苌楚斋三笔卷九庐江刘声木十枝撰

译等等。由此可见，黄忠节公全家殉难守节，与方孝孺无异；翁夫人及两个女儿不受象奴侮辱，尤其体现了凛然的大节。这种忠义之气，应当与日月争辉，因此那块血影石，即便遭遇劫难之火也不被毁坏。

译先文庄公斩杀教民并示众以教化百姓

光绪十二年十月，先文庄公尚未到任四川总督之前，重庆已经发生了教案，拖延日久未能结案，外国公使催逼得非常紧急，因此朝廷下旨命他迅速赴任。到了本年十二月，上奏结案重庆教案，教民罗元义、匪徒石汇等人，分别判处斩首并悬首示众，在附片中陈述明白。奏折说：“此外，此案的关系，确实与寻常人命案件不同。罗元义平日倚仗教势欺压百姓，仇怨日益加深。重庆百姓初次打毁洋房、教堂，虽然是因为鹅项颈等地阻碍了风水方向，但实际上是由罗元义积怨所酿成。当时罗元义如果不雇佣众人持械斗殴，杀伤多条人命，重庆百姓也不会更加愤恨，结伙四处攻打教会。因此，洋房、教堂的被毁，百姓的被杀，教民房屋的被拆，都是罗元义倚仗符咒逞强横行所导致的。按照械斗首犯的条例拟罪，尚且觉得他的情状比法律规定的更重。至于石汇，因为罗元义倚仗符咒逞强横行，便跟随民团在乡间滋事，由于营兵弹压的缘故，竟敢伤毙杨什长一名，纵火烧房，不服弹压，实属匪徒，罪责应当从重。现在这两名罪犯都比照相关条例，分别判处斩首并悬首示众，以此来显示持平公正。这既足以遏制教民的嚣张气焰，也足以震慑平民的心。臣等为了维持民教和睦起见，恳请敕令刑部，查明此案民教不和的根源，迅速议定上奏，咨文回复办理，以免拖延诛杀而杜绝后患，这对地方大有裨益。除了王明堂一名罪犯尚未供认，已责令缉拿朱姓、石开阳等人抓获审讯办理外，谨会同成都将军臣歧元附片陈述，恳请圣鉴。谨奏。”等等。这些内容已刊入先文庄公奏议卷四中。声木谨按：先文庄公当时办理此案，极费周折，煞费苦心，才能如此了结。自从唐朝中叶，西方宗教开始传入中国，自从明朝中叶，西方宗教开始盛行，我朝两百多年来，其气焰尤其炽盛，从未有过因为闹教而诛杀教民的事情。先文庄公此举，虽然仰仗国威，实在是数百年以来未见未闻之事。难怪当时法国教士向该国公使申诉，在总理衙门闹事，来电劝他宽办，以免生出枝节，先文庄公不为所动。接着又转而乞求合肥李文忠公李鸿章，接连发来几封电报，为他说情，先文庄公仍然不为所动。文忠公最后一次电文中说：“既然已经治罪，何必正法，既然已经正法，更何必悬首示众，实属办理得太狠，是各省从来所没有的。难怪法国人不服，纷纷抱怨，恐怕生出大祸。您想在初到任时树立威信，以期压服教民，将来自己必定会为国家遭受大祸，终有懊悔的一天。”等等。不久，果然在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四川全省又发生了民教相仇的重大案件。法国教士不忘旧怨，更加仇恨，向该国公使申诉，以革职军台相要挟。当时恭忠亲王再次执掌国政，极力坚持不可。法国公使愤然说，将断绝邦交。先文庄公因此罢职归田，隐居林下十年，才去世，享年八十岁。每当谈论起此案，始终没有后悔。当时全案移交发审局，按例由成都府知府主持，□□黄□□方伯毓恩力任其难。先文庄公深深嘉奖他，屡次保举直至福建布政使。不久，虽然因为御史华辉参劾，闽督边宝泉查办，奉旨交部议处，随后部议革职，有人说这也是法国教士暗中中伤所致。

明朝沈万三秀

明朝初年洪武年间，沈万三秀名富，字仲荣，他的弟弟万四，名贵，字仲华，本是乌程县南浔镇人，父亲沈佑，最初迁徙到江苏长洲县东蔡村。当时人们把荒芜的土地归给他，沈佑亲自率领子弟服劳役，施肥治理有方，蓄水排水有法，因此致富。有人说他善于点化之术，以致富可敌国。平日在两浙地区率先缴纳赋税，作为石计的达万石。又曾进献白金，作为两计的达千百两，以辅助国家用度。明太祖推辞不掉，于是让他建造廊房六百五十间，披甲战马一千匹。又曾为明太祖犒劳军队，并修筑都城三分之一。明太祖忌惮他财力雄厚势力盛大，意欲杀他。孝慈高皇后劝谏说：“我听说法律，是用来诛杀不法之人的，不是用来诛杀不祥之人的。百姓财富等同国家，百姓自己就是不祥之人。那不祥的百姓，天灾自有惩罚，与国家法律有什么关系呢？”于是释放了沈秀，发配云南。后来他的子孙在流放之地仍然富有。后来他的儿子茂旺，在明初又进献白金千锭，黄金百斤。凡是京城厅堂、街道、桥梁，甲马钱谷之类，多取资于沈家，于是任命茂旺为广积库提举。当时命令选拔大户人家子弟担任京官六曹，得到万四的曾孙沈玠，担任户部员外郎。因事获罪应当处死，因为营建工程尚未完成，只在他面额上刺字。后来因牵连蓝玉党案，尚且得以骑马出入。工程完毕后，全部抄没其家产，发配辽阳戍籍。他的田地数千顷，每亩定赋九斗三升，后来吴地百姓粮额沉重就坐此因由。洪武初年，各县分人为哥、畸、郎、官、秀五等，每家发给户由一纸。哥最下等，秀最上等，每等中又各有等级，巨富者称为万户三秀。如沈万三秀，乃是秀中的第三等。声木谨按：沈万

译沈万三这个名字，传闻已有五六百年，远近的人都知道，却从来没有人了解他的真实底细。《乌程县志》转载了明代田艺蘅的《留青日札》，以及《近峯闻略》、清朝毛奇龄的《胜朝彤史拾遗记》、高士奇的《天禄识余》这四本书中记载的沈万三遗事，我将其中的言论汇集在一起，选取简明易懂的内容，记录在这里。

译程学启定计诛杀降将

桐城吴挚甫京卿汝纶在《吴先生文集》中，有《桐城程忠烈公学启神道碑铭》，其中写道：“苏州城大而坚固，四面被水阻隔，从盘门到娄门，叛贼修筑了十多里长的城墙，城墙内挖掘地道并堆砌石垒以躲避炮火，城外凭借水势作为固守的屏障。程公从昆山进攻苏州，接连攻克花泾、同里，攻下吴江，全部平定了太湖洞庭山的叛贼堡垒，抵达娄门，于是军队便从宝带桥直接攻入，摧毁了他们的城墙。在此之前，悍贼李秀成镇守苏州，等到此时他急忙去救援金陵，留下死党谭绍洸占据苏州防守。城墙被攻破后，叛将郜云官、汪有为等人惊恐畏惧，通过副将郑国魁请求投降。郑国魁是郜云官的旧识。程公与郑国魁单人匹马会见郜云官，约定以斩首谭绍洸献上来作为信物。约定之后，攻城更加紧急。谭绍洸召郜云官、汪有为等人登上城墙，汪有为突然起身，拔出佩刀刺杀了谭绍洸。叛贼众人大乱，被击杀的有数百人，夜间打开齐门投降。天亮时，郜云官等人拿着谭绍洸的头来献，程公进入城镇安抚。这时城中的叛贼还有二十多万，投降的首领八人，请求编为二十营，由这八人分别统领，让出苏州城的一半给官军，自己占据半城协助防守。程公表面上答应，告诉郜云官等人第二天早上出城拜见巡抚，于是返回军营，秘密禀报李公，请求诛杀这八人以平定祸乱。这时常州、嘉兴都还没有收复，李公惊讶地说：‘杀害已经投降的人不吉利，况且会让常州、嘉兴的叛贼听说后，都死守不降，这是自树敌人，不可行。’程公争辩不能取胜，就脱下所戴的帽子，扔到李公面前说：‘把这帽子还给您，我从此与您诀别了。如今叛贼还有二十多万，比我们军队多几倍，只是因为战败，怕死才请求投降，他们的心本来就没有服气。现在释放首恶不杀，让他们各自率领数万人，耗费军饷数以万计，与我们的军队分城而居，祸变就在身边，我们这些人将无遗类了。’拂衣径直走出，李公急忙起身拉住他说：‘慢慢来，我现在听从你，何必发怒呢。’程公说：‘如果听从，请完全按照我的指挥行事。’第二天，李公到程公的部将营中，那八个投降的人，出城屏退随从骑兵上前行拜见。李公慰劳许久，赏赐总兵、副将的冠服各有差别，留在军中设宴。将要离开时说：‘我们还有事，应当前往，让这营的将领代替我作主人，为你们斟酒。’那八个人拜送李公，于是入席就座。坐定后，酒过三巡，埋伏的甲士起身，那八人惊愕，格斗后都死了。在此之前，程公已经列阵，急速入城。等到那八人的首级送到，告知众人说：‘那八个反复无常的人已经伏诛，其余的人不再追究。’逆党惊扰，共杀了两千多人后局势才安定。投降的众兵二十多万，分别遣散或留下，都安居顺服没有事端，苏州平定。当时，郑国魁怨恨程公入骨，认为程公出卖朋友。而外国法律，尤其以杀害降将为大忌，戈登甚至想要勒兵与程公决斗，过了很久才化解。而曾文正公在安徽，听说苏州杀了八个降将，赞叹李公能决断大事。”等等。声木谨按：湘乡曾文正公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说：“李少荃杀苏州八降将，实在眼疾手快。”等等。文忠此举，虽然当时情势不得不如此，但颇为后人所诟病。先文庄公也说文忠不嗜杀人，当时杀降，是出于忠烈之意，强行之后才可行，原本也是不得已。洋将戈登，因此事大为愤怒，已经勒兵约定日期，想要与忠烈交战，形势危急紧迫。文忠身边的人劝解未果，担心祸变发生在身边，尤其对忠烈说：“您也是陈玉成的降将，为何做得太过分。”忠烈也愤然想要离去。后来又经过众人劝谕，这才都停止。然而戈登终究因此事心中不悦，辞职回国，无法挽留。京卿特意在神道碑铭中记载此事，多达七八百字，明显将杀降的功劳归于忠烈。后人读到的，不必为文忠辩解掩饰，此事已经大白于天下。《国史馆列传》说：“起初，逆首陈玉成倡乱，窜扰安徽各属。学启落入贼中，不屈服，咸丰十年，自己脱身归来。”等等。京卿说：“起初从皖中自己脱身归来。”大概都有所避讳。

孟子要略注

南宋朱子编《孟子要略》五卷，据宝应王予中广文懋竑《朱子年谱》说：“南宋光宗绍熙三年，六十三岁，《孟子要略》完成。”等等。原书早已失传。道咸年间，汉阳刘椒云学正传莹，从金兰溪金仁山先生履祥所撰《孟子集注考证》七卷中，校勘出原编的次序，排比成书。湘乡曾文正公国藩为之刊行，后人又编入《曾文正公全集》内。光绪二十九年八月，曲靖孙少元光庭为之辑注，其自序说：“如今朝廷振兴学校，诏令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煌煌圣谕，万世准则。光庭与陈小圃太史在省会学堂任职，担心没有什么对诸生有益，而深深忧虑邪说危害正道。小圃曾说：‘五伦之外无人，五性之外无道，所以在伦理这一科，尤其兢兢业业地致力。’光庭私下思考：伦没有形象叫做性，[性]有形象叫做伦。父子之

译所以希望父子相亲，君臣相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因为人性本善的缘故。如果不是这样，怎么能穷尽天地，贯穿万世而不变呢？既然穷尽天地，贯穿万世而不变，那么一旦祸害降临、灾患产生，使得我们的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都将一同灭亡，谁不急忙起来拯救他们呢？急忙起来拯救他们，是人性本善所不能自制的。何况圣人，是人伦的极致，那么他们用来防备祸患的方法，有不精妙且极致的吗？现在谈论这件事的人，也是见识浅陋、不知分量啊。前代儒者说孟子对万世有功，在于阐明了人性本善的宗旨，朱子编次《要略》五卷，以《性善》章列为首篇，是有原因的。光庭于是选取曾文正公所刻的原本并增添录入朱注，同时将各家的注解分辑附在后面，按照书旨排列次序，不再区分世代的先后。先后向学堂总理陈昆山观察与小圃商讨审定后付梓印刷，想要让各位学生以此作为中流砥柱、适南指南针。云南官书局为此刊行，后来编入《云南丛书》中。其序文也刊于《东斋文钞》中，是己未年九月的排印本。声木谨按：光绪末年，无锡许静山星使，大致仿照朱子的体例，也编了《论语要略》一卷，中间分为《学之大纲》、《道德仁义》、《孝弟忠信》、《诗书礼乐》、《言行出处》、《为政之道》、《圣学指归》上下，共八章，是壬戌年五月的自刊本。他的编辑成书，与孙氏笺注成书，其志向都在尊崇经典，确实是晚近时期所罕见的。我朝到光绪末年，纲常名教，几乎被扫荡殆尽。孙氏与□□陈小圃侍讲荣昌等主讲云南高等学堂，因为地处天南偏僻之地，真性淳厚坚固，尚未完全流失，可以说像凤凰飞翔在千仞高空，下视叽叽喳喳的众鸟，不仅注释详明，对学问有益而已。

译陈廷焯论词

丹徒陈亦峯孝廉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说：“东坡的词完全是王道，稼轩的词则兼有霸气，但还不违背王道。陈维崧（其年）的词竟像是曹操（老瞒）、石勒一流人物的风格，郑燮（板桥）、蒋士铨（心余）等人，不过是赤眉、黄巾那样的流亚罢了。后来学习填词的人，不探究根本，喜欢写豪壮的语言，又向板桥、心余的词中寻求生活气息，这就像是鼠窃狗偷，卑微得不足挂齿了。”等等。声木谨按：孝廉用这番话来评论词作非常精妙，比喻贴切曲折，确实是懂行的人说出的话。兴化郑克柔明府燮以书画闻名天下，没有人知道他擅长诗词。他所撰写的《板桥集》六卷，是乾隆八年手书的合集，由上元司徒文膏摹刻的版本，我十多岁时就见过，当时只读了其中的《家书》一卷，不知道他能写诗词。看他的《词钞》自序，自称写词四十年，楼简亭也说他的词胜过诗，可见明府当时刻意想以诗词名扬天下。孝廉在《词话》中又说：“板桥的诗境很高，偶尔有与杜甫暗合的地方，词则已经落入下乘了，但毕竟还有气魄，尚能支撑。心余则力气弱而气息粗，竟有支撑不住的趋势，不仅比不上陈维崧（迦陵），也远远不及板桥。后人写词，学板桥还不够，又学心余，越学越差，弊端将发展到什么地步呢。”又说：“板桥、心余，在落笔之前，先有意模仿刘过、蒋捷，像金刚怒目一样，这正是他们力量不足的地方。”等等。铅山蒋心余太史士铨以诗词闻名，孝廉竟说他的词远远不及明府，这实在是闻所未闻，如果不是真正能辨别优劣、胸有独到见解的人，不敢说这样的话。

吴阆十国宫词

我平生专门喜欢宫词和香奁体诗这两种，宫词除了秀水朱竹垞太史彝尊编刊的《十家宫词》外，搜罗的还有二十种，已经记录在《随笔》卷五里了，现在又得到一种，记录在这里：嘉定吴香岩□□阆撰写的《十国宫词》五卷，诗共一百二十首，乾隆丁未年八月，东山寓居水月轩原刊袖珍本。前面有《十国世年》、《引用书目》两种。同邑钱晓征宫詹大昕的序称：“香岩博闻强记，尤其擅长韵语，晚年诗格更高。”又说：“同时的林厚堂、王易圃、诸雪堂、汪少山、王鹤溪、王耽仲、毛海客、钱溉亭等人分别创作宫词，各得十二首，已经流传人口。”等等。据此，那么香岩的宫词也不是随意之作，其余诸人的宫词，现在没见到他们的书，遗失的已经很多了。

严永华女士佳谶

严永华字少蓝，桐乡人，是缁生太史辰、叔和太守□的妹妹，嫁给归安沈仲复督部秉成为继室。光绪庚寅年十月，督部由安徽巡抚署理两江总督，任命刚下达，夫人就死在安庆节署。她在娘家时，曾割股救父，临难背负母亲，都是常人难以做到的。又擅长词翰，精通绘画，山水花鸟，无不精妙。太史与督部同在馆职时，夫人从黔南寄给哥哥手绘花鸟四幅，并有题句，太史就挂在客座，被督部看到。回家后，督部告诉前妻姚夫人，深深赞叹羡慕。姚夫人笑着说：“您既然赞赏这位才女，日后可以求她做继室。”不久，姚夫人果然去世，直接聘请夫人为继室。因为一时的戏言，成就了百年的佳谶，等等。这话见于夫人所撰《纫兰室诗钞》的序中。声木谨按：贵池刘聚卿京卿世珩年轻时娶其母家即上元傅苕生观察春官的妹妹。傅家原有两个美女，年长的貌美而有才，京卿的原配是其次女。娶后很不高兴，琴瑟不调，曾说如果能娶其姐姐，那就大大欣慰了。不久，原配果然去世，又娶其姐姐为继室。听到的人都说这是天从人愿，也是婚姻中罕见的事情。北宋小说中，记载庐陵欧阳文忠公修的遗事，有“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的句子，实际上文忠公娶了三次，并非同一姓氏。如果京卿确实有这样的事，也是娶妻的佳话，所以连带记录在这里。

杨士骧自挽语

泗州杨文敬公士骧生平纳一妾，原是夫人房中的婢女，不被正妻容许。文敬公当时，非常抑郁，曾说自作挽联道：“平生喜读《游侠传》，到死不知罗绮香。”等等。真是感慨万分啊。他后来死在直隶督署天津行辕，他的弟弟杏城侍郎士琦按照他的意愿，书写悬挂在灵前。看到的人议论不一，暂且不详细论述。声木谨按：明代献县纪厚斋茂才坤的《花王阁剩稿》中，有《哭董天士》诗四首，其中有：“一生惟得秋冬气，到死不知罗绮香。”等等。又见于其孙文达公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中。文敬公大概是先有了下句，然后补全了上句。

劳乃宣言日本人尊君尊孔

桐乡劳玉初京卿乃宣，自撰《韧叟自订年谱》一卷，其中有：“德国人尉礼贤笃志于中国孔孟之道，讲求经

译求学期间，在青岛设立礼贤书院已有多年。与我国旅居海外的公卿们共同创立尊孔文社，周玉山制军发函邀请我主持社务。提供住所并供给饮食，情意深厚优厚。每天与尉君探讨经义，旅居海外的公卿子弟，也有来拜师受业的。」又说：「日本一宫房次郎是大阪朝日新闻社的社员，专心致力于孔孟之学，我国革命后他前来游历，打算访求遗老，将见闻传述回祖国，以维护纲常伦理。」等等。声木谨按：「夷狄有君主，不如中原地区没有君主」，孔子在千百年前就已经说过了。京卿所处的时代，与诗人遭遇周王室衰微之时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难怪他悲天悯人，似乎有难以承受其情感言辞的样子了。

译南宋杨万里的大节

南宋吉水人杨文节公万里，是绍兴二十四年的进士，官至宝谟阁学士。他不肯为韩侂胄撰写《南园记》，即使韩侂胄以中枢官职诱饵利诱，他也不屑一顾，这件事早已众所周知，但人们却不知道他精忠大义的节操，足以昭示天地。杨文节公随即辞官归乡，心中不忘国家，因忧虑愤懑而致病。开禧年间，他听说韩侂胄专权用兵，忧愤更加严重，绝食七天。他给子孙留下遗书，大意说：“韩侂胄专权跋扈，用兵残害百姓，图谋危害国家。我年事已高，没有路可以报国，只有满腔孤愤，写下这些作为告别。”写完绝笔后去世。宋光宗亲笔题写“一代名儒，两朝元老”来称赞他。同治四年九月，新宁刘忠诚公坤一上奏请求将杨万里配享孔庙，详情见刘忠诚的奏疏。

姚文然日记中的话

偶然阅读《朱子语类》，其中说：身心安泰的人，无论闲忙顺逆，每天静坐一个时辰，可以平息气息，可以反省过错，可以涵养心性，可以祛除疾病等等。这话见于桐城姚端恪公文然的日记中。声木谨案：每天静坐一个时辰，确实是读书养生、祛病延年的妙法，可惜世人忙忙碌碌，无暇顾及此事，也不愿顾及此事。

明代徐达三女不嫁

海宁查初白太史慎行在《人海记》中说：“徐中山第三女名叫妙锦，明成祖想娶她为继后，她不肯，因此不嫁而出家为尼。她曾议论建文帝被废之事：建文帝应当坐在殿上，燕王到来，如果不让位就死，何必自焚逃亡。每当谈起亡国之事，没有不痛哭的。”等等。声木谨案：据此来看，徐中山三女懂得君臣大义，明辨顺逆之理，身为弱女子，无法有所作为，因此轻视明成祖，宁愿牺牲后位，自愿为尼，以安于淡泊。她的见识高出靖难之役中的众臣之上，确实是千古一人！

《驿舍探幽录》

《驿舍探幽录》若干卷，又名《张侍郎遣戍丛谈》，是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直隶候补知县宝庆王庆保、房县曹景郕，押解南海张樵野侍郎荫桓，发配新疆，途中问答的记录。声木谨案：光绪庚子年拳匪之乱，侍郎随即遭到就地正法。新疆巡抚饶应祺中丞原本与他交好，不忍心杀他，便在面中下毒，鸩杀了他。书中所述的话语，其中恩怨太重的部分，不能完全作为依据，或许可供参考，读者应当谨慎选择。

南宋谢翱的撰述

南宋浦城人谢皋羽，名翱，号晞发子，撰写了《晞发集》十卷、《晞发遗集》二卷、《遗集补》一卷，附《天地间集》一卷、《西台恸哭记》一卷、《冬青引》一卷，由陆大业编刊。收入《四库全书》的，就是此本。《四库提要》称赞他志向气概特别高尚，卓然可传，诗文也桀骜不驯、孤高自许，有奇气，一扫宋末的庸俗之音，等等。声木谨案：谢皋羽的撰述，实际上不止这些，见于明代宋濂《宋学士文集》的，还有手抄《诗》八卷、《杂文》二十卷、《唐补传》一卷、《南史补帝纪赞》一卷、《楚辞芳草图谱》一卷、《宋铙歌》、《鼓吹曲》、《骑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迹记》一卷、《浦阳先民传》一卷、《天地间集》五卷、《东坡夜雨句图》一卷、《浙东西游录》九卷。仿照《秦楚之际月表》所作的《独行传》，以及《左氏传续辨》、《历代诗谱》，都没有完成。所选唐代韦应物、柳宗元等各家诗及东都五体诗，不在集中。明代檇李李君实玺丞日华《六研斋笔记》说：“谢皋羽喜爱美好的山水，雁门、鼎湖，蛟门候涛，沃州天姥，望霞碧鸡，四明、金华洞天，搜奇抉秘，所到之处就创作游记，拿给人夸耀，有《浙东西游录》九卷。又感慨朋友道义沦丧，将志同道合者的姓名，编作《许剑录》。”等等。可惜如今都不传了。《天地间集》五卷，所录都是南宋故臣遗老的诗，散佚后只剩一卷。凡文天祥等十七人，诗仅二十首，已不足一卷之数，《知不足斋丛书》中有刊本。《西台恸哭记注》一卷、《冬青引注》一卷，是明代张丁所注。我朝余姚黄黎洲副宪宗羲，生于明末，目睹宗庙社稷化为废墟，痛心疾首，无法挽救。他的身世与谢皋羽颇为相似，因此非常喜爱他的诗文。他的文章志节，能让异代的人铸金呼佛如此，其感人至深啊。

王懋竑《朱子年谱》

宋儒之学，以朱子为集大成。我朝崇尚理学，在孔庙中，特别将朱子升位在十哲之后。而生平研究朱子著作最深入的，就是宝应王予中太史懋竑所撰写的《朱子年谱》四卷、《附录》二卷，由王懋竑自刊，浙江书局有重刊本，海内称为善本，连《四库提要》也嘉许其精密。太史所撰，见于杭

译州人钱东生所撰《文献征存录》中，仍记载有《白田草堂存稿》二十四卷、《续集》若干卷、《别集》若干卷、《朱子文集注》若干卷、《朱子语录注》若干卷、《读经记疑》若干卷、《读史记疑》四卷、《偶阅杂钞》若干卷。后来出版的还有《读书记疑》十六卷，同治壬申年春月，由其族玄孙补帆中丞凯泰在福州抚署刊印。声木谨按：朱子的《文集》、《语录》，是人心世道的防线，实际上如同布帛菽粟一样，人生一天也不能离开。自从南宋、元、明直至本朝，历经六百多年，从未有人为之作注。太史深谙朱子之学，其所作注释必定值得观览，可惜其他书籍已经刊印，唯独这两种没有流传下来的版本。宝应朱止泉茂才泽澐，曾与太史相互切磋，也潜心研究朱子学术，积累数十年之久，所得日益精深，撰有《朱子圣学考略》十卷、《止泉文集》八卷、《朱子诲人编》若干卷、《三学辨》若干卷、《先儒辟佛考》若干卷、《阳明晚年定论辨》若干卷、《吏治集览》若干卷、《师表集览》若干卷，书目也见于《文献征存录》。茂才晚年编有《选读朱子文集目录》一卷、《朱子语类选目》一卷，序言虽然见于《止泉文集》中，但因年代久远而散佚。嘉庆庚辰年仲夏，其孙毓贤、弟子卢生昶，忽然在其门人某君的后人家中，得到茂才的手稿，光绪丁酉年五月，由娄县姚壮之广文之烜等人排印。当时仅印刷了二百部，因此世间不多见。另外还有《朱子分类文选》若干卷，咸丰壬子年，华亭韩禄卿孝廉应升为之刊行。当时仅刷印数十部，遭遇粤匪之乱，书板被毁。

译蜀汉张桓侯等人被列入国家祭祀典制

季汉（蜀汉）镇东将军、追谥顺平侯赵云，字子龙，墓地位于大邑县城东三里处的银屏山。光绪十七年五月，由先文庄公奏请，将其列入祀典，由当地官员在春秋两季进行祭祀。张桓侯（张飞）墓位于阆中县某山，已在嘉庆二十年，由前任四川总督常明奏请，列入祀典。云阳县乐温山原有张桓侯庙，光绪十年，前任四川总督、丁文诚公宝桢奏请颁赐匾额，随即奉皇帝朱笔圈出“威显”封号，钦此。光绪二十年，又经先文庄公奏请，将其列入祀典，由当地官员春秋致祭，等等。这些话见于先文庄公的奏议中。声木谨按：季汉昭烈帝（刘备），虽然确为前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但其建立国家晚于曹魏和孙吴，灭亡却早于曹魏和孙吴，不仅疆域狭小，偏安于西蜀而已，晋代修撰的各种史书，都依据正统归于蜀汉。司马光虽然是正直之人，实则是司马氏家族的后辈，所以认为曹魏继承汉室正统，以此作为本族的光荣，从而开启了后人争论的端绪，司马光对此不能推卸责任。当时曹魏和孙吴所用的人才，虽然多有才能，却不如昭烈帝的辅佐之臣，如诸葛武侯、关忠义公、张桓侯、赵顺平侯等人，都具备圣贤的资质。以此相比，差别如同天渊，后人推崇昭烈帝，未尝不因此缘故。如果昭烈帝的辅佐之臣，都像荀彧、贾诩、张昭、周瑜这些人，后人未必会争着将正统归于蜀汉了。

曾国藩夜间功课

湘乡曾文正公曾国藩在《求阙斋日记类钞》中说：“处理公务，摘录事由以备查考是第一项，圈点京报是第二项，注解《搢绅》（官员名录）是第三项。这三项，是夜间的功课，也是留心各种事务的一种方法。”等等。声木谨按：合肥李文忠公李鸿章，晚年以大学士身份居住在北京时，每天一本京报，必定从头到尾，逐字仔细看完一遍，无论寒暑都不间断，然后才安睡。室内，偶尔有仆人误点两支蜡烛，当时他腿脚行走已不便，即使蜡烛在远处，也必定亲自起身熄灭其中一支。先文庄公听说他每晚看京报从未间断，认为他善于做官，并且非常佩服他的节俭品德。

云南石类

雍正七年正月二十五日，满洲鄂某公鄂尔泰，在奏进云南石头的奏疏中有云：“臣查访云南石头，尽有各种颜色的，虽然纹理质地不够细腻，但也尚且光润。只是工匠非常拙劣，除了盘碟等物品，并不能制作其他器具。臣现派人采集，谨先附带进献三台石五块，呈白色；橡子石五块，颜色接近宜兴窑色；象皮石三块，微黄色；松花石两块，有云纹色泽。以上各种石头，都是武定府和曲州所产。此外各属地仍有玛瑙石，呈红白二色；翡翠石，呈碧绿色；姑绒石，呈淡肉红色，都可以制作小型文具，价值非常低廉。臣将陆续附在折子中进献，一并声明。”等等。声木谨按：据某公所奏，云南本是出产石头的地区，因为地处偏远天南，无人知晓。世间所流传的大理石，只是其中一种，而且恐怕就是原奏疏中的松花石。

排印御制诗文集

晋江余晋珊中丞余联沅，在光绪庚子年半年之间，由江苏苏松太兵备道升任浙江布政使，代理浙江巡抚，我朝像这样破格提拔任用的人实在不多见。听说他曾对人说：“国朝列祖列宗的御制诗文集，向来规定由武英殿收藏刻板，早已焚毁。光绪十余年间，德宗景皇帝命令用活字版排印多部，分发给各衙门校对，官员中有出资印刷的。我因为校勘未结束就离开京城，所以至今未能得到。”等等。声木谨按：我朝历代圣君相继，天赋聪明，无不精通《六艺》。所撰写的诗文集，多记载一朝的掌故，出自皇家自述，决非民间传闻所能比拟万一，应当像日月运行于天空，万古长存而不废弃。坊间流行的御制诗文集极多，原刻版虽然毁于火灾，当时印本必定很多，所以能风行远近，家家户户都置备一册。德宗景皇帝排印的版本，民间未曾见到，也未听说过。当时有这段掌故，也是考古者应当知晓的。中丞曾主持校对工作，所言尤为确切，实在不是凭空捏造者可以比拟的。

伊江笔录

国朝论述掌故的专著，只有闽县王文勤公王庆云所撰写的《石渠余记》六卷最为流行。钱塘吴仲云制府吴振棫，撰写有《养吉斋丛录》二十六卷、《余录》十卷，卷帙非常丰富，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家刻本。可惜当时印行不多，颇为罕见。光绪末年，其孙子、学使吴庆坻再次为之印行，坊间才开始有传本。声木谨按：昭文吴槐江制府熊光，撰写有《伊江笔录上编》一卷、《下编》一卷，体例与王、吴两家相同，其家族向来未曾刊布。光绪某年，广州广雅书局为之付梓，印行不多，书板即遭焚毁。因此《广雅书局丛书》经史子集四部中，唯独缺少这种书，可见流行不多。根据其卷首墓志所载，制府还撰写有《春明杂录》一卷、《

译《崶溪杂录》一卷、《诗集》十二卷，也从未见于各家书目的著录，因此也是未曾刊刻的。

译尚书表注

婺州金履祥，字仁山，编修官，生于南宋末年。宋恭宗德佑初年，朝廷召他担任史馆编修，他没有赴任。入元朝后，隐居教书直至去世。他所撰写的《尚书表注》两卷，《通志堂经解》和《金华丛书》都有刊印本。推想编修当时著书的意图，实际上是评论文章，并非解释经义。全书都是白文，划分句读段落，而在每页的上下左右，都用小字标注，略作解释，语意也是为评论文章而作，决不是解释经义的文字。只有评选古文才有这种体裁，解释经义实在没有这种格式。《四库全书》看重他的人品，将其列入解释经义的类书中。并且称他在注经家中，自成一派，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张云璈等名斋

钱塘张云璈，字仲雅，任明府，生平诗歌学习陈沆（号简斋，殿撰）、赵云翼（号云菘，观察），将二人字号中的“简”、“松”二字合起来命名他的厅堂，因此也以此命名他的诗集。钱塘顾澍，字伴檠，任明府，生平诗歌学习袁枚（号随园，任明府），书法学习梁同书（号山舟，学士），也将二人字号中的“随”、“山”二字合起来，命名他的书斋为随山书屋，也因此命名他的诗集。这些话见于《随山书屋诗存》四卷的序言中。

平步青称名之异

山阴平步青，字景孙，任观察，撰写杂记十种，名为《霞外攟屑》，十二卷，是他生平撰述《香雪崦丛书丙集》的版本。文集名为《樵隐昔寱》，二十卷，是《香雪崦丛书丁集》的版本。观察既然名叫步青，书中自称都说是“庸按”，不说“青按”或“步青按”。全书既没有序跋，也没有原名更名的说法，这真是不可理解。或许原本是他人的撰述，其子孙借刊刻，来不及更改，其中的缘故无法知晓了。

书名补缺

明代三原王恕，字宗贯，号介庵，晚年号石渠老人，谥号端毅公，所撰写的《端毅公集》，嘉靖三十一年秋天，家中刊刻的写本。其中计有《文集》两卷、《文续集》两卷、《南溪笔录》、《羣贤诗话前集》一卷、《后集》一卷、《续集》一卷、《玩易意见》两卷、《石渠意见》四卷、《拾遗》两卷、《补阙》一卷。书名中有《拾遗》的很多，名为《补缺》的仅见这一种。

北宋王益柔阅通鉴

北宋司马光（谥号温公）编纂《资治通鉴》，历时十九年才完成，当时一同编纂的人，确实都是学问渊博通达，文章典雅，深明撰述体裁，于是成为千古绝作。然而温公曾对人说：“自从我编纂《资治通鉴》，很多人想要观看，没读完一页，就已经打哈欠想睡觉，能读完全篇的，只有王胜之罢了。”等等。这些话见于《宋史·王益柔传》，益柔字胜之。声木谨按：根据这个，那么同时代人的撰述，想要被同时代人看重很难，这就是为什么依赖后世的扬子云（扬雄）的原因。

左氏博议

俗传南宋吕祖谦（谥号成公）初婚，一个月不出门，于是撰写《左氏博议》二十五卷，《四库提要》对此辨析得很详细。没想到明代归有光《震川集》中的小简已经说过，说明明代已有这种俗说。《左氏博议》全属论体，实际上是史论的一种，《四库全书》将其列入经部，或许是因为书因人而重吧。

三笔卷十

大院君捉放原委

东观汉记

草茅一得

明秦良玉女将始末

撰述不求人序

今列女传

通鉴前编书释氏生

天禄琳琅书目

师友言行记

夷齐祠

刘坤一遗集

隋文选楼

苏松太赋重

皇朝掌故

畴人传四编

北宋梁灏捌拾贰岁中状元

六朝别体字

达摩所传衣钵

国朝藏书宏富诸家

苌楚斋三笔卷十

庐江刘声木十枝撰

大院君捉放原委

光绪八年，朝鲜国大院君李昰应主谋变乱，突然在六月间围逼王宫，王妃遇难，大臣被杀害，日本使馆也受到骚扰侵害，实在是党同邪恶、首祸作乱，罪不容诛。合肥李文忠公李鸿章，因为居母丧回到家乡，合肥张靖达公张树声，署理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发电报向文忠公谋划此事。这时岳父同邑吴武壮公吴长庆在登州防海，急忙发檄文让武壮公东渡。武壮公从登州率领士兵三千，并连同邑丁雨亭军门丁汝昌、南徐马眉叔观察马建忠等一同前往。用了一昼夜的时间，直接抵达仁川，直入朝鲜都城，抓获乱党一百多人。诛灭首恶，赦免胁从，十天之内，祸乱全部平定，人心大大安定。日本海军晚一天到达，驻扎在海口，惊愕不能发动。武壮公认为祸变是由大院君引起的，假装结交以引诱他。大院君果然来答拜，武壮公就派人监视行营，用兵轮将他解交天津。随即奉皇上谕旨，以“朝鲜国王对于李昰应情义上属于尊亲，如果竟然处以重典，反而让该国国王无法自处，因此特别施予恩泽，暂且从宽减免，李昰应着免其治罪，安置在直隶保定府地方，永远不准回国。仍着直隶总督优给廪饩，严其防闲。以弭该国祸乱之端，即以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