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王郭两先生崇论，明代王世贞、郭子章著，李衷纯编纂。

●目录

序

王弇州先生崇论

郭青螺先生崇论

●王郭两先生崇论序

“论”这种文体，自汉代以后才开始盛行。极尽构思之巧妙，深入剖析内心，才形成一家之言，流传千秋，众人交口称赞而不嫉妒，即使是作者本人也难以多得。大概著述如林，有的以名理阐发宗旨，有的以景物抒发蕴藉，直接探求本源，不假借转述等待。唯独“论”则不然，人与时代一同积累，事迹与踪迹一同隐没，从有意无意间窥探情感必然到达之处，进而推演情感不必到达之处。纵然让当事人就其时代来询问，事迹已经查考不可知，何况掺杂爱憎则违背谬误，夹杂喜怒则产生偏差，违背本心矫饰世俗、依附党派私利则逃避真理。明代文人才士，对前贤文章虎视眈眈，各自达到神妙境界，“论”自然迅速超出风尘俗世之上。近来文坛狎昵浅薄，主持者几乎对道统衰落感到遗憾。我想从各家著述中编纂大小“论”中特别优秀的，作为渡世的津梁。李玄白先生任我如皋县令时，偶然拿出抄本给我看，那是王元美、郭相奎两位先生的“论”，玄白先生是在应酬闲暇时得到的。于是携带回家，与克生、道生两位兄长以及同社的张成倩依次评定，又在两位先生的文集中搜罗已传世的篇章合在一起，命名为《崇论》，交付刻印而成。琅琊王公占据江南秀气，锦心绣口，纵横天下，执七子牛耳，天下称他为王长公。大司空郭公，吉水孕育灵气，是豫章杰出男子，声名显赫于天地之间，以几种著作名家，与琅琊王公时常相及，地位相当，才华也不相上下。他们的著述都高迈无敌。这是“论”因两位先生而崇高，并非两位先生因“论”而崇高。如今名山遍布天下，必定要登上峨眉半空眺望，才能穷尽视野。仰观日月星辰，都在群峰错落之间，恍若悬挂天门，伴随玉女；俯看万岭千岩，也在荒烟绿草中半隐半现。为何崇高到如此极致呢？众山自然显得渺小了，又怎敢争高？那么两位先生的《崇论》一出，或许可以有所攀附。推崇他人的人，实际上是在自我推崇。玄白先生的一片苦心已经欣慰，而我兄弟及成倩私下认为，两位先生是功臣。

天启四年甲子清明前五日，邗水李之椿在雨楼书写。

◇王弇州先生崇论◇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王弇州先生崇论卷之一

太仓王世贞元美著

秀水李衷纯玄白辑

如皋张玉成成倩

李之桢克生

李之本道生

李之椿大生共同校阅

太公论

闳夭不贿赂纣王

成王赐给伯禽天子礼乐上

成王赐给伯禽天子礼乐下

管仲

春秋论一

春秋论二

春秋论三

春秋论四

屈建去除芰草论

季札论

公孙杵臼与程婴

范增

伍子胥

蔺相如论

魏公子无忌论

乐毅

司马穰苴与孙武论

蔡泽论

吕不韦与黄歇论

秦论上

秦论下

高帝

萧何与诸葛亮优劣

淮阴侯不反叛辨

项羽论

○太公论

管仲不是太公姜尚的同辈，然而我曾为他辩解道：做管仲难，做太公易。为什么说太公易呢？文王是圣人，拥有天下三分之二的土地。武王继承他，纣王的暴虐，失去天下三分之二的民心，而那三分之一也内心背叛了。即使没有太公，商朝难道不会灭亡吗？没有太公，周朝的毕公、闳夭、散宜生等人率领军队，纣王的军队难道不会倒戈吗？不会的。所以说没有太公，商朝难道不会灭亡吗。齐桓公是中等资质的君主，管仲以羁旅之身的匹夫而成为他的宰相，屈辱高、国两世家卿的威严而只听从我的驱使。北边抵御狄人，南边惩戒楚国，他们正强大武力，统一行动，以扩张的态势，而我率领衰弱的诸侯去抑制他们，却像粘蝉一样容易。这不是有过人的才能不能做到的。所以我说道：做管仲难，做太公易。太公不仅容易，凡是太公所做的，多阴谋秘术，见于《金匮》、《六韬》等篇，先儒因为这与正道不同而排斥它，认为不是太公所作，不完全如此。齐国后来比鲁国强盛，却更加远离正道，是谁造成的？是太公造成的。所以孔子津津乐道地推崇管仲的仁德，而太公不及管仲。不仅如此，武王灭商，对于畿内畿外的国家，分封同姓及功臣，共几十人。他们的君主难道都像飞廉、恶来那样完全顺从纣王的暴虐吗？大概归附称臣之后，就灭掉他们罢了。难道也是叩头就服的吗？凡是武王号称不战，那么周朝就成功了，太公就不能称为功臣。太公如果称为功臣，就不得不任用权术。太公任用权术，与武王施行武力，孔子知道而隐而不发，像宋儒那样，则认为没有这回事了。

李公玄白说：右边推崇仲父管仲，左边推崇尚父姜尚，见解超出常人，笔端欲舞，审时度势允当，持论更正。然而做灌坛令时，龙神不敢挟带疾风迅雷经过的，是尚父姜尚。固然他的秘术，也不是偶然的。

○闳夭不贿赂纣王 【本集辨析，论脍作论】

《史记》记载，纣王将西伯囚禁在羑里，闳夭等人担忧，于是寻求有

译莘国的美女、骊戎的骏马、有熊氏的九匹驾车马，以及其他奇异珍怪之物，都是通过殷商的宠臣费仲进献给纣王的。纣王非常高兴，说：“仅这一样东西就足以释放西伯，何况还有这么多呢？”于是赦免了西伯，并赐给他弓箭和斧钺。

宋代儒者说：“不对，西伯必定不是靠贿赂获免的。”王子说：“不，不，西伯必定是靠贿赂获免的。怎么知道的呢？因为纣王知道，纣王啊，曾经将九侯剁成肉酱，将鄂侯制成肉干，对西伯又能有什么宽容呢？西伯是以无罪为由请求赦免的。想要给人加上罪名，还怕找不到借口吗？况且纣王哪里会等待罪名成立呢？西伯是以圣人的德行来请求赦免的。圣人的心肠有七窍，请求让他看看。纣王哪里顾得上什么圣人呢？他嗜好艳丽的妖女，纵驰骏马，沉迷奇技淫巧，这是他的本性。突然赦免又突然高兴，对于他想杀戮的人，这一定是有人探明了他的本性，并深深投合了他的嗜好，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是闳夭等人做的吗？回答说：怎么能否定呢？内心文明，外表柔顺，等待天命，端正志向，生死不改，这是文王的德行。委曲求全，变化万端，以此救出君主，并替他承担过错，这是闳夭等人的德行。文王的德行是臣子的德行，是为自身谋划的；闳夭等人的德行也是臣子的德行，是为君主谋划的。《易经》巽卦九二爻辞说：‘巽伏在床下，任用史巫，纷纷然，吉祥。’孔子赞解说：‘巽卦用来施行权变。’唉，真是至高啊！”

译李克生说：转折辩析，推究臣下的德行而归于行使权变，足以畅达周代臣子的心意，而堵住宋代儒者的口实。

○成王赐给伯禽天子的礼乐 【上○本集辨也，论脍作论】

《礼记·明堂位》说：成王因为周公有功勋劳绩于天下，命令鲁公世代祭祀周公，使用天子的礼乐。程子说：成王的赏赐、伯禽的接受，都是不对的。杨子慎说：他的论断是正确的，但事情则没有详细考证。鲁国使用天子的礼乐，大概是在末世吧。《明堂位》是周朝衰微时浅陋的儒者编造的。从前鲁惠公向周天子请教郊祭和宗庙的礼仪，周天子派史角前往回报，这是向王请示啊。既然成王已经赏赐，伯禽已经接受，惠公为什么还要重新请教呢？回答说“前往回报”，并没有最终答应。周朝到了平王时已经衰微了，到了襄王时更加衰微了。襄王不答应晋文公请求使用天子隧道的请求，难道会说成王赏赐鲁国郊祭吗？那么鲁国的僭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说：看《春秋》和《鲁颂》。《春秋》桓公五年记载“雩”，雩祭始于桓公。闵公二年记载“禘于庄公”，禘祭始于闵公。僖公三十年记载“四卜郊”，郊祭始于僖公。鲁国从伯禽往下，十八世到僖公才开始郊祭，诗人歌颂他说：“周公的孙子，庄公的儿子”，又说：“伟大的后帝，伟大的祖神稷”，那么（郊祭）不是出于成王的赏赐，更加明白了。所以孔子说：“禘祭从第一次灌酒之后，我就不想看了”，又说：“杞国的郊祭，是祭祀禹；宋国的郊祭，是祭祀汤；鲁国的郊祭和禘祭，是不合礼制的，周公大概衰微了。”他们的君臣羞愧地担心天下人议论自己，借成王和伯禽的名义作为借口，那些浅陋的儒者又怂恿他们，真是肆无忌惮啊。《鲁颂》说：“白色的牡牛，红色的刚牛”，白色是殷商的牡牛，鲁国为什么不用红色呢？唉，我知道了，鲁国是顺着宋国而僭越的，大概是用宋国来解释吧。王子说：杨子的辨析很好，很美，然而没有见到古制。礼制，成王实际上是假借的，怎么知道的呢？说：从请求隧道的例子知道。隧道是隐蔽的礼制。晋文公是雄杰，反复尊崇王室的功勋，而周王是孱弱的王。晋文公诚恳谦卑地请求，周王傲慢地拒绝，而晋文公不再请求。郊祭和禘祭是大典，鲁国是弱国，鲁国不请求，天子不过问，所以我说是赏赐。闵公之后，鲁国政令归属于盟主，像齐国和晋国一样。考察服役有讨伐，擅自用兵有讨伐，国君停止朝见、国君不见、大夫被两次执拿，却没有听说因为僭越礼乐而讨伐，这是什么原因呢？假使说是推辞，天子的宗伯、太史没有失去官职，三邦分封的宝物，天子确实记得，难道大礼会忘记自己的本源吗？鲁国得以僭越，齐国和晋国先例在前，何必等到鲁国呢？《春秋》的互见，是用微言讥讽罢了。如果真是僖公开始，为什么《鲁颂》不删削呢？《鲁颂》没有删削，说明不是僖公开始。那么为什么用白色的牡牛呢？说：这是成王的意志，尊崇周公以报答功德，用白色的牡牛，是将鲁国与宋国并列，将宋国并列以示有等级。鲁惠公为什么请求呢？说：请求商议，或许器物回报，表示答应。《吕氏春秋》是吕氏的话，有什么证据？

李道生说：借请求隧道的例子来阐明礼乐是赏赐，援引证据很明白，至于将鲁国与宋国并列以示有等级，更是正论，其中的曲折一一翻用，修先生审视用修的辨析，比用修更辨析而详细，比用修更精美而确凿。

○成王赐给伯禽天子的礼乐 【下】

那么周公使用天子的礼乐，恰当吗？程叔子说：成王的赏赐，伯禽的接受，是不对的。我说：叔子说这样的话，是谈论秦朝的君臣，不是三代的君臣。唐虞时代，做帝王的，茅草屋顶不修剪，土台阶只有三尺而已，在内部都俞吁咈，得到一句话，君臣就互相拜谢而互相咏叹，不是截然分开不相及的。尧得到舜，三年后任命他，登位接受终命，祭告上帝，祭祀六宗，望祭山川，遍告群臣，整理五瑞，巡狩四岳，没听说他因为怀疑尧而议论。舜得到禹，任命他最终登位，在神宗接受天命，率领百官像帝王的开始一样，没听说他因为怀疑舜而议论。尧舜对于舜禹，是臣下；成王对于周公，是老师。以尊贵来说，是叔父；以亲近来说，是父亲的弟弟。活着时负扆而行天子之事，死后尊崇以天子的礼乐，谁说不可呢？况且以周公的功勋，与舜禹并列，而尊贵亲近超过他们，如果不复子就禅让而称帝，复子就祭祀而称王，圣人用来尊崇德行报答功劳，而说不对的，为什么呢？秦朝才开始君称朕，君称父皇考，而臣不参与，他们的尊贵像天，而臣下像草芥。所以我说是叔子说这样的话，是谈论秦朝的君臣。虽然如此，必须舜禹活着才可以行天子之事，必须周公死后才可以使用天子的礼乐，必须孔子万世可以用天子的礼乐报答，除此之外，又是不对的。

李道生说：三代君臣堂帘不远，周公以帝师王叔，圣德元勋，尊崇报答固然应该，这是确论，程正公应当也首肯，末段又凛然正辞，立下千古人臣的鉴戒。

○管仲 【本集为读管子论，脍作管仲论】

我读《左氏》所称的管子，大要辅佐桓公以正道，如伐楚、郄郑太子、辞上卿礼，文雅地谈论君子。即使孔子也称他：“他的仁德，他的仁德。”等到读《管子》一书，自定兵制、兴鱼盐，各种大策略外，往往选择卑下而易行的，博取小利以图大谋，转败为绩，巧取而不匮乏，愚弄他的君主，于是愚弄他的百姓，以愚弄天下的诸侯，使他们一致使用我的术数而不敢背离。我私下认为战国时的策士术士，附会而增益的，晚而信其然，不谬妄啊。夫齐国是积徂的国家。

译戎狄和楚国是长期强大的敌国。突然用齐国的名义去称王，齐国必定不会相信。突然把王位加给戎狄和楚国，楚国必定不会退让。管仲是善于顺应时势的人。时势到了夏商周三代，人心还淳朴。等到周朝衰落，人们就争辩不休了。孟子说：“管仲是鲁国西面的人所不屑做的，而你却希望我这样做吗？”又说：“称王不需要国土广大，文王有百里之地，成汤有七十里之地，滕国难道没有五十里吗？”井田制的制度，孟子的言论，既然已经实行了，至于关于修筑薛城的询问，然后他的才能就穷尽了。得到王位而能称王的是周公，得到霸权而能称霸的是管仲，能够称王却未能称王的是孔子，不能称王却想要称王的是孟子。从前宋朝南方被金国压制，如同鸡蛋一样脆弱，而周敦颐、朱熹等人，天天反复用正心诚意的学说告诫他们的君主，以至于被当作策略来使用。万一不幸君主任用了他们，整治我们的田地，整顿我们的军队，不用多久国家就饱尝敌国的侵害了。唉，如今怎么能起用管仲那样的人，将相他的才能，让他向南治理海岛，向北抵御虏寇，然后慢慢地把周敦颐、程颢程颐等儒者安置在乡学国学之中，让他们从容高谈阔论，修饰他们不足之处呢？

译李大生说：读这篇文字，感怀时事，令人肃然起敬，仿佛看到了具有天下之才的人的胸襟。

○春秋论 【一】

滕子前来朝见。《左传》和《公羊传》都没有相关传文。《注疏》说，这是因为滕子当时被废黜了；又说滕子当时正在守丧。胡安国说：不对。周朝东迁以来，没听说过有敢废黜诸侯的；说他在守丧也不对。整个春秋时期都没听说称他为侯，难道是因为他一直在守丧吗？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春秋》是为诛讨乱臣贼子而作的，其笔法尤其严厉地针对他们的同党。桓公是弑君的贼子，滕国不敢讨伐他，反而在邻国之前去朝见他，这是夷狄的行为，所以孔子削去了他的爵位。胡安国的说法也是错的。孔子削去他的爵位，称他为“子”就足够了。为什么后来还称他为“子”呢？先王的训诫说：惩罚罪人，不株连妻儿。滕国是友邦，只是迫于强权罢了，并没有参与弑君，不是贼子。对非贼子的人削去其二百四十年的子孙爵位，这是苛刻毒辣的刑罚，如同商鞅之法；隐瞒宗国的篡位事实，轻率地贬斥逆臣公子汇，却加罪于无罪的小国，这是偏颇不正的政治，如同周幽王、周厉王之道。孔子不会这样做。《春秋》是天子的史书，天子以文武之德为准则，诛讨桓公就够了，惩戒滕国不必削去其爵位。所以我说是孔子不会这样做。不久，杞侯来朝见，同一件事却轻重悬殊如天壤之别，那怎么让人信服呢？况且在桓公之前会见州吁的，在桓公之后促成宋国事件的，都是力量足以拯救乱世却参与作乱的人，罪过比滕国重十倍。孔子为什么不削去他们的爵位呢？削去爵位，为什么没有恢复呢？所以我说是孔子不会这样做。那么滕国被称为“子”，是怎么回事呢？回答说：杞侯后来被称为“伯”，也是同样的道理。这是他们自己削去爵位。截长补短，将国土缩减到五十里，承受不了大国的诛求，而甘愿成为附庸，逐渐以“子”的礼节来朝见，鲁国也逐渐以对待“子”的礼节对待他。既然逐渐以“子”礼相待，就不知道开始的界限在哪里。孔子在桓公即位之后，滕国来朝见而称其为“子”，说：这大概就是开始吧。那是他们自己放弃爵位。唉，这也足以起到惩戒作用了。

张成倩说：滕侯在隐公时称侯，在桓公时称子，这不是孔子削去其爵位而称其为子，而是滕侯自己削去爵位，以“子”的礼节来朝见。《春秋》是大公至正的书，先生阐发了大公至正的议论，真是千古卓识。胡安国凭主观臆断而失之偏颇且苛刻，真是太过分了。

○春秋论 【二】

孔子在《春秋》中记载晋国赵盾弑杀其君夷皋，许国世子止弑杀其君买。而《左传》记载董狐的话说：“赵盾是正卿，逃亡没有越过国境，回来不讨伐贼子。”孔子说：“可惜啊，如果越境就可以免罪了。”又说：“许世子止被记载为弑君，是因为没有尝药。”《公羊传》和《谷梁传》沿袭此说，最终没有人提出异议。又过了一千多年，研习《春秋》的人，最终也没有人怀疑。只有欧阳修为此作论说：“赵盾和许世子止确实是弑君者，学者怎么能相信传文而违背经文呢？”他的言论非常辩驳精辟，无法驳难。《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固然熟悉当时的事，其记载符合事实且节度相契，完全否定它们是不可以的。然而相信它们的话，那就是孔子、申不害、韩非子所不会做的。赵盾姑且不论，在当时，天下不尝药的人很多，唯独因为细微的文字而给许世子止加上重罪，是怎么回事呢？那么欧阳修的说法恰当吗？也不恰当。相信传文而违背经文是不可以的，那么想要相信经文而废弃传文吗？欧阳修知道赵盾、许世子止是弑君者，却不知道他们弑君的原因。弑君的原因从哪里知道呢？回答说：从三传知道。晋国是盟主，赵盾实际执政。三年之间，被弑杀的诸侯有三个，却没有过问。赵盾一被驱逐，穿就杀害灵公于桃园，如同折断枯枝一样容易。逃亡没有越境，阴谋可以推知。回来不讨伐，不是不忍心，而是不能为成济辩解。董狐正直而直书其事，委婉而措辞含蓄，赵盾原本就想要接受这个罪名。许世子止不尝药，罪过并不微小，国人为什么怀疑他？许世子止又为什么因为自疑而逃跑呢？难道不是明显的逆谋吗？孔子根据他们的赴告，推究其情状，而不改变旧的记载。然而还有稍微可疑的地方。《春秋》是虞廷的史书，说“罪疑惟轻”，说“与其杀无辜，宁可失之不经”，所以让赵盾在会见时出现，让许君在葬礼上出现，使天下后世作恶的人不能凭借文字来粉饰欺诈，刑罚苛酷的人不能凭借文字来掩饰愤怒。所以说“微而显，志而章”，其要旨最终归于忠厚。所以，非弑而记为弑的是三传，弑而记为弑的是欧阳修。三传征引《春秋》，是孔子所不做的；征引欧阳修，则不必孔子做。

张成倩说：纠正赵盾、许世子止的罪过，而又宽恕赵盾、许世子止的诛杀，《春秋》对臣子严厉，而将忠厚之意寓于其中，可以想见司寇的刑书，应当符合孔子的家法。

○春秋论 【三】

吴国派遣季札来聘问。《公羊传》说：吴国没有君没有大夫，这里为什么有君有大夫？是为了褒扬季子。为什么褒扬季子？因为季子让国。《谷梁传》说：吴国称“子”是什么意思？是褒扬派遣延陵季子，所以提升他的地位。胡安国说：札是吴国的公子，为什么不称公子？是贬低他。辞让国家而导致动乱，是札造成的，所以趁他来聘问而贬低他，以示法度。这些都是不对的。寿梦去世而立季子，不是按顺序，而是按志向。寿梦去世而季子不立，不是让国，而是按顺序。夷昧去世而季子最终不立，是让国。可以立，可以不立，立而能止于僚、光的惨祸，也是形势所迫。季子虽然守节而不通达，春秋之时，臣弑君，子弑父，像蝇虫一样危害邦君。夫子想要确立天下的大防，如果先贬斥守节之士，怎么劝勉呢？而且胡安国深深讥讽季札，是因为他逃避僚。他派遣季札，还如同夷昧一样。《春秋》没有事先惩罚的。事先惩罚的，是翚率师，意在逐渐显露。

译札胡渐焉。其曰贤札而进吴子者是臣为能进君也。贤之则何以不公子札而国吴也。吾故曰皆非也。然则何居曰吴之以子也。谓其能历聘也。夷狄而中国之。则中国之。其曰札不纯与其中国也。进而诱之来抑而树之防圣人待吴意也于札无与也

札为何逐渐被接纳呢？那些说因为敬重札而进见吴子的人，是认为臣子能够进见君主。如果敬重他，那为什么不称公子札而称吴国呢？所以我说不都对。那么究竟如何呢？回答说吴国称札为“子”。这是说他能够遍访诸侯。夷狄如果行中国之礼，就按中国对待。那些说札不纯正而与他行中国之礼的人，是进而诱导他前来，还是树立防备？这是圣人对待吴国的用意，与札无关。

译张成倩说：学士家住在延陵，季子对此议论纷纷，王长公只用了几句话，言辞简练，在来聘时写下的书信完全合乎法度，又驳倒了三家（公羊、谷梁、左氏）的论说，从而领悟了孔子的心意。

○春秋论 【四】

《春秋》是圣人的著作，其中有可疑之处，就予以缺略；予以缺略，正是对《春秋》的尊崇。曲折隐晦地用主观臆想来修饰文辞，误导后世的人，并不是尊崇《春秋》。弑杀君主，是大恶，有人不幸蒙受此名。以此严厉警戒后世，是可以的。但侥幸免于弑君之名的人，并非圣人的本意。赵盾没有亲手杀死晋灵公，是赵穿谋划弑君。诛杀宋国华元（归生）而不牵连宋国，这是什么道理？为什么不直接说“宋国归生弑杀了他的君主”呢？一定要惩戒天下跟随作乱的人，而宽恕天下首倡作乱的人，这是让人作恶必须做到极致。还不止于此，栾书、中行偃弑杀君主，却用庶人的礼仪安葬，罪恶更加极端。为什么不写下他们的名字并记载为弑君呢？晋厉公骄傲且喜好杀戮，这是固然的，难道还比不上楚共王吗？重重惩罚赵盾因为他是幽禁君主的人，而轻待栾书、中行偃因为他们是显赫之人，我从未听说过这样的道理。楚共王最终死在麇地，这是什么原因呢？杜预解释《左传》说，楚国因为疟疾上报死讯，所以不记载为弑君。那么这是史官原有的文字，哪里体现圣人的笔法呢？《公羊传》《谷梁传》寻求其中的道理而不得，就予以缺略，这是可以的。胡安国却曲意解释说，楚共王弑君而称霸，大会诸侯而没有讨伐他，宋国向戍、郑国子产有贡献，却不敢认为这是错误的。圣人对此非常怜悯，非常恐惧，因此察明细微与显著，权衡轻重，而略去篡弑之事以扶持中原。果真如此，为什么不大力压制这次会盟并贬斥削夺它，反而为之隐讳呢？唉，哪里体现扶持中原呢？因为他是盟主就为之隐讳，那么天下后世，必定像项羽、梁冀、董卓那样，才开始能公正地定罪。像项羽、梁冀、董卓那样，天下本来已经声讨他们，并且已经诛杀他们了，哪里还需要《春秋》呢？王莽、曹操、刘裕、司马温之流隐藏他们的篡弑，杀了他们是可以的，让他们安然居于正统地位，也是可以的。为胡安国说法辩护的人，是把圣人置于叛党之中。楚共王弑君而比干奔逃，比干对于楚共王，没有君臣之义。回国后被胁迫立灵王，最终自缢。灵王是什么君主？最终是什么弑君？相信这个说法，那么《春秋》可以不作了。有人说，《春秋》是圣人的著作，难道不是吗？我说，圣人哪里可以非议呢？经传散佚，秦火已久。我征引可信的，而缺略可疑的，你姑且反过来在心中寻求吧。

张成倩说：孔子有“犹及”和“阙文”的感叹，《公羊传》《谷梁传》的缺略，古道的残余仅存，奈何后世却曲意为之解释呢？王世贞（元美）远则应当是素王（孔子）的功臣，近则应当是康侯（周康王）的诤友。

○屈建去芰论 【本集续楚语】

屈到喜欢吃菱角，生病时召来宗族长老嘱咐说：“祭祀我时，一定要用菱角。”等到除丧祭时，宗族长老将要进献菱角，屈建命令去掉它。君子说：“不违背礼义才是道。”柳宗元非议说：“礼制规定，斋戒之日要思念死者所乐、所嗜之物。子木（屈建）去掉菱角，怎么能说是道呢？”苏东坡又非议柳宗元说：“柳子太浅陋了！显赫的楚国，若敖氏的贤德，闻名于诸侯。身为正卿，死后不在百姓，却只担忧口腹之欲，浅陋也太严重了。假使子木这样做，国人传诵，太史记载，天下后世不知道子木的贤德，只听说他的浅陋，子木能忍心这样做吗？”我说：“屈建的忍心太严重了，而苏子喜好标新立异。现在拿礼的轻者与食物的重者相比，何止食物重呢？既然礼是轻的，当他在世时，尚且不因礼而废食，何况对于他的亲人呢？遵从合理的命令，不遵从违乱的命令，是常理。屈到命令进献菱角，是乱命吗？不是。况且菱角与蔬菜同类，不像邕的痂、长孺的爪甲那样腥秽不可登席，也不像铜雀台的伎乐那样淫侈，临穴殉葬那样残酷。宗族长老提出，屈建点头同意，撤去一种蔬菜，可以更换，增加一种豆器，不算多。国人有什么可传诵的？太史有什么可记载的？天下后世有什么可知的？现在因为屈建的拒绝，又不能为之隐讳，而国人谄媚新令尹，认为这是不违背道义，并记载于太史，传扬于天下后世，这是宣扬先人的过错。屈建的过错，不在进献菱角。不忍于进献菱角的小礼，而遗忘父亲的嗜好，这是小不孝；急于宣扬自己的名声，而不隐讳父亲的错误，这是大不孝。屈建挟持左右广的甲胄，而不愿在盟主的上卿面前无礼，抛弃诸侯的信义而不顾，这是夷狄的行为，哪里还讲究小礼呢？他的父亲生前在鼎俎（饮食）上不得志，又怨恨屈建的傲慢桀骜，所以在宗族长老面前示好，而屈建最终将其视为弁髦（弃物），难道不违背道义吗？有人说，屈到的菱角，屈建可以进献。屈建不进献，《左传》可以不称道。《左传》称道，柳子可以无非议。柳子非议，苏子可以无讥讽。苏子讥讽，你可以无衷曲。儒者喜好持论，太严重了，我无言以对。

李克生说：用大义责备屈建，可以超越河东（柳宗元）而超越眉山（苏轼）。

○季札论

我每次读宋人的话，说季札的才能接近伯夷，未尝不为此失笑。季札像伯夷，谁不知道呢？季札大概是智者，得到老子的精髓而运用它。以诸樊作为长兄而谦让，以夷祭、夷昧作为仲叔而谦让，即使是普通人也能勉强做到。夷昧死后仍然谦让，那就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他看到吴国的风俗凶狠好战，天天寻找与楚国的干戈，而僚以贪婪固执、急躁勇猛的性格，光以狡猾强悍、忍辱负重的资质，在左右侍奉，那些人目光斜视、牙齿咬合，大概没有一天忘记王位。季札想用礼制平息争斗而不能，用

译为了义理而割舍恩情却又不忍心，连自身都不顾惜，更何况是国家呢？所以经过深思熟虑而放弃它，并非出于本意。那两位（延陵季子与王札子）感激札子让位而不嫉妒，安心于札子没有私欲而不猜疑，因为他们的地位尊贵而不逼迫他，札子这才得以成为札子。吴国屡次动乱又屡次平定，多次战败又多次战胜，如果没有札子，即使活到百岁还能率领军队去救援陈国，并且还能用老子的思想对待楚国，即使夫差好胜也不会责备他。夫差将要灭亡吴国，天下人都知道。札子听乐能辨别六国的兴衰，难道唯独不知道吴国将要灭亡而沉默没有任何挽救吗？他不想用自己的生命去殉葬鸱夷子皮（伍子胥），伯夷却不是这样，他作为夫差的叔父，必定会像比干那样为君父而死。所以说季札是智者，是领悟老子思想精髓并加以运用的人。

译李道生说：“品评人物札记，在于智慧，这话真是有智慧啊。”

○公孙杵臼、程婴

程婴既然已经救出了赵氏孤儿，就对公孙杵臼说：“现在如果搜不到孤儿，后来必定还会再来搜查。”公孙杵臼说：“抚养孤儿和赴死，哪一个更难？”程婴说：“赴死容易，抚养孤儿难。”公孙杵臼说：“赵氏先君对您恩厚，您就承担那艰难的事，我来承担容易的事，请让我先死。”（于是公孙杵臼）就这样说了。后来韩厥劝说晋景公，与程婴谋划，胁迫众将领，诛杀了屠岸贾，灭了他的家族，又把赵武的田宅恢复如初。赵武成年行冠礼后，程婴便自杀，以报答赵宣孟和公孙杵臼。有人说：“程婴可以不死的，他死是过了头。”我认为不是这样。凡是程婴所做的事，保全孤儿确实难，而公孙杵臼赴死确实容易。然而天下人所看到的只是生死，所看不到的却是难易。自从赵孤儿尚未立稳时，程婴之所以苟活，是为了赵孤儿。程婴本来没有一天忘记赴死。赵孤儿立稳了，程婴还活着，那就吃着赵家的饭，报答了恩情，程婴能不赴死吗？公孙杵臼赴死而把生存的机会交给程婴，程婴活着而把死亡的责任还给公孙杵臼，这难道仅仅是义气尽了吗？大概还有多余的仁爱啊。虽然如此，屠岸贾又怎么能被指责呢？赵盾因为不能讨伐贼人，最终失节，但他起初的行事是可以体谅的。屠岸贾因为不能纠正暴虐，起初失节，但他最终的行事是可以肯定的。赵盾既然依法承受恶名，而没有谁能表彰屠岸贾。附元美先生左逸说：“众将领在司寇的官署攻打屠岸贾，并且命令他说：‘国家有大典，你确实专权，以此剪除杀戮功臣贤人，断绝他们的祭祀，君主认为应当讨伐你。’屠岸贾再次拜谢叩头说：‘众大夫推崇成季的德行而责备督臣，我已经听到命令了。先君不能侍奉权贵而陷入灾难，抛弃群臣，是谁造成的呢？既已灭绝他的身体，又污蔑他的谥号，所以我日夜头痛啊。拿着君主的命令，持司寇的文书来讨伐我，却说我专权，那谁不专权呢？众大夫也只在私利上竞争，扰乱角斗，扰乱将领，怎么能安定呢？君主的行动已经到极限了。’于是伏剑而死。”

张成倩说：“王先生评论程婴的死，常常如此，而表彰屠岸贾的，这也是千古独到的见解。屠岸贾作为司寇，惩治灵公的贼人，以至于追究赵盾，他遍告众将领说：‘赵盾虽然不知道，实际上是贼首，以臣子弑杀君主，子孙还在朝廷，怎么惩罚罪人？’这也是坚持言论、只论是非，所以说他最终的行事是可以肯定的。所以元美在左逸中再次表达心意。”

○范增 【集作书苏子范增论后】

苏子评论范增非常奇特，但他作为书生，对于事理体势却非常昏暗。那宋义是什么人？因为一句话偶然说中，怀王就任命他为上将军，他的智勇并没有听说。章邯打败项梁并杀了他，楚人的胆气被夺去了。移兵渡过黄河，大破赵人，赵人的胆气也被夺去了。赵国举国危亡而秦国强盛，用已经胆寒的楚军去抵挡正嚣张的秦势，而且都是半饥半饱的肚子，手指冻得残缺不全，只有解甲投降而溃败罢了。名义上送子出去相齐，大概想把它作为逃遁的洞穴，侥幸于眼前还没有开战，却用大话来压制项籍。项籍不杀宋义，赵国必定陷落，楚国必定溃败。楚国的溃败在呼吸之间，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救。为项籍谋划的人，为什么不杀宋义呢？范增在这个时候离开项籍，那么秦军就会追剿逃亡的楚军末将并灭其族，必定如此。项籍胜利了，就会怨恨范增是宋义的党羽而先除掉他，以作为三军的希望，灭族也必定如此。即使两方都不免灭族，而承担叛臣败将的名声，为范增谋划的人，为什么要离开呢？范增是奇谋之士，岂止是不离开而已，应当与项籍谋划而杀宋义。不然，为什么杀宋义之后，事事都采纳范增的计策而尊称他为亚父呢？那么范增不应当离开吗？回答说：有。坑杀秦卒二十万人，失仁。失仁，法度不足以取得天下，一应当劝谏。违背义帝的约定而称王汉王楚，失信。失信，法度不足以取得天下，二应当劝谏。弑杀义帝，失义。失义，法度不足以取得天下，三应当劝谏。劝谏不听就离开，离开而没有愤怒的迹象，以保全自身，可以罢了。至于杀宋义，为什么要离开呢？

李大生说：“评论亚父不应当因为杀宋义而离开，而应当因为三次劝谏不听而离开，在义理上透彻，在事势上明白。”

○伍子胥 【续集作书伍子胥传后】

伍子胥是勇烈殉志的丈夫。说他是完全遵循孔子的道，不可以；说他是违背孔子的道，也不可以。孔子在鲁国做事，稍微不合心意，就离开，又说：“父母的仇人，不共戴天。”不合心意而离开，有新君在位了，不把侍奉新君当作二心。孟子说：“君主把臣子看作草芥，那么臣子就把君主看作寇仇。”孟子说错了。把亲人看作草芥，可以看作寇仇；把自身看作草芥，不可以看作寇仇。平王淫乱太子的妻子，想废掉太子，推诿嫉妒以杀戮太子的传承，并牵连到他的哥哥，这比商纣王如何？比干不杀戮文王，不杀戮太公，父亲啊，为什么斩断灰烬余下的头而悬挂太白？鞭尸不是过分，是情，也是理。吴王僚相信伍子胥的话，谋划伐楚，而公子光阻止他，不怨恨公子光，而进献专诸，让他刺杀吴王僚而夺取王位，大概是审察到吴王僚不能在楚国得志。公子光替他破楚以伸张志向，所以竭力侍奉他。又为他的儿子竭力报复越国的仇敌。他必定不赦免越国，是想为公子光做的，而夫差不相信。社稷将要迁移了，极力劝谏而死。知道亡国，是智；能够赴死，是忠。像伍子胥这样的人，在君臣父子之间，可以无愧了。太史公称赞吴国凭借伍子胥的谋略，西破强楚，北灭齐晋，南服越人，确实如此。唯独所以强吴的事迹，完备于《吴越春秋》，而其言辞不雅驯，使伍子胥的志向

译聪明而有才能，却未能完全显露，因此稍微有些隐没罢了。有人问：“伍子胥将儿子托付给鲍氏，这是什么缘故呢？”回答说：“他大概是哀伤崇尚忠孝的道统将要断绝，而强行延续它，以孝道作为终结。所以我才说伍子胥是不违背孔子之道的人。”

译李大生说：孔子的道，不过是忠孝罢了；伍子胥不违背孔子的道，也不过是忠孝罢了。苛刻地苛求伍子胥的人，是没有理由的。

○蔺相如论

蔺相如完璧归赵，人人都称赞他，我不敢认为这是可信的。秦国用十五座城的空名来欺骗赵国，并胁迫它交出和氏璧。这时说要取璧，是实情，并不是想借此窥探赵国。赵国知道了实情，就不给；不知道实情，就给；知道了实情却害怕秦国，就给；知道了实情而不害怕秦国，就不给。这只要两句话就能决定了。为什么既害怕秦国，又去挑激它的怒气呢？况且秦国想要璧，赵国不给璧，双方都没有曲直之分。送进璧而秦国不给城，理亏在秦国；秦国交出城而璧又回到赵国，理亏在赵国。想要让理亏在秦国，不如放弃璧；害怕放弃璧，不如不给。秦王既然已经按照地图划出城池，又设置九宾之礼来接受璧，那形势是不得不给城的。璧送进去而城不给，蔺相如就可以上前请求说：“我本来就知道大王不会给城。那璧并不是赵国的珍宝，而那十五座城才是秦国的珍宝。现在让大王因为璧的缘故，而失去了十五座城，十五座城的百姓，都会深深地怨恨大王，认为大王把我们像草芥一样抛弃。大王不给城而白白送给赵国璧，因为一块璧的缘故而在天下失信。我请求辞别，就在国内受死，来表明大王失信。”秦王未必不会把璧还给赵国。现在为什么让随从怀揣璧逃跑，而把理直让给了秦国呢？这时秦国还不想与赵国断绝关系罢了。假如秦王发怒，在街市上杀了蔺相如，武安君率领十万大军，逼近邯郸，责问璧和信义，一次胜利蔺相如就被灭族，两次胜利璧最终还是落入秦国了。所以我说不，蔺相如能保全璧，是上天保佑。至于他在渑池会上强硬，在信平君面前柔和，那是越用越妙。赵国之所以能保存下来，上天本来就在暗中成全它啊。

张成倩说：蔺相如完璧归赵，自足值得嘉奖，而王先生把它归结为上天幸运，辩士的口才，文士的笔端，确实可以逃避指责。

○魏公子无忌论

在战国七雄末期，善于作战的人，以法治归吴起，以智谋归孙膑，以巧计归田单，以勇猛归白起，以及廉颇、李牧，而公子无忌不在其中。那些认为公子的人，以为他卑虚得士，急于收买名声，稍微表现出一点实际才能，比孟尝君、平原君等人稍强罢了。我认为善于用兵的，本来没有比得上公子的。吴起、孙膑的时代，秦国本来还不很强盛；而田单所摧毁的，只是骑劫；廉颇所击败的，只是栗腹；李牧所抵御的，只是匈奴。白起率领秦军攻打诸侯，本来没有不被打得粉碎的。所以白起是任用劲旅的，吴起是任用治军的，孙膑、田单、廉颇、李牧是乘虚而入的。至于邯郸之围，秦国倾尽关中、河内的士兵，斩杀赵人四十五万，并逼近城池。城池早晚就要陷落了。公子虽然窃取兵符拥有魏军，但那些士兵都是嚄唶、懦将所教导，并且是受胁迫而士气不振的残余部队。又放归了他们的父兄独子两万人。外表看似削弱了形势，而内心实际上有一人能深入万人之心，振奋他们的士气，率领偏师直入虎狼之窟，驱逐敌人从而保存赵国。这种乘坚固而转为乘虚，转弱而为劲，是怎样的呢？秦国趁着公子出征，日夜攻打魏国，其志向已经没有魏国了。魏国早晚也只有投降罢了。三十年间，公子凭借两次出使，招致五国的军队，而那些士兵又都是受胁迫而士气不振的残余部队。五个国家，五个将领，五个国家的军队，这不是顷刻间能联合的。公子率领他们，在河外大破秦军，赶走蒙骜，乘胜追击直到函谷关，秦军不敢出来。这种联合散乱成为整齐，转弱而为劲，又是怎样的呢？公子不死，魏国几乎不会灭亡。万金进入魏国，晋鄙的门客暗中行事。公子知道饮酒亲近妇女足以伤害生命，不想让生命成为秦国的俘虏罢了。愚蠢啊，魏王为了秦国而灭亡魏国。有人说，公子不是善于用兵的人，是公子的门客善于用兵。这不是真的，公子死后，没听说他的门客能向西抵抗秦国的。况且门客善于用兵，也只有公子善于使用他们。韩信驱使市井之人作战，高帝统领将领，公子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他每次经过那里，让百姓供奉祭祀不绝，是有原因的。

张成倩说：以善于用兵推崇信陵君，文采华美，证据确凿。

○乐毅【集作书乐毅传后】

乐毅攻破齐国，历时五年，而功业没有完成，最终因为谗言离间而离去，天下人惋惜他。只有苏子瞻说，在当时，假如燕昭王还在，反间计不能施行，乐毅最终也一定会失败。为什么呢？燕国吞并齐国，不符合秦、楚、三晋的利益。现在用百万大军，攻打两座城的残敌，而几年不能决断，军队在外疲惫，这一定有乘虚而入的人。诸侯从内部乘虚而入，齐国从外部攻击，在这个时候，即使是太公、穰苴，也不能不失败。我认为苏子的论断对事势审察得很清楚，只是没能完全了解乐毅。乐毅是夏侯玄所说的仁人。他不仅是仁人，而且又有智慧。他联合诸侯攻打齐国，一战就大破齐军。临淄被攻下，齐愍王逃走死去。齐国的重器奇宝，都运送到燕国了。像这样而不急攻莒、即墨，是因为这两座城弹丸之地，不足以成为我们的祸害。莒南靠近楚国，急攻它，必定会借楚国成为我们的敌人；即墨东靠近大海，死守被俘罢了，急攻它，多杀士卒而不能立即攻破。而且齐国是数百年的大国，其人强壮勇武而熟悉兵法，况且容易因混乱而变乱，所以必定要缓用威德，安抚他们。时间久了，齐人都成为燕国的人了。这难道只是为燕国吗？他们还将把乐毅当作真正的主人。那么乐毅的军队，本来就没有在五年间全部损耗在这两座城市之下。所以新君即位，而南面之间的计谋得以施行。

译出兵。乐毅被骑劫取代，燕军势必不得不倾尽精锐去攻打即墨。又因为换了新将领的缘故，不熟悉当地的地形，却肆意施行暴政，燕国人因此失去人心而背离，齐国人因此失去恐惧而振奋，大概不需要等到火牛阵出击，燕军失败的局势就已经形成了。况且诸侯之所以不趁机攻打燕国，自有其中的道理。齐国攻取宋国而诸侯攻打它，燕国攻取齐国而诸侯不攻打它，不仅仅是因为嫉妒齐国而偏袒燕国，而是认为齐湣王不如燕昭王治理得好，认为齐湣王对待诸侯傲慢而燕昭王对待诸侯恭敬，认为齐湣王攻取宋国而残暴对待宋国人，不如乐毅攻取齐国而安抚齐国人。况且乐毅战败后，诸侯仍然安然不动，由此可知苏氏的论断是错误的。不然的话，如果乐毅真有可指责的地方，那么燕惠王必定不会后悔而召他回国；召他回国他不回来，又为什么要封赏他的儿子呢？汉高祖是不同时代的君主，乐毅的后人为什么没有战功却被封赏？诸葛亮是三代以来的英才，为什么自比于乐毅而人们尚且不完全赞同？像苏洵这样的人，真是所谓以成败来论断人物的人了。

译李克生说：仁且智，望诸君何知之征？斯文。

○司马穰苴孙武论 【集作书司马穰苴孙武传后】

司马穰苴、孙武，天下谈论军事的人归附于他们。穰苴的兵法已不可见，所见到的只有《孙子》十三篇。其精要简约、合乎事理，我认为姜太公也不能超过它。然而太史公唯独称赞穰苴的兵法宏大深远，即使是夏商周三代的征伐，也不能穷尽其义理。如果像他所说的那样，穰苴难道更加优胜吗？然而太史公对于穰苴，仅仅详细记载他斩杀庄贾；对于孙武，仅仅详细记载他斩杀宠姬罢了。认为用兵的道理，奖赏和惩罚就足够了。虽然如此，凭借穰苴善于用兵，却让燕国、晋国的军队得以逃脱而退去。追击他们，仅仅收回境内丢失的封地罢了，不能造成大的摧败。齐景公尊他为太司马而委托他处理政务，那时也可以有所作为。为什么不修明齐桓公的功业而扩大它，最终被高氏、国氏排斥而死。至于吴国的强盛，是伍子胥的功劳罢了。举兵作战虽然能够乘胜攻入郢都，却驻扎在吴王的宫室中，使得秦国军队得以实施救援。两次交战两次战败，然后才回国。又不能预防夫概成为内部的祸患，这哪里算是武略呢？太史公又称赞他向北威慑齐国、晋国，在诸侯中显扬名声，恐怕也是附会之说过分了。当时孙武必定已经死了，不然的话，檇李之战的惨败、会稽之地的求和，舍弃心腹之患的越国而去从事于毫无用处的齐国，孙武为什么不劝谏挽救呢？太史公也说，能实行的人未必能说，能说的人未必能实行，大概颇见微言大义吧。穰苴的兵法，大致是威王让孙膑、田忌等人增补修饰的。《晏子春秋》也提及他拒绝景公宴游的事，也略可证明。

李克生说：轩轾各得。

○蔡泽论 【集作书蔡泽传后】

蔡泽因为唐举一句话的激将，袖手而入秦国。趁着应侯的自危，层出不穷的辩才，堵住他的口，折服他的意志，安然占据他的相位，如同粘蝉一样。智者认为蔡泽利用应侯，却不知道应侯利用蔡泽啊。穰侯是秦太后的至亲，且是四十年的信任之臣。应侯以一个亡命之徒的身份，扼制夺取他的权力，这不仅仅是趁着穰侯的过失，他的才能必定有大大胜过穰侯的地方。应侯做丞相而穰侯日益显得短处，那么应侯的丞相之位日益巩固。应侯的丞相之位日益巩固，那么穰侯最终不能振作。当应侯做丞相时，窃取君权来施行威福，尊崇自己的意志来报答恩怨，君主并非不知道，只是想要伸展他最大的欲望罢了。武安君被杀，郑安平叛变，王稽被处死，君主最大的欲望不能完全实现，而应侯也无处自我辩解。曾经彷徨左右顾盼，寻求可以托付晚年的人而不可得。不久略微知道有蔡泽这个人，游学于诸侯，大小国家很多却没有遇到，他的困窘极深了。蔡泽与应侯又没有素来相知的交情，他鼻子歪斜、面容丑陋，膝盖挛缩，不是能长久富贵的人。与他交谈，颇明白消长盈缩的道理，而没有掌控操纵、夺取天下的深谋远虑。困窘到了极点就容易施恩德，没有素来的了解就不能深见恩德，不能长久富贵就没有人与他谋划倾覆他人的计策，明白消长盈缩的道理就必定不忍心重蹈前辙，没有掌控操纵的深谋远虑就必定无法显露他的长处而暴露我的短处。所以应侯幡然推荐他，天下都以为应侯能任用贤人，而应侯的过错从此没有再传到昭王耳中。蔡泽称赞他吗？昭王本来就认为应侯贤能；不称赞他吗？则更加认为应侯贤能，说没有能比得上他的人。从此应侯佩戴金印，拥有巨额财富，在东第老死而没有祸患了。那荀卿对于黄歇，韩非对于李斯，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同学，而才能都胜过他们，固然是黄歇与李斯所畏惧而不愿任用的人，适宜他们困窘且累死啊。

李道生说：立谈而应侯避位，应侯之善用泽也，殊为特见。

○吕不韦黄歇论 【集作书吕不韦黄歇传后】

自古至今，以权术获取富贵、掌握权势的人，没有比吕不韦更污秽卑劣的。然而也没有像吕不韦那样巧妙的。凡是吕不韦所谋划的，都是凭空设想极难期待的，而他的应验如同回声。他固然有天命之幸，也是他的权术有能够摄取人心的地方。至于控制歌女而知道她怀孕，必定是三个月，他进献的儿子子楚又是在大期（足月）才生下嬴政。在情理上难以相信，母亲也是吕不韦故意制造说法而泄露给秦始皇，让他知道自己是真正的父亲而长久保持富贵吗？还是他的门客中感恩的人故意这样做来辱骂秦始皇，而六国的亡国之人夸大其事，想要让天下人认为秦国先于六国灭亡？不然的话，吕不韦不敢说，太后也不敢说，而足月出生的孩子，人们从哪里知道他不是嬴氏所出呢？黄歇的奸诈，大体类似吕不韦，而在做丞相之后施行，尤其不义。只是他起初救脱太子，虽然如同钓取奇货，然而很勇敢且忠诚。史书固然称赞他博学广闻，看他上给秦始皇的书，不下于韩非子。因为一个富贵的迷恋而积虑处事如同毒蛇毒虫一样，身死家灭而不觉悟，岂不可悲吗？春申君不应当列入四公子之列，贱谋贵疏、离间亲信，与文信侯并列而称述是可以的。

李道生说：黜春申于四君之列而与不韦伍，自是快论。

○秦论上 【本集读秦本纪论，脍作论，下同】

秦始皇的恶极深了。然而他创制立法值得记载。称皇帝，废除诸侯，设置郡守县令，即使是王族至亲也没有一尺土地的俸禄，难道不也是廓然大公吗？春秋之时，徐地有淮夷，青州有莱夷，雍州有犬戎义渠，豫州有三川

译陆浑的戎人、冀州的鲜虞、赤狄、白狄、长狄、山戎，以及荆州、扬州一带，没有不是蛮族的，他们与鸟兽混杂而居。生活在尧舜时代，教化不能超出数千里。荒服之外，大体上都是顺应习俗进行教化，这是理所当然的。秦朝一举荡涤清洗，直到今天，即使西北直到朔方，辽西、无终、令支一带，向南渡过百越，越过五岭，巴、笮、滇池地区，没有不穿戴衣冠、谈论诗书、治理礼乐的。啊！这是谁的力量呢？所以秦始皇、汉武帝不足以作为君主的典范。然而他们的功绩值得称道。先王的法度，有道理穷尽而不得不改变的，如封建制；百姓为君主守丧三年，有势力穷尽而不得不改变的，如井田制；古文，有沿袭古代有益而变得完善的，如纪元；有废除而变得完善的，如肉刑；有简略而变得完善的，如氏族制度。啊！合乎时势啊！适宜啊！适宜啊！合乎时势啊！

译李大生说：秦始皇罪恶极深，但他的功绩自然难以抹去，瑕疵与美玉对比鲜明，这是千古公认的定论。最后一段论述变法的优点，确实符合当时的时宜。

○秦论下

秦国夺取天下而不以正道，其罪责不在秦始皇，而在庄襄王以前的君主；秦国之所以失去天下，其罪责不在秦始皇的夺取，而在他的守成。秦国自从孝公任用商鞅，实行按军功授爵的赏赐，来引诱战士，从而使国家强大。七国的百姓，从始祖到曾孙，他们的头颅世世代代进入秦朝宫廷，葬在泾渭之间。男子不能耕种，女子不能纺织，士人不能拱手侍奉先王的基业。等到秦始皇时，天下所谓的共主如周赧王，在冀关之下俯首称臣，周朝便不再有人祭祀了。当时六国中与秦国接壤的有四个，其中一半已经被秦国占有。秦国虽然大规模出兵去征服他们，但并没有长平、伊阙那样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血战。秦国的形势不得不吞并六国，六国也不得不被秦国吞并。况且秦国到了这个时候，是与周朝交替，还是与六国交替呢？六国中，不是僭越称王的楚国，就是篡夺晋国的赵、魏、韩，以及篡夺姜姓齐国的田氏。秦国凭什么不能消灭他们？假如秦国称皇帝，废除诸侯，设置郡守县令，减轻徭役和赋税，与天下人相安无事，谁会说不可行呢？贾谊的话说得好：“不施行仁义，攻守的形势就不同了。”从前有人说，商汤、周武王是逆取而顺守，而儒者都认为不对。我认为不能这样否定。夏桀、商纣，是谁的后代呢？是大禹和商汤的后代。商朝和周朝本来世世代代臣服于他们。夏桀、商纣两位君主虽然邪恶，但他们的势力不能超出五服的范围，使商朝和周朝的百姓完全遭受他们的毒害。即使不忍心，诛杀他们的君主，慰问他们的百姓，拥立他们近支的贤人，如若微、箕子那样的人，来匡辅他们，不也可以吗？那时夏朝和殷朝还是完整的国家，不像周赧王那样势如破竹而无法挽回；商朝和周朝是大国，不像晋、宋那样处于危境而无法退让。圣人看到他们政治的仁德，体谅他们心中无所指望，所以姑且称颂他们“顺天应人”。然而仍然不掩盖事实，时常显露出来。孔子不纯粹地肯定商汤、周武王，正是他不纯粹地贬低秦国和晋国的原因。近代有个浅陋的儒生丘氏，不明白这个道理，轻率地发表议论，贬低他们的正统地位并加以削除。唉！这本身就是僭越的行为。

李大生说：论述秦国与六国是交替关系，这是前人未曾说过的话。

○高帝

汉高祖斩杀丁公，是为了给后世那些怀有二心的臣子警戒。人们称赞他能惩一而戒百，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高祖夺取天下，哪一次不是利用间谍、接纳叛徒而得到的？而在他的麾下，除了从丰、沛起兵时的旧部之外，谁不是敌国的臣妾？唯独丁公被称为怀有二心吗？况且高祖当时处境窘迫，丁公放了他，丁公不应该违背道德吗？把他作为臣子的警戒，也不是高祖最初的意图。高祖正消灭楚国，以此号令各路雄主，威震天下，而丁公首先显露了他的困境，所以高祖厌恶他，杀了他之后，用这个名义来掩饰。我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从纪信的事可以看出。高祖的功臣中，有谁比纪信更大的呢？不论他的忠诚，高祖最终也没有录用他。为什么呢？即使没有后代，封他为侯也可以；即使不封侯，祭祀他也可以。但高祖没有这样做，是为了表彰纪信，成就他在成皋投降的功绩，如果不是史书记载，几乎就要湮灭了。所以高祖对纪信，是感到羞耻而掩盖他；对丁公，是感到羞耻而愤怒。至于季布，高祖一定要杀他，悬赏很久，最后鲁地的朱家通过滕公，用“北走虏、南走胡”的说法胁迫高祖，才赦免了他。这并不是奖赏节操。丁公固然应当诛杀，我只是奇怪高祖诛杀他不以正道，而不考察古事的士人却妄加解说。

张成倩说：借纪信的事证明丁公的事，直接揭破了汉高祖的心机。

○萧何诸葛亮优劣 【辨也论脍作论】

关中王维桢考试诸生，以萧相国和诸葛武侯为题，他的大意是说诸葛亮不能统一天下，是因为才能所限，而没有看清大局。《出师表》一出，那些豪放之士、擅长辞藻的人，都扪心自问而退却了。木牛流马一出，那些工匠，拿着斧头锤子想卖弄技巧的人，都折断手指而退却了。八阵图一出，那些诵读《鬼谷子》、学习黄石公兵法的人，都被打脸而退却了。假如各种技艺和才人都退却而不敢上前，引为不如自己而不肯任用，那么诸葛亮不得不劳累，诸葛亮劳累就不得不呕心沥血而功业不成。萧何是个质朴刚直的人，出师二表，他不能写；木牛流马，他不能制造；八阵图，他不能破解。唯独因为自己没有文采而任用有文采的人，没有制造能力而任用有制造能力的人，不懂破解而任用懂破解的人，于是依靠任用来成就大业，享有美名，宠冠群臣，福泽流传后代。所以萧何役使诸将，似乎无能，但在诸将面前却显得有能力；似乎不足，但在诸将面前却显得充足。诸葛亮有奇才，却直接显露他的奇才。这种奇才不被任用，这是两位公卿的区别。我读后说：这不是王维桢的话，而是杨雄的话：“汉朝屈从群策，群策屈从群力；楚国违背群策而自屈其力，天意何在？”用来谈论宰相的道理，差不多够了。但这不是用来谈论这两人优劣的。诸葛亮并非不善于用人。现在大工匠建造宫室，那些梁柱斗拱，一定要用楩、柟、豫、杞等良木来填充。如果截断变小而不能胜任，或者用了表面暗淡而内部腐朽的木材，那是工匠的罪过。如果没有楩、柟、豫、杞等良木，那就不是工匠的罪过。诸葛亮辅佐蜀汉，正值汉室气数渐尽，天下已经忽然忘记了刘氏，而天意又从而改变它。所以像庞统那样的智慧，死了；法正那样的敏捷，死了；关羽、张飞那样的勇猛，也死了。

译至于诸葛亮的志向，因穷尽形势而不得不独自承担重任，然而他仍然每日勤勉不懈，推举蒋琬、费祎、董允、向宠等人来妥善处理后事。即使是忌刻刚愎的李严、虚浮夸诞的马谡、狭隘浅薄的杨仪、暴戾放肆的魏延，也不得不采纳他们的长处，以发挥其如牛溲马勃般的微末之用。假使当时有张良那样的人出现，街亭之战必定会把军机大事托付给幼良；假使有韩信那样的人出现，祁山之战必定会把旗鼓指挥托付给文长；假使有平阳侯曹参那样的人出现，五丈原之战必定会把统筹规划托付给公仪。可是这三位贤才一个也没有，那又怎能期望诸葛亮像酇侯萧何那样呢？诸葛亮预先知道自己的才能足以灭魏，又预先知道自己死后蜀汉无法夺取中原，蒋琬、费祎死后蜀汉就不再是蜀汉了，所以希望在自己生前能够一展宏图。但最终未能实现。况且《出师表》与天下从事文学的人有什么关系？木牛流马与天下从事技艺的人有什么关系？八阵图与天下从事军事的人有什么关系？如果声音到达而回响相应，气息相同而同类感应，那么又有什么不可能的呢？诸葛亮说：“敞开诚心，公布公道，汇集众人的智慧，扩大忠言和益处。”这难道只是独自任用有长处的人吗？酇侯萧何并非毫无技艺之人，他制定律法，供给粮饷，营建宫室，他所创立的规章制度，天下人歌颂思念并遵奉，数百年不衰。如果做宰相的人必须不显露痕迹才可以，那么《周官》三百六十职、记里鼓、指南车，周公岂不是显露才华而阻碍了一世吗？

译李克生说：“文终（萧何）忠武，难以比较优劣。王先生关于志向困穷的论述，足以成为武卿（韩信）的知己。”

○ 淮阴侯不反辨 【论脍作论】

我路过淮阴，看到已故淮阴侯韩信的祠堂，心中惆怅悲伤。自古以来评论淮阴侯韩信的人，没有不惋惜他功劳巨大，而汉朝对他的报答却微薄，以至于他因谋反的罪名而死，却没有人能证明他并没有谋反。韩信的功劳确实巨大，以至于被灭族而死，又自身背负恶名，我深切地为他悲伤，所以为他辩白说：韩信没有在楚国谋反，天下人都知道。他没有在关中谋反，即使在当时，天下人也不知道。天下人能够惋惜他的功劳，却不能辩白他是否谋反，为什么呢？韩信的罪过，只有请求封为假王，以及在约定日期攻打固陵时来得迟缓，这不符合纯粹臣子的节操罢了。韩信看到项羽进入关中，分割土地封赏各位将领，像章邯功劳微小却封王，长史司马欣、董翳功劳微小却封王，申阳功劳微小却封王，司马卬、张耳功劳微小却封王，吕泽、芮骄、共敖、臧荼、田都、田安功劳微小却封王。韩信自己计算他对汉朝的功劳，比起这些人何止百倍。而汉王向来名声好，不吝惜城邑，封赏功臣，远远胜过项羽。韩信内心抑制不住自己的欲望，所以请求封王罢了。用功劳重重责备韩信，却用微薄的封赏报答韩信，汉朝确实做得不对。韩信虽然比武臣、韩广稍贤明一些，但在臣子的节操上是不对的。他后来没有谋反，是从哪里知道的呢？回答说：从韩信和陈豨的传记中得知。韩信曾经两次担任大将，又两次称王，他原来的部下官吏难道还少吗？他却舍弃这些人，而与陈豨谋划。陈豨当时作为别将，率领五百士兵，从宛朐到霸上，以游击将军的身份，另外平定代地，击败臧荼。陈豨并不是韩信向来安抚教导的士大夫。韩信匆忙地把心腹托付给陈豨，陈豨匆忙地接受托付去谋反，这是第一个不可理解的地方。陈豨监察代、赵两地的军队，自喜于结交宾客，希望得到侠义的名声罢了。周昌忌妒他并向高帝进言，高帝紧急审查，陈豨才开始与匈奴勾结；又紧急召见他，他才谋反。陈豨起初本来没有谋反，却匆忙地与韩信谋划，这是第二个不可理解的地方。韩信是智士，如果一定要与陈豨谋划，必定屏退旁人，必定低声耳语，怎么会让舍人知道呢？这是第三个不可理解的地方。韩信既然与陈豨勾结，必定在邯郸多安置人手，往来于关东、关西道路，高帝的动静、陈豨的胜败都应当知道，不应该被一个女子欺骗，进入圈套而落入她的手中，这是第四个不可理解的地方。以韩信的功劳，吕氏只是一个女子，凭单方面的言辞就灭了他的族，而不能辩白，汉王本来心里就知道是这样，私下里畏惧吕氏，却仍然高兴她能驾驭那些桀骜的将领。吕氏之所以多次想要废黜韩信，却没有最终废黜，是因为韩信没有谋反，最终却以谋反的罪名被灭族。这与英布相比，而乐悦的封赏，得以世代延续，如同贲赫一样。唉，令人感慨啊！

李道生说：“四个不可理解之处，彻底洗雪了淮阴侯的冤屈。”

○ 项羽论 【集作书项羽传后】

我年轻时读书，到了深夜疲倦想睡，就取来《项羽传》诵读，立刻精神清醒。我认为如果不是项羽，不能激发太史公的笔力；如果不是太史公，无法写出项羽的生气。项羽的罪过，大的在于弑杀义帝，活埋秦卒二十万人，杀害投降的王子婴罢了。他的恶行不必多说，然而那些事都有导致它的原因。义帝也是个明白人，只是不免懦弱迂腐。他不过是个牧羊人罢了，在项梁手中称王。看到项梁战败，却不体恤项羽，立刻夺取他的军队，又不让他进入关中。他救援赵国时，又让项羽做次将，而听从命令的，是寄居他乡的庸奴宋义。项羽心中，本来就已经对义帝心怀不满。他杀了宋义，楚军就归属他了；他斩杀王离，击败章邯，诸侯就归属他了；他攻破函谷关，秦地就归属他了。他眼中本来已经没有义帝了，还像猪一样派人去请示命令。义帝只是把大权委托给项藉，况且更不能避免，还说按照原来的约定，项藉能不怨恨吗？这哪里只是怨恨呢？应当怀疑他与沛公勾结来图谋项藉。义帝在上空拥着虚名，想用太平时代的君臣关系来驾驭心怀不满的悍霸，倒拿着太阿宝剑的柄，而触动它的锋刃，能不立刻碎裂吗？虽然如此，义帝是致力于政事而不失正道的人。新安的活埋，子婴的被杀，大概是天道的安排。那些诸侯的士兵，积了几代，他们的首领都纳入了秦朝朝廷，凡是活着的都是秦军刀锋下的幸存者，又都是他们的子孙。幸亏项羽甘心这样做，谁不为他挥舞兵器呢？子婴的投降，是向沛公投降，不是向项羽投降。六王的身体，有的被屠杀而死，有的被囚禁而死，有的饿死。负刍不是项羽原来的君主，而燕王及梁王不是他的祖父吗？谁能忍受呢？所以说有天道的安排。至于楚汉之间的争讼，项羽辜负汉朝的地方有一处，而汉朝辜负楚国的地方有三处。项羽辜负汉朝，不封他在关中为王，而封他在巴蜀罢了。当项羽进入关中时，与沛公是兄弟关系，又都是楚国的臣子，何必抗拒而不接纳呢？这是第一处辜负。鸿门宴上不杀他，却封他在巴蜀，刚就国，军队就向东进发，这是第二处辜负。然而还有可以辩解的，直到太公刚脱险，高祖歃血为盟的鲜血还没干，就反戈追击其后，这是第三处辜负。项羽只是得罪了义帝罢了，没有得罪高祖。高祖死了，怎么在地下见项羽呢？我的故友宗臣，每次酒酣时大喊：“我宁愿不成功而做项羽，也不能成功而做高祖。”并且说高祖容易对付。我笑着说：“你说高祖容易对付就错了。高祖遇到项羽而退缩，所以想着用退缩来战胜他。如果本来看到他的退缩，认为他容易对付罢了。不然的话，那些章邯、黥布难道是平庸之辈吗？怎么能轻易取得他们呢？”

李大生说：“说汉朝辜负楚国，可以柔和项藉那叱咤风云的气概。”

卷之一终

● 王弇州崇论卷之二

齐悼惠王肥论上

齐悼惠王肥论下

淮南厉王论

贾谊

周亚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