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川别志卷上
，素善射，间出射于野，观者如堵。见一僧，则昔之举子也，与之归宿。帐中夜半，屏人问所以保三十年富贵者，曰：“若见二属猪人，善事之，则富贵可保也。”且辞去。艺祖方以力战有功，虽功名日盛，而出于侧防，鞍马服用未有以自给。永德稍以家赀奉之。艺祖既天姿英特，问其年，复亥生也。永德大喜，倾身事之，凡用物皆有副，须辄以献。艺祖曰：“张太尉与吾善，弟徃以情告之。”太宗持书徃，永德延之卧内。太宗姿表尤异，问其年，亦亥生也。永德惊喜，倾家助之。太祖既登极，以邓州节▯授永德，许之终身。尝有人告永德谋反，艺祖曰：“张道人非反者”，即械而送之。永德曰：“尔敢告吾反，胆甚大！”破械杖而遣之。艺祖闻之喜。及太宗嗣位，宠之不替，遂终于邓。
译（张永德）向来擅长射箭，偶尔到野外射箭，围观的人像墙一样密集。看见一个僧人，是昔日的举子，便与他一同投宿。半夜在帐中，屏退旁人询问如何能保全三十年的富贵，僧人说：“如果见到两个属猪的人，好好侍奉他们，富贵就可以保全了。”说完就告辞离去。宋太祖当时因力战有功，虽然功名日益显赫，但出身于侧近防卫之职，鞍马服饰用品尚不能自给。张永德稍微用家产供给他。宋太祖既然天资英武杰出，询问他的年龄，发现也是亥年（属猪）出生。张永德大喜，倾尽身心侍奉他，凡是使用的物品都有副本，需要时便献给他。宋太祖说：“张太尉与我交好，你前去以实情告诉他。”宋太宗拿着书信前往，张永德将他延请进卧室内。宋太宗的仪容相貌尤其出众，询问他的年龄，也是亥年（属猪）出生。张永德惊喜交加，倾尽家产资助他。宋太祖登基后，授予张永德邓州节度使，许诺他终身富贵。曾经有人告发张永德谋反，宋太祖说：“张道人不是谋反的人”，立即给那人戴上刑具并送交张永德。张永德说：“你竟敢告发我谋反，胆子真大！”打开刑具杖打后将他遣走。宋太祖听说后很高兴。等到宋太宗继位，对他的宠爱没有减退，最终在邓州去世。
周显德中，以太祖任殿前防检，功业日▯，而谦下愈甚，老将大校多归心者。虽宰相王溥，亦隂效诚款。今淮南都园，则溥所献也。惟范质忠于周室，初无所附。及世宗晏驾，北边奏契丹入冦，太祖以兵出拒之，行至陈桥，军变。既入城，韩勍以亲衞战于阙下，败死。太祖登正阳门，望城中诸军未有归者，乃脱甲诣政事堂，时早朝未退，而闻乱。质下殿，执溥手曰：“仓卒遣将，吾侪之罪也。”爪入溥手，几血出，溥无语。既入见，时太祖性仁厚，流涕▯靣，然质知势不可遏，曰：“事已尔，无太仓卒。自古帝王有禅让之礼，今可行也。”因具陈之，且曰：“太尉既以礼受禅，则事太后当如母，养少主当如子，慎勿▯先帝旧恩。”太祖挥涕许诺，然后率百官成礼。由此太祖深敬重质，仍以为相者累年。终质之世，太后少主皆无恙，故太祖、太宗每言贤相，必以质为首。
楚王元佐，太宗之长子，将立为嗣，坚辞不肯，欲立太祖之子，由此遂废，故当时以为狂，而实非狂也。
景德中，契丹南牧，眞宗用冦莱公计，亲御六军渡河。兵始交，而毙其贵将，契丹有求和意。朝廷知之，使供奉官曹利用使于兵间。利用见其母于军中，与蕃将韩得让偶在駞车上坐，利用下车馈之食，共议和事。利用许之，岁遗银绢三十万疋两。利用之行也，靣请所遗彼者，上曰：“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及还，上在帷宫方进食，未之见，使内侍问所遗。利用曰：“此机事，当面奏。”上复使问之曰：“姑言其略。”利用终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颊。内侍入白：“三指加颊，岂非三百万乎？”上失声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帷宫浅泊，利用具闻其语。既对，上亟问之，利用再三称罪曰：“臣许之，银绢过多。”上曰：“几何？”曰：“三十万。”上不觉喜甚，由此利用▯赏尤厚。然当时朝论皆以三十万为过厚，惟宰相毕士安曰：“不如此，彼所愿不满，和事恐不能乆。”众未以为然也。然自景德至今将百年，自古汉蕃和好所未常有，毕公之言得之矣。
契丹既受盟而归，冦公每有自矜之色。王钦若深害之，日从容言于上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诸侯犹且耻之，而陛下以为功臣，窃不取。”眞宗愀然不乐，曰：“为之奈何？”钦若度上厌兵，即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刷耻。”上曰：“河朔生灵始免兵革之旤，吾安能为此，可思其次。”钦若曰：“惟有封禅泰山，可以鎭服海内，夸示逺人。”然自古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絶伦之事，然后可为也。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葢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矣。”上意犹未决，莫适与筹之者。它日晚，幸秘阁，惟杜镐方▯宿。上骤问之曰：“古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果何如事耶？”镐老儒不测上防，谩应曰：“此圣人以神道设教耳。”其意适与上意防。上由此意决。时王旦为相，材有过人者，然至此不能力争议者少之。葢旦为人，▯冯道，皆伟然宰相器也。道不幸生于乱世，生死之际不能自立。旦事眞宗，言听諌从，安于势位，亦不以正自终，与道何异？
祥符末，每有大礼，辄奉天书以行。旦为天书使，常悒悒不乐。上之初即位，李沆为相，旦叅知政事。沆取四方水旱盗贼奏之，旦以为细事，不足烦上听。沆曰：「人主少年，当使知四方艰难，不然血气方刚，若不留意声色犬马，则土木甲兵、祷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见此，此叅政他日之忧也。」及旦亲见王钦若、丁谓等所为，谏则业已同之，欲去则上遇之厚，不忍去，乃叹曰：「李文靖眞圣人也。」既寝疾，欲削髪披缁以殓。素善大年，死后诸子欲从之，大年以为不可，乃止。虽以富贵终身，而实不得志也。
眞宗初即位，李沆为相，帝雅敬沆。尝问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此最为先。”帝问其人，曰：“如梅询、曾致尧等是矣。”帝深以为然，故终帝之世，数人者
译周显德年间，因为太祖担任殿前都点检，功业日益显赫，但他谦卑退让的态度却更加明显，老将和高级将领大多归心于他。即使是宰相王溥，也暗中效忠表示诚意。现在淮南的御花园，就是王溥献上的。只有范质对后周王室忠诚，起初没有依附任何人。等到周世宗去世，北方边境奏报契丹入侵，太祖率军出城抵御，走到陈桥驿时，军队发生哗变。进入京城后，韩勍率领亲兵在宫阙下作战，战败而死。太祖登上正阳门，望见城中各军还没有归附的人，于是脱下铠甲前往政事堂，当时早朝尚未结束，却听到了叛乱的消息。范质走下殿阶，抓住王溥的手说：“仓促间派遣将领，是我们这些人的罪过。”指甲掐进王溥的手里，几乎出血，王溥无言以对。进见太祖后，当时太祖性情仁厚，泪流满面，但范质知道局势不可遏制，说：“事情已经这样了，不必过于仓促。自古帝王有禅让的礼节，现在可以实行。”于是详细陈述，并且说：“太尉既然以礼接受禅让，那么侍奉太后应当像对待母亲，抚养少主应当像对待儿子，千万不要忘记先帝的旧恩。”太祖挥泪答应，然后率领百官完成禅让的礼仪。从此太祖深深敬重范质，连续多年让他担任宰相。在范质在世期间，太后和少主都平安无事，所以太祖、太宗每次提到贤相，一定把范质列为首位。
楚王赵元佐，是太宗的长子，将要被立为继承人，他坚决推辞不肯，想要立太祖的儿子，因此被废黜，当时人们认为他疯狂，但实际上他并不疯狂。
景德年间，契丹南下侵扰，真宗采纳寇准的计策，亲自率领六军渡过黄河。军队刚交战，就杀死了契丹的贵将，契丹有了求和的意思。朝廷知道了，派遣供奉官曹利用作为使者前往军中。曹利用在军中见到契丹太后，与契丹将领韩德让偶然同坐在骆驼车上，曹利用下车给他们送食物，一起商议和谈事宜。曹利用答应了，每年赠送银绢三十万匹两。曹利用出发时，当面请示赠送给对方的财物数量，皇上说：“如果不得已，即使百万也可以。”等到回来，皇上在帷帐中正在进食，没有见他，派内侍询问赠送了多少。曹利用说：“这是机密大事，应当当面奏报。”皇上又派人问他说：“暂且说说大概。”曹利用始终不肯说，而是用三根手指放在脸颊上。内侍进去禀报：“三根手指放在脸颊上，难道不是三百万吗？”皇上失声说：“太多了！”接着说：“暂且了事，也可以。”帷帐浅薄，曹利用全部听到了这些话。拜见皇上后，皇上急切地询问，曹利用再三谢罪说：“臣答应赠送的银绢过多。”皇上说：“多少？”曹利用说：“三十万。”皇上不觉非常高兴，因此曹利用受到的赏赐特别丰厚。然而当时朝中的议论都认为三十万过于优厚，只有宰相毕士安说：“不这样，对方的愿望不能满足，和谈恐怕不能长久。”众人不以为然。然而自从景德年间到现在将近百年，自古以来汉蕃和好所未曾有的长久，毕士安的话是对的。
契丹接受盟约后返回，寇准常常有自夸的神色。王钦若深深忌恨他，每天从容地对皇上说：“这是《春秋》中所谓的城下之盟，诸侯尚且以此为耻，而陛下却认为是功臣，我私下认为不妥。”真宗脸色不悦，说：“那该怎么办？”王钦若揣度皇上厌恶战争，就假意说：“陛下用武力夺取幽燕，才可以洗刷耻辱。”皇上说：“河朔百姓刚刚免除兵灾，我怎么能这样做，可以考虑次一等的办法。”王钦若说：“只有封禅泰山，才可以镇服海内，夸示远方之人。”然而自古封禅，应当得到上天祥瑞、世间罕见的事情，然后才可以进行。接着又说：“上天祥瑞哪里能必定得到？前代大概有用人力制造祥瑞的，只要君主深信并崇奉，以明示天下，那就与上天祥瑞没有区别了。”皇上心意还未决定，没有人适合与他谋划。另一天晚上，皇上驾临秘阁，只有杜镐正在值班。皇上突然问他：“古人所说的‘河出图，洛出书’，究竟是怎样的事情？”杜镐是老儒生，猜不透皇上的意图，随意回答说：“这是圣人用神道来教化罢了。”他的意思恰好与皇上的心意相合。皇上因此心意已决。当时王旦担任宰相，才能超过常人，但到了这个时候不能极力争辩，稍微有些不足。大概王旦为人，像冯道一样，都是伟大的宰相之才。冯道不幸生于乱世，在生死关头不能自立。王旦侍奉真宗，言听计从，安于权势地位，也不能以正道终老，与冯道有什么不同？
大中祥符末年，每次举行大礼，就捧着天书进行。王旦担任天书使，常常郁郁不乐。皇上刚即位时，李沆担任宰相，王旦任参知政事。李沆收集各地水旱灾害和盗贼的奏报呈给皇上，王旦认为是小事，不值得烦劳皇上听闻。李沆说：“君主年轻，应当让他知道各地的艰难，不然血气方刚，如果不留意声色犬马，就会大兴土木、甲兵、祷祠之事了。我老了看不到这些，这是参政日后的忧虑。”等到王旦亲眼看到王钦若、丁谓等人的所作所为，劝谏则已经与他们同流合污，想要离去则皇上对他恩遇深厚，不忍心离去，于是感叹说：“李文靖真是圣人啊。”他卧病在床时，想要削发披上僧衣来装殓。他一向与大年交好，死后几个儿子想听从他的意愿，大年认为不可以，于是作罢。虽然终身富贵，但实际上不得志。
真宗刚即位时，李沆担任宰相，皇帝向来敬重李沆。曾经询问治理国家应当先做什么，李沆说：“不用浮薄新进、喜欢惹事的人，这最为重要。”皇帝问是谁，李沆说：“像梅询、曾致尧等人就是这样。”皇帝深以为然，所以终真宗一世，这几个人
皆不进用。是时，梅、曾皆以才名自▯。尝遣致尧副温仲舒安抚陜西，致尧于閤门防论仲舒言不足与共事，轻鋭之党无不称快。然沆在中书不喜也，使它人副仲舒而罢致尧。故自眞宗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重厚之士，由沆力也。
译（这些人）都没有被进用。当时，梅询、曾致尧都凭借才能和名声自傲。曾派遣曾致尧作为温仲舒的副手去安抚陕西，曾致尧在阁门防备议论温仲舒，说他不值得与自己共事，轻浮锐进的党羽没有不称心快意的。然而吕沆在中书省并不喜欢（曾致尧），便派其他人做温仲舒的副手，而罢免了曾致尧。所以从真宗朝到仁宗初年，朝廷多得到稳重敦厚的人才，这是吕沆努力的结果。
眞宗临御岁乆，中外无虞，与羣臣燕语，或劝以声妓自娯。王文正公性俭约，初无▯侍。其家以二▯省官治钱，上使内东门司呼二人者，责限为相公买妾，仍赐银三千两。二人归以告公，不乐然难逆上防，遂听之。葢公自是始衰，数嵗而捐馆。初沈伦家破，其子孙鬻银器，皆钱塘钱氏昔以遗中朝将相，皆花篮大筩之▯，非家人所有。▯省官与沈氏议，止以银易之，具言于公。公颦蹙曰：“吾家安用此？”其后姬妾既具，乃呼二人问：“昔沈氏什器尚在可求否？”二人谢曰：“向私以银易之，今见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声色之移人如此。张公安道守金陵，二▯省官有一人自南方替还，具为公道此。
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诰，朝望日重。一日至中书，见王文正公，公问君识吕夷简否？沂公曰：“不识也。”退而访之，吕公时为太常博士，通判濵州，人多称其才者。它日复见文正，复问如初。沂公曰：“公前及此人。”退而访之，具所闻以告。文正曰：“此人异日与舍人对秉钧轴。”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余亦不识，但以其奏请得之。”沂公曰：“奏请何事？”曰：“如不税农器等数事。”时沂公自待亦不浅，闻文正之言不信也，姑应之曰：“诺。”既而许公自濵罢，擢提防两浙刑狱，未几置之侍从。及丁晋公败，沂公引为执政，卒与公并相。沂公从容道文正语，二公皆嗟叹，以为非所及。其后张公安道道其事于许公神道碑，略叙一二。
眞宗晩年得风疾，自疑不起，尝卧枕宦者周怀正股，与之谋欲命太子监国。懐正，东宫官也，出与冦凖谋之，遂议立太子，废刘氏，黜丁谓等，使杨亿草具诏书。亿私语其妻弟张演曰：「数日之后，事当一新，稍泄。」丁谓夜乘妇人车，与曹利用谋之，诛怀正，黜凖，召亿至中书。亿惧，便液俱下，面无人色。谓素重亿，无意害之，徐曰：「谓当改官，烦公为作一好麻耳。」亿乃少安。凖初为此谋，欲遣使四方宣示风指，诛异己者，使杨亿为诏书，遣其婿王曙出使。曙知其不可，力止之，意其必有祸败，藏其诏书草，使其妻缝置夹衣中。及刘后既没，朝廷方欲理凖旧勲，曙出其书，文字磨防，殆不可复识。由此赠亿礼部尚书，諡曰文。李淑为之辞，其略曰：「自昔天僖之末，政渐宫闱，能协元臣，议尊储极。葢凖为人忠亮，自信固无异心，然使之得志，必有恣横失众之事，未必不为国之祸也。」
杨文公晚年居阳翟，素厚杨玮。玮尝辞赴举，求赀粮而行，公命以千钱予之。玮本责办于公，既得此，殊非本意，然亦不动。公熟视之良久，亦无它。玮辞去，公命乘驴于阶，玮不肯。公拊其背曰：「子他日不可，今日可矣。子异日必为吾此官。」既而以钱百千贷之，玮遂及第，名位率与文公等。
眞宗既疾甚，殆不复知事。李迪、丁谓同作相。内臣雷允恭者，嬖臣也。自刘后以下皆畏事之，谓之进用，皆允恭之力。尝传宣中书，欲以林特为枢密使，迪不可曰：“除两府须面奉圣防。”翊日争之上前，声色俱厉。谓辞屈，俛首鞠躬而已。谓既退，迪独留纳劄子，上皆不能省记。而二相皆以郡罢。允恭传宣，谓家以中书阙人，权留谓发遣。谓由此入▯中书，见同列，召堂吏喻之，索文书阅之。来日与诸公同奏事，上亦无语。众退，独留。及出道，过学士院，问院吏：“今日学士谁直？”日曰：“刘学士筠。”谓呼筠出口，传圣防，令谓复相可草麻。筠曰：“命相必面得防，今日必有宣召，麻乃可为也。”谓无如之何。它日再奏事，复少留。退过学士院，复问：“谁直？”日曰：“钱学士惟演。”谓复以圣防语之，惟演即从。谓既复相，乃逐李公及其党正人，为之一空。将草李公责词，时宋宣宪知制诰当▯，请其罪名。谓曰：“春秋无将，汉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从之。词既成，谓犹嫌其不切，多所改定。其言上前争议曰：“罹此震惊，遂至沈顿，谓所定也。”及谓贬朱崖，宋犹掌词命，即为之词曰：
译真宗在位时间长久，朝廷内外没有忧患，与群臣闲谈时，有人劝他用歌妓来娱乐自己。王文正公（王旦）生性节俭，起初没有侍妾。他家由两名内省官管理钱财，皇上让内东门司传唤这两人，限期为相公买妾，并赐银三千两。两人回去告诉王旦，王旦不乐意但难以违背皇意，于是听从了。大概从这时起王旦开始衰落，几年后去世。起初沈伦家道中落，他的子孙变卖银器，都是钱塘钱氏过去赠送给中原将相的，都是花篮大筒之类的器物，不是沈家原有的。内省官与沈家商议，只用银两交换，并详细告诉了王旦。王旦皱着眉头说：“我家哪里用得着这些？”后来姬妾都齐备了，便叫那两人问：“以前沈家的什物还在，可以求得吗？”两人谢罪说：“以前私自用银两换来了，现在还在。”王旦很高兴地使用了它们，像这样有声色之好转移人的心志。张公安道（张方平）任金陵知州时，两名内省官中有一人从南方卸任回来，把这件事详细告诉了张方平。
祥符末年，王沂公（王曾）任知制诰，朝野声望日益加重。一天到中书省，见到王文正公，王旦问：“你认识吕夷简吗？”王曾回答说：“不认识。”退下后去打听，吕公当时任太常博士、通判滨州，很多人称赞他的才能。过几天又见到王旦，王旦又问同样的问题。王曾说：“您以前提到过这个人。”退下后去打听，把听到的情况都告诉了王旦。王旦说：“这个人将来会和你一起执掌朝政。”王曾说：“您怎么知道？”王旦说：“我也不认识，只是从他的奏请中看出来的。”王曾说：“奏请了什么？”王旦说：“像不征收农具税等几件事。”当时王曾对自己的期待也不低，听了王旦的话不相信，暂且应答说：“是。”不久吕公从滨州罢任，提拔为提点两浙刑狱，没过多久进入侍从之列。等到丁晋公（丁谓）败落，王曾引荐吕夷简为执政，最终与王旦一同拜相。王曾从容地讲述王旦的话，两人都感叹，认为这不是自己能比得上的。后来张公安道在吕公的神道碑中讲述这件事，略述了一二。
真宗晚年得了风疾，自己怀疑病重不起，曾经枕着宦官周怀正的大腿，与他谋划想命太子监国。周怀正是东宫官员，出去与寇准谋划，于是商议立太子，废黜刘氏，罢免丁谓等人，让杨亿起草诏书。杨亿私下对妻弟张演说：“几天之后，事情应当焕然一新，稍微泄露。”丁谓夜里乘坐妇人车，与曹利用谋划，诛杀周怀正，罢免寇准，召杨亿到中书省。杨亿害怕，大小便失禁，面无人色。丁谓一向看重杨亿，无意害他，缓缓地说：“我要改官，烦请你为我写一篇好的任命文书。”杨亿这才稍微安心。寇准起初谋划这件事，想派遣使者到四方宣示皇上的旨意，诛杀异己者，让杨亿写诏书，派遣他的女婿王曙出使。王曙知道这不可行，极力阻止，料想必定有祸败，藏起诏书草稿，让妻子缝在夹衣里。等到刘皇后去世后，朝廷正想为寇准旧功平反，王曙拿出文书，文字磨损模糊，几乎无法辨认。因此追赠杨亿为礼部尚书，谥号文。李淑写碑文，大略说：“自从天禧末年，政令逐渐出自宫闱，能够协调元老大臣，商议尊崇太子。大概寇准为人忠诚刚直，自信坚定没有异心，然而让他得志，必定有恣意横行失去人心的事，未必不会成为国家的祸患。”
杨文公（杨亿）晚年居住在阳翟，一向与杨玮交好。杨玮曾经推辞赴考，请求资助路费，杨亿命人给他一千钱。杨玮本来指望杨亿帮忙办理，得到这个，完全不是本意，但也不动声色。杨亿仔细看了他很久，也没有其他表示。杨玮告辞，杨亿命他骑驴出门，杨玮不肯。杨亿拍着他的背说：“你将来不行，今天可以。你将来必定担任我这样的官职。”不久借给他一百千钱，杨玮于是考中，名位大致与杨亿相当。
真宗病重，几乎不再知道事情。李迪、丁谓同时任宰相。内臣雷允恭，是受宠幸的臣子。从刘皇后以下都畏惧他，丁谓的进用，都是雷允恭的力量。曾经传宣中书省，想让林特任枢密使，李迪不同意说：“任命两府大臣必须当面奉承圣旨。”第二天在皇上面前争辩，声色俱厉。丁谓理屈，低头鞠躬而已。丁谓退下后，李迪独自留下呈递札子，皇上都不能省记。而两位宰相都以郡守身份罢免。雷允恭传宣，丁谓家说中书省缺人，暂且留下丁谓处理事务。丁谓由此进入中书省，见到同僚，召来堂吏告知，索取文书阅览。第二天与众人一同奏事，皇上也没有说话。众人退下，丁谓独自留下。等到出宫门，经过学士院，问院吏：“今天哪位学士值班？”回答说：“刘学士筠。”丁谓叫刘筠出来，传圣旨，让丁谓复相可以起草任命文书。刘筠说：“任命宰相必须当面得到圣旨，今天必定有宣召，任命文书才可以起草。”丁谓无可奈何。过几天再次奏事，又稍微留下。退下经过学士院，又问：“谁值班？”回答说：“钱学士惟演。”丁谓又用圣旨告诉他，钱惟演立即听从。丁谓复相后，于是驱逐李公及其党羽正直的人，使之空无一人。将要起草李公的责罚诏书，当时宋宣宪任知制诰当值，请他定罪名。丁谓说：“春秋无将，汉法不道，都是他的事。”宋宣宪不得已听从。诏书写成，丁谓还嫌不够严厉，多有修改。其中说在皇上面前争辩说：“遭受这震惊，于是沉沦顿挫，是丁谓所定的。”等到丁谓贬到朱崖，宋宣宪还掌管词命，就为他写诏书说：
丁谓既逐李公于衡州，遣中使赍诏赐之，不道所以。李闻之，欲自裁，其子束之救之，得免。谓因大行贬窜，王钦若、丁度等皆投之远方。时王沂公叅知政事，不平之，曰：“责太重矣。”谓熟视乆之，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也。”沂公踧然而惧，因密谋去之。
内侍雷允恭既有力于谓，谓深德之。及山陵事起，宦官多縁伏出在外，允恭独留不遣，自请于太后，太后终不许。允恭泣曰：“臣遭遇先帝，不在人后，而独不得効力于陵上，敢请罪。”太后曰：“吾不于汝惜差遣，因汝不知条法，妄有举动，适为汝累矣。”允恭泣告不已，乃以为都监。允恭驰至陵下，司天邢中和为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歩法，宜子孙▯汝州秦王坟。”允恭曰：“如此，何故不就？”中和曰：“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曰：“先帝独有上，无它子，果如秦王坟，何故不用？”中和曰：“山陵事重，踏勘覆按，动经日月，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马入见太后言之，安有不从。”允恭素贵横，人莫敢违，即改穿上穴。及允恭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何轻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多子孙，何惜不可。”太后意不然之，曰：“出与山陵使议可否。”允恭见谓，具道所以，谓亦知其非，而重违允恭，无所否，唯唯而已。允恭不得谓决语，入奏。太后曰：“山陵使亦无议矣。”既而上穴果有石，石尽水出。沂公具得其事，以谓擅易陵地，意有不善，欲奏之而不得。间谓同列曰：“曾无子，欲令弟子过房，来日奏事毕，略留奏之，谓不以为疑。”太后闻之大惊，即命差官按劾其事，而谓不知也。比知于▯前诉之，移时有内侍卷▯曰：“相公谁与语？驾起久矣。”谓知太后意不可囘，以笏叩头而退。谓既得罪山陵，竟就下穴。葢谓所坐欲庇允恭，不忍破其妄作耳。然其邪谋深远，得位嵗久，心不可测，虽沂公以计倾之，而公议不以为非【内臣张怀忠者，刘后阁下亲信人也。庆厯中监书库，爲张安道説此事】
章献垂箔，有方仲▯者上书，乞依武氏故事，立刘氏庙。章献览其防，曰：“吾不作此。”▯祖宗事裂，而掷之于地。仁宗在侧，曰：“此亦出于忠孝，宜有以旌之。”乃以为开封司録。及章献崩，黜为汀州司马。程琳亦尝有此请，而人莫知之也。仁宗一日在迩英，谓讲官曰：“程琳心行不忠，在章献朝尝请立刘氏庙，且献七庙图。”时王洙侍读，闻之。仁宗性寛厚，琳竟至宰相，葢无宿怒也。
王沂公为相，兼玉清昭应宫使。宫焚而罢。吕许公当国，是时太后临朝，仁宗尚防。公能以智辑睦二宫，无纎毫之隙。及许公薨，仁宗方视朝，恸哭久之，顾左右大臣曰：“吕夷简死，谁复能办大事者？”及举哀，哭之甚恸，遂以祭奠器皿尽赐其家。张公安道时摄太常卿，亲见其事。其后奉勑撰许公神道碑，其家欲言和协二宫事，安道于上前质其虚实。上不喜曰：“吾不能复记此事。”良久乃曰：“明肃章献尝自言梦周王祐【眞宗长子早夭】来告，将脱生荆王宫中，时允初始生【允初荆王少子】所谓五相公者，太后欲取入宫养之，吕夷简争之乃止。”上所言如此，则许公信有力矣。
章献皇后崩，吕公以后遗令，册杨太妃为皇太后，且复垂▯。士大夫多不悦。御史大夫蔡齐将留百官班，争之乃止。许公叹曰：“蔡中丞不知吾心，吾岂乐为此哉？”仁宗方年少，禁中事莫主张者。其后盛美人等恣横争宠，无如之何。许公之意或在是矣。然人主既壮，而母后听政，自非国家令典。虽或能整齐禁中，而垂▯之后，外家用事，亦何所不至。古今母后临朝，如宣仁后专奉帝室，不为私计，葢未有也。
章献既没，或疑章懿之防，仁皇遣李用和发其葬，视之，容貌如生。使者驰入奏，仁皇于章献神御前焚香泣告曰：“自今大娘娘平生分明矣。”仁宗谓刘氏“大娘娘”，谓杨氏“小娘娘”。
章懿之崩，李淑防葬，晏殊撰志文，只言生女一人，早卒，无子。仁宗
译丁谓将李公贬逐到衡州后，派遣宦官带着诏书赐给他，却不说明原因。李公听说后，想要自杀，他的儿子捆住他救了他，才得以幸免。丁谓于是大肆进行贬谪放逐，王钦若、丁度等人都被投送到远方。当时王沂公担任参知政事，对此感到不平，说：“责罚太重了。”丁谓盯着他看了很久，说：“接待我的主人，恐怕也难免受牵连。”王沂公惶恐不安，于是暗中谋划除去他。
内侍雷允恭曾经对丁谓有功，丁谓对他非常感激。等到修建皇陵的事情兴起，宦官大多因为服丧而出居在外，只有雷允恭被留下没有遣散，他亲自向太后请求，太后最终不答应。雷允恭哭着说：“臣遭遇先帝，不在别人之后，却唯独不能在陵墓上效力，敢请治我的罪。”太后说：“我不是舍不得给你差事，是因为你不懂条令法规，妄自行动，正好成为你的累赘罢了。”雷允恭哭着请求不停，于是任命他为都监。雷允恭赶到陵墓下，司天监邢中和对雷允恭说：“现在皇陵上百步的法则，适宜子孙，就像汝州秦王坟那样。”雷允恭说：“像这样，为什么不就在那里？”邢中和说：“恐怕下面有石头或者水罢了。”雷允恭说：“先帝只有上穴，没有其他儿子，如果真的像秦王坟那样，为什么不采用？”邢中和说：“皇陵事情重大，踏勘复查，动不动就经过数月，恐怕赶不上七月的期限罢了。”雷允恭说：“只要移到上穴，我跑马入宫禀见太后说明，哪有不同意的。”雷允恭向来骄横，没人敢违背，于是改用上穴。等到雷允恭入宫禀告太后，太后说：“这是大事，怎么如此轻率。”雷允恭说：“如果先帝有很多子孙，何必吝惜不可。”太后心里不以为然，说：“出去和山陵使商议是否可行。”雷允恭见到丁谓，详细说明了原因，丁谓也知道这不合适，但又不忍心违背雷允恭，没有表示反对，只是连连答应罢了。雷允恭没有得到丁谓肯定的话语，入宫奏报。太后说：“山陵使也没有异议了。”后来上穴果然有石头，石头挖尽水就涌出。王沂公详细得知了这件事，认为丁谓擅自更改陵地，心里有不良企图，想要上奏却没能做到。他私下对同僚说：“丁谓没有儿子，想让自己的弟子过继，明天奏事完毕，稍微停留一下上奏这件事，丁谓不会怀疑。”太后听说后大惊，立即命令派遣官员查办这件事，而丁谓不知道。等到他在太后面前申诉时，过了一会儿有内侍卷起帘子说：“相公谁和你说话？皇上已经起身很久了。”丁谓知道太后的心意不可挽回，用笏板叩头后退出。丁谓因为在皇陵上获罪，最终就用了下穴。大概丁谓所犯的罪是为了庇护雷允恭，不忍心破坏他的妄为罢了。然而他的奸邪谋划深远，得位时间长久，心思不可测度，虽然王沂公用计谋倾覆他，但公众舆论不认为这是错的【内臣张怀忠，是刘太后阁下的亲信。庆历年间监管书库，对张安道说了这件事】
章献太后垂帘听政时，有个叫方仲的人上书，请求依照武则天的旧例，建立刘氏宗庙。章献太后看了他的奏章，说：“我不做这种事。”把祖宗的规矩撕裂，扔在地上。仁宗在旁边，说：“这也是出于忠孝，应该有所表彰。”于是任命他为开封府司录。等到章献太后去世，他被贬为汀州司马。程琳也曾有过这样的请求，但人们不知道这件事。仁宗有一天在迩英殿，对讲官说：“程琳心行不忠，在章献太后朝时曾经请求建立刘氏宗庙，并且献上了七庙图。”当时王洙侍读，听到了这件事。仁宗性格宽厚，程琳最终做到了宰相，大概是没有怀恨在心。
王沂公担任宰相，兼任玉清昭应宫使。宫室焚毁后罢免。吕许公执政，这时太后临朝，仁宗还年幼。吕公能够用智慧协调两宫和睦，没有丝毫嫌隙。等到吕许公去世，仁宗正在上朝，痛哭很久，回头对左右大臣说：“吕夷简死了，谁还能办大事呢？”等到举哀，哭得非常悲痛，于是把祭奠的器皿全部赐给他的家。张公安道当时代理太常卿，亲眼见到这件事。后来奉命撰写吕许公的神道碑，他家想提及协调两宫的事，张安道在皇上面前质问真假。皇上不高兴地说：“我不能再记起这件事。”过了很久才说：“明肃章献太后曾经自己说梦见周王祐【真宗的长子早夭】来告知，将要转生在荆王宫中，当时允初刚出生【允初是荆王的小儿子】所谓五相公，太后想把他接入宫中抚养，吕夷简争辩才停止。”皇上所说的就是这样，那么吕许公确实有功劳了。
章献皇后去世，吕公根据太后的遗令，册封杨太妃为皇太后，并且再次垂帘听政。士大夫大多不高兴。御史大夫蔡齐将要留住百官班列，争辩后才停止。吕许公叹息说：“蔡中丞不知道我的心，我难道乐意做这件事吗？”仁宗当时年轻，宫中没有人做主。后来盛美人等人放纵专横争宠，无可奈何。吕许公的意思或许就在这里。然而君主已经成年，而母后听政，自然不是国家的常典。虽然有时能整顿宫中，但垂帘听政之后，外戚用事，什么事做不出来。古今母后临朝，像宣仁太后专门奉侍帝室，不为私利打算，大概没有过。
章献太后去世后，有人怀疑章懿太后的死因，仁宗派遣李用和发掘她的墓穴查看，容貌像活着一样。使者快马入宫奏报，仁宗在章献太后的神御前焚香哭泣禀告说：“从今以后大娘娘平生的清白就明白了。”仁宗称刘氏为“大娘娘”，称杨氏为“小娘娘”。
章懿太后去世，李淑负责葬礼，晏殊撰写墓志铭，只说生了一个女儿，早逝，没有儿子。仁宗
憾之，及亲政，内出志文以示宰相，曰：“先后诞育朕躬，殊为侍从，安得不知？乃言生一公主，又不育，此何意也？”吕文靖曰：“殊固有罪，然宫省事秘，臣备位宰相，是时虽略知之，而不得其详。殊之不审理，容有之。然方章献临御，若明言先后实生圣躬，事得安否？”上黙然良乆，命出殊守金陵。明日，以为远，改守南都。如许公保全大臣，眞宰相也，其有后宜哉！及殊作相，八王疾革，上亲徃问王曰：“叔久不见官家，不知今谁作相？”上曰：“晏殊也。”王曰：“此人名在图防，胡为用之？”上归阅防，得成败之语，并记志文事，欲重黜之。宋祁为学士，当草白麻，争之，乃降二官，知颍州。词曰：“广营产以殖赀，多役兵而规利，以它罪罪之。”殊免深谴，祁之力也。
译皇帝对此感到遗憾，等到亲自处理朝政时，从宫内取出志文给宰相看，说：“先后生育了我，晏殊作为侍从，怎么能不知道？却只说生了一位公主，又说没有生育，这是什么意思呢？”吕文靖说：“晏殊确实有罪，然而宫中的事情隐秘，我身为宰相，当时虽然大致知道，但不清楚详情。晏殊不查清审理，或许是有这种情况。然而当时章献太后临朝听政，如果明确说出先后确实生下了圣上，事情能平安吗？”皇帝沉默了很久，命令晏殊出任金陵知府。第二天，认为金陵太远，改任南都知府。像许公这样保全大臣，真是宰相啊，他有后代是应当的！等到晏殊担任宰相时，八王病重，皇帝亲自前往探望，八王说：“我很久没见官家了，不知道现在谁做宰相？”皇帝说：“是晏殊。”八王说：“这个人名在图谶之中，为什么任用他？”皇帝回去查阅图谶，看到有关成败的言论，并记起志文的事，想要重重贬斥晏殊。宋祁担任学士，应当起草任命诏书，他为此争辩，于是只降了晏殊两级官职，出任颍州知州。诏书说：“广泛经营产业以积累财富，大量役使士兵以谋取利益，用其他罪名来惩处他。”晏殊免于深重责罚，是宋祁的力量。
李文定与吕文靖同作相，李公▯而踈吕公巧而密。李公尝有所规画，吕公觉其非所能及，问人曰：“李门下谁为谋者？”对曰：“李无它客，其子东之虑事过其父也。”吕公因谓李公：“公子东之才可用也，当授以事任。”李公谦不敢当。吕公曰：“进用才能，此自夷简事，公勿预知。”即奏除东之西浙提刑。李公父子不悟也，皆喜受命。二公内既不协，李公于上前求去。上怪问其故，李奏曰：“老疾无堪，夷简慢欺，具奏所以上。”召吕而质之。时燕王贵盛，尝为门生某求官，二公共议许之。既而吕公遂在告，李公书奏与之。久之忘其实，反谓吕独私燕邸。吕公以案牍奏上，李惭惧待罪，遂免去。其后王沂公久在外，意求复用。宋宣献为叅知政事，甚善吕公。为沂公言曰：“孝先求复相，公能相容否？”吕公许诺。宣献曰：“孝先于公事契不浅，果许则宜善待之，不宜如复古也。”吕公笑然之。宣献曰：“公已位昭文，孝先至于集贤处之可也。”吕公曰：“不然，吾虽少下之，何害？”遂奏言王曾有意复入，上许之。吕公复言愿以首相处，之上不可，许以亚相，乃使宣献问其可否。沂公无所择，既至，吕公专决事，不少让。二公又不协。王公复于上前求去，上问所以，对如李公去意，固问之，乃曰：“夷简事多以贿成，臣不能尽记。”王博文自陈州入知开封，所入三千缗，上惊，复召吕公，请付有司治之，乃以付御史中丞范讽推治，无之，乃请罪求去。葢吕公族子昌龄以不获用为怨，时有言武臣王博古尝纳赂吕公者，昌龄误以博文告，王不审遂奏之上，大怒，遂以王公知郓州，吕公亦以节钺知许州。叅知政事宋宣献、蔡文忠亦皆罢去。李公、王公虽以踈短去位，然天下至今以正人许之。
章郇公虽闽人，然其为人厚重。少时有相工知人贵贱，公父以兄弟见之。相者曰：“中有一人大贵。”公就位，舍去不复问。公弟从之不已，父曰：“所谓贵者谁也？”相者曰：“舍去者是也。”后以侍▯为叅知政事。吕许公鄙其为人。宋宣献时，以尚书为枢密副使，许公即以为叅知政事，欲以逼公。公之亲友皆劝公自引去，公不听。久之，宣献卒，乃求避位。许公深愧之，言于仁宗，留公不遣。及许公薨，遂秉政。晏元献、杜祁公、范文正、富郑公更用事，公黙黙无所为。然数公既去，而公为相如故。卒以老辞位而退，葢亦有过人者。
张公安道尝为予言治道之要，罕有能知之者。老子曰：“道非明民，将以愚之。”国朝自眞宗以前，朝廷尊严，天下私説不行。好竒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摇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为诗赋以取科第，不知其它矣。谚曰：“水到鱼行。”既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术驭下。王文正公为相，南省试《当仁不让于师》赋时，贾边、李迪皆有名塲屋，及奏名而边、迪不与。试官取其文观之，迪以落韵，边以“师”为众与注防异，特奏令就御试。王文正议落韵失于不详审耳。若舍注疏而立异论，不可辄许，恐从今士子放荡无所凖的，遂取迪而黜边。当时朝论大率如此。仁宗初年，王沂公、吕许公犹持此论。自设六科以来，士之翘侈者皆争论国政之长短。二公既罢，则轻鋭之士稍稍得进，渐为竒论以撼朝廷。朝廷徃徃为之动摇，庙堂之浅深既可得而知，而好名喜事之人盛矣。许公虽复作相，然不能守其旧格，意虽不喜，而亦从风靡矣。其始也，范讽、孔道辅、范仲淹三人以才能为之称首。其后许公免相，晏元献为政，富郑公自西都留守入叅知政事，深疾许公，乞多置谏官以广主听。上方向之，而晏公深为之助，乃用欧阳修、余靖、蔡襄、孙沔等并为谏官。谏官之势自此日横。郑公犹倾身下士以求誉，相帅成风。上以谦虚为贤，下以傲诞为高，于是私説遂胜而朝廷轻矣。然予以张公之论得其一，不得其二，徒见今世朝廷轻甚，故思曩日之重，然不知其敝也。大臣恣为非横，而下无由能动，其害亦不细也。使丁晋公之时
译李文定公与吕文靖公同时担任宰相，李公质朴而疏阔，吕公机巧而细密。李公曾经有所谋划，吕公察觉那不是自己所能比及的，便问人：“李公门下谁是出谋划策的人？”回答说：“李公没有其他门客，他的儿子李东之考虑事情比他的父亲还要周全。”吕公于是对李公说：“李公的儿子李东之有才能可以任用，应当授予他职务。”李公谦让不敢接受。吕公说：“举荐任用人才，这本来是我吕夷简的事，您不必过问。”随即上奏任命李东之为西浙提刑。李公父子没有领悟其中的用意，都高兴地接受了任命。两位宰相内心本来就不和睦，李公在皇帝面前请求离职。皇帝奇怪地询问原因，李公上奏说：“年老多病不堪任职，吕夷简轻慢欺瞒，详细奏章已经呈上。”皇帝召来吕公质问。当时燕王地位显贵，曾经为门生某人谋求官职，两位宰相共同商议答应了他。不久吕公便告假休息，李公写信上奏告知他。过了很久李公忘记了实际情况，反而指责吕公独自偏袒燕王府。吕公用文书档案上奏皇帝，李公惭愧恐惧等待治罪，于是被免去了官职。后来王沂公长期在外地，心里谋求重新被起用。宋宣献公担任参知政事，与吕公关系很好。宋宣献公对王沂公说：“王孝先谋求重新拜相，您能容纳他吗？”吕公答应。宋宣献公说：“王孝先与您私交不浅，如果答应就应当善待他，不应该像以前那样。”吕公笑着表示同意。宋宣献公说：“您已经位居昭文馆大学士，王孝先做到集贤殿大学士就可以了。”吕公说：“不是这样，我虽然稍微压制他一点，有什么妨害呢？”于是上奏说王曾有意重新入朝，皇帝允许。吕公又进言希望让王曾担任首相，皇帝不答应，允许他担任副相，于是派宋宣献公去询问王曾是否同意。王沂公没有选择，到任后，吕公专断决事，一点也不谦让。两位宰相又不和睦。王公又在皇帝面前请求离职，皇帝询问原因，回答如同李公请求离职时的意思，皇帝坚持追问，于是说：“吕夷简办事大多靠贿赂成功，臣不能全部记住。”王博文从陈州入京担任开封府尹，所收受贿赂达三千缗，皇帝震惊，再次召见吕公，请求交付有关部门审理，于是交付御史中丞范讽推究审理，没有查实，于是请求治罪并请求离职。大概吕公的族子吕昌龄因为不被任用而怨恨，当时有人议论武臣王博古曾经向吕公行贿，吕昌龄误把王博文告发，王曾没有审察就向皇帝上奏，皇帝大怒，于是任命王曾为郓州知州，吕公也以节度使身份担任许州知州。参知政事宋宣献公、蔡文忠公也都一同被罢免。李公、王公虽然因为质朴短见而离任，但天下至今仍然把他们当作正直的人。
章郇公虽然是闽地人，但他为人厚重。年轻时有一位相士能知人贵贱，章公的父亲带着兄弟去见他。相士说：“其中有一人大富大贵。”章公就位，相士离开不再追问。章公的弟弟不停地跟随，父亲问：“所谓富贵的人是谁？”相士说：“刚才离开的那个人就是。”后来章公以侍御史身份担任参知政事。吕许公鄙视他的为人。宋宣献公在位时，让章公以尚书身份担任枢密副使，吕许公就让他担任参知政事，想以此逼迫章公。章公的亲友都劝他自行引退，章公不听。过了很久，宋宣献公去世，章公才请求避位。吕许公深深感到惭愧，向仁宗皇帝进言，留下章公不让他走。等到吕许公去世，章公于是主持朝政。晏元献公、杜祁公、范文正公、富郑公相继掌权，章公默默无所作为。然而这几位公卿离开后，章公担任宰相依然如故。最终因为年老辞去职位退隐，大概也有超过常人的地方。
张公安道曾经对我说过治理国家的要领，很少有人能知道。老子说：“道不是用来使百姓聪明，而是用来使他们愚昧。”本朝从真宗皇帝以前，朝廷尊严，天下私下的议论不能流行。喜欢新奇好事的人，不敢用事情来动摇朝廷，所以天下的士人只知道写诗赋来考取功名，不知道其他了。谚语说：“水到鱼行。”既然已经让他们做官，不担心他们不懂政事。以前的名宰相，都用这种方法驾驭下属。王文正公担任宰相时，南省考试《当仁不让于师》赋，当时贾边、李迪都在科场中有名，等到奏报名单时贾边、李迪不在其中。试官拿他们的文章观看，李迪因为落韵，贾边因为把“师”解释为众人，与注疏不同，特别上奏让他参加御试。王文正公议论说落韵是因为不详细审察罢了。如果舍弃注疏而立异论，不能轻易允许，恐怕从此士子放荡没有准则，于是录取李迪而黜落贾边。当时朝中议论大抵如此。仁宗初年，王沂公、吕许公还坚持这种论调。自从设立六科以来，士人中张扬奢侈的人都争论国政的长短。两位公卿被罢免后，轻浮锐进的士人渐渐得进，逐渐提出奇论来动摇朝廷。朝廷往往因此动摇，朝廷的深浅既然可以知道，而好名喜事的人就兴盛了。吕许公虽然重新拜相，但不能守住旧有的格局，心里虽然不喜欢，但也随波逐流了。起初，范讽、孔道辅、范仲淹三人以才能著称为首。后来吕许公免相，晏元献公执政，富郑公从西都留守入朝担任参知政事，深深厌恶吕许公，请求多设置谏官以广开君主视听。皇帝正倾向于此，而晏公深深帮助他，于是任用欧阳修、余靖、蔡襄、孙沔等人都担任谏官。谏官的势力从此日益横行。富郑公还倾身结交士人来求取声誉，相率成风。皇帝以谦虚为贤德，下属以傲慢怪诞为高尚，于是私下议论于是胜过朝廷而朝廷轻慢了。但我认为张公的论调只得到其一，没有得到其二，只是看到当今朝廷非常轻慢，所以思念往日朝廷的尊严，却不知道它的弊端。大臣恣意横行，而下面没有办法能动摇，它的危害也不小。假如丁晋公之时
，台谏言事必听，有如仁宗中年，其败已久矣。至于许公，非诸公并攻其短，其害亦必有甚者。葢朝廷之轻重，则不在此。诚使正人在上，与物无私，而举动适当，下无以议之，而朝廷重矣。安在使下不得议哉？下情不上通，此亦人主之深患也。可则从之，否则违之，岂害于重哉？西汉之初，专任功臣侯者，如绛、灌之流，不可谓不贤，至使贾谊、董仲舒皆老死不得用事。偏则害生，故曰：「张公得其一，不得其二。」由此言之也。
译台谏官员进言，必定听从，如果像仁宗中年那样，弊端早已严重了。至于许公，如果不是各位大臣一起攻击他的短处，他的危害也一定更加严重。大概朝廷的轻重，并不在于此。如果真的让正直的人居于上位，对万物没有私心，而且举止得当，下面的人没有理由议论他，那么朝廷就受到尊重了。哪里在于让下面的人不能议论呢？下面的情况不能上达，这也是君主深深的忧患。可行的就听从，不可行的就违背，这难道损害朝廷的尊严吗？西汉初年，专门任用功臣侯爵，像周勃、灌婴这一类人，不能说他们不贤能，以至于让贾谊、董仲舒都老死而不能被任用。偏颇就会产生祸害，所以说：“张公得到了一方面，没有得到另一方面。”就是由此而言的。
范文正公笃于忠亮，虽喜功名而不为朋党。早嵗排吕许公，勇于立事，其徒因之矫厉过▯，公亦不喜也。自越州还朝，出鎭西事，恐许公不为之地，无以成功，乃为书自咎解讐而去。其后以叅知政事安抚陜西，许公既老，居郑，相遇于途。文正身歴中书，知事之难，惟有过悔之语，于是许公欣然相与语终日。许公问何为亟去朝廷，文正言欲经制西事耳。许公曰：「经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便。」文正为之愕然。故欧阳公为文正神道碑言二公晩年欢然相得，由此故也。后生不知，皆咎欧阳公。予见张公言之，乃信。
龙川别志卷上
钦定四库全书
龙川别志卷下
宋 苏辙 撰
宝元初，元昊创立文法，故名吾祖慢书。始闻朝廷为之忿然，张邓公为相，即议絶和问罪。时西边弛备已乆，人不知兵，识者以为忧。呉春卿时为谏官，上言：“元昊不识礼义，宜且勿与较，许其所求，彼将无词举动。”然后隂勑边臣密修战备，使年嵗间战守之计立，则元昊虽欲妄作，不能为深害矣。奏入，邓公笑曰：“人言呉舍人心风，果然。”既而和事一絶，元昊入冦，所至如入无人之境。后数年，力尽求和，歳増赂遗，仍改名兀卒。朝廷竟不问世，乃以春卿之言为然。
元昊既叛，陜西四路置帅，夏英公竦为总帅，居长安，不临边，精兵勇将留寘麾下，四路战守出入皆取决焉。既远不及事，而四路▯败，罚终不及总帅。知制诰张公安道为諌官，言：“自古元帅无不身对敌，虽齐桓、晋文霸主，亦亲履行阵。至于将佐有败，元帅必任其责。诸▯亮为大将军，马谡之败，降右将军，此古今通义也。今夏竦端坐长安，未尝临敌，诸路失律，一皆不问，有总帅之名，而无总帅之实。乞据四路败事，皆以责罚，而罢总帅，使四路帅臣自任战守之计，有事于它路，着递相关报，随宜救应，于事为便。”朝廷从之，英公降知州，而四路各任其事，葢始于此。
元昊久叛，边兵屡屈，秦人困敝，而诸将耻于无功，莫敢言和。戎者虽夏人每入辄胜，而国小民贫，疾于防集，掳获之利不▯所耗，而嵗赐和市之利皆絶。一绢之▯八九千钱，上下亦厌兵矣。而元昊悖慢已甚，亦难于款塞。张安道为諌官，乞因郊霈，许诸帅纳其自新之请，以安西界生灵。其言甚美，仁宗览之大喜。退见许公政府，公亦喜曰：「舍人有此言，社稷之福也。」是嵗勅书即行之，自是边臣乃敢受元昊降款，中外皆获息肩。仁宗以至仁御物，而许公审于安危之计，不徇虚名，不贪小利，故谠言正论闻则能用。虽遭元昊之变，而不失太平之业，有以也夫。
贾昌朝始作国子监▯讲，孙奭判监。昌朝尝▯奭，奭不出，使人以唐路随、韦处厚传示之曰：“读讫乃相见。”既见，奭曰：“知此意否？足下异日以儒术作相，正如此。”二人世谓奭能知人，然其名位则▯矣，而邪正则未也。若止论贵贱，此但相师所能耳。
庆厯中，契丹使刘六符求和亲，贾昌朝馆伴，未有以拒之。先是，眞宗之弟号大弟者用事横于国中，因信使尝通书币。仁宗使昌朝谓六符：“欲因今使答之。”六符辞曰：“此于太后甚善，然于本朝不便。”昌朝因曰：“即如此，欲以太子眞宗之子求和亲，皇帝岂安心乎？”六符不能答。自是和亲之议颇息。
元昊未顺契丹要求，无厌，范文正公以为忧，乞城京城以备之，众惑其説，惟吕许公以为非，曰：“虽有契丹之虞，设备当在河北，奈何遽城京城以示弱乎？使彼深入而独固一城，天下扰矣。”乃议建北都，因修其城池，增置守备，识者韪之。
刘从愿妻遂国夫人者，王蒙正女也。宝元中，出入内庭，以此获罪，夺封罢朝谒。久之，复得入。张公安道为谏官，虽以数论列，皆留中焉。富郑公时知制诰，制下复遂国封，郑公缴还词头，封命遂寝。唐制，惟给事中得封还诏书，中书舍人缴词头，葢自郑公始。安道见吕许公，犹以非旧典不乐。二公之不相喜，凡皆此▯也。
庆厯中，刼盗张海横
译范文正公忠诚正直，虽然喜好功名却不结党营私。早年排斥吕许公，勇于建立功业，他的门徒因此矫揉造作、过分严厉，范文正公也不喜欢。自从从越州回到朝廷，出任西线镇守，担心吕许公不给他支持，无法成功，于是写信自我责备，化解仇怨后离去。后来他担任参知政事安抚陕西，吕许公已经年老，居住在郑州，两人在路上相遇。范文正亲身经历了中书省的事务，知道事情艰难，只有后悔的话，于是吕许公高兴地与他交谈了一整天。吕许公问为什么急着离开朝廷，范文正说想要经略西线事务罢了。吕许公说：“经略西线事务，没有比在朝廷更方便的了。”范文正为此感到愕然。所以欧阳公在范文正的神道碑中说两位公晚年欢快地相互投合，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后辈不知道，都责怪欧阳公。我听到张公这样说，才相信。
宝元初年，元昊创立文字法规，所以称我祖辈的慢书。刚听说朝廷为此愤怒，张邓公担任宰相，就商议断绝和议并问罪。当时西线防备松弛已久，人们不懂军事，有识之士为此担忧。吴春卿当时担任谏官，上奏说：“元昊不懂礼义，应该暂且不与计较，答应他的要求，他将没有借口行动。”然后暗中命令边将秘密修备战备，使几年间战守的计划确立，那么元昊即使想妄动，也不能造成深重的祸害了。奏章呈入，邓公笑着说：“人们说吴舍人心胸狭隘，果然如此。”不久和议完全断绝，元昊入侵，所到之处如同进入无人之境。几年后，元昊力量耗尽请求和议，每年增加贿赂，仍然改名兀卒。朝廷竟然不过问，于是认为吴春卿的话是对的。
元昊叛乱后，陕西四路设置统帅，夏英公竦担任总帅，驻扎在长安，不亲临边境，精兵勇将留在麾下，四路战守出入都由他决定。既然远离前线不能及时应对，而四路屡战屡败，惩罚最终也没有落到总帅头上。知制诰张公安道担任谏官，说：“自古以来的元帅无不亲自面对敌人，即使是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也亲自巡视战阵。至于将佐有败绩，元帅必定承担责任。诸葛亮担任大将军，马谡战败，被降为右将军，这是古今通行的道理。现在夏竦端坐在长安，未曾亲临敌阵，各路军纪败坏，一概不过问，有总帅的名号，却没有总帅的实绩。请求根据四路的败绩，都加以责罚，并罢免总帅，让四路帅臣自己负责战守计划，其他路有战事，依次相互通报，随宜救援，对事情有利。”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英公被降为知州，而四路各自负责其事，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元昊长期叛乱，边兵屡次受挫，秦地百姓困苦疲敝，而众将耻于无功，不敢谈论和议。虽然夏人每次入侵都能获胜，但国家小百姓穷，急于征发集结，掠夺的利益抵不上消耗，而每年的岁赐和市贸易的利益都断绝了。一匹绢值八九千钱，上下也都厌倦战争了。而元昊傲慢悖逆已经非常严重，也难以来边境求和。张安道担任谏官，请求趁着郊祀大赦的机会，允许众将接受元昊归顺的请求，以安定西界百姓。他的话很美好，仁宗看了非常高兴。退朝后见到吕许公在政府办公，吕许公也高兴地说：“舍人有这样的话，是国家的福气。”这一年敕书就实行了，从此边将才敢接受元昊的投降，朝廷内外都得以喘息。仁宗用至仁治理万物，而吕许公审察安危的计策，不追求虚名，不贪图小利，所以正直的言论听到就能采用。虽然遭遇元昊之变，而没有失去太平基业，是有原因的啊。
贾昌朝开始担任国子监讲官，孙奭判监。贾昌朝曾经召见孙奭，孙奭不出来，派人把唐代路随、韦处厚的传记给他看说：“读完再相见。”见面后，孙奭说：“知道这个意思吗？你将来以儒术做宰相，正是这样。”世人说孙奭能知人，然而他的名位虽然高了，但邪正却未必如此。如果只论贵贱，这只是相师所能做到的罢了。
庆历年间，契丹使者刘六符请求和亲，贾昌朝负责接待，没有理由拒绝他。在此之前，真宗的弟弟号称大弟的人在国中用事横行，通过信使曾经互通书信礼物。仁宗让贾昌朝对刘六符说：“想趁着这次出使答复他。”刘六符推辞说：“这对太后很好，然而对本朝不便。”贾昌朝于是说：“既然这样，想以太子真宗的儿子求和亲，皇帝能安心吗？”刘六符不能回答。从此和亲的议论大大平息。
元昊不顺从，契丹要求没有满足，范文正公为此担忧，请求修筑京城城墙来防备，众人被他的说法迷惑，只有吕许公认为不对，说：“虽然有契丹的忧患，设防应当在河北，为什么急忙修筑京城城墙来显示软弱呢？假如敌人深入而只固守一座城，天下就扰乱了。”于是商议建立北都，趁机修筑城池，增加守备，有识之士认为正确。
刘从愿的妻子遂国夫人，是王蒙正的女儿。宝元年间，出入内庭，因此获罪，剥夺封号罢免朝谒。很久以后，又得以进入。张公安道担任谏官，虽然多次上奏弹劾，都留在宫中不下达。富郑公当时担任知制诰，制书下达恢复遂国封号，富郑公缴还词头，封命于是停止。唐代制度，只有给事中可以封还诏书，中书舍人缴还词头，大概是从富郑公开始的。张安道见到吕许公，还因为这不是旧典而不高兴。两位公不相互喜欢，大都是这样的原因。
庆历年间，劫盗张海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