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青螺先生崇论卷之二

译徒众多了，我的法度必定有顾及不到的地方，我的耳目精神必定有照应不周的地方，如果一一用严厉的法度来约束他们，情势上必定有做不到的地方。所以不如放宽一些，以等待他们自我治理，并且长久一些，以等待他们受到教化。这就是治理天下与治理国家的区别。江海的水，人们在其中便利却也有溺水的，却不责怪江海；在庭院里放置水缸，储水用来烹饪，一旦有人溺水，大家就会群起而喧哗指责。所以，用严酷的法度来治理天下，就像是人们便利却溺水于江海时，反而去喧哗指责那样荒谬。

译李大生说：根据治理大国与治理小国的不同，确立宽与严的区分，这是仁人的言论，其利益广大啊。

○宽严论【下】

我曾听《易经》说：“家庭中必须有严厉的君主，这就是指父母。”家庭相比国家，是较小的单位。曾子说：“十只眼睛看着，十只手指着，这难道不严厉吗？”个人相比家庭，又是更小的单位。因此我知道，严厉适用于小事物，可以用来治理小的方面，不可以用来治理大的方面；可以用来治理近处，不可以用来治理远处。所以君主治理天下，适宜用宽厚；而治理自身和家庭，适宜用严厉。出入起居，左有史官记录，右有史官书写，君主自身，难以端正。与平民百姓相比，（君主）更难端正。宫廷嫔妃、宦官权贵，君主之家，难以驾驭。与普通众人相比，（君主之家）更难驾驭。所以尤其不可不严厉。恭敬谨慎，哪比得上放纵邪僻？严厉吉祥，哪比得上嬉笑吝惜？难道说君主的自身和家庭，可以用宽厚来治理吗？唐尧虞舜治理天下，施行教化在于宽厚。至于说到他们自身，不是说要兢兢业业，就是说要小心翼翼。说到他们的家庭，不是说要和睦九族，就是说要惩罚妫汭。这又是何等的严厉啊。秦朝用鞭子抽打天下，用刑具拷打四方夷狄。至于用来保卫自身的方法，五步建一楼，十步建一阁。用来训导儿子的方法，赵高之类的人，教他恣意妄为以表明心意。这又是何等的宽厚啊。秦朝对自身和家庭宽厚而对天下严厉，所以最终灭亡。唐尧虞舜对自身和家庭严厉而对天下宽厚，所以最终称帝。这宽严的运用，不可不加以辨别。三代以后，汉文帝稍微接近这种道理。减免租税的诏令，没有一年不颁布。刑罚搁置不用的成效，差不多达到了周朝的程度。民间嬉戏游玩，像小孩子一样。古今称颂他是宽仁的君主，而自身践行节俭，为天下表率。后宫没有拖地的服饰，露台拒绝了百金的耗费。战战兢兢好像有人要伤害他。对待自己的方式，严密恭敬畏惧，不怠慢不荒废。大概是掌握了宽严的方法而运用得当没有差错。严厉不能用于天下，与宽厚不能用于自身和家庭，它们的弊端是一样的。君主想要灭亡却做不到，而天下的百姓没有敢违抗的。想要灭亡却做不到，所以君主对于自身和家庭，容易宽厚。百姓没有敢违抗，所以君主对于天下，容易严厉。唉，拥有天下的人，也只要谨慎对待那些容易（出错）的地方罢了。

李大生说：进一步阐述宽严的道理，更是古今治乱的大关键。

○奢俭论【上】

现在谈论奢侈与节俭的人，区分它们的途径，像燕国和越国那样相距遥远。探究它们的弊端，像香草和臭草那样互相仇视。比较它们的人品，像尧和桀、伯夷和盗跖那样相差万倍。大体上推崇节俭贬低奢侈，人人都这样说。道哪里有什么奢侈与节俭呢？奢侈就是过度，节俭就是不足。奢侈造成的危害巨大，节俭造成的危害也巨大。孔子说：“礼仪与其奢侈，宁可节俭。奢侈就不谦逊，节俭就固陋。与其不谦逊，宁可固陋。”一处说“宁可”，两处说“宁可”，圣人的意思可以知道了。他们所说的不谦逊和固陋，只是从臣子奢侈和节俭的危害来说的，没有涉及君主。管仲是贤大夫，拥有三归台和反坫，雕镂的簋和朱红色的琴弦，孔子说：“难以超越他的上级，不谦逊啊。”晏子是贤大夫，狐皮袍穿了三十年，猪肩肉盖不住豆器，孔子说：“难以低于他的下级，固陋啊。”假使君主奢侈，它的危害难道仅仅是“不谦逊”吗？而如果君主节俭，它的危害难道仅仅停止在“固陋”吗？秦始皇因为奢侈而灭亡，汉武帝因为奢侈而耗损国力，唐玄宗因为奢侈而混乱，宋徽宗因为奢侈而被俘虏。奢侈造成的危害，酷烈狠毒。君主还知道并畏惧它。而节俭以美好的名声，掩盖实际的灾祸，君主未必知道。为什么呢？天地生产财富，不仅仅是陈列堆积在天仓，充满府库，本来就有用来使用的目的。而四海臣民的情欲，他们男女衣食安饱的欲望，没有什么与君主非常不同，而想着聚集并占有财富。不能没有少许希望寄托在君主身上。君主如果不考虑满足他们的欲望，那还可以。君主如果考虑满足四海臣民的欲望，势必不得不使用财富而分散给他们。而仅仅凭借万乘之尊的地位，坚守匹夫的节操，梳理头发才用梳子，数着米粒才做饭，我恐怕它的混乱和灭亡，还和奢侈一样。《蜉蝣》讽刺奢侈，而人们将无所依靠；《汾沮洳》讽刺节俭，而国家日益侵削。曹国的混乱，魏国的削弱，它们的弊端是一样的。所以说，财富聚集则百姓离散，财富分散则百姓聚集。财富聚集看似节俭却埋下祸根，财富分散看似不节俭却承受福泽。治乱之际，不可不省察。大概从前尧舜禹，宫墙不粉刷，茅草屋顶不修剪，穿坏衣服吃粗食，涂泥墙磨木头，可以说很节俭了。至于他们制定璇玑来整顿政事，巡视四方，丰厚祭祀，美化礼服，开凿龙门，打通伊阙，竭尽天下的财富，每天为之而不顾惜。所以君主的节俭，能约束自身而不能施加于人；能节俭于茅屋、越席、太羹、粢食等日常需求，而不能节俭于五礼九仪、诸侯四夷的集会。《周礼》说：关市的赋税用来供给膳食服饰，邦中的赋税用来供给宾客，四郊的赋税用来供给官员俸禄，家削的赋税用来供给赏赐，邦甸的赋税用来供给工程事务，邦县的赋税用来供给币帛，邦都的赋税用来供给祭祀，山泽的赋税用来供给丧葬礼仪，剩余的币帛用来供给赐予，邦国的贡品用来供给吊唁之用。这说明财富不是君主所能私有的。又说：王者不聚敛财富，这说明财富不是君主所能节俭的。天下在元狩年间耗损，汉朝事业在永光年间衰落；胡羯在天宝年间煽动，唐朝国运在太和年间衰弱。那些减少马匹野兽、穿洗了三次的衣服的二位君主，又何尝不节俭呢？而不能跻身于汉武帝、唐玄宗的行列，那么节俭的危害，可以概见。奢侈者放纵一己的欲望，而激起天下的愤怒，所以它的祸害猛烈却还可以控制。节俭者失去万民的

译想要招致天下的怨恨。所以灾祸来得迟缓，却再也无法收拾。我所以说，用美好的名声掩盖实际的祸患，国君未必能知晓。而议论的人不能领会孔子的本意，只是拘泥于“两宁”的说法，来劝诫国君。如果国君节俭，而祸害只停留在固执吝啬上，我也宁愿他节俭。但如果国君节俭的祸害不止于固执吝啬，那么还哪里能取用“宁愿节俭”的说法，让小人借机议论来祸害国家呢？

译张成倩说：人们只知道奢侈带来的危害，却不知道节俭带来的危害，这确实是关于国家大计的深刻言论。

○奢俭论 【下】

君主节俭，只应限于自身；若想要为天下国家做长远打算，即使是圣明的君主也不能一味节俭。臣子节俭，也只应限于自身；若想要为君主谋划天下国家的大计，即使是忠贞的臣子也不能一味节俭。萧何被封为酇侯，购置田宅必定选择偏僻之处，治家不修筑围墙房屋；但到了未央宫建成时，东阙、北阙、武库、太仓，务必追求宏大华丽，却不认为这是奢侈。寇准身居高位，家中没有楼台亭阁；但在澶渊之役中，他决断亲自出征，喂饱战马，让士兵吃饱，耗费成千的草料和万计的粮食，却不认为这是浪费。他们并非将国家与家庭割裂为二，忠臣的心意，在于让后世无法再超越，并且希望几十年后敌人不敢生出异心。那些钱币财物，不过是粪土罢了。如今治理国家，讨论丰俭的人，大体上都搞反了。

天子服饰饮食、宫廷宦官、佛教寺庙，这些是古代帝王所节俭的地方，现在却日益觉得不够而不断增加；宗室、平民、百官、百姓，这些是古代帝王所不能节俭的地方，现在却日益觉得有余而不断削减。在应该节俭的地方丰盛，在应该丰盛的地方节俭，与萧何、寇准相比如何呢？百官每年的俸禄微薄，京官一年的收入不足以供给宅邸和骑从，外官两年的收入不足以辅助朝觐的费用，而且每天还在讨论裁减冗员、削减多余开支，这是对官员的节俭。形势迫使官员不得不盘剥百姓，从而走向贪污；百姓每年赋税的痛苦，减免租税的命令不下达而催缴如故，赈济的金银即使颁发也难以周全，百姓每天被贪官污吏的渔猎所困扰，被奸商豪强的利息所剥削，这是对百姓的节俭。形势迫使百姓不得不触犯法网，从而走向盗窃；平民每月的口粮有多少？官吏在开始时克扣，发放不按时；将帅在结束时剥削，给予不如数，这是对士兵的节俭，又怎能禁止他们脱去头巾作乱呢？学校里的士人，十分之九贫困，学田的俸禄不按时供给，学田的租税不按时缴纳，这是对子弟的节俭，又怎能保证没有荒年时的暴乱呢？君主所共同拥有天下的人，不过是官员、百姓、士兵、士人这四类罢了。官员贪污，百姓盗窃，士兵作乱，士人暴动，那么其弊端岂止像孔子所说的那样严重吗？所以我认为，如今的节俭，施加在那些不能节俭的人身上，而暗中酝酿着国家日后的忧患。这也是圣明的君主和忠贞的臣子应当焦虑担忧并筹划的。《易经》小畜卦的辞说“使邻居富裕”，泰卦与谦卦的辞说“不使邻居富裕”，解说者认为小畜是德行小，泰与谦是德行大。圣明的天子富有四海，利益遍及万方，却一定要用小畜之道来积聚财富吗？那么灭亡就来了。不如实行泰与谦之道，稍微减免一些来增益这四类人。太仓的金银，会通的粮食，对内充实国家，对外抵御边疆，这是绝对不能减免的。浙江的机织，荆楚的竹木，豫章的陶器，蜀地的扇子，东粤的榆檀，列举不尽的物产，每一项不下数十万金。圣明天子一年穿多少衣服，吃多少饭？仅仅用来充实宦官的私囊，资助寺庙僧侣的供养，这些难道可以稍微减免吗？稍微减免一些，就是增益了。唉！官员、百姓、士兵、士人，是国家的股肱、耳目、手足、爪牙；宦官、寺庙，是国家的疮疡。在股肱、手足、耳目、爪牙上节俭，而在疮疡上丰盛，这就是我所说的搞反了。

张成倩说：阐明节俭带来的危害，文采如日光般华美，正议凛然。

○封建论 【上】

关于封建制的讨论，始于秦始皇，再次于唐太宗。秦朝的讨论，丞相王绾请求分封诸子为王，廷尉李斯请求废除诸侯设置郡守，而秦朝最终听从了李斯。唐朝的讨论，魏征担忧诸侯国的俸禄导致厚敛困民，李百药担忧改朝换代后骄纵攻战，不如由守令轮流任职，而唐朝最终听从了魏征。至于诸儒互相排斥诋毁，彼此争论不休，自晋代以来，直到今天也没有定论。陆机、曹元首、胡寅主张分封，直到罗泌先后撰写三篇文章，极力论述封建的十大好处、郡县的十大坏处，则是偏袒王绾的；柳宗元、苏轼主张废除分封，直到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论述，认为必须有公天下之心，然后才能实行封建，否则不如郡县，则是偏袒李斯、魏征、李百药的。我曾经反复思考，论道理应当讨论是非，论法制应当观察利害。《诗经》说：“殷商的借鉴不远，就在夏朝的时代。”《尚书》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封建制度，是利呢？还是害呢？斟酌古代，衡量当今，有同姓的分封，有异姓的分封，有恩泽的分封，有佞幸的分封，有夷狄的分封。总之没有完全有利的。尧舜以后，夏商周三代传位长久，夏朝传了两代，在有穷氏作乱，最终被商朝取代；商朝被周朝取代；周朝传了三代，昭王溺死于楚国，宣王败于姜戎，桓王被郑国射中，赧王被秦国灭亡，这些都是所分封的国家。嬴秦暴虐，灭亡指日可待，并非郡县背叛，也并非不实行封建促成的。汉朝继承秦朝，开拓疆土，淮阴侯韩信因假王被疑，黥布因淮南王被诛，封吕氏为王导致吕禄、吕产内乱，封刘氏为王导致吴楚七国之乱，封五王导致王莽篡位，封建对汉朝有什么好处？光武帝不委任功臣处理政务，而教导诸子谦让，所以内部有东平、河间的美名，外部没有楚、梁、九江的诛杀。安帝、顺帝以后，宦官专政，一天封十九个侯，一天封七个侯，一天封五个侯，虽然他们的封国原本不是世袭爵位，然而加上封建的名义，尚且足以扰乱灭亡国家，何况真正给予他们政权呢？魏朝宗室子弟，封在空虚之地，君主不让他们治理百姓。

译如果说矫枉过正，那么司马懿、司马昭显赫一时，世代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子弟虽无封爵之名，大臣却有封爵之实，那么说魏朝灭亡是因为封建制度也未尝不可。司马氏平定东吴后，完全撤除州县的军事防备，大封八王作为屏障，而成都王、长沙王却日日互相屠杀。加上内地混杂着胡人，不只是边疆地区，匈奴世代居住在晋阳，羯族世代居住在上党，羌族世代居住在扶风，氐族世代居住在临渭，鲜卑族世代居住在昌黎，五胡相继作乱，留下怀帝、愍帝的遗恨，那么说晋朝灭亡是因为封建制度也未尝不可。唐朝自安史之乱平定后，藩镇相望，父子相继世袭，自行选择将领，史称“留后”，以此向朝廷邀功请命。高兴时就联合抗拒朝廷命令，愤怒时就凭借武力兼并他镇，严重时甚至举兵指向京城，逐渐发展到梁、晋更迭侵犯京师，唐朝社稷因此倾覆，那么说唐朝灭亡是因为封建制度也未尝不可。宋朝初年用杯酒释兵权解除藩镇的兵权，却最终没有磨砺甲胄盾牌来抵御夷狄的侵侮。西边被元昊困住，是因为赵氏世代居住在贺兰山；南边被侬智高所苦，是因为侬氏世代是广源的世族。这就是夷狄世代封爵，反而成为中国祸患，又怎么能强迫中国一定实行封建制度呢？我太祖分封诸子，建立三十多个封国，但自从靖难之役后，汉王、宁王、安王、化王相继起兵作乱。在四方夷狄方面，交州的战事，今天立陈氏为王，明天立黎氏为王；麓川的剿灭，一次是因为思禄，一次是因为思机。即使是万历年间播州的讨伐，那个杨氏酋长，也是倚仗八百年的世袭爵位，才敢与朝廷军队对抗。那么封建的制度可以再次施行于后世吗？虽然如此，这还是以利害来说的。即使论是非，也未见得封建一定是公，而郡县一定是私。为什么呢？天子至尊无上，封建是联合诸侯来成就他的尊贵，郡县是联合守令来成就他的尊贵。虽然看似私，其实也是公。封建只封给天子的子弟和功臣的子弟，除了天子、功臣的子弟外，其他人都不给予，这是多么私啊。郡县推举贤能，即使是天子、功臣的子弟，如果不贤能也不给予，而民间子弟，即使是绳枢瓮牗的贫寒之家，只要有才能智慧，都能得以掌握符节施展才华，这是多么公啊。况且他们之所以掌握符节施展才华，是求取安抚百姓、养育民众罢了。而安抚百姓、养育民众，不是了解耕种艰难、通晓田野疾苦的人，是做不到的。在民间寻找这样的人，十个人中能得两三个；在世家大族中寻找这样的人，一百个人中能得两三个。贫贱者思虑辛劳，富贵者思虑安逸，人情大抵如此。八元八凯这样的贤人，代代如晨星般稀少；浑沌、穷奇这样的恶人，世代却比肩而立。博陆侯霍光被山云夷灭，丙吉、魏相被弘恭、石显削夺，杨素被杨玄感损害，房玄龄被遗爱祸害。假使当时坚守山河之誓，授予苍赤之符，他们的横暴恣睢，又不知会达到什么程度。所以要求纨绔子弟去奉行职守、遵循法理，犹如在山林中求鱼，在江河中需稻，必定得不到。如果分封王子弟，只是为了巩固京城，而不顾百姓的休戚，我又没见百姓疲惫、动乱兴起时，他们能作为王室的屏障的。从前郦食其劝汉高祖立六国后裔，已经刻好印信，张良借箸画计指出八难，说明不可行，于是印信才销毁。馆陶公主为她的儿子求取郎官职位，汉明帝不给予，说：“郎官上应列宿，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百姓将遭受祸殃。”所以封建的说法，是郦食其这种竖儒的见识，而馆陶公主的请求则是妇人之见。如果说三代圣人的制度，必有深意，不可轻易改变，那么改禅让为世袭，改寅年为丑年，即使是夏商也不能因循尧舜，何况千百年之后呢。所以封建必定变为郡县，犹如田地必定不能恢复井田制，刑罚必定不能恢复肉刑一样。将土地授予天下的贤智之人，而不必成为某家的私有物；将人民交给天下的贤智之人，而不必由不肖之子治理，这是既公且仁的郡县制度啊。拥有天下的人，应当选拔贤智之人，分布到郡县，即使周朝的历数可以超过，又何必实行封建呢？

译李克生说：论述封建制度必然不可行，议论风生，证据确凿。

○封建论【下】

国家的郡县制度，与秦朝没有不同；封建的方法，稍似于汉朝。即使发生朱棣、朱允炆那样的变故，一人倡乱，四个国家也无法调和。假如朱棣起兵于南昌，王阳明从吉安聚集郡县的军队，将他逼迫到鄱阳湖，那么郡县制与封建制的得失就更加明白了。然而当今天下的祸害，有出于分封制度之外的，没有比各卫所的世袭官职、世袭戍守更严重的了。王府有封建的名义却没有封建的实质，卫所没有封建的名义却有封建的实质。怎么来阐明这个说法呢？王府的军队不过是护卫，百姓不过是庄丁，选取昏庸的子女，各自有隶属的县邑，长史等官员，按例不向外调任，亲王以下，禁止不出城门，束缚他们的手脚，软化他们的爪牙，制度严密防范，即使想像朱棣、朱允炆那样作乱也不可能，哪里会有七国、八王之乱呢？这就是所谓有名义而无实质的情况。其流弊的危害，不过是宗室俸禄繁多，官府供给不上罢了。至于卫所则不同，指挥、镇抚、千户、百户的世袭爵位和俸禄，就像藩王的将军、校尉；卫所的旗军世袭戍守和军饷，就像藩王的平民。合计天下的卫所和旗军数量，他们的俸禄粮饷每一粒都是百姓的血汗。考察古代的兵制，有的把军队隐藏在民间，有的从民间征召军队，用百姓保卫百姓，从而保卫国家，没有供养军队来保卫百姓的。我们的祖宗如果说：与其征用百姓的壮丁而耽误他们的农事，不如征用百姓的财物来充实军资。百姓出钱财来供养军队，军队出身体来保卫百姓。百姓不必遭受刀箭之祸而能自我保全，军队不必广泛招募而能自给自足，将领不必精心挑选而能自然精锐，不能说不是一种好方法。然而现在世袭的军官不识一字，世袭的戍卒连一只小鸡都打不过，而世袭的俸禄照旧，世袭的军饷照旧。一旦遇到烽火警报，没有人敢擅自调动，即使调动，也不能发射一支箭，冲锋一次。远的不必细说，就像万历年间宁夏、朝鲜、播州三次战役，有一个卫所的军官和军队足以调动吗？不得不招募客兵来讨伐贼寇，而养兵的费用，又出自民间。百姓既因供养军队而困顿，又因供养客兵而疲敝，这是为什么爱惜军队如珠玉，轻视百姓如粪土呢？于是粮饷一天不接续，就鼓噪哗变，甚至倚仗人多而叛乱。远的不必细说，就像嘉靖、隆庆年间，南京军变，杀死了黄侍郎；大同军变，杀死了巡抚、总兵，占据城池叛乱；福建军变，驱逐了伍方伯；宁夏军变，杀害了巡抚，挟持亲王，并且指斥皇帝。用来杀贼时，故意装作怯懦的样子表示不能胜任；用来谋反时，又大张狼虎之威，没有人敢怎么样。于是卫所的武官，奸邪的倚仗他们谋利，弱小的依靠他们自保。西北各边卫不与官府同城的，被虏人驱使他们的百姓，天天剥削他们的下属。这就是所谓没有封建的名义却有封建的实质。耗尽民间的财物来供养不能作战的士兵，这是养蛀虫，其祸害还可以说；竭尽官府的力量来讨好那些没有人敢怎么样的军队，这是养贼寇，其祸害不可言说。到现在还不加以议处，恐怕将来国家的祸患不在夷狄，不在盗贼，而在这些人了。竭尽全力来供养宗室，还说是祖宗的族谱，天子的骨肉。这些人有什么功劳、什么亲戚关系，以至于与族谱中人共同在粮仓吃饭呢？荒谬啊。况且二百年来，因罪永戍的人，不可胜数，又让罪人的子孙与族谱中人共同在粮仓吃饭呢？荒谬之极。现在议论的人总是说：军籍一天天消耗，我走遍天下，看到有消耗的，有不消耗的，而不消耗的还多。南直隶、江浙、湖广、河南、山东的戍卒，日渐消耗，即使没有冲锋陷阵的劳苦，却有运输漕粮的辛苦，所以多逃亡。如果西北九边，闽广、秦蜀、云贵，坐着吃粮，世代守卫，即使有断绝的，随即填补，不作战不运漕，每月有多余的粮食，又何必苦于消耗呢？所以清勾、选补、优给、借袭的方法，应当施行于漕运戍卒；不勾、不补、不给、不借的方法，应当施行于不运漕的戍卒。比试、比枪的方法，又应当普遍施行，并严格考核，不合格的按律处理，依次降级到士卒为止。如果说他们祖宗有功，不忍心抛弃他们，那么朝廷的祖宗难道没有功劳吗？而他们的子孙还降为平民呢？为什么对宗室严格而对武官宽纵呢？有人说：按你的说法，世袭戍卒将更加消耗，假如有变故，将依靠什么呢？回答说：世袭戍卒供养他们不足以依靠，不供养他们容易作乱。不足以依靠，一定要供养那些足以依靠的然后才可以；容易作乱，一定要使他们不作乱然后才可以。所以供养世袭戍卒作为土著，训练他们守城；供养招募的作为客兵，训练他们防备寇盗。有土著，那么客兵不敢骄横；有客兵，那么土著不敢作乱。这是两相安抚的形势。只是世袭戍卒可以减少不能增加，招募的可以增加不能减少。这在于主管军事的人多加注意罢了。

李克生说：论述卫所没有封建的名义却有封建的实质，这确实是确论。

○封建

周朝大行封建制，自从周昭王溺死于楚国后，酿成春秋战国数百年争战之苦，这是封建制遗留的祸害。秦朝不行封建制，使得西汉、东汉享受四百年的安定，这是郡县制遗留的好处。周朝初年的治理，成王、康王、周公、召公的贤明，不是封建制的好处。秦朝二世灭亡，秦始皇、胡亥的暴虐，不是郡县制的祸害。糊涂的人却说：周朝因为封建，历经八百多年；秦朝因为郡县，国祚只到二世。这多么悖谬啊。

李克生说：千年的公案，几句话就说尽了。

○年号称正论

年号称正的多不能善终。其文字为一个“止”字。

译魏国曹芳在正始年间，曹髦在正元年间，都被废黜或杀害。魏主曹奂在正平年间，过了一年也被杀害。魏主元诩在正光年间杀害了梁临贺王萧正德，将年号改为正平；豫章王萧栋将年号改为天正；武灵王萧纪将年号改为天正，他们都被杀害。宋徽宗将年号改为正和，最终沦为亡国之虏。元顺帝将年号改为至正，导致国家灭亡。我们明朝有两个“正”字年号：正统年间发生了土木堡之难，正德年间没有子孙繁衍的祥瑞。所以说“宰相必须任用读书人”，就是基于这个道理。宋端宗名叫昰，这个字由“日”和“一止”组成，寓意太阳停止运行，所以宋朝在端宗时灭亡。

译附录陆文裕公《蜀都杂抄》说：“正”字由“一”和“止”组成，前代多忌讳它。比如齐文宣帝的儿子殷，字正道，叹息说：“我的儿子大概要断绝了吧？”结果果然没有善终。梁武陵王改年号为“天正”，有见识的人认为他一年就败亡了。这些动乱灭亡的事情，或许出于偶然。考察帝王建立年号，从汉武帝开始，两汉时期没有用“正”来纪年的。到了齐魏时期，王芳改年号为“正始”，高贵乡公改年号为“正元”，最终都不吉祥。金炀王有“正元”、“正隆”的年号，金哀宗亡国的年份也叫“正大”。元顺帝终于“至正”年间，难道全是偶然吗？后世撰写文章也应当稍微避讳。所谓宰相必须用读书人，就是这个道理。

○宗藩论【上】

如今天下的宗室藩王问题难以言说啊。有人说：“枝叶繁茂，不应该束缚在一座城里，跟随四累（指宗室爵位等级）的基业，随其所往。汉、唐、宋的禁令，不像这样严厉。光武帝、刘备，还庆幸他们处在民间。陈万年、李德裕、朱熹，都是从博士家中兴起。宗田、宗学，怎么可以完全废除而不讲求呢？”唉，这种说法是谬误的，乍听似乎有理，仔细推究则不对。在汉、唐、宋时期可以，在今天则不可以。怎么证明呢？

国家兴起，源自燕藩，祸难从内部产生，形势无法退却。后来的子孙有不臣服的人，就效仿他们。在二德（指宪宗、孝宗）时期，汉、煦、濠、鐇等人杂乱兴起，他们的意思是：“这是我们祖宗的旧例，不值得奇怪。”如果不是列祖在天之灵暗中剥夺他们的魂魄，国家大事就败坏了。即使把他们禁锢在城垣之内，他们还会产生异心。一旦放松禁令，他们将无所不为。万一出现像吴濞那样的人，北通齐地，南连楚地，又将用什么来制服他呢？如今天下的贪官很多，但还不敢完全放肆，是因为重的诛杀，轻的流放，国法严明如烈火。如果让宗室做官，假使有贪官，是诛杀他们、流放他们呢，还是听任他们呢？求得像陈万年、李德裕、朱熹那样的人未必能得到，而刘歆、李林甫、卢杞之流却会接踵而至。况且，王官不允许外迁，与宗室联姻者，不在两京做官，祖宗的深意可以知道了。而想要让他们的子孙做官吗？这势必不会这样。唉，《咸》、《英》、《韶》、《护》这些乐曲，不是不铿锵作响，但如果在砍伐大木的人旁边演奏，就不如前面呼喊号子的人合适。宗室也是国家的大木啊。宗田、宗学的说法，是《咸》、《英》、《韶》、《护》的演奏，悦耳，但不实用。

李大生说：这是防微杜渐的说法。然而近来宗学开设，而天潢（指宗室）疏远，这也是变通的良法美意。那些在南宫（指科举考试）中捷出的，与我有同籍之欢，应是中垒、文饶一流人，不可以固执一端来论断。

○宗藩论【下】

祖宗的制度，必定不敢更改。国家宝历，绵延千万年，天潢日益繁衍，没有穷尽。难道不供养他们吗？他们的生计靠什么维持？难道人人供养他们吗？那么民力不堪承受，而宗室与百姓都受病了。宗室受病就饥饿，百姓受病就动乱。以饥饿的强宗在城里愤怒，以想造反的愚民在野外响应，那么百年之后的事情，难道要等智者才明白吗？所以我认为，如今亲王、郡王、将军的俸禄，不宜太厚。稍微削减一些来供给庶人是可以的。媵妾的数量应当限制，但无从查考。请求限制他们子女的数量。亲王不论，郡王到庶人，只有一定数量，超过的就请求赐名，不赐名也可以。宫室、苑囿、服饰、饮食的完备应当禁止。请求从亲王开始，以示朴素为宗室先导，是可以的。分封的地域应当广阔。两直三辅之地，制度规定不封王，江浙、闽、广、川、滇等省，纵然不封亲王，也应当分封郡王，不要让亲王环绕占据秦、晋、楚、齐的郊野，加重困害百姓，是可以的。朱子的社仓之法，应当讲求。估算一城庶人多少，每年吃粮多少，天子请自出太仓粟，开始让亲王、郡王、将军中富有的人资助，抚按、郡邑又资助。仿效朱子遗意，选择宗室中贤能的人，督率长史出入，以耕种时供给，以收获时偿还，不收取利息，是可以的。长史辅导之言应当选择。如今一概用庸碌、老迈、不肖的人，派给诸王，这是抛弃他们。应当稍微选择强壮且贤能的人担任，等到他们称职而加赐服色，服色不足以劝勉，或者加给司郡的空衔，是可以的。庶人男女的婚娶应当体恤。民间与亲王、郡王、将军、中尉联姻者，不在两京做官，下至庶人，也应当稍微放宽此禁令，让他们的男子可以成家，女子可以出嫁，不至于旷怨，是可以的。请名、请婚的奏疏应当汇总。贫穷的人不能立即请求，等到结婚且生子了，才请求，他们未请求时的孩子不敢命名，大率以仲、季为长，应当让每年年终抚按汇总为他们请求，是可以的。高墙诸罪人应当分散。祖陵在都梁，孝陵在石城，长陵在燕山，都是桐宫。聚集在一个圆城里，不如分散在四陵，以减少他们的数量，而暗中折服他们的邪僻。而且不要单独废弃中都一区。天下的矿藏应当开采。天下银矿、铜矿、铁矿，到处都有，名义上封闭，实际上是为了搜刮盗贼，有关部门不敢上报。不如公开开采，专门用来抵充宗室岁禄，是可以的。唉，这是补救偏颇、挽救弊端的办法。至于宗室的危险，有奴隶所不能承受，笔墨所难以形容，九重之上所不忍听闻的，这在于圣天子推究祖宗的爱意而加以体恤罢了。

李大生说：以九宜策论宗藩，可谓长虑远谋了。

○都论

古今论形势险要的都城，说秦、说洛，而洛不如秦，

译那么从汉朝以来来说，娄敬劝说汉高祖说：“洛阳是天下的中心，有德行容易兴起，无德行容易灭亡；秦地背靠山岭、依托黄河，四面险要作为坚固的屏障，依据秦国的旧制，这里是扼住天下的咽喉，并拍击其背部。”张良说：“洛阳四面受敌，不是用武之地；关中左边有殽山、函谷关，右边有陇山、蜀地，凭借三面险阻而容易防守。”娄敬的话是对的，汉朝最终定都关中，两百年后王莽篡位。宋太祖想要定都长安，晋王劝谏说：“在于德行而不在于风水。”宋太祖说：“我打算西迁，是想占据山河的险要，从而裁减冗兵。定都汴京不出百年，天下民力就会耗尽。”宋朝最终定都汴京，一百五十年后徽宗、钦宗被俘。议论的人说洛阳不如秦地，似乎有道理。然而《辟雍》这首诗说：“考察占卜的是周王，居住在这镐京，神龟端正了它，武王成就了它。”那么周朝定都镐京，是占卜的结果。《周书》说：“我在黄河以北、黎水附近占卜，我在涧水东面、瀍水西面占卜，只有洛邑吉利；我又在瀍水东面占卜，也只有洛邑吉利。”那么周朝定都洛邑，也是占卜的结果。周朝占卜镐京，西、东、南、北，没有不服从的，却还反复经营洛邑，难道知道他的子孙必将向东吗？镐京距离秦地很近，当时为什么不占卜秦地而占卜洛邑呢？舍弃秦地而经营洛邑，周公并非没有远见，不只是专门依赖他的德行罢了。周朝历经八百年，定都洛邑五百年，难道洛邑的王气，或许超过镐京和秦地吗？不仅仅是周朝。定都秦地的，西汉二百多年，唐朝二百八十年，秦朝和隋朝都两代灭亡，其长短的定数可以看到了。定都洛邑的，东汉一百九十五年，魏晋一百年，唐末迁都洛邑，到宋朝靖康年间，在汴京和洛邑之间，二百二十年，拓跋氏和完颜氏又一百年，其长短的定数又可以看到了。那么洛邑为什么不如秦地呢？秦地是天下的头部，洛邑是天下的腹部。头部作为身体尊贵，而腹部承受广大，它们可以作为都城一样重要。明朝兴起定都金陵，似乎遵循六朝的旧例，洪武初年经营汴京作为北京，这也是周公的意思。晚年东宫经营秦地，这也是娄敬、张良、宋太祖的意思，但最终没有成功，难道上天将要等待燕地吗？成祖经营燕地时，当时的台谏官员，众口一词认为不便，主事萧仪，说得尤其严厉，难道不是因为燕地是金、元故都，不是中原的都城吗？难道不是因为金朝国运仅百年，元朝国运不满百年，不适合定都吗？大概是不了解皇上心意所在。成祖说：“北平的迁徙，我与大臣秘密计算数月后才实行，现在那秘密计算的内容，就不能听到了。”以我推测，那说法有四点：燕地并非金、元才开始，周朝是召公的封国，从召公传到丹喜，历经四十三世，九百多年，比周朝国运还长，适宜迁徙，这是第一点。古代享国长久的没有不迁都的，商朝始于亳，迁到耿，迁到相；周朝始于镐，迁到洛；汉、唐始于秦，迁到洛；宋朝始于汴，迁到杭。然而都是迫于兵戈、祸于戎狄，不得已而后离开，所以靖难之后，因而迁徙，也是为子孙长久打算，适宜迁徙，这是第二点。西汉起于汉中，定都秦地；东汉起于南阳，定都洛邑；唐朝起于太原，定都秦地；宋朝起于宋州，定都汴京；元朝起于开平，定都燕地。明太祖起于凤阳，定都吴地。成祖说：“我起于燕，定都燕罢了。”适宜迁徙，这是第三点。天下的祸患，没有比虏患更严重的，我让子孙自己抵挡，希望四海豪杰，汇聚京师，足以与虏患抗衡，适宜迁徙，这是第四点。成祖的秘密计算，或许不出这四点，那些书生的见识，哪里足以通达英雄的谋略呢？虽然狂虏隔着一边，但正统己巳年的变故，嘉靖庚戌年的突袭，可以引以为鉴。漕河仅一条衣带水，元朝海运的制度，脱脱水田的议论，应当讲求。如果兵力足以制服虏患，粮食足以自保，那么太行山、易水之间，就是国家亿万年的无疆宅邸了。又何必询问秦、洛的强弱呢？

译张成倩说：《都论》足以与杜笃的《论都赋》一同观看，况且《都燕四说》似乎深得文皇帝（明成祖）隐秘的旨意。

郭青螺先生《崇论》卷之二终。

●郭青螺先生《崇论》卷之三

漕论一

漕论二

漕论三

漕论四

漕论五

漕论六

漕论七

漕论八

海运

屯田

读《云麓漫抄》

蚕论

谥论上

谥论下

妇寺论

○漕论 【一】

国家的漕运船只有一万艘，运送粮食四百万石，每船配备十名军士，大约军士十万。每年夏秋之间，凭借这十万众军士，能够威慑淮、徐、齐、燕等地的郊野。不仅足以保障粮食供应，而且足以充实兵力，隐隐呈现出虎豹在山中的威慑之势。设置总兵官，意图大概就是这样。永乐年间，倭寇侵犯沙门岛，平江伯陈瑄负责海运，率领漕运军士乘船直捣敌巢，追击到朝鲜，一鼓作气将其歼灭。这是明显的验证。太平日子久了，武备松懈。漕运军士虽然齐备，但武器装备没有配置。这在太平无事的时候，尚且可以说得过去。万一有不法之徒在齐、徐之间揭竿而起，切断我们的粮道，在这个时候，将领是放弃而离开吗？那么四百万石的粮食，将付之一炬。是与他们对抗吗？空手不能击鸟，徒手不能搏虎。那十万运军，有减员留守的，有分派带队的，有老弱不等的，淘汰掉十分之四，可以得到精悍的六万人。他们都是招募各地的健儿，名叫“外水”，稍加训练，掌舵的都是士兵，摇橹的都是战士。每船请求增加配备兵器，鸟铳一杆，长戟两把，短兵器两把，筅（一种兵器）两把，弓两张，箭三十支，火铳一箱，火药铅弹等，都用金属制造。总计一万艘船，大约需要五万金，由运军凑集。运军既然难以自己办理，责成民间，又难以增加赋税。只计算运军每月的口粮，一年只发给十个月，剩余两个月等运粮返回的日子，才发放。倘若能够预先借支，早点解发给军士，借来器械出运的时候，当事者亲自检验锋利与迟钝，不让虚报冒领，差不多可以不增加百姓赋税，士兵各自都有器械。无事时就扬帆划桨，可以壮大威势；有警报时就扛着兵器拿着锐器，可以抵御外侮。总兵官，也应该仰体祖宗设置官员的本意，安抚运卒，像对待婴儿一样，不要诛求把总，不要横征暴敛土特产。出驻徐州、济宁，首尾相连而进。并且睁大眼睛简选副将三五员分领军队。如果部署有方，纪律不乱，谁知道平江伯的功勋，不可以再次建立呢？

李公玄白评曰：漕论八首，条分缕析，尽显经世之学和济时之心。

又说：增置兵器，简练漕卒，可以歼灭倭寇、抵御盗贼，非常正经。

○漕论 【二】

漕运需要船只，好比人的身体，米是腹心，船是皮肤，河水是车舆。皮肤包裹腹心，车舆承载皮肤，然后才能到达远方。它们相互依赖是一致的。但是船需要木材，木材需要楩、楠、松、杉，而楩、楠、松、杉产于蜀、楚、豫章。造船的人在蜀、楚、豫章之间取材，就像从武藏取仗，从扁仓的箱子里求参芝一样，很容易。晋国讨伐吴国，在益州建造楼船；梁国窥视齐国，在檀溪沉没竹木。王孙圉说：“楚国有云连徒洲，是金、木、竹、箭生长的地方，山林沼泽，足以备财用，就把它当作宝贝，所以古代造船的人，没有不在楚国的。”现在江、楚的漕船，在江、楚建造，似乎是对的；三吴的漕船，在三吴建造；江东、江北的漕船，在清江建造。三吴、清江是水国，楩、楠、松、杉没有一样出产。每年夏秋之交，江、楚的奸商，筏运木材南来，聚集在仪真，坐地索要高价。采购木材的官员无法辨别良莠，而漕运期限紧迫，计无复之，价格比江、楚加倍，而材料一半腐朽。一碰到石头闸门，哗啦碎裂，终究不能与江、楚的船相比，那些坚固优良的，是因为材料不同的缘故。所以不如把清江的船厂移到荆楚，专门治理舟楫。三吴、江北、江东，每年造船若干，计算费用若干，快马加鞭解送到荆楚，就地利用云连徒洲的出产，作为制造雪白帆、桂木桨的材料。用力减半而功效加倍，费用节省而器物坚固。船完好装载货物，顺流而下，那么吴、淮的船，比江、楚的更坚固。这也是船队的大利。船队从南向北，人人都重视；从北向南，人人都轻视。押送空船有专官，督催有统帅。而回南的船，往往误期，有弃船逃跑的，有在北方盗卖货物的，有沉船于河中，却谎称失风的。一艘船不返回，损失米四百石，尤其不可不长远考虑。考察宋代的旧例，江湖运船到真州，进入转般仓，再装载盐回去。自从钞盐法实行，税课归于各务，漕运经费日益不足，回船无所得，船工逃散，运船随之损坏。现在如果仿效宋代的遗意，不必载盐，不禁止载货。商人想趁时射利，船行必定迅速，便利一。军船装载商人的货物，船必定完好坚固，便利二。外人贪图商人的货值，不会四处逃逸为盗，便利三。只有各关卡征税的人不要一一诛求。人情趋利，如风驰云驶，篙工桨帅，啸歌卧至。船利于卖货而迅速返回，我利于迅速返回以济运，为什么不放宽货物禁令呢？

李公玄白曰：造船就荆楚的木材，归棹放宽载货的禁令，传说济川，酇侯转饷，自兼得之。

○漕论 【三】

漕船一，主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