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玄真经缵义卷之十一
道乃法之体，法乃道之用。夫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者道也。政教有道，而令行为右者法也。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曲士不可与论至道，为其束於教耳。老子曰：天下几有常法哉？当於世事，得於人理，顺於天地，详於鬼神，即可以正治矣。昔者三皇，无制令而民从，五帝有制令而无刑罚，夏后氏不负言，殷人誓，周人盟。末世之衰也，忍垢而轻辱，贪得而寡羞。故法度制令者，论民俗而节缓急。器械者，因时变而制宜适。夫制於法者，不可与远举；拘礼之人，不可使应变。必有独见之明，独闻之聪，然后能擅道而行。夫知法之所由生者，即应时而变；不知治道之源者，虽循终乱。今为学者，循先袭业，握篇籍，守文法，欲以为治，犹持方柄而内圆凿也，欲得宜适亦难矣。夫存危治乱，虽智不能；道先称古，虽愚有余。故不用之法，圣人不行也；不验之言，明主不听也。圣人立法，本为禁奸恶、平冤抑、保人民也。三皇无制令而从；五帝而下，所制法令赏罚，代各不同者，时变故也。明主其可不究乎？文子问曰：法安所生？老子曰：法生於义，义生於众适。众适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从天下也，非从地出也，发乎人间，反己自正。诚达其本，不乱於末。知其要，不惑於疑；有诸己，不非於人；无诸己，不责於所立。立於下者，不废於上；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之制法也，以自为检式。故禁胜於身，即令行於民。文子问法安所生，老子语以法生於义。义者，宜也。先王立法，务适众情，故先以身为检式，所禁於民者，不敢犯於身。是故令行而天下从之。夫法者，天下之准绳也，人主之度量也。县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后，中绳者赏，缺绳者诛。虽尊贵者，不轻其赏；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无罪。是故公道行而私欲塞。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专行也。法度道术，所以禁君，使不得横断也。人莫得恣，即道胜而理得矣。故反於无为。无为者，非谓其不动也，言其从己出也。法者，人主示度量，为天下准绳也。法定之后，不二所施，夫犯法者，虽尊贵必诛；中度者，虽卑贱无罪。故私欲塞而公道行矣。古之置有司，立人君，制礼法，三者不废，天下无怨民，世可反朴，法令何庸哉？老子曰：善赏者，费少而劝多；善罚者，刑省而奸禁；善与者，用约而为德；善取者，入多而无怨。故圣人因民之所喜以劝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奸。赏一人，而天下趋之；罚一人，而天下畏之。是以至赏不费，至刑不滥。圣人守约而治广，此之谓也。生长杀藏，天之道也；赏罚取与，人之道也。圣人上法天道，下因民心，而为平治之本。夫有天下者，能於四者之柄，每事尽善。故赏一人，而天下趋之；罚一人，而天下畏之。老子曰：臣道者，论是处当，为事先唱，守职明分，以立成功。故君臣异道即治，同道即乱，各得其宜，处有其当，即上下有以相使也。故枝不得大於干，末不得强於本，言轻重大小有以相制也。夫得威势者，所持甚少，所任湛大，所守甚约，所制甚广。十围之木，持千钧之屋，所得势也；五寸之关，能制开阖，所居要也。下必行之令，顺之者利，逆之者害，天下莫不听从者，顺也。发号令行禁止者，以众为势也。义者，非能尽利於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从之；暴者，非能尽害於海内也，害一人而天下叛之。故举措废置，不可不审也。君依臣而立，臣依君而行。君无为乎上，臣有为乎下。论是处当，守职明分，臣之事也。君臣各得其宜，即上下有以相使，小大有以相制。故异道即治，举措废置，有关於治乱为君者不可不审也。老子曰：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圣人为之。今人君之论臣也，不计其大功，总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即失贤之道也。故人有厚德，无问其小节；人有大誉，无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成其大略是也，虽有小过，不足以为累也。成其大略非也，闾里之行，未足多也。故小谨者无成功，疵行者不容众。体大者节疏，度巨者誉远，论臣之道也。世之全材难得，自古皆然。夫工师之求栋梁，能不拘小节，故大材可得。人主之论臣佐、知屈寸而伸尺，则大贤可得矣。盖人无十全，事无尽美，舍小取大，何功不成？舍短从长，何事不济？
译道是法的本体，法是道的作用。治理国家有常道而以利民为根本，这是道；施行政教有方法而以政令通行为首要，这是法。圣人随时代改变法度，随风俗变化礼制；法度、制度、命令，各自根据实际情况。因此，拘泥偏狭的人不能和他谈论最高的道，因为他被教条束缚。老子说：“天下哪里有永远不变的法呢？适合当时的世事，符合人的情理，顺应天地，详察鬼神，就可以端正地治理国家。从前三皇没有制定政令，百姓却服从；五帝有政令，却没有刑罚；夏后氏不违背诺言，殷人用誓约，周人用盟约。末世衰败时，人们忍受污垢而轻视羞辱，贪图所得而少有羞耻。因此，法度、制度、政令，是考察民俗后用来调节缓急的。器械是顺应时代变化而制作，以适合实际。受法制拘束的人，不能让他担当远大的事业；拘泥礼法的人，不能让他应对变化。必须具有独到的见识和独到的听察，才能独立遵循道而行。知道法度由何而生，就能随时势变化；不知道治理之道的源头，即使始终遵守旧法，最终也会混乱。如今求学的人沿袭先人的事业，手持篇籍，守着成文法令，想凭这些治理国家，就像拿着方柄去插入圆孔，想求得适宜也很难。要保存危局、治理乱世，即使有智慧也未必能做到；以古代为先导并称道古法，即使愚人也绰绰有余。因此，无效验的法，圣人不实行；没有验证的言论，明君不听取。” 圣人制定法令，本来是为了禁止奸恶、平息冤屈、保护百姓。三皇没有政令，百姓也服从；五帝以后，所制定的法令、赏罚，历代各不相同，这是因为时代变化。明君难道可以不加以探究吗？文子问道：“法从哪里产生？”老子说：“法产生于义，义产生于众人都适宜。众人都适宜而合乎人心，这是治理的关键。法不是从天上来的，也不是从地下产生的，而是在人间产生，再返回自身使自身端正。真正通达根本，就不会被末节扰乱；知道要领，就不会被疑惑迷惑。自己有的，不责怪别人没有；自己没有的，不责备别人所立。下位所立的规矩，上位不能废弃；禁止百姓做的事，自己不能去做。因此君主制定法令，是用来约束自己的。君主能够胜过自身的禁令，政令就能在百姓中实行。” 文子问法从哪里产生，老子告诉他说：法产生于义。义，就是适宜。先王制定法令，务求适合众人的情理，所以先拿自身作为约束的标准；禁止百姓做的事，自己不敢触犯。因此政令能够施行，天下也就服从。法，是天下的准绳，是君主的尺度。悬示法令，是为了使人知法和守法。法令确定以后，符合准绳的就赏赐，违背准绳的就诛罚。即使尊贵的人，也不减轻对他的赏赐；即使卑贱的人，也不加重对他的刑罚。犯法的人，即使贤能也必须诛罚；符合尺度的人，即使不肖也没有罪。因此公道得以施行，私欲受到堵塞。古代设置官吏，是为了约束百姓，使他们不能放纵；设立君主，是为了约束官吏，使他们不能专擅行事；法度和道术，是为了约束君主，使他不能横行决断。没有人能够任意放纵，道就胜过私欲，事理就得以实现。因此回到无为。无为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动，而是说不由自己的私意任意发动。” 法，是君主向天下显示尺度的东西，也是天下的准绳。法令确定以后，施行不能有二。犯法的人，即使尊贵也必须诛罚；符合尺度的人，即使卑贱也没有罪。因此私欲受到堵塞，公道得到施行。古代设置官吏、设立君主、制定礼法，这三者都不废弃，天下就没有怨恨的百姓，社会可以返归淳朴；这样一来，法令还有什么用呢？老子说：“善于赏赐的人，花费少而劝善多；善于惩罚的人，刑罚少而奸恶得到禁止；善于给予的人，所用简约而能成就德行；善于取用的人，所得很多而没有怨言。因此圣人顺应百姓所喜爱的事来劝善，顺应百姓所憎恶的事来禁奸。赏赐一个人，天下人都会趋向善行；惩罚一个人，天下人都会畏惧。因此最高明的赏赐不费财物，最高明的刑罚不滥用。圣人守持简约而治理广大，这就叫作如此。” 生长、杀伐、收藏，是天道；赏罚、取舍、给予，是人道。圣人上遵循天道，下顺应民心，以此作为平治天下的根本。拥有天下的人，能够掌握这四种权柄，每件事都做到尽善尽美。所以赏赐一个人，天下人都会趋向；惩罚一个人，天下人都会畏惧。老子说：“为臣之道，是辨明是非、处置适当；遇事先倡导；守住职守、明白名分，以建立功业。所以君臣各行其道就能治理，同走一条道反而会混乱。各得其宜，各处其当，上下才有办法互相役使。因此枝条不能大过树干，末端不能强过根本；这是说轻重大小之间要有能够相互制约的关系。得到威势的人，所凭借的很少，所承担的很大，所守持的很约束，所能制御的却很广。十围粗的树木能够支撑千钧重的房屋，是因为取得了形势；五寸宽的门闩能够控制开闭，是因为处在关键位置。下面发布政令，顺从的人得利，违逆的人受害，天下没有不听从的，这是因为顺应形势。发号施令、推行禁令，是以众人为势。义，并不是能够使天下所有百姓都获利，而是使一个人获利，天下人就跟随；暴行，并不是能够使天下所有人都受害，而是伤害一个人，天下人就背叛。因此，举用、废置都不可不慎重。” 君主依靠臣子而建立，臣子依靠君主而施行。君主在上位无为，臣子在下位有为。辨明是非、处置适当、守职明分，是臣子的事情。君臣各得其宜，上下就有办法互相役使，大小就有办法相互制约。因此各行其道就能治理。举用和废置关系到治理或混乱，作为君主不可不慎重。老子说：“弯曲一寸而伸展一尺，小的委屈换取大的正直，这是圣人所做的。如今君主评价臣子，不计算他的大功，只总括他平常的行为，却苛求他的小善，这就失去了任用贤人的方法。所以一个人有厚重的德行，就不要追究他的小节；一个人有很大的声誉，就不要挑剔他的小过失。人的性情没有不有所短缺的，能够成就他的大略就是对的；即使有小过错，也不足以成为牵累。若不能成就他的大略，即使乡里的行为，也不值得称道。因此拘谨于小节的人不能成就大功，专挑别人过失的人不能容纳众人。形体大的，节疏而不密；器度大的，声誉传播得远；这就是评价臣子的道理。” 世上完全没有缺点的人很难得到，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工匠总管寻找栋梁时，能够不拘泥于细小节疵，所以可以得到大材。君主评价臣辅，如果懂得委屈一寸而伸展一尺的道理，就能得到大贤。因为人没有十全十美，事情也没有完全尽善；舍弃小处而取大处，什么功业不能成就？舍弃短处而任用长处，什么事情不能办成？”
老子曰：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责备於一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博达而不訾，道德文武，不责备於人。力自修以道，而不责於人，易偿也。自修以道，则无病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无瑕；明月之珠，不能无秽，然天下宝之者，不以小恶妨大美。今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长，而欲求贤於天下，即难矣。众人之见，位卑身贱，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故论人之道，贵即观其所举，富即观其所施，穷即观其所不受，贱即观其所不为。视其所处难，以知其所勇；动以喜乐，以观其守；委以货财，以观其仁；振以恐惧，以观其节。如此，财人情可得矣。自恕者不改过，责人者不全交。夫君子不责备於人者，知人非尧舜，不能每事尽善也。人有大材，讵可以小节而弃之乎？老子曰：屈者，所以求伸也；枉者，所以求直也。屈寸伸尺，小枉大直，君子为之。百川并流，不注海者不为谷；趋行殊方，不归善者不为君子。善言贵乎可行，善行贵乎仁义。夫君子之过，犹日月之蚀，不害於明。故智者不妄为，勇者不妄杀，择是而为之，计礼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恃也，身死而名足称也。虽有智能，必以仁义为本而后立。智能并行，圣人一以仁义为准绳中绳者谓之君子，不中绳者谓之小人。君子虽死亡，其名不灭；小人虽得势，其罪不除。左手据天下之图，而右手刎其喉，虽愚者不为，身贵於天下也。死君亲之难者，视死如归，义重於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即小；身之所重也，比之仁义即轻。此以仁义为准绳者也。屈伸相感之道，君子小枉而大直，犹龙蛇之蛰奋。善言善行，润泽群生，皆自屈身养德中来。圣人以仁义为准绳，知身重於天下，义重於身，故能死君亲之难。是以君子身死而名不亡。老子曰：道德之伦，犹日月也，夷狄蛮貊，不能易其指。趋舍同，即非誉在俗；意行均，即穷达在时。事周於世，即功成；务合於时，即名立。是故立功名之人，简於世而谨於时，时之至也，间不#1容息。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贪宝赂也，将以存亡平乱，为民除害也。贪叨多欲之人，残贼天下，万民骚动，莫宁其所。有圣人勃然而起，讨强暴，平乱世，为天下除害，以浊为清，以危为宁，故不得不中绝。人之道德，天之日月也。人之五性，天之五星也。虽夷狄蛮貊，无以易之。夫趣舍在己，非誉在人，用不用关於时，行不行系乎命。是以君子得时行道，间不容息。赤帝为火灾，故黄帝擒之。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教之以道，导之以德，而不听，即临之以威武。临之不从，则制之以兵革。杀无罪之民，养不义之主，害莫大焉。殚天下之财，赡一人之欲，祸莫深焉。肆一人之欲，而长海内之患，此天伦所不取也。所为立君者，以禁暴乱也，今乘万民之力，反为残贼，是以虎傅翼，何为不除？夫畜鱼者，必去其编獭；养禽兽者，必除其豺狼。又况牧民乎？是故兵革之所为起也。国家五运，其来久矣。赤帝火运，君失其德，火乃为灾；共工水运，君失其德，水乃为灾，以知人君失德，随运为灾，此兵革之所为起也。凡有土之君，其可失德致灾，而不知做儆乎？老子曰：为国之道，上无苛令，官无烦治，士无伪行，工无淫巧。其事任而不扰，其器完而不饰。乱世即不然，为行者，相揭以高；为礼者，相矜以伪。车舆极於雕琢，器用邃於刻镂。求货者，争以难得以为宝；诋文者，逐烦挠以为急；士#2为伪辩，久稽而不决，无益於治，有益於乱，工为奇器，历岁而后成，不周於用。夫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亲耕，妻亲识，以为天下先。其导民也，不贵难得之货，不重无用之物。是故耕者不强，无以养生；织者不力，无以衣形。有余不足，各归其身。衣食饶裕，奸邪不生，安乐无事，天下和平，智者无所施其策，勇者无所措其威。古今为国，其道不同者，俗变故也。古人淳朴，上无苛令，官无烦治，士无伪行，工无淫巧，是故人心易足，为治不难。后世俗变风移，上行下效，奢侈相尚，贪欲无厌，是以人心难足，为治不易。
译老子说：“从古到今，没有人能够使自己的行为完全没有缺点。所以君子不要求一个人事事完美。方正却不割伤人，廉洁却不刺伤人，正直却不放纵，博大通达却不诋毁别人；道德、文治、武功都不要求别人样样完备。努力依道修养自己，而不苛责别人，就容易得到应有的回报；依道修养自己，就没有忧患。夏后氏的玉璜不能没有瑕疵，明月珠不能没有污点；然而天下珍视它们，是因为不以小的缺陷妨碍大的美好。如今只记住人的短处，忘记人的长处，却想在天下求得贤人，就困难了。普通人的看法，只见人地位卑下、身份低微，遭受污辱的事情，却不知道他的宏大谋略。所以评价人的方法是：他显贵时，就观察他举荐什么；他富有时，就观察他施舍什么；他困穷时，就观察他不接受什么；他卑贱时，就观察他不做什么。把他置于困难处境中，以观察他的勇气；用喜乐诱动他，以观察他的操守；把财物托付给他，以观察他的仁德；用恐惧震动他，以观察他的节操。这样，人的真实情性就可以看出来了。” 能够宽恕自己的人不会改正过错，苛责别人的人不能保全交情。君子不要求别人事事完美，是知道人不是尧舜，不可能每件事都做到尽善。一个人有大才，难道可以因为小节而舍弃他吗？老子说：“弯曲，是为了求得伸展；委屈，是为了求得正直。弯曲一寸而伸展一尺，小的委屈而成就大的正直，这是君子所做的。百川汇流，不流入大海的不能称为河谷；各人奔向不同方向，不归于善道的不能称为君子。好的言语贵在能够实行，好的行为贵在合乎仁义。君子的过错，如同日月有食，并不损害光明。所以有智慧的人不妄为，勇敢的人不妄杀；选择正确的事去做，按照礼义谋划后再行动。因此事情能够成功，功业足以凭恃；即使身死，名声也足以称述。即使有智慧和才能，也必须以仁义为根本，然后才能立足。智慧和才能一同施行，圣人一概以仁义作为准绳；合乎准绳的叫君子，不合乎准绳的叫小人。君子即使死亡，名声也不会消灭；小人即使得到权势，罪过也不会消除。左手掌握天下的地图，右手却割断自己的喉咙，即使愚人也不会这样做，因为生命比天下更贵重。为君主、亲属的患难而死的人，把死看得如同归家，是因为义重于生命。所以天下最大的利益与生命相比也很小，生命所珍重的东西与仁义相比也很轻。这就是以仁义作为准绳。” 屈伸相互感应的道理，是君子小有委屈而成就大正直，如同龙蛇蛰伏后奋起。好的言语和行为能够滋润万物，都来自委屈自身、培养德行。圣人以仁义为准绳，知道生命重于天下，而义重于生命，所以能够为君主和亲属的患难而死。因此君子身死而名声不亡。老子说：“道德的规律，如同日月运行；夷、狄、蛮、貊也不能改变它的方向。取舍相同，毁誉就由世俗决定；意志和行为相同，困穷或显达就取决于时势。事情适合世道，功业就能成就；所作所为合于时势，名声就能建立。因此建立功名的人，对世俗简约而对时机谨慎；时机一到，间隙连呼吸都容不下。古代用兵，不是为了贪图土地和宝物财货，而是为了挽救危亡、平定乱世、替百姓除害。贪婪多欲的人残害天下，使万民骚动，不能安居。有圣人突然兴起，讨伐强暴，平定乱世，为天下除害，使浑浊变清明，使危险变安宁，所以不得不在中途截断他们。” 人的道德，如同天上的日月；人的五种本性，如同天上的五星。即使夷、狄、蛮、貊，也不能改变它们。取舍在于自己，毁誉在于别人；是否被任用取决于时势，是否施行取决于命运。因此君子一旦遇到时机，就施行道，间隙连呼吸都容不下。赤帝造成火灾，所以黄帝擒获了他。共工造成水灾，所以颛顼诛杀了他。用道教导他，用德引导他，他却不听，就用威武临治他；临治仍不服从，就用兵革制服他。杀害无罪的百姓、供养不义的君主，是最大的祸害；耗尽天下财物来满足一个人的欲望，是最深的祸患。放纵一个人的欲望，增长天下的祸患，这是天理所不容的。之所以设立君主，是为了禁止暴乱；如今却借助万民的力量反过来残害百姓，就像给老虎添上翅膀，为什么不除掉他？养鱼的人必定除去水獭，饲养禽兽的人必定除掉豺狼，何况治理百姓呢？所以兵革由此兴起。国家五运的说法由来已久。赤帝属火运，君主失德，火就造成灾害；共工属水运，君主失德，水就造成灾害。由此可知，君主失德，就会随着运数形成灾害；这就是兵革兴起的原因。凡是拥有土地的君主，难道可以失德招致灾害，却不知道警戒吗？老子说：“治理国家的道，上面没有苛刻的政令，官府没有烦琐的治理，士人没有虚伪的行为，工匠没有过度奇巧的技艺。所办的事情只承担职责而不扰民，器物只求完备而不加雕饰。乱世却不是这样：讲求行为的人互相夸耀高尚，讲求礼的人互相以虚伪自矜；车舆雕琢到极致，器用刻镂得深细。追求财货的人争相把难得之物当作珍宝，诋毁文饰的人追逐烦扰琐细之事，把它当作急务；士人制造虚伪的辩说，案件久拖不决，对治理没有益处，对混乱却有益处；工匠制作奇异器物，历经多年才完成，却不适合使用。神农的法则说：男子壮年不耕作，天下就有人因此挨饿；妇女当年不织布，天下就有人因此受寒。所以神农亲自耕作，妻子亲自织布，以此给天下作先导。他引导百姓，不以难得的财货为贵，不重视没有用处的物品。因此，耕作者不努力，就没有办法养活生命；织作者不勤勉，就没有办法给身体穿衣。有余和不足，各自归于自身。衣食丰足，奸邪就不产生；安乐而没有忧患，天下就和平；有智慧的人无处施展计策，勇敢的人无处使用威势。” 古今治理国家的方法不同，是因为风俗发生了变化。古人淳朴，上面没有苛刻的政令，官府没有烦琐的治理，士人没有虚伪的行为，工匠没有过度奇巧的技艺，所以人心容易满足，治理并不困难。后世风俗改变、风气迁移，上行下效，彼此崇尚奢侈，贪欲没有止境，因此人心难以满足，治理也不容易。
老子曰：霸王之道，以谋虑之，以策图之。挟义而动，非以图存也。将以存亡也。故闻敌国之君，有暴虐其民者，即举兵而临其境，责以不义，刺以过行。兵至其郊，令军帅曰：无伐树木，无掘坟墓，无败五谷，无焚积聚，无捕民虏，无聚六畜。乃发号施令曰：其国之君，逆天地，侮鬼神，决狱不平，杀戮无罪，天之所诛，民之所雠也。兵之来也，以废不义而受其德也。有敢逆天道、乱民之贼者，身死族灭。以家听者禄以家，以里听者赏以里；以乡听者侯以乡#3；克其国，不及其民；废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显其贤良，振其孤寡，恤其贫穷，出其图圄，赏其有功。百姓开户而纳之，渍米而储之，唯患其不来也。义兵至於境，不战而止。不义之兵，至於伏尸流血，相交以前。为地战者，不能成其王；为身求者，不能立其功。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以自为者，众去之。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文子》十二篇，三而四之。先皇后霸，帝王在焉。霸之世，时之秋欤？观其非以图存，将以存亡之语，则兴废继绝之风，蔼然在目，视后世不义之举，远矣。老子曰：上义者，治国家，理境内，行仁义，布德施惠，立正法，塞邪道，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群臣同力。诸侯服其威，四方怀其德。修政庙堂之上，折冲千里之外。发号行令，而天下响应，此其上也。地广民众，主贤将良，国富兵强，约束信，号令明，两敌相当，未交兵接刃而敌人奔亡，此其次也。知土地之宜，习险隘之利，明苛政之变，察行阵之事。白刃合，流矢接，舆死扶伤，流血千里，暴骸满野，义之下也。兵之胜败，皆在於政。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即兵强；民胜其政，下叛其上，即兵弱。仁＃4义足以怀天下之民，事业足以当天下之急，选举足以得贤士之心，谋虑足以决轻之权，此上义之道也。兵法先举者为主，应敌者为客。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谓兵不可轻举也。夫不得已而用之，则义举为上，敌奔次之，战斯下矣。老子曰：国之所以强者，必死也。所以死者，必义也。义之所以行者，威也。是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威义并行，是谓之强。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争先者，赏信而罚明也。上视下如子，下事上如父；上视下如弟，下事上如兄，视下如子，必王四海；视上如父必正天下。上视下如弟，即不难为之死；下事上如兄，即不难为之亡。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与之斗。是故义君内修其政，以积其德；外塞於邪，以明其势。察其劳佚，以知饥饱。战期有日，视死如归，恩之加也。。治天下有道，奚以兵为哉？不得已也。强国之兵又死者，义迫之也。然则有道之主，忍以强国而置民於死地乎？上视下如子，下事上如父，是故义君修政积德，国将自强，世固有之矣。通玄真经缵义卷之十一竟＃1 不：原作『于』，据聚珍本改。＃2 士：原作『事』，据聚珍本改。＃3 侯以乡：聚珍本作『封以乡』，其下多『以县听者侯以县』。＃4 仁：原本无，据聚珍本增。通玄真经缵义卷之十二南谷子杜道坚纂上礼篇老子曰：上古真人呼吸阴阳，而群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顺，当此之时，莫不领理、隐密自成，纯朴未散，而万物大优。及世之衰也，至虙牺氏，昧昧懋懋，皆欲离其童蒙之心而觉悟乎，天地之间，其德烦而不一。及至神农黄帝窍领天下，纪纲四时，和调阴阳，於是万民莫不竦身而思，戴视听，故治而不能和。下至夏、殷之世，嗜欲连#1於物，聪明诱於外，性命失其真。施及周室，浇醇散朴，离道以为伪，险德以为行，知巧萌生，狙学以拟圣，华诞以胁众，琢饰诗书，以贾名誉。各欲以行其智，伪以容於世，而失大宗之本。故世有丧性命，衰渐所由来久矣。是故至人之学也，欲反性於舞，游心於虚；世俗之学，耀德攓性，内愁五藏，暴行越知，以譊名声於世，此至人所不为也。攓性绝生也。若夫至人定乎生死之意，通乎荣辱之理，举世而誉之不加劝，举世而非之不加沮，得至道之要也。上礼者，吉、凶、军、宾、嘉，五礼之谓欤？上古真人，则玄古之君也。当时群生纯朴，万物大优，虙牺氏逮於神农黄帝，施及三王，治各不同，礼亦随变，至五伯、战国而大宗之。本失矣。
译老子说：“霸王之道，要用谋虑筹划，用策略图谋。以义为凭借而行动，不是为了谋求自身存活，而是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所以听说敌国君主残暴虐待百姓，就出兵逼近其边境，以不义责问他，以过错指斥他。军队到达郊外，命令军帅说：不要砍伐树木，不要挖掘坟墓，不要损坏五谷，不要焚烧积聚的财物，不要捕捉百姓，不要聚拢六畜。于是发布号令说：这个国家的君主违逆天地，侮慢鬼神，审判案件不公平，杀戮无罪之人，是上天要诛伐的人，也是百姓所仇恨的人。我们的军队到来，是为了废除不义而接受他的德政。敢于违逆天道、扰乱百姓的贼人，必定身死族灭。以全家归顺的，就按全家赏赐；以里归顺的，就按里赏赐；以乡归顺的，就封赏其乡。攻克其国，不牵连百姓；废黜其君，改变其政；尊重杰出士人，显扬贤良，救济孤寡，抚恤贫穷，释放囚徒，赏赐有功之人。百姓打开门户接纳军队，浸米储存，只担心他们不来。义兵到达边境，不战就能使敌人停止。不义之兵到来，直到尸体横陈、鲜血流淌，双方才交战。为了土地而作战的人不能成就王业；只为自身求取利益的人不能建立功业。” 举事是为了众人的人，众人会帮助他；举事是为了自己的人，众人会离弃他。众人所帮助的，即使弱小也必定强大；众人所离弃的，即使强大也必定灭亡。《文子》十二篇，分为三部分而又分成四篇。先说皇后说霸王，其中包含帝王之道。霸王的时代，难道正是时势的秋天吗？看它说“不是为了谋求存续，而是为了挽救危亡”，那么兴盛废亡、继承断绝的风气，鲜明地呈现在眼前；与后世不义的举动相比，差得太远了。老子说：“最高的义，用来治理国家、整顿境内，施行仁义，布德施惠，建立正法，堵塞邪道；群臣亲近归附，百姓和睦，上下一心，群臣同力。诸侯服从它的威势，四方感怀它的恩德。在朝廷上修治政事，就能在千里之外挫败敌人的进攻；发布号令而天下响应，这是最高的一等。土地广大、百姓众多，君主贤明、将领良善，国家富裕、军队强盛，约束守信、号令严明；两军势力相当，还没有交兵接刃，敌人就逃亡，这是次一等。了解土地的适宜，熟悉险要关隘的利害，明白苛政的变化，察知行军布阵的事情；白刃相交，飞箭接续，车舆载着死者、扶着伤者，鲜血流淌千里，尸骸遍野，这是义的下等。战争的胜败，都在于政治。政治胜过百姓，臣下归附君上，军队就强；百姓胜过政治，臣下背叛君上，军队就弱。仁义足以怀服天下百姓，事业足以应对天下急务，选拔任用足以取得贤士之心，谋虑足以决定轻重权变，这就是上义之道。” 兵法说，首先采取行动的一方是主，回应敌人的一方是客。用兵有句话说：“我不敢先为主，而愿后为客。”这是说军队不能轻率出动。不得已而用兵时，以合乎义的行动为上策，使敌人逃跑次之，交战则是下策。老子说：“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将士抱有必死之心；将士所以肯死，是因为义；义所以能够实行，是因为威势。因此用文教发布命令，用武力整齐军纪，这叫作必能取胜；威和义同时施行，这叫作强大。刀刃交接、箭石如雨而士卒争先，是因为赏赐守信、刑罚分明。上位者把下位者看作儿子，下位者侍奉上位者如同父亲；上位者把下位者看作弟弟，下位者侍奉上位者如同兄长。把下位者看作儿子，必定能够称王四海；把上位者看作父亲，必定能够使天下归于正道。上位者把下位者看作弟弟，下位者就不难为他而死；下位者把上位者看作兄长，就不难为他而亡。因此，像父子兄弟一样的敌人，不可与之争斗。所以有义的君主在内修治政事，以积累德行；在外堵塞邪道，以显示威势；察看士卒的劳逸，以知道他们的饥饱。战斗日期已经确定，士卒视死如归，这是恩德施加的结果。” 治理天下有道，为什么还要用兵呢？是不得已而为之。强国的军队之所以有人战死，是义迫使他们这样做。然而有道的君主，难道忍心依靠强国之势把百姓置于死地吗？上位者把下位者看作儿子，下位者侍奉上位者如同父亲。因此有义的君主修治政事、积累德行，国家自然会强大，这种情况世上本来就有。《通玄真经缵义》卷第十一完。＃1“不”：原文作“于”，据聚珍本改。＃2“士”：原文作“事”，据聚珍本改。第3处原文为“侯以乡”。《聚珍本》将其写作“封以乡”，并且在下面还多出“以县听者侯以县”一句。＃4“仁”：原本没有，据聚珍本增补。《通玄真经缵义》卷第十二。南谷子杜道坚编纂。《上礼篇》。老子说：“上古的真人呼吸阴阳之气，众生无不仰赖他的德行而和顺。在那个时候，万物无不各得条理，隐秘自成；淳朴没有离散，万物都非常优足。到了世道衰败时，至虙牺氏，众人昏昧勤勉，都想离开童蒙之心而在天地之间求得觉悟；于是他们的德行繁杂而不专一。到了神农、黄帝开通治理天下，纲纪四时，调和阴阳，于是万民无不振作身心、思考谋虑，戴上耳目去观察听闻，所以虽然得到治理，却不能和谐。下至夏、殷时代，嗜欲牵连于外物，聪明受到外界诱惑，人的性命失去真实。到了周室，醇厚被浇薄，淳朴被离散；离开道而制造虚伪，把险诈当作行为；智巧萌发，学习猕猴而仿效圣人，用华饰和虚诞胁迫众人，雕琢修饰诗书以求卖弄名誉。人人都想施展自己的智巧，用虚伪来容身于世，却失去了大道根本。因此世人丧失性命，衰败渐渐形成，缘由已经很久了。至人的学问，是要使本性返归于无，心神遨游于虚；世俗的学问，却炫耀德行、攫取本性，使内心忧愁五脏，放纵行为、逞露智慧，以求在世上争取名声。这是至人不做的事。攫取本性就是断绝生命。至人安定于生死的意义，通达荣辱的道理；即使全天下都赞誉他，也不会更加勉励；即使全天下都非难他，也不会更加沮丧，这就掌握了至道的要领。” 《上礼篇》所说的，是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这五种礼吗？上古真人，就是玄古时代的君主。当时众生淳朴，万物非常优足；从虙牺氏到神农、黄帝，直到三王，治理各不相同，礼也随时代变化；到了五伯、战国时期，大道的根本就丧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