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玄真经缵义卷之七
老子曰：道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刚，可以阴，可以阳，可以幽，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应待无方。知之浅，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内，知之粗，不知之精，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孰知知之为不知，不知之为知乎？夫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天下皆知善之为善也，斯不善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微明者其道乎。视不以目，听不以耳，得之天而着之心，故能包裹天地，应待无方，不可以智知力求。惟知不知，为不为，言不言，则得之矣。文子问曰：人可以微言乎？老子曰：何为不可。唯知言之谓乎？夫知言之谓者，不以言言也。争鱼者濡，逐兽者趋，非乐之也。故至言去言，至为去为，浅知之人，所争者末矣。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吾知。道不可言，可言即物。言固非道。非言不明。文子问人可以微言乎，老子语以唯知言为可，则是言而不言，不言而言者矣。争鱼逐兽，是不知言者，执於言而着於物，则所争者末矣。安得去言去为之人，而与之言哉？文子问曰：为国亦有法乎？老子曰：今夫挽车者，前呼邪轷，后亦应之，此挽车劝力之歌也。虽郑、卫、胡、楚之音，不若此之义也。治国有礼，不在文辩。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有国家者犹天地也。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文子问为国之法，老子语以挽车之歌，前呼后应，亦犹圣人先天弗违，后天奉时之意。治国有礼，初不在於文华之辩，不知治体，而滋章其法令者，适以为盗法贼民之资。老子曰：道无正而可以为正，譬若山林而可以为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云雨，云雨不及阴阳，阴阳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所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也，无达其意，天地之间，可陶冶而变化也。道无正形，物随而形。观山林变而至於云雨阴阳之和，则知凡天地间之无形无象者，皆可陶冶而变化。道其神矣夫。老子曰：圣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终始，见其造恩。故民知书即德衰，知数而仁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机械而实衰，瑟不鸣，而二十五弦各以其声应，轴不运於己，而三十辐各以其力旋。弦有缓急，然后能成曲，车有劳佚，然后能致远。使有声者乃无声也，使有转者，乃无转也。上下异道，易治即乱，位高而道大者从，事大而道小者凶。小德害义，小善害道，小辩害治，苛悄伤德。大正不险，故民易导，至治优游，故下不贼。至忠复素，故民无伪匿。圣人立教施政，弗获己也，必察其始终，行其所无事而已，知书数券契机械，则是有心於事，德仁信实衰矣。君藉臣以为治，犹瑟之有声，辐之致远，执要用大，则无不治之世矣。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即百姓怨，减爵之令张，即功臣叛。故察於刀笔之迹者，不知治乱之本；习於行阵之事者，不知庙战之权。圣人见福於重关之内，虑患於冥冥之外。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故仁莫大於爱人，智莫大於知人，爱人即无怨刑，知人即无乱政。治不可以多事，法不可以数变。事多变数，则百姓怨，功臣叛，上有以召之矣。治乱之本，庙战之权，圣人玄鉴於无形之表，是必有先见之明也。老子曰：江河之大，溢不过三日，飘风暴雨日中不出须臾止。德无所积而不忧者，亡其及也。夫忧者所以昌也，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为强，转祸为福，道冲而用之，又不满也。国之苛政横出，犹江河之大溢，风雨之暴作，曾不少久，亡其及矣。惟忧无德而知变者，尚可转祸为福，以弱为强，其不可自满也明矣。老子曰：清静恬和，人之性也。仪表规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即自养不悖，知事之制，则其举措不乱。发一号，散无竞，总一管，谓之心。见本而知末，执一而应万，谓之术。居知所以，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动知所止，谓之道。使人高贤称誉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诽谤己者，心之过也。言出於口，不可禁於人，行发於近，不可禁於远。事者难成易败，名者难立易废，凡人皆轻小害，易微事，以至於大患。夫祸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来也，人自成之，祸与福同门，利与害同邻，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智虑者祸福之门户也，动静者利害之枢机也，不可不慎察也。天理人欲同乎一心，君子小人由乎一己，亦同出而异名者耶。执一而应万谓之术，见动而知止谓之道。言出乎口，行发乎心，夫祸福利害，有如影响，自非至精，孰能分之？可不察诸己，而慎诸心乎？
译老子说：道可以柔弱，可以刚强，可以柔和，可以坚刚，可以属阴，可以属阳，可以幽暗，可以光明，可以包容天地，可以应对和等待一切，没有固定方所。认识得浅，就不知道深处；认识外在，就不知道内在；认识粗略，就不知道精微；认识了才知道自己并未真正认识，不知道才是真正的认识。谁知道所谓认识其实是不知，不知其实才是知呢？道不能用耳朵听见，听见的就不是道；道不能用眼睛看见，看见的就不是道；道不能用言语说出，说出的就不是道。谁知道有形之中其实是不形呢？所以天下人都知道善就是善，于是便不善了。真正知道的人不说，说个不停的人并不知道。所谓微明，大概就是道吧。观看不凭眼睛，听闻不凭耳朵；从天道获得它，并在心中显明，所以能够包容天地、应对一切，没有办法用智巧认识，也不能凭力量求取。只有知道“不知”、实行“无为”、言说“不言”，才能得到它。文子问道：人可以说微妙的话吗？老子说：为什么不可以？难道只有懂得言语才叫会说吗？所谓懂得言语，不是用言语去说言语。争夺鱼的人会沾湿身体，追逐兽的人会快跑，并不是因为喜欢这些动作本身。所以最高的言论在于去掉言论，最高的作为在于去掉作为；浅薄有知的人所争夺的，只是末节。言语有根本，事情有主宰。正因为他无所知，所以没有人真正了解我。道不能用言语说出，凡是可以说出的只是具体事物；言语本来就不是道。但不借助言语，道也无法显明。文子问人是否可以说微妙的话，老子告诉他，只有懂得言语才可以，于是就是言说而又不言说、不言说而又言说。争鱼追兽的人，是不懂言语的人；他们执着于言语，拘泥于外物，所以争的只是末节。哪里能找到一个去掉言语、去掉作为的人，来同他谈论呢？文子问道：治理国家也有方法吗？老子说：如今牵车的人，前面呼喊“邪轷”，后面也应和，这是牵车时相互鼓励用力的歌。即使郑、卫、胡、楚的音乐，也不如这首歌所含的意义。治理国家有礼法，不在于文辞辩说。法令越繁密，盗贼就越多。拥有国家的人，就像天地一样。天不说话而四时运行，地不说话而万物生长。文子问治理国家的方法，老子用牵车的歌来回答：前面呼喊、后面应和，也就是圣人先顺应天而不违背，后来奉行天时的意思。治理国家有礼法，起初并不在于文采辩说；不懂治理的根本，却使法令更加繁密，只会成为盗取法令、残害百姓的凭借。老子说：道没有固定形态，却可以成为一切正道；譬如山林可以取材，木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云雨，云雨不及阴阳，阴阳不及和，和不及道。道，就是所谓无形状之形状、无物象之物象；不能通达它的意旨，天地之间的一切都可以陶冶变化。道没有固定形态，万物随着它而成形。观察山林变化而达到云雨、阴阳的和，就知道天地之间凡是无形无象的，都可以陶冶变化。道真是神妙啊！老子说：圣人建立教化、施行政令，必定考察事情的始终，看见恩德如何造成。百姓一懂得书契，德就衰退；一懂得计算，仁就衰退；一懂得券契，信就衰退；一懂得机械，真实就衰退。琴弦不自行鸣响，而二十五根弦各自以自己的声音相应；车轴不自行运转，而三十根辐条各自用力旋转。琴弦有缓有急，然后才能奏成曲调；车子有劳有逸，然后才能行驶到远方。使有声音的反而无须发声，使有转动的反而无须自行转动。上下各走不同的道路，容易治理就会变成混乱；地位高而道大的人可以使人归从，事务重大而道小的人就会凶险。小的德行会损害大义，小的善行会损害大道，琐碎的辩说会损害治理，苛刻细碎会伤害德行。最大的正道不险峻，所以百姓容易引导；最高的治理从容宽缓，所以下民不会互相残害。最高的忠诚返归质朴，所以百姓没有虚伪隐藏。圣人建立教化、施行政令，并不是出于自己的私意，必定考察事情的始终，只实行无为而治罢了。懂得书、数、券契、机械，就是对事务存有机心，德、仁、信、实便会衰退。君主借助臣下进行治理，就像琴弦发声、辐条使车行远；掌握根本而运用广大，就没有不能治理的时代。老子说：连坐的法令一建立，百姓就怨恨；削减爵位的命令一发布，功臣就叛乱。所以只熟悉刀笔文书的人，不懂治乱的根本；只熟悉行军布阵的人，不懂朝廷决策和战争的权变。圣人在重重关隘之内就看见福，在幽冥未显之处就考虑祸患。愚人被小利迷惑而忘记大害，所以事情有利于小处却有害于大处，在这里得到却忘记那里。仁爱没有比爱人更大的，智慧没有比知人更大的。爱人就不会有怨恨和刑罚，知人就不会有混乱的政事。治理不能事务过多，法令不能频繁变更。事务繁多、法令屡变，百姓就怨恨，功臣就叛乱，这是上位者自己招来的。治乱的根本和朝廷决策、战争权变，圣人能在无形的表象之外洞察它们，这必定是先见之明。老子说：江河水势再大，泛滥也不过三天；狂风暴雨即使在白天发生，也不会持续片刻。德行没有积累却不忧虑的人，灭亡就要赶不上了。忧虑可以使人昌盛，喜悦放纵可以使人灭亡。所以善于处事的人以弱为强，把祸转为福；道像空虚的器皿，运用它却又不会盈满。国家的苛刻政令横行，就像江河大水泛滥、狂风暴雨骤然兴起，不会持续很久，灭亡已经快要到了。只有忧虑自己没有德、并且知道改变的人，才还可以把祸转为福、以弱为强；这更加说明，人绝不可自满。老子说：清静、恬淡、平和，是人的本性；仪表和规矩，是事情的制度。懂得人的本性，就能自我修养而不违背；懂得事情的制度，举措就不会混乱。发出一个号令，使众人散开而不争；总摄一切，叫作心。看见根本而知道末节，执守一而应对万变，叫作术。居处时知道凭什么，行动时知道往哪里，办事时知道凭借什么，发动时知道止于哪里，叫作道。使人尊崇贤能、称誉自己，是心的力量；使人卑视自己、诽谤自己，是心的过失。话从口中说出，就不能禁止别人传播；行动从近处发出，就不能禁止它传到远处。事情难成而容易败，名声难立而容易废；凡人都轻视小害，轻易处理细微事务，终于造成大患。祸患到来，是人自己造成的；福分到来，是人自己成就的。祸与福同门，利与害同邻，不是极其精明的人，不能分辨它们。因此，智虑是祸福的门户，动静是利害的关键，不可不慎重察看。天理和人欲都出于同一颗心，君子和小人也都由自己造成，这难道也是同源而名称不同吗？执守一而应对万变叫作术，看见行动而知道止境叫作道。言语从口中出来，行动从内心发生；祸福利害就像影子和回声一样相随，若不是极其精明的人，谁能分辨它们？难道可以不察看自己、不慎重对待内心吗？
老子曰：人皆知治乱之机，而莫知全生之具，故圣人论世而为之事，推事而为之谋。圣人能阴能阳，能柔能刚，能弱能强，随时动静，因资而立功，，睹物往而知其反，事一而察其变，化即为之象，运则为之应，是以终身行之无所困。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或可行而不可言者，或易为而难成者，或难成而易败者。所谓可行而不可言者，取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伪诈也；易为而难成者，事也，难成而易败者，名也。此四者，圣人之所留心也，明者之所独见也。时有治乱，政存乎人。知治乱之机，而莫知全生之具者，失在人而不在时也。圣人随时动静，察其所变，终身行之而无所困。当时而秉政者，恶可自隋，而不知全生之具耶？老子曰：道者敬小微，动不失时，百射重戒，祸乃不滋。计福不及，虑祸过之。同日被霜，蔽者不伤，愚者有备，与智者同功。夫积爱成福，积僧成祸，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无生。夫使患无生易，施於救患难。今人不务使患无生，而务施救於患，虽神人不能为谋。患祸之所由来，万万无方。圣人深居以避患，静默以待时；小人不知祸福之门，动而陷於刑，虽曲为之备，不足以全身。故上士先避患而后就利，先远辱而后求名。故圣人常从事於无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内，是以祸患无由至，非誉不能尘垢。夫道者敬小微，动不失时，谨初也。愚者有备，与智者同功，人之祸患，不能弭於前，而求救於后者，虽神人不能为谋。故上士以避患远辱为先，而名之与利，则置之后而毋必。祸患何从而至，非誉何从而尘垢之哉？老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圆，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谓心小者，虑患未生，戒祸慎微，不敢纵其欲也。志大者，兼包万国，一齐殊俗，是非辐辏，中为之毂也。智圆者，终始无端，方流四远，渊而不竭也。行方者，立直而不挠，素白而不污，穷不易操，达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备具，动静中仪，举措废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秉要以偶众，执约以治广，处静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无不怀也，智圆者无不知也，行方者有不为也，能多者无不治也，事少者约所持也。故圣人之於善也，无小而不行，其於过也，无微而不改，行不用巫觋，而鬼神不敢先，可谓至贵矣。然而战战栗栗，日慎一日，是以无为而一之诚也。愚人之智，固已少矣，而所为之事又多，故动必穷，故以正教化，其势易而必成；以邪教化，其势难而必败。舍其易而必成，从事於难而必败，愚惑之所致。志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少。斯六者，凡人之不可不勉也。志大则物无不容，心小则几微必戒，智圆则事无不通，行方则直而不挠，能多则为无不成，事少则约而有守。夫圣人之行不用巫觋，而鬼神不敢先，一之以诚而已。老子曰：福之起也县县，祸之生也纷纷，祸福之数，微而不可见。圣人见其始终，故不可不察。明主之赏罚，非以为己，以为国也。适於己而无功於国者，不施赏焉；逆於己而便於国者，不加罚焉。故义载乎宜，谓之君子，遗义之宜，谓之小人。通智得而不劳，其次劳而不病，其下病而益劳，古之人，味而不舍也，今之人，舍而不味也。纣为象箸，而箕子啼，鲁以偶人葬，而孔子叹。见其所始，即知其所终。祸福之机，有开必先，可不察欤？赏罚，人主之大柄，非以为己，以为国也。君子小人，有义利之间，治而不劳，政之上也；劳而不病，政之次也，病而益劳，政斯下矣。夫箕子之泣象着，孔子之叹偶人，国有不待终而知其亡。老子曰：仁者，人之所慕也，义者，人之所高也。为人所慕，为人所高，或身死国亡者，不周於时也。故知仁义而不知世权者，不达於道也。五帝贵德，三王用义，五伯任力，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故善否同，非誉在俗，趋行等，逆顺在时，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行，即有以经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即无以与俗交，知人而不知天，无以与道游。直志适情，即坚强贼之，以身役物，即阴阳食之。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时异故也。五帝贵德，三王用义，五伯任力。当五伯之世，而施帝王之道者，不知於时也。不知时，则是不知天，不知人矣。何以经於世哉？得道之人，外化而内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内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内有定一之操，而外能屈伸，与物推移，万举而不陷，所贵乎道者，贵其龙变也。守一节，推一行，虽以成满，犹不易，拘於小好，而塞於大道。道者寂寞以虚无，非有为於物也，不以有为於己也。是故举事而顺道者，非道者之所为，道之所施也。
译老子说：人人都知道治乱的关键，却没有人知道保全生命的办法。所以圣人考察世道而安排事务，推究事务而制定谋略。圣人能阴能阳，能柔能刚，能弱能强；随时而动静，因资质而建立功业；看见事物过去便知道它会返回，观察同一件事而察知它的变化；变化就为它显现形象，运行就为它作出回应。因此终身实行它而没有困厄。有些事情可以说却不能实行，有些可以实行却不能言说；有些容易办理却难以成功，有些难以成功却容易败坏。所谓可以实行却不能言说，是取舍；可以言说却不能实行，是虚伪欺诈；容易办理却难以成功，是事务；难以成功却容易败坏，是名声。这四种情况，是圣人留心的，也是明智者独自看见的。时势有治有乱，政事取决于人。知道治乱的关键，却不知道保全生命的办法，过失在人而不在时势。当时执掌政权的人，怎么可以自我放纵，却不知道保全生命的办法呢？老子说：所谓道，就是敬慎细小微末之处，行动不失时机；百次射击都重视戒备，祸患才不会滋长。谋划福分赶不上祸患，思虑祸患却超过福分。同一天遭受霜冻，有遮蔽的人不受伤；愚人有所防备，也能和智者取得同样的功效。积累爱可以成为福，积累憎恨可以成为祸。人人都知道救治已经发生的祸患，却不知道使祸患根本不发生。使祸患不发生容易，等祸患发生后救治却困难。如今人们不致力于使祸患不发生，却致力于救治已经发生的祸患，即使神人也无法替他们谋划。祸患的来源千千万万，没有固定途径。圣人深居以躲避祸患，静默以等待时机；小人不知祸福的门户，一行动就陷入刑罚，即使曲意设法防备，也不足以保全自身。所以高明之士先避祸患、后求利益，先远离耻辱、后追求名声。圣人常在无形之先做事，不把心思留在已经形成的事物上，因此祸患没有途径到来，非议和赞誉也不能沾染他。所谓道，就是敬慎细小微末之处，行动不失时机，这是谨慎对待开始。愚人有所防备，也能与智者取得同样的功效。人的祸患不能在事前消除，却在事后寻求救治，即使神人也无法替他谋划。所以高明之士把避祸患、远耻辱放在首位；名声和利益则放在后面，不强求。祸患从哪里来，非议和赞誉又从哪里能够玷污他呢？老子说：凡人的处世之道，应当心思细密，志向远大；智慧圆融，行为方正；才能多，事务少。所谓心思细密，是在祸患尚未发生时就考虑，戒备祸患，慎重对待细微处，不敢放纵欲望。志向远大，是兼容包有万国，使不同风俗归于齐一；是非纷纷汇聚，自己处在中央成为车毂。智慧圆融，是终始没有端绪，流行四方，深广而不枯竭。行为方正，是立身正直而不屈挠，质朴纯白而不受污染，穷困时不改变操守，显达时不放纵意志。才能多，是文武兼备，动静合乎仪法，举措、兴废、曲折变化都适宜。事务少，是掌握根本来统摄众多，执守简约来治理广大，处于安静来控制躁动。所以心思细密，就能防禁细微之处；志向远大，就没有什么不包容；智慧圆融，就没有什么不知道；行为方正，就有所不做；才能多，就没有什么不能治理；事务少，就能约束自己而有所守持。圣人对于善，没有细小而不实行的；对于过错，没有细微而不改正的。行动不依靠巫觋，鬼神也不敢抢先，可以说是最尊贵了。然而他仍战战栗栗，一天比一天谨慎，这正是以无为而专一的诚心。愚人的智慧本来就少，所做的事情却很多，所以一行动就困穷。用正道教化，形势容易而且必定成功。用邪道教化，形势困难而且必定失败。舍弃容易且必定成功的正道，却去做困难而必定失败的事，这是愚昧迷惑造成的。志向要大而心思要细，智慧要圆融而行为要方正，才能要多而事务要少。这六点，是凡人不可不努力做到的。志向大，就没有什么事物不能包容；心思细，就一定戒慎细微之处；智慧圆融，就没有什么事情不能通达；行为方正，就正直而不屈挠；才能多，所做的事没有不能成功；事务少，就能简约而有所守持。圣人的行动不依靠巫觋，鬼神也不敢抢先，只是以诚心专一罢了。老子说：福的兴起极其细微，祸的发生纷杂无端；祸福的变化微妙而不可见。圣人能看见它的始终，所以不可不察。贤明君主的赏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适合自己却对国家无功的，不施加赏赐；违逆自己却有利于国家的，不施加惩罚。因此，行为合乎义而适宜，叫作君子；抛弃合义的适宜，叫作小人。上等的治理，使人有智慧而不劳苦；其次，使人劳作而不困病；下等的治理，使人困病而更加劳苦。古人能够品味其中的道理而不舍弃，今人却舍弃道理而不加品味。纣王使用象牙筷子，箕子便哭泣；鲁国用偶人陪葬，孔子便叹息。看见事情的开端，就知道它的结局。祸福的关键一旦开启，必定先有征兆，怎么能不察看呢？赏罚是君主的大权，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在于义与利之间。治理得当而百姓不劳苦，是上等政治；百姓劳作而不困病，是次等政治；百姓困病而更加劳苦，政治就属于下等。箕子因象牙筷子而哭泣，孔子因偶人陪葬而叹息；国家还没有等到最终结局，就可以知道它将要灭亡。老子说：仁，是人们所仰慕的；义，是人们所尊崇的。受到人们仰慕、受到人们尊崇，却有的人因此身死国亡，是因为不合乎时势。所以只知道仁义而不知道应合世势的权变，就不能通达道。五帝重视德，三王使用义，五霸凭借力量；如今把帝王之道施用于五霸的时代，就不是合宜的道路。善与恶相同，毁誉却由世俗决定；行动趋向相同，逆顺却由时势决定。懂得天所作为，懂得人所实行，就能够治理世事。只知天而不知人，就无法同世俗交往；只知人而不知天，就无法同道相游。固守直志、只求适合情欲，就会被坚强之物伤害；用自身役使外物，就会被阴阳消耗。道之所以不能推行，我明白了，是因为时势不同。五帝重视德，三王使用义，五霸凭借力量。在五霸的时代，却施行帝王的道路，这是不懂时势。不懂时势，就是不懂天、不懂人。凭什么治理世事呢？得到道的人，对外顺应变化，内在却不改变；对外变化，是为了知人；内在不变，是为了保全自身。因此内心有坚定专一的操守，对外却能屈伸变化，随物推移，做任何事都不陷入困境。道之所以可贵，就贵在像龙一样变化。固守一个节操、推行一种行为，即使已经成就圆满，也仍不改变，拘泥于小的爱好，就会堵塞大道。道处于寂寞虚无之中，不以有为作用于万物，也不以有为作用于自身。因此，做事而能顺应道的，并不是凭个人私意作为，而是道在施行。
龙虎变化，大人之道也。得道之人，与物推移而不陷，是故老子有犹龙之称。夫体道虚无，外不有於物，内不有於己，道无不施，天下化矣。天地之所覆载，日月之所照明，阴阳之所煦，雨露之所润，道德之所扶，皆同一和也。是故能戴大圆者履大方，镜太清者视大明，立太平者处大堂，能游於冥冥者，与日月同光，无形而生於有形，是故真人托期於灵台，而归居於物之初。视於冥冥，听於无声，冥冥之中，独有晓焉，寂寞之中，独有照焉。其用之乃不用，不用而后能用之也；其知之乃不知，不知而后能知之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天之覆，地之载，同乎一和而已。王者戴圆履方，处大堂而立太平者，和其可失乎？真人归居於物之初，必有独见於冥冥之中。是故用有不用，而后能用。知有不知，而后能知。夫是之谓大和。道者物之所道也，德者生之所扶也，仁者积恩之证也，义者比於心而合於众适者也。道灭而德兴，德衰而仁义生。故上世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不怀，下世绳绳而恐失仁义，故君子非义无以生，失义即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利无以活，失利则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惧失义，小人惧失利，观其所惧，祸福异矣。道德仁义裂，而皇帝王伯分，世变使之然也。道以导之，德以生之，仁以恩之，义以宜之。四代之治，固若不同，而其君臣有分则一焉。夫道而不德者皇，德而不怀者帝，恐失仁义者王。义失其宜，智诈兴矣。老子曰：事或欲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足以利之。夫病温#1而强餐之热，病渴而强饮之寒，此众人之所养也，而良医所以为病也。快於目，说於心，愚者之所利，有道者之所避。圣人者，先逢而后合众，人先合而后逢，故祸福之门，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事有欲利而害，欲害而利，非人力之所可必者，物或使之也。是故先迕而后合者，圣人之道；先合而后迕者，众人之道。祸福倚伏，利害相反，其不可不察也如此。老子曰：有功离仁义者即见疑，有罪有仁义者必见信。故仁义者，事之常顺也，天下之尊爵也。虽谋得计当，虑患解图，国存，其事有离仁义者，其功必不遂也；言虽无中於策，其计无益於国，而心周於君，合於仁义者，身必存。故曰：百言百计常不当者，不若舍趋而审仁义也。仁义者道之孙，德之子欤？四者若不相及，而未尝相离。故仁义天下之尊爵也，贵以身为天下者，可不舍趋而审诸仁义乎？老子曰：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泽，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即通功易食而道达矣。人多欲即伤义，多忧即害智，故治国乐所以存，虐国乐所以亡。水下流而广大，君下臣而聪明，君不与臣争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臣枝叶也，根本不美而枝叶茂者，未之有也。君子小人，均是人也。为君子而教不被於小人，何德以资小人之养哉？治国乐其存，虐国乐其亡。君善下而不争，则群臣献其忠。柢固根深，而国安矣。老子曰：慈父之爱子者，非求其报，不可内解於心。圣主之养民，非为己用也，性不能己也，及恃其力，赖其勋，而必穷有以为，即恩不接矣。故用众人之所爱，即得众人之力，举众人之所喜，即得众人之心。故见其所始，即知其所终。父子之心天性也。父之爱子，君之养民，一有望报之心，恩其失矣。是故因其利而利之，则得众人之力；推其善而善之，则得众人之心。子其有不孝，臣其有不忠乎？老子曰：人以义爱，党以群强，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即威之所行者远，义之所加者薄，即武之所制者小。君以天下为心，人以义爱，则忠孝乃兴。党以群强，则奸雄遂起。安危所系，可不察而辩之？老子曰：以不义而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为人，又无以自为，可谓愚人，无以异於枭爱其子。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极。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万事尽然，不可胜明。福至祥存，祸至祥先，见祥而不为善，即福不来，见不祥而行善，即祸不至。利与害同门，祸与福同邻，非神圣莫之能分。故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孰知其极。祸福倚伏，如影随形。货倍而入，必倍而出。善积而不善用，如畜枭为子，寡不自害。利害之机，反兮覆兮，非神圣莫之能知。人之将疾也，必先甘鱼肉之味；国之将亡也，必先恶忠臣之语。故疾之将死者，不可为良医，国之将亡者，不可为忠谋。修之身，然后可以治民，居家理，然后可移於官长。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余；修之国，其德乃丰。民之所以生活，衣与食也，事周於衣食则有功，不周於衣食则无功，事无功，德不长。故随时而不成，无更其刑顺时而不成，无更其理，时将复起，是谓道纪。
译龙虎般的变化，是大人的道路。得到道的人随物推移而不陷入困境，所以老子有“犹龙”的称号。体察道的虚无，对外不执着于物，对内不执着于自己，道无处不施行，天下就得到教化。天地所覆盖承载的，日月所照耀的，阴阳所温煦的，雨露所滋润的，道德所扶助的，都同属于一个和。由此，能够头戴大圆之天、脚踏大方之地的人，能够照见太清、看见大明的人，能够建立太平、居于大堂的人，能够游于冥冥之中的人，就能与日月同光。无形之中生出有形，所以真人把意念寄托于灵台，归居于万物的初始。在冥冥中观看，在无声中听闻；冥冥之中独有明晓，寂寞之中独有照见。运用它，正是不执着于运用；不运用之后，才能真正运用它。认识它，正是不自以为知；不自以为知之后，才能真正认识它。和，是天下通行的大道。上天覆盖、下地承载，都同归于一个和罢了。君王头戴圆天、脚踏方地，居于大堂而建立太平，和怎么可以失去呢？真人归居于万物的初始，必定能在冥冥之中独有见识。因此，有所运用而又不执着于运用，之后才能运用；有所知而又不自以为知，之后才能真正知。这就叫作大和。道，是万物所遵循的道路；德，是万物生长所凭借的扶助；仁，是积累恩惠的证明；义，是与内心相合并适合众人的原则。道消灭而德兴起，德衰退而仁义产生。因此，上古尊道而不特别言德；中古守德而不特别怀仁；下世谨慎守持，唯恐失去仁义。所以君子没有义就无法生存，失去义就失去赖以生存的东西；小人没有利就无法生活，失去利就失去赖以活命的东西。君子害怕失去义，小人害怕失去利；观察他们所害怕的，便可知祸福各不相同。道、德、仁、义分裂开来，于是皇、帝、王、伯的等级分别形成，这是世道变化造成的。道用来引导，德用来使万物生长，仁用来施恩，义用来使事情合宜。四代的治理本来似乎不同，但君臣有分别这一点是相同的。行道而不特别言德的，是皇；守德而不怀仁的，是帝；唯恐失去仁义的，是王。义失去适宜，智巧欺诈就兴起了。老子说：有的事情本想使它有利，恰好足以伤害它；有的事情本想伤害它，反而足以使它有利。患温病却强行进食热物，患渴病却强行饮用寒物，这是众人所认为的养生，却正是良医认为的致病。使眼睛愉快、使内心喜悦，是愚人认为有利的事，却是有道者所避开的。圣人先遭遇阻逆而后与众人相合，众人先相合而后遭遇阻逆。所以祸福的门户、利害的反转，不可不察。事情有本想使它有利却反而造成伤害、本想使它受害却反而得到利益的情形，这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必然决定的，或许是外物使它如此。因此，先遭遇阻逆而后相合，是圣人的道路；先相合而后遭遇阻逆，是众人的道路。祸福相互依伏，利害彼此反转，情况就是如此，不可不察。老子说：有功劳却背离仁义的人，必定受到怀疑；有罪过却具有仁义的人，必定受到信任。因此仁义，是事情通常顺利的根本，也是天下最尊贵的爵位。即使谋划成功、计策得当、能够消除祸患、解除危难、保全国家，只要事情有违仁义，功劳就一定不能成就；言语虽不合于策略，计策虽对国家没有好处，但内心忠于君主、合乎仁义，自身一定能够保全。所以说，百句话百条计策常常不合适的人，不如舍弃趋利之心而审察仁义。仁义，是道的孙、德的子吗？四者看似互不相及，实际上从未彼此分离。所以仁义是天下最尊贵的爵位；把自身看得比天下还贵的人，难道可以不舍弃趋利之心而审察仁义吗？老子说：教化以君子为根本，小人也受到它的恩泽；利益以小人为根本，君子享有由此产生的功效。假使君子和小人各自得到适宜的安排，使功劳相通、食禄相互调剂，那么治道就通达了。人的欲望多，就会损伤义；忧虑多，就会损害智。因此，治理得当的国家以欢乐为其长存的原因，暴虐的国家以欢乐为其灭亡的原因。水向下流，所以能汇聚而广大；君主谦下于臣，所以聪明。君主不与臣下争功，治道就能通达。因此，君主是根本，臣下是枝叶；根本不美好而枝叶却茂盛的，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君子和小人，都是人。既然作为君子，却使教化不能施及小人，那么还有什么德行可以资助小人的养育呢？治理国家，应以国家长存为乐；暴虐国家，却以国家灭亡为乐。君主善于谦下而不争，群臣就会献出忠诚。根基牢固、根系深厚，国家就安定了。老子说：慈父爱护儿子，并不是为了求取儿子的报答；这种爱不能从心中解除。圣明的君主养育百姓，也不是为了供自己役使，而是本性使他不能不这样。若等到要依仗百姓的力量、依赖百姓的功勋，并且一定要使他们困穷而有所作为，那么恩德就不能传达了。所以，利用众人所爱的事物，就能得到众人的力量；成全众人所喜欢的事情，就能得到众人的心。由此看见事情的开端，就知道它的结局。父子之间的心，是出于天性的。父亲爱儿子，君主养育百姓，一旦存有求报的心，恩德就丧失了。因此，顺着他们的利益而使他们得利，就能得到众人的力量；推扬他们的善行而使善行增长，就能得到众人的心。这样，儿子难道还会不孝，臣下难道还会不忠吗？老子说：人因义而相亲爱，党众因群体而强盛。因此，德行施加得广，威势所能推行的范围就远；义理施加得浅薄，武力所能制约的范围就小。君主以天下为心，人民以义相亲爱，忠孝才会兴起。党众依靠群体而强盛，奸雄就会随之兴起。安危所系，难道可以不加以察辨吗？老子说：用不义取得财物，又不把它施舍出去，祸患就会临到自身；既不能用来帮助别人，又没有办法用来成就自己，这可以说是愚人，和猫头鹰爱护自己的孩子没有什么不同。因此，持有东西而使它盈满，不如适可而止；锤炼东西而使它锋利，不能长久保持。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它们的教化不可穷尽。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万事都是这样，不可一一说明。福来到时，祥瑞也随之存在；祸来到时，祥瑞往往先出现。看见祥瑞却不行善，福就不会到来；看见不祥却行善，祸就不会到来。利益和祸害同出一门，灾祸和幸福相互为邻，不是神圣之人，没有谁能够把它们分辨清楚。所以说：祸啊，福所依托；福啊，祸所潜伏，谁知道它们的终极呢？祸与福相互依存，如同影子跟随形体。财货加倍收入，也必定加倍支出。积累善行却不能善加利用，就像养猫头鹰作儿子，很少有不自我伤害的。利害转化的关键，反复翻覆，不是神圣之人没有谁能够知道。人将要生病时，必定先贪恋鱼肉的滋味；国家将要灭亡时，必定先厌恶忠臣的言语。因此，疾病将要致死的人，不能再成为良医；国家将要灭亡的人，不能再提出忠诚的谋略。先修治自身，然后才可以治理百姓；先治理好家庭，然后才可以任职于官府和长官。所以说：修治自身，他的德行才真实；修治家庭，他的德行才有余；修治国家，他的德行才丰厚。百姓赖以生活的，是衣服和食物。事情在衣食方面周全，就有功效；在衣食方面不周全，就没有功效。事情没有功效，德行就不能长久。因此，顺应时势却不能成功，不要改变刑法；顺应时势却不能成功，不要改变治理之理。时势将会重新兴起，这叫作道的纲纪。
国非民不立，民非食不生，不易之理也。是故民足於衣食则可活，不足於衣食则罔功。功不立则德不长矣。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国富其吏，治国若不足，亡国困仓虚。故曰上无事而民自富，上无为而民自化。起师十万，日费千金，师旅之后，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宝也。和大怨必有余怨，奈何其为不善也。古者亲近不以言说，来远不以言使，近者悦，远者来。与民同欲即和，与民同守即固，与民同念者知，得民力者富，得民誉者显。行有召寇，言有致祸，无先人言，后人而已，附耳之语，流闻千里。言者#2祸也，舌者机也，出言不当，驷马不追。无古今治乱，而不易者土宇也。古之今之，或治或乱，而不一者君民也。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国富其吏，治国若不足，亡国困仓虚。是故唐、虞之代天下往，战国之世无富民。昔者中黄子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声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位，故天地之间有二十五人也。上五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圣人，次五有德人、贤人、智人、善人、辩人，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义人、礼人，次五有士人、工人、虞人、农人、商人，下五有众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上五之与下五，犹人之与牛马也。圣人者，以目视，以耳听，以口言，以足行。真人者，不视而明，不听而聪，不行而从，不言而公。故圣人所以动天下者，真人未尝过焉；贤人所以矫世俗者，圣人未尝观焉。所谓道者，无前无后，无左无右，万物玄同，无是无非。中黄子者，古之真人欤？其言曰：人有五位，位各五等，合之凡二十有五焉。最上者神人，最下者小人，所谓上五之与下五，犹人之与牛马，谓小人违道悖德，若马牛而襟裾耳。圣人不及真人，贤人不及圣人，惟其造道有浅深，故品亦随之。通玄真经缵义卷之七竟＃1 温：聚珍本作『湿』。＃2 者；原作『之』，据聚珍本改。通玄真经缵义卷之八南谷子杜道坚纂自然篇老子曰：清虚者，天之明也；无为者，治之常也。去恩惠，舍圣智，外贤能，废仁义，灭事故，弃佞辩，禁奸伪，即贤、不肖者齐於道矣。静即同，虚即通，至德无为，万物皆容。虚静之道，天长地久，神微周盈，於物无宰。自然者天理，不自然者人欲。夫清虚而明，天之自然；无为而治，人之自然也。自然，贤不肖者齐於道矣。是以圣人神而明之，光宅天下，而物无宰焉。十二月运行，周而复始。金木水火土，其势相害，其道相待。故至寒伤物，无寒不可；至暑伤物，无暑不可；故可与不可皆可。是以大道无所不可，可在其理，见可不趋，见不可不去，可与不可相为左右，相为表里。凡事之要必从一始，时为之纪，自古及今未尝变易，谓之天理。上执大明，下用其光，道生万物，理於阴阳，化为四时，分为五行，各得其所。与时往来，法度有常，下及无能，上道不倾，群臣一意，天地之道，无为而备，无求而得，是以知其无为而有益也。宇宙之间，造化流行而不息者，气而已。有神焉，莫可得而识也。一为之始，时为之纪，古今不忒，是谓天理。道生万物，法度有常，有物主之，莫知或使，是以道之尊而德之贵。老子曰：朴至大者无形状，道至大者无度量，故天圜不中规，地方不中矩。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道在其中而莫知其所。故见不远者不可与言大，知不博者不可与论至。夫禀道与物通者无以相非，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一也。若夫规矩勾绳，巧之具也，而非所以为巧也，故无弦虽师文不能成其曲，徒弦即不能独悲，故弦，悲之具也，非所以为悲也。至於神和游於心手之间，放意写神，论变而形於弦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此不传之道也。故肃者，形之君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朴大无形，道大无量。天圆地方，道在其中。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一也。若夫规矩勾绳，则是为巧之具，非所以为巧矣。师文之琴，有类乎是。老子曰：天地之道，以德为主，道为之命，物以自正。至微甚内，不以事贵。故不待功而立，不以位为尊，不待名而显，不须礼而庄，不用兵而强。故道立而不教，明照而不察。道立而不教者，不夺人能也，明照而不察者，不害其事也。古人质朴，其俗同，故不待教。后人浇漓，其俗异，故圣人忧道之不明而教立天，天地之道，以德为主，而道为之命，物各自正，自然而已。圣人何庸心哉？
译国家没有百姓就不能建立，百姓没有食物就不能生存，这是不变的道理。因此，百姓衣食充足就可以生存，衣食不足就没有功绩。功业不能建立，德行就不能长久。帝王使百姓富足，霸王使土地富足，危险的国家却使官吏富足；治理良好的国家好像财用不足，灭亡的国家则仓库困乏而空虚。所以说：居于上位者无所扰作，百姓自然富足；居于上位者无所妄为，百姓自然受到教化。出动十万军队，每天耗费千金，战争之后，必定出现凶年。所以兵器是不祥之物，不是君子所珍视的东西。大的怨恨即使和解，也必然还会留下余怨，为什么还要去做不善之事呢？古时候，亲近的人不靠言辞强说，远方的人不靠使者招来；近处的人喜悦，远方的人自然来归。与百姓有共同欲望，就能和谐；与百姓共同守护，就能稳固；与百姓有共同的心念，就是明智；得到百姓的力量，就会富足；得到百姓的声誉，就会显达。行动可能招来寇患，言语可能招致灾祸。不要抢先发言，只需让后人发言；附耳低语的话，也会传闻千里。说话是招祸之物，舌头是发动祸机的机关；话一旦说得不恰当，即使四匹马也追不回来。无论古今治乱，始终不变的是土地和疆域。古今有时治理、有时混乱，而不相同的是君主和百姓。帝王使百姓富足，霸王使土地富足，危险的国家使官吏富足；治理良好的国家好像财用不足，灭亡的国家则仓库困乏而空虚。因此，唐、虞时代天下归往，战国时代却没有使百姓富足。从前中黄子说：天有五方，地有五行，声音有五音，事物有五味，颜色有五章，人的品位有五等，所以天地之间有二十五种人。上五等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圣人；次五等有德人、贤人、智人、善人、辩人；中五等有公人、忠人、信人、义人、礼人；次五等有士人、工人、虞人、农人、商人；下五等有众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上五等和下五等的差别，就像人与牛马的差别。圣人用眼睛观看，用耳朵听，用口说话，用脚行走。真人不靠观看却能明察，不靠听闻却能聪敏，不必亲自行动却能使人顺从，不必发言却能公正。因此，圣人用来推动天下的本领，真人从未超过它；贤人用来矫正世俗的本领，圣人从未留意。所谓道，没有前后，没有左右，万物玄妙地相同，没有所谓是与非。中黄子是古代的真人吗？他的话说：人有五个等级，每个等级又分五等，合起来总共二十五等。最高的是神人，最低的是小人。所谓上五等和下五等的差别，就像人与牛马的差别，是说小人违背道、悖逆德，就像牛马却穿着衣裳。圣人比不上真人，贤人比不上圣人，只是因为他们达到道的程度有深有浅，所以品级也随之不同。《通玄真经缵义》卷之七完。＃1“温”：聚珍本作“湿”。＃2“者”：原本作“之”，据聚珍本改。《通玄真经缵义》卷之八。南谷子杜道坚编纂。自然篇。老子说：清明虚静，是天的明德；无为，是治理的常道。除去恩惠，舍弃圣智，排斥贤能，废弃仁义，消灭人为事务，抛弃谄佞巧辩，禁止奸诈虚伪，这样贤者和不肖者就都归于道了。静就能同一，虚就能通达；最高的德行无为，万物都能容纳。虚静之道使天地长久，神妙微密而周遍充盈，对于万物不加主宰。所谓自然，就是天理；不自然，就是人的欲望。清虚而光明，是天的自然；无为而治理，是人的自然。顺其自然，贤者和不肖者都归于道。因此圣人以神妙之德使道显明，光照天下，而不主宰万物。十二个月循环运行，周而复始。金、木、水、火、土彼此相克，而它们的运行之道又相互依待。因此，极寒会伤害万物，但不能没有寒；极热会伤害万物，但不能没有暑，所以可与不可都各有其可。大道没有什么不可行的，关键在于合乎其理：看见可行的，不必急于趋附；看见不可行的，就应离开。可与不可相互为左右、相互为表里。凡事的关键必定从“一”开始，时势是它的纲纪，自古至今从未改变，这叫作天理。上位者执掌大明，下位者运用它的光辉；道生出万物，调理阴阳，化成四时，分为五行，各自得到适宜的位置。随时势往来，法度有常；下位者即使无能，上道也不倾覆；群臣同心，天地之道无为而完备，无所求而自有所得。因此知道无为却能带来益处。宇宙之间，造化流行而不停息的，不过是气罢了。其中有神妙的存在，却无法认识它。一是它的开始，时是它的纲纪，自古至今没有差错，这叫作天理。道生万物，法度有常；有一个主宰万物的存在，却没有人知道是谁、或是什么在驱使。因此，道尊贵而德崇高。老子说：最为浑朴广大之物没有形状，最为广大之道没有度量，所以天是圆的却不能用圆规画成，地是方的却不能用矩尺画成。过去、现在和未来叫作宙，四方上下叫作宇。道存在其中，却没有人知道它所在的地方。因此，见识不远大的人不能同他谈论广大，知识不广博的人不能同他讨论至道。凡是禀受道而能与万物相通的人，就没有什么可以相互非难的。所以三皇五帝的法典制度虽各有不同，他们得到民心却是一样的。至于规、矩、勾、绳，是制造技巧的工具，却不是技巧本身。因此，没有弦，虽然有师文也不能弹成曲调；只有弦，也不能独自产生悲音。弦是产生悲音的工具，却不是悲音本身。至于神妙和谐的意趣在心与手之间流动，放开意念、抒写精神，讨论变化而使它呈现在弦上，这种本领父亲不能教给儿子，儿子也不能从父亲那里接受，这是不可传授的道。所以，庄严肃穆是形体的主宰，寂静空明是声音的主宰。浑朴广大而没有形状，道广大而没有限量。天圆地方，道存在其中。因此三皇五帝的法典制度虽然各不相同，他们得到民心却是一样的。至于规矩勾绳，只是制造技巧的工具，不是技巧本身。师文弹琴，也有类似的道理。老子说：天地之道以德为主，道为它发布命令，万物各自端正自己。道极其微妙而深藏于内，不以人为事务显示尊贵。因此，它不等待功劳便能建立，不凭地位而显尊贵，不等待名声便能显明，不需要礼仪便能庄严，不使用兵力便能强盛。所以道建立起来却不强行教化，光明照耀却不加以苛察。道建立而不教化，是因为不夺取人的才能；光明照耀而不苛察，是因为不妨害事物自身的运行。古人质朴，风俗相同，所以不需要教化。后世人心浇薄，风俗各异，所以圣人忧虑道不能彰明，于是建立教化。天地之道以德为主，道为它发布命令，万物各自端正自己，不过是顺其自然罢了。圣人又何必费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