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傅与砺文集卷五元傅若金撰序

译《恒斋诗序》长沙处在两府会聚之地，郡人山房易君常同当地士大夫交游，郡县守令贤能与否，每天都能听到。他多次向我称赞宁乡县尹臧明府的政绩，说他忠诚恭顺地侍奉上级，和乐仁厚地治理百姓，长久坚持自己的道而不改变。他曾把修养反省的房间命名为“恒斋”，这大概就是他治理百姓从修养自身中获得的东西吧？他希望我写文记述其中的意义。唉！一个人如果没有恒心，连巫医都做不了，何况君子面对百姓治理地方呢？恒，是悠长久远的道理，是天地运行的常法，也是人的常性。天没有恒常，就不能长久覆盖万物；地没有恒常，就不能长久承载万物；日月星辰没有恒常，就不能长久照耀；四时没有恒常，就不能长久运行变化。圣人同天地合其德，与日月星辰同其光明，与四时同其秩序，也只是因为有恒常吧！所以君子修养自身并取得百姓信任，一定有恒久坚守的原则。我听说臧君任宁乡县尹，治理农桑的根本，修明常平仓的政务，申明学校的教化，公正处理百姓的冤狱，抵御军卒在当地的暴行；又修建华美的谯楼，以谨慎地观察农时，建造舟船桥梁来帮助行人渡水。凡是厅堂屋宇、祠庙必须修缮的地方，没有不尽力做到的。百姓既然信服他的命令而安于他的治理，大概就是所谓贤能而有恒守的县尹吧！如果能由治理这一县推广到治理天下，长久坚持自己的道而不改变，就可以辅助完成圣人的教化了。《清江王君孝感诗序》没有什么比侍奉父母更容易的了，却也最值得畏惧；没有什么比侍奉神灵更严肃的了，却可以由此得到感应。侍奉父母时心怀敬畏，这就是侍奉神灵能够得到感应的根本吗？清江王君奉养父母，能够充分做到孝敬。迁居长沙那天，他的孝心更加深厚。父母曾经患病而且病势危重，王君以至诚向江东的神灵祈祷，父母的病便因此痊愈。于是他在住所旁建造庙宇，亲自主持祭祀，早晚奉祀，以报答神灵无穷的功德。他为父母所做的一切，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如今王君的母亲将近九十岁，仍像当年一样健康安宁。王君又有了儿子，可以承继他的家业，继承他的志向。神灵所给予王君的报答，难道还会有穷尽吗？唉！神灵显赫而又幽深，寂静无声却又明明昭著。神灵可敬可畏，不可测度。但对于王君的祈求，神灵的回应竟如此迅速，神灵果真是依托人而运行的吗？我知道善人会得到神灵保佑，不善之人却从未见神灵可以被欺骗。因此说：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达到极致，就能感通神明。人们想要得到侍奉神灵的福报，难道也应当竭尽侍奉父母的道理吗？《送南宁路总管宋侯之官诗序》边远郡县比中原遥远，王化所及之地重要而且多有险阻，所以得到合适的人才会治理好，得不到合适的人就会混乱，守令的人选总是很难确定。即使是辅助官吏，朝廷也都优厚他们的俸禄品秩来任用他们。并且每三年特意派遣尚书、御史属官会同巡行中书省，考察各大府上报的郡县缺额，汇总核对名数后加以选任。至正改元时，潭州别驾宋侯因宽厚、守信、廉洁、谨慎而受到当时知遇，被选授为广西南宁路总管。宽厚则众人得到安抚，守信则百姓信任，廉洁则不损害财物，谨慎则不怠慢政事。具备这四种德行来治理一郡，南宁的百姓大概可以得到治理吧？南宁本是唐代邕州，其土地同左右两江犬牙交错，南面控制交趾，邻近郡县的猺、獠出没无常。宋代因南汉升置建武军镇，设置节度；本朝恢复邕州，就在此地创置宣慰司，控制两江。后来逐渐迁往太平，又增置都元帅府。元贞初年才合并广西两江道，确定设置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治所在静江，并在邕州分设府署。天历年间改邕州为南宁，分府所管辖的两江州郡有几十个，各自接受节制。当地风俗剽悍，守长多由当地自行任命，每年赋税只是送入文书而已。朝廷也只是笼络羁縻，并不严格用法治理。唯独南宁的赋税征收和刑律治理，完全同中原一样，守令和将佐都由朝廷任命。然而近年来西南战事兴起，各郡没有一天不骚动，供给军需的费用比过去增加百倍。再加上贪婪暴虐相互助长，搜刮百姓没有止境，民力困乏，这个时候尤其严重。因此郡守的人选更加难以得到合适的人。《传》称管仲说过：“用礼节招致亲附之人，用德行怀柔远方之人。” 我看如今负责招抚怀柔的人，有的却与此不同。从前龚遂任渤海太守，盗贼和兵乱便平息；孟尝镇守合浦，离去后珍珠又回来了；没有别的原因，只是除去百姓的祸害，并设法给他们谋求利益罢了。海边的百姓，他们的感情难道唯独不同于中原人吗？他们同样喜欢生存、厌恶死亡，同样趋利避害；同样要奉养父母、养育妻子儿女，同样耕作、饮食。他们追求秉持常性的善良本心，见到善事就高兴，见到不善就厌恶，也没有不与中原人相同的。假如按照正道抚恤他们，那么离散的人会来归附，远方的人会前来，人人都愿意成为中原百姓的一员。不按照正道治理，即使是中原百姓，大概也很少有不相继成为乱民的。《尚书》说：“民心没有常定，只怀念恩惠。” 孔子说：“用政令引导他们，用刑罚整齐他们，百姓只求免于犯罪，却没有羞耻心；用德行引导他们，用礼制整齐他们，百姓既有羞耻心，又会归服。”德行和恩惠所产生的感召，难道只有中原百姓才如此吗？宋侯曾任岭南推官，刑罚没有滥用；又任浙西漕司，所属事务能够办成而不扰民；任潭州别驾时，对上没有失去声誉，对下没有失去民心。如今他担任郡守，职位已经尊贵，可以专断一郡政事，而他的吏治经验更加丰富，又总是用礼让来承接政务，用忠诚笃实来守持自己，这就是所谓即使在蛮貊之邦也能够实行的道理吧？汉代史书称颂贤能的二千石官员，日后如果有从郡中被召到朝廷的人，就请在这次出行中应验这句话吧。同郡人多作诗为他饯行，请若金为此作序。

译《送德巖乂上人求母序》德岩乂上人，是新喻钱氏的子弟。他幼年奉祖母之命剃发，跟随僧人到云山学习佛法。他的母亲叚氏却独自舍不得他，但最终还是勉强听从了他的姑母。从此他一直郁郁不乐。不久，他母亲和丈夫一同进入沔阳，便留在那里十多年，不肯回来。虽然她的丈夫和儿子屡次往来，以好话安慰她，请她同车回来，她始终不答应，还说：“一定要让乂一同来，才可以回去。”上人听说后，急忙向师父禀告，请求前去寻找母亲，师父不准。他当日便日夜忧愁悲戚，思念母亲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他同人谈话，常常像心中有所不足；一谈到母亲，便呜咽哭泣不止。今年春天得到母亲的消息，知道她病得很重，又请求前去，师父仍不答应，于是他又日夜思念，哭泣不止。他更加坚持斋戒，不接近酒肉。常常白天诵经、礼拜佛塔，直到整个夜晚也不懈怠，以此祈求母亲活下去。凡是能够用来寄托心意的事情，他没有不做到极致的。他发誓一定要前去寻求母亲并带她回来。我经过清江，在天宁寺遇到他，亲眼看到他的情状就是这样。我察知他的志向，其中确有值得深切怜悯之处。唉！人没有不爱父母的。圣人制定经书，把孝列在百行之首。即使释氏的书中，也有所谓《大报恩》七篇。近世佛徒多诵读这些书，却不依循其中的道理。看看上人的作为，也可以稍稍得到启发了。那些自己不能亲近自己的亲人，却又禁止别人亲近自己的亲人的人，他们究竟怀着什么心思呢？他的同学瑞中和上人都读孔氏的书，他们的心志都同儒者相合。于是瑞中尽力帮助他，说我这个学习孔氏之道的人，应当乐于称诵别人的孝行。因此我既作诗赠给他，又把这件事写在篇首，用来坚定他的志向。《送熊立义游学庐陵，然后北之京师序》。清江人熊立义将要游学京师，担心自己的学问还不充足，请求我给他一些益处，于是我作这篇文章告诫他说：“土地所产的东西，能够用于国家的很多；但它们不也是依靠人的力量才达到这种程度的吗？松柏并不是没有材料价值，只是如果不先加以培植，就不足以用作栋梁；南山的竹子并不是不直而且通达犀革，但如果不继之以括羽、镞砺等加工，就不能射入深处。培植它，使它长大；加工箭羽、磨利箭镞，使它锋利；即使想不使用它，人们难道会舍弃它吗？”立义将要收拾行装、卷起车轮，回到庐陵，寻求老师和朋友，讲习切磋旧日学问，更加培植根本，以树立自己的骨干；以仁义作为箭羽，以忠信作为箭镞和磨石，然后带着这些学问到京师，寻求机会试验自己的才用。这样，立义此行将会有所成就。然而他仍然怀疑南方偏远地区的儒生，不敢相信自己一定能够通达，又请求我加以勉励，于是我又作这篇文章勉励他说：“九州之中的荆地，距离中原确实很远。过去圣人制定土贡制度，从未舍弃各地风土所生的物产，何况士人有用于国家的才德呢？如今我和你本来都是荆地的士人；如果对世间没有用处，那也就罢了，假如确实有用，难道会因为距离遥远，就被圣人治理的土地所舍弃吗？你此行将要被看作充实的贡士了，前去吧，不要怀疑！”我写下这篇文章，作为送行序。《送刘伯原适武昌将之京师序》。京师本来就是舟车往来、文物荟萃之地，又逢时局清明，圣天子实行革新，群贤纷纷进用。天下的士人，假如不是怀有巢父、许由那样的隐逸志向，具有伯夷、叔齐那样的高洁操守，违背世俗而长期远游，谁不伸长脖子、昂首远望，希望亲自到那里一次，看看礼乐盛大的景象呢？有的人不能勇敢地实现自己的志愿，是他的才能不足以使自己显露出来吗？还是他的力量不足以使自己振作起来吗？才能足以显露、力量足以振作，却仍然不能前往，也许是因为他安于田宅的供养，沉溺于妻妾的奉侍，而所快乐的并不在于此吧？在有志之士看来，这样的人究竟怎么样呢？清江人刘伯原，大概就是所谓有志的士人。从前他横渡彭蠡湖，逆江汉而上，登临武昌、大别等山，寻访神禹治水的遗迹，探求文王教化南国的事迹，抒怀作诗，向北遥望天际，没有一次不慨然感叹，产生乘云远行的想法；只是徘徊未进，以等待时机。如今他既已遇到这个时机，四方游学京师的人也正接连不断地走在道路上。何况武昌相对于江西偏北，距离京师较近，而伯原又没有前面所说的那些忧患；这一次出行，莫非就是他勇于实现自己的志愿吗？经过燕台下面时，如果看见有人用千金购买骏马的骨头，请替我告诉他说：“千里马将要到了！” 《送纯上人序》。世上学习佛教而自我局限的人，害怕自己的师说被孔氏之道斥退，常常建立种种言辞来自我防卫，并且断绝同我们儒者的交往。我们这些人也因为他们的学说不合于孔氏之道而排斥他们，不与他们交往。于是两种道路彼此距离更加遥远了。那些不怕被排斥而同我们交往，听到我们的言论便欣喜并加以修习的人，这种人也就是孔氏的门徒了。他们穿佛教的服装，居住佛教的寺院，沿用佛教的姓氏，或许也只是借此寄托自己，以混淆自己的行迹吧？清江兴化寺的僧人德中，读书而能写文章，每天在自己的居所用孔氏之言教授学生。郡中贤能的士大夫多同他交往。如今他的志向急切得仿佛总有不足，将要游历四方，寻访名人和大官，向他们请教，以拓展自己的高明见识，扩大自己尚未宏大的学业。难道他就是我所说的孔氏门徒，只是借佛教的身份来混淆行迹的人吗？他为什么这样乐于听取我们的言论，又这样急于求学呢？孔氏的言论，道理高远，却不是虚空无物，使人无法接近；道理浅近，却又不是土块，不至于任人践踏。用它来考察自身，推及六合，通达万世，只是人们被蒙蔽并自我划限罢了；寻求它，并不遥远，践行它，就能达到。说我们佛教徒可以不凭借孔氏之道的，是自我欺骗；说我们的道广大，而孔氏之道狭小的，是欺骗人。自我欺骗便不明白道理，欺骗人便不诚实；既不明白又不诚实，道从哪里实行呢？而德中处处同这些相反，既然如此，谁不乐意同他交往呢？我看他前去，譬如海水，空阔而无所不容；看他回来，譬如泰山、华山，高峻而不可比肩。我听说闽越有许多学习佛法的弟子，德中此行若能见到他们，对于那些有所局限而自我防卫的人，便可以为他们破除障碍。

译《赠魏仲章论诗序》。如果对自己已经具备的能力还不满足，却一定要前往通都大邑、文物荟萃之地，寻求名人来私下学习，这就是善于求学了。假如确实能这样做，就已经进入道了，何况文章辞藻呢？诗的道理，根本在人的性情，止于礼义。古人并不是全都经过学习才会作诗，《诗经》三百篇即使有曹国、郐国这样小国的诗歌，圣人也把它们取录下来，难道一定要到通都大邑去寻求吗？然而我听说古代风俗淳厚未失，人们懂得礼义，人的性情大体没有太大差别，所以言辞本来就相近。因此，即使是道路上的歌唱、乡里的吟咏，在今天的学士大夫中尚且有人不能通晓其中的语言，难道可以不学习吗？学习了却不向更高明的人求教，可以吗？新淦人魏仲章，正值年少，资质秀美，学习敏捷而好问，对于作诗尤其专心。他的诗意清新超逸，语言俊秀华美，读者都说同他的风采相称。他的老师陈道之曾为他的诗集作序并称许他。京师各位名公之间，我虽然来不及深入了解他的所得，但私下观察同他交往的诸位，也可以知道他的成就了。如今他的志向仿佛仍不自满，将要北游，观摩朝廷中各位作者的作品，希望有所进步，这正是我所说的善于学习的人。然而他还殷切地向我求取一句话来发挥大意，只是我哪里足以懂得诗呢？我曾远游，见到过几位以文章名闻天下的前辈：邹地的范先生，蜀郡的虞公，浚仪的马中丞。他们的创作机轴各不相同，但全都是杰出得无人能够赶上的人物。如今他们有的先后去世，有的退隐山林养老。现在在朝廷任职的，有翰林揭先生；欧阳公学问深厚、文章典雅有法，是学者共同尊崇的对象。继他们而来的有王君师鲁、陈君仲众、贺君伯更、张君仲举，都声名显著而一时有誉；任职省台以及在外地做官的，也还有不少。他们学问所达到的境界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都抛弃了金人粗犷刚厉的气质，一举改变宋末衰败鄙陋的风习，努力追踪古代作品，以歌颂太平盛世的盛大。你此行见到他们并向他们请教，一定会有人告诉你些什么；我哪里足以懂得诗呢？孟子说：‘一乡的善士，就同一乡的善士交友；一国的善士，就同一国的善士交友；天下的善士，就同天下的善士交友。以同天下的士人交友为不足，于是又上溯评论古代的人。’仲章大概也要上溯评论古代的人吧？将来从岭南回来，到京城来找我，我将拭目以待，看看你的新作。《送习文质赴辟富州吏序》。国家聚集人才，扩大文治；然而科举所录取的士人有固定的名额。太平日久，士人更加奋发，参加科举求仕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江西每年参加考试的将近数千人，而能够参加礼部贡试的，南方人才只有二十二人，因此不可能没有被遗漏的人才。朝廷也常常根据他们才能大小所能胜任的职位来录用，使各人都适合自己的用途。国初制定法令，儒生愿意到郡县任吏的，给予优厚待遇；而不屑于这样做的人也曾有过。到了近年，侥幸求进的人多了，正当的仕进道路日益堵塞，执掌法令的人担心这会妨碍政务，于是关闭这条门路并坚决拒绝，以求杜绝泛滥；而儒生也因此一同陷入困境。凡是有志于求取俸禄、出仕做官的子弟，如果不是凭借世袭门第的资助，若不从刀笔吏起身，就不能通达。唉，这难道也是时势使然吗？有见识的人知道，吏治不能不依靠儒者，只是要看名声和实际是否相称罢了。新淦人习文质将以儒术修饰富州的吏治，向我询问言语；我姑且借此说明文质还要怎样，才能不辜负国家任用儒者的实际用意。富州是上州，距离大府不到数舍，又是大臣巡视监临、风纪司纠察的地方。施行一项政令办得好，上级一定会先知道；施行一项政令办得不好，上级也一定会先知道，官员的黜免升降就取决于此。在这里做官，难道可以不谨慎吗？然而文质是以儒者的名声出道的，任用真正的儒者，天下没有不可战胜的事情，何况治理一个州呢？从前孔子对子夏说：‘你要做君子儒。’文质对于儒者之道，大概将要成为君子儒吧？不要让那些通过其他途径做官的人借此作为口实；如果这样，哪里只关系一个州呢？即使大府实行了，又哪里只关系一个府呢？上下各级都实行起来了。医学讨论世事的历史已经很久了。《曲礼》说：‘不是三代行医的人，不服用他的药。’所以疾病是人们所慎重对待的事情。患病一定要寻求世代行医的人，是因为他们的专业专一，施治又熟练。专业专一，所以辨察证候一定明白；施治熟练，所以取得疗效一定迅速。新近学习医学的人，假如不是具有博学、善辨、明敏资质的儒者，又得到名医作为老师，那么对于轩辕、岐伯以来医家的书，连句读都不能读懂，何况希望深入通晓其中的道理并用于治疗呢？医生的明智或昏暗，关系到病人的生死，能不慎重吗？新淦人李宜卿，是以儒者身份而世代行医的人。因为是儒者，所以明白医理；因为世代行医，所以熟悉诊治。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任医官，四方的大夫、士人多恭敬礼遇他们。到宜卿继承并守护先人的事业，更加充实自己的学问，却不求在当时取得名声。近年有从京师来的人，凭太医署的檄文授予宜卿医学官，宜卿谢绝不接受，说：‘我本来只是隐身市井行医，用来实行自己的志向罢了，何必求取名声呢？’平日里储备优良药材，远近有病的人，无论贫富贵贱，只要有人登门求治，他就立即应诊，从不选择，而且不把钱财利益全部算在病人头上。他家有一座堂，名叫‘诚求’，从这个名字所取的意义以及他的存心，就可以知道了。孔子说：‘君子安于自己所处的地位去做事，不羡求本分之外的东西。’ 谈论医学、考察世情的传统由来已久。《曲礼》说：“医生如果不是连续三代从医的人，不要服用他的药。”所以，疾病是人们应当慎重对待的事情。患病而一定要寻求世代行医的人，是因为他们的医业专门，施治又熟练。医业专门，观察病证就一定明晰；施治熟练，取得疗效就一定迅速。新近学习医学的人，假如不是具有广博、善于辨析而且明敏资质的儒者，又能得到名医而拜他为师，那么对于轩辕、岐伯以来医家的著作，读起来尚且不能正确断句，更何况希望深入理解其中的道理，并把它运用于治疗呢？医生的明智或昏暗，关系到病人的生死，难道可以不慎重吗？新淦人李宜卿，是以儒学为本而世代行医的人。因为通晓儒学，所以明白医理；因为世代行医，所以熟悉治疗。李宜卿的祖父和父亲都曾担任医官，四方的士大夫大多恭敬礼待他们。到了李宜卿继承并守护祖先的事业，他更加充实自己的学问，却不求在当时获得声名。前些年，有人从京师来，奉太医院的檄文授予李宜卿医学官的职位，李宜卿辞谢而不接受，说：“我本来只是隐身于市井医生之中，以实行自己的志向罢了，哪里需要凭借名位呢？”平日里，他储备着优良的药材，远近有患病的人，无论贫富贵贱，只要有人来叩门，他就立即应诊，从不挑选，而且也不把利益全部计较在自己身上。他家中有一座堂，名叫“诚求”，从这个名称所取的意义以及他存心行事的态度，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了。孔子说：“君子安于自己所处的地位来行事，不希望得到本分之外的东西。” 宜卿守护世代的事业来实现自己的志向，难道不是安于自己的本位吗？他辞谢太医署檄文所授的名位而不接受，难道不是不羡求本分之外的东西吗？这样的人也可以称作君子了。传记中所称的韩伯休、宋清，难道不就是这类人吗？

译《邹云章利市卷子后序》。有些技艺彼此悬殊，却又相互凭借而得以流传，装潢就是这样。六经、诸史、百家之文，是圣贤君子用来承载道理、记述事情并流传后世而不朽的东西。但如果篇章卷帙不完整，签轴没有配备，年代久了便损坏散乱，将无法整理，又怎么能够流传呢？所以凡是图书以及当今人的文章辞作，想要保存久远、流传长久，都必须依靠装潢的功夫。这种技艺虽小，怎么可以轻视呢？新淦有邹氏一家，专门从事这一行业已经有好几代了。名叫‘云章’的人，一天整理这部书卷来请我，说：‘我们祖先本来就是芗地诗书人家的后代；以这门技艺成名，是从我的曾祖开始的。曾祖经营此业，祖父也经营此业，到父亲经营时更加精巧，而且常同当时有名的士大夫交往。每逢大比之年，我乡参加科场竞争的人，凡是到我家制作试卷的，一定中举，一定在春官那里题名，所以号称“利市卷子”。当时士绅所赠的题词和文字，直到今天还留有手泽的气息。我继承并修明祖父、父亲的志向，不敢改变。先生若能赐下一句话来宣扬它，那就幸甚了。’唉，邹家的技艺真奇异啊！我本来就取它有益于文章之处，难道它又能像这样有利于士人的进取吗？士人应当争相趋赴它。然而我对此还有感慨。所谓‘利市’，是个比喻，如同贩卖器物，希望它一定卖出去并获得厚利。所以说‘临近市场，获利三倍’。士人想要侍奉君主，难道可以采用谋求市场厚利的道路吗？古人依据乡里三种德行来选取士人，本来是看重他们的贤能。况且圣人难道不想出仕吗？从前子贡问孔子：‘这里有一块美玉，是把它藏在匣中，还是求一个善于估价的人把它卖掉呢？’孔子说：‘卖掉它吧，卖掉它吧！我是在等待善于估价的人。’以求取市场利益为道路，难道竟然可以成为圣人孜孜追求的事情吗？因此，像在市场高处垄断行情、谋取暴利的人，君子是鄙视他的。我并不是吝惜邹氏世代经营这项事业所获得的利益，只是替文士对这个名称可能产生的嫌疑担忧罢了。如果他凭一门技艺在世上成名，又使经史百家之文都凭借装潢而得以流传，这当然是慎重选择了自己的技艺；这样的利益也就深远了。《送道士李环间序》。清江有许多名山，其中最神奇秀美而高大的，叫作阁皂山、玉笥山，是仙人居住的地方。玉笥山以西几十里有一座山叫所峯山，相传南昌尉梅子真曾经隐居在山上，石室又因此称为石室山。山能够兴起云雨来滋润当地土地，有关官府每年都前往祭祀，遇到百姓遭受水旱灾害，必定向山祈祷。既有仙人的遗迹，又能兴云降雨，因此祭祀祈祷它的山灵。灵秀之气的发露，本来难道也会聚集到人的身上吗？西峯观有位李尊师，名叫环间，是我朋友平江文学尚宾兄长的儿子。他清心自守，努力学习，专攻诗文辞章，将要游历京师，观览舟车往来、人物荟萃之地，希望遇到名人和真仙，阐发道术的精妙，扩大道教的声望。他的志向大概是不愿漂泊沉沦在山中，只局限于旧日听闻罢了。我认识李氏家族的叔伯兄弟，他们文雅而博大，多数出仕后施行的都是儒者的政事；环间承受文儒的风气，居住在灵秀之地，又努力学习、专攻辞章，不局限于旧日见闻；如果他能出山进于大道，一定会使他的山名声显著。人的杰出本来就同土地的灵秀相互发扬吗？从前尊师的先世，周代柱下史老子曾经写下五千言的《道德经》；后世有人采用它来治理国家，尊师出行，难道也没有想要用道术服务世间的意思吗？将来回来后，如果更加得到家学的传承，我将到他那里请教礼法。《送张闻友游湘中序》。士人游历，一定要前往通州大邑，难道只是为了尽情观览山水的胜景，争逐声誉和利益吗？观览山川形胜、人物丰富之处，可以激发自己的气概，增长自己的见闻，必定会在道上有所进步。荆楚之地，土地广大而物产繁盛；衡山是群山的镇山，各山以它为宗；洞庭湖汇聚众水，众水在这里蓄积。那里有屈原、宋玉、贾谊一类的人物，后世百代都仰慕他们的风范。游观这些地方的人，在求学问道时应当懂得自己所处的境界，回来后文章辞气多有忠义之气，施用于世间，想来将会一日也不忘记君主。清江人张闻友好学而志向远大，将要游历湘楚之间，因为我曾经到过那里，便来向我询问路径，请求我赠言。人的志向彼此是否相同，无法知道；而游览观赏所产生的感受，也会随着遭遇而变化。从前我经过熊绎的封地，登上定王台，访问太傅庙，古今之事交错呈现在眼前，忧愁和欢乐聚集在心中。向南望去，苍梧、九疑山云气缭绕，虞舜巡狩的遗迹纷纷萦结在我的思绪中。向北远眺，大江滔滔流淌，大禹平治水土的功绩悠然兴起在我的胸怀。向左看炎帝陵墓，便想到他教人制作耒耜；向右看三苗山，便仰慕舜帝以干羽舞感化三苗。于是我顺着沅水、湘水漂流，寻求骚人的事迹；沿着江水、汉水而行，询问文王教化南国的遗风；经过黄河、泰山，承接邹鲁之地的风尚；然后向北到京师，观览那里的文物荟萃之盛，又向南到越裳，以穷尽行程的遥远。凡是我的气概因此得到发扬、见闻因此得到增长，并且在道上稍有进步，都是游历的帮助。闻友这次出行，他所遇到的感受，会有同我相似的吗？他将观览衡山、洞庭以及屈原、贾谊一流人物的遗迹，并使自己的学问和文章有所增益吗？将来施用于世，也会不忘记君主吗？我写下这篇文章作为赠别远行的序。《傅与砺文集》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