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斋先生古今黈卷之九
又颜延年和谢监诗云。伊昔遘多幸。秉笔侍两闺。虽惭丹雘施。未谓玄素暌。吕延济、吕向皆以丹▯为荣禄。而李善又以为君恩。皆非也。丹雘所以为国家之光华也。范意谓揣己空疏。不足以华国。故感事思归。颜意谓虽无文章。可以华国为惭。亦未至始素终玄。如丝之改色也。
译又，颜延年在《和谢监诗》中说：“往昔遭遇诸多幸运，执笔侍奉于两宫。虽然惭愧未能以丹雘来增饰，但未料到黑白会如此背离。”吕延济、吕向都将“丹雘”解释为荣华禄位，而李善又将其解释为君恩，这都是错误的。“丹雘”是用来彰显国家光华盛世的。范晔的意思是揣度自己才识空疏，不足以使国家增辉，因此感怀世事而思归。颜延年的意思是虽然自己没有文章来使国家增辉而感到惭愧，但也未曾料到会像丝线改色那样，从素白变为玄黑。
傅咸长虞赠何邵王济诗云。双鸾游兰渚。二离扬清晖。李善曰。汉书注。长离、灵鸟也。善既以离为灵鸟矣。而又以为日月。何也。揣咸诗意。灵鸟为得。
谢惠连献康乐诗云。成装候良辰。仪舟陶嘉月。善曰。楚辞陶嘉月兮总驾。搴玉英兮自修。尔雅曰。陶、喜也。又灵运酬惠连诗云。傥若果归言。共陶暮春时。济曰。言当共畅乐暮春之时也。然陶之一字。本出檀弓子游之语。子游曰。人喜则斯。陶陶斯咏。陶自畅说之意。而康成之注以为郁陶。非也。
陆士衡赴洛诗云。亲友赠予迈。挥泪广川阴。抚膺解携手。永叹结遗音。以陆诗言之。则解当音佳买反。自为从已字也。或音胡买反。其义虽通。然终不若前音。
鲍明远拟古云。两说穷舌端。五车摧笔锋。刘良以两说为本末之说。言舌端能摧折文士之笔端。非也。两说者、两可之说也。谓两可之说。能穷舌端。而五车之读。能摧笔锋云者。犹言秃千兔之毫者也。李善又以鲁连说新垣衍及下聊城为两说。则益疏矣。
又代君子有所思云。蚁壤满山河。丝泪毁金骨。盖谓事有可忧者。虽小可以丧生。故下云器恶含满敧。物忌厚生没。而李善指谗邪之人。似不类也。按家语。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虚则敧。中则正。满则覆。此诗当云含满覆。而谓含满敧者。又明远之误也。
杜子美秋雨叹云。阑风伏雨秋纷纷。或者谓阑风二字无出处。偶读文选诗。谢灵运初发都云。述职期阑暑。理棹变金素。翰曰。阑暑、夏末暑阑也。阑风当用此语。谓熏风阑尽。将变而为凉风也。一本阑作兰。古字通用。
杜牧皇风诗。迒蹊巢穴尽窒塞。礼乐刑政皆弛张。弛当作施。
古人文字多实□。后世不可援以为例。古人▯中有全学。笔意所到。随即发见。故无奇无俗。举皆混然。吾学未力。吾业未精。苟复曰。古之作者。尚未免浅陋之病。其在我辈。何所不可。有若然者。真所谓不知其本者矣。张平子南都赋。其说厨传则曰。酸甜滋味。百种千名。退之之诗。亦有虾▯跳过爵儿落及偶上城南土骨堆之句。诸若此类。又岂可以为例哉。
草亦称林。楚辞曰。游兰皋与莲林。又陆士衡招隐诗云。结风伫兰林。兰莲皆草也。
西方之书与中国之书。往往更相假借以为夸。韩诗外传曰。人死曰鬼。鬼者归也。精气归于天。肉归于土。血归于水。脉归于泽。声归于雷。动作归于风。眼归于日月。骨归于木。筋归于白。齿归于石。膏归于露。发归于草。呼吸之气复归于人。圆觉经四大之说。大概与此同之。但韩传所谓归者。一十有三。而圆觉之所谓归者。止四而已。顾韩说之繁重。实不若圆觉之约且足也。然不知韩传窃彼书耶。抑彼书之窃韩传耶。韩婴在圆觉前。不应掠取浮屠语。吾意译润者盗婴语耳。
阮嗣宗有咏怀诗十七首。宋颜延年、梁沈约为之注。三百五篇之后。诗之有注者。当始于此。
国风。方秉蕑兮。赠之以芍药。贻我握椒之类。皆以为外藉芳香可翫之物。持赠所怀。既以尽其交结往来之欢。且以表其深相爱慕之情也。楚辞曰。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王逸曰。疏麻、神麻也。枣掾逸民赋曰。沐甘露兮余滋。握春兰兮遗芳。谢灵运越岭溪行诗云。想见山阿人。薜萝若在眼。握兰勤徒结。折麻心莫展。又南楼迟客云。瑶华未堪折。兰苕亦萎擿。路阻莫赠问。云何慰离折。凡此一本于诗人之意。乃知后世寄柳折梅。未必真有实事也。
战国策。剧辛谏楚顷襄王曰。黄鹄其小者也。蔡圣侯因是已。蔡圣侯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已。此与庄子山木篇。睹雕陵异鹊。其说颇相类。但立意殊别耳。战国时。纵横之学盛。家自为师。人自为徒。所趣虽各不一。而于言语譔着之闲。递相仿托。故其辞旨雷同者甚多。不独是事也。此因是已三字。亦见之于庄子齐物论。然语同而意二。剧辛所谓因是已者。谓由此事遂至于如此。延叔坚战国
译傅咸字长虞，赠何邵、王济的诗说：“双鸾游兰渚。二离扬清晖。”李善说：《汉书》注解说：“长离，是灵鸟。”李善既然把“离”当作灵鸟了，却又把它解释为日月，为什么呢？揣测傅咸的诗意，把“离”解释为灵鸟才是对的。
谢惠连献给谢灵运的诗说：“成装候良辰。仪舟陶嘉月。”李善说：《楚辞》有“陶嘉月兮总驾。搴玉英兮自修。”《尔雅》说：“陶，喜也。”又谢灵运酬答谢惠连的诗说：“傥若果归言。共陶暮春时。”李济说：这是说应当共同畅快地享受暮春时节。然而“陶”这个字，本出自《檀弓》中子游的话。子游说：“人喜则斯陶，陶斯咏。”“陶”本来就有舒畅喜悦的意思。而郑玄的注解说它是“郁陶”，是不对的。
陆机赴洛阳的诗说：“亲友赠予迈。挥泪广川阴。抚膺解携手。永叹结遗音。”从陆机的诗来看，“解”应当读作“佳买反”，意思是“从己”，即松开自己的手。或者读作“胡买反”，虽然意思也通，但终究不如前一种读音恰当。
鲍照拟古的诗说：“两说穷舌端。五车摧笔锋。”刘良把“两说”解释为本末之说，说舌端能摧折文士的笔端，这是不对的。“两说”是指两可之说。意思是说，两可之说能让舌端穷尽，而五车之读能让笔锋摧折，这就像说写秃了千兔毫笔一样。李善又把鲁仲连说服新垣衍以及攻下聊城当作“两说”，那就更加疏远了。
又《代君子有所思》说：“蚁壤满山河。丝泪毁金骨。”大概是说事情有值得忧虑的，虽然微小却可以丧命。所以下面说“器恶含满敧。物忌厚生没。”而李善把它指为谗邪之人，似乎不恰当。查考《家语》，孔子说：“我听说宥坐之器，空虚时就倾斜，适中时就端正，满了就翻倒。”这首诗应当说“含满覆”，而说“含满敧”，又是鲍照的错误了。
杜甫《秋雨叹》说：“阑风伏雨秋纷纷。”有人说“阑风”二字没有出处。偶然读到《文选》中的诗，谢灵运《初发都》说：“述职期阑暑。理棹变金素。”翰说：“阑暑，是夏末暑气将尽。”“阑风”应当用这个语意，是说熏风将尽，将要变为凉风了。有一个版本“阑”作“兰”，古字通用。
杜牧《皇风》诗说：“迒蹊巢穴尽窒塞。礼乐刑政皆弛张。”“弛”应当是“施”。
古人的文字多实在，后世不可以援引作为例子。古人心中全有学问，笔意所到，随即显现，所以没有奇特也没有俗气，全都浑然一体。我的学问不够努力，我的学业不够精熟，如果再说：“古代的作家，尚且难免浅陋的毛病，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不可以呢。”像这样，真是所谓不知道根本的人了。张衡《南都赋》，说到厨传就说：“酸甜滋味。百种千名。”韩愈的诗，也有“虾跳爵儿落”及“偶上城南土骨堆”的句子。诸如此类，又怎么可以作为例子呢。
草也称为林。《楚辞》说：“游兰皋与莲林。”又陆机《招隐》诗说：“结风伫兰林。”兰、莲都是草。
西方的书与中国的书，往往互相假借来夸耀。《韩诗外传》说：“人死曰鬼。鬼者归也。精气归于天。肉归于土。血归于水。脉归于泽。声归于雷。动作归于风。眼归于日月。骨归于木。筋归于白。齿归于石。膏归于露。发归于草。呼吸之气复归于人。”《圆觉经》四大的说法，大概与此相同。只是《韩诗外传》所说的归，有十三种，而《圆觉经》所说的归，只有四种罢了。看《韩诗外传》的繁复，实在不如《圆觉经》的简约且充足。然而不知道是《韩诗外传》窃取了那本书呢，还是那本书窃取了《韩诗外传》呢。韩婴在《圆觉经》之前，不应该掠取佛教的话语。我的意思是翻译润色者盗用了韩婴的话语罢了。
阮籍有《咏怀》诗十七首。宋颜延之、梁沈约为它们作注。三百五篇之后，诗有注的，应当从这里开始。
《国风》说：“方秉蕑兮。赠之以芍药。”以及“贻我握椒”之类，都认为外面借来芳香可玩的东西，持赠所怀念的人。既以尽交结往来之欢，且以表其深相爱慕之情。《楚辞》说：“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王逸说：“疏麻，神麻也。”枣掾《逸民赋》说：“沐甘露兮余滋。握春兰兮遗芳。”谢灵运《越岭溪行》诗说：“想见山阿人。薜萝若在眼。握兰勤徒结。折麻心莫展。”又《南楼迟客》说：“瑶华未堪折。兰苕亦萎擿。路阻莫赠问。云何慰离折。”凡此一本于诗人之意，乃知后世寄柳折梅，未必真有实事也。
《战国策》说，剧辛谏楚顷襄王说：“黄鹄其小者也。蔡圣侯因是已。蔡圣侯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已。”这与《庄子》山木篇，看见雕陵异鹊，说法颇相类似。只是立意不同罢了。战国时，纵横之学盛行，家自为师，人自为徒，所趣虽各不一，而于言语撰著之间，递相仿托，故其辞旨雷同者甚多，不独是事也。此“因是已”三字，亦见之于《庄子》齐物论。然语同而意二。剧辛所谓“因是已”者，谓由此事遂至于如此。延叔坚《战国
策论曰。因是已。因事已复有是也。延论近之。若庄子之所谈。则大异于是矣。庄子以为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遂有因是因非之说。又继之以指马之喻。莛楹厉施之譬。且举狙公之赋芧。而以昭文之鼓琴。师旷之枝策。□惠子之据梧结之。喻以指马。则无物不然。无物不可矣。譬以莛楹厉施。诙佹谲怪。道通为一矣。举狙公之赋芧。则以明夫圣人之所休。终之以三子之无成。以明夫圣人之所图。则尽矣。蔑有以加矣。此其所以能齐物乎。秋水篇。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正与齐物论相为表里。盖皆究竟言之。初非剧辛之所能知也。剧辛之徒。徒借其语以簧鼓云耳。
译策论说：顺着这个“是”就确立了，顺着这件事也就又有了这个“是”。延论的观点接近于此。至于庄子所谈论的，就与此大不相同了。庄子认为道隐藏在小成之中，言语隐藏在华美之中。所以有了儒家、墨家的是非之争，于是就有了“因是因非”的说法。接着用“指马”的比喻，用“莛楹厉施”的譬喻，并且举出狙公分配橡栗的例子，又以昭文弹琴、师旷拄杖、惠子靠树来总结。用“指马”作比喻，那么就没有事物不是这样，没有事物不可以这样。用“莛楹厉施”作譬喻，诙谐怪异，大道相通而归于统一。举出狙公分配橡栗的例子，是为了阐明圣人安止的境界。以三位先生的无成作结尾，是为了阐明圣人所谋划的，这就穷尽了，没有什么可以再加的了。这就是他能够齐同万物的原因吧。《秋水》篇说：顺着它大的方面去认为它大，那么万物没有不大的；顺着它小的方面去认为它小，那么万物没有不小的；顺着它有的方面去认为它有，那么万物没有不有的；顺着它无的方面去认为它无，那么万物没有不无的；顺着它是的方面去认为它是，那么万物没有不是的；顺着它非的方面去认为它非，那么万物没有不非的。这正好与《齐物论》互为表里。大概都是从根本上来论述的，起初并不是剧辛等人所能理解的。剧辛之流，只是借用这些话来蛊惑人心罢了。
庄子说佝偻丈人承蜩。尝读至此而疑之。蜩、蝉也。佝偻者承之。则亦安用而取之耶。后读礼记及荀子。始得其说。礼记内则。数庶羞则有爵、鷃、蜩、范等物。郑氏注云。蜩、蝉也。范、蜂也。又荀子致仕云。耀蝉者务在明其火。振其树而已。火不明。虽振其树无益也。杨倞注曰。南方人照蝉。取而食之。则知承蜩者。所以取供食用耳。
决字俗皆作决。盖为韵所误。此字正当作决。而韵解决。则谓水流行。解决。则谓决断。不知有何所据。而别为二义也。易。夬、决也。刚决柔也。曲礼。濡肉齿决。干肉不齿决。决、断也。干肉坚。宜用手。不以齿决之。古书中无有作决者。颜元孙干禄字书。分通、正、俗三等。如决等字。乃所谓俚俗相传而非正者也。学者不可不知。
列子汤问。帝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方。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北。无陇断焉。孟子公孙丑篇。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赵云。龙断、谓堁（课）断而高者。丁云。按龙与隆声相近。隆、高也。盖古人之言耳。如胥、须之类是也。张云。断如字。或读如断割之断。非也。陆云。龙断、谓垄断而高者。详审众说。张音、陆解正与列子合。今当从之。断则断绝之处。俯临低下。所以为高也。丁说虽通。而于断义稍疏。
前汉赵过始用牛耕。石林援冉伯牛、司马牛皆名耕。以证过以前耕非用牛。则名字何取以相配乎。古盖耕而不犁。后世变为犁法。耦用人。犁用牛。过特为之增损其制。非用牛自过始。又云。孔子言犁牛之子骍且角。孔子时固已用犁。李子曰。石林说赵过以前已用牛耕。诚是。然方说冉伯牛、司马牛名字。而复遽云犁牛之子云云。何其说之不伦也。犁自是杂文。今呼猫犬之类毛色之杂者。皆谓之黧。古字少。凡音相近者。皆得通用。而石林以驳杂之犁。同之耕犁之犁。是真误矣。
诗采苓篇云云。其义以为吾将采苓于首阳之颠。人或为言此山之有苓也。当遽往之。亦无苟信斯人之言。为有苓而遽往之。必审其实有。而后往之可也。人或为言此山之无苓也。当舍之哉。亦无苟然斯人之言。为无苓而遽舍之。必审其实无。而后舍之可也。如是则人之为无实之言者。何得而至于前乎。苟、猥也。人之为言。复言之者。上句通言言有无者。下句言为无实之言者。此诗指切晋献公听人之言。虚亦信之。实亦信之。故序谓好听谗焉。郑以苓之有无为似是而非。乃赘辞也。于本旨甚不致密。
班孟坚论六经曰。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着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智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原。考之班氏之说。俱为未允。独以春秋为信之符。似可附着。然其意亦未能尽。大抵诗之教。主于温柔敦厚。则诗近于仁也。书长于政。为政者惟断乃克。则书近于义也。乐之为物也。广博易良。而入人也深。则乐近于智也。春秋属辞比事。可笔则笔。可削则削。所以明示万世而无惑。则春秋有近于信也。今固以乐为仁。以诗为义。以书为智。而又以春秋断事为信之符。则俱误矣。
旧唐书。武后问狄仁杰曰。朕要一好汉任使。有乎。仁杰乃荐张柬之。新史则云。朕要一奇士。通鉴则云。朕要一佳士。佳士则风流蕴藉者也。奇士则怀材抱艺者也。皆不尽好汉意。然好汉字大为涉俗。非史书语。但曰奇男子可也。
曹彬伐江南还。入见。以牓子进曰。句当江南公事回。此旧说也。宋实录避高宗讳。遂改句当为干当。而东都事略则曰。但奉敕江南干事回。然句当则本语也。新唐书卢文藻盗库财。高宗以职主干当。自盗罪死。谏议大夫萧钧谏上。诏原死。予以职主干亦当止。是句当字。子京喜新奇。故改之耳。
史记载四凶事。尧本纪云。舜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
译庄子记载佝偻老人粘蝉的故事。我曾经读到此处而对此产生怀疑。蜩就是蝉。佝偻的老人去粘它，那么又何必去取它呢？后来我阅读《礼记》和《荀子》，才明白了其中的道理。《礼记·内则》中列举庶羞（杂色菜肴）时有爵、鷃、蜩、范等物。郑玄注解说：“蜩是蝉，范是蜂。”又《荀子·致仕》篇说：“照蝉的人务必使火光明亮，摇动树木罢了。火光不明亮，即使摇动树木也没有益处。”杨倞注解说：“南方人用火光照射蝉，捕捉来吃。”由此可知，粘蝉是为了获取食物。
“决”字俗体都写作“决”，大概是被韵书所误导。这个字应当写作“决”，而韵书解释“决”为水流流动，解释“决”为决断，不知道有什么依据而将它们分为两种含义。《易经》说：“夬，就是决断，刚强决断柔弱。”《曲礼》说：“湿肉可以用牙齿咬断，干肉不可以用牙齿咬断。”决，就是断的意思。干肉坚硬，适宜用手掰断，不应用牙齿咬断。古书中没有写作“决”的。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将字分为通、正、俗三等，像“决”这样的字，乃是所谓俚俗相传而非正体字。做学问的人不可不知道。
《列子·汤问》篇说：天帝命令夸娥氏的两个儿子，背负两座山，一座放置在朔方，一座放置在雍地之南。从此冀州之南、汉水之北，就没有山岭阻隔了。《孟子·公孙丑》篇说：有个卑贱的男人，一定要寻找垄断的高处登上。赵岐说：“垄断，是说高起而阻断的地方。”丁氏说：按“龙”与“隆”声音相近，隆是高，大概是古人的说法。像“胥”与“须”之类就是这样。张氏说：“断”读如本字，或者读如断割的“断”，是不对的。陆氏说：“垄断，是说高起而阻断的地方。”详细审视各种说法，张氏的读音、陆氏的解释正好与《列子》相合。现在应当采纳他们的说法。“断”就是断绝之处，俯视低下的地方，所以显得高。丁氏的说法虽然讲得通，但对于“断”的含义稍微疏漏。
前汉赵过开始使用牛耕。叶梦得（石林）援引冉伯牛、司马牛名字中都带有“耕”字，来证明赵过之前耕种不用牛。那么名字为什么要取来相配呢？古代大概是耕种而不犁地。后世变为犁地的方法。耦耕用人，犁地用牛。赵过只是对这种制度进行了增减改进，并非从赵过开始才用牛耕。又说：孔子说“犁牛之子骍且角”。孔子时代本来就已经使用犁了。李子说：叶梦得说赵过之前已经使用牛耕，确实是正确的。然而刚说到冉伯牛、司马牛的名字，就急忙说“犁牛之子”等等，为什么说法如此不合逻辑呢。“犁”本身就是杂色的意思。现在称呼猫狗之类毛色杂乱的，都称为“黧”。古代汉字少，凡是声音相近的，都可以通用。而叶梦得把杂色的“犁”，等同于耕犁的“犁”，这真是错误了。
《诗经·采苓》篇说：我的意思是我将去首阳山的山顶采集苓草。有人对我说这座山有苓草，应当立刻前往吗？也不应苟且相信这个人的话，因为有苓草就立刻前往。一定要审察确实有，然后前往才可以。有人对我说这座山没有苓草，应当放弃吗？也不应苟且相信这个人的话，因为无苓草就立刻放弃。一定要审察确实没有，然后放弃才可以。像这样，那些说无实之言的人，怎么能达到面前呢？苟，就是随便、轻率的意思。人所说的话，反复说的话，上句通指说有无的人，下句指说无实之言的人。这首诗切中晋献公听信别人的话，虚妄的也相信，真实的也相信，所以《诗序》说喜欢听信谗言。郑玄以苓的有无为似是而非，乃是多余的言辞。对于本旨非常不严密。
班固评论六经说：“乐用来调和心神，是仁的外在表现。诗用来端正言辞，是义的应用。礼用来明确体制，明者显著可见，所以没有训诂。书用来广博听闻，是智的方法。春秋用来决断事情，是信的符验。”这五者大概是五常之道，相互依赖而完备，而以易为根本。考察班固的说法，都不恰当。只有以春秋为信的符验，似乎可以附会。然而他的意思也没有完全表达清楚。大体上诗的教化，主要在于温柔敦厚，那么诗接近于仁。书长于政治，为政者只有决断才能成功，那么书接近于义。乐这种东西，广博平易善良，而深入人心，那么乐接近于智。春秋属辞比事，可以记录的就记录，可以删削的就删削，用来明示万世而没有疑惑，那么春秋接近于信。现在却以乐为仁，以诗为义，以书为智，而又以春秋决断事情为信的符验，那么都错了。
《旧唐书》记载，武则天问狄仁杰说：“我想要一个好汉任用，有吗？”狄仁杰于是推荐张柬之。《新唐书》则说：“我想要一个奇士。”《资治通鉴》则说：“我想要一个佳士。”佳士是风流蕴藉的人。奇士是怀才抱艺的人。都不能完全表达好汉的意思。然而“好汉”二字大为涉俗，不是史书的语言。只说“奇男子”就可以了。
曹彬征伐江南回来，入朝觐见，拿着牓子进呈说：“句当江南公事回。”这是旧说。《宋实录》避宋高宗赵构的讳，于是改“句当”为“干当”。而《东都事略》则说：“但奉敕江南干事回。”然而“句当”是本来的用语。《新唐书》记载卢文藻盗窃库藏财物，高宗以职主干当，自盗罪死。谏议大夫萧钧劝谏皇上，诏令赦免死罪，给予职主干亦当止。可见“句当”二字，欧阳修（子京）喜欢新奇，所以改动了它。
史书记载四凶的事情。《尧本纪》说：舜对帝尧说，请求流放共工到幽陵，以改变北狄的风俗。放逐驩兜到崇山，以改变南蛮的风俗。迁徙三苗到三危，以改变西戎的风俗。诛杀鲧
于羽山。以变东夷。舜本纪则云。流浑沌、穷奇、梼杌、饕餮于四裔。以御魑魅。全引左氏语。或曰。欲其事互见。予以为非是。春秋左氏传及国语。皆邱明笔。中闲事同而语异者几半。盖当纂集之时。其文字重复。不能具载。或具于此而阙于彼。或着于彼而没于此。缉之为春秋传、国语二书。各自为义。所以一事二说为互见也。今史记一书。而所载不同。其意虽若互见。然于文字实为冗复。此在史笔。最关利害。不可不深察也。
译舜流放鲧于羽山，以此来改变东夷的风俗。《舜本纪》却说：将浑沌、穷奇、梼杌、饕餮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用来抵御鬼怪。这是完全引用《左传》的话。有人说，这是为了使事情互相照应。我认为不是这样。《春秋左氏传》和《国语》都是左丘明的笔迹，其中事情相同而说法不同的几乎占一半。大概是因为在编纂汇集的时候，文字有重复，不能全部记载，有的详于此而略于彼，有的详于彼而略于此，编成《春秋左传》和《国语》两本书，各自表达其义理，所以同一件事有两种说法才算是互相照应。如今《史记》这一部书，记载的内容却不相同，其用意虽然像是互相照应，但在文字上实际上却是冗杂重复。这在史家笔法上，最关乎利害，不可不深入考察。
书皋陶谟。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孔氏以为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史记夏本纪亦载此言曰。翕受普施。然则敷当训普。不当训布。
东坡水调歌头。我欲乘风归去。只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闲。一时词手。多用此格。如鲁直云。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展虹蜺。祇恐花深里。红露湿人衣。盖用坡语也。近世闲闲老亦云。我欲骑鲸归去。只恐神仙官府。嫌我醉时真。笑拍群仙手。几度梦中身。
平价买物曰和买。新唐书吴凑言宫市事曰。宫市大抵强买民间物。宜料中官年高谨信者为宫市令。平价和售。按韵书。卖物出手曰售。今云平价和售。则却是以平价和卖。非和买也。
经史意一而体二。经可言命而史自不可言之。史虽不可言命。至于家人相与之际。一嚬一笑。小或系于女氏之贵贱。大或系于邦国之盛衰。是必有数存乎其闲。未能遽以人事断也。如薄姬一遇而得子。元后之享国六十余年。得非天欤。史记外戚世家序及西汉外戚传序。论夫妃匹之合。俱以为在命。则此诚为得。自余皆不可以言命。盖作史之体。务使闻之者知所劝戒。而有以耸动之。故前世谓史官权与宰相等。苟一切以听之命。则褒贬之权轻。褒贬之权轻。则耸动之具去矣。又安用夫史笔为哉。
孟子。自反而缩。吾不惴焉。吾不惴焉者。谓不使之恐惧我也。古人为文。有此等语。今讵能容尔耶。
中庸。君子之道费而隐。郑云。言可隐之节也。费犹佹也。道不费则仕。释文云。费本又作拂。同扶拂反。犹佹也。佹、九委反。郑以费为佹。佹即违拂之意。谓世道相违。则君子隐而不仕。过庭录说费即显也。读如惠而不费之费。出而被乎外之名。此所以为闇然而日章。意谓虽隐而能显云尔。康成则全属上文。故独明隐操而改其字。过庭则两属上下。故推广隐德而倒其语。费实费用。今改读拂音。而训之为佹。中庸本无此义。君子之道费而隐。不言隐而费。又何以为闇然而日章乎。二说俱不得其当。晦庵谓。费、用之广也。隐、体之微也。以首下章而为之说。曰。君子之道。近自夫妇居室之闲。远而至于圣人天地之所不能尽。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可谓费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则隐而莫之见也。若晦庵之说。是真得子思之旨者也。易曰。神无方而易无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信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理盖与此同之。
汉元帝时。西域初置戊校尉、己校尉。说者或云。戊己土也。土无正位。或云。土居中央。校尉亦居西域之中。以治诸国。李子曰。前说非是。后说近之而不得焉。戊己居中。政取中国之象。以制四夷耳。何但居西域之中。以治诸国乎。
陈无己每登览得句。即急归卧一榻。以被蒙首。谓之吟榻。金国初。张斛德容作诗。亦必以被蒙首。须诗就乃起。诗未成或比日不食。
陈师锡云。溪门寂寞无人到。只有清风独自来。杨万里诗云。越王歌舞春风处。今日春风独自来。皆本于李白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
原壤夷俟。谓其放荡无礼也。马融说。以夷俟为踞待。姑见其无礼之状尔。至邢昺又以为伸两足箕踞以待孔子。故孔子以杖叩其胫。令不踞。此虽有理。其实未必然也。
中庸。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郑氏谓素读如攻城攻其所傃之傃。傃犹乡也。言方乡辟害隐身。而行佹谲。以作后世名也。班孟坚艺文志作索隐行怪。颜师古注云。求索隐暗之事。石林先生以班、郑俱为臆决。云素当作素王之素。谓无所为而行怪也。李子曰。夫有所为而行怪。则固奸人也。无所为而行怪。则直下愚耳。安能使后世有述乎。此素当同不素餐兮之素。孔子曰。隐居求志。未见其人。举逸民。天下归心。又曰。作者七人。说者以为石门荷蒉之徒。又曰。逸民伯夷
译《尚书·皋陶谟》：“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孔氏认为这是说聚合接受三六之德，而运用它们来布施政教，使具备九德的人都能任职。《史记·夏本纪》也记载了这句话，说：“翕受普施。”那么“敷”应当解释为“普”，不应当解释为“布”。
苏轼《水调歌头》：“我欲乘风归去，只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当时的词人，多采用这种格律。如黄庭坚说：“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展虹蜺。祇恐花深里，红露湿人衣。”这是化用苏轼的词句。近代的闲闲老人也说：“我欲骑鲸归去，只恐神仙官府，嫌我醉时真。笑拍群仙手，几度梦中身。”
平价购买物品叫作“和买”。《新唐书》中吴凑谈论宫市时说：“宫市大体上是强行购买民间物品，应当挑选年纪大、谨慎可信的宦官担任宫市令，按平价和售。”查考韵书，卖出物品交出手去叫作“售”。现在说“平价和售”，那就是以平价和卖，而不是和买了。
经书和史书意义一致而体例不同。经书可以谈论天命，而史书自然不可以谈论天命。史书虽然不可以谈论天命，但至于家人相处之间，一皱眉一微笑，小的可能关系到女子家族的贵贱，大的可能关系到国家的盛衰，这必定有定数存在于其中，不能轻易用人事来断定。比如薄姬一次相遇就得到儿子，王莽母亲王政君享受国运六十多年，难道不是天意吗？《史记·外戚世家》序言以及《汉书·外戚传》序言，论述妃嫔配偶的结合，都认为在于天命，这确实是对的。其余的都不可以谈论天命。因为作史的体例，务必使听到的人知道劝诫，并且有所震撼。所以前世说史官的权力与宰相相等。如果一切都听任天命，那么褒贬的权力就轻了。褒贬的权力轻了，那么震撼人心的手段就失去了。又哪里用得着史笔呢？
《孟子》：“自反而缩，吾不惴焉。”“吾不惴焉”的意思是，我不让他恐惧我。古人写文章，有这样的话，现在难道能容许你这样吗？
《中庸》：“君子之道费而隐。”郑玄说：“这是说可以隐居的节操。”“费”同“佹”。道不“费”就出仕。《释文》说：“费”原本又写作“拂”，读音同扶拂反，同“佹”。“佹”，读九委反。郑玄把“费”解释为“佹”，“佹”就是违逆的意思。是说世道相违，那么君子就隐居不出仕。《过庭录》说“费”就是显赫的意思，读作“惠而不费”的“费”，指显露在外面的名声。这就是“闇然而日章”的原因。意思是虽然隐居但能显赫。郑康成则完全归属于上文，所以只阐明隐居的操守而改动了字义。《过庭录》则上下都归属，所以推广隐居的德行而倒置了语序。“费”实际上是费用的意思，现在改读“拂”音，而解释为“佹”，《中庸》本来没有这个意思。“君子之道费而隐”，不说“隐而费”，又怎么能说是“闇然而日章”呢？两种说法都不恰当。朱熹说：“费，是作用的广大；隐，是本体的微妙。”他针对下一章解释说：“君子之道，近从夫妇居室之间，远到圣人天地所不能穷尽的，其大没有外面，其小没有里面，可以说广大了。然而它之所以如此的道理，却是隐微而看不见的。”像朱熹这样的说法，才是真正得到了子思的宗旨。《易经》说：“神没有固定的方向，易没有固定的形体。一阴一阳叫做道。继承它的是善，成就它的是信。仁者看到它称之为仁，智者看到它称之为智。百姓日常使用却不知道，所以君子之道很少被人知晓。”道理大概与此相同。
汉元帝时，西域最初设置戊校尉、己校尉。解释的人有人说：“戊己属土，土没有正位。”有人说：“土居中央，校尉也居西域之中，用来治理各国。”李子说：“前一种说法不对，后一种说法接近但也不对。戊己居中，是取中国的象征，用来制约四方蛮夷罢了。难道仅仅是居西域之中，用来治理各国吗？”
陈师道每次登览得到诗句，就急忙回家躺在一张榻上，用被子蒙住头，称之为吟榻。金国初年，张斛德容作诗，也必定用被子蒙住头，等到诗写成才起来。诗没写成有时几天不吃东西。
陈师锡说：“溪门寂寞无人到，只有清风独自来。”杨万里诗说：“越王歌舞春风处，今日春风独自来。”都本于李白的“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
原壤伸开两腿坐着等待，是说他不放荡无礼。马融解释说，把“夷俟”解释为踞坐等待，姑且显示他无礼的样子罢了。到了邢昺又认为他伸开两腿像簸箕一样坐着等待孔子，所以孔子用拐杖敲他的腿，让他不要踞坐。这虽然有理，其实未必如此。
《中庸》：“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郑氏认为“素”读如“攻城攻其所傃”的“傃”，“傃”同“乡”。是说正向着避害隐身的地方，而行为诡谲，以博取后世的名声。班固《汉书·艺文志》写作“索隐行怪”。颜师古注说：“寻求隐暗的事情。”石林先生认为班固、郑玄都是主观臆断，说“素”应当作“素王”的“素”，指无所作为而行为怪异。李子说：“有所作为而行为怪异，那本来就是奸人；无所作为而行为怪异，那就是纯粹的下愚。怎么能使得后世有传述呢？这个‘素’应当同‘不素餐兮’的‘素’。孔子说：‘隐居以求其志，未见其人。’举荐隐逸之士，天下归心。又说：‘作者七人。’解释的人认为是石门荷蒉之类的人。又说：‘逸民伯夷……’”
、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则隐逸者初非孔子之所摈也。然而孔子之所与者非庸庸者也。必也身有其德而退藏于密。始得谓之隐者也。彼无一德之可取。而徒穷蹙于寒乡冻谷之中。是则素隐者耳。素隐而行怪僻之事。庶乎后世之有传焉。宜吾夫子之弗为也。行怪者不主于佹谲诞幻之属。凡怪僻崖异。有不近于人情者。皆得以言之。
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这些隐逸之士起初并不是孔子所排斥的。然而孔子所赞许的人，并非平庸之辈。必定是自身拥有美德而退隐藏身于幽深之处，才能被称为隐士。那些没有一处品德值得称取，只是在寒冷的乡野、冰冻的山谷中穷困潦倒的人，这不过是追求隐僻的人罢了。他们追求隐僻并做出怪异乖僻的事情，希望后世能有所传扬，难怪我们的孔子不这样做。所谓行怪，并不专指诡谲荒诞虚幻之类，凡是怪异乖僻、特异出众，有不近人情之处，都可以这样说。
宋齐邱化书。德化中。说聪明曰。天下之主。道德出于人。理国之主。仁义出于人。亡国之主。聪明出于人。善本出于人。皆作出于一人。止较一字。意思徒异。今俗本皆脱此字。
孟子云。乐岁子弟多赖。赖者、有所恃而为善者之称也。汉高祖自言。始大人常以臣亡赖。张释之传言。文帝谓上林尉亡赖。乃不善之称。然今人反以凶恶无所顾籍者。诋其人为赖子。是又不知何说也。五代史南平世家云。荆南地狭兵弱。介于吴、楚。为小国。自吴称帝。而南汉、闽、楚。皆奉梁正朔。岁时贡奉。皆假道荆南。高季兴、从诲父子。常邀留其使。掠取其物。而诸道以书责诮。或发兵加讨。即复还之而无愧。其后南汉与闽、蜀皆称帝。从诲所向称臣。盖利其赐予。俗俚语谓苟得无愧耻者为赖子。犹言无赖也。故诸国皆目从诲为高赖子。即欧公所论。以无赖为赖子者。当是俚俗略言之耳。非复本孟子所谓多赖也。许慎又谓赖、利也。无利入于家。故云无赖。此说予所不取。
老杜诗自高古。后人求之过当。往往反为所累。如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乃云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谓为藩镇跋扈。朝多小人。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谓为纵横由妇人。曲直在小儿。如此等类。又岂足与言诗耶。
王滹南先生谓韩退之送李愿序。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多却于字。予思之。此亦不妨。前史多书其为人云云。大抵为人云者。谓其平生行事耳。下于字其字。自下必校。文至于韩退之。天下之能事毕矣。况文章之工拙。初不在此乎。
东坡云。治目如治民。治齿如治军。治目如曹参之治齐。治齿如商鞅之治秦。医者韩义之曰。东坡此语。强为说尔。其实不然。治目治齿。自当有缓急时。不可必也。且治目者。烧烙渫浸。钩割针镰。无所不用。又其所用药。如石胆、石中黄、鸡子白、铜青、碉青、硼砂、白丁香之类。性俱有毒。岂尽如东坡所言乎。予窃谓韩说虽有理。亦未敢以为至论也。比见张炼师几道道及此。因举其里中一农家叟。病目已不治。适有客来过。既去。遗一银药缾子。开视其药满中。或者试令病者点之。或以为不知何药。不可点。或又谓叟病已不治。政复不效何伤。遂试以少许点之。痛不可忍。然二三日后。目似见物。叟因更点少许。痛亦如前。又三五日。见物颇明。乃连点数日。其患良愈。他日客还。曰。前别时。遗一药缾子。曾收得否。主人问是何药。客云。此射生药箭所用。盖取生乌头汁杂诸毒物熬成者。他无所施。乞以见付。予闻张言。始知韩子之言为可信。
魏明帝大修宫室。至使公卿负土。董寻上疏谏曰。陛下既尊群臣。而使穿方负土。面目垢黑。沾体涂足。衣冠了鸟。毁国之光以崇无益。甚无谓也。穿方者、穿土为方也。黄帝九章。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积实。其术皆以立方定率。穿土为方。则穿空作立方以程功也。又衣冠了鸟。了鸟当并音去声。今世俗人谓腰膂四支不相收拾者谓之了鸟。即此语也。音料掉。
曲礼。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郑云。以此四兽为军阵。象天也。急犹坚也。缮读曰劲。又画招摇星于旌旗上。以起居坚劲。军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摇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疏云。招摇北斗七星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末从十二月建而指之。则四方宿不差。今军行法之。亦作此北斗星在军中。举之于上。以指正四方。使四方之阵不差。故云招摇在上也。又云知招摇在北斗标端者。春秋运斗枢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枢。第二璇。第三玑。第四权。第五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第一至第四为魁。第五至第七为标。按此摇光即招摇也。在下云端者。明魁以上为首。标以下为端也。又云急缮其怒者。此举士卒之用也。急、坚也。劲、利也。其怒、士卒之怒也。军行既张四宿于四方。标招摇于
译宋齐邱的《化书》。在《德化》篇中，论及“聪明”时说：“天下的君主，道德出于人；治理国家的君主，仁义出于人；亡国的君主，聪明出于人。”善的本源出于人，都写作“出于一人”，只相差一个字，意思就完全不同了。现在的俗本都脱漏了这个“一”字。
孟子说：“丰年子弟多赖。”“赖”是指有所倚仗而行善的人的称呼。汉高祖自己说：“起初，父亲常说我无赖。”张释之传中记载，汉文帝称上林尉为“无赖”，这是不善的称呼。然而现在的人反而把凶恶无所顾忌的人，斥责为“赖子”。这又不知是什么说法呢。《五代史·南平世家》说：“荆南地方狭小兵力薄弱，介于吴、楚之间，是个小国。自从吴称帝后，南汉、闽、楚都奉行梁的正朔，每年的贡奉都借道荆南。高季兴、高从诲父子，常常扣留他们的使者，掠夺他们的财物，而各道用书信责备讥讽，或者发兵讨伐，他们就归还财物而毫无愧色。后来南汉与闽、蜀都称帝，高从诲所向称臣，大概是贪图他们的赏赐。”世俗俚语把苟且得利不知羞耻的人称为“赖子”，犹如说“无赖”一样。所以各国都称高从诲为“高赖子”。这就是欧阳公所论述的，把“无赖”称为“赖子”的情况，应当是俚俗略略而言罢了，不再符合孟子所说的“多赖”的意思。许慎又说：“赖，利也。没有利益进入家中，所以说无赖。”这种说法我不采纳。
杜甫的诗本来高古，后人追求过度，往往反而被其所累。比如“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就说是“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就说是藩镇跋扈，朝廷多小人；“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就说是纵横由妇人决定，曲直在小儿手中。像这类解读，又哪里值得与他们谈论诗歌呢。
王滹南先生认为韩愈的《送李愿序》中，“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一句，多了一个“于”字。我想了想，这也不妨碍。前代史书多写“其为人云云”，大抵“为人”二字，是说其平生行事罢了。下面加上“于”字和“其”字，自下而上必然要校对。文章到了韩愈那里，天下的能事都完备了。何况文章的工拙，起初就不在于此呢。
苏东坡说：“治眼如同治民，治牙如同治军。治眼如同曹参治理齐国，治牙如同商鞅治理秦国。”医生韩义之说：“东坡这话，是强作解说罢了。其实不是这样。治眼治牙，自然有缓急的时候，不能一概而论。况且治眼的人，烧烙、冲洗、浸泡、钩割、针镰，无所不用。而且所用的药物，如石胆、石中黄、鸡子白、铜青、碉青、硼砂、白丁香之类，性质都有毒，难道都像东坡所说的那样吗？”我私下认为韩义之的话虽然有理，也不敢认为是至理名言。最近见到张炼师几道谈到这个，于是举出他乡里一个农家老翁，眼病已经无法医治，恰好有客人来访，离去时，留下一个银药瓶子，打开看里面装满了药。有人试着让病人点药，有人以为不知是什么药，不可点，又有人说老翁的病已经无法医治，即使无效又有什么伤害。于是试着点了一点，痛得无法忍受。然而两三天后，眼睛似乎能看见东西。老翁于是又点了一点，痛也像以前一样。又过了三五天，看东西颇为明亮。于是连续点了几日，他的病果然痊愈了。后来客人回来，说：“上次告别时，留下一个药瓶子，曾收好吗？”主人问是什么药，客人说：“这是射生药箭所用的，大概是取生乌头汁混合各种毒物熬成的。其他没有用处，乞求把它交给你。”我听了张炼师的话，才知道韩义之的话是可信的。
魏明帝大修宫室，致使公卿背土。董寻上疏劝谏说：“陛下既然尊重群臣，却让他们挖土背土，面目污垢发黑，沾湿身体涂满双脚，衣冠了鸟，毁坏国家的光彩来推崇无益之事，非常没有意义。”“穿方”是指挖土成方形。《黄帝九章算术》第五篇叫《商功》，用来管理工程计算的体积，其方法都以立方确定比率。挖土成方形，就是挖空作立方来计算工程量。又“衣冠了鸟”，“了鸟”应当都读去声。现在世俗人把腰背四肢不收拾的人称为“了鸟”，就是这个意思。音料掉。
《曲礼》说：“行军时，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郑玄说：“用这四兽作为军阵，是效法天象。‘急’同‘坚’。‘缮’读作‘劲’。又在旗帜上画招摇星，以起居坚劲，军队的威怒，是效法天帝。招摇星在北斗杓端，是主指的。”疏说：“招摇是北斗七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柄随着十二月建而指向，那么四方宿就不差。现在军队行军效法它，也作此北斗星在军中，举之于上，以指正四方，使四方之阵不差，所以说招摇在上。”又说知道招摇在北斗标端，是因为《春秋运斗枢》说：“北斗七星，第一天枢，第二璇，第三玑，第四权，第五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第一至第四为魁，第五至第七为标。”按此摇光就是招摇。在下云端者，说明魁以上为首，标以下为端。又说“急缮其怒”，这是说士卒的效用。“急”是坚，“劲”是利，“其怒”是士卒的怒气。军队行军既在四方张开四宿，标招摇于
中上。象天之行。故军旅士卒。起居举动。坚劲奋勇。如天帝之威怒也。李子曰。按诸星经。无有招摇为摇光之文。但云招摇一星在梗河北。欲与天栋、梗河、北斗相直。则胡当来受命于中国。入氐三度。去北辰四十一度。又云。梗河三星在大角帝座北。主天子锋。然则斗杓指所建之方。梗河主天子之锋。而招摇在北斗、梗河两闲。又主四夷受命之象。则是北斗一座七星。招摇一座一星。梗河一座三星。三座并以画于一旗之上。而高张于四兽之中也。所绘者三。所呼者一。何也。招摇一星。不能单画。梗河三星。虽能单画亦难遽晓。而三座之名。又不能以并举。故并绘三座以详其状。独称招摇。以略其名也。不然。则招摇必摇光之误云耳。郑求其说而不能得。乃径以招摇为摇光。是亦未足凭也。又以急缮其怒为坚劲士卒之怒。是又误之甚者。古者君行师从。卿行旅从。以行为行军。则其说良是。然以怒系士卒则过矣。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君子如怒。乱庶遄沮。此安可以士卒当之。盖怒者威也。事有仪则。故曰威仪。神明其德。故曰威灵。是故天子之事也。夫所谓急缮者。在夫一动一止之闲。常居有所警戒。急缮威猛之容。务使进退悉□□法度。左右无□于部分耳。言急则不敢慢也。言缮则若缮修然。则训急为坚。改缮作劲。此何等语耶。
译中上。效法天体的运行。所以军队中的士兵，起居行动，刚强有力、奋勇向前，如同天帝的威严与震怒。李子说：查考星经，并没有招摇就是摇光的记载。只说招摇一颗星在梗河以北，想要与天栋、梗河、北斗排列成直线。那么胡人应当来在中国接受天命，进入氐宿三度，距离北极星四十一度。又说：梗河三颗星在大角帝座的北面，主管天子的锋锐。那么北斗斗柄所指的方向，梗河主管天子的锋锐，而招摇位于北斗和梗河之间，又主管四方蛮夷接受天命的征兆。这样看来，北斗是一座七星，招摇是一座一星，梗河是一座三星，这三座星象都画在一面旗帜上，高高悬挂在四兽图案的中间。所绘制的有三座，所称呼的只有一个，为什么呢？招摇一颗星，不能单独绘制；梗河三颗星，虽然能单独绘制但也难以立刻让人明白；而这三座星象的名称，又不能同时并举。所以一并绘制三座星象以详细展示其形状，唯独称招摇，以简略其名称。不然的话，那么招摇必定是摇光的误写罢了。郑玄寻求这个说法却没能得到，于是径直把招摇当作摇光，这也是不足以凭信的。又把“急缮其怒”解释为坚劲士兵的愤怒，这更是错误得厉害。古代君主出行军队跟随，卿大夫出行旅队跟随，把“行”解释为行军，那么这种说法确实是对的。然而把“怒”归系于士兵就过分了。“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君子如怒，乱庶遄沮”，这怎么可以用士兵来对应呢？大概“怒”就是威严。事情有仪则，所以说威仪；神明其德行，所以说威灵。所以这是天子的事。所谓“急缮”，在于一动一止之间，常常处于警戒状态，急迫地修饰威严猛烈的仪容，务必使进退都符合法度，左右不违背部队的编制罢了。说“急”就是不敢怠慢；说“缮”就像修缮一样。那么把“急”解释为坚，把“缮”改为劲，这是什么话呢。
晋书天文志云。天棓五星在女床北。天子先驱也。又七曜中引河图云。岁星之精。流为天棓。又杂星气中说妖星。其三曰天棓。谓为天子先驱者。恒星也。谓为岁星之精者。岁星主福德。流而为天棓。则吉凶特未定也。谓为妖星。则专主灾异矣。夫为星者一。而为说者三。岂星家各自为名。而各自为占耶。不应天星一座。而善恶如是之顿乖也。
敬斋先生古今黈卷之十
陆士衡君子有所思行末云。宴安销灵根。酖毒不可恪。意谓宴安酖毒不可恪耶。然不可恪三字太径庭。不似诗家语。不可。当倒。恪、慎也。可不恪则言不可不慎。
皇甫士安三都赋序云。二国之士。各沐浴所闻。家自以为我土乐。人自以为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论也。张铣曰。二国、吴蜀也。沐浴、洗涤也。所闻、谓闻其美也。谓其所习秽浊。一闻美事。若洗涤其耳也。此说大谬。沐浴所闻。乃浸渍乎本国所闻之语也。吴、蜀之人沐浴所闻。不知中区之大。故家自以为土乐。人自以为民良。此甚易晓也。而铣说乃尔。不亦谬乎。大抵文选之注。往往反累本文。李善指明出处。中闲虽有抵牾。亦足以发。而铣辈诸人妄意笺释。乖背指意。若是类者。甚可厌也。
魏文帝典论谓班固小傅毅。而无所取也。故载其与弟书所云。则其小之之验也。说者以武仲下笔不休为文章之美。则既非孟坚之意。而又与魏文之旨忤矣。大抵谓毅下笔不能自休者。正斥其文字汗漫而无所统云耳，若果以下笔不休为美之辞。则固之于毅乃推重之也。魏文何为而有小之之言乎。
后汉祭祀志云。孝武帝欲求神仙。以挟方者言黄帝由封禅而后仙。于是欲封禅。元封元年四月。封泰山。恐所施用非是。乃秘其事。语在汉书郊祀志。似是抵牾。既举汉书。则前后并包之矣。但谓在前书可也。
李白诗。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底奈君何。朝共琅玕之绮食。暮宿鸳鸯之锦衾。已极淫媟矣。至云秋草秋蝶飞。相思愁落晖。何由一相见。灭烛解罗衣。若此等类。又可谓不可道者也其何以示子孙。
诗人多用王粲依刘事。按传记所载。粲避乱。依荆州牧刘表。表以貌寝。不甚礼焉。是其于宾主。俱不得为美事也。然后人承用不改。可笑。
孟郊失志夜坐思归楚江诗云。死辱片时痛。生辱长年羞。青桂无直枝。碧江思旧游。又失意归吴寄刘侍郎云。至宝非眼别。至音非耳通。因缄俗外辞。远寄高天鸿。夫穷通得失。此固有命。郊一踬踣。便尔忿怼欲死。又自以至宝至音。非人耳目所能及。因之缀缉语言。布露当世。则郊之为丈夫也。何其浅邪。人言郊及第后。有一日看尽长安花之句。知其必不远到。然何待已第时语。但观此未第时语。已足以见其人矣。
司马温公诗。太白大如李。东方三丈高。又雨不成游布路归。逢花值柳倍依依。于李字路字下俱注云。恐误。此实不误而云误者。本自装板之时。无人校▯。偶不知所出。而便自以为误也。
阮籍咏怀诗。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翰曰。三楚谓文王都郢。昭王都鄂。考烈王都寿春。善曰。孟康汉书注云。旧名江陵为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东坡论三楚。亦据孟氏为正。按史记。楚之先熊绎。居丹阳。徐广曰。在南郡枝江县。至文王熊赀立。始都郢。其后昭王之十二年。吴复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鄀。最后考烈王之二十二年。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东徙都寿春。命曰郢。今翰以楚王徙都。谓其所都为三楚。似可通。然数之以三者。非指其都。盖主其地也。翰舍地取都。又不论东西南之别。则大与孟说异矣。又称昭王北徙鄀。而翰谓北徙鄂。岂谓鄀即鄂耶。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都彭城。以地里考之。则孟说良是。
晋书山简传。襄阳人歌曰。日暮倒载归。茗艼无所知。复能骑骏马。倒着白接篱。人说倒载甚多。俱不脱洒。吾以为倒身于车中无疑也。言倒即倒卧。言载即其车可知。倒
译《晋书·天文志》说：“天棓五星在女宿和虚宿的北方，是天子的先驱。”又在七曜中引用《河图》说：“岁星的精气，流散成为天棓。”又在杂星气中谈到妖星，其中第三种叫天棓，说它是天子先驱的，是恒星；说它是岁星精气的，岁星主管福德，流散成为天棓，那么吉凶就特别不确定了；说它是妖星，就专门主管灾异了。作为星体是一个，而说法有三种，难道星象家各自命名，而各自占卜吗？不应该天星只有一座，而善恶如此截然相反。
敬斋先生《古今黈》卷十
陆士衡《君子有所思行》末尾说：“宴安销灵根，酖毒不可恪。”意思是宴安和酖毒都不可恪吗？然而“不可恪”三个字太突兀，不像诗家的语言。“不可”应当倒置，“恪”是谨慎的意思。“可不恪”就是说不可不谨慎。
皇甫士安《三都赋序》说：“二国之士，各沐浴所闻，家自以为我土乐，人自以为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论也。”张铣说：“二国，指吴蜀；沐浴，洗涤；所闻，指听到它们的美好。认为他们所习染的秽浊，一听到美事，就像洗涤耳朵一样。”这种说法大错特错。“沐浴所闻”，是沉浸在本国所听到的言论中。吴、蜀之人沉浸在本国所听到的言论中，不知道中原地区广大，所以家家自以为土地安乐，人人自以为百姓善良。这很容易明白，而张铣的解释却这样，不也很荒谬吗？大体上《文选》的注解，往往反而拖累原文。李善指明出处，中间虽然也有抵牾，也足以阐发原意。而张铣等人随意笺释，违背旨意，像这类情况，很令人厌恶。
魏文帝《典论》说班固轻视傅毅，而没有取法之处。所以记载他给弟弟信中所说的，就是轻视他的证据。解说的人认为武仲下笔不休是文章之美，这既不符合孟坚的意思，又与魏文帝的旨意相违背。大体上说毅下笔不能自休，正是斥责他文字散漫而没有统绪。如果真以下笔不休为赞美之辞，那么班固对傅毅就是推崇重视了，魏文帝为什么会有轻视他的话呢？
《后汉书·祭祀志》说：“孝武帝想求神仙，因为挟持方术的人说黄帝通过封禅而后成仙，于是想封禅。元封元年四月，封泰山。恐怕所用方法不对，就保密这件事。”这话在《汉书·郊祀志》里。似乎有抵牾。既然举了《汉书》，那么前后都包括在内了。只说在前书就可以了。
李白诗：“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底奈君何。朝共琅玕之绮食，暮宿鸳鸯之锦衾。”已经极其淫秽了。至于说“秋草秋蝶飞，相思愁落晖。何由一相见，灭烛解罗衣。”像这类句子，又可以说是不可言说的了。拿什么来给子孙看呢？
诗人多用王粲依附刘表的事。按传记所载，王粲避乱，依附荆州牧刘表，刘表因为他相貌丑陋，不很礼遇他。这样对于宾主双方，都不能算是美事。然而后人沿袭使用不改正，可笑。
孟郊《失志夜坐思归楚江》诗说：“死辱片时痛，生辱长年羞。青桂无直枝，碧江思旧游。”又《失意归吴寄刘侍郎》说：“至宝非眼别，至音非耳通。因缄俗外辞，远寄高天鸿。”穷通得失，这本来有命运。孟郊一跌倒，就如此愤恨想死，又自认为至宝至音，不是人的耳目所能达到的，因此编缀语言，向当世披露。那么孟郊作为大丈夫，是多么浅薄啊。人们说孟郊及第后，有“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诗句，知道他必定不能走远。然而何必要等到及第时的话呢？只看这未及第时的话，已经足以看出他的为人了。
司马温公诗：“太白大如李，东方三丈高。”又“雨不成游布路归，逢花值柳倍依依。”在“李”字、“路”字下都注说：“恐怕有误。”这其实没有误而说误，本来是因为刻版时，没有人校勘，偶然不知道出处，就自以为有误。
阮籍《咏怀诗》：“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翰说：“三楚指文王都郢，昭王都鄂，考烈王都寿春。”善说：“孟康《汉书》注说：旧名江陵为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东坡论三楚，也依据孟氏为正确。按《史记》，楚的先祖熊绎，居丹阳。徐广说：“在南郡枝江县。”到文王熊赀立，才开始都郢。其后昭王十二年，吴又伐楚，取番，楚害怕，离开郢，北徙都鄀。最后考烈王二十二年，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退，楚东徙都寿春，命名为郢。现在翰以楚王徙都，称其所都为三楚，似乎可以说通。然而数之为三，不是指其都城，大概是指其地域。翰舍弃地域取都城，又不论东西南的区别，就大与孟说不同了。又称昭王北徙鄀，而翰说北徙鄂，难道说鄀就是鄂吗？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都彭城。以地理考证，那么孟说确实正确。
《晋书·山简传》。襄阳人歌说：“日暮倒载归，茗艼无所知。复能骑骏马，倒着白接篱。”人说倒载很多，都不洒脱。我认为倒身在车中无疑。说倒就是倒卧，说载就是他的车可知。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