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注解卷之八

译曹操说：险隘难行的地方，是不应当通过的；不得已通过，所以称为变化。李筌说：道路有险要狭窄处，担心敌人邀击和埋伏，不可经过。杜牧说：后汉光武帝派将军马援、耿舒讨伐武陵五溪蛮，军队驻扎在下隽，即今天的辰州。有两条道路可以进入：从壶头走，路近但水势险急；从充道走，道路平坦但运输路远。光武帝起初对此犹豫。军队到达后，耿舒想走充道，马援认为那样会白白耗费粮食，不如进入壶头，扼住敌人的咽喉，敌人自然会被击破。他把此事上报给皇帝，光武帝采纳马援的策略，于是进军驻扎壶头。敌人凭高处守险，水流湍急，船只不能上行。正逢暑湿，士卒多因疫病死亡，马援也染病而死。耿舒与兄长耿好时的书信说：“我先前上书说，应当先攻击充道、截击粮运；虽然运输困难，但兵马可以发挥作用，几万士卒都争着想首先奋战。如今壶头竟然无法前进，大军愤懑郁结，走向死亡，实在令人痛惜。”贾林说：“由”就是通过。道路即使近，但对形势不利，也不可通过。杜佑说：险隘难行之地，是不应当通过的；不得已通过，所以称为变化。梅尧臣说：要避开险隘。王皙说：道路虽然可以通过，但有时仍有不能通过的地方，是担心有奇兵埋伏。例如赵涉劝说周亚夫，不要经过殽山险隘狭窄之处，担心那里布置了伏兵；请从蓝田出发，经过武关，到达洛阳，路程不过相差一两天，就是这个道理。张预说：险隘狭窄之地，车辆不能并排行驶，骑兵不能列成队伍，所以不可通过。不得已经过，必定要采取权宜变化。韩信知道陈余不会采用李左车的计策，才敢进入井陉口，就是这个例子。有些敌军不可攻击。曹操说：敌军虽然可以攻击，但因为地势险要，不能久留；留在那里会丧失先前的利益，即使攻下，所得利益也很少。困窘的军队必定拼死作战。杜牧说：大概因为精锐士卒不可攻击，退归的军队不可阻截，穷困的敌人不可逼迫，处在死地的军队不可攻击。或者我军强而敌军弱，但敌人的前锋先到，也不可攻击，恐怕惊动他们使其退走。凡是有这些情形的军队，都不可攻击。这是总的说明：将领必须知道有这种不可攻击的军队，就应当不去攻击，这更加体现了懂得变化，所以列在《九变篇》中。陈皞说：看到小利却不能因此倾覆敌人，就不要攻击，以免过度劳累军队。贾林说：敌军可以用威势使其归顺，形势将要投降，就不要攻击；敌人困穷而凭险固守，攻击就会拼死作战，不如自行坚守，等待敌人心志懈怠后再夺取。杜佑说：敌军虽然可以攻击，但因为地势险要不能久留；若留在那里会丧失原先的利益，即使攻下，所得利益也少。困穷的士卒、陷在险隘中的军队不可攻，因为他们会拼死作战；应当坚固防守，等待机会。梅尧臣说：前去攻击没有利益。王皙说：曹操说，敌军虽然可以攻击，但因地势险要不能久留，留在那里会丧失先前的利益，即使攻下所得利益也少。王皙认为，诱饵之兵、精锐士卒、旗帜整齐的军队、阵势盛大的军队，也属于这种情况。张预说：放过他们不会造成损失，攻克他们也没有利益，就不必攻击。又如我军弱而敌军强，我方理亏而敌方理直，也不可攻击。例如晋国和楚国相持时，士会说：“楚人的恩德、刑罚、政令、事务、典章、礼制都没有改变，不可与之为敌。”这与“不因这种情形而出征”的道理相近。有些城池不应攻打。曹操说：城小而坚固，粮食充足，不可以攻打。我之所以置华费于不顾而深入徐州，就是因此取得了十四县。杜牧说：曹操舍弃华费而不攻，所以能够保持兵力完整，深入徐州，取得十四县。这是说，敌人在要害之地修筑深峻的城池和壕沟，积蓄大量粮食，想要牵制我的军队；若攻下它，所得不足以获利，不攻又会挫伤我军的声势，所以不可攻打。宋顺帝时，荆州守沈攸之反叛，平日蓄养士卒战马，军需财用丰足，战士十万，铠甲战马二千。军队到了郢城，功曹臧寅认为：攻守双方的形势不同，郢城不是十天之内能够攻下的；如果不能及时举兵进攻，就会挫伤锐气、损害威势。如今顺流长驱，预计数日即可取胜；一旦摧毁敌人的根本，郢城难道还能自行固守吗？所以兵法说“有些城池不应攻打”，正是这个道理。沈攸之不听。郢郡守柳世隆持兵抵抗他。沈攸之把精锐全部投入攻城，不能攻克，军众溃散逃走，他本人进入树林上吊自杀。后来后周武帝想在河阳出兵讨伐齐国，吏部宇文弼进言说：如今用兵必须选择地点。河阳是交通要冲，精锐部队聚集在那里，竭力攻打，恐怕难以成功。依我看，彼汾河的曲折处，戍城小而山势平缓，攻打容易攻克；适合用兵的地方，没有比这里更好的了。武帝没有采纳。军队最终无功而返。后来又大举伐齐，终于采用宇文弼的计策灭掉了齐国。国家从元和三年到现在三十年间，总共四次攻打寇贼。魏地攻打寇贼的南宫县，上党攻打寇贼的临城县，太原攻打寇贼的河星镇。这三个城池都疏浚壕沟、加固城墙，柴草、粮食、米、石料、金属、木炭、麻、油脂等一切守城物资，常常按照足以抵御强敌的标准储备。官军攻击城墙，攻打既不能攻克，军队停滞、力量疲惫，寇贼又派精兵来救，所以百战百败。因此三十年间，耗尽天下的功力，攻打数万寇贼，四面包围其境，合计十年，最终连一寸土地的功劳也没有取得，大概是常常落入寇贼的计谋之中，不能随机应变。贾林说：即使是忠义深重、奉命坚守的敌将，也不可攻打。梅尧臣说：因为攻打会有所损害。王晳说：城池如果不是控制要害，即使可以攻打，也担心使军队迟钝、挫伤锐气；或者城池并不坚固，但守军能够拼死作战；又或者即使能够约期攻克，救兵却已到来，我们即使得到它，所得利益也抵不过所受损害。张预说：攻下后却不能守住，弃置它又不会造成祸患，就不必攻打。又如壕沟深、营垒高，终究不能攻下，也不可攻打。正如士丐请求讨伐偪阳，荀营说：“城小而坚固，战胜它也不算武功；不能使它臣服，反而会被人耻笑。”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有些地方不应争夺。

译曹操说：只是小利之地，刚争到手就会失去，就不应争夺。杜牧说：这是说，得到它难以守住，失去它也没有害处。伍子胥劝谏夫差说：如今我们攻打齐国，即使得到它的土地，也不过像得到石田一样。东晋陶侃镇守武昌时，议论的人认为武昌北岸有邾城，应当分兵镇守，陶侃总是不回答，但进言的人不停止。陶侃于是渡水打猎，召集诸将佐属对他们说：我设置险要来抵御寇贼，正是依靠长江。邾城隔在长江北岸，内部没有依托，外部又连接各族夷人；夷人从中获利很深，晋人向他们征取财利，夷人承受不了这种命令，必然会引来寇贼。这是招致祸患的原因，不是抵御寇贼的办法。况且现在纵然有军队守在那里，对江南也没有益处；如果羯虏有机可乘，这座城又不能作为凭借。后来庾亮去镇守邾城，果然大败。梅尧臣说：是得到它也没有益处的地方。王晳说：是说土地虽然处在要害之地，但敌人已经占据；或者得到它也没有用处，例如难以守卫的地方。张预说：得到它不利于作战，失去它也无害于己，就不必争夺。又如遥远的地方，即使得到它，最终也不属于自己，也不可争夺。正如吴子攻打齐国，伍员劝谏说：“从齐国得到土地，就像得到石田一样；不如早些对越国采取行动。” 夫差不听，最终被越国灭掉，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有些君主的命令可以不接受。曹操说：只要有利于事情办成，就不拘泥于君主的命令。李筌说：只要有利于事情办成，就不拘泥于君主的命令。穰苴斩杀庄贾、魏绛杀死扬干，就是这种情况。杜牧说：尉缭子说：“兵器是凶器，争斗是违背德行的事，将领是以死任职的官员。上不受天的限制，下不受地的限制，前面没有敌人，后面没有君主。”贾林说：决定必胜的时机，不可推给君主下令；只要有利于国家，就可以专断行事。孟氏说：前面没有敌人，后面没有君主，国境以外的事情由将军裁决。梅尧臣说：应当根据适宜的情况行动。这以上是五种有利条件。张预说：只要有利于事情办成，就不听从君主的命令。夫槩王说：见到合乎义的事情就行动，不等待命令，就是这个意思。从“道路有的不可经过”到这里，共有五种有利条件。有人说，从“陷地不可驻军”到“有些地方不应争夺”，是九种随机应变之事。意思是，这九件事都不接受来自中军的反复指示，而是在临事时根据情况制定对策，所以总括说“有些君主的命令可以不接受”。所以，将领如果通晓九种随机应变以及地利的运用，就懂得用兵了。李筌说：指上面九件事。杜佑说：九件事的变化，都要临时根据情况制定对策，不遵循通常的道路，所以称为“变”。贾林说：九变，即上面九件事，是将帅运用机权的范围，遇到形势就变化，顺应有利条件就制定对策，不拘泥于常规道路，这样才能得到通晓变化所带来的地利。变化分为九项，按数目却是十项，所以“君命有所不受”不列入通常九变的例数。梅尧臣说：通晓九地的形势，变化而取得利益。王晳说：不是贤明有智的人，不能穷尽事理的变化。何氏说：孙子以“九变”命名篇章，解释者有十多家，为什么都不列出九变的项目呢？大概是因为从“陷地不可驻军”以下，到“有些君主的命令可以不接受”，数起来已有十项，使人不得不疑惑。我仔细观察上下文的意思，发现这里只叙述地形的利害；而十件事中“君命有所不受”并非地形之事，显然与其他各项不同。大概孙子的意思是说，凡是受命出征的将领，集合军队以后，如果遇到这九种地形，只有害处而没有利处，就应当改变做法；即使君主命令他驻扎、留守、攻打或争夺，也可以不接受。何况下文说，将领如果不通晓九变的利益，即使知道地形，也不能得到地利。君主的命令怎么能同地形放在一起计算呢？况且《地形篇》下文说：“作战之道必定能够取胜，君主却说不要作战，必定可以作战。作战之道不能取胜，君主却说必须作战，可以不作战。”它的旨意全在这里。张预说：能够改变常规道路而取得利益，就是懂得用兵之道了。将领如果不通晓九变所带来的利益，即使知道地形，也不能得到地形的利益。贾林说：即使知道地形，心中却不能通晓变化，哪里只是得不到地利，恐怕还会反而受到损害。将领最可贵的是能够适应变化。梅尧臣说：知道地形却不知道变化，怎么能得到地利？张预说：凡是地形都有形势和变化，只知道形势却不懂变化，哪里能够得到地利？治理军队却不知道九变的方法，即使知道五种有利条件，也不能发挥人的作用。曹操说：指下文五件事。九变，一种说法认为是五变。贾林说：五种有利条件和五种变化，也都包含在九变之中。遇到形势能够变化，就能把利处保持为利；不能变化，就会使利处变成害处。所以没有固定的形态，能够穷尽这个道理，才可以发挥人的作用。五种变化是：道路虽然近，却知道有险阻、奇兵埋伏的变化，便不经过；军队虽然可以攻击，却知道有困窘、死战的变化，便不攻击；城池虽然形势孤立、可以攻打，却知道其中粮食充足、士兵精锐、将领有智谋、臣下忠诚，可能发生不可测的变化，便不攻打；土地虽然可以争夺，却知道得到后难以守卫、得到它没有利益，或会发生反夺土地、伤害军队的变化，便不争夺；君主的命令虽然看似应当服从，却知道会有来自内部的防御不利等祸害，便不接受。这五种变化，都要临时根据情况制定对策，不可预先固定。贪图五种利益的人：道路近就经过，敌军势孤就攻击，城池势危就进攻，土地可以取得就争夺，军队可以使用就接受命令。贪图这五种利益而不知道其中的变化，哪里只是不能发挥人的作用，也会导致军队失败、士卒受伤。梅尧臣说：知道利益而不知道变化，怎么能得到人并加以使用？王晳说：即使知道五种地形的利益，却不通晓其中的变化，就像把琴柱胶住后再弹琴一样。张预说：凡用兵有利处也有变化，只知道利处而不认识变化，哪里能够发挥人的作用？曹操说下文五件事是五种利益，是说九变以下的五件事，不是说“利害”以下杂列的五件事。所以，聪明人的谋虑，一定会把利与害结合起来考虑。曹操说：处在有利中要想到有害，处在有害中要想到有利，在难以实行时也要权衡变通。李筌说：是考虑如何使对方受害而使自己获利。贾林说：把一方面作为亲近之事，另一方面作为艰难之事；意思是把利与害相互参杂来考虑，聪明的人能够审慎地谋虑它，才可以得到利益。梅尧臣与曹操的注相同。王晳说：将领通晓九变，利害就都能穷尽。张预说：聪明人谋划事情，即使身处有利之地，也一定思考怎样避免其害；即使身处有害之地，也一定思考怎样取得其利。这也就是通晓变化。把害处同利益结合考虑，所要办的事情就可以伸张实行。

译曹操说：谋划敌人不能利用五种地形来伤害我，所要办的事情才可靠。杜牧说：“信”是伸张、实行的意思。意思是，我想从敌人那里取得利益，不可只看见能够取得敌人的利益，还必须先把敌人能够伤害我的事情参杂起来衡量，然后我所谋求的利益才可以伸张实行。贾林说：处在有利时，就思考其中的害处来谨慎自守；一说，把害处同利益结合起来实行，以威令临制众人，以刑法惩罚他们，自己始终不三心二意，那么各项事务都会可靠，众人不敢欺骗。梅尧臣说：把害处同利益参合，事情就可以实行。王晳说：把利益曲折周全地发挥出来，就可以取胜。张预说：把害处同利益参合，就可以伸张自己的事业。郑国攻克蔡国，国人都很高兴，只有子产感到忧惧，说：“小国没有文德却有武功，显得没有比它更大的了。”后来楚国果然攻打郑国。这就是在有利中想到有害。把利益同害处结合考虑，祸患就可以解除。曹操说：既然把害处同利益结合起来考虑，也就会谋划如何应对害处，即使有祸患也可以解除。李筌说：聪明人处理利害之事，一定合乎道理，不使事情发展到极端。杜牧说：我想解除敌人的祸患，不可只看见敌人能够伤害我的事情，也必须先把我能够取得敌人利益的事情参杂起来衡量，然后祸患才可以解除。所以前文说，聪明人的谋虑一定要兼顾利害。比如敌人包围我，如果我只知道突围逃走，意志一定松懈，必然会遭到追击；不如鼓舞士气奋力作战，凭借战胜的利益来解围。举出这一例就可以推知其他情况。贾林说：处在有害时，就思考其中的利益来避免祸害，所以把人置于死地反而生存，投入亡地反而保存，这就是解除祸患。梅尧臣说：把利益同害处参合，祸患就可以逃脱。王晳说：周密地了解害处，就不会失败。何氏说：利害相互产生，明智的人总是思考它们。张预说：把利益同害处参合，就可以解除自己的困难。张方进入洛阳，连续作战都失败，有人劝他夜间逃走，张方说：“军队的利钝本来就是常事，贵在趁失败创造成功。”他夜间暗中进兵逼近敌人，终于取得胜利。这就是在有害中想到有利。所以，使诸侯屈服，要用对他们有害的事情。曹操说：损害他们所厌恶的事情。李筌说：损害他们的政务。杜牧说：“恶”读作一路反切。意思是敌人如果有自己厌恶的事情，我能够乘机加以损害而不失时机，就能使敌人屈服。贾林说：制造祸害的计策不止一种。可以称赞他们的贤能，使他们失去臣下；可以送给他们奸人，破坏他们的政令；可以施行巧诈，使君臣互相猜疑；可以送给他们工巧器物，使他们疲于劳作、财物耗尽；可以供给淫乐，改变他们的风俗；可以送给他们美女，迷乱他们的心志。这几件事如果能够暗中运用阴谋，秘密进行而不泄露，都能伤害对方，使其屈服。梅尧臣说：用祸害控制他，他就会屈服。王晳说：把他困在必然受害的境地，使他无法解除困境。张预说：把他置于受害的境地，他自然屈服。有人说：离间他们，使君臣互相怀疑；使他们劳苦，使百姓失去职业，这就是伤害他们。比如韦孝宽离间斛律光、高类平的破陈之策，就是这种情况。使诸侯劳役，要用他们所经营的事务。曹操说：“业”就是事务，使他们烦劳，例如敌人进入我方、我方进入敌人。李筌说：使他们的农事烦劳。杜牧说：是说使敌人劳役，不得休息；我方必须先有可经营的事业，才可以这样做。所谓事业，就是兵众、国家富足、人民和睦、命令能够施行。杜佑说：能够用事务使诸侯的人民劳苦，使他们不得安逸。韩国让秦国开凿渠道之类，就是这种情况。也可以用奇异的技艺、淫巧的功能，使他们沉溺其中，内心和眼目都被役使，诸侯这样就会劳苦。梅尧臣说：用事务扰乱他，他就会劳苦。王晳说：常常像在经营攻袭的事务一样，使敌人疲敝。田常说：“我的军队所经营的事务已经加到鲁国身上了。”张预说：用事务使他们劳苦，使他们不得休息。有人说：用富强的事业压迫他们，就可以役使他们。晋国、楚国强盛，郑人带着牲畜、玉帛奔走侍奉它们，就是这种情况。使诸侯奔赴，要用利益。曹操说：使他们自己前来。李筌说：用利益诱导他们。杜牧说：是说用利益诱惑他们，使他们自己来到我方，落入我的谋划。孟氏说：“趋”是赶快的意思。善于把利益显示给对方，使其忘记变化而迅速到来；我方制造变化来制伏他，这也叫作发挥人的作用。梅尧臣与杜牧的注相同。王晳说：在敌人的行动之间催促他，应当周全安排，使其落入我方利益。张预说：用小利驱动他，使他必然奔赴。所以，用兵的原则是：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而要依靠自己有办法等待并应付他。梅尧臣说：所依靠的，是自己不懈怠。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攻打，而要依靠自己有使敌人无法攻打的办法。曹操说：安定时不忘记危险，常常准备防备。李筌说：预先准备不可缺少。杜佑说：安定时要想到危险，存在时要想到灭亡，始终有所准备。梅尧臣说：所依赖的是有准备。王晳说：准备就是充实。何氏说：《吴略》说：君子处在安宁太平的时代，刀剑也不离身。古代诸侯相见，兵卫并不撤除警戒，这是说即使有文事，也一定有武备；何况守卫边境、巩固国土、交战之际呢？凡是用兵能够取胜，是因为攻击空虚之处，袭击懈怠之时；如果始终严整戒备，敌人就不会到来。《左传》说：“不防备意外，就不可以出兵。”从前晋人抵御秦军，深挖营垒、固守军队以等待秦军，秦军不能久战。楚国列阵于陈地，吴军到来，见楚军有准备便退走。程不识统军时，整齐部署部曲行伍，营阵中击打刁斗，官吏整治军籍，匈奴不能侵犯。朱然任军师时，即使多年没有战事，每天早晚也严整击鼓整兵，营中的人都整理行装列队，使敌人不知道我方的防备，因此每次出兵都能立功。这就是能够在外部抵御侮辱的办法。常常能够居安思危，在太平时想到混乱，在祸患尚未显现时戒备，在事情尚未发生时防范，这是最好的善策。具体做法没有比使敌人的聚集和退路变得险阻、明确军队的编伍和候望、谨慎坚固边界守备、修缮完备壕沟城池更好；还可以多调集军粮，或进一步修治战械。所以说：器物没有预先准备好，就不能应付突然发生的事情。又说：只有把每件事情都办好，才算有准备；有准备就没有祸患。常常使敌人劳苦而我方安逸，使敌人衰老而我方强壮，也可以说是先发制人、夺取敌人的斗志，不交战就使敌军屈服。至于莒国因为依仗城邑简陋而溃败，齐国因为轻慢敌人而被消灭，虢国因为轻视晋国而灭亡，鲁国因为果断攻打邾国而失败，莫敖轻视小罗而军队失去次序，吴子进入巢地而自以为轻易，这些都可以作为鉴戒。所以，我方有办法等待敌人，我方有使敌人无法攻打的条件，说的就是预先做好防备。张预说：这是说必须想到祸患并预先防范。《左传》说：“不防备意外，就不可以出兵。” 所以，将领有五种危险。李筌、张预说：就是下文五件事。一味求死，可以被杀。

译曹操说：勇猛却没有谋虑，一定想要拼死作战，不可用委曲的方法使他改变，可以用奇兵埋伏在其中制服他。李筌说：勇猛而没有谋略。杜佑说：将领愚蠢而勇猛，是祸患。黄石公说：勇猛的人喜欢实行自己的意志，愚蠢的人不顾惜自己的性命。吴子说：一般人评论将领，常常只看勇猛；勇猛对于将领来说，只是许多条件中的一小部分。勇猛的人必然轻率舍命，轻率舍命而不知道利益，不可以担任将领。梅尧臣与李筌的注相同。何氏说：《司马法》说：“崇尚拼死，并不能取胜。”意思是贵在用谋略取胜。张预说：勇猛而无谋，必然想要拼死作战，不可同他正面较力，应当用奇兵埋伏诱使他深入后杀掉他。所以《司马法》说：“崇尚拼死，并不能取胜。”意思是将领没有策略，只能以死冲在士卒前面，就不能取胜。一心求生，可以被俘虏。曹操说：见到利益却害怕法令而不前进。李筌说：表现出疑惧怯弱，就可以俘虏。杜牧说：晋将刘裕沿江追击桓玄，在峥嵘洲交战。当时义军只有数千人，桓玄的军队非常强盛；但桓玄害怕失败，常常把轻舟荡在自己的战船旁边，所以他的士众没有斗志。义军借风势放火，投入全部精锐争先攻击，桓玄的军队因此大败。孟氏说：将领怯弱，志在求生退返，心意不愿亲自作战，士卒不精，上下犹豫，可以迅速攻击并取得他。新训说：将领怯懦，见到利益也不能前进。太公说：错失有利时机而延误，反而会遭受它的祸害。梅尧臣说：怯弱而不能果断。王晳说：没有斗志。曹操说：见到利益却怯弱不进。王晳认为，见到祸害也会轻率逃走。何氏说：《司马法》说：“崇尚求生，会多疑。”多疑是大患。张预说：临阵畏惧怯弱，必然想活着退回，应当擂鼓呐喊乘机攻击，可以俘虏他。晋国与楚国交战时，晋将赵婴齐命令部下先准备船只停在河中，想要失败后先渡河逃走，就是这种情况。容易发怒而行动急躁，可以加以侮辱。曹操说：性情急躁的人，可以激怒、侮辱他，使他必然出战。李筌说：急躁的人性情刚强，可以侮辱并迫使他出战。唐太宗杀死宋老生而平定霍邑。杜牧说：忿是刚烈而愤怒，速是偏狭急躁，性情不厚重。敌人如果这样，就可以凌辱他，使他轻率进兵而失败。十六国时姚襄攻打黄落，前秦符生派符黄眉、邓羌讨伐他。姚襄深挖壕沟、筑高营垒，坚守不战。邓羌劝黄眉说：姚襄性情刚狠，容易用刚强的行动激怒他。如果长驱直进、击鼓前行，直接压迫他的营垒，他一定会发怒出兵，可以一战擒获。黄眉听从了他，姚襄发怒出战，黄眉等人将他斩杀。杜佑说：急躁的人，可以激怒他，使他仓促赴死。容易发怒、行动急躁的人，性情狷急而愚戆，不考虑困难，可以用行动欺侮、调动他。梅尧臣说：狷急而容易被触动。王晳说：将领的性情贵在持重，忿怒急躁就容易被扰乱。张预说：刚愎而偏急的人，可以凌辱他，迫使他出战。楚国子玉刚强易怒，晋人拘留他的使者来激怒他，他果然追随晋军，最终被晋军打败，就是这种情况。清廉自守，可以加以羞辱。曹操说：清廉自守的人，可以用污辱他的办法引诱他出战。李筌说：自负清高而急躁的人，可以加以羞辱。杜佑说：这是说，敌人如果高筑营垒、坚固壁垒，想使我军疲老，而我军形势又不能久留，利益在于迅速交战。若推知敌将多忿怒急躁，就轻慢侮辱他使其出战；如果他本性清廉自守，就污辱他。比如诸葛孔明送给司马仲达巾帼，想使他发怒出战；司马仲达愤怒想要出兵，魏帝派辛毗持节制止他。司马仲达这样的才智，尚且不能胜过自己的愤怒，何况普通人呢？梅尧臣说：追求名节而不顾其他。王晳与曹操的注相同。张预说：清廉爱民的人，可以用玷污羞辱的办法扰乱他，必然可以迫使他行动。爱护百姓，可以使他疲于奔命。曹操说：攻击他必然要奔赴的地方；爱护百姓的人一定会加倍赶路兼程前往救援，救援就会使他劳苦。李筌说：攻击他所爱护的对象，他必然卷起铠甲前来救援；利用他爱护百姓的心，就可以用计策使他疲惫。杜牧说：仁爱的人爱护别人，只怕杀伤，不能舍弃短处而取长处，放弃彼处而保全此处，不衡量远近，不估量事情和力量；凡是我方进攻，他就一定前来救援。这样就可以使他疲劳，随后再攻取他。陈皞说：军务中有必须救援和不必救援的情况。项羽救赵，这是必须救援；亚父放弃梁地，这是不必救援。贾林说：清廉的人不喜欢侵掠，仁爱的人不喜欢斗战，羞辱并使他疲劳，他一行动就会失败。梅尧臣说：力量疲惫就会困窘。王晳说：用奇兵仿佛要攻打城邑，敌人爱护百姓就会多次救援，于是疲于奔命。张预说：百姓虽然可爱，也应审察利害。如果没有细小之处不救、没有遥远之地不援，就攻击他必然要奔赴的地方，使他疲顿困乏。以上五种情况，都是将领的过失，也是用兵的灾祸。陈皞说：良将就不是这样。不一定求死，也不一定求生，而是随着事情的情况运用；不因急躁而发怒，不以受辱为羞，看到可以取胜的机会就像老虎一样行动，否则就闭门不出；行动或静止都依据谋略，不可受喜怒左右。梅尧臣说：这些都是将领的过失，是用兵的凶险。何氏说：古今都认为将才难得，他们的性情往往失于偏颇。所以孙子在第一篇说将领要具备智、信、仁、勇、严，贵在全面。张预说：平庸的将领拘守一端而不知道变化，因此把自己的偏性当作准则，给军队带来凶祸。聪明人却不是这样：即使勇猛，也不一定求死；即使怯弱，也不一定求生；即使刚强，也不能被侮辱激怒；即使清廉，也不能被羞辱动摇；即使仁爱，也不能被使得疲劳。覆灭军队、杀死将领，必然是由于这五种危险，不可不仔细察看。贾林说：这五种人不可任用为大将，用兵必然失败。梅尧臣说：应当慎重对待。张预说：这是说必须懂得权衡变化，不可拘守一种做法。《孙子注解》卷八完。“失”字原作“夫”，依据宋本改。“人”字原作“民”，依据宋本改。《孙子注解》卷九。《行军篇》。曹操说：选择便利的地方行军。王晳说：行军应当依靠地形便利之处，并察看敌情。张预说：知道九地的变化，然后可以选择有利条件行军，所以本篇次于《九变》。孙子说：凡是安置军队、观察敌情：王晳说：安置军队大致有四项，观察敌情大约有三十一项。张预说：从“越过山地依傍山谷”到“伏击奸细所处的地方”，是安置军队的事情；从“敌人接近而安静”到“必定谨慎察看”，是观察敌情的事情。“相”就是观察、估量。越过山地要依傍山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