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注解卷之一

译所以即使有百万军队，也能同心如一；可以和他们共同拼死用力，行动起来而不至于陷入危亡。臣下对于君上、下级对于上级，就像儿子侍奉父亲、弟弟侍奉兄长，又像手臂保护头和眼睛、遮护胸腹一样。这样才可以与君上同心，生死同归，不畏惧危险和疑惧。贾林说：将领能以道为心，与众人共享利益、共同承担祸患，士卒就会服从，自然会与君上同心。要使士卒像怀念父母一样怀念我，把敌人看作仇敌，不靠道是做不到的。黄石公说：得道就昌盛，失道就灭亡。杜佑说：就是用政令引导他们，用礼教整齐他们。“危”是疑惧；上面施行仁德，下面就能献出生命。因此与他们共同面对生死存亡的艰难，他们不怕倾覆危败。像晋阳被围时，灶中长出青蛙，人们已经没有叛变和疑惧之心。梅尧臣说：“危”是乖戾、祸患。君主有道，政教就能实行；人心同一，祸患就会消除。所以君主安定，众人与之安定；君主危险，众人与之危险。王晳说：“道”是说君主有道，能够取得民心。取得民心，是为了取得他们拼死效力；取得拼死效力，是为了渡过危难。《易经》说：民众心悦诚服，便能冒险犯难，忘掉死亡。这样还会害怕危难吗？张预说：“危”是疑惧。士卒感念恩德，生死存亡都与君上共同承担，决然没有疑虑和恐惧。所谓天，就是阴阳、寒暑和时令制度。曹操说：顺应天时行诛伐，因循阴阳四时的规律。所以《司马法》说：冬夏不出兵，是为了兼爱民众。李筌说：顺应天意和人心，因时制敌。杜牧说：阴阳，是五行、刑德、向背一类的说法。如今五星的运行和停留，最可以作为验证；巫咸、甘氏、石氏、唐蒙、史墨、梓慎、裨灶这些人，都有著述，声称其中蕴含秘密深奥的道理。考察它们的主旨，都以人事为根本。《星经》说：岁星所在的分野，不可进攻；进攻它，反而会遭受灾祸。《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说：夏季，吴国攻打越国，开始在越地用兵。史墨说：不到四十年，越国恐怕会有吴国吧？越国得到岁星而吴国攻打它，吴国必定遭受凶祸。注说：存亡的期限不过三个纪，即岁月循环三次、三十六年，所以说不到四十年。这一年岁星在星纪，星纪是吴国的分野；岁星所在的国家有福，吴国却先动兵，所以反而遭祸。哀公二十二年越国灭吴，到这时正好三十八年。李淳风说：天下共同诛灭秦国时，岁星聚集在东井；秦政暴虐，失去了岁星所象征的仁和之理，违背岁星所象征的恭肃之道，又拒绝劝谏、听信谗言，所以胡亥终于灭亡。又说：岁星清明润泽时，它所在的分野之国大吉。君主的政令符合时令，岁星就光明喜悦，年成丰收、人民安定；君主崇尚暴虐，使人民不得安生，岁星就显出芒角而发怒，于是战争兴起。由此说来，岁星所在之处，有时带来福德，有时带来灾祥，难道不都是以人事为根本吗？吴越两国的君主，德行相当、势力相敌；阖闾兴兵，意在吞并灭亡对方，并不是为了拯救民众，所以岁星给越国带来福而给吴国带来祸。秦国残酷暴虐，天下共同诛伐它，上合天意，所以岁星给秦国带来祸而给汉朝带来福。荧惑是主刑罚的星，宋景公说了一句善言，荧惑星便退移三舍，使宋国延长了二十七年寿命。由此推论，岁星是善星，不会给无道者带来福；火星是罚星，不会惩罚有德者。举这两个例子，其他星辰也可以知道。何况星辰所临的分野，会随着政治教化的善恶而变化，有的改变原本的颜色，有的改变芒角和大小，因而形成祸福，须随时加以占验。李淳风说：形体器物显现在下，精气星象联系在上。近取人体来说，耳目是肝肾作用的表现，鼻口实为心腹所资养，彼此互相影响，难道不是这样吗？《易经》说：在天形成象，在地形成形，变化由此显现。说到底不过是以人事为根本罢了。至于刑德、向背的说法，尤其不足以相信。至于所谓刑德天官的陈列方位，说背水列阵会断绝纲纪，向着山坡列阵会使军队败坏；周武王讨伐纣王时，背靠济#3水、面向山坡列阵，却以二万二千五百人击败纣王的亿万军队并灭亡了他。如今可以亲眼看到的例子是：国家从元和年间到现在三十年间，曾四次讨伐赵地的昭义军，又加上几路军队，总号称十万人，围攻临城县。攻它南面不能攻克，攻它北面不能攻克，攻它东面不能攻克，攻它西面也不能攻克。四次围城，前后共十年；十年之内，东西南北难道哪一天有刑德向背、王相吉辰吗？不能攻克，难道不是因为城坚、护城河深、粮食多、人与人同心吗？再用往事验证，秦国历代连战连胜，最终灭掉六国，难道天道在二百年间始终处于乾方，福德始终停留在鹑首吗？难道不是因为秦穆公以来，君主谦卑礼士，致力于耕战，明定法令并治理国家吗？所以梁惠王问尉缭子说：黄帝有刑德之术，可以百战百胜，真有这种事吗？尉缭子说：不是这样。黄帝所说的刑德，是用刑来攻伐，用德来守御，并不是世俗所谓的刑德。那些举用贤能的人，不必选择时日就能获利；明察法令、审慎发布命令的人，不用卜筮就能吉利；尊重功劳、抚养劳苦之士的人，不用祈祷祭祀也能得到福佑。周武王讨伐纣王时，军队驻扎在汜水共头山，忽然风雨猛烈、雷声急促，战鼓和旗帜都被摧毁，武王的骖乘惊恐得想要自杀。太公说：用兵顺应天道，未必就吉利；违背天道，也未必就凶险。如果失去人事方面的条件，三军仍会失败灭亡。况且天道鬼神，看不见、听不到，所以智者不以它作为法则，愚者却受它拘束。如果喜爱贤能、任用有才的人，举事又合乎时机，这样就不用看时日而事情有利，不借助卜筮而事情吉利，不等待祷告祭祀而福佑自来。于是命令军队驱兵前进。周公说：现在出兵正值逆太岁之时，灼龟占卜说凶，卜筮不吉，星象也显示凶兆，恐怕会成灾，请让军队返回。太公愤怒地说：如今纣王剖杀比干，囚禁箕子，让飞廉、恶来执掌政事，讨伐他有什么不可以？枯草朽骨，怎么能知道吉凶？于是烧掉龟甲、折断蓍草，率领众人先渡水，武王跟随他，终于灭掉纣王。宋高祖在广固围攻慕容超，将要攻城时，诸将都劝阻说：今天是“往亡日”，是兵家所忌。高祖说：我前往而敌人灭亡，还有什么吉利能比这更大？于是命令全军登城，终于攻克广固。后魏太祖武帝讨伐后燕慕容麟，在甲子日的晦日进军，太史令鼂崇上奏说：从前纣王就是在甲子日灭亡的。

译魏武帝说：周武王难道不是在甲子日取胜的吗？鼂崇无言以对。于是出战并击败了敌军。后魏太武帝在统万城征讨夏国赫连昌，军队驻扎在城下，赫连昌擂鼓呐喊着出兵。正好有风雨从敌军后方吹来，太史进说：上天不帮助我们，将士又饥渴，请暂且躲避。崔浩说：千里之外决定胜负就在一日之间，怎么能因此改变？风向取决于人，哪里有固定不变的呢？皇帝听从了他。赫连昌的军队大败。有人问：这样看来，阴阳向背确实不足以相信，孙子为什么还要叙述这些呢？回答说：暴君昏主有时为了得到一件宝物或一匹马，就一定会残害人民、逞遂自己的意志；如果不借天道鬼神来约束他们，又有谁能制止呢？所以孙子叙述这些，大概有深意。寒暑和时令之气，是用来节制军队行动和停止的。周瑜替孙权列举曹公的四个失败理由，其中第一条说：如今正值严寒，马匹没有蒿草可吃；聚集中原士卒，远涉江湖，又不习惯水土，必然会发生疾病，这是用兵所忌。寒暑都属于天时，所以把它们连在一起叙述。孟氏说：用兵要效法天运。阴阳，是指柔弱与刚强、盈满与消退。用阴，就应当更加虚静坚固；用阳，就应当轻捷猛烈；后发时用阴，先发时用阳；阴不可遮蔽，阳不可察知。阴阳的形象没有固定形态，所以兵法效法天。天有寒暑，军队有生杀；天顺应杀机而制约万物，军队顺应时机而制服敌军形势，所以说是天。贾林说：应把“时制”读作“时气”，意思是顺从适宜的时令，察看气候是否有利。杜佑说：就是顺应天时行诛伐，因循阴阳四时刚柔的规律。梅尧臣说：用兵必须参照天道，顺应气候，随时制宜，这就是所谓“制”。《司马法》说：冬夏不出兵，是为了兼爱民众。王晳说：阴阳是总称，包括天道、五行、四时、风云、气象；善于掌握其消长变化，可以帮助军队取胜。但如果不是异人特别传授秘诀，就没有途径知道。像黄石公传书给张良，那就是太公兵法。难道天机神秘，不是普通人所能知道的吗？至于那十多家说法纷纭，也未必足以据此审定。寒暑，如吴起所说的疾风、大寒、盛夏、炎热之类。时制，是根据时势的利害来制订适宜的办法。范蠡所说“天时不作，弗为人客”，就是这个意思。张预说：阴阳并不是孤虚向背之类的说法，因为兵法本身就有阴阳。范蠡说：后发时用阴，先发时用阳；耗尽敌人的阳势，充实我方的阴势，然后乘机夺取胜利。又说：把右方设置为牝，增强左方为牡#4，以早晚的变化顺应天道。李卫公解释说：左右，是人的阴阳；早晚，是天的阴阳；奇正，是天与人相互变化的阴阳。这些话都是说兵法本身有阴阳刚柔的运用，并不是天官所说的日时阴阳。如今考察《尉缭子·天官篇》，其中的意义最为明白。《太白阴经》也有《天无阴阳篇》，都把它们列在卷首，是想解除世人的疑惑。太公说：圣人想制止后世的乱事，所以写成诡谲之书，把胜负寄托给天道，对用兵没有益处。事实也正是如此。唐太宗也说：没有比战争更凶险的器物；用兵只要有利于人事，难道还要因为忌讳而犹疑吗？寒暑，是说冬夏出兵。汉朝征讨匈奴，士卒大多冻掉了手指；马援征讨蛮族，士卒多因疫病死亡，都是因为在冬夏出兵。时制，是说顺应天时来制订征讨方案。《太白阴经》说，天时是水旱、蝗灾、冰雹、荒乱之类的天时，不是孤虚向背之类的天时。所谓地，就是远近、险易、广狭和死生。曹操说：这是说九种地形的形势各不相同，要根据时势制订有利的办法。有关内容见《九地篇》。李筌说：取得有利的形势之地，就掌握了决定生死的形势。梅尧臣说：要知道地形的利害。张预说：凡是用兵，贵在先了解地形。知道远近，才能制定迂回或直进的计策；知道险易，才能审察步兵和骑兵的利弊；知道宽广和狭窄，才能估量兵多兵少的用法；知道什么是死地、生地，才能识别交战和分散的形势。所谓将，就是智、信、仁、勇、严。曹操说：将领应当具备五种德性。李筌说：这五种德性，是将领的品德，所以军队称将领为“丈人”。杜牧说：先王之道以仁为首；兵家一派则把智放在首位。智，是能够运用权谋、认识变化；信，是使人不会因赏罚而迷惑；仁，是爱护人和怜悯万物，知道体恤劳苦；勇，是决断取胜、乘势而进，不迟疑退缩；严，是用威严刑罚整肃三军。楚国申包胥出使越国时，越王勾践将要讨伐吴国，向他询问战争之道。申包胥说：战争以智为先，其次是仁，再其次是勇。没有智，就不能知道民众的极限，也无法估量天下兵力的多少；没有仁，就不能与三军共同承担饥饿劳苦的灾患；没有勇，就不能断除疑虑、发动重大谋略。贾林说：专任智会变得奸诈，偏重施仁会变得懦弱，拘守信用会变得愚笨，依仗勇力会变得暴虐，命令过于严厉会变得残酷。五者都具备，并且各得其用，才可以成为将帅。梅尧臣说：智可以发动谋略，信可以实行赏罚，仁可以使众人归附，勇可以果断决策，严可以树立威势。王晳说：智，是有先见之明而不迷惑，能够谋划并通晓权变；信，是号令统一；仁，是施惠安抚、怀有恻隐之心，因而取得人心；勇，是为正义而行而不畏惧，能够果敢坚毅；严，是用威严整肃众人的心志。这五种德性相互依赖，缺少一种都不可以。所以曹公说：将领应当五德俱备。何氏说：没有智，就不能估量敌情、应对时机；没有信，就不能训导部下、率领下属；没有化，就不能使众人归附、抚慰士卒；没有勇，就不能决定谋略、合兵作战；没有严，就不能使强者服从、使众人整齐。五种才能全部具备，就是将领的根本。张预说：智不可扰乱，信不可欺骗，仁不可暴虐，勇不可畏惧，严不可冒犯。五种德性都具备，然后才可以做大将。所谓法，就是部曲编制、官职分工、军需掌管。

译曹操说：曲制，是部曲编制、旗帜和金鼓的制度；官，是百官的分工；道，是粮道；主，是掌管军队费用的事务。李筌说：曲，是部曲；制，是节度；官，是爵位和赏赐；道，是道路；主，是掌管；用，是军需物资。全都是军队的常法，是将领所治理的。杜牧说：曲，是部曲队伍有分别、有划定；制，是金鼓旌旗有节制；官，是偏将、裨将和校官各有职司；道，是营阵开合各有道路；主，是管理仓库和杂役、主持这些事务的人；用，是车马器械等三军所需之物。荀卿说：器械物资都有定数。军队以粮食为根本，必须先计算粮道，然后才能出兵。梅尧臣说：曲制，是部曲队伍，编制划分必须有制度；官道，是裨将、校官和首长，统率必须有途径；主用，是掌管军队的粮资百物，必须有费用标准。王晳说：曲，是卒伍一类；制，是节制队列的进退；官，是各级官吏和偏裨将领；道，是行军道路及会合之处；主，是主管其事的人；用，是军队一切所用之物，如辎重和粮食储备等。张预说：曲，是部曲；制，是节制；官，是分派偏将、裨将的职任；道，是便利粮饷运输的道路；主，是掌管军资的人员；用，是计算费用的物资。这六项是用兵的要领，应当依法安排。凡是这五件事，将领没有不知道的；懂得它的人能胜，不懂得的人不能胜。张预说：以上五事，人人都听说过；但只有深刻通晓其中变化极致的道理，才能取胜，否则就会失败。所以还要用各种计策加以比较，探求其中的实际情况。曹操说：双方都听说过五事，但将领能知道它们的变化极致，就能取胜。所谓探求实情，就是探求胜负的情势。杜牧说：将领虽然听知上面五事，还要比较计算敌我优劣，然后探求实际情形，这样才必定能胜，否则就会失败。贾林说：《尚书》说，知道并不困难，实行才是困难。王晳说：应当全部弄清楚。意思是虽然普遍知道五事，还要依靠七计来穷尽其中的实情。张预说：上面已经陈述五事，从这里以下，才开始考察敌我得失，探求胜负的情势。于是说：敌我双方的君主，谁更有道？曹操说：看谁有道德和才智。李筌说：“孰”是实在、确实。有道的君主，必定有有才智的将领。范增离开楚国、陈平归附汉朝，就是这个意思。杜牧说：“孰”是“谁”。意思是比较我方和敌方的君主，看谁能远离奸佞、亲近贤能，任用人才而不疑。杜佑说：“主”是君主；“道”是道德；必须先考察两国君主，看谁有道、谁无道。就像荀息判断虞公贪食而爱宝，宫之奇懦弱而不能强谏。梅尧臣说：看谁能取得人心。王晳说：比如韩信说项王只有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名义上虽称霸，实际上失去了天下人心；又如汉王进入武关，秋毫无犯，废除秦朝苛法，秦地百姓无不希望大王在秦地称王。何氏说：《尚书》说，安抚我就是君主，虐待我就是仇敌。要看谁施行安抚之政，谁施行虐待之政。张预说：先比较两国君主，看谁有恩信之道，也就是上文所说使民众与君上同心的道。比如淮阴侯认为项王的仁勇超过高祖，却不赏有功之人，只是妇人之仁，也属于这种情况。敌我双方的将领，谁更有才能？杜牧说：所谓谁的将领有才能，就是比较上文所说的智、信、仁、勇、严#5。梅尧臣的注解与杜牧相同。王晳说：比如汉王询问魏国大将柏直，韩信说他乳臭未干，不能抵挡韩信，就是这一类。张预说：考察敌我双方的将领，看谁具有智、信、仁、勇、严的才能#6。比如汉高祖判断魏将柏直不能抵挡韩信。天时地利，谁占得更多？曹操、李筌都说：就是天时、地利。杜牧说：天，就是上文所说的阴阳、寒暑、时制；地，就是上文所说的远近、险易、广狭、死生。杜佑说：观察两军所占据的位置，看谁得到天时地利。梅尧臣说：考核是否合乎天时，审察是否占有地利。王晳同杜牧的注解。张预说：观察两军所采取的行动，看谁得到了天时地利。比如魏武帝在隆冬讨伐吴国，慕容超不占据大岘山，都是失去天时地利。法令，谁能实行？曹操说：法令一经制定就不许违犯，违犯了就一定诛罚。杜牧说：悬设法令、制定禁令，贵贱一律平等。魏绛杀死仆人、曹公割断头发，就是这种情况。杜佑说：发布号令，看谁的部下不敢违犯。梅尧臣说：用法整齐众人，用命令统一众人。王晳说：看谁能使法令明白、命令便利，使人听#7从。张预说：魏绛杀扬干，穰苴斩庄贾，吕蒙诛杀乡人，魏延刑罚马谡，这些就是法令既定而不许违犯、违犯就一定诛罚。谁能做到这样？军队人数和力量，谁更强？杜牧说：上下和睦同心、勇于作战就是强，士卒众多、战车多也是强。梅尧臣说：内部和睦，外部归附。王晳说：强弱足以相互比较，从而可以看出。张预说：战车坚固、马匹良好，士卒勇敢、兵器锋利，听到鼓声就振奋，听到鸣金就愤怒，谁的军队是这样？士卒，谁训练有素？杜牧说：能辨认旗帜，熟悉金鼓，明白开合，知道进退，熟练奔驰追逐，善用弓箭，习惯击刺。杜佑说：要知道谁的兵器坚利、士卒训练有素或疏于训练。所以王子说：士卒平时不训练，临阵就会惶惑；将领平时不训练，临阵就会昏暗而应变失措。梅尧臣说：车骑训练熟习，要看哪个国家精良、哪个粗劣。王晳说：看谁训练得精熟。何氏说：勇怯强弱，哪里能一概而论？张预说：离合聚散的方法，坐作进退的号令，看谁平时训练熟习。赏罚，谁能做到严明？杜牧说：赏赐不逾越，刑罚不滥用。杜佑说：奖赏善者、惩罚恶者，看谁分辨得清楚。所以王子说：赏赐没有限度，就会耗费财物而没有恩惠；刑罚没有限度，就会滥杀而没有威严。梅尧臣说：有功就赏，有罪就罚。王晳说：看谁能使赏赐一定符合功劳，刑罚一定合乎实情。张预说：应当赏赐的人，即使是仇人也必须记录其功劳；应当惩罚的人，即使是父子也不能偏袒。又《司马法》说：赏赐不拖延时日，刑罚不牵连同列，谁能做到这样明察？我根据这些，就知道胜负了。曹操说：根据七件事加以比较，就知道胜负。贾林说：根据以上七件事比较敌我双方的政治情况，胜败就能看出来。梅尧臣说：能够探求实际情况，就知道胜负。张预说：七件事都优越，尚未交战就已经先胜；七件事都低劣，尚未交战就已经先败。所以胜负可以预先知道。将领如果听从我的计策，采用它作战就一定胜利，我便留下；将领如果不听从我的计策，采用它作战就一定失败，我便离去。

译曹操说：不能确定计策，就退回来离去。杜牧说：如果敌方已有防备，不能听从我的计策，而双方形势相当、没有办法占据优势，交战必败，就应率军退去，所以《春秋左传》说，事情适宜就归还。陈皞说：孙武把书献给阖闾，说：听用我的计策，一定能够战胜敌人，我就留下不走；不听用我的计策，一定会失败，我就离去不留。孙武用这话打动阖闾，希望得到任用。所以阖闾说：你的十三篇，寡人都看过了。当时阖闾出兵用将，常常亲自担任将领，所以不说君主而说将领。孟氏说：“将”是副将、偏将。听从我的计策而取胜，就留下他；违背我的计策而失败，就除去他。梅尧臣说：孙武把十三篇献给吴王阖闾，所以在首篇用这句话打动他。意思是：大王如果听从我的计策，用兵必胜，我就留下；大王如果不听从我的计策，用兵必败，我就离去。王晳说：“将”是实行；“用”是用兵。意思是：实行并听从我的计策，用兵就一定胜，我就留下；实行时不听从我的计策，用兵就一定败，我就离去。张预说：“将”是语气词。孙子说：如今如果您听从我所陈述的计策，用兵就一定胜利，我就留下；如果您不听从我所陈述的计策，用兵就一定失败，我就到别的国家去。孙子用这番话激励吴王，以求得到任用。计策如果有利并被采纳，就要进一步造成有利的兵势，以辅助外在的行动。曹操说：这是常法之外的办法。李筌说：计策的利害确定以后，就要乘着形势造成兵势；所谓辅助外在行动，就是常法之外的办法。杜牧说：计算利害，是军事的根本。利害已经显现并被采纳以后，还要在常法之外进一步寻求兵势，以辅助这件事。贾林说：既然计算利害、听取谋略、掌握敌情，我就设置奇诡的形势来调动敌人。所谓外在行动，有时从侧面进攻，有时从后面追击，以辅助正面阵势。梅尧臣说：在内部确定计策，在外部造成兵势，以辅助取得胜利。王晳说：我的计策有利而且已经被采纳，还应当懂得应变，以辅助外在行动。张预说：孙子又说，我所筹划的利益如果已经被听从，就应当再造成兵势，在外部辅助这件事。兵法的常规可以明白告诉别人；兵势的利害，则必须根据敌情而制定。所谓势，就是根据有利条件而采取权变。曹操说：制宜要靠权变，权变要根据事情来制定。李筌说：谋略要根据事势。杜牧说：从这里开始讲常法之外的兵势。所谓势，是不能事先完全看清的；有时根据敌人的不利发现我方的有利，有时根据敌人的有利发现我方的不利，然后才可以制定机变权谋而取胜。梅尧臣说：根据有利条件运用权变来制胜。王晳说：势，就是乘着变化行动。张预说：所谓势，必须根据事情的有利条件制定权谋，以战胜敌人，所以不能预先说定。从这里以后，大略说明权变。战争，是诡诈之道。曹操说：用兵没有固定形态，以诡诈为道。李筌说：用兵不嫌欺诈。梅尧臣说：不使用诡谲就不能施行权变，不运用权变就不能制服敌人。王晳说：诡诈是用来求得战胜敌人的；统御众人却必须靠信用。张预说：用兵虽然以仁义为根本，但取得胜利必定在于诡诈。所以拖柴扬尘，是栾枝的诡计；万弩齐发，是孙膑的奇谋；千头牛一同奔跑，是田单的权变；用沙袋堵水，是淮阴侯的诈术。这些都是运用诡道而取胜。所以，有能力却向敌人显示没有能力，张预说：实际强大却显示弱小，实际勇猛却显示怯弱，例如李牧击败匈奴、孙膑斩杀庞涓这一类。实际要用兵，却向敌人显示不使用兵力，李筌说：已经确实有实力，却在外表上显示怯弱。汉将陈豨反叛，并与匈奴联合用兵，高祖派十批使者去察看，都说可以进攻；又派娄敬去，他回来报告说：“匈奴不可进攻。”皇上问是什么缘故，他回答：“两国相抗，应当夸耀自己的长处。我这次去，只看见他们老弱疲惫。这一定是有能力却故意显示没有能力，我认为不可进攻。”高祖大怒说：“齐国俘虏只凭口舌取得官职，如今竟胡乱阻挠我的军队！”于是把娄敬械系在广武，率三十万军队到白登，结果高祖被匈奴包围，七天没有粮食。这就是在外表上显示怯弱的意义。杜牧说：这是隐藏真实形态的诡诈。所谓形态，不能让敌人看见；敌人看见形态，就必然有所应对。《传》说：“猛禽将要攻击时，必定先隐藏自己的形态。”这正如匈奴向汉使显示老弱疲惫的情形。杜佑说：自己实际上有能力、有实力，却在外表上显示没有能力、没有实力，使敌人不能防备我。就像【疑误：原文“孙膑减电而制庞娟”】孙膑减灶而制服庞涓。王晳说：有实力却显示弱小，有勇气却显示怯弱，治理严整却显示混乱，充实却显示空虚，聪明却显示愚笨，兵多却显示兵少，前进却显示后退，迅速却显示迟缓，想取却显示想舍，显示彼处却示作此处。何氏说：有能力却显示没有能力，如单于让疲弱的军队诱使高祖在平城受围。想要用兵却显示不想用兵，如李牧在云中按兵不动而大败匈奴。张预说：想交战却显示退却，想迅速行动却显示迟缓，班超攻打莎车、赵奢击破秦军，都属于这一类。距离近却显示距离远，距离远却显示距离近。李筌说：这是使敌人失去戒备。汉将韩信俘获魏王豹，起初在临晋摆出船只，准备渡河，却暗中带兵用木罂渡过黄河，从夏阳袭击安邑，因此魏军失去戒备。耿弇征讨张步时，也先攻打临淄，都是显示要从远处进攻。杜牧说：想从近处袭击敌人，必定显示出要向远处离去的形态；想从远处袭击敌人，必定显示出要从近处进攻的形态。韩信在临晋大张旗鼓，却从夏阳渡河，这就是显示近处形态而从远处袭击敌人。后来，曹操与袁绍在官渡相持，袁绍派郭图、淳于琼、颜良等攻打东郡太守刘延驻守的白马。袁绍带兵到黎阳，准备渡河。曹操向北援救延津，荀攸说：“现在兵力少，不能正面抵敌，分散兵势才可以。您在延津整顿军队，装作要渡河，兵力又指向袁绍后方，袁绍一定向西救援；然后用轻兵袭击白马，乘其不备，颜良就可以擒获。”曹操听从了他。袁绍听说曹军要渡河，立即停下来，分兵向西救援。曹操于是带兵奔向白马，距离白马还有十多里，颜良大惊，出兵迎战。曹操派张辽、关羽前进击破颜良，斩杀颜良，解了白马之围。这就是显示从远处进攻的形态，实际从近处袭击敌人。贾林说：离去还是就近行动都掌握在我方手中，敌人怎么能知道？杜佑说：想从近处进攻，却布置成从远处进攻；想从远处进攻，却布置成从近处进攻。

译欺骗、炫惑敌军，向它显示要从远处进攻，实际却从近处出击，就像韩信袭击安邑。梅尧臣说：使敌人无法察觉。王晳的注解与上文相同。何氏说：距离远却显示距离近，韩信在临晋摆船而从夏阳渡河就是这样；距离近却显示距离远，晋侯攻打虢国，向虞国借道就是这样。张预说：想从近处袭击，反而显示要从远处进攻，吴国和越国隔水相对，越军分为左右两支句卒，相距各五里，夜里争相击鼓前进，吴人分兵抵御；越军于是暗中渡水，正面袭击吴军中军，吴军大败，就是这样。想从远处进攻，反而显示从近处进攻，韩信在临晋布兵而从夏阳渡河，就是这样。以利相诱。杜牧说：赵国将领李牧大规模放牧，牧人遍布原野；匈奴小规模入侵时，他假装败退，把几千人留给匈奴。单于听说后大喜，率领大军前来。李牧多次布置奇阵，从左右夹击，大败匈奴，杀死匈奴骑兵十多万人。贾林说：用利益引动敌人，敌人一动就暴露形势，我便顺着这种形势制服它而取胜。梅尧臣说：敌人贪图利益，就用财物诱骗它。何氏说：以利相诱，如赤眉军丢弃辎重作为诱饵，诱使邓禹上钩。张预说：先显示小利，诱使敌人，再将其击败；如楚国攻打绞国，莫敖说：“绞国小而轻敌，请不要阻拦前来砍柴的人，以此诱惑他们。”于是绞人俘获了楚国三十人。第二天，绞人争相出城，把楚国的役徒赶到山中，楚军在山下设伏，大败绞军，就是这样。使敌人混乱，然后乘机夺取。李筌说：敌人一心贪利，必然会混乱。秦王姚兴征讨秃发傉檀，把境内的牛羊全都赶出，散放在野外，放纵秦军抢掠。秦军得到利益后，队列已经散乱，秃发傉檀暗中分派十名将领掩袭，因而大败秦军，斩首七千多级。这就是使敌人混乱后乘机夺取的意义。杜牧说：敌人已经昏乱，就可以乘机夺取。《传》说：“兼并弱小，进攻昏昧，夺取混乱，欺凌将亡，是用兵的良好常法。”贾林说：我使敌人用奸诈和智谋互相扰乱，等它混乱后再夺取。梅尧臣说：敌人混乱，就乘机夺取。王晳说：“乱”是说没有节制；“取”是说容易。张预说：故意制造混乱，诱骗敌人而夺取它。如吴越交战，吴国用三千罪人，装作队伍不整来诱骗越军，罪人有的逃跑、有的停留，越人争相追逐，被吴军击败，就是这样。这里说的“敌人先混乱然后夺取”并不正确。《春秋》的体例中，凡是记“取”，都是说取得很容易，鲁军攻取邿国就是这样。敌人实力充实，就防备它。曹操说：敌人治理严整、实力充实，就必须防备。李筌说：防备敌人的充实。蜀将关羽想围攻魏国的樊城，担心吴将吕蒙从后方袭击，于是留下许多守备兵守卫荆州。吕蒙暗中知道了他的意图，便假装生病；关羽于是撤走守备兵，最终被吕蒙攻取，荆州也落入吴国，这就是这个道理。杜牧说：两军对垒相持时，不论敌人虚实，平时都必须防备。这句话是说平日无战事时，邻国接壤；如果敌国政治修明、实力充实，上下相亲，赏罚分明而守信，士卒精锐训练有素，就必须防备它，不能等到交战以后才防备。陈皞说：如果敌人不动而实力完整充实，我就应当谨慎防备，也要充实自己来防备敌人。梅尧臣说：敌人实力充实，就不能不防备。王晳说：敌人将要攻击我方没有防备的地方。何氏说：敌人只显露充实的形态，还没有显露空虚的形态，就应当积蓄力量防备它。张预说：《孙子》说，要通过试探来知道敌人有余还是不足。有余就是充实，不足就是空虚。意思是敌人的兵势既然充实，我就应当制定使自己不可被战胜的计策等待它，不可轻率行动。《李靖军镜》说：看见敌人虚弱就前进，看见敌人充实就停止。敌人强大，就避开它。曹操说：避开敌人的长处。李筌说：要衡量双方力量。楚国攻打随国，随国大夫季梁说：“楚人重视左军，您一定要在左边，不要与楚王相遇；而且要攻打楚军右军，右军没有良将，一定会失败。一翼失败，军众就会离心。”少师说：“不与楚王交战，就不是敌手。”随侯不听，随军大败，随侯逃走。这就是攻打强敌而失败的例子。杜牧说：逃避敌人的长处。意思是敌人兵力强盛、士气锐盛时，应当暂且避开，等待它衰弱懈怠，寻找空隙再攻击。晋朝末年，岭南贼人卢循、徐道覆乘虚袭击建邺，刘裕抵御他们，说：“贼军如果从新亭直上，就暂且避开，退泊蔡洲；这样才能擒获他们。”徐道覆想焚烧船只直上，卢循认为不可，于是停泊在蔡洲，最终失败覆灭。贾林说：以弱制强，按理必须等待形势变化。杜佑说：敌人的府库充实、士卒锐盛，就应当退避，等待它虚弱懈怠，观察变化而应对。梅尧臣说：敌人强大，我应当避开它的锐气。王晳说：敌兵精锐而我方势力少弱，就必须退避。张预说：《孙子》说：“不要迎击旗帜整齐的军队，不要攻击阵势严整的军队。”意思是敌人的行阵整肃、节制严明，我应当避开，不可轻率放纵。比如秦、晋两国交战时，彼此相遇便退却，大概都是在防止自己失败。敌人恼怒，就扰乱它。曹操说：等待它衰弱懈怠。李筌说：将领大多容易发怒，权变必然容易混乱，性情也不坚定。汉丞相陈平谋划扰乱楚军，特意用太牢的礼物送给楚使，使他惊问：“这是亚父派来的吗？还是项王派来的？”这就是用怒气扰乱敌人。杜牧说：大将刚强暴戾，可以激怒他，使他逞强任性、只图一时快意，心志和士气混乱而不顾原来的谋略。孟氏说：敌人正在盛怒时，应当屈服扰乱它。梅尧臣说：敌人性情急躁、容易发怒，就扰乱它，使它愤激而轻率交战。王晳说：敌人持重不动，就激怒它来扰乱它。何氏说：敌人恼怒而扰乱它，汉军在汜水攻击曹咎就是这样。张预说：敌人性情刚烈忿怒，就侮辱它使它发怒；它的心志和士气受到扰乱迷惑，就会不加谋划而轻率前进。如晋人拘捕宛春来激怒楚国，就是这样。《尉缭子》说：宽厚平和的人，不可以用刺激的方法激怒。意思是性情宽厚的人，不能故意激怒他。自己处于卑弱，就使敌人骄傲。

译李筌说：礼物丰厚、言辞甘美，说明他的志向不小。后赵石勒向王浚称臣，王浚的左右想杀他，王浚说：“石公来，是想奉我为主。谁敢说杀他，就斩首。”于是设宴礼接待他。石勒便驱赶数万头牛羊，声称是来进献礼物，实际上用来堵塞街巷，使王浚的军队无法出动。于是石勒进入蓟城，在厅堂擒获王浚，斩杀他并吞并燕地。这就是自己显得卑弱而使敌人骄傲。杜牧说：秦末，匈奴冒顿刚即位，东胡强盛，派使者对冒顿说：“想得到头曼的千里马。”冒顿询问群臣，群臣都说：“千里马是国家的珍宝，不能给。”冒顿说：“怎么能因为爱惜一匹马，就与邻国失和呢？”于是把千里马给了东胡。不久，东胡又派使者来说：“希望得到单于的一位阏氏。”冒顿询问群臣，群臣都愤怒地说：“东胡太无理，竟然索要阏氏，请攻打它。”冒顿说：“怎么能因为爱惜一个女子，就与邻国失和呢？”于是把阏氏给了东胡。不久，东胡又说：“匈奴有一片被弃置的千里土地，我想要它。”冒顿询问群臣，群臣都说：“给它也可以，不给也可以。”冒顿大怒说：“土地是国家的根本，根本怎么可以送给别人？”凡是说可以给的，都斩首。冒顿上马，下令国内凡是落后者斩首。冒顿向东袭击东胡。东胡轻视冒顿，没有防备，冒顿击灭了它。随后冒顿向西攻打月氏，向南兼并楼烦、白羊和河南，向北侵入燕、代，全部收回秦国派蒙恬夺去的匈奴土地。陈皞说：对于所想要的东西必定毫不顾惜，拿子女迷惑敌人的心，拿玉帛使敌人志得意满，这是范蠡、郑武的谋略。杜佑说：敌人举全国兴师动众，愤怒而想前进，我就应当在外表上显示屈服退让，使它志气高涨，等待它懈怠回军时拦截攻击。所以王子说：“善于使用方法的人，如狸猫对老鼠，力量对智慧，仍然向它显示卑弱，安静而处于下方。”梅尧臣说：显示卑弱，使敌人骄傲。王晳说：显示卑弱使敌人骄傲，使它料想不到我，然后攻击它的空隙。张预说：有时用卑下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有时让军队装作疲弱败退，都是为了使敌人骄傲懈怠。吴国攻打齐国，越王率领众人来朝见，吴王和列士都得到贿赂。吴人都很高兴，只有伍子胥担心，说：“这是在豢养吴国。”后来果然被越国消灭。楚国攻打庸国，七次交战都败退。庸人说：“楚国不值得交战了。”于是没有防备。楚王便把军队分为两队进攻，最终灭掉庸国。这些都符合这一道理。自己安逸，就使敌人疲劳。一本作“引而劳之”。曹操说：用利益使敌人疲劳。李筌说：敌人安逸而我使它疲劳，是善于建立功业。吴国攻打楚国，公子光向伍子胥询问计策。伍子胥说：“可以分为三支军队不断袭扰它。我的一支军队到达，楚军一定全军出动；楚军出动，我军就退回。反复袭扰使它疲惫，从多方面误导它，然后三军相继进攻，一定能大胜。”公子光听从了他。楚国从此开始被吴国困扰。杜牧说：吴公子光向伍员询问攻楚之策，伍员说：“可以分为三军不断袭扰。我的一军到达，楚军一定全部出动；楚军出动，我军就退回。屡次袭扰使它疲劳，从多方面误导它，然后三军相继进攻，一定能大胜。”公子光听从了他。于是子重一年之中七次奔走应命，楚国从此开始被吴国困扰，最终吴军进入郢都。东汉末年，曹操已经击破刘备，刘备逃奔袁绍，带兵想与曹操交战。别驾田丰说：“曹操善于用兵，不可轻率行动，不如与他长期相持。将军据有山河险固和四州之地，对外结交豪杰，对内修治农业和战备，然后挑选精锐，分为奇兵，乘敌空虚反复出击，扰乱河南；敌人救援右边，就攻击左边；救援左边，就攻击右边，使敌人在奔命中疲劳，百姓不能安居生产。这样我方尚未疲劳，而敌人已经困顿。” 不出三年，就可以安坐着取胜。如今放弃在庙堂上谋划取胜的策略，却把成败决定于一战，后悔也来不及了。袁绍没有听从，所以失败。梅尧臣说：以我方的安逸等待敌人的疲劳。王晳说：要多用奇兵。敌人出动我就退回，敌人退回我就出击；敌人救左我就攻右，救右我就攻左，这就是使敌人疲劳。何氏说：孙子有治理军力的方法，就是以安逸等待疲劳；所以说敌人安逸时，我方应当从多方面使它疲劳困弊，然后才能制服它而取胜。张预说：我方力量完整，敌方道路疲敝。如晋、楚争夺郑国，长期不能决胜；晋国知武子于是把四军分为三部，晋军每行动一次，楚军就要出动三次，于是晋军三次出动，而楚军不能与之抗争。又如申公巫臣教吴国攻打楚国，子重一年七次奔命，就是这样。敌人内部亲近，就离间它。曹操说：用间谍使它离间。李筌说：破坏它的盟约，离间它的君臣，然后进攻。过去秦国攻打赵国，秦相应侯向赵王施行反间，说：“我只怕赵国任用赵括，廉颇容易对付。”赵王认为他说得对，于是用赵括替代廉颇，结果赵军在长平被秦军坑杀四十万人，这就是这个道理。杜牧说：敌人上下亲近，就应当用厚利诱惑他们，使其彼此离间。陈平对汉王说：“项王身边骨干之臣，不过亚父、锺离昧、龙且、周股等几个人。大王如果确实能拿出数万斤黄金，离间他们的君臣，他们内部一定互相诛杀；汉军趁机出兵攻击，灭掉楚国一定可以。”汉王认为他说得对，拿出四万斤黄金交给陈平，使他施行反间。项王果然怀疑亚父，没有急着攻下荥阳，汉王得以逃走。陈皞说：敌人吝惜爵禄，我就一定舍得给予；敌人吝惜财货，我就一定轻易使用财货；敌人喜欢杀罚，我就一定放宽刑罚。利用他们上下互相猜疑的机会，就能实行离间计。由余因此归附秦国，英布因此辅佐汉王。杜佑说：用利益诱惑敌人，使五种间谍一同进入，辩士奔走游说，亲近敌方君臣，分裂他们的形势。如秦国派反间，欺骗赵王，使他废弃廉颇而任用赵奢的儿子，最终造成长平之败。梅尧臣的解释与杜牧相同。王晳说：敌人彼此亲近，就应当用谋略离间。张预说：有时离间敌人的君臣，有时离间敌人的盟友和援军，使他们彼此离心背叛，然后图谋攻取。应侯离间赵国而使赵王撤换廉颇，陈平离间楚国而使项羽疏远范增，这是君臣彼此离间。秦、晋联合攻打郑国，烛之武夜里出城，对秦伯游说：“现在灭掉郑国，郑国就会归晋国所有，对秦国没有好处。不如保留郑国，让它成为秦国向东的道路主人。”秦伯醒悟，撤退了军队。这是离间盟国和援军。攻击敌人没有防备的地方，从敌人意料不到的地方出击。

译曹操说：攻击敌人的懈怠，出击敌人的空虚。李筌说：攻击懈怠，袭击空虚。杜牧说：攻击空虚，袭击懈怠。孟氏说：攻击空虚，袭击懈怠，使敌人不知道应该防备什么。所以说，用兵以无形为妙。太公说：行动没有比出乎意料更神妙的，谋略没有比使人无法察知更高明的。梅尧臣、王晳的注解与上文相同。何氏说：所谓攻击没有防备的地方，如魏太祖征讨乌桓；郭嘉说：“胡人倚仗路远，一定不会防备。趁它没有防备，突然攻击它，就可以击破消灭。”太祖行军到易水，郭嘉说：“用兵贵在神速。如今千里袭击敌人，辎重很多，难以迅速趋利，不如让轻兵兼程前进，出其不意地袭击。”于是秘密从卢龙塞出兵，直指单于庭，与敌交战，大败敌军。唐代李靖陈述攻取萧铣的谋略，朝廷把总管三军的任务全部交给李靖。八月，李靖在夔州集结军队。萧铣认为正值秋季洪水，江水暴涨，三峡道路险恶，一定料定李靖不能前进，于是没有防备。九月，李靖率军前进，说：“用兵贵在神速，战机不可错过。现在我军刚刚集结，萧铣还不知道。应乘水势上涨，突然抵达城下，这就是所谓迅雷不及掩耳。” 即使敌人知道我的意图，仓促之间也没有办法应对，这样一定能够擒获敌人。李靖进军到夷陵，萧铣才开始害怕，征召江南军队，但果然来不及赶到。李靖整顿军队包围城池，萧铣于是投降。所谓出其不意：魏末，魏国将领锺会、邓艾攻打蜀国，蜀将姜维守卫剑阁，锺会进攻姜维，没有取胜。邓艾上书说：“请从阴平出发，沿偏僻小路越过剑阁，向西进入成都。奇兵冲击蜀军腹心，剑阁的军队一定会回头救援涪城，那么锺会就可以并列推进；如果剑阁的军队不回援，守卫涪城的兵力就会减少。《军志》说：‘攻击没有防备的地方，从敌人意料不到的地方出击。’如今袭击它的空虚之处，一定可以击破。”冬十月，邓艾从阴平出发，经过七百多里无人之地，凿山开路，修造桥梁栈道，山高谷深，极其艰险。又因粮运将要断绝，处境濒临危急。邓艾用毡子裹住自己，推转着向下；将士们都攀援树木、沿着山崖，鱼贯前进。先头部队到达江油，蜀国守将马邈投降。诸葛瞻从涪城退回绵竹，列阵抵抗。邓艾大败蜀军，斩杀诸葛瞻以及尚书张遵等人。进军到成都，蜀主刘禅投降。又有齐神武作为东魏将领，率兵攻打西魏，驻军蒲圾，修造三道浮桥渡河；又派部将窦泰奔赴潼关，高敖曹包围洛州。西魏将领周文帝出兵到广阳，召集诸将说：“敌人如今牵制我军三面，又在河上造桥，表示一定要渡河，实际上是想牵制我军，使窦泰能够向西进入。如果长期与敌人相持，让它的计谋得以实现，就不是好策略。况且高欢用兵，常常让窦泰担任先锋；窦泰部下多是精锐士卒，屡次取胜而骄傲。现在出其不意地袭击，一定能够取胜。击败窦泰，高欢就会不战而自行逃走。”诸将都说：“敌人在近处，却舍近求远地袭击；事情如果有差错，就后悔莫及。”周文说：“高欢前两次袭击潼关时，我军不过在霸上。如今他大举进兵，军队还没有出郊，敌人反而以为我们只会自守，没有远战的意图；又因为屡有得志而轻视我军。趁这个机会攻击它，到哪里会不能取胜？敌人虽然造了桥，还没有来得及渡河。五天之内，我一定能擒获窦泰。你们不要【疑误：原文“纵化”】。”周文于是率六千骑兵返回长安，声称要前往陇右。辛亥日，暗中出兵；癸丑日清晨，到达潼 关。窦泰突然听说周文的军队到达，惊惶害怕，依山布阵，还没有来得及列成队伍，周文就发动攻击，将其击破。斩杀窦泰，把他的首级传送到长安。高敖曹恰好陷入洛州，听说窦泰覆没，焚烧辎重，弃城逃走。张预说：攻击没有防备，是指敌人懈怠、没有预料到的地方，就从那里攻击。如燕人害怕郑国三军，却没有料到郑国会主动制敌，结果被郑军击败，就是这样。出其不意，是指敌人认为空虚、没有放在心上的地方，就从那里袭击。如邓艾攻打蜀国，经过七百多里无人之地，就是这样。这是用兵取胜的方法，不能预先传授。曹操说：“传”，就是泄露。军队没有固定的态势，水没有固定的形状，面对敌人要随机变化，不能预先泄露。所以要把握敌情在心中，观察战机在眼前。李筌说：攻击敌人没有防备、出乎敌人意料，必然可以取胜，这是用兵的要领，应当保密而不能传授。杜牧说：“传”，是说出来。这是说上文所陈述的，都是用兵取胜的策略，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制度；必须见到敌人的形态，才能开始施行，不能在事情发生以前就说定。梅尧臣说：面对敌人而随机应变、因势制宜，怎么可以预先说出？王晳说：比较计策、实施用兵，这是通常的方法；如果乘机决定胜负，就不能预先传述。张预说：上文所陈述的，是兵家取胜的策略，必须临敌制宜，不可以预先传说。尚未交战而在宗庙谋划中就预见胜利，是因为筹算较多；尚未交战而在宗庙谋划中就预见不能取胜，是因为筹算较少。筹算多就能取胜，筹算少就不能取胜，更何况完全没有筹算呢？我根据这些来观察，胜负就显而易见了。曹操说：用我所说的道理来观察，就明白了。李筌说：作战时，首先要在朝廷宗庙中取得胜算，然后才同人争夺利益。凡是讨伐叛乱、安抚远方，使将亡者灭亡、使存续者巩固，兼并弱小、攻取昏昧，都是根据事物情势而来；内外离心，像商、周的军队那样，这就是尚未交战而在宗庙谋划中取胜。太一遁甲有设置筹算的方法，以六十筹以上为多算，六十筹以下为少算；客军以多算面对少算，主军失败；客军以少算面对多算，主军取胜。这些胜负都很容易看出。杜牧说：庙算，就是在宗庙朝廷之上进行谋划计算。梅尧臣说：筹算多，所以尚未交战，宗庙中的谋划已经先胜；筹算少，所以尚未交战，宗庙中的谋划已经不能取胜。因此不可没有筹算。王晳说：这里担心学习者被“不能预先传授”的说法迷惑，所以又说明《计篇》的意义。何氏说：计策有巧有拙，成败由此决定。张预说：古代兴师出兵，任命将领后一定要在宗庙斋戒，把已经制定的计策授予他，然后派遣出征，所以叫作“庙算”。筹谋深远，所得筹算就多，因此尚未交战便先胜；谋虑浅近，所得筹算就少，因此尚未交战便先败。筹算多的胜过筹算少的，完全没有筹算，怎么能不失败？所以说：胜利的军队先创造取胜条件，然后寻求交战；失败的军队先交战，然后寻求取胜。有没有筹算，胜负很容易看出来。《孙子注解》卷一完。“李”原作“子”，据宋本改。原作“孙了”，改为“孙子”，据宋本改。“济”原作“清”，据宋本《十一家孙子注》改。“设右为牝，益左为牝”，宋本《十一家孙子注》作“益左为牡”。“也”字原来脱漏，据宋本《十一家孙子注》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