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傅与砺文集卷三元傅若金撰记

译常宁州义役钱记 常宁是衡州所属的县邑，自立州籍以来，百姓所占有的田地为三十一万八千四百零六亩有余，每年征收民钱三千四百五十缗，米一万二千一百石有余。最初作为州民登记的有二万户，后来人口日益繁多，户籍多次被改易。天历初年，连年遭遇饥荒，百姓多有死亡和迁徙；兼并土地的人家乘机谋取奸利，往往私自占取他们的田地，却在官府账上虚报赋税数目。那些无从征收、迁徙后仍只挂在户籍上的田地，共有六千四百亩，按每年计算，赋税为钱五百四十一缗有余、米二百一十三石有余，折合其价值又为钱三千二百缗有余。官吏没有及时核实清楚，日久年深，便漫无头绪，无法处理。平常征收赋税，只是按照户籍，把登记的户数和田亩摊派给坊、保、首、正负责；年终如果不足，便常常把他们捆绑起来，鞭打扑责，督促他们补足。这些坊保首正中贫穷而不能承受差役的，往往毁掉自己的产业，甚至卖掉妻子儿女来代替赔偿。百姓深受其苦，因此拥有大量田产的富户担心受害，便动辄用欺诈手段拆分户籍，把差役转嫁给贫困者。过去主管官吏坐视不理，完全不加追问。太守余侯再次治理这个州时，不忍百姓日益困穷、濒临死亡而无人怜恤，想到如果得到数万缗钱作为生息的本金，每年查看利息，用来补足上缴的数额，就可以消除这种祸害。于是他亲自率领僚友捐出一个月的俸禄，以此倡导下属；郡中听闻的人争相愿意出钱，共得到按缗计算的一万四千缗中统钞。于是移交州府，交给广盈库寄存保管，严格设置出入账籍，按时把钱散给富民，让他们借贷生息。每月按缗计算收入利息，其中三分存入库藏，每年约可得到钱三千七百四十缗有余。每年百姓缴纳租税时，官府备好文书把钱取出，用来补给原先无从征收、却摊派给坊保首正的赋税；他们的用心也算仁厚了。然而仍担心同时任职的僚属一旦调任离去，后来到任的人不知道继续遵守办理，或者苛虐的官吏侵吞这些钱财，使这种惠政不能长久。于是谋划刻石，把事情的始末全部记载下来，凡是出钱的人都把姓名刻在石上，以表示此事不可废止；他的考虑不也很长远吗？这时州别驾樊君和当地耆老、士人、百姓，都认为余侯所举措的事情很好，嘱托我作记。唉！百姓，是缴纳赋税来供给公家的人。《左传》说：“有了人，就有了土地；有了土地，就有了财物。” 所以公家赋税的来源，是私人田地的收入；如今官府有固定的赋税数额，百姓却没有固定的产业，奸弊彼此乘隙而起，终于到了这种极端地步。作为百姓的父母官来治理政事，能够不在内心感到悲痛吗？余侯存有这样的心意，可以说是给百姓带来恩惠了。后世不修治这项政务的人，将不会对这块刻石感到惭愧吗？余侯名泰，原任礼部尚书，是明肃侯琏的儿子；余氏世代为下邽望族，以文物典则著称，被称为名门。他先前任州别驾时，时时修明政教的根本，兴办礼乐的设施，增加设置学官的田产，培养人才并选拔荐举他们。离任以后，人们仍不断歌颂他的德行。到这次他又回来，众人更加欣喜振奋，每天都盼望接受教化；乡里之间诵读和弦歌之声相闻，士人君子接踵而至，余侯的恩惠居多。樊君名琪，也是名臣的子孙，修养高雅、平易近人，能够辅佐余侯成就善政吗？” 江东神庙记 祭祀制度说，能够抵御大灾、捍卫大患的神灵，就应当祭祀。赣州雷冈有一座神祠，名叫江东嘉济庙。相传神灵姓石，名固，自先秦时期起就享受这里的血食祭祀。汉代颖阴侯夏侯婴经过这里时曾祭祀他，神灵于是声名显著。从此历经唐、宋直到今天，神灵的灵验更加显著，屡次被封为显仁元庆思烈灵惠王，常常暗中保佑国家，并大力庇护百姓。这些事都具载于前后的金石碑刻文字中。如今南到岭海、北达京师，没有地方不建庙祭祀他，而吴楚之间尤为兴盛。唯独岳阳上清观中的这座祠庙，是赣州录事达鲁花赤曲思不华公首先创建的。曲公先前在赣州执政，忠孝诚敬，以身作则；遇到百姓遭受水旱、疾病、疫灾，便亲自为他们祈祷，神灵的应验如回声般立即到来。因此即使他离开赣州，百姓仍然早晚不忘他的德行；曲公也日夜思念报答神灵的恩惠。到了至顺壬申年，曲公回到巴陵后，亲自写下疏文，派人带着香和财帛迎请神灵，将其供奉在上清观。他心中有所谋求时，便向神灵祷告，以占卜吉凶。岳阳人也都得以在祠中奉事神灵，祈求无穷的福佑。曲公对于神与人的交往，或许可以说是极尽诚意了吧？唉！神灵不可测度，却可以感格；可以向神灵祷告，却不可亵渎。善人，神灵就赐福给他；恶人，神灵就降祸给他。祸福是人自己造成的，神灵难道会贪图享受祭祀，因而对人阿谀偏袒吗？君子建立祠庙、塑造神像，也是为了警戒世人不要不敬，并由此激发人的善心罢了。《诗经》说：“神灵降临，无法测度，何况可以轻慢呢？”看到这座祠庙，难道会没有人警惕而害怕、奋然起身自励吗？郡人张孝子琦为我叙述此事，前来请求作记。我已经编次叙述了事情的始末，又进一步说明神与人交接的大概，作成《迎享送神歌》，让它和记文一同刻在石上，希望后来的人知道应当如何奉事神灵。歌词如下：洞庭湖水浩荡奔流啊，赣地的山路遥远而险阻。登上高丘啊迎候神灵，幽远之中将要下降啊，乘御阴阳之气。远远地仿佛看见了，静静地仿佛听见了；神灵的精气闪耀不定，忽然消失却又仿佛存在。有陈设在几案上的供品，芳香芬芳如同白芷。神灵欢愉而安闲，众人安然歌唱，又欢喜而纷纷和应。神灵既已降临我的堂上，将要游观而去，却并不远离我的乡里。岁岁没有灾患，是神灵的庆赐；世世修奉祭祀，百姓永远不会忘记。

译《栖霞记》。新喻是山水秀美之地，怀抱道德、才艺足以任用而在当时显名的人，理应比其他郡多出几倍；可是历代并不多见。这一定是因为有人轻视争名逐利的风气，崇尚隐居遁世的志趣，把泉石作为情趣和崇尚，把烟霞作为游赏休息之所，甘愿长久隐居而不出仕。浮云般的富贵，本来不足以改变他们的高尚志节。距离我的居所不到一舍之远，斜川的宋氏有一位隐士君子，名叫道震；他的父亲大概就是这类人吧？前年我曾经拜访过他一次，看见他左右排列着图书史籍，栽种名花异木，设置琴瑟、酒樽和俎案，饮酒招待宾客以取得欢乐，间或创作诗歌来自我吟咏；由此知道隐君有足以自得养老的生活，也确实如我所说，是一位道德高尚、才艺足以任用却甘愿长久隐居不出仕的人。一天，他得到吴兴赵公篆写的“栖霞”二字，于是把自己的隐居之所命名为“栖霞”，又自号“栖霞山人”。云气和日光相互迫近便形成霞，太阳从东海升起，朝霞便出现；太阳沉入西海，晚霞便显现。世间传说昆仑山有五色之水，赤水的水气向上蒸腾成为霞；我想，霞这种东西，是由熏蒸而形成形态，由相互逼射而形成色彩，分散聚合没有定常，也不过是云气一类罢了。凡是积聚得不厚实、凝结得不坚固的东西，就不能承受和承载其他事物，怎么能说可以栖居其中呢？道家的书说：“五色流霞前来接引一身。”又说：“太上玉晨火道君居住在紫霞之上。”这或许也只是寓言罢了。然而我听说，在天地形成以前，只有一团大气；鸿蒙之气分化之后，三才排列成形，阴阳二气相互摩擦，万物万象由此产生。太阳、月亮、星辰，风、云、虹、霓，烟、霞、雾、雨，以及寒暑四时的变化，没有一样不是气。因此，所谓气，与道相合而化生，与神一同运行，承载六合而不坠落，形成万类却不留下形迹。天地凭借气而建立，人当然也不能离开气。古人曾有驾御风而行、乘着云气升举的人，那么栖居于霞中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大戴礼》说：“天道吐出气，地道含纳气，山川是依附于大地的。”霞，是上天吐出的气；山，则把它含纳其中。您居住在山间，河川之气向上腾起，霞光向下映照，灿烂的五彩蒸腾之气接触您的眼睛，覆盖您的四肢；吸入它便化成液体，吐出它便形成文章。由此呼吸天地的精华，舒卷阴阳的变化，就可以遨游于太初之境。世上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它的高洁，难道只是栖居在霞中而已吗？我既然赞赏隐君的志趣，又领悟了气的道理，于是作《栖霞记》。

译《竹深亭记》。新淦的鹏溪有一位廖姓隐君，名叔敏，生性喜爱竹子，自号“竹窗”。他的孙子中山父，是个魁梧伟岸、光明磊落的人，平素喜爱宾客，而对竹子的嗜好更胜过他的祖父。因此，他在旧屋旁种了许多美竹，又在竹林中建造亭子，命名为“竹深”。他每天和族人、宾友往来，在亭上游赏谈论，讨论古今之事；教导子弟，使他们都能积累学问、缀辑文辞，仪态清秀地与竹子一同挺立。闲居时弹琴诵书，作诗饮酒来使父兄欢乐。这样一来，已经享受这种乐趣很久了。等到族人一天天增多，又在溪边约二里处另建房屋，于是亭子也随着迁移，并且增种竹子环绕四周，以配合亭子的名称。亭门窗所朝向的地方，几案坐席所处之处，手杖脚步所到之处，都用青翠的竹色映照，以幽深曲折的景致环绕；冰玉般的竹子森然挺立，云雾交错缭绕，幽深得难以窥测。宾客如果不是七贤、二仲、六逸一流的人，能够找到通往这里的小路的或许很少。而尘世间琐碎卑下的事务，也没有机会来混杂我的情趣。那一天，您召集宾客在亭中宴饮，便拿出乡里的先达以及当今士友所作的诗歌给我看，让我记述这件事。正值清风西来，灵妙的风声四处响起。主人举起酒杯，吟诵《淇澳》的诗章，吹奏合乎律吕、出自嶰谷的乐音。宾客醉后起身起舞，和着乐声歌唱；竹色映照着白色衣服，衣巾都变成了碧色，彼此相看，欢乐至极，忽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由此可知，廖氏栽培这些竹子，大概已经累世相传了。深居在竹林中，用来遮蔽竹子的阴影，如今正好赶上竹子茂盛的时候。凡是种在庭院附近的植物，如奇异的树木、珍奇的花卉，通常都以稀疏鲜明为好，才适宜稍微增加它们的繁茂；有人或许会厌恶竹林过于繁密幽深。然而像这样多种竹子却不厌烦，即使幽深茂密也认为合宜，而幽人高士乐意与之居住的，只有竹林最为深邃。竹子适宜于人，难道是因为它具有君子的品德吗？所以，君子交往相处时，他的内心空虚，可以包容他人；他的节操坚劲，可以与之共同立身；他的材质美好，可以与之共同发挥作用；他的荫庇深远，可以与之共同得到庇护；他的正直，可以与之端正自身；他的曲折而洁净，可以与之磨砺操守；他的高尚而不贪，可以与之抗拒世俗。因此，竹子虽多却不使人烦扰，虽近却不使人感到逼仄；走近它的幽深之处，也不知道哪里才是尽头，这种情形已经很久了。竹子与人的交往，确实很像君子。既然如此，那么与竹子相居而不厌恶它的幽深茂密，并且还不断增益培植它的人，莫非也与竹子的德性相似吗？由此看来，希望以忠厚巩固根本，以仁义舒展枝条，使它的生长繁衍更加茂盛并且延续久远；那么所谓“深”就不在竹子，而在于廖氏的恩泽了。愿从今以后，廖氏世世代代都居有这座亭子！于是作《竹深亭记》。《新淦州建兴寺施田碑》。州城的交通要道旁，有一座僧人居住的寺院，名叫建兴寺，始建于唐武德年间。起初寺中僧众兴盛，分支建成十四所院落，环列在寺院左右。随着时代变迁，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六院，而每院各有田地，用来供养僧众。田地经过多年逐渐有所增加，唯独寺院正殿作为公堂，原有田地一百六十亩有余，每年收入租粮八十四石，用来供给主持管理和修缮营造的费用；在此以前，没有再增加过。至正改元时，州城以东约十里处有普惠院，住持僧惠镫年将八十岁，曾经苦行节用，积攒余财，买下钦风乡的田地三百亩，按租粮计算有一百五十石有余，每年用来充作衣食器用的费用。他年老了，不愿让产业使自己受到拖累；想到世间各种因缘如同大梦幻境，并没有坚固真实、可以执取保存的东西。而如来从无量劫以来，曾经舍弃自身、性命、国土和城邑用来布施，凭借宏大的愿力最终证得佛位，乘着流布教法的势力，把佛法传布于这个世间。如今我们这些僧徒能够安然坐享而获得利益，难道不也应当想想这些利益的来源，并设法报答其万分之一吗？于是，惠镫把自己所置办的田地全部捐施给建兴寺，以增加常住产业。其中三十石租粮归入正殿，一百三十石则分成六份，收入分给各支院。正殿的田地先用其租入，招募工匠，聚集黄金箔来庄严无量寿佛，使佛像色相完备，并绘饰佛像的床座，使之与其他佛像相称。此后每年收取的租粮，都积存起来，等待屋宇有缺损毁坏以及各种佛像、陈设、器皿必须更新时，拿来资助使用。寺僧把事情的始末写成状文，请我把它写在碑石上。唉，惠镫公大概是学佛而有所领悟的人吧！世上那些贪图使自己富足、却吝惜施惠于他人的人，田地连绵于田间道路之间，甚至不能拿出一筐饭来救济宗族中的贫困者，只是孜孜不倦地使自己劳苦，到老也没有什么可以流传后世；而作为佛门中人，却有人把产业布施给别人。像惠镫这样，一点一点积累，才得到顷亩田地；一旦年老而大彻大悟，立即舍弃使自己受累的产业，用来利益建兴寺，使它永远流传下去，他和普通人相比，难道真的相差很远吗？然而我听说，佛教最初建立教法时，僧人持钵外出乞食，每天只在中午吃一顿饭，从来没有大量蓄积田地来经营生产。到了后世，尊奉信仰佛法的人越来越多，从天子、公卿以下直到百姓，凡是拥有许多田地的，大多捐弃肥沃的田产来惠养僧徒；大的寺院田产达到万顷甚至亿数，小的也有数百、数千，唉，这也真是盛大了。由于佛教传播日益广泛，供养僧众的食指之数积累起来不下于恒河沙数；如果佛寺田产不多到这种程度，就不足以供给他们，所以那些依靠佛教获得供养的人，也有人在推溯并承继最初布施者的心意吗？还是只求把施舍用于他人罢了？有把这种布施回施出去的人吗？凡是有所施舍的人，必定也会有因此得利的人；但不把利益归于自己，所得的利益才没有比这更大的。惠镫公可以说是善于推承布施的根本，也善于把布施回施给他人。至于通过布施来希求福田、谋求福报，我怀疑佛法的道理并不专门在这里，而且这也不是惠镫的志向。求学的人难道不应当思考更宏大的道理吗？

译高远堂记 身处城郭中事务繁剧的地方，早晚纷纷扰扰，却能同外物接触而不形成卑陋、狭隘、短近的见识，这样的人，难道不是立志于高明远大吗？从这里努力去做，他所建立的事业便可由此看出。新淦位于江右上游，凡是到南方任职以及游历四方的士人、商贾经过这里，舟车每天都没有断绝；当地百姓又众多而富裕，房屋鳞次栉比，城市土地没有一尺一寸空闲。出门还没有走半步，来往的人已经熙熙攘攘，脚跟相接。然而张君却把住宅建在这里，心胸仿佛空旷开阔，不被环境拘束，于是用“高远”命名自己的正堂；从他的志趣来看，难道是沉溺于卑近之事的人吗？我曾听他的亲友说：“张君的祖先本是单州人，任保州军事推官；传到第七代为涪州通判，从池州迁居新淦，到了张君这一代已经十三世了。张君从巡察小吏起家，经过两次转任，历任州郡官职，按年资劳绩本应署理邑都曹；但行省借授他为赣州宁都州税副。任期届满后本应再次调任，他的仕进将会继续而不会停止。他前后办理吏事数十年，所到之处都凭才智受到执政者知遇。凡是直指、宣抚使、部使者以及行省参知政事、州郡长贰出任其他郡的长官时，常常一定选择廉洁能干的官吏随行，张君总是入选。” 他曾协助审理奉新的疑难案件，平反了许多冤狱；先后查核吉州、袁州的仓储，查获赃款累计十数万缗，办事严正，一点也不阿谀回避。察访洪州所属各县的旱灾，赈济袁州、瑞州的饥民，所到之处不扰民，受到恩德惠泽的人很多。核查庐陵百姓中冒名承担军役的有一千多人，十天之内便纠正了户籍。跟随官员处理南海舶货的赋税收入，数以亿万计，仅几个月事情便办成了，而且据说从未有过侵污。”作为官吏而受到上级知遇，如果倚仗权势、滥施威风，本来没有什么不可做的；但张君却不这样做，这难道不是因为他的志向不沉溺于卑近之处，才能如此吗？所以他虽身处城郭中事务繁剧的地方，却有高远的情趣。由此看来，簿书钱粮之类的细务，似乎不足以使张君烦劳；他用这样的态度处理政事，其存心也可以知道了。从前晏子居住的地方靠近市场，喧嚣而狭窄，他的君主请他迁到高明、敞亮、干燥的地方，晏子却辞谢了，世人至今仍认为他贤明。君子内心所存，难道会被居处决定高下远近吗？他一定会立志于远大的事业。不过我听说，登高一定要凭借低处，行远一定要从近处开始；一筐土一筐土地不停堆积，九仞高山就可以造成；一步一步不停前进，千里路就可以走到。因此圣人的道，是从下学开始而上达的。厌弃近处而奔逐远方，和安于卑陋却不求通达上进，这两种做法都错了。所以我为张氏这座堂所作的文字，不只是极力阐发“高远”的意义，还想从他的实际作为中加以验证。延龄丹室记 世上的修炼之术，是用来消磨闲暇的；服食丹药，是希望获得长寿。除非有人身负卓异、世间少有的才华，却逢时而不被任用，退隐山林，来从事神仙飞升之术；否则，大概都是年纪将老、无所用心，借此来扶助衰老暮年的人。凭借英俊美好的姿态，处在文治昌明的时代，又早晚勤奋学习，希望有一天出仕而为天下所用，却突然把自己寄托在隐居扶老者所做的事情上，听到的人不能不对此感慨。探求他的志向，必定另有所在。清江人吴德，文质兼美而喜爱学习，早年跟随老师学习明经，研习举子业。正值年富力强，他勤奋不止，将要通过乡举里选，贡荐到天子的朝廷。在琴书之余，他常常用多余的精力杂览丹书、脉诀以及方技一类的书籍。于是就在住宅西侧，修治一间小轩，作为藏书修习和游息的地方。凡是弦歌诵读的用具、烹炼丹药的器具，全都储藏在里面，唯独题写“延龄丹室”来命名它。这就是我听闻其名义后不能不感到疑惑的地方。然而仔细考察他的内心，便知道这其实是好的。谁不想保全自己的生命呢？但很少有人能够完全明白养生的道理。谁不想使自己的父母、兄弟、亲戚、朋友长寿呢？但很少有人知道延长寿命的方法。如今德文的志向，不只是想保全自己的生命，还希望别人也能同样保全生命；不只是想使自己的父母兄弟长寿，还希望别人的父母兄弟也同样长寿。他存有的心意多么仁厚啊！然而我听说孔子说：“有大德的人一定会得到长寿。”孟子说：“夭折和长寿不必偏执分别，只修养自身来等待天命罢了。”因此，善于养生的人，只是不损害自己的天性罢了；药物不过是外在的辅助。况且世上传说的古代龙虎金碧之文、阴阳火候之诀，也只是借助外物来比喻内在的道理罢了。所以所谓延龄之术，并不专门从事外在的丹药之术。德文讲求学问、穷究义理，一定已经有所得于道；至于那些杂项爱好，大概也只是作为游艺罢了。如果他能用丹药帮助那些早夭的人，使他们登上仁寿之域，这本来就是身居显位而成为良相的心愿吗？” 傅与砺文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傅与砺文集卷四，元代傅若金撰写的序 李氏《大学治平龟鉴》序 龟用来占卜，镜用来照察，帝王之道用来作为法则；即使是圣人也不敢轻易改变。因此，占卜却不求助于龟，就不能知道事情的吉凶；照察却不求助于镜，就不能端正自身。如果制定法则却不求取帝王之道，难道能够凭此平定治理天下吗？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把前人的言论当作龟，把过去的行为当作镜；吉凶无不可以在事前知晓，善恶无不可以在事后鉴察。选择其中正确的实行，由一身推广到天下，就如同在手掌中运转一样容易。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知道应当效法什么。《大学》一书，是古今帝王治理天下的要道。宋代朱子已经汇集先儒的学说，编成章句而流行于世。如今李氏不违背朱子的说法，又能加以增补，发明其中的意义来申说其义；又引用事例，分别比类，把唐虞三代以下直到汉、唐各代的君主中，可以作为法则的善行、可以作为警戒的恶行，全都附在各章之后，书名叫《大学治平龟鉴》。全书数千言，杂取五经和诸史中的文字，可以看出他的用心勤勉。过去唐代宋璟进献《无逸图》，警戒之道由此形成；张九龄进献《事鉴》，讽谏议论的功效十分显著。《治平龟鉴》的写作，大概也是想把这些道理落实到实际政事中吧。但那两位公都处在宰相辅政的近处，他们的言论容易得到施行；李氏居住在遥远的山林中，他的书却难以被人知晓。即便如此，樵夫的言论，圣人尚且不废弃，何况是依托经书而流传的言论呢？当今之世，如果无人知道这部书也就罢了；假如有人知道，应当把它采录上奏，使它不被废弃，那么对于帝王平治天下的道理，难道只会没有一点补益吗？李氏是云阳人，字朝佑，穷究经书、积累学问，大概是有志于当代事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