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斋先生古今黈卷之三
兵部侍郎卢绚谓上已起。垂鞭按辔。横过楼下。绚风标清粹。上目送之。深叹其韫藉。又德宗好文雅韫藉。而柳浑质直轻脱无威仪。上不说。以是罢相。韫藉之说如此。今乃以荐藉解韫椟。于义何安乎。轻改音切。理既支离。指温为藉。益又可疑。前人信之不敢讥。后人畏之不敢违。其谁知千古之是非。
译兵部侍郎卢绚对皇上说：“皇上已经起身了。”他垂着马鞭，控制着缰绳，横穿过楼下。卢绚风度清雅纯粹，皇上目送他离去，深深赞叹他含蓄蕴藉的品格。又因为德宗喜爱文雅含蓄的人，而柳浑质朴直率、轻浮浅薄且缺乏威仪，皇上不高兴，因此罢免了他的宰相职务。关于“韫藉”的说法就是这样。如今却用“荐藉”来解释“韫椟”，在义理上怎么能够心安呢？随意更改音切，道理本就支离破碎；把“温”解释为“藉”，更加可疑。前人相信它而不敢讥讽，后人畏惧它而不敢违背，又有谁知道千古以来的是非对错呢？
作文叙事为最难。搜抉辞旨。两须允惬。杼思过当。多遗目前。庞统传云。庞少时朴钝。未有识者。颍川司马徽有知人鉴。统弱冠往见徽。徽采桑于树上。坐统在树下。共语自昼至夜。徽甚异之。此坐统树下时。尚未识统。既共与语。必有以中徽心者。徽虽高年。便当下与统接。而止据树上。自昼至夜。略无主客之礼。为统者固朴钝。而为徽者无乃朴钝甚耶。以人情度之。殆为乖戾。吾以为共语之下宜云。徽颇惊赏。因延揖再与谈论。自昼至夜。徽甚异之。若是则其言意始两足矣。或谓徽与统齿相悬。不可以苛礼责徽。曰。此不然。昔盛孝章为台郎。路逢童子。容貌非常。孝章怪而问之。答曰。鲁国孔融。时年十余岁。孝章以为异。乃载归。与之言。知其奇才。便结为兄弟。夫融之遇孝章之时。纔十余岁儿耳。而孝章与之为雁行。统之见徽时。盖已成人矣。徽年虽高。苟有知人之鉴。则自不当倨傲如此。故予疑以为史家激昂太过云然也。
牛僧孺守在四夷论曰。夏舍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商舍德音而耽愔愔。是声攻而亡也。按左传子革诵祁招之诗曰。祁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杜预曰。愔愔、安和貌。又韵书愔字训靖。施之德音。则诚然也。故嵇康琴赋其辞曰。愔愔琴德。不可测兮。体清心远。邈难极兮。李周翰注云。愔愔、静深也。李善又引刘向雅琴赋云。游予心以广观兮。听德乐之愔愔。然则愔愔者。所以形容德音之美也。子政、叔夜皆以此美琴德。而僧孺乃谓商耽愔愔而亡。则是以愔愔同之靡靡也。亦大误矣。
薄太后以冒絮提帝。又文帝时。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提、掷也。投也。撞也。与提耳之提异。
李华寄赵七诗云。丹邱忽聚散。素壁相奔冲。出于老杜泰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
吴陆逊传。权欲遣偏师取夷州及珠崖。皆以谘逊。逊上疏曰。今兵兴历年。见众损减。又云。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逊之一疏之中。其言仅盈二百。前云见众损减。而后云见众足以图事。首尾相违。自为水火。何耶。此非独逊之误。亦史笔去取之不精也。
荐、席也。草亦得以言荐。庄子齐物论。麋鹿食荐。荐即草也。赵充国传云。今虏亡美地荐草。此荐字意与庄子稍别。荐草对美地为言。则荐者特以见其草之茂盛云耳。谓草之盛。一如所坐荐然。
月令。仲夏。鹿角解。仲冬。麋角解。皆蟹音。孟春。东风解冻。无音。则当读如字。为佳买反。盖角解之解。自解也。解冻之解。有物为之解也。
封燕然山铭。谓窦宪夤亮圣皇。登翼王室。纳于大麓。维清缉熙。纳于大麓。则尧、舜内禅之事也。维清缉熙。则文王受命之诗也。而固也施之于宪。虽文人造次之辞。亦不伦矣。
应璩休琏百一诗云。文章不经国。筐箧无尺书。善曰。新序。孙叔敖曰府库之藏金玉。筐箧之橐简书。善诚是。然筐箧二字。寔用贾谊语也。谊政事书云。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
天地之气。阴阳相半。曰旸曰雨。各以其时。则谓之和平。一有所偏。则谓之隔并。隔并者。谓阴阳有所闭隔。则或枯或潦。有所兼并也。安帝延光元年。陈忠上疏云。今天心未得。隔并屡臻。青、冀之域。或淫雨漏河。徐、岱之滨。海水盈溢。兖、豫则蝗蝝滋生。荆、扬则稻收敛薄。又顺帝阳嘉二年。郎顗上书云。若令雨可请降。水可攘止。则岁无隔并。太平可待。夫忠、顗所言。皆谓旱干水溢之偏也。
予至东平。得一算经。大概多明如积之术。以十九字志其上下层数。曰。仙、明、霄、汉、垒、层、高、上、天、人、地、下、低、减、落、逝、泉、暗、鬼。此盖以人为太极。而以天地各自为元而陟降之。其说虽若肤浅。而其理颇为易晓。予遍观诸家如积图式。皆以天元在上。乘则升之。除则降之。独太原彭泽彦材法。立天元在下。凡今之印本复轨等书。俱下置天元者。悉踵习彦材法耳。彦材
译写文章叙事是最难的。搜寻挖掘辞藻与旨意，两方面都必须恰当合适。构思如果过于恰当，往往会遗漏眼前的实际情况。《庞统传》说：庞统年轻时质朴迟钝，没有人赏识他。颍川人司马徽有知人之明，庞统二十岁左右去拜见司马徽。司马徽在树上采桑，让庞统坐在树下，两人从白天一直谈到夜晚，司马徽非常惊奇。在庞统坐在树下时，司马徽还没有赏识他；既然能与他交谈，必定有打动司马徽内心的地方。司马徽虽然年高，当时就应当下树与庞统交接，却只是待在树上，从白天到夜晚，完全没有主客之礼。作为庞统固然质朴迟钝，但作为司马徽难道不是更加质朴迟钝吗？按常理推测，这几乎违背情理。我认为在“共语”之下应当加上：司马徽颇感惊异赏识，于是延请行礼，再次与他谈论，从白天到夜晚，司马徽非常惊奇。这样文意才两全其美。有人说司马徽与庞统年龄相差悬殊，不能用苛细的礼节来责备司马徽。回答说：这不对。从前盛孝章担任台郎，路上遇到一个童子，容貌非同寻常。盛孝章感到奇怪便问他，回答说：是鲁国人孔融，当时才十多岁。盛孝章认为他奇异，于是带他回家，与他交谈，知道他是奇才，便结为兄弟。孔融遇到盛孝章时，才只是个十多岁的孩子，而盛孝章却与他结为兄弟。庞统拜见司马徽时，大概已经成年了。司马徽虽然年高，如果有知人之明，就不应当如此倨傲。所以我怀疑这是史家激昂过度造成的。
牛僧孺在《守在四夷论》中说：夏朝舍弃美德而宠幸妹喜，这是被美色攻陷而灭亡。商朝舍弃德音而沉溺于愔愔，这是被声音攻陷而灭亡。查考《左传》子革朗诵《祁招》之诗说：“祁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杜预说：“愔愔，安和的样子。”又《韵书》中“愔”字解释为“靖”。用在“德音”上，确实如此。所以嵇康《琴赋》的辞句说：“愔愔琴德，不可测兮。体清心远，邈难极兮。”李周翰注说：“愔愔，静深。”李善又引用刘向《雅琴赋》说：“游予心以广观兮，听德乐之愔愔。”那么“愔愔”是用来形容德音美好的。刘向、嵇康都以此赞美琴德，而牛僧孺却说商朝沉溺于愔愔而灭亡，这是把愔愔等同于靡靡之音，是大错特错了。
薄太后用帽絮投掷汉文帝。又汉文帝时，皇太子拉着博局投掷吴太子，将其杀死。“提”，是掷、投、撞的意思，与“提耳”的“提”不同。
李华《寄赵七诗》说：“丹邱忽聚散，素壁相奔冲。”出自杜甫《望岳》中的“泰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
《吴书·陆逊传》记载，孙权想派遣偏师夺取夷州和珠崖，都咨询陆逊。陆逊上疏说：“如今战争兴起多年，现有兵力减损。”又说：“如今江东现有兵力，足以图谋大事。”陆逊的一封奏疏中，话刚满二百字，前面说现有兵力减损，后面说现有兵力足以图谋大事，首尾相违，自相矛盾，为什么呢？这不仅是陆逊的错误，也是史笔取舍不精造成的。
“荐”，是席子。草也可以称为荐。《庄子·齐物论》：“麋鹿食荐。”荐就是草。《赵充国传》说：“如今敌人失去了美好的土地和茂盛的草。”这个“荐”字的意思与《庄子》稍有不同。“荐草”相对于“美地”而言，那么“荐”只是用来表现草的茂盛罢了。说草的茂盛，就像人所坐的席子一样。
《月令》：“仲夏，鹿角解；仲冬，麋角解。”都读作“蟹”音。“孟春，东风解冻。”没有注音，就应当读本字，读作“佳买反”。大概“角解”的“解”，是自动脱落；“解冻”的“解”，是有外力使之解开。
《封燕然山铭》说窦宪“夤亮圣皇，登翼王室，纳于大麓，维清缉熙”。“纳于大麓”，是尧舜禅让的事；“维清缉熙”，是文王受命的诗。而班固却用在窦宪身上，虽然是文人造作的辞藻，也不伦不类了。
应璩《休琏百一诗》说：“文章不经国，筐箧无尺书。”李善说：《新序》载孙叔敖说：“府库之藏金玉，筐箧之橐简书。”李善确实是对的。然而“筐箧”二字，实际上是用贾谊的话。贾谊《政事书》说：“俗吏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
天地之气，阴阳各占一半。叫“旸”叫“雨”，各自按时令出现，就称为和平。一旦有所偏颇，就称为隔并。隔并，是说阴阳有所闭隔，就会有的地方干旱有的地方水涝，有所兼并。安帝延光元年，陈忠上疏说：“如今天心未得，隔并屡次降临。青、冀之地，有的淫雨泛滥黄河；徐、岱之滨，海水盈溢；兖、豫则蝗虫滋生；荆、扬则稻谷收成微薄。”又顺帝阳嘉二年，郎顗上书说：“如果雨可以请求降下，水可以驱除停止，那么一年就没有隔并，太平可以期待。”陈忠、郎顗所说的，都是指旱灾水涝的偏颇。
我到了东平，得到一本算经。大概多是阐明如积之术，用十九个字标记上下层数，说：仙、明、霄、汉、垒、层、高、上、天、人、地、下、低、减、落、逝、泉、暗、鬼。这大概是以人为太极，而以天地各自为元而升降。其说法虽然看似肤浅，但其道理颇为容易理解。我遍观各家如积图式，都以天元在上，乘法则上升，除法则下降。只有太原彭泽彦材法，立天元在下。如今印本《复轨》等书，都下置天元的，都是沿袭彦材法罢了。彦材
在数学中。亦入域之贤也。而立法与古相反者。其意以为天本在上。动则不可复上。而必置于下。动则徐上。亦犹易卦。干在在下。坤在在上。二气相交而为太也。故以乘则降之。除则升之。求地元则反是。
译在数学中，也是进入这个领域的贤者。然而他制定的法则与古人相反，他的意思是认为天原本在上，如果运动就无法再向上，所以必须把它置于下方，这样运动时才能缓慢上升。这也就像《易经》的卦象，乾卦在下，坤卦在上，阴阳二气相交从而化生万物。因此，用乘法就是向下降低，用除法就是向上提升；而求取地的本源则与此相反。
杨倞解荀子。非綦文理、綦之而亡食、五綦之具之类。其綦字皆训为极。又于五綦之下云。綦或为甚。其说固近。然綦正当作期。古文音同者。其义悉通。期为要结止宿之处。固为人所同欲也。亦犹孟子所谓天下期于师旷。期于子都。期于易牙。无烦改字。
梁周兴嗣千字文。说者谓上得王羲之故书。皆断烂脱绝。前后倒复。不可读。令兴嗣次之。一夕书成。而发尽白。然今法帖汉章帝所书已有千字文中百余字。何哉。岂梁世所传得羲之故书已先书汉章帝之书乎。
汉宣帝朝。同时有杜延年、田延年、严延年。
三国志刘焉传注。陈寿益都耆旧传曰。董扶发辞抗论。益都少双。故号曰致止。言人莫能当。所至而谈止也。然则当号至止。不当号致止。而今云致止者。得非以扶所至士大夫畏服。遂致止谈论与。耆旧传恐误。
又潘浚传注。襄阳记曰。襄阳习温为荆州太公平。太公平。今之州都。浚子秘过辞于温。问曰。先君昔因君侯当为州里议主。今果如其言。不审州里谁当复相代者。温曰。无过于君也。后秘为尚书仆射。代温为公平。甚得州里之誉。昔因之因错。定是目字。
邸阁者、乃军屯蹊要储蓄资粮之所。此二字他书无有。见于汉末及三国志。其所明著者凡十一。董卓传注。献帝纪曰。帝出杂缯二万匹。与所卖厩马百余匹。宣赐公卿以下及贫民不能自存者。李傕曰。我邸阁储偫少。乃悉载置其营。又张既传。酒泉苏衡反。既击破之。遂上疏请治左城。筑障塞。置烽燧邸阁以备胡。西羌恐。率众二万余落降。又王基击吴。别袭步协于夷陵。协闭门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实分兵取雄父邸阁。收米三十余万斛。又毋邱俭、文钦作乱。王基与司马景王会于许昌。基谓宜速进据南顿。南顿有大邸阁。计足军人四十日粮。又蜀后主建兴十一年冬。诸葛亮使诸军运米集于斜谷口邸阁。又魏延传注。夏侯楙镇长安。诸葛亮于南郑计议。延曰云云。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又邓芝传。先生定益州。芝为郫邸阁督。先主出至郫。与语大奇之。擢为郫令。又孙策传注。江表传曰。策渡江攻刘繇牛渚营。尽得邸阁粮谷战具。是岁兴平二年也。又孙权传。赤乌四年夏。遣卫将军全琮略淮南。决芍陂。烧安城邸阁。收其人民。又赤乌八年。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兵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又周鲂传。谲曹休笺曰。东主遣从弟孙奂治安陆城。修立邸阁。辇赀运粮。以为军储。
孙休传。永安五年。休欲与韦曜、盛冲讲论道艺。张布忌二人切直。因饰说以遏之。休答云。孤之涉学。群书略遍。所见不少。今曜等入。但欲讲书。不为从曜等始受学也。又恐布疑惧。竟如布意。废其讲业。不复使冲等入。史言休锐意于典籍。欲毕览百家之言。观其所答张布语。非真好学者。徒因事以自衒耳。果能以进修为乐。虽百布拒遏。必不肯终至废辍。传曰。好善和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是言好恶之真也。如休所为。岂得谓之真好学者耶。
越世家载。陶朱公中男杀人当死。公之长男救其弟。之楚。进千金于庄生。庄生非有意受之也。欲以成事后复归之以为信耳。故金至。谓其妇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诫。后复归。勿动。而朱公长男不知其意。以为殊无短长也。自有如至勿动一十一字。其意暧昧。读者多不能谕。然究上下文。其脉络自相贯通。初不难晓。盖庄生指所得之金而语其妇云。此金非吾家所有。一如病患之来。不可使宿。因又诫其妇云。待事成后即复归之。宜勿动也。
左传。昭二十四年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宝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诸河上。阴不佞以温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将卖之。则为石。事定而献之。与之东訾。此有数说。曾子者。谓阴不佞不应卖玉。盖拘得玉者将取之。则诈之曰。此为石也。卖欺绐也。不佞以此得玉。刘子者。谓此倒简。当是将卖
译杨倞注解《荀子》。对于“非綦文理”、“綦之而亡食”、“五綦之具”这类句子，其中的“綦”字他都训释为“极”。又在“五綦”之下说：“綦”或许通“甚”。他的说法固然接近本义。然而“綦”字应当作“期”。古文中读音相同的字，其意义往往相通。“期”是约定结止、住宿的地方，这本来就是人们共同向往的。也就像孟子所说的天下人期望师旷、期望子都、期望易牙那样，无需改字。
梁代周兴嗣的《千字文》，有人说上面得到王羲之的旧稿，都断烂残缺，前后颠倒重复，无法阅读。让周兴嗣重新编排，他一夜写成，头发全白了。然而如今法帖中汉章帝所写的字，已有《千字文》中的一百多字，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梁代所传得到的王羲之旧稿，已经先写了汉章帝的字吗？
汉宣帝在位时，同时有杜延年、田延年、严延年三人。
《三国志·刘焉传》注引陈寿《益都耆旧传》说：“董扶发言激昂辩论，益州很少有人能与他匹敌，所以号称‘致止’，意思是别人无法抵挡，他到哪里谈论就停止。”那么应当号称“至止”，不应当号称“致止”。现在说“致止”，莫非是因为董扶所到之处士大夫都畏惧信服，于是导致谈论停止吗？《耆旧传》恐怕有误。
又《潘浚传》注引《襄阳记》说：“襄阳习温担任荆州太平安。太平安，就是现在的州都。潘浚的儿子潘秘去辞别习温，问说：‘先父从前因为您应当成为州里的议主。现在果然如他所说。不知州里谁应当再替代您？’习温说：‘没有超过您的。’后来潘秘担任尚书仆射，替代习温担任太平安，很得州里的赞誉。‘昔因’的‘因’字错了，定是‘目’字。”
邸阁，是军队驻扎在交通要道储蓄资粮的地方。这两个字其他书中没有，见于汉末及《三国志》。明确记载的共有十一处。《董卓传》注引《献帝纪》说：“皇帝拿出杂色丝织品二万匹，连同所卖的厩马百余匹，宣赐给公卿以下以及贫困不能自存的百姓。李傕说：‘我邸阁的储备少。’于是全部装载安置在他的军营中。”又《张既传》：“酒泉苏衡反叛，张既击破他。于是上疏请求治理左城，修筑障塞，设置烽燧和邸阁来防备胡人。西羌恐惧，率领二万多部落投降。”又王基攻打吴国，另外袭击步协于夷陵。步协闭门自守。王基显示进攻的形势，而实际上分兵夺取雄父邸阁，收取米三十多万斛。又毋丘俭、文钦作乱，王基与司马景王在许昌会合。王基认为应当迅速前进占据南顿。南顿有大邸阁，计算足够军队四十天的粮食。又蜀后主建兴十一年冬，诸葛亮派各军运米聚集在斜谷口邸阁。又《魏延传》注：“夏侯楙镇守长安，诸葛亮在南郑计议。魏延说：‘……横门邸阁与散民的谷物足够周济粮食。’”又《邓芝传》：“先主平定益州，邓芝担任郫邸阁督。先主出巡到郫，与他交谈大为惊奇，提拔为郫令。”又《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说：“孙策渡江攻打刘繇的牛渚营，全部得到邸阁的粮谷战具。这一年是兴平二年。”又《孙权传》：“赤乌四年夏，派遣卫将军全琮攻取淮南，决开芍陂，烧毁安城邸阁，收编其人民。”又赤乌八年，派遣校尉陈勋率领屯田兵及工匠三万人开凿句容中道，从小其到云阳西城，开通会市，建造邸阁。又《周鲂传》：“周鲂欺骗曹休的信中说：‘东主派遣堂弟孙奂治安陆城，修立邸阁，搬运资财运输粮食，作为军需储备。’”
《孙休传》：“永安五年，孙休想要与韦曜、盛冲讲论道艺。张布忌恨二人切直，于是修饰说辞来遏制他们。孙休回答说：‘我涉猎学问，群书大致都看过，所见不少。现在韦曜等人进来，只是想讲论书籍，不是从韦曜等人开始接受学问。’又恐怕张布疑惧，最终如张布的意愿，废除了讲习学业，不再让盛冲等人进来。史书说孙休专心于典籍，想要全部阅览百家的言论。看他回答张布的话，并非真正好学的人，只是借事来自我炫耀罢了。果真能以进修为乐，即使有上百个张布拒绝遏制，也必定不肯最终废弃停止。《传》说：‘喜欢善人如同喜欢美色，厌恶恶人如同厌恶恶臭。’这是说好恶的真实。像孙休所做的，怎么能称为真正好学的人呢？”
《越世家》记载：陶朱公的二儿子杀人应当处死。陶朱公的大儿子去救弟弟，前往楚国，送给庄生千金。庄生并非有意接受，是想事成后再归还以表示诚信罢了。所以金子送到，他对妻子说：“这是朱公的金子，有如病患一样不可留宿，告诫你，后来归还时，不要动用。”而陶朱公的大儿子不明白他的意思，认为完全没有长短。从“有如”到“勿动”共十一个字，其意思暧昧，读者大多不能理解。然而究其上下文，其脉络自相贯通，其实不难明白。大概是庄生指着所得的金子对其妻子说：“这金子不是我们家的，一如病患的到来，不可使其留宿。”于是又告诫其妻子说：“待事成后即归还，应当不要动用。”
《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冬十月癸酉，王子朝在黄河使用成周的宝珪祭祀。甲戌，津人在黄河边得到它。阴不佞率领温国人向南入侵，拘捕得到玉的人，夺取他的玉，将要卖掉它，就说是石头。事情平定后献出玉，给他东訾。这有好几种说法。曾子说，阴不佞不应当卖玉，大概是拘捕得到玉的人将要夺取它，就欺骗他说：“这是石头。”卖是欺骗。阴不佞因此得到玉。刘子说，这是倒简，应当是将卖
之则为石六字。在津人得之河上之下。津人不识宝珪。虽欲卖之。而自谓此石耳。所得能几。遂不卖。张子者。谓不佞拘津人取其玉。意欲得玉而卖之。其津人不肯与。则曰祇是石耳。故不佞不复取。及王定。津人献之玉。王与之东訾。盖喜子朝之宝珪复归于己也。当以取其玉将卖之为一句。高子者。谓成周之宝珪既沈之河矣。翌日复自出外。明神物之有所归也。故不佞将卖之。化之而为石焉。已而复为玉。因得以献。李子曰。以上四说。皆非也。只是不佞将卖玉。而买者不识。则以为石耳。事定。不佞献王。王喜。与之东訾。
译“之则为石”是六个字。在渡口的摆渡人于河边下游得到了它。摆渡人不认识这是宝珪，虽然想卖掉它，但自认为这不过是块石头罢了，能卖几个钱呢？于是没有卖掉。张子说：子朝想要从摆渡人那里取回这块玉，心里打算得到玉后卖掉它。摆渡人不肯给他，就说：“这只是石头罢了。”所以子朝不再去取。等到王室平定，摆渡人把玉献给了王，王赐给他东訾之地。这是因为高兴子朝的那块宝珪又回到了自己手中。应当把“取其玉将卖之”连成一句话来理解。高子说：成周的宝珪既然已经沉入河中，第二天又自行浮出，这说明神物是有归属的。所以子朝打算卖掉它，它便化作石头；不久又变回玉，因此得以进献。李子说：以上四种说法，都不对。只是子朝打算卖掉玉，而买主不认识，就认为它是石头罢了。事情平定后，子朝把玉献给王，王很高兴，赐给他东訾之地。
李白瀑布诗云。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而陆蟾咏瀑布云。岳色染不得。神功裁亦难。可谓天冠地履矣。乐天咏草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狄燠咏柳云。翠色折不尽。离情生更多。盖皆模写李白体。而蜀妓赠陈希夷则云。帝王师不得。日月老应难。是又其变也。
杜诗。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此以意对耳。故前人谓之十四字句。或者说子美诗无一字浪发者。人止知以意对。不知七十与寻常为切对也。盖八尺曰寻。倍寻曰常。寻常亦数也。故对得七十。或者之言非是。如秦州杂诗云。近接西南境。长怀十九泉。西南非数也。此诗西南字虽非其数。而预四方之名。与数相近准。或者之言。犹得借用。如杜位宅守岁云。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岂飞腾亦为四方之名耶。或者之说不可信。
东坡九衢人散月纷纷。出于老杜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诗云。絺衣挂萝薜。凉月白纷纷。
齐武帝孙郁林王昭业。太子长懋之子也。武帝永明十一年七月立。明年七月。西昌侯鸾废之。鸾即明帝也。郁林立者凡一年。虽淫昏不道。而正君臣之位者亦已期矣。通鉴以前半年为永明。后半年为建武。没不见郁林之号。恐未为得。前半年属之永明。固也。后半年没而不举。何哉。鸾既废昭业。复立其弟昭文。而鸾又自改封宣城王。冬十月鸾又废昭文为海陵王。海陵王即位历四月。于十一月。鸾又废之而自立。迹齐明之废立。在此一年。以此年称为建武元年者。盖鸾志耳。然概诸予夺之权。若此等类。自当分其年为上下。但使纪年双举。行事并列。虽系诸建武之元。亦无伤也。今一徇鸾志。而置踰年之君于无人之地。宁不为史笔之累哉。
尧舜称帝。三代称王。帝王皆天子也。春秋之世。吴楚僭王。吾夫子故又以天子为天王。既王矣。而又以天之。非故为是夸大而华美之也。直以为吴楚之嫌耳。是则夫子之为万世虑也深矣。然而后世犹敢以僭言之。通鉴。齐明帝建武元年。载西昌侯鸾。徙雍州刺史晋安王子懋为江州刺史。仍令留部曲助镇襄阳。单将白直、侠谷自随。陈显达过襄阳。子懋谓曰。朝廷令身单身而反。身是天王。岂可过尔轻率。今犹欲将二三千人自随。公意何如。又此年冬十月。鸾杀诸王事下载。永明中。巴东王子响杀刘寅等。世祖曰。子响遂反。戴僧静大言曰。诸王都自应反。岂惟巴东。上问其故。对曰。天王无罪。而一时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浆。皆谘签帅。签帅不在。则竟日忍渴。诸州惟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何得不反。戴僧静对世祖称诸王为天王。犹谓诸王皆天系。似有说也。而子懋自以为天王。是其意以王与皇帝等尔。故自称之为天王也。当是时。西昌侯鸾方图弒立。纲纪荡然。岂子懋以名为不足校而遽尔耶。不然。名数阶级。古今所最重者。何子懋一切不顾。敢以自与。如是其轻也。是故知为国者。礼为重。知为礼者。名为重。齐之世。礼既坏乱。名又尽废。尚为国乎哉。
兼山郭先生说。干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六之则三十六。又四之则九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六之则二十四。又四之则六也。故曰。九六乾坤之策。此其言六者。卦别六爻也。所得则每爻之正策也。言四者。策以四揲也。所得则老阳老阴之正数也。义固然矣。然兼山先言大数。而次言六之四之者。皆非也。正当云。干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如卦别六爻而一。则得三十六。又以四揲而一。则得九。是谓老阳。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如卦别六爻而一。则得二十四。又以四揲而一。则得六。是谓老阴。如此则为相应耳。盖算术凡言几之者。皆为相乘。非相除也。
阴阳相配之物。而老少又必相当。干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老阳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老阴也。老阴老阳相得为三百六十。则周期之日也。干之策。一百六十有八。少阳也。坤之策。一百九十有二。少阴也。少阴少阳相得为三百六十。亦周期之日也。
译李白写瀑布的诗说：“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而陆蟾咏瀑布说：“岳色染不得，神功裁亦难。”这可以说是天冠地履般的绝妙对应。白居易咏草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狄燠咏柳说：“翠色折不尽，离情生更多。”这都是模仿李白的体式。而蜀地妓女赠给陈希夷的诗说：“帝王师不得，日月老应难。”这又是那种体式的变化。
杜甫的诗：“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这是以意相对罢了。所以前人称之为十四字句。有人说杜甫的诗没有一个字是随意发出的，人们只知道这是以意相对，却不知道“七十”与“寻常”是工整的对仗。因为八尺叫寻，两寻叫常，“寻常”也是数字。所以能与“七十”相对。那种说法是不对的。比如《秦州杂诗》说：“近接西南境，长怀十九泉。”“西南”不是数字。这首诗中“西南”二字虽然不是数字，但属于四方之名，与数字相近，可以作为借对。那种说法，还可以勉强借用。比如《杜位宅守岁》说：“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难道“飞腾”也是四方之名吗？那种说法不可信。
苏轼的“九衢人散月纷纷”，出自老杜《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诗：“絺衣挂萝薜，凉月白纷纷。”
齐武帝孙郁林王萧昭业，是太子萧长懋的儿子。武帝永明十一年七月即位，第二年七月，西昌侯萧鸾废黜了他。萧鸾就是后来的明帝。郁林王在位共一年，虽然荒淫昏庸，但确立君臣名分也已经满一年了。《资治通鉴》把前半年算作永明年号，后半年算作建武年号，完全看不出郁林王的年号，恐怕不妥。前半年归属永明，固然没错。后半年却隐去不举，为什么呢？萧鸾废黜萧昭业后，又立他的弟弟萧昭文，而萧鸾自己改封为宣城王。冬十月，萧鸾又废黜萧昭文为海陵王。海陵王在位四月，到十一月，萧鸾又废黜他并自立。齐明帝废立君主的事迹，都在这一年。把这一年称为建武元年，大概是萧鸾的意愿罢了。然而纵观予夺大权，像这类情况，自然应当把这一年分为上下两半，只要使年号双举，史事并列，即使系于建武元年，也没有妨害。现在一味顺从萧鸾的意愿，而把在位逾年的君主置于无人知晓的地位，难道不成为史笔的累赘吗？
尧舜称帝，夏商周三代称王，帝王都是天子。春秋时期，吴楚僭越称王，我们的孔子因此又把天子称为天王。既然称王了，又加上“天”字，并不是故意夸大和华美，只是为了避免与吴楚的嫌疑混淆。这说明孔子为万世考虑得很深远。然而后世还敢用僭越的话来说。《资治通鉴》齐明帝建武元年，记载西昌侯萧鸾，调任雍州刺史晋安王萧子懋为江州刺史，仍命令他留下部曲协助镇守襄阳，只带白直、侠谷随行。陈显达经过襄阳，萧子懋对他说：“朝廷让我单身返回，我是天王，怎么能如此轻率？现在我还想带两三千人随行，您意下如何？”又在这一年冬十月，萧鸾杀害诸王一事下记载：永明年间，巴东王萧子响杀了刘寅等人，世祖说：“萧子响竟然造反。”戴僧静大声说：“诸王本来就应该造反，难道只有巴东王吗？”皇上问其原因，回答说：“天王没有罪，却一时被囚禁，取一根藕、一杯浆，都要咨询签帅。签帅不在，就整天忍渴。各州只听说有签帅，没听说有刺史，怎么能不造反？”戴僧静对世祖称诸王为天王，还说是诸王都出自天家，似乎有道理。而萧子懋自称为天王，是他的意思认为王与皇帝相等，所以自称为天王。当时，西昌侯萧鸾正图谋弑君自立，纲纪荡然无存，难道萧子懋认为名分不值得计较就如此轻率吗？如果不是这样，名分等级，是古今最看重的，为什么萧子懋一切不顾，敢自取这个称呼，如此轻贱呢？因此知道治国者，以礼为重；知道礼者，以名为重。齐朝时期，礼制已经败坏混乱，名分又完全废弃，还能算是国家吗？
兼山郭先生说：“乾的策数是二百一十六，除以六得三十六，再除以四得九。坤的策数是一百四十四，除以六得二十四，再除以四得六。所以说，九六是乾坤的策数。”这里说的六，是指每卦有六爻。所得的是每爻的正策数。说的四，是指策数以四根为一组来数。所得的是老阳老阴的正数。道理固然如此。然而兼山先说大数，然后说除以六、除以四，都是不对的。应当说：“乾的策数二百一十六，按照每卦六爻平均分配，则得三十六；再以四根为一组来数，则得九，这叫老阳。坤的策数一百四十四，按照每卦六爻平均分配，则得二十四；再以四根为一组来数，则得六，这叫老阴。”这样才相应。因为算术中说“几之”，都是相乘，不是相除。
阴阳相配的事物，老少又必须相当。乾的策数二百一十六，是老阳。坤的策数一百四十四，是老阴。老阴老阳相加得三百六十，就是一年的日数。乾的策数一百六十八，是少阳。坤的策数一百九十二，是少阴。少阴少阳相加得三百六十，也是一年的日数。
借使老阳少阴为耦。则得四百单八。课于周期之日。为多四十有八。使少阳老阴为耦。则得三百一十有二。课于周期之日。为少四十有八。多亦不能成岁功。少亦不能成岁功。盖阴阳不相当也。然其过与不及。皆适均于四十八者。阴阳老少之数。皆相隔者二。而乾坤每爻之策皆二十四。二之二十四。计得四十八也。以是推之。老阳多于老阴之策七十二。则阴不及阳者二爻也。少阳少于少阴之策二十四。则是阳反不及阴者一爻也。阴不可太过。阳不可不及。故于乾坤之策。不取少阳少阴。而专取老阳老阴。三百八十四爻。不取七八。而独取九六也。
译假使老阳与少阴相配，则得数四百零八。核算于周期的天数，多出四十八。假使少阳与老阴相配，则得数三百一十二。核算于周期的天数，少去四十八。多也不能成就一年的功业，少也不能成就一年的功业，这是因为阴阳不相匹配的缘故。然而其超过与不足，都恰好等于四十八，这是因为阴阳老少的数目，都相隔二，而乾坤每爻的策数都是二十四，二的二十四，计算得四十八。由此推论，老阳比老阴的策数多七十二，那么阴不及阳的就是两爻；少阳比少阴的策数少二十四，那么就是阳反而不及阴的一爻。阴不可太过，阳不可不及，所以在乾坤的策数中，不取少阳少阴，而专门取老阳老阴；三百八十四爻，不取七和八，而只取九和六。
国语。楚观射父为昭王言祭祀云。祀加于举。且曰。百姓、千品、万官、亿丑。兆民经入▯数以奉之。又郑史伯为桓公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云。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女▯亥极。韦昭注云。计、算也。材、裁也。贾、唐说。皆以万万为亿。后郑司农云。十万曰亿。十亿曰兆。从古数也。经、常也。女▯亥、备也。数极于女▯亥。万万兆曰女▯亥。自十等至千品万方。转相生。故有亿事兆物。王收其常入。举九垓之数也。李子曰。以定名论数。宜从古率。以考数论数。宜从今率。盖亿万之数。今率必盈万万。而古率祇以十之宜已。十之者、一进位也。是其循前后之名则顺。而其为数则局促而易穷。谓盈万万者所进之位。又有二等。一则万之后亿之前。四进位而一改名。一则凡亿之后。须八进位而一改名。是其于前后之名。或若参差不齐。而其为数则广大。而为用则不可以遽穷焉。盖数有通率。有进率、退率。不可一概论也。自一二三四而至十。此数之通率也。自一十百千而至于万。此数之进率也。自分厘毫丝而至于忽。此数之退率也。其进数无穷。而退数亦无穷。今且以进数言之。自一至十为通率。固不必论。自十至百、自千至万之类。为十进亦可。为一进亦可。夫一与十。不曰始终之极欤。不曰相悬之甚欤。然得为一进。而又得以为十进者。为有进率而又有通率也。然通率犹子。而进率则犹父焉。父统子业。故取一进位而不取夫十进制也。自十至百。犹不拘于通率。而况自万以上乎。故自万以前。每进改名。自万以后。虽用进率。而其名或改或不改。是以有古今之别也。自万至亿。一进而改名者。古率也。四进而改名者。今率也。自亿至兆以上。又与此不同矣。自亿以上。依古率则一进而改名。依今率则至八进位然后得改名也。故今之算数。自一至亿。凡八进位。自亿至兆。亦八进位。等而上之。至于京垓稊壤沟涧正载。皆若是而已矣。韦昭注。前已着贾、唐之说。后虽复引郑司农古数之语。而卒言万万兆曰女▯亥。则昭之意实用贾、唐说耳。史伯论数云。十百千万亿兆经女▯亥。观射父论数云。百千万亿兆经▯。女▯亥、▯古字通用。今作垓。亦作陔。皆同。经、亦数也。今算术大数曰亿兆经垓。邵尧夫皇极数于亿兆之后。即继之为京。求之音义。经正为京耳。而韦昭注云。经、常也。经固训常。而非史伯、观射父之意也。详国语本旨。自十百而上。皆进一位以命数。昭不及此。而遗经误解。已为背戾。乃复云。万万兆曰女▯亥。则是于古今之数。两俱不得其说也。为韦注者奚自而宜。宜云。万万兆曰经。万万经曰女▯亥。则得其正矣。
书。高宗肜日。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今王其如台此一句。盖重高宗肜日中语也。孔安国皆以台为祖已、祖伊自言其身。三山林氏。以台为纣自言之。案书言台者。多是帝王自举。犹称朕云耳。不必求上下义。只以一字论之。林为优。
西伯戡黎。奔告于受。孔安国传云。受、纣也。音相乱。然黎则今之黎城。史记作耆。何也。岂亦以音相乱乎。皆不可必也。
定风波曲凡有五。唐欧阳炯定风波首云。暖日闲窗映碧纱。小池春水浸残霞者。诗句定风波也。至今词手多为之。此不可以备录。近世赵献可作词。有曰。芳心事事可可者。定风波慢也。俚俗又有定风波者。所谓宫调者也。又本事曲子载范文正公自前二府镇穰下。营百花洲。亲制定风波五词。其第一首云。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浦映花。花映浦。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蜨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寻其声律。乃与渔家傲正同。又贺方回东山乐府别集。有定风波异名醉琼枝者云。槛外雨波新涨。门前烟柳浑青。寂寞文园淹卧久。推枕援琴涕自零。无人着意听。绪绪风披云幌。骎骎月到萱庭。长记
译《国语》中，楚国的观射父对楚昭王谈论祭祀时说：“祭祀的规格要超过常规的举动。”并且说：“百姓、千种物品、万种职官、亿类民众，以及兆民经常的收入，都要按数目来供奉祭祀。”
又，郑国的史伯对郑桓公说：“和谐才能生成万物，相同就不能延续。”他说：“综合十种数目来训诫百体，产生千种物品，具备万种方法，计算亿种事务，裁制兆种物产，收取经常的收入，实行完备的准则。”
韦昭注释说：“计，就是计算；材，就是裁制。”贾逵、唐固的说法，都认为万万称为亿。后来郑司农说：“十万称为亿，十亿称为兆。”这是遵循古代的计数方法。经，就是经常；女〇亥，就是完备。数目极于女〇亥，万万兆称为女〇亥。从十等一直到千品万方，辗转相生，所以有亿种事务、兆种物产。君王收取其经常的收入，列举九垓的数目。
李子说：“用确定的名称来论述数目，适宜遵循古代的比率；用考察数目来论述数目，适宜遵循现在的比率。大概亿万这样的数目，现在的比率必定是万万，而古代的比率只以十倍为宜。所谓十倍，就是一位进位。这样遵循前后的名称则顺畅，但作为数目则狭隘而容易穷尽。说万万者所进之位，又有两个等级：一是万之后、亿之前，进四位而改一次名称；二是凡是亿之后，必须进八位而改一次名称。这样对于前后的名称，或许参差不齐，但作为数目则广大，而用途则不可以迅速穷尽。大概数目有通率，有进率、退率，不可以一概而论。从一二三四到十，这是数目的通率。从十、百、千到万，这是数目的进率。从分、厘、毫、丝到忽，这是数目的退率。进数无穷，退数也无穷。现在暂且以进数来说。从一到十为通率，固然不必讨论。从十到百、从千到万之类，作为十进也可以，作为一进也可以。一与十，不说是始终的极限吗？不说是相差悬殊吗？然而能作为一进，又能作为十进，是因为有进率又有通率。然而通率如同儿子，进率则如同父亲。父亲统领儿子的事业，所以取一进位而不取十进制。从十到百，尚且不拘泥于通率，何况从万以上呢？所以从万以前，每进一位就改名称；从万以后，虽然使用进率，但其名称或改或不改，因此有古今的区别。从万到亿，进一位就改名称的，是古率；进四位才改名称的，是今率。从亿到兆以上，又与此不同了。从亿以上，依照古率则进一位就改名称；依照今率则到进八位然后才改名称。所以现在的算术，从一到亿，共八进位；从亿到兆，也是八进位。依次类推，至于京、垓、稊、壤、沟、涧、正、载，都是这样罢了。
韦昭的注释，前面已经记载了贾逵、唐固的说法，后面虽然又引用郑司农古数的话，但最终说“万万兆称为女〇亥”，那么韦昭的意思实际上是采用了贾逵、唐固的说法罢了。史伯论述数目说：“十、百、千、万、亿、兆、经、女〇亥。”观射父论述数目说：“百、千、万、亿、兆、经、〇。”女〇亥、〇古字通用，现在写作垓，也写作陔，都相同。经，也是数目。现在算术大数称为亿、兆、经、垓。邵尧夫《皇极数》在亿、兆之后，紧接着就是京。寻求音义，经正是京罢了。而韦昭注释说：“经，就是经常。”经固然训释为经常，但这不是史伯、观射父的本意。详细考察《国语》的本旨，从十、百往上，都是进一位来命名数目。韦昭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而误解了经字，已经违背了原意。却又说“万万兆称为女〇亥”，那么对于古今的数目，两方面都没有得到正确的解释。为韦昭作注的人，为什么适宜这样说呢？适宜说：“万万兆称为经，万万经称为女〇亥。”这样就得到正确的解释了。
《尚书·高宗肜日》说：“那该怎么办呢？”《西伯戡黎》说：“现在君王该怎么办呢？”“现在君王该怎么办呢”这一句，大概是重复《高宗肜日》中的话语。孔安国都将“台”解释为祖己、祖伊自称其身。三山林氏认为“台”是纣王自称。考察《尚书》中说到“台”的，多是帝王自称，如同称“朕”一样。不必寻求上下文的义理，只以一个字来论，林氏的说法更优。
《西伯戡黎》：“奔告于受。”孔安国传：“受，就是纣。声音相近而混淆。”然而黎就是现在的黎城，《史记》写作耆。为什么呢？难道也是因为声音相近而混淆吗？都不能确定。
《定风波》曲共有五种。唐代欧阳炯《定风波》开头说：“暖日闲窗映碧纱，小池春水浸残霞。”这是诗句体的《定风波》。至今词人大多创作这种。这不可以全部收录。近世赵献可作词，有说：“芳心事事可可。”这是《定风波慢》。俚俗又有《定风波》，所谓宫调的。又《本事曲子》记载范文正公从前在两府任职，镇守穰下时，营造百花洲，亲自制定《定风波》五首词。其第一首说：“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浦映花，花映浦，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蜨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寻找其声律，竟然与《渔家傲》完全相同。又贺方回《东山乐府》别集，有《定风波》异名《醉琼枝》的说：“槛外雨波新涨，门前烟柳浑青。寂寞文园淹卧久，推枕援琴涕自零。无人着意听。绪绪风披云幌，骎骎月到萱庭。长记”
合欢东馆夜。与解香罗掩翠屏。琼枝半醉醒。寻其声律。乃与破阵子正同。右五曲中。前三腔固常闻之。其后二腔。未有人歌者。不知此二曲真为渔家傲、破阵子。而但为改名定风波乎。或别有声调也。予以为但改其名耳。不然。何为举世无人歌之。而又遍考诸乐府中。无有词语类此而名之为定风波者也。
译合欢东馆的夜晚，与解香罗遮掩翠屏，琼枝半醉半醒。寻究其声律，竟与《破阵子》完全相同。上述五首曲子中，前三首曲调固然常听到，后两首曲调却无人歌唱。不知这两首曲子真的是《渔家傲》和《破阵子》，只是改名为《定风波》呢，还是另有声调？我认为只是改了名字罢了。不然的话，为何世上无人歌唱它？又遍查各乐府中，没有词语类似而命名为《定风波》的。
东坡赠胜之减字木兰花有云。要赌休痴。六只骰儿六点儿。东坡意以为六只皆六点。此色乃没赛也。然此一句中闲。少皆字意。却便是六只骰儿都计六点而已。纔得俗所课六丁神。乃色之最少者耳。只欠一字。辞理俱诎。
诗史云。梅圣俞河豚诗。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于此时。贵不数鱼虾。欧阳永叔谓河豚食杨花则肥。韩偓诗云。柳絮覆溪鱼正肥。大抵鱼食杨花则肥。不必河豚。治又以为不然。鱼未必食杨花而肥。盖此时鱼之所食之物皆丰美。故鱼自肥也。今验鱼广之处。当其盛时。莫不肥好。岂必其地悉有杨花耶。
杜诗。宴杨使君东楼云。座从歌妓密。乐任主人为。此为字。乃用论语不图为乐之至于斯。及三年不为乐之为。或读乐作洛者非。
前人论三古各别者。从所见者言之。故不同。然以吾身从今日观之。则洪荒太极也。不得以古今命名。大抵自羲、农至尧、舜为上古。三代之世为中古。自战国至于今日以前皆下古也。盖吾目之所睹者今也。古今相对为辞。自非吾身之所接莫非古矣。不待千载之上始得谓之古也。
俗以优伶为无过蛊。此亦有所出。晋语曰。骊姬告优施曰。君既许我杀太子而立夷齐矣。吾难里克。奈何。优施曰。吾来里克。一日而已。为我具特羊之羹。吾以从之饮酒。我优也。言无邮。
檀弓上。子路弗除姊丧。子曰。先王制礼。行道之人。皆弗忍也。注云。行道犹行人义。非是。行道之人。犹云涂人。先王制礼。自不可过。若谓不忍。可除而犹不除。涂之人皆有此心。安在其为先王之礼乎。故子路闻而除之。
孟子曰。逃墨必归于杨。（至）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李子曰。天下万事之不同。必归于至正。天下万理之不同。必归于至当。苟以是而来归。如之何其拒人也。祇有受之而已。然当孟子时。杨、墨塞路。孟子不以辞而辟之。圣人之道息矣。因自云。今吾之所以与杨、墨辨者。如追放逸之豚。虽已入其阑苙。犹恐防闲之不密。或奔走而之他。故又须时时从而招呼之。盖病异端之甚。
杜诗。醉中往往爱逃禅。或者云。逃禅之逃。即逃杨逃墨之逃。逃、畔也。杜诗此言谓逃禅而醉也。或者之论非是。逃固畔也。而谓此诗为畔然而醉。则误矣。逃禅者、大抵言破戒也。子美意谓苏晋寻常斋于绣佛之前。及其既醉。则往往尽破前日之戒。盖逃禅者。又是醉后事耳。若谓畔禅而醉。何得先言醉中乎。又有人说云。逃禅者、逃于禅。谓窜投于禅也。如其说。则大与孟子逃杨逃墨之逃异矣。
荀子。青出于蓝。青于蓝。此语明白。无可疑者。而东坡以此为无异梦中语。原坡意。必以青蓝二者皆色。不应色出于色。而疑为梦语也。坡公宁不知青自其色。而蓝自其作色之物耶。东坡不喜荀、扬学。故凡二子之言。纤介之病。攟摭者无不至。
史记载陶朱公中男杀人。囚于楚。长男往救之。既进金于庄生。俄而闻赦。以为赦则弟固当出。重千金虚弃。复见庄生取之。辞去。庄生羞为儿子所卖。乃见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报之。今臣出。道路皆言。朱公之子杀人囚楚。其家多持金赂王左右。故有赦。楚王大怒。遂杀朱公子。其长男持弟丧归。朱公笑曰。吾固知必杀其弟也。治谓此事不可信。验之史。盖朱公初欲使少男往。长男以己家督不使。惭欲自杀。朱公不得已。遣长男行。且遗书所善庄生。曰。至则千金听其所为。庄生素以廉直闻于国。自楚王以下皆师尊之。乃以星变说王下赦令。夫以陶朱公之智。在父子闲有性命之急。审知少男可使。长男固杀弟。乃因长男奋激之故。更无一语以解譬之。便尔舍弃中男。是岂有父子之情哉。此其不可信者也。庄生以廉直名一国。脱不廉直。朱公必不与善。国人必不师。廉直如此。而以孺子取金之故。遽生褊心。横出诡辞。以杀所善之儿。则为庄生者。亦不仁矣。且庄生诚爱人之金否乎。诫妇勿动。
译苏东坡赠给胜之的《减字木兰花》词中有句说：“要赌休痴，六只骰儿六点儿。”苏东坡的意思是指六个骰子都是六点，这种点数叫做“没赛”。然而这一句中缺少了“皆”字的意思，实际上只是说六个骰子总共算作六点罢了，这才符合世俗所说的“六丁神”，这是点数中最少的。仅仅差了一个字，文辞和道理都显得理屈。
《诗史》说，梅圣俞的河豚诗写道：“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于此时，贵不数鱼虾。”欧阳永叔认为河豚吃了杨花就会肥美。韩偓的诗说：“柳絮覆溪鱼正肥。”大抵鱼类吃了杨花就会肥美，不一定只是河豚。沈括则认为不然，鱼未必是因为吃了杨花才肥美，大概是因为这个时候鱼所吃的食物都丰盛美好，所以鱼自然肥美。现在考察鱼多的地方，在鱼肥美的季节，没有不肥美的，难道那些地方一定都有杨花吗？
杜甫的诗《宴杨使君东楼》中说：“座从歌妓密，乐任主人为。”这个“为”字，是引用《论语》中“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以及“三年不为乐”的用法。有人把“乐”读作“洛”音，这是错误的。
前人论述上古、中古、下古各自不同的，是根据他们所见的历史来论述的，所以观点不同。然而以我自身从今日看来，那么洪荒太极时期，是不能用古今来命名的。大抵从伏羲、神农到尧、舜是上古，夏商周三代是中古，从战国直到今天以前都是下古。因为我的眼睛所看到的现在是今，古今是相对而言的，只要不是我亲身接触的，没有不是古的，不必等到千年以上才开始称之为古。
俗人认为优伶没有过错，这也有出处。《晋语》说，骊姬告诉优施说：“国君已经答应我杀太子而立夷齐了，但我担心里克，怎么办？”优施说：“我去搞定里克，一天就够了。为我准备特羊的羹汤，我跟着他喝酒。我是优伶，说话没有过失。”
《檀弓上》记载，子路不除去姐姐的丧服。孔子说：“先王制定礼制，连过路的人都不忍心看到。”注释说：“行道”就是“行人”的意思，这是不对的。“行道之人”就是路人。先王制定的礼制，自然不可以超过限度。如果说是不忍心，可以除去丧服却仍然不除去，路人都有这种不忍之心，哪里能体现这是先王的礼制呢？所以子路听后就去除了丧服。
孟子说：“逃避墨家学说的人一定会归于杨朱学派。”（直到）既然进入了他们的圈套，又去招引他们。李子说：“天下万事的不同，必定归于最公正；天下万理的不同，必定归于最恰当。如果以此而来归顺，怎么能拒绝人呢？只有接受罢了。然而在孟子那个时代，杨朱和墨家的学说充斥道路，孟子如果不加以驳斥，圣人的道统就会断绝。因此孟子自己说，我现在之所以与杨朱、墨家辩论，就像追赶放跑的猪，虽然已经进入了猪圈，还担心防备不严密，或者它们奔跑逃往别处，所以还需要时时跟着招呼它们。这是因为对异端学说深恶痛绝。”
杜甫的诗《醉中往往爱逃禅》。有人说，“逃禅”的“逃”，就是“逃杨”“逃墨”的“逃”，意思是背离。杜甫这首诗是说背离禅宗而醉酒。这种说法不对。“逃”固然有背离的意思，但说这首诗是背离禅宗而醉酒，就错了。“逃禅”大抵是说破戒。杜甫的意思是苏晋平时在绣佛前斋戒，等到喝醉了，就往往完全破除了前日的戒律。大抵“逃禅”是醉酒后发生的事情。如果说背离禅宗而醉酒，怎么能先说“醉中”呢？又有人说，“逃禅”是逃避到禅宗中去，意思是窜投到禅宗。如果按这种说法，那就与孟子所说的“逃杨”“逃墨”的“逃”大不相同了。
《荀子》说：“青出于蓝，青于蓝。”这句话明白无误，没有什么可疑的。而苏东坡认为这无异于梦话。推究苏东坡的意思，一定是认为青和蓝都是颜色，不应该颜色从颜色中产生，所以怀疑是梦话。苏东坡难道不知道青是它的颜色，而蓝是制造颜色的东西吗？苏东坡不喜欢荀子、扬雄的学问，所以凡是这两人的言论，哪怕有细微的毛病，搜集者没有不到的。
史书记载陶朱公的二儿子杀人，被囚禁在楚国。大儿子去救他。大儿子把金子交给庄生后，不久听说要赦免，认为赦免的话弟弟自然应当出来，白白浪费千金，又去见庄生取回金子，然后告辞离去。庄生被儿子出卖感到羞耻，于是去见楚王说：“我之前说的某星象的事，大王说想要修德来报答。现在我出来，路上都说，陶朱公的儿子杀人被囚禁在楚国，他家拿着很多金子贿赂大王身边的人，所以才有赦免。”楚王非常愤怒，于是杀了陶朱公的儿子。大儿子拿着弟弟的灵柩回家，陶朱公笑着说：“我本来就知道一定会杀他的弟弟。”沈括认为这件事不可信。考察史书，大概陶朱公起初想让小儿子去，大儿子因为自己是家长不让去，惭愧得想自杀，陶朱公不得已，派遣大儿子去，并且给所信任的庄生写信，说：“到了之后千金听任他支配。”庄生一向以廉洁正直闻名于国内，从楚王以下都把他当作老师尊敬。于是庄生用星象变化的说法说服楚王下达赦免令。凭借陶朱公的智慧，在父子之间有性命危急之时，明知小儿子可以派去，大儿子一定会害死弟弟，却因为大儿子激愤的缘故，竟没有一句话来解释开导，就这样舍弃了二儿子，这哪里有父子之情呢？这是不可信的。庄生以廉洁正直闻名一国，如果不廉洁正直，陶朱公一定不会与他交好，国人也不会把他当作老师。廉洁正直到这种地步，却因为小孩子取回金子的缘故，突然产生狭隘之心，凭空说出诡辩的话，来杀害所喜爱的人的儿子，那么作为庄生，也是不仁义的。况且庄生真的爱别人的金子吗？告诫妻子不要动金子。
则诚不爱人之金也。诚不欲杀人否乎。劝王修德。则诚欲救人之死也。诚不爱金。诚欲救人之死。虽无所受书于朱公。无所得金于长男。犹将匍匐而前。而今也有可以活人之术。因金去已。而致人于死。又深负朱公所以付托之心。是乌足以语廉直哉。此又不可以信者也。有不可信者二。而读史者皆信之。以事夺理。以辞夺事而已。学者毋以事夺理。毋以辞夺事。则其是非信否。虽在百世之上。当自有以见之。
译子贡确实是不爱别人的金子。难道他真的不想杀人吗？劝谏君王修养德行，确实是想救人的性命。确实不爱金子，确实想救人的性命，即使没有接受朱公的书信，没有得到长子带来的金子，也将会匍匐着上前（去救人）。而现在有可以救活人的方法，却因为金子离开了自己，反而把人推向死亡，又深深辜负了朱公托付的心意，这哪里足以称得上廉洁正直呢？这又是不可以相信的。有两处不可信的地方，而读史书的人都相信它，这是因为用事件掩盖了事理，用言辞掩盖了事实罢了。求学的人不要用事件掩盖事理，不要用言辞掩盖事实，那么其中的是非真假，即使是在百代之前，也自然会有办法看清。
肉薄攻城。或以肉薄为裸袒。或以肉薄为逼之使若鱼肉。然皆非是。肉薄。大抵谓士卒身相币。如肉相迫也。
齐澣言于明皇曰。王毛仲小人。宠过生奸。愿陛下密之。已而因饯麻察。道禁中谏语。察遽奏之。下制。澣、察交构将相。离闲君臣。俱贬。澣戒上令密。而自泄其语。坐此谪降。臣不密则失身。宜矣。而为察者。言之无所益。不言无所损。亟以澣语奏白。浮躁倾险。卖友要君。吁。可畏哉。事在开元十七年。
敬斋先生古今黈卷之四
王摩诘送元安西诗云。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其后送别者。多以此诗附腔。作小秦王唱之。亦名古阳关。予在广宁时。学唱此曲于一老乐工某乙云。渭城朝雨（和刺里离赖。）浥轻尘。客舍青青（和刺里离赖。）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不和。）西出阳关（和剌里来离来。）无故人。当时予以为乐天诗有听唱阳关第四声。必指西出阳关无故人一句耳。又误以所和剌里离赖等声。便谓之叠。旧称阳关三叠。今此曲前后三和。是叠与和一也。后读乐天集。诗中自注云。第四声谓劝君更尽一杯酒。又东坡志林亦辨此云。以乐天自注验之。则一句不叠为审。然则劝君更尽一杯酒前两句中。果有一句不叠。此句及落句皆叠。又叠者不指和声。乃重其全句而歌之。予始悟向日某乙所教者未得其正也。因博访诸谱。或有取古今词话中所载。叠为十数句者。或又有叠作八句而歌之者。予谓词话所载。其辞麤鄙重复。既不足采。而叠作八句。虽若近似。而句句皆叠。非三叠本体。且有违于白注。苏志亦不足征。乃与知音者再谱之。为定其第一声云。渭城朝雨浥轻尘。依某乙中和而不叠。第二声云。客舍青青柳色新。直举不和。第三声云。客舍青青柳色新。依某乙中和之。第四声云。劝君更尽一杯酒。直举不和。第五声云。劝君更尽一杯酒。依某乙中和之。第六声云。西出阳关无故人。及第七声云。西出阳关无故人。皆依某乙中和之。止为七句。然后声谐意圆。所谓三叠者。与乐天之注合矣。
俗语有心避谤还招谤。无意求名却得名。此孟子语也。孟子云。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俗语有任真省气力。弄巧费功夫。此周官语也。周官云。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
萧望之传。郑朋楚志怨恨。张晏曰。朋、会稽人。会稽并属楚。苏林曰。楚人脃急也。治谓二说皆非。楚志、犹痛心也。楚者谓若捶楚然。
后汉臧洪传。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注云。汉法。孝廉试经者拜为郎。续汉书曰。左雄奏征海内名儒为博士。使公卿子弟为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禄。及汝南谢廉、河南赵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经。雄并奏拜童子郎。于是负书来学者。云集于京师。案。范史左雄传备录此事。然雄前此尝上言。请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若有茂材异行。自可不拘年齿。帝从之。班下郡国。明年。有广陵孝廉徐淑。年未及举。台郎疑而诘之。对曰。诏书曰。有如颜子、子奇。不拘年齿。是故本郡以臣充选。郎不能屈。雄诘之曰。昔颜回闻一知十。孝廉闻一知几。淑无以对。乃遣却郡。雄之始为四十之请。所以求合往古强仕之制。且恐白面少年之乱政。继之过抑徐淑。深加诘呰者。欲以自行其言。不少假借也。而身忽自举谢、赵二儿为郎。何耶。岂初志太锐。迤逦至此而忘之耶。抑谢、赵二儿，闻一知十。果与颜氏等耶。何其所言所行。前后自相违戾。若是其甚也。盖雄之意。始上言时。惟患天子之不我听也。已而班下郡国矣。犹患天下之不我喜也。故因徐淑之举。深诘而却绝之。及其所请之盛行也。珍材奇璞。亦颇沈郁于下。雄始洒然自悟向者之请。有近于苛。乃奏征鸿硕居博士职。且使公卿子弟为诸生。又见物议无他。于是汲引廉、建。奏之天子。而拜为郎焉。凡以自开而自阖之。自夺而自与之。初无一发为己私计。上之为公是。中之
译用身体紧贴城墙进行攻城。有人把“肉薄”解释为赤身裸体。有人把“肉薄”解释为逼近敌人，使其像鱼肉一样任人宰割。然而这两种解释都不对。“肉薄”，大致是说士兵身体紧密相连，如同肉块相互挤压一样。
齐澣对唐明皇说：“王毛仲是个小人，恩宠过度会滋生奸邪，希望陛下对此保密。”不久，齐澣借为麻察饯行的机会，泄露了宫中的谏言。麻察立刻上奏，皇帝下诏，认为齐澣与麻察互相构陷将相，离间君臣关系，两人都被贬官。齐澣告诫皇上要保密，自己却泄露了话语，因此获罪被降职。臣下不保密就会失去性命，这是理所当然的。至于麻察，进言对他没有好处，不进言也没有损害，却急忙把齐澣的话上奏，浮躁阴险，出卖朋友以邀宠于君主，唉，真是可怕啊。这件事发生在开元十七年。
《敬斋古今黈》卷四
王维送别元二出使安西的诗写道：“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后来的送别者，大多将此诗配上曲调，作为《小秦王》来演唱，也叫《古阳关》。我在广宁时，向一位老乐工某乙学习演唱此曲，他说：“渭城朝雨（和声：刺里离赖）浥轻尘，客舍青青（和声：刺里离赖）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不和声），西出阳关（和声：剌里来离来）无故人。”当时我认为白居易的诗中有“听唱阳关第四声”一句，必定是指“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一句。又错误地把所和的“剌里离赖”等声音称为“叠”。旧称“阳关三叠”，现在这首曲子前后三次和声，这是把“叠”和“和”混为一谈了。后来读白居易集，诗中自注说：“第四声是指‘劝君更尽一杯酒’。”苏轼的《志林》也辨析过这一点。根据白居易的自注来验证，那么一句不叠是确凿的。然而，在“劝君更尽一杯酒”之前的两句中，果然有一句不叠，这一句以及最后一句都叠唱。又，“叠”不是指和声，而是重复整句来歌唱。我才醒悟以前某乙所教的并没有得到正解。于是广泛查阅各种曲谱，有的采用《古今词话》中所记载的，叠唱为十几句；有的又叠唱为八句来歌唱。我认为《词话》所载，其辞藻粗俗鄙陋且重复，既然不值得采纳；而叠唱为八句，虽然看似近似，但句句都叠，不符合“三叠”的本意，而且违背了白居易的注释，苏轼的记载也不足以作为证据。于是我与懂音乐的人重新谱曲，确定第一声为：“渭城朝雨浥轻尘”，依照某乙的方法加和声但不叠唱；第二声为：“客舍青青柳色新”，直接唱出而不加和声；第三声为：“客舍青青柳色新”，依照某乙的方法加和声；第四声为：“劝君更尽一杯酒”，直接唱出而不加和声；第五声为：“劝君更尽一杯酒”，依照某乙的方法加和声；第六声为：“西出阳关无故人”，以及第七声为：“西出阳关无故人”，都依照某乙的方法加和声。总共只有七句，然后声音和谐，意境圆满。所谓的“三叠”，与白居易的注释相符合了。
俗语说：“有心避谤还招谤，无意求名却得名。”这是孟子的话。孟子说：“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俗语说：“任真省气力，弄巧费功夫。”这是《周官》的话。《周官》说：“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
《萧望之传》中，郑朋、楚志怨恨。张晏说：“郑朋是会稽人，会稽属于楚地。”苏林说：“楚人性格急躁。”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对。“楚志”，犹言痛心。“楚”是指像捶打一样。
《后汉书·臧洪传》中，臧洪十五岁时，凭借父亲的功劳被任命为童子郎。注释说：“汉朝法令，孝廉通过经学考试者拜为郎官。”《续汉书》说：“左雄奏请征召海内名儒担任博士，让公卿子弟做诸生，有志操者增加俸禄。等到汝南谢廉、河南赵建年仅十二岁，各自能通晓经书，左雄一并奏请拜为童子郎。于是背着书来求学的人，像云一样聚集在京城。”按：范晔的《后汉书·左雄传》详细记录了这件事。然而左雄在此之前曾上言，请求孝廉年龄不满四十岁，不得察举。如果有茂才异行，自然可以不拘年龄。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颁布到各郡国。第二年，有广陵孝廉徐淑，年龄未达到举荐标准，台郎怀疑并责问他。徐淑回答说：“诏书说，如果有像颜回、子奇那样的人，不拘年龄。所以本郡选臣充任。”台郎不能驳倒他。左雄责问他：“从前颜回闻一知十，孝廉闻一知几？”徐淑无言以对，于是被遣返回郡。左雄最初请求四十岁的规定，是为了符合古代强仕的制度，并且担心白面少年扰乱政事。接着过分压制徐淑，深加责难的原因，是想以此践行自己的言论，毫不宽容。然而他自己忽然举荐谢、赵两个少年为郎官，为什么呢？难道起初志向太急切，逐渐发展到这一步而忘记了么？还是谢、赵两个少年，闻一知十，果然与颜回相当呢？为什么他所言所行，前后自相矛盾，如此严重呢？大概左雄的意思，刚开始上言时，只担心天子不听他的。后来颁布到各郡国了，还担心天下人不喜欢他。所以借徐淑的举荐，深加责难而拒绝他。等到他所请求的盛行时，珍贵的人才和奇特的璞玉，也颇受压抑在下层。左雄才豁然醒悟，以前的请求，近乎苛刻。于是奏请征召鸿儒硕学担任博士职，并且让公卿子弟做诸生。又见舆论没有其他异议，于是汲引谢廉、赵建，奏请天子，拜为郎官。凡是自我开启又自我关闭，自我剥夺又自我给予，起初没有一发为自己私利打算。上面说是为了公义，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