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九
老子曰：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神清意平，百节皆宁，养生之本也，肥肌肤，充腹肠，供嗜欲，养生之末也。治国，太上养化，其次正法，民交让争处卑，财利争受少，事力争就劳，日化上而迁善，不知其所以然，治之本也，利赏而劝善，畏刑而不敢为非，法令正于上，百姓服于下，治之末也，上世养本，而下世事末。
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与治之臣不万一，以不世出求不万一，此至治所以千岁不一也。盖霸王之功不世立也，顺其善意，防其邪心，与民同出一道，则民可善，风俗可美。所贵圣人者，非贵其随罪而作刑也，贵其知乱之所生也。若开其锐端，而纵之放僻淫佚，而弃之以法，随之以刑，虽残贼天下不能禁其奸矣。
老子曰：身处江海之上，心在魏阙之下，即重生，重生即轻利矣。犹不能自胜即从之，神无所害也，不能自胜而强不从，是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是谓玄同，用其光，复归其明。
老子曰：天下莫易于为善，莫难于为不善。所谓为善者，静而无为，适情辞余，无所诱惑，循性保真，无变于己，故曰为善易也。所谓为不善难者，篡弒矫诈，躁而多欲，非人之性也，故曰为不善难也。今之以为大患者，由无常厌度量生也，故利害之地，祸福之际，不可不察。圣人无欲也，无避也，事或欲之，适足以失之，事或避之，适足以就之，志有所欲，即忘其所为，是以圣人审动静之变，而适受与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节。夫动静得即患不侵也，受与适即罪不累也，理好憎即忧不近也，和喜怒即怨不犯也。体道之人不苟得，不让祸，其有不弃，非其有不制，恒满而不溢，常虚而易赡。故自当以道术度量，即食充虚，衣圉寒，足以温饱七尺之形，无道术度量，而以自要尊贵，即万乘之势不足以为快，天下之富不足以为乐，故圣人心平志易，精神内守，物不能惑。
老子曰：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故为治之本，务在安人，安人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不夺时，不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用，节用之本，在于去骄，去骄之本，在于虚无，故知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知命之情者，不忧命之所无奈何。目悦五色，口惟滋味，耳淫五声，七窍交争，以害一性，日引邪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奈治天下何，所谓得天下者，非谓其履势位，称尊号，言其运天下心，得天下力也，有南面之名，无一人之誉，此失天下也。故桀纣不为王，汤武不为放，故天下得道，在守四夷，天下失道，守在诸侯，诸侯得道，守在四境，诸侯失道，守在左右。故曰无恃其不吾夺也，恃吾不可夺也，行可夺之道，而非篡弒之行，无益于持天下矣。
老子曰：善治国者，不变其故，不易其常。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人之所乱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乱，逆之至也。非祸人不能成祸，不如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人之性情皆愿贤己而疾不及人，愿贤己则争心生，疾不及人则怨争生，怨争生则心乱而气逆，故古之圣王退争怨，争怨不生则心治而气顺，故曰不尚贤使民不争。
老子曰：治物者，不以物以和，治和者，不以和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以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以道本人之性，无邪秽，久湛于物即忘其本，即合于若性。衣食礼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于外也，故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唯有道者能遗物反己。有以自鉴，则不失物之情，无以自鉴，则动而惑营。夫纵欲失性，动未尝正，以治生则失身，以治国则乱人，故不闻道者无以反性。古者圣人得诸己，故令行禁止，凡举事者，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听失于非誉，目淫于彩色，而欲得事正即难矣，是以贵虚。故水激则波起，气乱则智昏，昏智不可以为正，波水不可以为平，故圣王执一，以理物之情性。夫一者，至贵无适于天下，圣王托于无适，故为天下命。
译老子说：修治自身，最高明的是养神，其次是养形。神清意平，百节都安宁，这是养生的根本；使肌肤肥润，使腹肠充实，供给嗜欲，这是养生的末节。治理国家，最高明的是养成教化，其次是端正法令。百姓彼此谦让，争着处在卑下的位置；对财利争着少取；对事务和劳力争着承担劳苦；每日受到上位教化而迁向善，却不知道为何会这样，这是治国的根本。靠利益和赏赐来劝善，害怕刑罚而不敢作恶，上面法令端正，下面百姓服从，这是治国的末节。上古重视养本，后世只从事末节。老子说：想治理天下的君主，不是每一代都能出现；可以同他一起治理的臣子，万人之中也未必有一个。用难得出现的君主去求难得一遇的臣子，这就是天下极善的治理千年也难得一见的原因。霸王的功业不是每一代都能建立。顺应百姓的善意，防止他们的邪心，与百姓共同出自一道，百姓就能够向善，风俗也能够美好。圣人之所以可贵，不是因为他能随着罪行发生才制定刑罚，而是因为他知道动乱从哪里产生。如果开启人的锋锐端头，任其放纵邪僻淫逸，随后又用法令抛弃他们、用刑罚追究他们，即使把天下残害殆尽，也不能禁止他们的奸邪。老子说：身体处在江海之上，心却牵挂朝廷之下，就是看重生命；看重生命，就会轻视利益。若仍不能战胜自己而顺从欲望，精神就会受到伤害；不能战胜自己却强行不顺从欲望，这叫作受到重伤；受到重伤的人，不能算作长寿之人。所以说：知道调和，叫作常；知道常，叫作明；增益生命，叫作祥；心神驱使气，叫作强。这就叫玄同。运用它的光明，返归于它的明处。老子说：天下没有比行善更容易的事，也没有比作恶更困难的事。所谓行善，是安静而无为，顺适情性而舍弃多余，不受诱惑，顺循本性而保全真性，对自身没有改变，所以说行善容易。所谓作恶困难，是指篡夺、弑杀、矫诈，躁动而欲望很多，这些都不是人的本性，所以说作恶困难。如今人们认为最大的祸患，是由没有恒常的厌足和没有节度的欲望产生的。因此处在利害交集、祸福转折之地，不可不察。圣人没有欲望，也没有刻意逃避；有些事情想求取，反而足以失去它；有些事情想躲避，反而足以接近它。意志一旦有所欲求，就会忘记自己实际在做什么。因此圣人审察动静变化，适当掌握接受与给予的尺度，调理好恶之情，调和喜怒的节度。动静得当，祸患就不会侵入；接受和给予适度，罪过就不会连累；好恶得到调理，忧虑就不会接近；喜怒得到调和，怨恨就不会侵犯。体察大道的人不苟且求取，也不推让祸患；属于自己的不抛弃，不属于自己的不强行控制；常常充足却不溢出，常常虚空却容易得到满足。所以只要按照道术来衡量自身，饮食足以充实空虚，衣服足以御寒，便足以使七尺之身温暖饱足。没有道术和尺度，却以外在条件求取尊贵，那么即使万乘之势也不足以使人快意，即使天下财富也不足以使人快乐。因此圣人内心平和，志意平易，精神守持于内，外物不能迷惑他。老子说：胜过别人，是有力量；战胜自己，才是真正的强。能够使自己强大的人，必然善于使用人的力量；善于使用人的力量的人，必然能够得到人心；能够得到人心的人，必然先能自得。没有自得而能失去自己却得到别人的，也没有失去自己而能得到别人的。因此治理的根本，在于务求使人安定；使人安定的根本，在于使物资充足；物资充足的根本，在于不夺取农时；不夺取农时的根本，在于少办扰民之事；少办事务的根本，在于节省用度；节省用度的根本，在于去除骄奢；去除骄奢的根本，在于虚无。所以知道生命实情的人，不去追求生命无法获得的东西；知道命运实情的人，不为命运无法改变的事情忧虑。眼睛贪恋五色，口只贪求美味，耳朵沉溺五声，七窍彼此争逐，因而伤害本性；每天引入邪欲，耗尽先天的和气。自身尚且不能治理，怎么能治理天下？所谓得到天下，并不是说登上权势地位、称有尊贵名号，而是说能够运转天下人的心，得到天下人的力量。有南面而王的名号，却没有一个人的赞誉，这是失去天下。因此桀、纣不能算作真正的王，汤、武不能算作真正的放逐者。天下得道时，守卫在四夷；天下失道时，守卫在诸侯。诸侯得道时，守卫在四境；诸侯失道时，守卫在身边左右。所以说：不要仰赖别人不能夺走我的东西，而要仰赖我自身不可被夺取。若奉行可以被夺取的道路，而不是篡夺弑杀的行为，对守持天下没有益处。老子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改变旧有的制度，不更易常道。愤怒是违背德的，兵器是不祥之物，争斗是使人陷入混乱的根源。暗中谋算、违背德性，喜好使用凶器来治理人的混乱，是违背之极。若没有伤害人的行为，就不会形成祸患。不如挫去锋锐，解开纷争，调和光芒，同于尘俗。人的性情都希望自己比别人贤能，又憎恨别人不如自己；希望自己贤能，就会产生争胜之心；憎恨别人不及自己，就会产生怨恨和争斗；怨争产生，内心就混乱，气就违逆。因此古代圣王使争胜和怨恨退去；争怨不产生，内心就安定，气就顺畅。所以说：不推崇贤能，就能使百姓不争。老子说：治理万物，不应只用外物去调和；治理调和，不应只用调和去役使人；治理人，不应只用人去奉事君主；治理君主，不应只用君主去满足欲望；治理欲望，不应只用欲望去改变本性；治理本性，不应只用本性去依靠德；治理德，不应只用德去依靠道。以道作为人的本性根本，便没有邪污；长久沉溺于外物，就会忘记本根，便与似是本性的东西相合。衣食、礼制和风俗，不是人的本性，而是从外界接受来的。因此人的本性本想平和，嗜欲却伤害它；只有有道之人能够遗弃外物而返回自身。若有可以自我鉴照的东西，就不会失去万物的真实情状；若没有自我鉴照的东西，一行动就会迷惑而奔忙。放纵欲望会失去本性，行动从来不能端正；用这种状态来治理生命，就会失去自身；用这种状态来治理国家，就会使人混乱。因此没有听闻道的人，就无法返回本性。古代圣人从自身获得道，所以命令能实行，禁令能禁止。凡是举事，必先平息意念、清明精神；精神清明、意念平和，万物才可以端正。听觉被毁誉扰乱，眼睛沉溺于彩色，却想把事情办好，就很困难了。因此可贵的是虚静。水受到激荡就会起波，气息混乱智慧就会昏昧；昏昧的智慧不能用来端正事物，起波的水不能用来保持平静。所以圣王执守“一”，用它来调理万物的情性。“一”是最尊贵的，在天下没有偏向；圣王寄托于无所偏向，因此成为天下的主宰。
老子曰：阴阳陶冶万物，皆乘一气而生。上下离心，气乃上蒸，君臣不和，五谷不登，春肃秋荣，冬雷夏霜，皆贼气之所生也。天地之间，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形也，故明于性者，天地不能胁也，审于符者，怪物不能惑也。圣人由近以知远，以万里为一同，气蒸乎天地，礼义廉耻不设，万民莫不相侵暴虐，由在乎混冥之中也。廉耻陵▯，及至世之衰，害多而财寡，事力劳而养不足，民贫苦而忿争生，是以贵仁。人鄙不齐，比周朋党，各推其与，怀机巧诈之心，是以贵义。男女群居，杂而无别，是以贵礼。性命之情，淫而相迫于不得已，则不和，是以贵乐。故仁义礼乐者，所以救败也，非通治之道也。诚能使神明定于天下，而心反其初，则民性善，民性善则天地阴阳从而包之，则财足而人赡，贪鄙忿争之心不得生焉。仁义不害，而道德定而天下，而民不淫于彩色，故德衰然后饰仁义，和失然后调声，礼淫然后饰容。故知道德，然后知仁义不足行也，知仁义，然后知礼乐不足修也。
老子曰：清静之治者，和顺以寂寞，质真而素朴，闲静而不躁，在内而合乎道，出外而同乎义，其言略而循理，其行悦而顺情，其心和而不伪，其事素而不饰，不谋所始，不议所终，安即即留，激即行，通体乎天地，同胃乎阴阳，一和乎四时，明朗乎日月，与道化者为人，机械诈伪莫载乎心。是以天覆以德，地载以乐，四时不失序，风雨不为虐，日月清静而扬光，五星不失其行，此清静之所明也。
老子曰：治世之职易守也，其事易为也，其礼易行也，其责易赏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士，士农工商，乡别州异，故农与农言藏，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商与商言数。是以士无遗行，工无苦事，农无废功，商无折货，各安其性。异形殊类，易事而不悖，失处而贱，得势而贵。夫先知远见之人，才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责于人，博闻强志，口辩辞给，人知之溢也，而明主不以求于下，敖世贱物，不从流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为化民。故高不可及者，不以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为国俗，故人才不可专用，而度量道术可世传也。故国治可与愚守也，而军旅可以法同也，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并用之。末世之法，高为量而罪不及也，重为任而罚不胜也，危为其难而诛不敢也，民困于三责，即饰智而诈上，犯邪而行危，虽峻法严刑，不能禁其奸。兽穷即触，鸟穷即啄，人穷即诈，此之谓也。
老子曰：雷霆之声可以钟鼓象也，风雨之变可以音律知也，大可睹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见者，可得而蔽也，声可闻者，可得而调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别也。夫至大，天地不能函也，至微，神明不能见也，及至建律历，别五色，异清浊，味甘苦，即朴散而为器矣。立仁义，修礼乐，即德迁而为伪矣。民饰智以惊愚，设诈以攻上，天下有能持之，而未能有治之者也。夫智能弥多，而德滋衰，是以至人淳朴而不散。夫至人之治，虚无寂寞，不见可欲，心与神处，形与性调，静而体德，动而理通，循自然之道，缘不得已矣。漠然无为而天下和，淡然无欲而民自朴，不忿争而财足，求者不得，受者不让，德反归焉，而莫之惠。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谓之天府。取焉而不损，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求由，谓之摇光，摇光者，资粮万物者也。
老子曰：天爱其精，地爱其平，人爱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霆风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虑聪明喜怒也，故闭其四关，止五道，即与道沦。神明藏于无形，精气反于真，目明而不以视，耳聪而不以听，口当而不以言，心条通而不以思虑，委而不为，知而不矜，直性命之情，而知故不得害。精存于目即其视明，在于耳即其听聪，留于口即其言当，集于心即其虑通，故闭四关即终身无患，四支九窍，莫死莫生，是谓真人。地之生财，大本不过五行，圣人节五行，即治不荒。
译老子说：阴阳陶铸万物，万物都乘一气而生。上下离心，气就向上蒸腾；君臣不和，五谷就不能成熟；春天肃杀，秋天反而荣盛，冬天打雷，夏天降霜，都是损害生气所造成的。天地之间，就是一个人的身体；六合之内，就是一个人的形体。因此，明白本性的人，天地也不能胁迫他；明察符应的人，怪异之物也不能迷惑他。圣人由近处推知远处，把万里看作同一整体。气蒸腾于天地之间，礼义廉耻没有建立，万民便没有不相互侵害暴虐的；这都是由于处在混沌冥暗之中。廉耻受到凌辱，等到世道衰败时，祸害增多而财物减少，事务劳力繁重而供养不足，百姓贫困痛苦，忿恨争斗便产生，所以才重视仁。人品卑鄙而不齐，结党营私、朋比为奸，各自推举亲附自己的人，心中怀有机巧诈伪，所以才重视义。男女群居，混杂而没有区别，所以才重视礼。性命的情欲放纵，彼此逼迫到不得已，便不能和谐，所以才重视乐。因此仁义礼乐，是用来挽救败坏的，不是贯通治理天下的根本道路。若真能使神明安定于天下，使内心返回最初的状态，那么百姓的本性就会向善；百姓本性向善，天地阴阳也会随之包容调和，财物就会充足，人民就会富足，贪鄙和忿争之心便不能产生。仁义本身并不造成伤害；但只有道德衰退之后，人们才装饰仁义；和气丧失之后，才调弄声乐；礼制过度之后，才修饰容貌。因此，懂得道德，才知道仁义并不值得勉强施行；懂得仁义，才知道礼乐并不值得专门修治。老子说：清静的治理，是以和顺处于寂静，以质朴真实为本，闲静而不躁动；在内合于道，在外同于义。言语简约而遵循事理，行动使人喜悦而顺合情性，内心和谐而不虚伪，做事质朴而不加文饰；不谋划事情的开始，也不议论事情的终结。安定就停留，受到激发就行动；全身通达于天地，与阴阳同其气息，同四时保持和谐，像日月一样明朗；与道同化而成为人，机巧诈伪不能存于心中。因此天以德覆盖万物，地以乐承载万物；四时不失次序，风雨不成为灾虐，日月清静而发扬光明，五星不失运行轨道。这就是清静所显现的功效。老子说：治理太平之世，职分容易守持，事务容易办理，礼制容易实行，责任容易考核赏罚。因此人不兼任多种官职，官不兼任士职；士、农、工、商在乡里和州域各有区别。所以农人与农人谈论收藏，士人与士人谈论品行，工人与工人谈论技巧，商人与商人谈论计数。这样，士人没有被遗漏的品行，工人没有难办的事务，农人没有荒废的功劳，商人没有折损的货物，各自安守自己的本性。形体不同、类别不同，却能各自从事事务而不相违背；处在不适宜的位置就卑贱，取得相应的势位就尊贵。那些预先知道、远见卓识的人，是才能特别盛大；但治理太平之世，不以此要求每个人。博闻强记、口才善辩的人，是知识过于外露；明主不以此向下属求取。傲视世俗、轻视万物、不随从流俗，是士人的高亢品行；治理太平之世，不以此教化百姓。因此，高到无人能够达到的标准，不应拿来衡量普通人；行为高到无人能够追及的程度，不应拿来作为国家风俗。所以人才不能只依赖某一类人，而尺度、道术可以世代传授。国家治理好了，即使与愚人共同守持也可以；军队也可以用法度统一管理，不必等待古代的英俊人才，人民自身就足以治理，因为要因循他们已有的条件并加以共同使用。末世的法令，标准定得过高而罪罚无法达到；责任定得过重而惩罚无法胜任；把困难定得过于危险，诛罚又使人不敢承担。百姓困于这三种责难，就会装饰智巧来欺骗上级，犯邪行险。即使法令严峻、刑罚严酷，也不能禁止他们的奸邪。野兽困窘就会冲撞，鸟困窘就会啄击，人困窘就会欺诈，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老子说：雷霆的声音，可以用钟鼓来模拟；风雨的变化，可以用音律来辨知。凡是极其宏大的，可以看见的，就可以测量；凡是明显可见的，就可以遮蔽；凡是声音可听见的，就可以调和；凡是颜色可察辨的，就可以区别。至大之物，天地也不能包容；至微之物，神明也不能看见。等到创制律历、区别五色、分辨清浊、辨别甘苦，就是把浑朴分散而制成器物了；确立仁义、修治礼乐，就是把德迁移而成为虚伪了。百姓炫耀智巧来惊吓愚人，设置欺诈来攻击上位者，天下虽有能够维持这种局面的人，却没有能够治理好它的人。智巧越多，德性就越衰，所以至人保持淳朴而不使它分散。至人的治理，是虚静寂寞的，不显露可供人贪欲的东西；心与神相处，形与性相调和；静止时身体体现德，行动时事理自然通达；遵循自然之道，顺应不得已的情势。寂然无为，天下便和谐；淡泊无欲，百姓自然淳朴；不忿争，财物便充足；求取者不能得到，接受者也不谦让，德性反而归于本真，而没有谁施惠于谁。不用言语的辩说，不加说明的道，似乎有所通达，这就叫作天府。从中取用却不会减少，舀取它却不会枯竭，没有人知道它所求取的途径，这叫作摇光；摇光，就是供给万物资粮的东西。老子说：天珍爱自己的精，地珍爱自己的平，人珍爱自己的情。天的精，就是日月星辰、雷霆风雨；地的平，就是水火金木土；人的情，就是思虑聪明、喜怒等情感。所以关闭人的四道关口，停止五种通道，就能与道同化。神明藏在无形之中，精气返回本真；眼睛明亮却不凭它观看，耳朵聪敏却不凭它听闻，口舌适当却不凭它言说，心思条理通达却不凭它思虑；顺任自然而不妄为，明知事理却不自我夸耀，直守性命的真情，使故意造作的智巧不能加害。精气存于眼，眼的视力就明；存于耳，听力就聪；留于口，言语就恰当；聚于心，思虑就通达。所以关闭四道关口，终身就没有祸患；四肢九窍，不陷于死，也不流于生，这就叫真人。土地所生的财物，根本不过是五行；圣人节制五行，治理就不会荒乱。
老子曰：衡之于左右，无私轻重，故可以为平，绳之于内外，无私曲直，故可以为正，人主之于法，无私好憎，故可以为令，德无所立，怨无所藏，是任道而合人心者也。故为治者，知不与焉，水戾破舟，木击折轴，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智不载也，故道有智则乱，德有心则险，心有眼则眩。夫权衡规矩，一定而不易，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留，一日形之，万世传之，无为之为也。人之言曰：国有亡主，世亡亡道，人有穷而理无不通，故无为者，道之宗也。得道之宗，并应无穷，故不因道理之数，而专己之能，其穷中远。夫人君者不出户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故积力之所举，即无不胜也，众智之为，即无不成也。千人之众无绝粮，万人之群无废功，工无异伎，士无兼官，各守其职，不得相予，人得所宜，物得所安，是以器械不恶，职事不慢也。夫责少易偿也，职寡易守也，任轻易劝也，上操约少之分，下效易为之功，是以居日久而不相厌也。
老子曰：帝者体太一，王者法阴阳，霸者则四时，君者用六律。体太一者，明于天地之情，通于道德之伦，聪明照于日月，精神通于万物，动静调于阴阳，嗔怒和于四时，覆露皆道，溥洽而无私，蜎飞蠕动，莫不依德而生，德流方外，名声传乎后世。法阴阳者，承天地之和，德与天地参，光明与日月并照，精神与鬼神齐灵，圆履方，枹表寝绳，内能理身，外得人心，发施号令，天下从风，则四时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取与有节，出入有量，喜怒刚柔，不离其理，柔而不脆，刚而不折，宽而不肆，肃而不悖，优游委顺，以养群类，其德含愚而容不肖，无所私爱也。用六律者，生之与杀也，赏之与罚也，与之以夺也，非此无道也，伐乱禁暴，兴贤废不肖，匡邪以为正，怀险以为平，矫枉以为直，明于施令，开塞之道，乘时因势，以服役人心者也。帝者体阴阳即寝，王者法四时即削，霸者用六律即辱，君者失准绳即废，故小而行大即穷塞而不亲，大而行小即狭隘而不容。
老子曰：地广民众，不足以为强，甲坚兵利，不可以恃胜，城高池深，不足以为固，严刑峻罚，不足以为威。为存政者，虽小必存焉，为亡政者，虽大必亡焉。故善守者无与御，善战者无与斗，乘时势，因民欲，而天下服。故善为政者，积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积而民可用也，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加者，深则权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广即我强而适弱。善用兵者，先弱敌而后战，故费不半而功十倍。故千乘之国行文德者王，万乘之国好用兵者亡，王兵先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此不明于道也。
卷第十
上仁
老子曰：君子之道，静以修身，俭以养生。静即下不扰，下不扰即民不怨，下扰即政乱，民怨即德薄，政乱贤者不为谋，德薄勇者不为斗。乱主则不然，一日有天下之富，处一主之势，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专于宫室台榭，沟池苑囿，猛兽珍怪，贫民饥饿，虎狼厌刍豢，百姓冻寒，宫室衣绮绣，故人主畜兹旡用之物，而天下不安其性命矣。
老子曰：非惔漠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并覆，非正平无以制断，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心虑，以天下之力争，故号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闻，百官条通，群臣辐凑。喜不以赏赐，怒不以罪诛，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通而不暗，善否之情，日陈于前而不逆，故贤者尽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远者怀其德，得用人之道。夫乘舆马者，不劳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游而济江海，使言之而是，虽商夫刍荛，犹不可弃也，言之而非，虽在人君卿相，犹不可用也，是非之处，不可以贵贱尊卑论也。其计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不贵其辩，暗主则不然，群臣尽诚效忠者，希不用其身也，而亲习邪枉，贤者不能见也，疏远卑贱，竭力尽忠者不能闻也。有言者穷之以辞，有谏者诛之以罪，如此而欲安海内、存万方，其离聪明亦以远矣。
老子曰：能尊生，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今受先祖之遗爵，必重生之所由来之矣，而轻失之，岂不惑哉。贵以身治天下，可以寄天下，爱以身治天下，所以托天下矣。
文子问治国之本。
老子曰：本在于治身，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身乱而国治也。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道之所以至妙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于父，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
文子问曰：何行而民亲其上？
老子曰：使之以时而敬慎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天地之间，善即吾畜也，不善即吾雠也，昔者夏商之臣，反雠桀纣，而臣汤武，宿沙之民，自攻其君，归神农氏，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
译老子说：秤放在左右两边，不偏私轻重，所以可以保持平衡；墨绳用于内外，不偏私曲直，所以可以保持端正；君主施行法令，不偏爱憎恨，所以可以成为政令。德性无从树立，怨恨无处隐藏，这就是任道而合乎人心。因此治理国家的人，不让个人智巧参与其中。水势冲撞会毁坏船只，木头撞击会折断车轴；不怨恨木石，却归罪于技艺的巧拙，是因为没有把个人智巧承载进来。所以道中杂有智巧就会混乱，德中夹有私心就会危险，心中有偏见就会昏乱。秤、规、矩一经确定便不改变，始终守一而不偏邪，方正运行而不停滞，一旦形成，便可传于万世，这就是无为之为。人们说：国家可以有亡国之君，世上却没有亡失的道；人可以困穷，而道理没有不能通达的。所以无为是道的根本。得到道的根本，就能应对无穷变化；如果不依据道理的规律，而只专靠自己的才能，困穷就会从中而远。君主不出门户却能知道天下，是因为依据万物来认识万物，依据人来认识人。所以汇聚众人的力量来举事，就没有不能取胜的；运用众人的智慧，就没有不能成功的。千人的群体不会断绝粮食，万人的队伍不会荒废功业；工匠不兼有别的技艺，士人不兼任别的官职，各自守住自己的职分，不能互相侵夺；人人得到适宜的位置，万物得到安定。因此器械不会粗劣，职事不会懈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责任少就容易偿付，职务少就容易守持，负担轻就容易勉励。上位者掌握简约少取的原则，下位者效法容易完成的功业，所以相处日久也不会彼此厌弃。老子说：帝王体察太一，王者效法阴阳，霸者顺应四时，君主运用六律。体察太一的人，明白天地的情状，通达道德的伦常；聪明如日月般照耀，精神与万物相通；行动和静止都调和于阴阳，喜怒都协调于四时；覆盖和滋润一切都合乎道，广泛施及而不偏私。无论飞虫还是爬虫，没有不依凭德而生存的；德流布于四方之外，名声传到后世。效法阴阳的人，承受天地的和气，德与天地相参，光明和日月一同照耀，精神与鬼神同样灵通；上圆下方，外表端正如枹表寝绳；内能治理自身，外能取得人心；发布施行号令，天下像随风而动，于是四时各有其道：春天使万物生发，夏天使万物成长，秋天收获，冬天收藏；取用和给予有节制，出入有定量；喜怒刚柔都不离其理。柔和却不脆弱，刚强却不折断，宽厚却不放纵，严肃却不悖逆；从容顺遂，以养育万类。他的德能包容愚昧和不肖，不偏爱任何一方。运用六律的人，掌握生与杀、赏与罚、给予与夺取；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治理之道。他讨伐混乱、禁止暴行，兴用贤能、废弃不肖，匡正邪曲使之成为正直，平抑险恶使之成为平和，矫正弯曲使之成为直正；明白施行政令、开闭通塞的道理，乘时因势，以此使人心服从。帝王如果只体察阴阳，就会衰败；王者如果只效法四时，就会削弱；霸者如果只运用六律，就会受辱；君主如果失去准绳，就会被废弃。所以，用小道去行大事，就会困穷闭塞而失去亲近；用大道去处理小事，就会狭隘而不能包容。老子说：土地广阔、人口众多，不足以成为强大；铠甲坚固、兵器锋利，不可以依仗它们取胜；城墙高、护城河深，不足以成为坚固；刑罚严酷，不足以形成威势。施行使国家存续的政道，国家虽小也必然存续；施行使国家灭亡的政道，国家虽大也必然灭亡。所以善于防守的，不必与人抵御；善于作战的，不必与人交战；乘应时势，顺从民众的愿望，天下自然服从。善于治理国家的人，积累自己的德；善于用兵的人，蓄积自己的怒。德积累起来，民众就可以任用；怒蓄积起来，威势就可以建立。因此，文德施加得深，权势所能使人服从的范围就大；德施加得广，威势所能控制的范围就广。范围广大，就是我方强而敌方弱。善于用兵的人，先使敌人弱小，然后再交战，所以耗费一半而功效十倍。拥有千乘的国家施行文德，就可以称王；拥有万乘的国家喜好用兵，就会灭亡。王者之兵先取得胜势再交战，败者之兵先交战而后求胜，这是不明白道的表现。卷第十 上仁 老子说：君子的道，是以宁静来修养自身，以节俭来养护生命。内心安静，下面的人就不受扰乱；下面的人不受扰乱，百姓就不怨恨；下层受到扰乱，政事就混乱；百姓怨恨，德性就浅薄。政事混乱，贤者不会出谋划策；德性浅薄，勇者不会为之争斗。昏乱的君主却不是这样：一旦拥有天下的财富，处在君主的权势上，就竭尽百姓的力量来供奉耳目之欲；心思专注于宫室台榭、沟池苑囿、猛兽珍奇。贫民饥饿，虎狼却吃腻了豢养的牲畜；百姓受冻，宫室中却穿用绮绣。因此君主蓄积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天下也就不能安享自己的性命了。老子说：不是淡泊无欲，就不能彰明德性；不是安宁清静，就不能达到长远；不是宽厚广大，就不能一同覆盖万物；不是正直平等，就不能裁断是非。用天下人的眼睛来观察，用天下人的耳朵来听取，用天下人的心来思虑，用天下人的力量来争取，所以号令能够下达到底，臣下的实情能够上达君主，百官条理通畅，群臣像车轮辐条一样聚集。不会因为喜悦就随意赏赐，也不会因为愤怒就随意诛罚；法令明察而不苛刻，耳目通达而不闭塞；善与不善的实情每天陈列在面前，却不违逆它。因此贤者竭尽智慧，不肖者竭尽力量；近处的人安享本性，远处的人感怀德泽，这就取得了任用人的方法。乘坐车马的人，不必劳作便能到达千里；乘船桨的人，不必徒步便能渡过江海。只要说得正确，即使是商贩、樵夫，也不可以抛弃；说得不正确，即使是君主、卿相，也不可以采用。判断是非，不能依据贵贱尊卑来论定。谋略可以采用，不因其地位低而羞辱；言语可以实行，不因其辩说不华丽而轻视。昏暗的君主却不是这样：群臣中竭尽诚意、效忠的人，很少有不被弃置不用的；亲近熟习邪曲的人，贤者无法看见；疏远卑贱而竭力尽忠的人，君主也无法听闻。有进言的人，就用言辞来穷究压制；有劝谏的人，就用罪名来诛罚。这样却想安定海内、保全万方，距离聪明的境界也就太远了。老子说：能够尊重生命的人，即使富贵，也不会因为享受奉养而伤害身体；即使贫贱，也不会因为贪利而拖累形体。如今承受先祖遗留下来的爵位，就一定应当看重生命的来源，却又轻易失去生命，难道不是迷惑吗？把自身看得贵重，用这种态度治理天下，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爱护自身，用这种态度治理天下，所以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文子问治理国家的根本。老子说：根本在于治理自身。我从未听说自身治理好了而国家混乱，或自身混乱而国家治理好了。因此说：修养自身，德性才是真实的。道之所以极其微妙，是父亲不能把它教给儿子，儿子也不能从父亲那里接受它。所以说：“可以说出的道，就不是恒常的道；可以叫出的名，就不是恒常的名。” 文子问：实行什么，百姓才会亲近他们的君上？老子说：使用民力要合乎时令，并且时时敬慎，如同面对深渊，如同踩在薄冰上。天地之间，善就是我所蓄养的，不善就是我的仇敌。从前夏、商的臣下反过来把桀、纣视为仇敌，而奉汤、武为君；宿沙氏的百姓亲自攻打自己的君主，归附神农氏。所以说：“人们所畏惧的，不可以不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