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青螺先生崇论卷之三
者一、名曰旗军、操舟者九、名曰驾军、每舟行粮十有六金、月粮四十有四金、羡余四金、国家之费厚矣顾尺籍既耗。驾军不能庀三之一。而外水占三之二。外水堇支行月粮之半。而半归主舟者之橐。弊也久矣。若然则旗军宜人人争役、而江南之运、计脱贿免、如避汤火。何也、下则豪植有挜兑之苦。上则债帅有需勒之扰。不幸遇风、家破灭而身胥溺。故穷万道避之。有匿山泽。莫知其乡者。有赂送各衙门供役。冯城社。无敢诘问者。有纳三司吏农。幸免者。富者黠者。恬坐闾里。贫者朴者。苦涉波涛。呜呼何不均也。故其法、在令各衙门、无私一军以妨运。而军籍毋许纳吏以脱运。庶几富而黠者无幸福。而贫而朴者无独劳乎。主舟者半给直以倩外水、舟一泊湾、彼皆掉臂而去、相聚为盗。运舟淹滞。实繇于此。故其法在精核各卫所尺籍。旗军若干、驾军若干、不足若干、官为召募、列为什伍、全给行月、无克分毫、运竣令驾舟远还、明年复运、间有逸者、连坐其什伍而刑之。阳以充运。阴以实伍。亦济运之良剂也。或曰运军二粮、岁堇六金、彼恶肯以六金之故、而甘谪卒乎曰东南有召募营兵之例。西北有投充之例。其直亦不下六七金、而人乐趋之、何也一夫而农。所获几何。孰与应募从戎。岁岁得赡其妻孥也。况营兵出征。投充戍边。贼虏叵测。莫必其命。则又无若操舟者。乘流则逝遇泊而停。虽蹈险而凌波。长抱乐而无忧。又何虞其不应募乎。惟是旗军既不得利。籍口主客而凌轹。运官因其顾募。视为奇货而横索。则在攒运按臣、与督运臬臣、加之意耳。
译旗军一人，名叫旗军；操船者九人，名叫驾军。每艘船的在途口粮十六金，月粮四十四金，盈余四金，国家的耗费已经很厚重了。然而军籍已经损耗，驾军不能凑足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外水船工占了三分之二。外水船工仅仅支领月粮的一半，而另一半落入主船者的私囊。弊端已经存在很久了。
如果是这样，那么旗军应当人人争着服役，而江南的漕运，人们计算着通过贿赂免除役务，就像躲避沸水烈火一样。为什么呢？在下层，豪强有强迫兑运的痛苦；在上层，债帅有需索勒索的骚扰。不幸遇到风浪，家破人亡而自身也溺死。所以穷尽各种方法逃避它。有人躲藏在山泽中，没有人知道他的家乡；有人贿赂各衙门供役，依附城社，没有人敢查问；有人向三司吏农缴纳费用，侥幸免除。富有而狡猾的人，安然坐在乡里；贫穷而质朴的人，苦于奔波于波涛之中。唉，多么不公平啊！
所以它的办法，在于命令各衙门，不私自占用一名军士来妨碍漕运，而军籍不允许缴纳吏员来脱免漕运。这样或许富有而狡猾的人没有侥幸免除，而贫穷而质朴的人不会独自劳苦。
主船者支付一半的钱财来雇佣外水船工，船只一停泊在港湾，他们就甩手离去，聚集在一起做强盗。漕运船只滞留，实际上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它的办法在于仔细核查各卫所的军籍，旗军有多少，驾军有多少，不足多少，由官府招募，编入什伍编制，全额发放在途和月粮，不克扣分毫，漕运结束后命令驾船者远远返回，明年再次漕运，中间有逃亡者，连坐他的什伍并惩罚他们。表面上用来充实漕运，暗地里用来充实伍籍，也是解决漕运的好办法。
有人说漕运军士的两种粮食，每年仅仅六金，他们怎么肯因为六金的缘故而甘愿成为谪卒呢？回答说：东南有招募营兵的先例，西北有投充的先例，他们的报酬也不低于六七金，而人们乐于前往，为什么呢？一个人务农，所获几何，哪里比得上应募从军，年年能够赡养妻子儿女呢？况且营兵出征，投充戍边，贼虏难以预测，不能保证性命，那么又不如操船者，顺流则前行，遇泊则停止，虽然冒险凌波，却长久抱着快乐而没有忧虑，又何必担心他们不应募呢？
只是旗军既然得不到利益，借口主客关系而欺凌，运官因为招募，视为奇货而横加索取，那么就在攒运按察使和督运提刑按察使多加注意罢了。
李公玄白评曰漕军计脱弊窦犁然召募操舟亦自良法
○漕论 【四】
国家视漕为命脉、特设总漕抚臣、督理于淮、按臣每岁冬春之交、坐镇镇扬、弹压者直、法至详备矣、顾坐镇一隅。不若廵行各郡。弗躬弗亲。庶民弗信。雷霆之摧击必下及妖孽而后其威赫若日轰轰焉绕于九天之上谁则畏之 国家财赋、半出东南、漕船之多、无若三吴、葢宇内之利薮、 朝廷之外府也、窃意每岁漕臣渡江后、当以仲冬历檇李、催浙漕、季冬历苏松、孟春历常镇、催吴漕、仲春历真州催江楚漕、至于京口出闸、?步进闸、责之浙直二督粮、足矣、漕事竣、以漕之淹速。米之美恶。别有司之殿最。而仍及其生平。一举刺之。漕事有不振乎。或曰、漕一也、江楚江东漕臣何独不历而历三吴曰势不能也、无巳、请于江楚江东、增一漕臣、每岁以仲冬驻黄州、催楚漕。季冬驻江州、催江漕。孟春驻皖城、催江东漕。仲春初江楚漕臣驻真州。三吴漕臣驻瓜洲。互进各艘、尤为易举。或曰、费将安出曰江楚三吴监兑四员、添设漕臣、廵行郡国、则监兑当裁、以四监兑之訾。为二漕臣之费。裕矣。或曰、省直按臣、皆兼漕敕、漕臣复廵历可乎曰吴越江楚地广、按臣事伙、如当漕时、浙按臣历括苍、吴按臣历海隅、楚按臣历郧襄、江按臣历虔吉、虽鞭之长、不及马腹、故增漕臣、裁监兑、总之为 国计巳矣、
李公玄白评曰裁监兑而增漕臣自亦一策苐未有以上闻者
○漕论 【五】
国家漕米正米百石耗四十石、内二十五石入仓、十五石随船食耗、旗军有月粮、有行粮、回南有羡金、有赏钞、所以恤之至矣、议单未载加增、加增之说起于江南地湿、江楚水兑、米即晒扬、入仓入船之后、势复烝润、民利其润而加之米、军利其加、肆为诛求、而争鬪之郄、实开于此、民曰议单不载加增、胡为横勒、军曰、漕米犹然湿润、胡不加增、有司右民、卫所右军、岁岁相竞、无有宁日、顾民俗日偷、米日恶、民不能胜军。而军得以制民。加增之例、牢不可破矣、如吴越初议每百石加九石八斗后因米恶、日增日加、往往私增至二三十石者、而军之横舛?马躏民如粪土矣。江楚江东江南尚浮于此、及今不防、则竭民之膏。何以饱饿虎。刳民之脂。何以饲饥鹰。予意每百石加十石、当着为令丙十石之外、有横索升斗者、官以赃论、议革军以赃计调卫、葢不独苏民、且以息争、亦漕中之大机栝矣、或曰加增之例不革、则湿润之米日甚、今欲定加增之数、是导之湿且润也曰江南之仓场实湿、江楚之水兑在船、即晒扬之后、势必烝润故无若加之米。不得偏厚吾民以病军。索增之弊、为日巳久、即三五申令、势难骤革故无若定之数。不得久纵吾军以病民。此亦通其变之微权乎、若官讳加增之说、不定其数、而又未能革、则军操私加之权。日恣其横。而民至不堪。是阳禁之。实纵之也。上无益于 国、下无益于民、徒为豪军、张一骗局焉耳矣、
李公玄白评曰定数增米亦军民两利之道也是在计部漕臣耳
○漕论 【六】
加增与晒扬、势相低昂者也、不定加增之数、军得恣其欲以横索。则晒扬之令、又不得不严之民。民不一一良也。豪者刁者顽者、相谓曰、吾业巳加增矣、柰何复令我晒扬、夫天下岂有不晒不扬之米、而可兑之军、输之 国乎。彼当时议加增者、意若曰、江南地湿、即晒扬之米、入仓后、势必复润、江楚水兑、即晒扬之米、入船后、势必复润、议单虽不载加增、而小患处补之、条有润米二字、是即加增之润米也。然则加增之米止以补其入食入船湿润之数。非谓不晒不扬而加增之也。此意不明而军与民竞。有司与卫所官竞。率由于此。予谓当申此例、以一众志、凡米未入仓船时、有司令民大加晒扬、无杂浥湿、无插青嫩、无和糠谷、无溷沙土、临兑时、盘验官复责令晒扬、违距者重绳之法、甚者更米、又其甚者迟误运期、驱粮长自运
译李公玄白评论说：漕运军队打算杜绝弊端，严格招募操船人员，这本身也是良法。
○漕论 【四】
国家将漕运视为命脉，特意设立总漕抚臣，在淮安督理；按察使每年冬春之交，坐镇镇江、扬州，弹压直隶地区，法令极其详备。然而坐镇一隅，不如巡行各郡；不亲身参与，百姓便不信任。雷霆的摧击，必定要下到妖孽身上，然后其威势才显赫；如果像太阳轰鸣般绕在九天之上，谁又会畏惧它呢？国家的财赋，一半出自东南，漕船之多，没有比得上三吴地区的，因为这里是天下的利源，朝廷的外库。我私下认为，每年漕臣渡江后，应当在仲冬巡视檇李，催促浙江漕粮；季冬巡视苏州、松江，孟春巡视常州、镇江，催促吴地漕粮；仲春巡视真州，催促江楚漕粮。至于京口出闸、瓜洲进闸，责成浙江、直隶两位督粮官办理就足够了。漕运事务结束后，根据漕运的迟缓与迅速、米质的优劣，由其他官员评定优劣，并仍涉及漕臣的生平政绩，一举加以弹劾。漕运事务难道还会不振作吗？有人问：漕运是一样的，江楚、江东的漕臣为何唯独不巡视而只巡视三吴？回答说：形势不允许。如果不这样，请求在江楚、江东增设一名漕臣，每年仲冬驻守黄州，催促楚地漕粮；季冬驻守江州，催促江地漕粮；孟春驻守皖城，催促江东漕粮；仲春初，江楚漕臣驻守真州，三吴漕臣驻守瓜洲，互相推进各艘漕船，尤其容易办到。有人问：费用从哪里出？回答说：江楚、三吴的监兑官共四员，增设漕臣巡行郡国，那么监兑官应当裁撤，用四名监兑官的俸禄，作为两名漕臣的费用，宽裕有余。有人问：浙江、直隶的按察使，都兼有漕运敕命，漕臣再巡视可以吗？回答说：吴越、江楚地域广阔，按察使事务繁多，如当漕运时，浙江按察使巡视括苍，吴地按察使巡视海隅，楚地按察使巡视郧襄，江地按察使巡视虔吉，虽然鞭长莫及，所以增设漕臣，裁撤监兑官，总之都是为了国家大计罢了。
李公玄白评论说：裁撤监兑官而增设漕臣，自然也是一策，只是没有上报的人。
○漕论 【五】
国家漕运正米一百石，损耗四十石，其中二十五石入仓，十五石随船作为食耗。旗军有月粮，有行粮，回南方有羡金，有赏钞，所以体恤他们到了极点。议单没有记载加增，加增的说法起源于江南地湿，江楚水兑，米即使晒扬，入仓入船之后，势必再次蒸润。百姓贪图其润而加米，军队贪图其加，肆意诛求，而争斗的嫌隙，实际上由此开启。百姓说：议单不载加增，为何横加勒索？军队说：漕米仍然湿润，为何不加增？官府偏袒百姓，卫所偏袒军队，年年相争，没有安宁之日。然而民俗日益苟且，米质日益恶劣，百姓不能胜军队，而军队得以控制百姓，加增的惯例，牢不可破了。如吴越起初议定每百石加九石八斗，后因米质恶劣，日益增加，往往私自加至二三十石，而军队的横行暴虐，践踏百姓如粪土。江楚、江东、江南尚且超过这个程度，如今不防范，那么耗尽百姓的膏脂，何以饱饿虎？剖取百姓的脂肪，何以饲饥鹰？我认为每百石加十石，应当定为法令，十石之外，有横索升斗者，官员以赃罪论处，议革；军队以赃罪计调卫。这不仅是苏民，而且以息争，也是漕运中的大关键。有人问：加增的惯例不革除，那么湿润的米日益严重，现在想定加增的数量，这是引导米湿且润啊。回答说：江南的仓场确实潮湿，江楚的水兑在船上，即使晒扬之后，势必蒸润，所以不如加米，不能偏厚百姓而害军队。索增的弊端，为日已久，即使三令五申，势必难以骤革，所以不如定数，不能久纵军队而害百姓。这也是通其变权的微妙之处吗？如果官员忌讳加增的说法，不定其数，而又未能革除，那么军队操持私加之权，日益恣意横行，而百姓到了不堪的地步，这是表面禁止，实际放纵。对上无益于国家，对下无益于百姓，徒为豪强军队张开一个骗局罢了。
李公玄白评论说：定数增米，也是军民两利之道，这在于计部漕臣了。
○漕论 【六】
加增与晒扬，势态相互低昂。不定加增的数量，军队得以恣意欲望以横索，那么晒扬的命令，又不得不严厉地施加于百姓。百姓不全是良善的，豪强、刁钻、顽劣者，相互说：我们已经加增了，为何又让我们晒扬？天下哪有不经晒扬之米，而可以兑给军队，输送给国家的呢？当时议定加增的人，意思似乎是说：江南地湿，即使晒扬之米，入仓后，势必再次湿润；江楚水兑，即使晒扬之米，入船后，势必再次湿润。议单虽不载加增，而小处弥补，条文中“润米”二字，即是加增的润米。然而加增之米，只以弥补入仓、入船湿润的数量，并非说不晒不扬而加增。此意不明，而军队与百姓相争，官府与卫所官员相争，大抵都由于此。我认为应当申明此例，以统一众志。凡是米未入仓船时，有司命令百姓大力晒扬，不夹杂潮湿，不掺杂青嫩，不混合糠谷，不混杂沙土，临兑时，盘验官再次责令晒扬，违抗者重绳以法，严重的更换米，更严重的延误运期，驱赶粮长自运。
过淮过洪、又其甚者、米不上仓、私家挜兑、依不纳秋粮例问遣、而有司议罚议降、庶几漕事举乎、顾晒扬之具、未可卒办、芦席竹簟、所以晒也、风车、所以扬也、责令有司粮长置于仓场、复令军旗置于船、傥遇刁悍粮长、违令不办、则取之船、入之仓、此亦所以济晒扬之法也。
译经过淮河、洪泽湖，情况更加严重，米粮不能入仓，私家强行兑运，依照不缴纳秋粮的条例进行审问和遣送，而有关官员商议处罚和降职，或许漕运事务就能兴办起来。然而晾晒和扬场的器具，不能立刻办齐。芦席和竹簟，是用来晾晒的；风车，是用来扬场的。责令有关官员和粮长在仓场置办，又命令军旗在船上置办。倘若遇到刁蛮强悍的粮长，违抗命令不置办，就从船上取用，放入仓中，这也是用来补救晾晒和扬场方法的手段。
李公玄白评曰漕米洒扬原是要务申饬有方漕事自举矣
○漕论 【七】
夫疾风暴水、天之行也。漕艘相击、随触而裂、此亦时有也。议单云大江漂流者为大患、河道漂流者为小患、则淅河、直河、淮河、黄河、皆河道也、皆小患也、又云河道漂流者、责令本帮、补纳不敷、量动槩帮润米摊补、不得一槩奏豁所谓润米即加增湿润之米也处补之法、亦云明备矣、运官不谙议单之例、往往申补、左支右吾、法不画一、夫润米处补、载在议单、无容议矣、倘失风船多。润米不足。则又不可不深为之虑者。近例十月月粮、四月安家、六月解淮、又止给两月、余四月仍存运官、此原寓济运之意、一可处也。旗甲回南每般给羡金四两、当失事时、虽未给领、先期那借、以羡余抵补、二可处也。每年十一月十二月、月粮槩存、本府未给、当失事时、先于淮帑、那借市米、行府严追抵补、三可处也。或于淮帑、那借市米、俟明年新运、于安家四月粮内解补、仍令领运官、再运一年以完前事、四可处也。夫一二舟覆、即以润米补之有余。万一舟覆数多。则于四可处之中。酌量处补。务求定数。此亦思患豫防之一策乎。武弁窭者十七。军旗窭者十九。一遇失事、窭不能补。计划无所复之。则自经自溺、往往而是、是恶可不预讲也。
李公玄白曰议四可处法得自蒿目苦心
○漕论 【八】
今之议漕者曰、海运乘风便矣。顾大洋之险、焚轮回飘。顷刻不戒。旋葬鱼腹是以舟试死也会通乘流安矣。顾黄河之徙、澎湃潎洌。一夕崩陁。倏焉廞淤是以金填壑也于是竞为胶菜之说曰、是非不海运也。而在海干。可避洋之险是从淮而胶也不出淮口、无借河之流、起清江浦口、止丁字沽、总计千七百里、由海岸行者九百里、由河行者八百二十里、筴无便于此河者、且开新河、不下三百里、内百里运道见存、百里地形可开、惟百里泥沙、颇费工凿、然马家壕、昔年王观察巳凿、可行舟矣、分水岭、近日刘司寇、旬日而成渠矣、听其言、岂不甚迅且便哉、徐而察之、微独其不可开也。即开而成渠、亦不可行。何以明其说也、吴越江楚之舟、从漕河直达燕都、每米四百石、费一舟耳、从胶莱运、则各省直之舟、止于淮安、不能入海、费舟一。淮安海舟运至麻湾口、不能入河、费舟二。河舟运至海沧口、不能出海、费舟三。海沧口海舟运至天津、费舟四。漕运一舟而达。胶莱四舟而达。一舟而达者、费舟十万金。四舟而达者、费舟四十万金。其费不訾。一难也。漕运冬兑米、历春夏而竣事。及秋而还、往来一年耳。胶莱河运、冬兑米、春而出海、河水春涸、至秋方盈、不得不运米上仓、待秋入河、至冬始得竣事、往来五季、明年谁复出运、其劳不訾。二难也。漕河旧迹易循。所讲者。不过补偏捄弊之方。胶河开凿伊始。所讲者。皆经营剙造之谋。河即成不敢废漕漕不废又欲浚河是两费也其力难兼。三难也。呜呼是岂可不为之长虑哉、如曰、兔有三窟、蚁非一孔、存其故道。以备缓急。则待 国家之积。如坻如京。以其余力。凿而疏之。可也。
李公玄白评曰漕海难易辨若悬河群议可排居然石画
○海运
会通逸矣。而黄河为菑。海运迅矣。而风涛叵测。高堰筑。则民陆而 陵水。高堰开。则 陵存而民圽。夫天下未有两利而并存者、当权其重轻焉河必不可开。而风涛犹可避。未必岁岁皆飘溺也。 陵必不可迁。而民居犹可徙。未必处处皆汗下也
张成倩曰利害关楗数言非少
○屯田
古今论屯田者、皆以赵营平敦煌、诸葛忠武渭滨、二事为据、今细考之、俱未有成事。赵与汉庭、往复辨论不过以计愚羌人。谓吾久驻耳。赵传称诏罢兵、独留充国屯田、明年五月、充国奏羌亡者不过四千人、自诡必得请罢屯兵、奏可、充国振旅而还、云麓澷抄论充国屯田、自冬徂夏、不曾下种、其说诚然、诸葛传建兴十二年、亮
译李公玄白评论说：漕运米粮的洒漏扬弃原本是要务，只要申诫教导有方，漕运事务自然就能振兴。
○漕论 【七】
疾风暴雨，是天象运行的常理。漕运船只相互碰撞，随即触裂，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议单上说，在大江中漂流的是大患，在河道中漂流的是小患，那么淅河、直河、淮河、黄河，都是河道，都属于小患。又说，在河道中漂流的，责令本帮补足，如果不足，酌情动用概帮润米摊派弥补，不得一概奏请免除。所谓的润米，就是加增湿润的米粮。处理弥补的方法，也说得明白完备了。然而运官不熟悉议单的规定，往往申请弥补，左支右绌，法令不统一。润米弥补的办法，记载在议单中，无需再议。倘若失事的船只太多，润米不足以弥补，那就不能不深入考虑了。近例规定，十月发放月粮，四月发放安家费，六月解运到淮安，又只发放两月，其余四月仍由运官保管，这原本寓有救济漕运的用意，这是第一种可处理的办法。旗甲返回南方，每艘船给羡金四两，当失事时，虽然尚未领取，但可以先期挪借，用羡余抵补，这是第二种可处理的办法。每年十一月、十二月，月粮一概留存，本府尚未发放，当失事时，先从淮安官库挪借市米，由府衙严加追缴抵补，这是第三种可处理的办法。或者从淮安官库挪借市米，等到明年新运时，从安家费和四月粮内解运抵补，仍令领运官再运一年以完成前事，这是第四种可处理的办法。如果只有一两条船翻覆，用润米弥补就绰绰有余。万一翻覆的船只很多，就在上述四种可处理的办法中，酌情弥补，务必求得定数。这也是思患预防的一种策略吧。武官中贫穷的占十分之七，军旗中贫穷的占十分之九。一旦遇到失事，贫穷无法弥补，计划无处挽回，那么自缢自溺，往往是这样的。这怎么可以不预先讲求呢？
李公玄白说：议定四种可处理的办法，出自蒿目苦心的深思。
○漕论 【八】
现在议论漕运的人说，海运凭借风势便利。然而大洋的危险，焚轮随波飘摇，顷刻间不警惕，就会葬身鱼腹，所以用船试航是冒死的行为。会通河乘流而下安全。然而黄河迁徙，波涛汹涌，一夜之间崩塌，忽然淤塞，所以用金子填壑。于是竞相提出胶莱河的说法，说：这不是不海运，而是在海干（海与陆地之间）。可以避开大洋的危险，是从淮安到胶州，不出淮口，不借黄河的流水，从清江浦口起，到丁字沽止，总计一千七百里，由海岸行走九百里，由河道行走八百二十里，没有比这更便利的河道了。而且开凿新河，不下三百里，其中百里运道现存，百里地形可以开凿，只有百里泥沙，颇费工凿。然而马家壕，昔年王观察已经开凿，可以行船了；分水岭，近日刘司寇，十天就修成了渠道。听他们的话，难道不是很快且便利吗？慢慢考察，不仅不可开凿，即使开凿成了渠道，也不可通行。怎么说明这个道理呢？吴越江楚的船只，从漕河直达燕都，每米四百石，费一艘船罢了。从胶莱河运，那么各省的船只，只到淮安，不能入海，费一艘船；淮安的海船运到麻湾口，不能入河，费一艘船；河船运到海沧口，不能出海，费一艘船；海沧口的海船运到天津，费一艘船。漕运一艘船到达，胶莱河四艘船到达。一艘船到达的，费船十万金；四艘船到达的，费船四十万金。费用不可估量，这是第一难。漕运冬季兑米，历经春夏而完工，到秋季返回，往来一年罢了。胶莱河运，冬季兑米，春季出海，河水春季干涸，到秋季才充盈，不得不运米上仓，等待秋季入河，到冬季才能完工，往来五个季节，明年谁再出运？劳苦不可估量，这是第二难。漕河旧迹容易遵循，所讲求的，不过是补偏救弊的方法。胶河开凿伊始，所讲求的，都是经营创制的谋划。河即使成了也不敢废弃漕运，漕运不废弃又想疏浚河道，这是两费，力量难以兼顾，这是第三难。唉，这难道可以不为之长远考虑吗？如果说，兔子有三个洞穴，蚂蚁不止一个孔，保留故道，以备缓急，那么等待国家的积蓄，如山如京，用余力开凿疏浚，是可以的。
李公玄白评论说：漕运海运难易之辨如悬河，群议可排，居然石画。
○海运
会通河安逸了，而黄河成为灾害。海运迅捷了，而风涛不可测。高堰修筑，则民陆而陵水；高堰开启，则陵存而民圽。天下没有两利并存的，应当权衡轻重。河必不可开，而风涛犹可避，未必岁岁皆飘溺。陵必不可迁，而民居犹可徙，未必处处皆汗下。
张成倩说：利害关键，数言非少。
○屯田
古今论屯田者，皆以赵营平敦煌、诸葛忠武渭滨，二事为据。今细考之，俱未有成事。赵与汉庭，往复辩论，不过以计愚羌人，谓吾久驻耳。赵传称诏罢兵，独留充国屯田，明年五月，充国奏羌亡者不过四千人，自诡必得请罢屯兵，奏可，充国振旅而还。云麓澷抄论充国屯田，自冬徂夏，不曾下种，其说诚然。诸葛传建兴十二年，亮
每患粮不继、使巳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为久住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相持百余日、其年八月亮卒、夫相持百日。自夏徂秋。即屯田所收几何故营平以屯田愚羗人幸而成功忠武亦欲以屯田愚魏人不幸身殒总之非实事也。
译常担心粮草供应不上，致使自己的志向不能施展，因此分兵屯田，作为长期驻扎的基础，耕种的人混杂在渭水边的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居乐业，军队没有私心。双方对峙一百多天，那年八月亮去世。双方对峙一百天，从夏天到秋天，屯田所收获的粮食能有多少呢？所以营平侯凭借屯田来愚弄羌人，侥幸成功；忠武侯也想凭借屯田来愚弄魏人，不幸身亡。总之，这并非实际情况。
○读云麓漫抄
漫抄云赵充国屯田事、乃兵家计策、不惟宣帝与汉廷诸公、先零??干开为惑、班固亦不识其几、汉用兵皆调发圭部国、千里行师、遇虏辄北、今??干开氐羌亦乌合、充国知其不能久、故欲以计挫之、但云兵难隃度、愿至金城图上方略、又曰明主可为忠言、兵当以全取胜、及到彼但欲为留屯计、凡与汉廷往复论难者、不过粮草多寡耳几初不露也羌人见其设施、出于所料之外。实不可久留。故输欵而退。赵亦奏凯而还。在边不过自冬徂夏、元不曾收得一粒谷、想亦不曾下种、不然五月谷将穗。那肯留以遗羌耶。学者不以时月考之、每语屯田、必为称首可笑、章按此读史之精者、充国屯田、原亡颗粒之收。孔明屯田、亦罔尺寸之功。我 朝屯田、非不详备、竟无益于兵政。甚或据于豪右。说者谓清军先在清屯此非 国家一要政邪。
○蚕论
月令仲春之月、命野虞无伐桑柘、鸣鸠拂羽、戴任降桑、具挟曲蒙筐、后妃斋戒、亲东乡躳桑、禁妇女无观、省妇使劝蚕事、蚕事既登、分茧称丝、効功以共郊庙之服、无有敢堕、所以为天下蚕事劝也。木各有所宜土。惟桑亡不宜。桑亡不宜。故蚕亡不可事。豳风之诗曰、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柔则豳可蚕。将仲子之诗曰、无折我树桑则郑可蚕。车邻之诗曰、阪有桑、隰有杨则秦可蚕。氓之诗曰、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桑中之诗曰、期我乎桑中则卫可蚕。皇矣之诗曰、攘之剔之、其压其桑、桑柔之诗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则周可蚕。禹贡兖州桑土既蚕、厥筐织文则鲁可蚕。青州厥筐檿丝、管子亦曰、五粟之土、其檿其桑则齐可蚕。荆州厥篚玄纁则楚可蚕。孟子告梁惠王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十亩之诗曰、十亩之间、桑者闲闲则梁可蚕。蚕丛都蜀、衣青衣、教民蚕柔则蜀可蚕犹之农夫之于五谷非龙堆狐塞极寒之区犹可耕且获也今天下蚕事疏阔矣。东南之机、三吴越闽冣伙、取给于湖茧。西北之机、潞冣工、取给于阆茧。予道湖阆、女桑姨桑。参差墙下。未尝不羡二郡女红之廑而病四远之惰也。夫一女不绩、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而况乎半天下。女不绩也。岂第五十之老帛无所出。不绩则逸。逸则淫。淫则男子为所蛊蚀。而风俗日以颓坏。今天下门内之德。不甚质贞。每岁奏牍、奸淫十五。毋亦蚕教不兴使然与。公父文伯母曰、王后亲织玄綋、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纮綖、卿之内子为大带、命妇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赋事、烝而献功、男女效绩、愆则有辟、古之制也、彼大夫之家而主犹绩、奈何令天下女。习于逸以趋于淫乎。 国家蚕桑、载在令甲、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巳上者倍之、田多者以是为差、特废不举耳故月令躬蚕之礼。鲁毋绩愆之辟。与令甲桑麻之数。此三者不可谓迂而不讲也。
李克生曰随地可蚕历历援据在在当录一通置之通衢可儆懒妇足劝女红
○谥论 【上】
周公立谥法、孔子作春秋、其义一也、谥法有美恶而后暴奸惧。春秋有褒贬而后乱贼惧。故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巳、名生于人、不可得而违也。而郑夹漈乃曰、名乃生者之辨、谥乃死者之辨、成周之法、初无恶谥、广为序论五篇、后论四篇、其说详矣予不谓然、楚恭王有疾、召大夫曰、不谷不德、若得保首领以没、惟是春秋所以从先君者、请为灵若厉、子囊不可、则请为恭使谥无恶。楚恭何以有灵若厉之请。而夹漈必曰、此荆蛮不根之论也则左氏何以着之语也。秦始皇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母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以来、除谥法使谥无恶。则始皇何以必除谥法。而夹漈又曰、秦人之论、不合乎古道秦去古未远。谓除谥不合古道则可。谓古无恶谥则不可。孟子曰、暴其民甚、则身弒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
译○读《云麓漫抄》
《云麓漫抄》说赵充国屯田的事，是兵家的计策，不仅宣帝和汉廷众公卿被先零羌人迷惑，班固也不识其奥妙。汉朝用兵都调发郡国军队，千里行军，遇到敌人就败退。如今羌人、氐人、羌人也是乌合之众，赵充国知道他们不能持久，所以想用计谋挫败他们，只说军事难以预料，希望到金城后再谋划方略，又说英明的君主可以听忠言，用兵应当以保全取胜。等到到了那里，只想做留驻屯田的打算。凡与汉廷反复辩论的，不过是粮草多寡罢了，起初并不显露。羌人看到他的部署，出于意料之外，确实不能久留，所以归顺而退去。赵充国也奏凯而还。在边境不过从冬到夏，竟然没有收得一粒谷子，想必也没有下种，不然五月谷子将结穗，哪肯留下给羌人呢？学者不按时节考察，每谈到屯田，必定推崇为首功，可笑。章按：这是读史的精到之处。赵充国屯田，原本没有颗粒收获。诸葛亮屯田，也没有尺寸之功。我朝屯田，并非不详细完备，最终对军政毫无益处。甚至被豪强占据。有人说清军先于清屯，这难道不是国家的重要政事吗？
○蚕论
《月令》说仲春之月，命令野虞不要砍伐桑柘，鸣鸠振羽，戴胜降于桑树，准备好弯曲的筐篮，后妃斋戒，亲自面向东方采桑，禁止妇女观览，省减妇女的使役以劝勉蚕事。蚕事既成，分茧称丝，效验功效以供给郊庙的祭服，没有人敢懈怠，以此来劝勉天下的蚕事。树木各有适宜的土地，只有桑树没有不适宜的。桑树没有不适宜的，所以养蚕没有不可从事的。《豳风》的诗说：“女子拿着深色的筐，沿着小路，去求柔嫩的桑叶”，那么豳地可以养蚕。《将仲子》的诗说：“不要折断我的桑树”，那么郑地可以养蚕。《车邻》的诗说：“山坡上有桑树，低湿处有杨树”，那么秦地可以养蚕。《氓》的诗说：“桑树未落叶时，叶子润泽，桑树落叶时，叶子枯黄陨落”，那么卫地可以养蚕。《皇矣》的诗说：“修剪它，砍伐它，那桑树”，《桑柔》的诗说：“那茂盛的桑树，下面平坦”，那么周地可以养蚕。《禹贡》说兖州桑土已经养蚕，筐中织出花纹，那么鲁地可以养蚕。青州筐中是山桑丝，《管子》也说：“五粟之土，有山桑有桑树”，那么齐地可以养蚕。荆州筐中是黑红色丝帛，那么楚地可以养蚕。孟子告诉梁惠王说：“五亩的宅地，种上桑树”，《十亩》的诗说：“十亩之间，采桑者悠闲”，那么梁地可以养蚕。蚕丛都于蜀地，穿青衣，教民养蚕，那么蜀地可以养蚕。就像农夫对于五谷，不是龙堆狐塞极寒的地区，都可以耕种收获。现在天下蚕事疏远了。东南的织机，三吴、越、闽最多，取给于湖茧。西北的织机，潞州最精工，取给于阆茧。我经过湖、阆两地，女子采桑。参差在墙下。没有不羡慕两郡女子勤劳而忧虑四方懒惰的。一个女子不纺织，天下必有受其寒的人，何况半天下女子不纺织呢？难道第五十的老帛没有出处吗？不纺织就安逸，安逸就淫乱，淫乱就男子被其蛊惑侵蚀，风俗日益败坏。现在天下门内的德行，不太质朴贞静，每年奏报，奸淫十五，难道不是蚕教不兴造成的吗？公父文伯的母亲说：“王后亲自织玄纁，公侯的夫人，加上纮綖，卿的内子做大带，命妇成祭服，列士的妻子，加上朝服，从庶士以下，都穿丈夫的衣服，春社时分配事务，冬祭时献功，男女效验业绩，有过失就有惩罚，这是古制。那些大夫之家，主妇尚且纺织，怎么让天下女子，习惯于安逸而趋向淫乱呢？”国家蚕桑，载在令甲，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加倍，田多者以此类推，只是废而不举罢了。所以《月令》躬蚕之礼，鲁国无绩愆之辟，与令甲桑麻之数，这三者不可说是迂阔而不讲。
李克生说：随地可蚕，历历援据，在在当录一通置之通衢，可儆懒妇，足劝女红。
○谥论【上】
周公立谥法，孔子作《春秋》，其义是一样的。谥法有美恶，然后暴虐奸邪畏惧；《春秋》有褒贬，然后乱臣贼子畏惧。所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不可违背。而郑夹漈却说：“名是生者的辨别，谥是死者的辨别，成周之法，初无恶谥”，广为序论五篇，后论四篇，其说详矣。我不以为然。楚恭王有病，召大夫说：“我不德，若能保全首领而死，惟是《春秋》所以从先君者，请为灵或厉。”子囊不可，则请为恭。使谥无恶，楚恭王何以有灵或厉之请？而夹漈必说：“这是荆蛮无根之论。”那么《左氏》何以记载它呢？秦始皇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无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以来，除谥法。”使谥无恶，则始皇何以必除谥法？而夹漈又说：“秦人之论，不合乎古道。”秦去古未远，谓除谥不合古道则可，谓古无恶谥则不可。孟子曰：“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
名之曰幽厉、虽有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此恶谥之明证也。而夹漈又曰、桀纣桓灵幽厉、俱非恶谥、桀纣名耳、桓乃果毅之盛德、灵者神圣之异名、幽者隐之并名、痛恻之甚也、子温而厉、厉非恶也、予考史曰帝发崩、子履癸立、是为桀、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谥法贼人多杀曰桀、残义损善曰纣、故史臣一曰是为桀一曰天下谓之纣。其非名也明甚。东汉书注桓灵曰、克敌服远曰桓、乱而不损曰灵、汉人谥桓灵、原非恶谥。而郑乃比之于桀纣幽厉、不知何据。谓桓灵二帝若桀纣幽厉则可。谓桓灵二字。若桀纣幽厉则不可。易称幽厉着矣。困曰入于幽谷、三岁不觌、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震曰震往来厉、象曰震往来厉、危行也艮曰厉熏心、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则幽者不明之谓。厉者危行危心之谓。未闻觧幽为痛称厉为美也。如云幽厉非恶。彼孝子慈孙又何必改。夫春秋非贬。则乱贼何惧。谥法无恶、则暴奸靡惩。贾充、弒君之贼也、富贵终身、特以谥为忧、 国朝大臣有周旋佞幸者、得文正一语而后瞑彼其心固以谥恶为惧耳人主而有幽厉隐赧之谥则人主惧太子而有戾隐之谥则人主之子惧诸侯而有缪剌之谥则诸侯惧大臣而有荒倾之谥则大臣惧周宣不敢私于其父。故仍曰厉。汉宣不敢私于其祖。故仍曰戾。我 太祖不敢私于其子。故鲁王谥荒。伊王谥厉。其后宗室有悼隐荣和荣利之谥、阁臣有文隐文荣文达文和之谥、皆所以激励风俗、检束名教、与春秋相裘里也。善乎独孤及之议谥曰、谥在惩恶劝善。不在哀荣。其旨得矣。
译给周幽王、周厉王定下这样的谥号，即使有孝子慈孙，历经百代也无法更改，这是恶谥的明证。然而夹漈先生又说：夏桀、商纣、汉桓帝、汉灵帝、周幽王、周厉王，都不是恶谥；桀、纣只是名字罢了；桓是果毅的盛德；灵是神圣的异名；幽是隐的并名，表示痛惜之极；孔子温和而严厉，厉并非恶义。我考察史书说：帝发去世，儿子履癸即位，这就是桀；帝乙去世，儿子辛即位，这就是帝辛，天下人称之为纣。谥法规定：杀害人多且滥杀无辜称为桀，残害道义、损害善行称为纣。所以史官一处说“这就是桀”，一处说“天下人称之为纣”。这显然不是名字，非常明显。《后汉书》注解桓、灵说：战胜敌人、使远方臣服称为桓，昏乱而不损害正道称为灵。汉人给桓、灵定谥，原本就不是恶谥。而郑樵却将他们与桀、纣、幽、厉相提并论，不知依据何在。说桓、灵两位皇帝像桀、纣、幽、厉那样是可以的，但说桓、灵这两个字像桀、纣、幽、厉那样则是不可以的。《易经》对幽、厉的记载已经很清楚了。《困卦》说“进入幽谷”，三年不见天日，《象传》说“进入幽谷”，幽就是不明亮的意思；《震卦》说“震雷往来，危险”，《象传》说“震雷往来，危险”，这是行为危险；《艮卦》说“危险熏心”，《象传》说“艮止于腰际，危险熏心”，那么幽就是不明亮的含义，厉就是行为危险、内心危惧的含义。没听说过把幽解释为痛惜、把厉解释为美好的。如果说幽、厉不是恶谥，那么孝子慈孙又何必去更改呢？如果《春秋》不贬斥，那么作乱弑君的人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如果谥法没有恶谥，那么暴虐奸邪之人就无法受到惩戒。贾充是弑君的贼子，终身富贵，唯独以谥号为忧；本朝大臣中有周旋于佞幸之臣身边的人，得到“文正”二字才肯瞑目，他们内心本来就是畏惧恶谥的。君主如果有了幽、厉、隐、赧这样的谥号，那么君主就会畏惧；太子如果有了戾、隐这样的谥号，那么君主之子就会畏惧；诸侯如果有了缪、剌这样的谥号，那么诸侯就会畏惧；大臣如果有了荒、倾这样的谥号，那么大臣就会畏惧。周宣王不敢偏私于他的父亲，所以仍然定谥为厉；汉宣帝不敢偏私于他的祖父，所以仍然定谥为戾；我太祖高皇帝不敢偏私于他的儿子，所以鲁王定谥为荒，伊王定谥为厉。后来宗室中有悼、隐、荣、和、荣、利这样的谥号，阁臣中有文、隐、文、荣、文、达、文、和这样的谥号，这都是用来激励风俗、约束名教，与《春秋》的精神表里一致的。独孤及关于谥法的议论说得好：“谥法在于惩恶劝善，不在于哀荣。”他的宗旨是正确的。
李道生曰谥有美必有恶以严劝惩深得周公立法初意
○谥论 【下】
谥法有一字之谥、有二字之谥、有一字一义、有一字数义、一字之谥、人主如周文武成康穆昭、汉高文景武昭之类、是也。人臣如季文父谥文、仲孙何忌谥懿、赵盾谥宣、杜如晦谥成、封德彛谥明、王珪谥懿、温彦博谥恭、韩愈王安石朱喜谥文之类、是也。二字之谥、人主如周威烈慎靓、赵武灵、魏安厘、楚考烈、汉光武之类、是也。人臣如魏文贞、萧贞褊、韩忠献、欧阳文忠司马文正之类、是也。谓一字加于二字乎。是明章贤于光武。封王贤于魏征也。谓二字多于一字乎。是威烈慎靓过于成康。忠献文正过于元晦也。唐人论之详矣、我 明谥法、视昔微异、人主亲王一字、郡王大臣二字、翰林槩谥文、公侯槩谥武、则文武二字、分为殊科。而以下一字定褒贬、犹一字谥也。惟忠肃昭靖襄敏忠文等谥、二字并重、则二字谥也。其法备矣、一字一义之谥、如民无能名曰神、威仪悉备曰钦、安民立政曰成之类、是也。一字数义之谥、如二简、九恭、六文、四孝、六庄之类是也。而郑氏之论曰、谥之善恶惟取一文、若一戾不足、又益之以戾、一剌不足、又益之以剌、非古之道也、似谓一字原无数义、是又不然、不显而纯、文王之文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孔文子之文也。荐贤同升、公叔文子之文也。谓孔公叔之文。比于文王可乎。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谓伊尹柳下之圣。比于孔子可乎。岠崄伐夷并小、武之经也。伐乱伐疾伐疫、武之顺也。长胜短、轻胜重、直胜曲、众胜寡、强胜弱、饱胜饥、肃胜怒、先胜后、疾胜迟、武之胜也。百姓咸服、偃兵兴德、四方畏服、奄有天下、武之定也。比经顺胜于武之定。可乎。故一义之谥。举其人而专谥之。数义之谥。随其人而分谥之。无不可也。且其所取苏氏上中下之谥、而定之删之、亦又有可议焉、神圣贤文上矣、宠辱光大之荣、致戮无辜之厉、埒之神圣、未可也。怀悼愍哀中矣、老子曰、大道甚夷、书曰、儆戒无虞、埒夷儆于幽隐、未可也。躁荒虐愎下矣、子曰质胜文则野、易曰忧悔吝者存乎介、埒野介于躁荒、未可也。夫既曰下谥之法、用之歼夷、用之小人、而又曰古无恶谥、未可也。夫既曰取其暴、取其虐、以待奸回。取其危、取其圯、以待覆亡。取其懦、取其饕、以待食鄙。而又曰古无恶谥、未可也。去胡去丁可也。周项王蔡声之、未可也。去军去革可也。易曰素履往、子曰友多闻、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多闻识乎、并素闻强去之、未可也。我 明令甲、文武大臣请谥者、礼部定为上中下三等、以行业俱优者为上、行实颇可者为中、行实无取者为下、檄翰林拟谥上请、夫所谓三等者别其人也非别其谥如郑如苏云云也、苐美恶谥文、会典未载、忠佞谥格、亦未多备、如建文死难诸臣。及死于谗如解大绅之类。死于谏如王宜学之类。倡明正学如陈新会胡余干之类。当补以美谥。汉庶人宁庶人、及大臣奸回诡贪者。皆当补以恶谥。奸臣而得美谥者当夺。忠臣而得中谥者当易。推而广之。其在今日乎。其在今日乎。
李道生曰谥论足为郑渔仲针砭
○妇寺论
人情之所欲者势利耳、君者势利之主也。弒夺之祸、非欲有其君也。有其势与利也。千金之璧、以之枕人、自非曾史、靡不挟而有之、何也其利近也。人主岂特千金之璧哉。潜于渊蜎蠖濩之中、严为案籍齿符之法、崇曰岩廊、深曰禁闼、堂高帘远、人臣希得进见、若然者、正以全势利而远弒夺、即圣贤莫之违也、世人闇于大较、猥云近人、近于大臣。则羿卓操温得而有之。近于亲戚。则莾坚敬塘得而有之。近于父子。则刘劭杨广得而有之。近于兄弟。则鲁隐失之子翚。从厚失之从珂。近于佞幸。则符坚失之慕容冲。唐庄失之敬新磨。近于宾客。则秦皇几失之荆轲。近于军伍。则汉高几失之贯高
译李道生说：谥号有美必有恶，用来严明劝善惩恶，深得周公立法的初衷。
○谥论【下】
谥法有一字谥、二字谥，有一字一义、一字多义。一字谥，君主如周代的文、武、成、康、穆、昭，汉代的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汉昭帝等，就是这类。臣子如季文子谥文，仲孙何忌谥懿，赵盾谥宣，杜如晦谥成，封德彝谥明，王珪谥懿，温彦博谥恭，韩愈、王安石、朱熹谥文等，就是这类。二字谥，君主如周代的威烈王、慎靓王，赵武灵王，魏安厘王，楚考烈王，汉光武帝等，就是这类。臣子如魏征谥文贞，萧瑀谥贞褊，韩琦谥忠献，欧阳修谥文忠，司马光谥文正等，就是这类。如果说一字加于二字之上，那就是说汉明帝、汉章帝比汉光武帝贤，封德彝比魏征贤了。如果说二字多于一字，那就是说威烈王、慎靓王比成王、康王更过分，韩琦、司马光比朱熹更过分了。唐人对此论述得很详细。我朝明代的谥法，与往昔略有不同，君主、亲王为一字，郡王、大臣为二字，翰林一律谥文，公侯一律谥武，那么“文”“武”二字，分为不同的类别。而用下面的一个字来定褒贬，还属于一字谥。只有“忠肃”“昭靖”“襄敏”“忠文”等谥号，两个字并重，才是二字谥。其法完备了。一字一义的谥号，如“民无能名曰神”，“威仪悉备曰钦”，“安民立政曰成”等，就是这类。一字多义的谥号，如“二简”“九恭”“六文”“四孝”“六庄”等，就是这类。而郑氏的论述说：谥号的善恶只取一个字，如果一个“戾”字不够，又加上一个“戾”字；一个“剌”字不够，又加上一个“剌”字，这不是古道的做法，似乎认为一个字原本没有多个意义，这又不对。不显而纯，是周文王的“文”；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孔文子的“文”；推荐贤才，一同升迁，是公叔文子的“文”。说孔文子、公叔文子的“文”，能比得上周文王吗？伯夷是圣人中的清高者，伊尹是圣人中的担当者，柳下惠是圣人中的和顺者，孔子是圣人中的时中者。说伊尹、柳下惠的“圣”，能比得上孔子吗？崎岖险阻，讨伐夷狄，是武王的“经”；讨伐乱臣，讨伐疾疫，是武王的“顺”；长胜短，轻胜重，直胜曲，众胜寡，强胜弱，饱胜饥，肃胜怒，先胜后，疾胜迟，是武王的“胜”；百姓都信服，停止战争兴起德政，四方畏惧服从，拥有天下，是武王的“定”。把“经”“顺”“胜”与武王的“定”相比，可以吗？所以，一义的谥号，举其人而专门谥之；多义的谥号，随其人而分别谥之，没有不可以的。而且他所采纳苏氏的上、中、下三等谥号，并加以确定、删减，又有可议论的地方。神圣、贤、文是上等，宠辱、光大是荣耀，致戮、无辜是厉，与神圣相比，不可以。怀、悼、愍、哀是中等的，老子说：“大道甚夷”，《尚书》说：“儆戒无虞”，把夷、儆与幽隐相比，不可以。躁、荒、虐、愎是下等的，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易经》说：“忧悔吝者存乎介”，把野、介与躁、荒相比，不可以。既然说下等谥号的法则，用于歼灭夷狄，用于小人，而又说古代没有恶谥，不可以。既然说取其暴、取其虐，以对待奸邪之人；取其危、取其圯，以对待覆亡之人；取其懦、取其饕，以对待贪婪鄙陋之人，而又说古代没有恶谥，不可以。去掉“胡”去掉“丁”可以，周项王、蔡声之，不可以。去掉“军”去掉“革”可以，《易经》说：“素履往”，孔子说：“友多闻”，公孙丑说：“乐正子强乎？多闻识乎？”把素、闻、强去掉，不可以。我朝明代的法令，文武大臣请求谥号的，礼部定为上、中、下三等，以德行功业都优秀的为上等，德行功业尚可的为中等的，德行功业无可取的为下等的，发文给翰林院拟定谥号上报请求。所谓三等，是区别人的，不是区别谥号如郑氏、苏氏所说的。只是美恶谥文的记载，《会典》未载，忠佞谥格的分类，也未多备。如建文帝死难的各位大臣，以及死于谗言如解缙之类，死于进谏如王宜学之类，倡明正学如陈献章、胡居仁之类，应当补以美谥。汉庶人、宁庶人，以及大臣奸邪诡诈贪婪者，都应当补以恶谥。奸臣而得美谥的应当剥夺，忠臣而得中谥的应当更改。推广开来，就在今天吧。就在今天吧。
李道生说：谥论足以作为郑渔仲的针砭。
○妇寺论
人情所想要的是权势和利益罢了，君主是权势和利益的主宰。弑君夺位的祸患，不是想要拥有君主，而是想要拥有权势和利益。价值千金的玉璧，用来枕着别人，除非是曾参、史鱼那样的人，没有不挟持而占有的，为什么呢？因为利益近在眼前。君主难道只是千金玉璧吗？潜藏在深渊蜎蠖濩之中，严格实行案籍齿符的法度，崇高称为岩廊，深邃称为禁闼，殿堂高而帘幕远，臣子很少能进见，像这样，正是为了保全权势利益而远离弑君夺位，即使是圣贤也不能违背。世人不明大体，轻率地说亲近人，亲近大臣，则羿、卓、操、温得以占有；亲近亲戚，则莽、坚、敬塘得以占有；亲近父子，则刘劭、杨广得以占有；亲近兄弟，则鲁隐公失之于子翚，后唐从厚失之于从珂；亲近佞幸，则苻坚失之于慕容冲，唐庄宗失之于敬新磨；亲近宾客，则秦始皇几乎失之于荆轲；亲近军伍，则汉高祖几乎失之于贯高。
。故为人主者。无一可近者也。世无曾史。而千金之璧。轻以枕人。则盗。世鲜夷齐。而万乘之王。轻以近人。则弒。此其势则然也。今夫天之高也、日之远也、人主其尊如天、其象如日、柰之何下近人哉、虽然近人、不可。以渺然之躬。托之乎兆庶之上。将块处只立。若匹夫。亦不可。圣人深为此虑、于不可近之中、择其差可近者、惟妇寺、妇人非后则妃、非贵人则孺子、其爱惜人主、而欲长寿也、情也。寺人形体损亏、不能混伍臣民、无子孙可托、势不得不依人主、故广后宫、多阉寺、与之共富贵、取其情结而志浅、未必皆有欲为天子之意、若大臣亲戚父子兄弟然、姑与之近、未必即有弒夺之祸、此圣人之深虑也、自古及今以女主者、止吕雉武曌、及其老死、挈而还之刘李、寺人之旤、汉唐之旤极矣、然止于弄国、未闻继世、汉诛节甫、入卓操而汉亡。唐诛复恭、召梁温而唐灭。则其故可知也巳。孔子曰惟女子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夫不能终远之、则其势不得不近之矣、曰尧舜不近禹皋乎。曰惟尧舜能近禹皋。惟禹皋可近尧舜。非尧舜禹皋而欲相近也未有不逼而盗之也、人主可谨哉、
译所以作为君主，没有什么是可以亲近的。世间没有曾参、史鱼那样的贤人，却把价值千金的璧玉轻易地枕在别人身边，就会招来盗贼；世间少有伯夷、叔齐那样的贤士，却把拥有万乘兵车的君王轻易地让人接近，就会招致弑君之祸。这是形势使然。如今天那么高，太阳那么远，君主的尊贵就像天，形象就像太阳，怎么能降低身份去亲近人呢？虽然亲近人不可以，但也不能以渺小的身躯把自己托付给千万百姓之上，让自己孤立无援，像普通百姓一样，这也是不可以的。圣人对此深加考虑，在不可亲近的人中，选择那些稍微可以亲近的，只有妇女和宦官。妇女如果不是皇后就是妃子，不是贵人就是宫女，她们爱惜君主，希望君主长寿，这是人之常情。宦官身体残缺，不能混杂在臣民之中，没有子孙可以托付，形势迫使他们不得不依附君主。所以扩大后宫，多设宦官，与他们共享富贵，利用他们情感专一而志向浅薄，未必都有想当天子的野心，不像大臣、亲戚、父子、兄弟那样。暂且让他们亲近，未必立刻就有弑君夺权的祸患，这是圣人的深谋远虑。从古至今，由女性主政的，只有吕雉和武则天，等到她们老死，政权还是归还给了刘家和李家。宦官的祸乱，在汉唐达到了极致，但也只限于操纵国政，没听说能继承皇位。汉朝诛杀赵节、石甫，引来了董卓、曹操，汉朝就灭亡了；唐朝诛杀鱼朝恩、李辅国，召来了朱温，唐朝就灭亡了。那么其中的缘故就显而易见了。孔子说：“只有女子和小人难以教养，亲近他们就会无礼，疏远他们就会怨恨。”既然不能始终疏远他们，那么形势就迫不得已要亲近他们了。有人说：“尧舜不亲近禹和皋陶吗？”回答说：“只有尧舜能亲近禹和皋陶，只有禹和皋陶可以亲近尧舜。如果不是尧舜禹皋那样的人却想要亲近，没有不逼迫君主并窃取权力的。”君主应当谨慎啊！
李大生曰论人主不可近人而妇寺差可近足令人愯然寒心而赥然解颐
郭青螺先生崇论卷之三终
●郭青螺先生崇论卷之四
唐论
夏论
周论
管蔡论
申生论
赵盾论
伍员论
哀公论
子贡论
季札论
四君论
豫子论
荆卿论
秦晋论
秦皇汉武论
萧何论
二酇侯论
周勃论
○唐论
自尧舜以天下禅也、后之强臣柄家、欲奸人之国、移人之祚者、辄借其名以遂其奸。至战国时、好事者有言尧帅诸侯北面朝舜、至于禹而德衰不传贤而传诸子、得孟子辩而后二圣之诬始白。及曹丕篡汉受禅山阳、即位之日对左右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则又重为二圣诬者然天下万世不信曹而信孟。以曹氏父子之奸。人人知之也。乃宋洪景卢有曰尧舜之子不肖等耳、舜之后虽不有天下、至于陈及田齐几二千载、尧之后当舜时即绝、故禹之戒舜曰毋若丹朱傲用殄厥世、又作戒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夫丹朱之恶固在所绝、乃舜禹顾不能别访贤冑、为之立继乎、如其言则丹朱之祀、绝于舜禹、魏丕之说、似若有据、予甚疑焉、及读罗氏路史然后知洪之考究失实未足据也路史曰尧初取富宜氏曰皇、生朱、骜佷娟、尧帝使出就丹、帝崩虞氏国之于房、为房侯、以奉其祀、服其服、礼乐如之、谓之虞宾、天子弗臣、夏后封之唐、如虞之礼、朱卒葬笰阳、朱生陵、以父封为丹氏、房氏、防氏由是言之舜禹之封丹朱明甚。而又何必别访贤冑以继之乎又考之记曰。桀伐有唐、注曰、帝尧后、洛阳之唐聚则唐封于夏矣成王灭唐、徙其后于许郢之间则唐封于殷矣。若泌之战、唐侯为楚左拒、定五年、秦子期灭唐则唐封于周矣。天德光尧。蹙秦刳项。真人翔沛。遂为汉祖。玄德立蜀。裕启南朝。天之祚唐。一何悠远。而谓爵邑不及其孙是重诬舜禹之薄而左袒曹丕之妄不可令孟氏见也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彼无与于天下而又何必斩朱之祀。以固其子孙之天下乎。必不然矣。书曰用殄厥世、乃底灭亡言朱不能世尧之天下。而唐以灭亡。非谓舜禹殄灭朱祀如典午之刈曹。寄奴之诛司马。使其子孙无噍类。而后快于心也果若景卢之论尧之德不延于朱。尧之泽不及山阳。而舜禹视丕犹有惭德。岂特如战国好事者之口巳哉故不可以无辩、
李公玄白曰论唐尧世封明辨晳矣不惟为舜禹释谤抑且为放勋解嘲
○夏论
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此非独战国好事者之口也、即孔子亦微言之矣、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为礼、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是谓小康、世及之礼起于禹。而小康之治变于夏。好事者之口、有自来矣。然非禹意也。夏纪曰、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后举益任之政、禹东廵至于会稽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启于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则禹未尝不禅也。始欲禅皋陶而皋陶卒。继禅益而天下归启。孟子所谓天也。禹曷与哉。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而孔子不进之大同、而卑之小康、何也、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许曰谕教犹未竭也。究谕教焉而有苗氏请服、天下闻之、皆非禹之义而归舜之德。禹出见罪人下车泣而言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寡人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则在当时禹亦自度、不如尧舜矣、启立而有扈不服。再传而太康失国。羿浞之祸。绵延四十年而始定。则安得不云小康也。汤有惭德、武未尽善、去禹远甚、太甲之放、见于继世。昭王之溺、未及百年。孔子大同小康之叹、岂无意乎。葢不待杞宋之微。桀纣之亡。
译李大生说：“认为君主不可亲近人，而妇女和宦官反而可以亲近，这话足以让人惊恐寒心，又忍不住哑然失笑。”
郭青螺先生《崇论》卷三终。
●郭青螺先生《崇论》卷四
唐论
夏论
周论
管蔡论
申生论
赵盾论
伍员论
哀公论
子贡论
季札论
四君论
豫子论
荆卿论
秦晋论
秦皇汉武论
萧何论
二酇侯论
周勃论
○唐论
自从尧舜将天下禅让以来，后世那些把持朝政的强臣，想要篡夺别人的国家、转移别人的皇位，就常常借禅让的名义来遂行他们的奸谋。到了战国时期，好事的人有人说尧率领诸侯面向北方朝拜舜，到了禹的时候德行衰微，不传给贤人而传给了儿子，直到孟子辩驳之后，这两位圣人的冤屈才得以洗清。等到曹丕篡汉，接受禅让封为山阳公，即位那天对身边的人说：“舜禹的事情，我了解了。”这又加重了对两位圣人的诬蔑，然而天下万世之人不信曹丕而相信孟子，是因为曹氏父子的奸诈，人人都知道。于是宋朝洪迈（洪景卢）说：“尧舜的儿子不过是不肖罢了，舜的后代虽然没有拥有天下，但到了陈国和田氏齐国，延续了近两千年，尧的后代在舜的时候就已经断绝了，所以禹告诫舜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以致断绝他的世系。’又作告诫说：‘只有那陶唐氏拥有冀州这块地方，如今失去了正道，扰乱了纲纪，才导致灭亡。’丹朱的恶行固然应当断绝，但舜禹难道不能另外访求贤良的后代，为他确立继承人吗？如果按照洪迈的话，那么丹朱的祭祀，在舜禹时就断绝了，曹丕的说法，似乎有了依据，我对此非常怀疑。等到读了罗泌的《路史》，然后才知道洪迈的考证失实，不足以作为依据。《路史》说：尧最初娶富宜氏，名叫皇，生了朱，朱傲慢凶狠，尧帝派他到丹水去，尧帝去世后，虞氏在房地封他为侯，以奉养他的祭祀，穿他的衣服，礼乐如同从前，称为虞宾，天子不把他当作臣下，夏后氏封他在唐，如同虞时的礼制，朱死后葬在笰阳，朱生了陵，凭借父亲的封号成为丹氏、房氏、防氏。由此说来，舜禹封丹朱是很明确的，又何必另外访求贤良的后代来继承他呢？又考证《礼记》说：夏桀攻打有唐，注解说：是帝尧的后代，洛阳的唐聚，那么唐在夏朝被封；成王灭掉唐国，把他的后代迁徙到许、郢之间，那么唐在殷朝被封；如果泌水之战，唐侯作为楚国的左翼，定公五年，秦子期灭掉唐国，那么唐在周朝被封。天德光辉照耀着尧，迫使秦国灭亡，铲除项羽，真人在沛县飞翔，于是成为汉朝的太祖，刘备在蜀地立国，刘裕开启南朝，上天福佑唐氏，是多么悠远啊。却说爵位封邑没有传到他的孙子，这是重重诬蔑舜禹的刻薄，偏袒曹丕的妄言，不能让孟子看到。孔子说：‘舜禹拥有天下却毫不居功，这是多么崇高啊！’他们不居功于天下，又何必断绝丹朱的祭祀，来巩固他们子孙的天下呢？一定不是这样的。《尚书》说‘以致断绝他的世系’，‘才导致灭亡’，是说丹朱不能世代继承尧的天下，而唐国因此灭亡，不是说舜禹断绝丹朱的祭祀，像司马氏诛杀曹氏、刘裕诛杀司马氏那样，让他们的子孙没有幸存者，然后才快意于心。如果真像洪迈所说，尧的德行没有延续到丹朱，尧的恩泽没有波及山阳，而舜禹看待曹丕还有惭愧之心，岂止是战国好事者的口说而已呢？所以不能不辩驳。
李公玄白说：“论唐尧世代受封，辨析明白透彻，不仅为舜禹洗刷诽谤，而且为放勋（尧）解嘲。”
○夏论
有人说到了禹的时候德行衰微，不传给贤人而传给了儿子，这不仅仅是战国好事者的口说，即使孔子也隐约说过了。孔子说：“大道实行的时候，天下是公有的，所以人们不只亲近自己的亲人，不只疼爱自己的子女，这叫做大同。如今大道已经隐没，天下成为私有的，各自亲近自己的亲人，各自疼爱自己的子女，大人世代继承作为礼制，所以谋略由此产生，而战争由此兴起，禹、汤、文王、武王、成王、周公，是从中选拔出来的，这叫做小康。世代继承的礼制起于禹，小康的治道变于夏，好事者的口说，由来已久。然而这不是禹的本意。《夏纪》说：禹即位而推举皋陶，推荐他，并且把政事交给他，而皋陶去世了，后来推举益，委任他政事，禹向东巡视到会稽去世，把天下授予益，三年丧期结束，益避开禹的儿子启，退居到箕山的南面，禹的儿子启贤能，天下人心归向他，那么禹未曾不禅让。起初想禅让给皋陶而皋陶去世了，接着禅让给益而天下归向启，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天命，禹有什么作为呢？所以说：‘舜禹拥有天下却毫不居功，这是多么崇高啊！’而孔子不推崇大同，而贬低小康，为什么呢？在舜的时候，有苗不服从，禹想要讨伐他，舜不答应说：‘教化还没有穷尽。’彻底施行教化，而有苗氏请求臣服，天下听到这件事，都非议禹的义举而归附舜的德行。禹出去看见罪人，下车哭泣说：‘尧舜的人，都以尧舜的心为心，我作为君主，百姓各自以自己的心为心，因此痛心。’那么在当时，禹也自认为不如尧舜了。启即位而有扈氏不服从，传了两代而太康失去国家，羿、浞的祸乱，绵延四十年才平定，怎么能不说是小康呢？商汤有惭愧之心，周武王未尽善尽美，距离禹很远，太甲被放逐，见于继世，周昭王溺水，不到百年，孔子对大同、小康的感叹，岂能没有深意呢？大概不需要等到杞、宋的微弱，桀、纣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