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傅与砺文集卷四元傅若金撰序

译纪史奇迹序 伏羲创制文字契刻，文献典籍由此产生；孔子删定史籍，《春秋》由此出现。典籍尚未完备时，除了圣人还有谁能够创制呢？典籍已经繁多时，除了圣人还有谁能够删削呢？圣人，是万世人文的表率。后世有所著述，难道是想同圣人争高下吗？也只是选取有益于世道的内容罢了。史书记事，左丘明以前的暂且不论；从秦、汉直到宋代，简册所记载的也已经繁多了。阅读者担心人不能用日月穷尽它，于是便有人搜罗剔选，从繁多的史事中提出纲要，从浩繁的材料中撮取精要，在千百条中保存十分之一。这类著作各家不一，但都以有益于世为目的。如果违背这一点，君子便不会取用。侍御史魏郡宋公，文雅而博大通达，充分适合当世的实际需要，曾经摘取司马迁、班固以来各史中的帝纪、世家、列传、儒林、隐逸、孝友、方士、奸佞、宦寺、外戚、后妃、烈女等事迹，把其中明显可以流传后世的汇集成书，共十五卷，命名为《纪史奇迹》，并亲自作序，准备流传于世。唉，他真是勤勉啊！古今史书所记载的事情，大的堆积如山海，小的汇流如江河，仍不足以比拟其无穷。即使号称嗜好古学、博闻广见的士人，早晚穷读这些史书，尚且没有时间全部通晓，更何况亲自撰成一部书来流传呢？这实在很少见。世上那些身居高位、享受厚禄的人，如果能够勉强塞责，已经算是幸运了，哪里还有力量顾及这种事情呢？像宋公这样的人，远远胜过一般人。我听说，以古人为镜，可以鉴察兴衰；孔子说三个人同行，其中一定有可以作为我的老师的人，善的就跟从，不善的就改正罢了。这部书，是鉴察兴衰的镜子、辨别善恶的老师吗？如果阅读它的人能够从中有所选择，那么所谓有益于世的作用，或许就确实存在了。送李思齐诗序 皇帝即位初年，郯王的使者来到京师，于是召见他王府中的说书李思齐。李思齐的朋友王垕通过清江人范谨把这件事告诉傅若金说：“陕地奉元人李思齐，任郯王府说书，郯王召他将要前往。凡是同舍及曾经与他交游、能写文章的人，都作诗来表达离别之情，总共像千篇汇成一卷，请您为它作序。”又说：“郯王是皇帝的至亲，接受重托，领兵镇守北部边疆。北方各诸侯王来朝见以及进贡的人，一定要接见他。郯王根据他们是否应当行动而决定他们的进退，至于应当供给的路费、饮食和赏赐等事项，全都交给郯王的属官办理，这就是所谓磐石般的宗室。郯王府设置说书四人，其中一人就是思齐。”又说：“郯王非常贤明，也非常爱惜思齐。前年郯王来京朝见，回去时准备带思齐同行，但没有成功。如今既然又来召思齐，他终究可以得到郯王的任用，请您为此作序。”说书这一职务，古代从未听说有这种制度。唐代诸王府有侍读，宋代只称为赞读之职，都是设置官员，隶属于王府。如今诸王府的说书并不是官职，大都负责陪侍诸王出游居处，每天诵读古代圣贤的教诲和祖宗的成法，讲说礼乐，规劝讽谏道义，陈述古今兴衰的原因以及忠邪得失的事迹，朝夕陪在诸王身边；这个职务实在十分重要。思齐担任这个职务，难道还不重要吗？从前邹阳、枚乘一类人跟随汉代诸王交游，都能够竭尽讽谏的忠诚，发扬匡正辅佐的道理。如今郯王受皇帝重托，是磐石般的宗室，而且贤明，又非常爱惜思齐；希望你们这些人率领同伴，早晚尽心侍奉郯王，使他永远保全大功，从而忠于天子，才可以获得无穷的禄位。你们这些人长久承受郯王的美德和恩惠，也很有好处啊！所作诗歌，古体诗若干首，近体诗若干首。思齐字某，垕字子载，谨字诚之，都是若金的乡里人。《送卫无极序》天下各种官员，都是用来治理天子百姓的。只有郡县官与百姓关系亲近，施惠给百姓也容易。县官比郡官更接近百姓。县里有主簿和县丞，县令是长官，能够推行自己的意志。既然更加接近百姓，又能够推行自己的意志，如果由贤能的人担任，百姓就能受到他的恩惠。古代晋国的卫君柔，是一位光明磊落、明达伟岸的人。他做官廉洁谨慎、公平正直，能够无愧于先世。此前他由昌邑主簿升任乐安府尹，百姓已经受到他的恩惠了。如今再次授予他无极县令之职，他将前往无极，那里百姓又将受到他的恩惠吗？听说他在乐安时，治理政事有如某位古人吗？他查察奸弊如同神明，向上使长官不能扰乱，向下使百姓不能欺骗，强暴之人不敢作恶。上级官员知道他的才能，已经多次推荐他了。如今无极距离京师并不太远，他的治理方法大概不会改变吧？他先前正因为这些而声名日益显著、经验日益丰富，并且一定会再次不断得到推荐。他入朝大概就是早晚的事了。这样说来，无极的百姓难道又不能长久受到他的恩惠了吗？君子的道理，只在于得到什么任用罢了。在县邑任职，就施惠于一县；在郡任职，就施惠于一郡；在朝廷任职，就施惠于天下。您前往无极吧，以后一定会被朝廷任用，那时天下百姓将一起受到您的恩惠吗？

译《送傅子通赴山北书吏序》国家兴办科举以后，进士落第的人仍然可以同各职官以及各郡应当每年进贡的人交错补任为宪府属官。这里面凡是能够卓然自立、发表议论和建言特别出色的，大多是科举录取的人。这样看来，儒者确实有益于任用吗？科举废止以后，太学生传亨子通以元统三年乡贡进士的身份，受到御史推荐，出任山北的属官。他将要出发时，因为我与他志同道合、同习学业，又同姓如兄弟，便来向我告别，请求我赠言。有人说：“进士而做属吏，是落第的人。子通是进士，并非落第，本来应当还有可期待之处。即使科举没有恢复，参加太学考试，也应当获得七品官。子通却自己降低身份去做属吏吗？”这是不了解情况的说法。读书人只看自己的行为怎样，任职大小并不计较。况且宪司是天子观察和听闻天下的机构，是各部门接受裁正的地方。百姓在上级那里有疾苦，一定要到这里求得医治。属吏虽然地位低下，进入其中便能同长官讨论可否，谈论上下古今的道理，并提出应当实行的事情；出去则辅助执行郡县对百官的考察和治理，记录他们的功过优劣。对于官员的行为加以黜陟，像雷霆打击、电光照察一样，所到之处都令人震慑。说出一句善言而有益，百姓便感念他的恩德，有关部门也会报告上去；说出一句不善的话，有关部门也不敢指责，而百姓的祸福就系于此了。因此，若由贤能的人担任此职，就能彰明善行、憎恶恶行，除去弊害、兴办有利之事，充分施展自己的志向；若由不肖之人担任，就会借此扩张自己的威势和恩惠，假公济私；即使不因钱财而枉法断狱，也一定会罗织苛细文法以求取声誉，残忍而不顾后果。所以在位者一定要多是贤能之人，然后才能得到贤能者来任用，使他们的志向得以施行。然而宪府本来就有很多贤能之人。如今子通以进士身份先在属吏职位上试用，能够施展志向，却没有凭借权势作威作福的条件；只应当早晚兢兢业业，磨砺操守，树立风纪，以实际行动表现出来，使人说：“儒者确实有益于任用。”又说：“子通确实是儒者，确实贤能，确实应当在宪府得到任用，并得以施展志向；宪府也确实多有贤能之人，能够得到贤者任用，使他们的志向得以施行。”唉，子通，你去吧！不要轻视我的话啊，不要辜负进士的身份啊！我看你被举用的日子已经不远了。《送南雄教授刘务恭序》天下使用同一种文字，直到海边的郡县，凡是设置官吏来治理的地方，都设立学校、聘请老师来教化。岭南以南的三大府中，土地优美而又接近中原的，没有比广东更好的；广东土地优美而又接近中原的地方，没有比南雄更好的。接受北方王化较早的地方，本来就应当先行教化。那里人口应当众多而且富裕，也容易施行教化。既然地近中原、接受王化早，又人口多而富裕，容易施教，难道可以一下子改变风俗而成为鲁国那样的地方吗？由此就可以达到至道了。新喻人刘君务恭，任广西儒学正，任期届满，被任命为南雄教授。南雄距离我们江右，不过越过一座山岭。我们江右本来就是人物繁盛的郡，大概正是所谓能够改变风俗、达到至道的地方，而刘君本来就是我们江右的士人。我听说南雄太守杨侯贤能而爱护百姓，把礼义放在刑政之前。刘君到任后，应当教导百姓孝敬父母、敬爱兄长、忠诚守信，以接受杨侯的教化；使他们懂得：对于有学问有德行的人要尊敬，对于亲近的人要仁爱，对于年长者要敬重，对于年幼者要慈爱。早起晚睡，靠耕种来养活自己，准备棺椁送葬父母，用笾、豆、簠、簋承办祭祀，用木材建造房屋，用丝麻制作衣服，用金属制作罍爵，用铁制作农具，而都不要把这些东西用来制造兵器。奸邪盗贼不再发生，礼乐由此兴盛，使人都说：我们江右果然是文物之郡，南雄果然是接近我们江右、容易教化的文物之郡，刘君果然是我们江右的士人而且善于教化吗？您与我同郡，我担任广州文学官，又与您志同道合，那么对于教化百姓这件事，我将与您共同勉励。《赠儒医严存性序》儒者通晓六经的义理，明白万物的原理；对于诸子百家的学说，不研究便罢了，一旦研究，就一定要探究它的根本源流，寻求其中深奥的道理，穷尽它的变化，不同于普通人就此停止。医家自炎帝、黄帝以来，直到秦汉时期，岐伯、榆柎、仓公、扁鹊这一类人，凡是以医术闻名于世的，他们的医书包罗天地的变化，概括阴阳的运行，总括人与万物的生命；凡四时、昼夜、风雨、寒暑、晦明、消长的变化，以及百姓生活中的喜怒、忧乐，还有日夜起居劳作、饮食休息、屈伸、吐纳和全身百骸、九窍的活动，没有不详细记载的。他们的医术能够针刺人的血脉，清理人的五脏，使用药物和砭石来攻治疾病，用五谷滋味来养护生命。像这样，难道是容易谈论的吗？世上诵读医书、寻求医术的人，如果不是通晓六经义理、明白万物原理并能认识其中道理的人，也很少能够做到。因而良医虽然不一定都是儒者，但儒者来做医生，我知道一定会成为良医。同乡严存性，年少而努力学习，广泛涉猎经史，也旁及医药和百家之说，正准备凭儒术考取进士，以此服务于世，但科举却废止了。于是他更加研读医家的书籍，求得穷尽医术，以便游历四方、施展自己的志向。元统年间，他曾凭借自己的学问和品行在京师士大夫之间交游。不幸家中有变故而归乡，志向不能充分实现。然而往年我留在京师时，听京师人多称赞他；今年我回到乡里，又听乡里人多感念他的恩德。等到同他交谈，他能够出入百家之学，以六经加以验证，这才知道存性果然是以儒者身份行医的人。他行医确实不同于普通人。如今听说他又将出游，请允许我赠送一句话为他送别。医术接近儒道，因为都是治理人的方法，所以善于行医的人可以治理国家。如今我们的百姓疾病和困苦都很严重，而有关官府治理他们却不遵循正道；存性游历四方，凡有人请教，就把正道完全告诉他们，我们的百姓大概或许可以得到医治吧？由此如果存性的医术大为施行，我的道也就实行了。

译《旌孝图集序》侍奉父母而以孝闻名，本来不足以称名；侍奉父母时遭遇变故，而仍以孝闻名，难道名声还不能流传后世而不朽吗？如果使他的名声在后世不朽，大概也要依靠文章吧！岳阳百姓张琦，两岁时母亲死于战乱，长大后寻找母亲三十年而不知疲倦，风雨中往返，早晚呼号，鬼神为之忧愁，行路的人也为之哭泣，最终竟使母亲归来，让父母二人终老于自己的家中。家里虽然贫困，他仍努力劳作供养父母；晚年父母手臂患病，儿子便替父亲戴帽系带，妻子替婆婆梳头洗涤，凡是顺从承奉父母的事，只依照他们的心意。父母去世后，他安葬并祭祀，感情超过礼制，远近之人无不称赞他的孝行。此事传到朝廷，朝廷命有关部门在他家门上表彰，并免除他家的赋役，又命史官详细彰显此事，以告示后世。从京师到四方的能文之士听到这件事，都争相作赞颂，积累诗歌古文共若干卷。岳阳的文人和好事者乐于看到此事有助于风俗教化，便共同汇编成集，又编排成十二幅图，每幅图都以事情为首，以补足文章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另编为一册，请我总述大意，将它们一并流传。唉！张琦将要终于成就孝子的永恒名声了吗？侍奉父母是人的常情，又到哪里去求取名声呢？世上一定有不善于侍奉父母的人，然后孝子的名声才开始显现。圣人和君子忧虑人道日益败坏，总是赞美当世善于侍奉父母的人，以此劝导那些不善于侍奉父母的人。何况张琦所遭遇的是非同寻常的变故呢？况且如今世上号称学士大夫的人，还有人不能不对父母感到惭愧，而张琦出身民间，从未受过学问训练，却能建立这样的德行，他的名声不朽本来就是应该的。后世观看这些图、诵读这些事迹的人，难道能没有由此类推而产生的感想吗？张琦字国宝，他所行善事大概很多，孝行只是其中最盛大的一项罢了。《南征稿序》元统三年，皇帝下诏派吏部尚书铁柱、礼部郎中智熙善出使安南，并以若金为辅行。这年秋七月，辞别京师。第二年夏天，返回到宫阙之下，往返一万六千多里。沿途所经过的山川、城郭、宫室、荒墟、坟墓、草木、禽虫等万物的形状，风雨寒暑、昼夜明暗的气候，古今的变化、上下的情势，风土人物的差异，凡是触动于心、郁积于情、发之于声音而写成诗歌的，积累了一百多篇。内弟孙宗玉看见后便记录下来，他的意思似乎是担心这些诗零散失传，想使它们长久保存。唉！古代的《皇华》写使臣出行，《杕杜》写慰劳归来的使者，《采薇》歌咏戍卒的艰苦，《黍离》哀悼周王室旧都的衰败，这些都是从真实情感中产生，因而写成诗的。今人的感情，难道和古人不同吗？我只是不能抑制自己的感情，把它表达在文辞中罢了，哪里能够保证它一定保存长久呢？自古以来的诗歌，零散失传的也很多，何况是后世人所作的呢？我只是对行旅足迹的遥远有所感慨，又怜惜宗玉用心的勤恳，于是作序保存它。《孟天伟文稿序》文章随着时代兴衰，道也系于其中。谈论文章的人，都说它主要在于气。我则认为还要有志向，不能只说气。射箭如果不以射中靶心为志，就不能命中；驾车如果不以控制缰绳为志，就不能到达车辙；木匠制造车轮车舆，画圆不以圆规为准，画方不以矩为准，求平直不以准绳为准，就不能制成器物。写文章却不以古代作者为志向而能够合乎道，实在很少。所以志向是主导，气是用来充实它的，这是达到成功的道路。河东孟天伟好学而有才识，曾被乡里贡举，参加春官考试落第，于是被征召为宪司属官，历任御史府、刑部、枢密院，任用还没有停止。他闲暇时就读书作文，从不废止；凡是志、记、序、述、铭、赞、赋、颂等作品，各自都尽力符合其体裁，急切地追求古代作者的法度，只怕不合。大概是能够把自己的志向放在首位，再用气来充实它。南北的风气不同，文章也如此。南方作者的文章婉转细密而不枯槁，缺点是柔靡；北方文章简洁凝重而不浮泛，缺点是鄙俚。孟君兼取南北之长，努力纠正它们的缺点，他能够合乎古代的法度，不也是理所当然吗？然而孟君正当壮年，在学问上不断进步，就像登山的人，脚步越向前，所处的位置越高。我将南归，正要同您告别。过几年我再次来到这里时，希望已经看到您登上最高峰了。《朱敬立文稿序》读书人的学习，难道不就像农夫耕作吗？善于耕作的人，不因为一年没有收成就丢弃锄耰；善于学习的人，不因为一时没有得到信任就改换所学。农夫丢弃锄耰，就不能靠耕作谋生；读书人改换所学，就不能称为学习。能够不丢弃、不改换，是知道自己应当坚守什么吧？国家兴办科举以来，天下读书人凭借通晓经书参加选举，每年多达千万人。等到科举废止，世上拿着笔谋求仕进的人，竟然还不如武夫、庸俗的官吏以及奴仆之类。于是四方读书人逐渐荒废学业，能够不厌弃经学而改换所学的，还有几个人呢？我的同郡人朱君敬立，早年通晓经书，学习应举文章，多次参加乡试而没有成功，但同辈大多推重他。我曾得到他所写的一篇程文，读后觉得学问优长、文辞丰富，义理显著而感情通达。科举将要废止，他却仍然努力学习写文章而不停；拿他同农夫相比，正是所谓善于耕作的人吧？他所坚守的志向由此可知。从前有人掌握不用麻木手的药方，只因这是一种微末技能而轻视它，但尚且有时能被国家任用，何况以通晓经书来学习道术的人呢？孔子说：“耕作，其中也有饥饿；学习，其中也有禄位。”我每天都对敬立寄予希望。《邓林樵唱序》自从《离骚》《雅》体衰落以后，古诗的声音相距遥远了。汉、魏、晋、唐盛盛时期的诗歌，大概还接近古音吧？时代不同，风声气习每天都随着流俗变化，逐渐衰落到今天，要寻求接近古音的诗，岂不是更加困难吗？庐陵人邓或之曾经采诗到岳阳，得到临湘人邓舜裳所作的诗集，名叫《邓林樵唱》，带到长沙给我看。古体诗幽静淡泊而深远，有自得的趣味；近体诗也都清新流畅，值得诵读，尤其不同于流俗。这大概是接近古代诗音的作品吧？我听说湘江岸边是楚国流放大臣屈子游历过的地方，受到他的文辞影响，这里的山顶水边居民，一定有人得到他的遗音。然而屈子的辞赋多是悲愤忧郁的声音，而邓舜裳所说的樵唱，却不像这样。唉，我明白了！太平时代的声音安定而快乐，亡国时代的声音悲哀而多思。《邓林樵唱》莫非是安乐时代的声音吗？因此我庆幸舜裳生逢太平时代，又悲叹屈子没有遇到这样的时代。

译《欧阳斯立诗序》诗本来是把性情形成文辞的东西。古代圣人用它来成就政治教化。我曾经遗憾如今的诗不再像古诗了。但今人的性情难道不同吗？从前孟子回答齐宣王说：“今天的音乐同古代的音乐一样，只是要看它所依据的根本罢了。”我认为今天的诗也同古代的诗一样。因此，善于谈论诗的人，不只是看它的文辞，还要看它所依据的根本。根本正确，即使文辞有时不够工巧，也不妨碍它具有教化作用；根本失去正道，文辞即使工巧，又有什么用呢？古代酃县人欧阳斯立，早年就以善于作诗受到名公称誉。过去我经过酃县时，见过他所作的诗，那时我还不能懂得诗，所以不足以辨识。如今相隔十多年再次经过那里，先前所见的诗大多已经散失，他的门生故友手抄口诵，只有十分之二三还保存着，但其中的言论都以民间常理为根本，切合时政，从来不是无所作为地写作。由此我才知道斯立的作品并不只是讲究辞藻。晚年积累功力，造诣深厚，气格更加苍老，应当比过去更好。我又怎能知道古诗不在今天呢？斯立既已重新整理旧稿，嘱托我为卷首作序。于是拿出我过去所作的唱和诗几十篇给他看，使我心惊脸红，想亲自毁掉它们却已经来不及了。不知后人看待今天的诗，心惊脸红又会怎样呢？这也是本于性情而写下的序。《玄机子序》百家术数的传承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想使人知道死生富贵的意义、吉凶祸福的道理以及进退存亡的关键。君子取用它来守持道义、安于命运，难道对世人没有补益吗？于是作《玄机子序》。《玄机子》作者是新喻人，姓张，聪慧敏捷而且博学。他和父亲凭借自己的本领，在衡、湘之间以推算术游历。他的方法以三十二星为基础，以二气为根本，用五行使之变化，以七曜推衍，以四余交错。根据人的出生年月日时的干支和出生日的数目，遇到所得到的某星而出生，数出若干，再四重相乘，以一、八布列，用来观察所得星曜的位置；把万、千、百、十、分、厘逐层累积，便形成出身荣贵的结果。星有吉凶，数有赏罚。得到赏的就增加，使它变多；受到罚的就减少，使它变少。多的便尊贵富足，少的便卑贱贫穷。死生祸福，全都可以从这里占断。这种术数世上很少有人能够掌握，相传源自汉代东方朔的学问，但来源久远，最终无法考证。然而它的法则颇为简易，而且善于取证。它说阴阳相争、潜伏的关键，阳多而取胜就得到赏，阴多而取胜就受到罚。阳就是君子，是善；阴就是小人，是恶。善有赏、恶有罚，善者吉、恶者凶。其中所包含的意义本来很大，却寄托在细小的术数上。史书说东方生广泛阅览诸子百家的言论，而《列传》却记载他的狡猾。难道这种术数确实出自东方朔吗？为什么两者如此不同呢！《临湘蔡氏所传洞玄法书宗派图序》。道可以从形迹上求得吗？回答说：不可以。道没有形体，形体只是道寄托的所在。法可以用语言传授吗？回答说：不可以。法没有语言，语言只是对法的比喻。古代的真人，在无形之中契合道，在忘言之中悟得法。凡是显赫地表现在外面的，不正是内心寂静安定的结果吗？临湘蔡君栖云，喜欢读书并爱好道术，曾经从武当刘尊师那里接受《洞玄法书》。于是追溯寻求传授的次序，便画出刘尊师以上直到玉枢、青灵诸像，编成一卷；又把前人所述的源流始末以及所传法书的大意记录在后面。我经过岳阳时到山中拜访他，他拿出书和图像，让我为它作序。唉！道不是可以从形迹上求得的，无形之道存在于精神之中；法不是可以用语言传授的，忘言之法存在于人的内心。所以所谓精神，就是阴阳二气的能力，依托人的身体而运行：一开一合，是我气息的动静；一收一舒，是我气息的吹吐；一出一入，是我气息的呼吸。天地清明安宁，是我气息的凝聚；风雷激荡发生，是我气息的聚合。它清明地显现在我面前，明亮地照耀在我身后，充沛地存在于我左右上下，肃然地充满我身体之中。只是没有外物感应它，一旦受到感应就会响应。因此，道不在图中，而在人的自身；法不在书中，而在我内心的精神。古语说：内心真诚，就会表现在外面；内心不真诚，就没有能够显著表现出来的东西。蔡君自号“渊默”，看来他应当已经领会寂静与感应的关键以及内心真诚的意义了。道和法哪里需要向外寻求呢？《王安民〈管斑集〉序》用铢来规量两，细微到了极点，却可以积累成百钧；经营一寸，微小到了极点，却可以从它开始达到千寻；从一步半步求得一亩，近到了极点，却可以成为万里的根基。君子用众多言辞成就文章，用片言只语显明道理，难道只是为了博大繁富吗？也不过是有它的要领罢了。巴陵王君安民，积累学问写作文章，有志于古代的作者。我经过岳阳，得到他所作的《管斑集》，读到其中诗和古文若干篇；短篇如清泉幽谷，大篇如云气奔涌。以六经为根本，贯通百家，出入于韦应物、柳宗元的门径，步趋于韩愈、欧阳修的道路。总的说来都不违背义理，而且必定涉及世间教化。他的学问可以说广博，文辞可以说丰富，对于认识道理，也可以说并不拘泥狭隘。而他的文集取名所比喻的却很小，“管斑”的意义，莫非就是百钧中的一铢、千寻中的一寸、万里中的一步吗？我知道他自视不足，不写迎合世俗的文章，而是举出微小的事物来显明大的道理。所以从管中窥豹，仍然是借文章来阐明道理；不能因为只看见一斑就说那是完整的豹，但完整的豹的纹章也不不同于一斑；不能执着于一句话来评说最高的道理，但最高的道理也不离开单独的一句话。从前孔子用一句话概括《诗经》，又从一个方面推知其余三方面，是向学习者显示其中的要领。如今您的学问，本来已经掌握它的要领了吧？我听说志向专一的人，观察事物不会杂乱；守持专一的人，所得一定精纯。把学习比作从管中窥看，那么志向专一、守持专一，就能更加看清您的学问了。假如从今以后不断进步，气日益充实，见识日益广阔，步履超越千古，眼界高出八荒之外，那么文章将文采斐然如典诰，诗歌将充满《风》《雅》的气韵；一旦写出来，灿烂如虎纹，光彩彪炳。我将看到它的变化如龙一般，又哪里只是管中窥豹、见到一斑而已呢？

译《送清江孔学礼谒曲阜诗卷序》清江孔君学礼，正当盛年而努力学习，才艺兼优，意气卓异，如同干将、镆鎁这样的宝剑，不可轻视。他出外同贤士大夫交游，人人都敬重爱护他；大家惊异于他的才华，认为他一定会被时代任用。如今他辞别父母、朋友，将前往孔林表达敬意，驱车奔驰于燕、冀之间，曳裾进入王侯之门，以抒发平生所蕴藏的才学。于是本地士大夫都作诗为他壮行。我看了他家收藏的谱牒，知道他是毅夫、平仲等人的后代，那么作为洙水、泗水一带孔氏的后裔，分支繁衍、才华灿烂，本来就应当不同于常人。当今崇尚并笃行孔子的道理，凡是诵读孔子诗歌、阅读孔子著作的人，取得官爵就像拾取寄放之物一样容易，何况是圣人的后裔呢？学礼到了曲阜，吸取孔林的秀美；登堂听到钟磬琴瑟丝竹的声音；进入宗庙看见琴瑟、书册的美盛。精神意气相互感发，在心神之间领会千载以前的圣人。将来把这些施用于事业，一定要做到无愧于圣人的后代。这就是我们同道所期待的。因此为他作序。《傅与砺文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傅与砺文集》卷五，元代傅若金撰序 《衡府判于公复学田序》衡石鼓书院原来在所属茶陵州有田地，东西两庄共六百多亩。茶陵既然自行设州，便把其中三分之一划入州学，只有东庄仍作为书院田。不幸东庄靠近灵巖寺，寺僧倚仗地势险要而侵占。衡州又距离很远，学官力量不能制止，寺僧多次夺取并占有这些田地。事情上报有关部门后，有关部门常常接受寺僧的贿赂，颠倒是非，前后几十年，田地三次归还书院，又三次被夺走。然而文书藏在学官那里，虽未能收回田地，仍然没有完全湮灭。有人教寺僧买通取得文书，将它毁掉以防留下踪迹。此后十多年，没有人替书院申理。后至元三年，程义孚任山长，当时恰逢监察御史、部使者都来到郡中，他把这件事报告给他们。御史查问有关部门，得到实情，便移文湖南两府，命令把田地归还书院，治罪寺僧，并征收田租。御史离任后，寺中主僧泰又贿赂藩府掌管文法的官吏，请求解除处分。官吏接受贿赂，于是发文给衡府判于公，要求会同茶陵守再次详细审问是非，实际上是想拖延此事。泰暗自高兴，暗中派人给于公送贿赂，于公不接受。泰于是连夜逃走。于公到茶陵后，把寺僧全部带来审问，查明他们奸诈侵夺的事实，上报藩府。那个接受寺僧贿赂的文法官吏便驳回先前的议定，不听泰的申辩。归还田地的命令再次下达，于公更加坚定，不因利益而动摇。还未到茶陵，他先派人到寺中逮捕泰，押送到州里；州里不肯接受，想放任他逃走。于公听说后，立即赶到茶陵，当场审理泰诬陷并侵夺书院田地的罪状。泰全部认罪，无法再隐瞒。案件上报后，掌管文法的官吏再也不能推翻了。最终田地归还了书院。衡州士人感激于公，各自作诗歌颂他的真实事迹，请我为它作序。唉！君子在上级领取俸禄，是要使下级的事情得到公平处理。凡是百姓有争讼，尚且一定要察看是非曲直而加以处理，不敢有所偏袒，何况书院田是用来供奉先圣，并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呢？先前有关官吏不顾是非的正道和赏罚的恰当，只是被佛教迷惑而贪图他们的贿赂。看见于公所作所为仍不感到惭愧，甚至死了也就不是人了。士人歌颂于公，是有道理的。于公治理衡州，善政很多，归还田地只是其中一件罢了。《送李尚文之广西序》大海虽然遥远，有时还可以乘木筏渡过；九夷虽然鄙陋，有时还可以居住。从前孔子在鲁国、卫国得不到任用，便离开了。难道他的志向是厌恶近处而喜欢远方吗？君子的道与自己相合就做官，不相合就离去，哪里有一定的拘泥呢？我的朋友庐陵人李尚文，才华优美而好学，耿介正直而不阿谀。他在乡郡没有得到通达，便到湖南游历。有人以湘乡直学的身份推荐他，过了很久，志向渐渐不相合，于是又毅然离去，并将要游历岭南。尚文是孔子的外甥，也是孔门的弟子，莫非是勇于乘船渡海、甘愿居住夷地的人吗？我听说圣人其实并不是真的要这样做。如今正值这个时代，虽然科举暂时废止，但四方牧民的长官、巡行的官吏，没有不能举荐有才之士、推荐隐逸之人的。湖南这么大，却使读书人不得志，怀抱道义而远行，我担心那里的人不了解你，反而讥笑你不能委屈自己来求得契合。然而如今岭南两府有很多贤能的大夫，爱好道义如同饥渴，求贤唯恐不及。况且凭我这样不肖的人，也曾经在那里受到知遇。您此番前往，一定会有与他们相合之处。《传》说：“怀恋安逸，实际上会败坏名声。” 您就出发吧。我也因为在湖南不得志而求去，君子的道路，难道会在近处固定闭塞、到了远方才通达吗？《送孔学在诗后序》临江人孔学在将去曲阜拜谒孔林、孔庙，随后前往京师，所作诗文共若干首。郡人傅若金为它作后序，以完成作者的意愿。唉！孔子的圣德，难道不就像天地一样吗？天的恩德，人们忘不了它覆盖万物；地的恩德，人们忘不了它承载万物。天地的恩德都不能忘记，圣人难道可以忘记吗？所以没有什么比孔子的道更伟大，没有什么比孔氏的恩泽更长远。自从我们人类必然要遵循他的道以来，万世不能忘记他的恩泽，何况作为他的子孙呢？因此学在将要前往京师时，想到祖先不能忘记，便渡过长江、淮河，沿着黄河、济水而行，到达洙水、泗水之间，寻访曲阜的孔林、孔庙并加以拜谒，又在阙里孔氏宗族中依长幼行礼，然后才向北前往京师。可以说知道什么是先务了。京师是天下会聚之地，阙里是圣人的故乡。读书人若不能亲身到京师，不足以昌明自己的道；作为圣人的子孙，若不能亲身到阙里，不足以端正自己的宗族。不能昌明圣道，不是忠；不能端正宗族，不是孝。失去忠孝，君子不会赞许。如今这一次出行同时具备两种德行，而且把更应厚重的事情放在前面，大概就可以无愧于圣人的子孙了。况且京师的士绅大人都佩服、奉行圣人的道，沐浴在圣人的恩泽之中，谁不愿意使圣人的子孙富贵呢？学在更加应该不忘记自己的祖先了。《诗经》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努力修养自己的德行，富贵只是外在的东西。”学在名思深，距离先圣孔子已经五十四世；他的先祖第四十世祖绩曾任吉州推官，子孙于是成为西江孔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