史书中没有先标表字而后续写姓名的体例，偶尔有的，也必定是在其他传记中附带提及，或者以表字行世的，也都以姓氏冠于开头。这里单独称扁鹊，断定不是他的表字。又《礼经》说：古人出生时命名，成年行冠礼后才有配名的表字，五十岁后才有伯仲之类的排行字。扁鹊这个称呼，既与越人无关，又完全没有伯仲等排行的意思。推测这大概是越人的号吧？但书籍传记中没有记载，也不敢妄下断言。每每询问别人，没有人知道。最近读《道藏经》中的《轩辕本纪》，才得知扁鹊已是前世的名医。查《本纪》说：黄帝得到岐伯，于是作《内外经》；又有雷公炮制方；又有扁鹊、俞附两位臣子制定《脉经》。既然轩辕时代已有这个号，现在越人的医术独冠当代，所以也用这个号来称呼他。起初并不是越人自称的。
天体正圆如弹丸，地体未必是正方形。如果地是正方形，那么天四方游移的地方，必定相互阻碍。我私下认为地体大体虽然是方形，但实际上四周也应当像天一样圆浑，只是稍微小一些罢了。又地体凝固不动，显著地表现出正直方大的德行，也可以称为方。所以《乾卦》不说天圆，而《说卦》却说天为圆；《说卦》不说地方，而《坤卦》却说直方大。
《法华经》说五种欲望：一是淫欲，二是睡眠，三是饮食，四是放纵，五是贪欲。由此五种欲望于是产生一切烦恼。所以维摩诘说：你们已经发起修道的心意，有法乐可以自我娱乐，不应该再喜好五种欲望。这话是说五欲可厌，正法可乐。虽然这样说，终究不能免除爱着之病。所以佛说世间五欲之乐，或者诸天之乐，比起爱尽之乐，万分之一也比不上。一切爱尽之后，即使是正法，也不足以可乐，何况诸天之乐呢？何况世间五欲之乐呢？
苏东坡题韩干画的两匹马说：“赤髯碧眼老鲜卑，回策如萦独善骑。”查《晋书》，王湛骑他侄子王济的马，姿容既好，回策如萦，善于骑马的人没有超过他的。这个善于骑马的“骑”，本来应当读去声。书传中说善于骑射的人很多，现在押作平声，一定是错误的。
杜甫诗：“文思忆帝尧。”杜牧诗：“文思天子复河湟。”苏东坡诗：“文思天子师文母。”都用了《尧典》中“聪明文思”的话。“思”字旧有两个读音，实际上读平声更为优长。
贾岛诗说：“长江风送客，孤馆雨留人。”这本来没有什么可取的。然而把第三、第二字倒过来，说：“孤馆留人雨，长江送客风。”那就进入诗家的境界了。又俗气墙上的话：“风吹前院竹，雨洒后庭花。”非常鄙陋。如果倒过来说：“后庭花洒雨，前院竹吹风。”虽然不能算好，也大致可以说得出口。由此知道作诗以炼句为先。
小说记载唐明皇游月宫听乐的事，人多怀疑。以迹即心，这本来没有什么可怀疑的。明皇喜好神仙而嗜好音乐，习性体悟，与物合而为一。那些霄汉之举，丝竹之音，虽然不在一时设想，但方寸之心所固有的，已经在梦寐之中来去了。然而先梦月宫而后梦声乐，神仙之事本来在于有无之间，而声乐，是他平素所喜欢的，所谓沦于肌肤，藏于骨髓，而不能自己。当他开始做梦的时候，那疑似的念头，刚刚萌生于灵府，所以忽然神交于望舒之庭；等到心意适意畅达到了极点，那么胸中固有的东西，不知不觉自然到来，所以最终听到了杳眇之音。这件事大概可以推见，而世俗悠悠之人，因此附会怪诞之说，那就错了。
近世李致美作《白云亭》诗说：“白云亭上白云秋，桂棹兰桨记昔游。往事已随流水去，青山空对夕阳愁。”查《广韵》，“桨”、“楫”属即两切，没有其他读音。而李致美现在作平声用，是错误的。苏东坡《赤壁赋》说：“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李致美必定认为“桨”、“方”、“光”都叶韵，不容有别韵，就认定作平声读了。
太史公记载，宰我与田常作乱，被夷灭族。而李斯上书秦二世说：“田常于是夺取齐国，在庭院中杀了宰予。”这适宜苏子指出司马迁的妄说。史笔承疑，一时误录，或许有的。然而孔子弟子传与李斯传，所关系重大，不像游侠、货殖那样，自可审慎选择而详细考证。而对于一个人，既认为是叛臣，又认为是节士，让后人相信什么呢？
苏洵既然批驳扬雄的《太玄》，认为它无得于心而侈于外，又认为乐天为之名，以侥幸于圣人而已。这是说扬雄的《太玄》，无一可取。然而苏洵却又作《太玄总例》，为什么呢？《太玄》既然不取，那么总例也不作就可以了。现在作了总例，而不取《太玄》，这是怀疑父亲而相信儿子，可以吗？苏洵的意思，难道不是认为《太玄》实在赘于《易》，其书应当废除，而扬雄
既立例矣。又不可以尽废之。惟其总例必如此而后可耳。噫。言废则废。言举则举。既欲废之。又欲举之。吾不知其说也。
译既然已经确立了成例，又不能完全废除它。只有总的原则必须如此，这样才可以。唉，说要废除就废除，说要推行就推行。既然想要废除它，又想要推行它，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
痀偻丈人之承蜩也。自谓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之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之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见庄子达生篇。）郭象谓累三而不坠。则失之者十一。为所失愈多。非也。此乃谓所失愈少耳。前累丸二而不坠。则失之者锱铢。失者锱铢。谓其取蝉常失于锱铢之闲。习之渐久。累三不坠。则承蜩之失。十仅有一。至于累五与物化。则承蜩之时。恒若掇取。此所谓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也。郭既误以锱铢为少。故反以此十一为多。
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贯。措杯水其肘上。发之。适矢复沓。方矢复寓。注云。适、去也。箭适去。复歃沓也。方、方去也。箭方去未至的。复寄杯于肘上。言其敏疾之妙。疏云。适、往也。沓、重也。寓、寄也。弦发矢往。复重沓前箭。所谓辟▯甘（作臂）括而大者。箭方适垛。未至于的。复寄杯水。李子曰。注疏前后俱通。惟方矢复寓此一句不通。盖适矢已往之矢也。方矢将发之矢也。去矢复沓前括。而后矢之括。已寓诸其弦上矣。今郭谓方矢为方去未至于的。义既诡激。而且云复寄杯水于肘上。则元所措之杯。果在何处乎。（见田子方篇。）
胥易伎系。于应帝王疏则云。胥徒劳苦。改易形容。于天地篇疏则云。以是非更相易夺。皆不得其说。盖胥易者、以才智妄易是非。伎系者、以伎艺自为拘系。故其下文继以为劳形怵心者也。胥、上声。
欧阳公不信周易系辞。而于序卦则未尝置论。岂于十翼举皆不信。略摘其一二而言之欤。将各有其说。或闲有可否于其中也。夫六十四卦。固有伏见翻置者。亦有彼此对待者。必以为圣人一一而次第之。则殆有牵强之累。必以为后人所述。特托孔子之名。以取信于世。则是轻以诬圣牍也。与其诬之。毋宁信之。此盖孔子见古之易书。其诸卦前后相联。悉已如是。因而次第之。以为目录云耳。初非大易之极致也。或者欲以此为羲文之深旨。则谬矣。
老杜寄高适岑参诗云。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休明、文远。）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举天悲富骆。（富嘉谟。）近代惜卢王。似尔官仍贵。前贤命可伤。以此诗证戏为等篇。则此老未尝鄙四杰也。
葛洪稚川。自号抱朴子。着内篇二十卷。外篇数十卷。内篇则多述仙人丹药神变之事。外篇则文字杂着而已。唐艺文志录内篇于道家。而神仙类阙之。其外篇正宜归之道家。而列于杂家类中。盖皆考之不精也。
柳子厚为伯祖妣李夫人墓志铭。末云。艮之山。兑之水。灵之车。当返此。子孙百代承麟趾。谁之言者青乌子。青乌子、葬书也。李夫人葬时。未必专据此书。但文势至此。因而用之耳。然柳之抒意。亦或用翟方进传。陂当复、两黄鹄语乎。案地理新书云。孙李邕撰葬范。引吕才葬书所论伪滥者一百二十家。奏请停废。自尔无传。且具列伪书名件。而青乌子葬经亦在其闲。则知子厚时。此书复行于世也。
楚潘尪之党与养由基蹲甲而射之。彻七札焉。札、甲叶也。射贯七札。言其能陷坚也。晋吕锜射楚共王。中目。王召养由基。与之两矢。以一矢复。言其射必中也。事俱见左传成十六年。然养字前后无音。则自合如字读之。而世俗皆从去声。其必有所本乎。不尔则妄作者也。
旅卦。九三。上九。□□旅之时。各以阳刚居物之上。俱遭焚毁。故九三之象则云。以旅与下。其义丧也。上九之象则曰。以旅在上。其义焚也。谓三上两爻。义当如是耳。王辅嗣曰。三居下体之上。与二相得。以寄旅之身。而为施下之道。与萌侵权主之所疑。故次焚仆丧而身危也。王说虽近。而说不明。与者相与为亲比也。三居旅泊之时。以孤子之阳。下比二阴。丧亡之义也。今止谓思及于二。则王之说褊矣。
周顗叹重桓彝云。茂伦嵚崎历落。可笑人也。渭上老人以为古人语倒。治以为不然。盖顗谓彝为人不群。世多忽之。所以见笑于人
译驼背老人捕蝉，自称我有方法。五六月间累叠两个丸子而不掉落，那么失误的只有锱铢之微；累叠三个丸子而不掉落，那么失误的只有十分之一；累叠五个丸子而不掉落，就像拾取东西一样容易。（见《庄子·达生篇》。）郭象认为累叠三个丸子而不掉落，失误的有十分之一，是说所失越来越多，这是错误的。这其实是说所失越来越少。先前累叠两个丸子而不掉落，失误的只有锱铢之微，失误在锱铢之间，是说他在捕蝉时常在极细微处失误。练习逐渐长久，累叠三个丸子不掉落，那么捕蝉的失误，十次中仅有一次。至于累叠五个丸子与物融合，那么捕蝉的时候，常常如同拾取一般。这就是所说的用心专一不分心，精神凝聚于神妙之境。郭象既然误以为锱铢是少，所以反而把这十分之一当作多。
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箭，拉满弓弦，在肘上放一杯水，发射，箭刚离弦，后箭又叠上前箭；箭刚发出，后箭又寄于肘上。注解说：适，离去的意思。箭刚离去，又重叠上前箭；方，刚发出的意思。箭刚发出未到靶心，又寄杯水于肘上。这是说他敏捷精妙。疏解说：适，往的意思；沓，重叠的意思；寓，寄放的意思。弦发箭往，又重叠前箭，所谓拉开弓弦而大的动作。箭刚到达箭垛，未到靶心，又寄杯水。李子说：注疏前后都通顺，只有“方矢复寓”这一句不通。大概“适矢”是已往之箭，“方矢”是将发之箭。离弦之箭又重叠前箭，而后箭的箭尾，已寄于弓弦上了。现在郭象说“方矢”是刚发出未到靶心，意义既怪异激切，而且说又寄杯水于肘上，那么原本放置的杯子，究竟在哪里呢？（见《田子方篇》。）
胥易伎系，在《应帝王》疏中说：胥徒劳苦，改易形容；在《天地篇》疏中说：以是非更相易夺，都不得其解。大概胥易是指以才智妄改是非，伎系是指以技艺自为拘束。所以下文接着说劳形怵心。胥，读上声。
欧阳修不信《周易》系辞，而对于序卦却未曾置论。难道是对十翼全部不信，只是略摘一二而言吗？还是各有其说，其中偶有可否呢？六十四卦，固然有伏见翻置的，也有彼此对待的。如果一定认为是圣人一一按次序排列的，那么恐怕有牵强附会的弊端；如果一定认为是后人所述，特意托孔子之名，以取信于世，那就是轻率地诬蔑圣人。与其诬蔑，不如相信。这大概是孔子看到古时的易书，其诸卦前后相联，全都如此，因而按次序排列，作为目录罢了。起初并非大易的极致。如果有人想以此作为羲文之深旨，那就错了。
老杜寄高适岑参诗云：“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休明、文远。）“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举天悲富骆。”（富嘉谟。）“近代惜卢王。似尔官仍贵，前贤命可伤。”以此诗证明戏为等篇，那么这位老人未曾鄙视四杰。
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著内篇二十卷，外篇数十卷。内篇多述仙人丹药神变之事，外篇则是文字杂著而已。唐《艺文志》将内篇录于道家，而神仙类缺之。其外篇正宜归之道家，而列于杂家类中。这都是考证不精的缘故。
柳子厚为伯祖妣李夫人墓志铭，末尾说：“艮之山，兑之水，灵之车，当返此。子孙百代承麟趾，谁之言者青乌子。”青乌子，是葬书。李夫人下葬时，未必专门依据此书，只是文势至此，因而引用罢了。然而柳子厚抒发情意，或许也用了翟方进传中“陂当复、两黄鹄”的话吧。查《地理新书》说：孙李邕撰《葬范》，引用吕才《葬书》所论伪滥的一百二十家，奏请停废，从此没有流传。并且详细列出伪书名目，而青乌子《葬经》也在其中。那么可知子厚时，此书又在世间流行了。
楚潘尪的党羽与养由基蹲在甲上射它，穿透七层札。札，是甲叶。射贯七札，是说他能穿透坚硬之物。晋吕锜射楚共王，射中眼睛。王召养由基，给他两支箭，用一支箭复射，是说他的射必中。事俱见《左传》成公十六年。然而养字前后无音，那么自应按本字读音。而世俗都读去声，这必定有所本吧。不然就是妄作者。
旅卦，九三，上九，□□旅之时，各以阳刚居物之上，俱遭焚毁。所以九三之象则说：“以旅与下，其义丧也。”上九之象则说：“以旅在上，其义焚也。”是说三上两爻，意义应当如此。王辅嗣说：“三居下体之上，与二相得，以寄旅之身，而为施下之道，与萌侵权主之所疑，故次焚仆丧而身危也。”王说虽近，而说不明。与，是相与为亲比的意思。三居旅泊之时，以孤子之阳，下比二阴，是丧亡之义。现在只说思及于二，那么王的说法就狭隘了。
周顗赞叹重桓彝说：“茂伦嵚崎历落，可笑人也。”渭上老人认为古人语倒，我治以为不然。大概顗认为彝为人不群，世多忽之，所以见笑于人。
张祜咏蔷薇花云。晓风抹尽燕支颗。夜雨催成蜀锦机。当昼开时正明媚。故乡疑是买臣归。蔷薇花正黄。而此诗专言红。盖此花故有红黄二种。今则以黄者为蔷薇。红紫者为玫瑰云。
严武巴岭答杜二见忆云。可但步兵偏爱酒。也知光禄最能诗。步兵谓颜延年。非阮籍也。沈约宋书曰。颜延年领步兵。好酒疏诞。不能斟酌当时。刘湛言于彭城王。出为永嘉太守。光禄则谢庄希逸也。仕至光禄大夫。
诗序。国史明乎（至）以风其上。疏曰。明晓得失之迹。哀伤而咏性情者。诗人也。非史官也。民劳、常武。公卿之作。黄鸟、硕人。国人之风。然则凡是臣民。皆得风刺。不必要其国史所为。此文特言国史者。郑答张逸云。国史采众诗时。明其好恶。令瞽蒙歌之。其无作主。皆国史主之。令可歌。如此言。是由国史掌书故托文史也。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谓之为史。不必要作史官。史官自有作诗者。不尽是史官为之也。言明其好恶。令瞽蒙歌之。是国史选取善者。始付乐官也。言其无作主。国史主之耳。其有作主。亦国史主之耳。李子曰。凡诗之去取。皆关乎国史之手。序因论变风变雅。故下文复言风雅皆本于人之情性。风雅无正无变。虽皆出于人之情性。亦由国史明乎得失之迹。知作者之志。所伤者人伦之废也。所哀者刑政之苛也。吟咏情性。将以风上也。又知作诗者。近能达于事变。远能怀其旧俗。是以诗之去取。无一之不当焉。故曰。发乎情。止乎礼义。夫其始也。一出于人情。而其终也。常止乎礼义。非洞达作者之旨。何以及此哉。子夏所以不推作者之功。而于风雅之体。礼义所止。一归诸其国史也。言诗若子夏者。抑可谓深于诗者矣。今郑氏乃谓诗无作主。皆国史主之。令可歌。故读称国史。孔氏又谓凡人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谓之为史。不必要作史官。是何言欤。
又郑答张逸曰。国史采众诗时。明其好恶。令瞽蒙歌之。李子曰。郑说诚有据。然未审令瞽蒙歌时。先已有其声耶。悉使之创其声耶。只如郑说。则是初得诗时。略无其声。国史去留既定。而后乐工造作新声。以配其辞也。窃以为不必皆然。观今所传三百五篇。虽其辞之多寡不同。而章句大率相类。不容并以所得之篇遍付瞽蒙。令随其辞而为之歌也。盖采诗者初得辞时。或有有其声者。亦或有无其声者。其辞之去留。则在乎史官。其美者录之。恶者弃之。其声之去留。则在乎乐工。视其合者因之。其不合者改之。或因或改。皆求合其正声而已。若夫元无其声。或失其声者。则乐工始创为声调。以配其辞耳。
六义疏曰。周礼太史言六诗。彼注云。风、言圣贤治道之遗化。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劝谕之。雅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彼虽各解其名。以诗有正变。故互见其意。疏又云。其实美刺俱有比兴。又云。既见赋比兴于风之下。明雅颂亦同之。又云。凡诗文直陈其事不譬谕者。皆赋辞也。又云。郑司农云。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司农又云。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鸟兽草木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李子曰。比兴之为譬谕等耳。论语。诗可以兴。孔安国云。可以引譬连类。引譬连类。非比而何。比兴虽等为譬谕。中闲自有小别。亦不敢直为一等也。但前说主以比为刺。兴为美。则乖矣。孔疏概言其实美刺俱有比兴。盖有见于此也。然则前说亦胡为专以善恶为言乎。故郑司农以比为比方。以兴为兴起己心意。此诚得子夏之旨也。颖达明悟前说不畅。因复辨云。比显而兴隐。故比居兴先。寻颖达此语。特解驳郑司农意耳。校之两说。后说为优。但兴字乃有两读。读从去声。则为兴起之情。读从平声。只为兴起己意。
四始正为国风大小雅及三颂耳。
译张祜咏蔷薇花说：“晓风抹尽燕支颗，夜雨催成蜀锦机。当昼开时正明媚，故乡疑是买臣归。”蔷薇花正是黄色的，而这首诗专门说红色，大概是因为这种花本来就有红、黄两种。现在人们把黄色的称为蔷薇，红紫色的称为玫瑰。
严武《巴岭答杜二见忆》说：“可但步兵偏爱酒，也知光禄最能诗。”步兵指的是颜延年，不是阮籍。沈约《宋书》说：“颜延年担任步兵校尉，喜好饮酒，疏放旷达，不能斟酌时宜。”刘湛向彭城王进言，将他外放为永嘉太守。光禄指的是谢庄，字希逸，官至光禄大夫。
《诗序》说：“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以风其上。”疏解释说：“明晓得失的踪迹，哀伤而咏叹性情的人，是诗人，不是史官。《民劳》《常武》是公卿的作品，《黄鸟》《硕人》是国民的风俗。既然如此，凡是臣民，都能进行讽喻，不一定非要是国史所作。这里特别提到国史，是因为郑玄回答张逸说：‘国史采集众诗时，明辨其好恶，让瞽蒙歌唱它。那些没有作者的作品，都由国史主持，使其可以歌唱。’按照这种说法，是因为国史掌管文书，所以借指文史。如果能够创作文章，也可以称为史，不一定非要是史官。史官自己也有作诗的，不全是史官所作。说‘明辨其好恶，让瞽蒙歌唱’，意思是国史选取好的作品，才交给乐官。说那些没有作者的，由国史主持罢了；有作者的，也是由国史主持罢了。李子说：‘凡是诗的取舍，都关乎国史之手。《诗序》因为论述变风变雅，所以下文又说风雅都本于人的情性。风雅没有正变之分，虽然都出于人的情性，但也由国史明晓得失的踪迹，知道作者的志向。所伤的是人伦的废弃，所哀的是刑政的苛酷。吟咏情性，是用来讽喻上级的。又知道作诗的人，近能通达事变，远能怀念旧俗。因此诗的取舍，没有一处不恰当的。所以说：‘发乎情，止乎礼义。’起初，完全出于人情；而最终，常止于礼义。如果不透彻理解作者的旨意，怎么能达到这个境界呢？子夏之所以不推崇作者的功劳，而在风雅的体制上，礼义所止的地方，一概归之于国史。像子夏这样谈论诗的人，可以说深谙诗道了。现在郑玄却说诗没有作者的，都由国史主持，使其可以歌唱，所以读作国史。孔氏又说凡人如果能够创作文章，也可以称为史，不一定非要是史官。这是什么话呢？’
又郑玄回答张逸说：“国史采集众诗时，明辨其好恶，让瞽蒙歌唱它。”李子说：“郑玄的说法确实有依据，但不清楚让瞽蒙歌唱时，是先已有曲调呢，还是全部让他们创作曲调呢？只按照郑玄的说法，那就是刚得到诗时，完全没有曲调，国史决定取舍之后，乐工才创作新曲调来配合歌词。我私下认为不一定都是这样。看现在流传的三百零五篇，虽然歌词多少不同，但章句大体相似，不可能把所得到的诗篇全部交给瞽蒙，让他们随着歌词来创作歌曲。大概采诗的人刚得到歌词时，有的已有曲调，有的没有曲调。歌词的取舍，在于史官，美好的收录，恶劣的抛弃。曲调的取舍，在于乐工，合适的就沿用，不合适的就修改。或沿用或修改，都是求符合正声而已。如果原本没有曲调，或者丢失了曲调，那么乐工才开始创作曲调来配合歌词。”
《六义疏》说：“《周礼》太史提到六诗。那里的注释说：‘风，是说圣贤治道的遗化。赋，是说铺陈，直接铺陈当今政教的善恶。比，是看到当今的过失，不敢直言，取类比来说明。兴，是看到当今的美好，嫌于谄媚，取善事来劝谕。雅，是正，说当今的正道作为后世的法则。颂，是说诵，是容，诵当今的功德，广泛地赞美它。’那里虽然各自解释名称，因为诗有正变，所以互相体现其意。疏又说：‘其实美刺都有比兴。’又说：‘既然在风之下看到了赋比兴，说明雅颂也相同。’又说：‘凡是诗文直接陈述事情不比喻的，都是赋辞。’又说：‘郑司农说：比，是比方于物，各种说‘如’的，都是比辞。司农又说：兴，是托事于物，那么兴就是兴起，取譬引类，兴起自己的心意。诗文各种举鸟兽草木来表现意旨的，都是兴辞。’李子说：‘比兴作为譬喻等是一样的。《论语》说：‘诗可以兴。’孔安国说：‘可以引譬连类。’引譬连类，不是比又是什么。比兴虽然同为譬喻，中间自有小别，也不敢直接视为一类。但前面的说法主张比为刺，兴为美，就错了。孔疏概括说其实美刺都有比兴，大概看到了这一点。那么前面的说法为什么专门以善恶来说呢？所以郑司农以比为比方，以兴为兴起自己的心意，这确实得到了子夏的旨意。颖达明白前面的说法不通畅，于是又辩解说：‘比显而兴隐，所以比在兴之前。’探究颖达这话，只是解释驳斥郑司农的意思罢了。比较两种说法，后一种更好。但兴字有两个读音，读去声，就是兴起之情；读平声，只是兴起自己的心意。”
四始正指国风、大小雅及三颂罢了。
郑云。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是也。诗纬泛历枢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此图谶家语。顾何足信乎。故郑解四始。专以人事言之。不以诗纬为据。诚得之矣。及作六艺论。引春秋纬演孔图说。诗含五际。则复以泛历枢推云。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改正。辰在天门。出入候听。是何耶。
译郑玄说：“起初，王道兴衰的缘由，就在于此。”《诗纬·泛历枢》说：“《大明》在亥，是水之始；《四牡》在寅，是木之始；《嘉鱼》在巳，是火之始；《鸿雁》在申，是金之始。”这是图谶家的言论，哪里值得相信呢？所以郑玄解释“四始”，专门从人事的角度来论述，不以《诗纬》为依据，确实得其要领。等到他撰写《六艺论》，引用《春秋纬·演孔图》的说法，说《诗》包含“五际”，却又依据《泛历枢》推断说：“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改正，辰在天门，出入候听。”这是为什么呢？
乖角犹言乖张。盖俗语也。然唐人诗有之。独孤及酬于逖毕曜问病云。救物智所昧。学仙愿未从。行藏两乖角。蹭蹬风波中。
蜀志。马良与诸葛亮书曰。此乃管弦之至。牙、旷之调也。虽非锺期。敢不击节。晋书。谢尚作鸜鹆舞。王导令坐者抚掌击节。尚俯仰其中。旁若无人。又乐志云。魏晋之世。有孙氏善弹旧曲。宋识善击节唱和。盖节者、节奏句读也。击节犹今节乐拍手及用拍版也。故乐家以拍版为乐句。马良书称敢不击节。谓敢不赏音也。吴诸葛恪乞佃庐江、皖口。袭舒。以图寿春。孙权以为不可。赤乌中。魏司马宣王谋欲攻恪。权方发兵应之。望气者以为不利。于是徙屯于柴桑。恪与丞相陆逊书曰。杨敬叔传述清论。方今人物凋尽。守德业者不能复几。宜相左右。更为辅车。上熙国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谤毁。使已成之器。中有损累。将进之徒。意不欢笑。闻此喟然。诚独击节。恪意以杨所论述切中时病。既闻此语。使己喟叹。然当时之人。诚无知者。己独击节以称赏之耳。
皮日休七爱诗房杜二相国云。肮脏无敌才。磊落不世遇。美矣名公卿。魁然真宰辅。黄合三十年。清风一万古。案魏晋旧制。三公黄阁厅事始得置鸱尾。陈后主以萧摩诃为侍中。特诏开黄阁厅事寝室并置鸱尾。然则黄阁鸱尾皆宰相所居之制也。自唐以来亡之矣。今人举皮诗。往往以黄阁作黄合。遍考书传。宰相无有黄合故事。
李太白送李女真（至）叠。叠然也。凡叠、嵬、缠（去声）、会、平、匾、凹、尖、口、掌、脑、团、固、陀、坞、汊。皆取其地势而名之。
内则。马黑瘠而般（音班。）臂漏。郑注云。漏当为蝼。如蝼蛄臭也。蝼蛄之臭。大抵为土气也。居土者多以此为名。故以蛙为蝼蝈。蚁为蝼蚁。
洛言洛下。稷言稷下。相言相下。敖仓言敖下。吴郡言吴下。又今人言都下县下。言称下者。犹言在此处也。
句当二字。自唐有之。德宗时。神策军又特置监句当以宠宦者。贞元十二年。改监句当为护军中尉。以命窦文场、霍仙鸣。至炎宋过江后。以避讳改句当为干当。则几于吃口令矣。
黄霸为颍川太守。宣布诏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然后为条教。置父老师师佐长。班行之于民闲。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材。种树畜养。去食谷马。米盐靡密。初若烦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聪明识事。吏民不知所出。咸称神明。奸人去入他郡。盗贼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后诛罚。务在成就全安长吏。治为天下第一。前后八年。郡中愈治。凤皇神爵数集郡国。颍川尤多。天子下诏称扬。以为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吏民向于教化。兴于行谊。可谓贤人君子矣。其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及代丙吉为丞相。总纲纪。功名损于治郡。时张敞舍鹖雀飞集丞相府。霸以为神爵。议欲以闻。敞奏霸。以为挟诈干名。霸又荐史高可太尉。天子使尚书召问。且令受丞相对。霸自是后不敢复有所请。李子曰。圣贤不能违时而能顺时。苟非其时而强为之。不仆必颠。观霸之始为颍川也。其用志亦远矣。既为丞相。盖将使天下之广为一颍川之治也。而宣帝之心则有异于是焉。宣帝为政。务欲使天下之人。虽一毫发之细。蔑敢有欺于我。生杀予夺。惟我所欲。是则宣帝之心也。霸乃欲班布教化。一如颍川时。则所谓东南兕而西北矢也。庸乌得而合乎。若张敞之刻峭。则真与宣帝同之。故出一言以劾霸。而霸不复振。亦理势之常也。敞舍鹖雀飞集丞相府。霸以为神爵。欲以闻。而敞遽奏之。帝遽信之。而霸以是疏。何帝之不谛如是甚耶。夫霸之神鹖雀也。此亦微瑕细颣。初不足咎。况欲以闻之而实未以闻乎。帝乃以此罪霸。至召上计吏。使侍中临饬。如敞指意。则宣帝之于大臣。恩亦薄矣。盖宣帝之心与霸本殊。虽以一时之誉而相之。其论议大事。必多有以忤意。特无以为名诮之耳。一
译乖角，就是乖张的意思。这大概是俗语。然而唐代人的诗里也有。独孤及《酬于逖毕曜问病》诗说：“救物智所昧，学仙愿未从。行藏两乖角，蹭蹬风波中。”
《蜀志》记载，马良给诸葛亮写信说：“这是管弦乐的极致，师旷、伯牙那样的曲调啊。即使不是钟子期，怎敢不击节赞叹呢？”《晋书》记载，谢尚跳鸜鹆舞，王导让在座的人拍手击节，谢尚在其中俯仰起舞，旁若无人。又《乐志》说：“魏晋时期，有孙氏擅长弹奏旧曲，宋识擅长击节唱和。”大概“节”就是节奏、句读的意思。击节就像今天听音乐时拍手以及用拍板一样。所以乐家把拍板称为乐句。马良信中称“敢不击节”，是说怎敢不欣赏这音乐呢。吴国诸葛恪请求在庐江、皖口屯田，袭击舒县，以图谋寿春。孙权认为不可。赤乌年间，魏国司马宣王谋划要攻打诸葛恪，孙权正发兵应对。望气的人认为不利，于是将屯兵迁到柴桑。诸葛恪给丞相陆逊写信说：“杨敬叔传述清正的言论，当今人才凋零殆尽，坚守德业的人不能再有几个了。应当互相扶持，互为辅佐，对上振兴国事，对下互相珍惜。又痛恨世俗喜欢互相诽谤诋毁，使已经成器的人，中间有损害拖累，将要进用的人，心中不欢笑。听到这些，我感慨叹息，确实独自击节赞叹。”诸葛恪的意思是杨敬叔所论述的切中时弊，既然听到这些话，让自己感慨叹息，然而当时的人，确实没有懂得的，自己独自击节来称赏罢了。
皮日休《七爱诗》中写房、杜两位相国说：“肮脏无敌才，磊落不世遇。美矣名公卿，魁然真宰辅。黄合三十年，清风一万古。”查考魏晋旧制，三公黄阁厅事才开始设置鸱尾。陈后主任命萧摩诃为侍中，特别下诏在黄阁厅事寝室都设置鸱尾。那么黄阁、鸱尾都是宰相居所的制度。自唐代以来就废除了。现在的人引用皮日休的诗，往往把“黄阁”写成“黄合”。遍查书籍史传，宰相没有“黄合”的典故。
李白《送李女真》诗中有“叠”字，“叠”是重叠的样子。凡是叠、嵬、缠（去声）、会、平、匾、凹、尖、口、掌、脑、团、固、陀、坞、汊，都是取地势来命名的。
《内则》说：“马黑瘦而般（音班）臂漏。”郑玄注说：“漏应当是蝼，像蝼蛄的臭味。”蝼蛄的臭味，大体是土气。居住在土里的人大多以此命名，所以把蛙称为蝼蝈，把蚁称为蝼蚁。
洛言洛下，稷言稷下，相言相下，敖仓言敖下，吴郡言吴下。又现在人说都下、县下，说“下”的，就是说在这里的意思。
“句当”这两个字，从唐代就有了。德宗时，神策军又特别设置监句当来宠幸宦官。贞元十二年，改监句当为护军中尉，用来任命窦文场、霍仙鸣。到了宋朝南渡后，为了避讳，改“句当”为“干当”，那就几乎成了吃口令了。
黄霸担任颍川太守，宣布诏令，让百姓都知道皇上的心意。让邮亭乡官都饲养鸡猪，来赡养鳏寡贫穷的人。然后制定条教，设置父老、师帅、佐长，颁布实行于民间，劝勉人们行善防奸，以及致力于耕种桑麻，节约费用繁殖财物，种植树木饲养牲畜，去除吃谷物的马。事无巨细，起初好像烦琐细碎，然而黄霸精力充沛能够推行，聪明识事，官吏百姓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都称颂他神明。奸人逃往其他郡县，盗贼日渐减少。黄霸大力推行教化而后诛罚，务求成全安抚长吏，治理天下第一。前后八年，郡中更加安定。凤凰神鸟多次聚集在郡国，颍川尤其多。天子下诏称扬，认为种田的人让出田界，路上不拾遗物，官吏百姓趋向教化，兴起于行谊，可以说是贤人君子了。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等到黄霸接替丙吉担任丞相，总揽纲纪，功名不如治理郡县时。当时张敞养的鹖雀飞集到丞相府，黄霸认为是神鸟，议论想要上报。张敞上奏弹劾黄霸，认为他挟诈求名。黄霸又推荐史高可以担任太尉，天子让尚书召问，并且让他接受丞相的对策。黄霸从此以后不敢再有所请求。李子说：“圣贤不能违背时势而能顺随时势。如果不是那个时势而强行去做，不跌倒必定翻车。看黄霸起初担任颍川太守时，他的志向也很远大。既然担任丞相，大概是想让天下广阔之地都像颍川那样治理。然而宣帝的心意却与此不同。宣帝执政，务求让天下的人，即使是一毫发之细，也不敢欺骗我。生杀予夺，只凭我的意愿。这就是宣帝的心意。黄霸却想要颁布教化，一如在颍川时，那就是所谓东南用兕皮而西北用箭矢，怎么能够相合呢？如果张敞的刻薄严峻，则真正与宣帝相同。所以出一句话弹劾黄霸，而黄霸不再振作，也是理势的常情。张敞养的鹖雀飞集丞相府，黄霸认为是神鸟，想要上报，而张敞立刻上奏，皇帝立刻相信，而黄霸因此被疏远。为什么皇帝不审察到如此程度呢？黄霸把鹖雀当作神鸟，这也是微小的瑕疵，起初不足以怪罪。何况想要上报而实际上还没有上报呢。皇帝却以此怪罪黄霸，直到召见上计吏，让侍中临场告诫，按照张敞的旨意。那么宣帝对于大臣，恩情也很淡薄了。大概宣帝的心意与黄霸本来不同，虽然因为一时的赞誉而让他做丞相，他议论大事，必定多有违逆皇帝心意的，只是没有借口来讥讽他罢了。”
闻敞言。则谓霸之所为。皆无事实。张皇布濩。祇以虚名撼我。今又以鹖雀自为治政美应。则其佹僪欺君。其来审矣。可不黜之乎。此所以疏霸而无疑也。噫。常人之情。与己少同则亲。与己少异则疏。自古及今。其孰不然。何独汉宣帝一人而已哉。吾姑借霸行事。以明夫人情同异之别云。
译听到田敞的话，就认为张霸所做的，都没有实际内容，只是夸大铺张，仅凭虚名来动摇我。现在他又用鹖雀来作为自己治理政事美好的应验，那么他轻率欺君的行为，由来已久了。难道可以不罢免他吗？这就是疏远张霸而没有怀疑的原因。唉，常人的感情，与自己稍有相同就亲近，与自己稍有不同就疏远。从古到今，谁不是这样呢？难道只有汉宣帝一个人如此吗？我暂且借张霸的事迹，来说明人情中相同与不同的区别罢了。
世之劝人以学者。动必诱之以道德之精微。此可为上性言之。非所以语中下者也。上性者常少。中下者常多。其诱之也非其所。则彼之昧者日愈惑。顽者日愈偷。是其所以益之者。乃所以损之也。大抵今之学非古之学也。今之学不过为利而勤为名而修尔。因其所为（去声。）而引之。则吾之劝之者易以入。而听之者易以进也。求之前贤。盖得二说焉。齐颜之推家训云。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终不为小人也。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则今人所谓良田千顷。不如薄艺随身者也。韩退之为其侄符作读书城南诗云。金璧虽重宝。费用难贮储。学问藏之身。身在即有余。则今世俗所谓一字直千金者也。古今劝学者多矣。是二说者。最得其要。为人父兄者。盖不可以不知也。
敬斋先生古今黈卷之五
离卦。六五。象曰。六五之吉。离王公也。疏谓进王而言公。取其便文以合韵。本经未必有此意。王公亦一体也。王公阶级虽殊。然五等之爵。以公为最贵。公侯不嫌为君。但俾为王耳。又疏以离为附着。释文离字音作去声。必当与丽同之。
大壮。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注云。有应于三。故不能退。惧于刚长。故不能遂。疏云。退谓退避。遂谓进往。观注疏大意。当谓外卦以向上为退。向下为进。又象曰。不详也。疏以详为祥。云。祥者、善也。注及释文俱无所发。经疏详祥不别。岂古字通用乎。然伊川易传解此爻云。六以阴处震终而当壮极。其过可知。如羝角之触藩篱。进则础身。退则妨角。进退不能。是其自处之不详慎也。此说为优。
文章两字之学。两字之体。变变不已。遂至于无穷。然用沈存中括▯局法求之。亦自可尽。沈谓▯局之多。非世闲名数可纪。但连书万字五十二。即是局之大率。彼局路止于三百六十一。而其变动已无名数可纪。况数字之多乎。今谓其数可尽者。世闲字书。固有限量。其变虽多。亦不容以无尽也。常试以一二字约之。其数遂无所逃。一二字既已得之。则虽多至百千万。皆可以得之矣。且以一字为主。而欲括尽世闲多言之变者。以一字乘举世所有之字而倍之。复虚减元数畀一是也。所以尽乘字数而倍之者。既立一字为主。别得一字。则主客之中一正一倒也。所以虚减元数羃者。正倒之外。又有所重也。
长发。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荷天之休。传云。球、玉。缀、表。旒、章。笺云。缀、犹结也。旒、旌旗之垂者也。小玉、尺二寸。圭也。大玉、珽也。执圭搢珽。以与诸侯会同。结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縿着。担负天之美誉。为众所归乡。疏云。毛以为汤受二玉。以作天子。为下国诸侯之表章。郑以为汤受二玉。与诸侯会同。而诸侯心系天子。如旌旗之旒。缀着于縿。又云。春秋襄十六年。公羊传云。君若缀旒然。言诸侯反系属于大夫也。此言缀旒。文与彼同。明以旌旗为谕。故易传以犹结也。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记说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尔雅说旌旗之练旒九。是旌旗垂者名为旒也。李子曰。案襄公十六年。公羊传云公会（云云）于溴梁。戊寅。大夫盟。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遍刺天下之大夫也。曷为遍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赘旒然。何休曰。旒旗旒赘。系属之辞。若今俗名就婿为赘婿矣。以旗旒谕者为下所执持东西旒者其数名。礼记玉藻。天子旗十有二旒。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据公羊传与毛郑二说。其实三家俱各不同。而诗疏援引公羊之语者。以缀赘同音。强为说耳。世之为文之士不复用古诗说。凡言人主之危难便言缀旒。甚失义理。释文。缀、陟劣反。又张卫反。縿、所衔切。绛帛。韵又史炎切。旗幅为缪。今孔疏依郑说云。如旌旗之旒。缀着于縿。则縿正当从史炎切读之。而释
译世上劝人求学的人，动不动就用道德的精微深奥来诱导他们。这只能对天性上等的人说，不适合对中下等的人说。天性上等的人常常很少，中下等的人常常很多。诱导他们的地方不对，那么那些愚昧的人就会一天天更加迷惑，顽固的人就会一天天更加懈怠。这样，本来想对他们有益的做法，反而成了损害他们的做法。大概现在的学问不是古代的学问了。现在的学问不过是为了利益而勤奋，为了名声而修养罢了。顺着他们所做的来引导他们，那么我的劝导就容易被人接受，而听的人就容易进步了。向前贤寻求，大概得到了两种说法。齐朝颜之推在《家训》中说：自从荒乱以来，那些被俘虏的人，即使是百代以来的小人，知道读《论语》《孝经》的，尚且能当别人的老师；即使是千年以来的贵族，不懂文书典籍的，没有不耕田养马的。从这一点来看，怎么可以不自我勉励呢？如果能常保有几百卷书，终究不会成为小人。谚语说：积蓄钱财千万，不如有一技之长在身。这就是现在人所说的良田千顷，不如有一技之长随身。韩愈为他的侄子韩符作《读书城南》诗说：金玉虽然是重宝，但花费起来难以储存；学问藏在自己身上，人在就有用不完的好处。这就是现在世俗所说的一字值千金。古今劝人求学的很多，这两种说法最得其要领。作为父亲和兄长的人，大概不可以不知道。
敬斋先生《古今黈》卷五
离卦，六五。《象传》说：六五的吉祥，是因为依附于王公。孔颖达的《疏》认为，进王而言公，是取其行文方便以合韵脚，原本的经典未必有这个意思。王公其实是一体的。王公的等级虽然不同，但五等爵位中，以公为最尊贵。公侯不忌讳称为君，只是让他们称为王罢了。又《疏》将“离”解释为附着，《经典释文》中“离”字的读音作去声，必定应当与“丽”相同。
大壮卦，上六。公羊顶撞篱笆，不能后退，不能前进。王弼的注说：因为与九三有应，所以不能后退；畏惧刚健的增长，所以不能前进。孔颖达的《疏》说：退是指退避，遂是指前进。看注疏的大意，应当是说外卦以向上为退，向下为进。又《象传》说：不详慎。《疏》将“详”解释为“祥”，说：祥，就是善。注和《释文》都没有对此进行阐发。经典和《疏》中“详”“祥”不区分，难道古字通用吗？然而伊川《易传》解释这一爻说：六五以阴爻处于震卦的终结，而当壮极之时，其过失可知。就像公羊角触撞篱笆，前进则碰伤身体，后退则妨碍羊角，进退不能，这是自己处身的不详慎。这种说法更为优越。
文章这两个字的学问，这两个字的形体，变化不停，以至于无穷。然而用沈括的括局法来推求，也自然可以穷尽。沈括说：局数的繁多，不是世间的名数可以记载的，但只要连续书写万字五十二，就是局的大致情况。那局路只限于三百六十一，而其变动已经无名数可以记载，何况数字的繁多呢？现在说它的数可以穷尽，是因为世间的字书，本来有限量，其变化虽然多，也不容许没有尽头。常常试着用一两个字来概括，其数就无处可逃。一两个字既然已经得到，那么即使多到百千万，都可以得到了。而且以一个字为主，而想要概括世间多言的变化，用这个主字乘以世间所有的字再加倍，再虚减原数赋予一，就是这样。之所以尽乘字数而加倍，是因为既立一字为主，另得一字，那么主客之中一正一倒。之所以虚减原数，是因为正倒之外，又有所重复。
《长发》篇：接受小球和大球，作为下国诸侯的缀旒，承受上天的美善。《传》说：球，是玉；缀，是表；旒，是章。《笺》说：缀，就是结；旒，是旌旗的垂饰。小玉，长尺二寸，是圭；大玉，是珽。手持圭，插着珽，用来与诸侯会盟朝见，结定他们的心，就像旌旗的旒附着在縿上，担负上天的美誉，为众人所归向。《疏》说：毛亨认为汤接受二玉，以作为天子，成为下国诸侯的表章；郑玄认为汤接受二玉，与诸侯会盟朝见，而诸侯心系天子，就像旌旗的旒，附着在縿上。又说：《春秋》襄公十六年，《公羊传》说：君主就像缀旒一样，是说诸侯反而系属于大夫。这里说缀旒，文字与那里相同，明显是以旌旗为比喻，所以《易传》用“犹结也”来解释。《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记》讲述旌旗的事情，都说九旒七旒；《尔雅》讲述旌旗的练旒九，是旌旗垂下的部分名为旒。李子说：查考襄公十六年，《公羊传》说：公会在溴梁（云云），戊寅，大夫盟。诸侯都在那里。为什么说大夫盟？因为信在大夫。为什么说信在大夫？是遍刺天下的大夫。为什么遍刺天下的大夫？君主就像赘旒一样。何休说：旒旗旒赘，是系属的词语，就像现在俗名就婿为赘婿一样。以旗旒为比喻的是被下面的人执持东西，旒的数名。《礼记·玉藻》：天子的旗有十二旒，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根据《公羊传》与毛亨、郑玄两种说法，其实三家各自不同。而《诗疏》援引《公羊》的话，是因为缀、赘同音，强行解释罢了。世上做文章的人不再使用古诗的说法，凡说人主的危难便说缀旒，很失义理。《释文》：缀，陟劣反，又张卫反；縿，所衔切，绛帛；韵又史炎切，旗幅为缪。现在孔颖达的《疏》依照郑玄的说法说：就像旌旗的旒，附着在縿上。那么縿正当从史炎切读之。而《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