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十一
老子曰：凡学者，能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乱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见其终始反其虚无，可谓达矣。治之本，仁义也，其末，法度也。人之所生者，本也，其所不生者，末也，本末，一体也，其两爱之，性也，先本后末，谓之君子，先末后本，谓之小人。法之生也，以辅义，重法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首足也。重仁义者，广崇也，不益其厚而张其广者毁，不广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故不大其栋，不能任重，任重莫若栋，任国莫若德。人主之有民，犹城中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故事不本于道德者，不可以为经，言不合于先王者，不可以为道，便说掇取，一行一切之术，非天下通道也。
老子曰：治人之道，其犹造父之御驷马也，齐辑之乎辔衔，正度之乎胸膺，内得于中心，外合乎马志，故能取道致远，气力有余，进退还曲，莫不如意，诚得其术也。今夫权势者，人主之车舆也，大臣者，人主之驷马也，身不可离车舆之安，手不可失驷马之心，故驷马不调，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圣人不能以为治。执道以御之，中才可尽，明分以示之，奸邪可止，物至而观其变，事来而应其化，近者不乱即远者治矣，不用适然之教，而得自然之道，万举而不失矣。
老子曰：凡为道者，塞邪道，防未然，不贵其自是也，贵其不得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无日不求，勿使可夺，无日不争，如此即人欲释，而公道行矣。有余者止于度，不足者逮于用，故天下可一也。夫释职事而听非誉，弃功劳而用朋党，即奇伎天长，守职不进，民俗乱于国，功臣争于朝，故有道以御人，无道则制于人矣。
老子曰：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道而今行为古，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诵先王之书不若闻其言，闻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不能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圣人所由曰道，犹金石也，一调不可更，事，犹琴瑟也，每终改调。故法制礼乐者，治之具也，非所以为治也，故曲士不可与论至道者，讯寤于俗而束于教。
老子曰：天下几有常法哉！当于世事，得于人理，顺于天地，详于鬼神，即可以正治矣。昔者三皇无制令而民从，五帝有制令而无刑罚，夏后氏不负言，殷人誓，周人盟。末世之衰也，忍垢而轻辱，贪得而寡羞，故法度制令者，论民俗而节缓急，器械者，因时变而制宜适。夫制于法者，不可与远举，拘礼之人，不可使应变，必有独见之明，独闻之聪，然后能擅道而行。夫知法之所由生者，即应时而变，不知治道之源者，虽循终乱，今为学者，循先袭业，握篇籍，守文法，欲以为治，非此不治，犹持方枘而内员凿，欲得宜适亦难矣。夫存危治乱，非智不能，道先称古，虽愚有余，故不用之法，圣人不行也，不验之言，明主不听也。
文子问曰：法安所生？
老子曰：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从天下也，非从地出也，发乎人间，反己自正。诚达其本，不乱于末，知其要，不惑于疑，有诸已，不非于人，无诸己，不责于所立，立于下者，不废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故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为检式，故禁胜于身，即令行于民。夫法者，天下之准绳也，人主之度量也，县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后，中绳者赏，缺绳者诛，虽尊贵者不轻其赏，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无罪，是故公道行而和欲塞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得专行也，法度道术，所以禁君使无得撗断也。人莫得恣，即道胜而理得矣，故反朴无为，无为者，非谓其不动也，言其从己出也。
老子曰：善赏者，费少而劝多，善罚者，刑省而禁奸，善与者，用约而为德，善取者，入多而无怨，故圣人因民之所喜以劝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奸，赏一人而天下趋之，罚一人而天下畏之，是以至赏不费，至刑不滥，圣人守约而治广，此之谓也。
老子曰：臣道，方论是处，当为事先唱，守职明分，以立成功，故君臣异道即治，同道即乱，各得其宜，处有其当，即上下有以相使也。故枝不得大于干，末不得强于本，言轻重大小有以相制也。夫得威势者，所持甚小，所任甚大，所守甚约，所制甚广，十围之木，持千钧之屋，得所势也，五寸之关，能制开阖，所居要也。下必行之令，顺之者利，逆之即凶，天下莫不听从者，顺也，发号令行禁止者，以众为势也。义者，非能尽利于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从之，暴者，非能尽害于海内也，害一人而天下叛之，故举措废置，不可不审也。
译老子说：凡是学习的人，能够明白天与人的区别，通达治乱的根本，澄清心意而存守它；看见事物的终始，返归虚无，这才可以称为通达。治理的根本是仁义，末端是法度。人赖以出生的是根本，人不能由此出生的是末端。根本和末端本来是一体的，同时珍爱二者，是人的本性；先重根本后重末端，叫作君子；先重末端后重根本，叫作小人。法令产生，是为了辅助义；重视法令而抛弃义，就像看重帽子和鞋子而忘了头和脚。重视仁义，就是扩大崇高的根基。不增加厚度却扩大宽度，根基就会毁坏；不扩大根基却增加高度，建筑就会倾覆。所以不把栋梁做大，就不能承受重负；承受重负，没有什么比栋梁更重要；承担国家，没有什么比德更重要。君主拥有百姓，就像城中有地基、树木有根。根深，根本就牢固；地基厚，君上就安定。因此，事情不以道德为根本，就不能作为常法；言论不符合先王，就不能称为道。只求便宜的说法，摘取一项而推行一切的方法，不是天下通行的道。老子说：治理人的方法，就像造父驾驭四匹马的车。他使缰绳和嚼口协调，使马胸和车的尺度端正；内心掌握驾驭之道，外在合乎马的意志，所以能够沿路到达远方，气力仍有余；进退、回旋、曲折，没有不如意的，确实是掌握了方法。如今权势，是君主的车舆；大臣，是君主的四匹马。君主自身不能离开车舆的安稳，手也不能失去四匹马的心。所以四匹马不协调，造父就不能驾车上路；君臣不和，圣人也不能据此治理国家。把持道来驾驭他们，中等才能就能充分发挥；明确职分来显示给他们，奸邪就可以止息；事物到来便观察其变化，事情发生便顺应其变化，近处不乱，远处就能治理。不采用偶然的教令，却得到自然之道，做一万件事也不会失误。老子说：凡是实行道的人，堵塞邪道，防止祸患发生在未然之时；不看重让人各自以为是，而看重使人不能做坏事。所以说：不要使人产生可欲之物，否则没有一天不去求取；不要使人产生可争夺之物，否则没有一天不去争夺。这样，人的欲望就会消解，公正之道就会实行。有余的停止在一定限度，不足的达到实际使用，所以天下可以统一。放弃职事而听信非难和赞誉，抛弃功劳而任用朋党，就会使奇技淫巧日益增长，使守职者不能进用；民俗在国家中混乱，功臣在朝廷上争斗。因此有道就能驾驭人，无道就会受制于人。老子说：治理国家有常道，而以利民为根本；政教有道，今天的施行可以超过古代。如果确实有利于百姓，就不一定要效法古代；如果确实适合事务，就不一定要沿袭旧俗。所以圣人使法令随时代变化，使礼随风俗转化；衣服器械，各自适合其用途；法度、制度、命令，各自依据实际情况。因此改变古制未必可以非难，沿袭旧俗也未必值得称赞。诵读先王的书，不如听闻先王的言论；听闻他们的言论，不如把握他们所以这样说的道理；把握其所以这样说的道理，就是明白言语不能完全表达的内容。所以说：“可以说出的道，就不是恒常的道；可以叫出的名，就不是恒常的名。”圣人所遵循的叫作道，好比金石，一种调子不能更改；事务好比琴瑟，每到终了都要改变调子。法制、礼乐，是治理的工具，不是用来构成治理本身的根本。因此，拘泥曲说的人不能和他谈论至道，因为他被世俗说法唤醒，又被教条束缚。老子说：天下哪有永远不变的法则呢？适合当代事务，符合人的道理，顺应天地，详察鬼神，就可以端正治理。过去三皇没有制度命令而百姓服从，五帝有制度命令却没有刑罚；夏后氏不背弃言语，殷人以誓言相约，周人以盟誓相约。末世衰败时，人们忍受污垢而轻视羞辱，贪求所得而缺少羞耻。因此法度、制度和命令，要根据民俗来确定，调节缓急；器械要随着时代变化而制造，使其适宜。受法令拘束的人，不能同他谋划长远事业；拘守礼制的人，不能让他应对变化。必须有独到见解的明察、独到听闻的聪敏，然后才能专守大道而实行。知道法令由何而生，就能随时变化；不知道治理之道的根源，即使始终沿袭旧法，最终也会混乱。如今学习的人，沿袭先人的旧业，手持篇籍，守着成文法，想以此治理国家，认为除此之外便不能治理；这就像拿方形的榫头去插入圆形的孔，想要得到适宜也很困难。保存危局、治理乱世，不靠智慧不能做到；若一味以古代为标准，即使愚人也绰绰有余。所以不适用的法令，圣人不实行；未经验证的言论，明主不听。文子问：法从哪里产生？老子说：法产生于义，义产生于众人的适宜；众人的适宜合乎人心，这就是治理的关键。法不是从天而来，也不是从地而出，而是产生于人间，反过来使自身端正。真正通达根本，就不会被末节扰乱；知道要领，就不会被疑惑迷失。自己有的，不非难别人；自己没有的，不责求于所树立的标准。下面所确立的，不能被上面废弃；禁止百姓做的事，自己不能去做。所以君主制定法令，首先要把自身作为检验和示范的标准。禁止的事情先能约束自身，法令才能在百姓中实行。法，是天下的准绳，是君主的度量。悬挂法令，就是以法来约束不守法者。法令确定之后，合乎准绳的赏赐，违背准绳的诛罚；即使尊贵的人，也不减轻对他的赏赐；即使卑贱的人，也不加重对他的刑罚。犯法的人，即使贤能也必然诛罚；合乎尺度的人，即使不肖也没有罪。因此公正之道得以施行，私欲和偏欲就会被堵塞。古代设置官吏，是为了禁止百姓，使他们不得放纵；设立君主，是为了约束官吏，使他们不得专擅；法度和道术，是为了约束君主，使他不得横加决断。没有人能够放纵，便是道胜而事理得到。所以返归朴实而无为。所谓无为，不是说什么也不行动，而是说事情从自身的自然本性出发。老子说：善于赏赐的人，耗费少而劝善多；善于惩罚的人，刑罚少而奸邪受到禁止；善于给予的人，使用简约而能成就德；善于取用的人，收入多而没有怨言。因此圣人依据百姓所喜爱的来劝善，依据百姓所憎恶的来禁止奸邪。赏赐一个人，天下人就趋向善；惩罚一个人，天下人就畏惧。因此最高的赏赐不耗费，最高的刑罚不滥用。圣人守持简约而治理广大，说的就是这个。老子说：臣下之道，在于方方面面论定事情，办事时首先倡导；守住职分，明白职责，以此建立功业。因此君臣各行其道，国家就能治理；君臣同道，国家就会混乱。各自得到适宜的位置，处在应当处的位置，上下才有条件互相役使。所以枝条不能大于树干，末端不能强于根本，这是说轻重大小之间要有相互制约。取得威势的人，所凭借的很小，所承担的很大；所守持的很简约，所控制的很广。十围粗的树木，能够支撑千钧重的屋宇，是因为得到恰当的势；五寸长的门闩，能够控制开合，是因为处在关键位置。下达的命令必须实行，顺从它就有利，违逆它就凶险。天下没有不听从的，是因为顺应；发布号令、施行禁令，是以众人为势。义并不是能使天下所有百姓都得到利益，而是使一个人获利，天下人便跟随；暴虐也不是能使海内所有人都受害，而是伤害一个人，天下人便背叛。所以举措和废置，不可以不审慎。
老子曰：屈寸而申尺，小枉面大直，圣人为之，今人君之论臣也，不计其大功，总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即失贤之道也。故人有厚德，元间其小节，人有大誉，元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成其大略是也，虽有小过，不以为累也，成其大略非也，闾里之行未足多也。故小谨者元成功，訾行者不容众，体大者节疏，度巨者誉远，论臣之道也。
老子曰：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责备于一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博达而不訾，道德文武，不责备于人以力，自修以道，而不责于人，易赏也，自修以道，则无病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无瑕，明月之珠，不能无秽，然天下宝之者，不以小恶妨大美。今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长，而欲求贤于天下，即难矣。夫众人之见，位之卑身之贱，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故论人之道，贵即观其所举，富即观其所施，穷即观其所受，贱即观其所为，视其所患难以智勇，动以喜乐以观其守，委以货财以观其仁，振以恐惧以观其节，如此则人情可知矣。
老子曰：屈者所以求申也，枉者所以求直也，屈寸申尺，小枉大直，君子为之，百川并流，不注海者不为谷，趋行殊方，不归善者不为君子。善言贵乎可行，善行贵乎仁义，夫君子之过，犹日月之蚀，不害于明，故智者不妄为，勇者不妄杀，择是而为之，计礼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恃也，身立而名足称也，虽有智能，必以仁义为本而后立，智能并行，圣人以仁义为准绳，中绳者谓之君子，不中绳者谓之小人。君子虽死亡，其名不灭，小人虽得势，其罪不除。左手据天下之图，而右手刎其喉，虽愚者不为，身贵于天下也。死君亲之难者，视死如归，义重于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比身即小，身之所重也，比之仁义即轻，此以仁义为准绳者也。
老子曰：道德之备犹日月也，夷狄蛮貊不能易其指，趣舍同即非誉在俗，意行均即穷达在时，事周于世即功成，务合于时即名立。是故立功名之人，简于世而谨于时，时之至也，即间不容息。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贪宝赂也，将以存亡平乱为民除害也，贪叨多欲之人，残贼天下，万民骚动，莫宁其所。有圣人勃然而起，讨强暴，平乱世，为天下除害，以浊为清，以危为宁，故不得不中绝。赤帝为火炎，故黄帝擒之，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教人以道，导之以德而不听，即临之以威武，临之不从，则制之以兵革。杀无罪之民，养不义之主，害莫大也，聚天下之财，赡一人之欲，祸莫深焉，肆一人之欲，而长海内之患，此天伦所不取也。所为立君者，以禁暴乱也，今乘万民之力，反为残贼，是以虎傅翼，何谓不除。夫畜鱼者，必去其蝙獭，养禽兽者，必除其豺狼，又况牧民乎！是故兵革之所为起也。
老子曰：为国之道，上无苛令，官无烦治，士无伪行，工无淫巧，其事任而不扰，其器完而不饰。乱世即不然，为行者相揭以高，为礼者相矜以伪，车舆极于雕琢，器用遂于刻镂，求货者争难得以为宝，诋文者逐烦挠以为急，事为诡辩，久稽而不决，无益于治，有益于乱，工为奇器，历岁而后成，不周于用。故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亲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其导民也，不贵难得之货，不重无用之物。是故耕者不强，无以养生，织者不力，无以衣形，有余不足，各归其身，衣食饶裕，奸邪不生，安乐无事，天下和平，智者无所施其策，勇者无所错其威。
老子曰：霸王之道，以谋虑之，以策图之，挟义而动，非以图存也，将以存亡也。故闻敌国之君，有暴虐其民者，即举兵而临其境，责以不义，刺以过行。兵至其郊，令军帅曰：无伐树木，无掘坟墓，无败五谷，无焚积聚，无捕民虏，无聚六畜，乃发号施令曰：其国之君，逆天地，侮鬼神，决狱不平，杀戮无罪，天之所诛，民之所雠也，兵之来也，以废不义而授有德也，有敢逆天道，乱民之贼者，身死族灭，以家听者禄以家，以里听者赏以里，以乡听者封以乡，以县听者侯其县。克其国不及其民，废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显其贤良，振其孤寡，恤其贫穷，出其囹圄，赏其有功，百姓开户而内之，渍米而储之，唯恐其不来也。义兵至于境，不战而止，不义之兵，至于伏尸流血，相交以前。故为地战者，不能成其王，为身求者，不能立其功，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以自为者，众去之，众之所动，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
译老子说：弯曲一寸而伸展一尺，是小的弯曲换来大的正直，圣人这样做。如今君主评议臣下，不计算他的大功，不总结他的主要行为，却只要求他有小的善行，这就是失去贤人的方法。所以一个人有厚重的德，不要因他有小的节失而抹杀；一个人有很大的声誉，不要因他有小的过错而玷污。人的性情没有不有所短处的，只要成就其大略就是对的；即使有小过失，也不因此成为累赘。如果不能成就其大略，即使乡里的行为也不值得称道。所以只谨慎小节的人不会建立大功，专门指责行为的人不能容纳众人；器量大的人细节可能疏略，气度宏大的人声誉才能传远。这就是评议臣下的方法。老子说：从古到今，从没有能够使自己的行为完全无缺的人。因此君子不要求一个人事事完备：方正而不伤人，廉洁而不刺人，正直而不放纵，博大通达而不诋毁他人。道德、文治、武功，不要求人人都具备全部才能；自己按道修养，而不苛求别人，就容易得到赏识；自己按道修养，就没有忧患。夏后氏的璜不能没有瑕疵，明月之珠不能没有污点，但天下仍把它们当作宝物，是因为不以小的缺陷妨碍大的美好。如今只记住人的短处，忘记人的长处，却想在天下寻求贤人，就困难了。一般人的看法，常因地位低、身份卑贱、事务污辱，而不能看见他的远大谋略。因此评判人的方法是：他尊贵时，就观察他所举荐的人；他富有时，就观察他所施舍的对象；他困穷时，就观察他所接受的态度；他卑贱时，就观察他所做的事情；看他遭遇患难时，以考察他的智慧和勇气；让他经历喜乐，以观察他的操守；把财物交给他，以观察他的仁德；使他受到恐惧，以观察他的节操。这样就可以知道人的实情。老子说：屈曲，是为了求得伸展；弯曲，是为了求得正直。弯曲一寸而伸展一尺，小的屈曲换来大的正直，君子会这样做。百川一同流动，不汇入大海的就不能成为溪谷；趋向各异，如果不归于善，就不能成为君子。好的言论贵在能够实行，好的行为贵在合乎仁义。君子的过错，就像日月的蚀，不会损害光明。因此有智慧的人不妄自作为，勇敢的人不妄自杀伐；选择正确的去做，考虑礼义而行动。这样事情能够成功，功业足以依恃；自身能够立足，名声足以相称。即使有智慧才能，也必须以仁义为根本，然后才能树立；智慧和才能并行时，圣人以仁义作为准绳。合乎准绳的叫君子，不合乎准绳的叫小人。君子即使死亡，他的名声也不会灭亡；小人即使得到权势，他的罪过也不会消除。左手按着天下的地图，右手割断自己的喉咙，即使愚人也不会这样做，因为自身比天下更贵重。为君主、亲属的危难而死，把死亡看得如同归家，是因为义重于自身。所以天下最大的利益与自身相比就小，自身所重视的东西与仁义相比就轻；这就是以仁义作为准绳。老子说：道德完备，就像日月一样；即使夷、狄、蛮、貊，也不能改变它的方向。取舍相同，非难和赞誉就由世俗决定；意志和行为均衡，困穷和显达就由时势决定；事情周全地适合世间，功业就能成功；努力合于时宜，名声就能建立。因此建立功名的人，对世俗从简，而对时机谨慎；时机一到，间隙就不能容纳一口气。古代用兵，不是为了贪图土地、宝物和贿赂，而是要使国家存续、平定混乱、替百姓除害。贪婪多欲的人残害天下，万民骚动，没有地方能够安宁。有圣人奋然而起，讨伐强暴，平定乱世，替天下除害，把浑浊变为清明，把危险变为安宁，所以不得不在中途截断他们。赤帝成为火灾之炎，所以黄帝擒获他；共工成为水灾之害，所以颛顼诛杀他。用道教导人、用德引导人而人不听，就以威武临迫；临迫而仍不服从，就用兵革制裁。杀害无罪的百姓，养活不义的君主，这是最大的祸害；聚集天下的财物，满足一个人的欲望，这是最深的祸患。放纵一个人的欲望，使海内的忧患增长，这是天理所不取的。设立君主，是为了禁止暴乱；如今却借助万民的力量，反过来残害他们，这就像给老虎添上翅膀，怎么能不除掉它呢？养鱼的人一定要除去捕鱼的蝙獭，饲养禽兽的人一定要除去豺狼，更何况牧养百姓呢！所以，兵革就是由此兴起的。老子说：治理国家的道，上面没有苛刻的命令，官府没有烦琐的治理，士人没有虚伪的行为，工匠没有过度奇巧的技艺；事务有任用却不扰民，器物完整却不加过度装饰。乱世却不是这样：做事的人互相夸耀高奇，行礼的人互相以虚伪自矜；车舆极尽雕琢，器物竭力刻镂；求取货物的人争相把难得之物当作宝物，诋毁文章的人追逐烦扰，把它当作急务；办事使用诡辩，长久拖延而不能决断。这些事情对治理没有益处，对混乱却有益处；工匠制作奇异器物，经过多年才完成，却不适于使用。所以神农的法则说：男子正值壮年而不耕作，天下就有人因此挨饿；女子正当成年而不织布，天下就有人因此受寒。因此神农亲自耕作，妻子亲自纺织，以身作天下人的先导。他引导百姓，不看重难得的货物，不重视没有用的器物。所以耕作者不尽力，就没有什么可以养活自身；织作者不努力，就没有什么可以遮蔽身体。有余和不足，各自归于自身；衣食丰裕，奸邪就不会产生；安乐而无事，天下就和平。智者没有地方施展计策，勇者没有地方使用威势。老子说：霸王之道，在于用谋略筹划，用策略图谋；以义为名而行动，并不是为了图谋自己的生存，而是为了决定他国的存亡。所以，听说敌国的君主残暴虐待百姓，就立即发兵进抵其国境，责备他不合义，斥责他的过错。军队到达郊外，命令军帅说：“不要砍伐树木，不要挖掘坟墓，不要毁坏庄稼，不要焚烧积聚的财物，不要捕捉百姓，不要聚敛牲畜。”于是发布命令说：“这个国家的君主违逆天地，侮慢鬼神，审判案件不公平，杀戮无罪之人，这是上天所要诛讨、百姓所要仇恨的对象。我们的军队到来，是为了废除不义，授予有德者以权力。凡有敢于违逆天道、扰乱百姓的贼人，处死并灭族；以全家归顺的，便以全家受禄；以里归顺的，便赏赐其里；以乡归顺的，便把其乡封给他；以县归顺的，便封他为该县的侯。”攻克他的国家，却不侵害他的百姓；废黜他的君主，改易他的政令；尊重其中杰出之士，显扬贤能良善之人；救济孤儿寡妇，体恤贫困者；释放囚徒，赏赐有功之人。百姓打开门户接纳他们，浸米储存起来，只怕他们不来。义兵到达国境，敌人不战便停止抵抗；不义之兵则直到尸体横陈、血流成河，双方交战才罢休。所以，为土地而作战的人，不能成就王业；只为自身谋求的人，不能建立功业。举事是为了众人，众人就会帮助他；举事是为了自己，众人就会离弃他。众人所拥护的，即使弱小也必定强大；众人所离弃的，即使强盛也必定灭亡。
老子曰：上义者，治国家，理境内，行仁义，布德施惠，立正法，塞邪道，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群臣同力，诸侯服其威，四方怀其德，修正庙堂之上，折冲千里之外，发号行令而天下响应，此其上也。地广民众，主贤将良，国富兵强，约束信，号令明，两敌相当，未交兵接刃，而敌人奔亡，此其次也。知土地之宜，习险隘之利，明苛政之变，察行阵之事，白刃合，流矢接，舆死扶伤，流血千里，暴骸满野，义之下也。兵之胜败习在于政，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即兵强，民胜其政，下叛其上，即兵弱。义足以怀天下之民，事业足以当天下之急，选举足以得贤士之心，谋虑足以决轻重之权，此上义之道也。
老子曰：国之所以强者必死也，所以必死者义也，义之所以行者威也，是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威义并行，是谓必强。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争光者，赏信而罚明也。上视下如子，下事上如父，上视下如弟，下事上如兄，上视下如子，必王四海，下事上如父，必政天下，上视下如弟，即必难为之死，下事上如兄，即必难为之亡，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与之斗。是故义君内修其政以积其德，外塞于邪以明其势，察其劳佚以知饥饱，战期有日，视死若归，恩之加也。
卷第十二
上礼
老子曰：上古真人，呼吸阴阳，而群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顺，当此之时，领理隐密，自成纯朴，纯朴未散，而万物大优。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昧昧懋懋，皆欲离其童蒙之心，而觉悟乎天地之间，其德烦而不一。及至神农、黄帝，核领天下，纪纲四时，和调阴阳，于是万民莫不竦身而思，戴听而视，故治而不和。下至夏、殷之世，嗜欲达于物，聪明诱于外，性命失其真。施及周室，浇醇散朴，离道以为伪，险德以为行，智巧萌生，狙学以拟圣，华诬以胁众，琢饰诗书，以贾名誉，各欲以行其智伪，以容于世，而失大宗之本，故世有丧性命，衰渐所由来久矣。是故至人之学也，欲以反性于无，游心于虚，世俗之学，擢德攓性，内愁五藏，暴行越知，以譊名声于世，此至人所不为也。擢德自见也，攓性绝生也，若夫至人定乎死生之意，通乎荣辱之理，举世誉之而不益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得至道之要也。
老子曰：古者被发而无卷领，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杀，与而不夺，天下非其服，同怀其德，当此之时，阴阳和平，万物蕃息，飞鸟之巢可俯而探也，走兽可系而从也。及其衰也，鸟兽虫蛇，皆为民害，故铸铁锻刃以御其难，故民迫其难则求其便，因其患则操其备，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有变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五帝异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后世，因时而变者也。譬犹师旷之调五音也，所推移上下无常，尺寸以度，而靡不中者，故通于乐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于中。而知规矩钩绳之所用者能治人，故先王之制，不宜即废之，末世之事善即着之。故圣人之制礼乐者，而不制于礼乐，制物者，不制于物，制法者，不制于法，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译老子说：最高层次的义，是治理国家、管理境内，实行仁义，施布德惠，建立正当的法令，堵塞邪道；群臣亲近归附，百姓和睦，上下一心，群臣同心协力；诸侯畏服它的威势，四方感怀它的恩德。在朝廷之上修明政事，就能在千里之外挫败敌军；发布号令，天下便响应。这是最高层次。土地广大，百姓众多，君主贤明，将领良善，国家富裕，军队强盛，约束守信，号令严明；两军势力相当，还没有交兵接刃，敌人就逃亡了。这是次一等。了解土地适宜之处，熟悉险要隘口的作用，明白苛政造成的变化，察知行军布阵的事务；直到白刃交合、飞箭相接，车载死者、搀扶伤者，血流千里，暴露的尸骸遍野。这是义的下等。军队的胜败通常取决于政治：政治成功，百姓归附君上，军队就强大；百姓胜过政治，下面的人背叛君上，军队就弱小。义足以使天下百姓归心，事业足以应对天下的急难，选举足以赢得贤士之心，谋略足以决定轻重取舍，这就是最高层次的义道。老子说：国家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士卒必定拼死作战；士卒之所以必定拼死作战，是因为义；义之所以能够实行，是因为威势。因此，用文德来教令，用武力来整齐，这就叫作必定能够取得胜利；威势和义并行，这就叫作必定强盛。白刃交接，箭石如雨，而士卒仍争着建立功名，是因为赏赐有信用、惩罚很明确。上位者把下属看作儿子，下属侍奉上位者如同侍奉父亲；上位者把下属看作弟弟，下属侍奉上位者如同侍奉兄长。上位者把下属看作儿子，就一定能称王于四海；下属侍奉上位者如同父亲，就一定能治理天下；上位者把下属看作弟弟，下属就一定会为他拼死；下属侍奉上位者如同兄长，就一定会为他拼死而亡。所以，拥有父子兄弟般关系的敌人，是不可与之争斗的。因此，有义的君主对内修治政事以积累德行，对外堵塞邪道以彰明威势，察看士卒的劳逸以了解他们的饥饱；到了战期，士卒视死如归，这是君主恩德施加的结果。第十二卷 上礼 老子说：上古的真人，呼吸阴阳之气，众生没有不仰慕他的德行而归于和顺的。当时，统领治理之事幽深隐密，自然形成纯朴；纯朴还没有离散，万物都非常优厚。到了世道衰败之时，及至伏羲氏，众人昏昧勤勉，都想离开那种童蒙的本心，而在天地之间求得觉悟，于是德行繁杂而不专一。到了神农、黄帝时期，考察治理天下，纲纪四时，调和阴阳；于是万民无不挺直身体而思考，仰头倾听、注目观看，所以虽得到治理，却不能和谐。下至夏、殷时代，嗜欲扩展到万物，聪明才智被外物诱惑，性命失去了本真。延续到周王室，淳厚被浇薄，纯朴被离散；背离道而制造虚伪，以险诈的德行作为行为准则；智巧开始滋长，像猕猴一样学习来模拟圣人，用华饰和欺诳胁迫众人，雕琢修饰《诗》《书》来谋求名誉。人人都想施行自己的智巧和虚伪，以便容身于世，却失去了大道本源。因此世人丧失性命，衰败逐渐形成，原因已经由来很久了。所以，至人的学问，是要使本性返归于无，在虚境中遨游心神；世俗的学问，则抬高德行以自我显露，攫取本性而断绝生命，内心忧愁五脏，放纵行为、逞露才智，以便在世上争逐名声。这是至人所不做的。抬高德行就是自我显露，攫取本性就是断绝生命。至人能够安定于死生的意义，通达荣辱的道理；全天下都称誉他，他也不会因此更加勉励自己；全天下都非难他，他也不会因此更加沮丧。这就是掌握了至道的要领。老子说：古时候的人披散头发，不束发冠，却能以此治理天下；他的德行使万物生长而不杀害，给予而不掠夺。天下人虽然不穿同样的服饰，却共同怀有他的德行。那时阴阳和平，万物繁茂滋生，飞鸟的巢可以俯身探取，走兽可以捆系后跟随。到了世道衰败，鸟兽虫蛇都成为百姓的祸害，于是铸铁锻造刀刃来抵御灾难。百姓被灾难逼迫，就寻求便利；受到祸患，就准备防备；各自凭借智慧除去对自己有害的东西，趋向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因此，旧有的做法不可一味遵循，器械也不可照搬；先王的法度也有需要改变的地方。所以说：“名称如果可以命名，就不是永恒不变的名称。”五帝所走的道路各不相同，却都以德覆盖天下；三王所做的事情各不相同，却都名传后世，都是因时而变。譬如师旷调和五音，音调的推移升降没有固定模式，但用尺寸加以度量，却没有不合适的；所以通晓音乐情理的人能够创作，因为声音有根本，主宰于内心。懂得规、矩、钩、绳的用途，才能治理人。所以，先王制定的制度不应立即废弃，后世事务中有益的也应当彰明。因此，圣人制定礼乐，却不受礼乐所制约；制御万物，却不受万物所制约；制定法度，却不受法度所制约。所以说：“道如果可以说出，就不是永恒不变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