圭塘小藳卷五

译《文丞相传序》宋朝养士三百年，人才之盛超过唐、汉，远远胜过它们。盛世时忠臣贤士纷纷出现，人人都有余力。等到天命已经离去、人心已经背离之时，仍有一位卓然挺立、超出亿万百姓之上的人，想要扶起已经坠落的国势，接续已经断绝的统绪，使当时天下的人，即使身处百世之后，也能彻底明白君臣大义不可废弃、人心天理从未泯灭；他对于名教的功劳究竟有多大呢？丞相文公少年时奋发刚强，有经世济民的志向，中途却因贾似道阻挠而徘徊于外官之列。他带兵入援时，大势已经去了；朝廷把宰相重任交给他时，投降表章已经写成；他前往议和，也只是希望万一能够有所挽救罢了。他平生意志坚定，面对万般变化也不改节操。父母生病，即使知道病不可治，也没有不用药救治的道理。文公所说的话，正是文公的内心。因此，到了应当死的时候却不立即死，能做的事就尽力去做；逃奔淮地，振作于海上，直到确实无可作为时，才只有一死。明明可以死却又不死，并没有别的缘故，不过把死看成同一件事罢了。从前在自己，如今在上天；一旦为大义赴死，便把它看得如同回家一样。他光明磊落、俊伟卓异，俯视一世，哪里把那些肤浅敏捷、只知迎合逢迎的人放在眼里呢？推究他的志向，即使要同嵩山、华山争高，也完全可以。宋朝灭亡时，守节不屈的人是有的，但还没有像文公这样有所作为的人；事情本来就不能用成败来评判。这样说来，收获宋朝三百年养士功效的，只有文公一人。孙富任湖广省检校官时，开始拿出辽阳儒学副提举庐陵刘岳申所撰的传记，准备刻在木板上，请我为它作序。我早年读过《吟啸集》《指南录》，看到文公自述得十分明白。三十年前我游历京师时，能够谈论文公的故老还很多，却惊讶他的传记还没有流传于世。我伏案读来，感慨万分，又惋惜京师的故老未能看到它。文公的事业存在于天地之间，像日月星辰一样光明，自然不容磨灭；但史书要取得凭信，世人要有所取法，就有赖于这部传记了。至于孙富，可以说是善于继承前贤的人了。《五峰文集序》《五峰胡先生文集》共五卷，南轩张先生已经为它作过序。益阳刘用孚将要在自家私塾刻印此书，又征求我的意见，请我题写在卷首。我想，世上最能深知一个人的，莫过于他的老师和朋友。先生的文集，南轩的序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我是什么人呢？然而南轩序中有所引导而未明说的地方，我这个愚钝之人也不容不说几句。先生资质纯粹，根本出于天性；讲习贯通而精密，从家传中得到六经之学。于是沉潜反复探究，从诸子百家中寻求道的源流，彼此参证订正，务必归于正确。他的涵养，表现在《知言》一书中，关于性命、道德的精微之处，无不贯通；他的施政主张，著见于《皇王大纪》，礼乐刑政的作用，无不包括。其议论慷慨激昂，光辉显著，即使千年之后，仍能想见他的风采。至于发之于言而成为诗，抒发言思而成为文章，也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际学问。先生避乱迁居衡山，在五峰结庐而居。我曾到祝融峰去寻访先生遗留的踪迹，但深山大谷、云烟草树之间，遥远得无法寻求。唯有取来先生的书，伏案诵读，难道也算是万分之一地私下学习先生吗？刘用孚刻印先生的书，使它广泛流传于世，他的用心也真是仁厚啊。《大一统志序》至元二十三年，岁次丙戌，江南平定，天下统一已经十年了。集贤大学士、中奉大夫、行秘书监事扎玛拉迪音认为，如今一尺土地、一个百姓都已登记入册，应当编成一部书来彰明统一。世皇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命札马刺丁以及奉直大夫、秘书少监虞应龙等搜集编纂为志。至元二十八年辛卯，书编成，共七百五十五卷，名为《大一统志》，收藏在秘府。虞应龙说，这部书与前代地理书相比似乎更加详备，但其中的得失是非，哪里敢擅自断定，还想搜罗遗缺，考证异同。至正六年，岁又为丙戌，十二月二十一日，中书右丞相巴尔竒尔布哈率领省臣上奏说，这部书对于国家的用途尤其重要，恐怕久而久之湮没失传，请求刻印，使它永远流传于世。皇帝批准了。第二年丁亥，二月十七日，皇上在兴圣便殿临朝，中书平章政事特穆达实传达诏命，命臣许有壬为它作序。臣听说，《春秋》之所以彰明大一统，是因为天下风俗相同，九州贯通一体。然而三代以后，能够考见统一的情形。汉朝开拓土地虽然遥远，但攻取有正当和诡谲之别，叛服有通达和阻塞之异，何况军队各走不同道路，人们各持不同议论，百家各有不同方术，指向和意旨不一，无法维持大一统，议论者对此感到遗憾。唐朝腹心之地沦为异域，不能统一，动辄持续几十年。至于宋朝以白沟为界，金朝局促于中原，更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了。我元朝四方边远之地，都是典籍从未记载、古来从未归属的地方，却没有不解散各自的群体而混合为一体的。因此，古代所谓大一统，都是名义超过实际，而我朝则实际与名义相符合。况且“一统”这个词，最早见于《易经·乾卦·彖传》：“伟大啊，乾元！万物凭借它开始，于是统摄上天。”解释者说，所谓天是形体，所谓统是作用。形体方面，《象传》说：“天体运行刚健，君子因此自强不息。”这又是向人说明体察乾道的办法。大概天是万物的祖先，君王是万邦的宗主；乾道凭借极其刚健的德性使万物开始，于是能够统理天下。皇上体察乾道、运行刚健，以统理万邦；所谓统摄万类、执掌一端而驾御六合、使九州风俗相同并贯通一体的关键，就系于此。九州的志书，称为《九丘》。周官中的小史掌管诸侯国的志书，外史掌管四方的志书，志书的由来已经很久了。何况这是大一统的盛事，超越汉唐呢？这部书流行，并不是为了资助人们口头谈论、增长博闻，而是要流传万世，使人知道祖宗创业的艰难；传播给臣民，使人知道自己生长在统一的时代。国家有道，百姓各自尽到职分，协力使时世和谐，各自竭尽力量，上下相互维系以保持统一。大一统，是我国家无疆的福庆，哪里只是万世而已呢？统摄上天，与天地同样长久。

译《纲目书法序》朱子《感兴诗》越次列举三代而不涉及其他朝代，大概是受到欧阳修、司马光的激发，而《纲目》因此写成。周朝没有纲纪，并不是一日形成的；等到命令三家成为诸侯，它的纲纪就再也无法振兴了。这是本书托始时的用意。晋史把魏作为正统，习凿齿已经认为不当。唐书记载武则天称帝，范氏的议论已经十分透彻。《资治通鉴》记载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事情，如同指点手掌一般清楚，这部书伟大啊！它的文章却仍然是史书的体例。朱子慨然以《春秋》防止乱臣贼子的精神为本，承担删削史文的重任，以确定正统来明辨君臣名分，以严格的书法诛伐乱臣贼子的用心，他所取的义理实在宏大。永新刘益友先生作《书法发明》来阐明此理；他的弟子、进士、湖广省照磨冯君敬修想让这套学说显扬于世，请我把其中的宗旨抒发出来。唉，朱子的用心是忧虑世道到了极点，并不是要同司马温公相矛盾。民众常伦、万物法则所系之处，因革变化便由此产生。诸侯僭越称王，就降格称作君；没有正统，就把各国并列书写，不使一方压倒另一方。尊帝刘备为昭烈帝以彰明正统，记载他驻在房陵以符合干侯；为扬雄仕于王莽而书其死，为陶潜终于晋朝而系于晋，这些地方都严肃得像斧钺落笔，于是君臣大义便明白了。其他深奥的义理和细微的劝戒，刘益友剖析幽微、发掘蕴藏，几乎没有遗漏。至于开卷之初，命令三家沿用旧文直到全书结束，这也不只有一种意义；如果确实恰当，我又有什么不同意见呢？大概《纲目》编成之后，读《通鉴》的人便有了折中取舍的依据，乱臣贼子也无处逃避罪责了。这两部书可以相互补充，却不能相互取代。刘益友的书，取舍适当而不牵强，会通众说而不拘泥，智慧周密地通达义理，文力也周密地贯串全文。有人说，孔子作《春秋》，三传尚且彼此有异同；朱子学习孔子，那么刘益友的《书法》果真完全符合朱子的本心吗？我说，朱子的书以褒贬为主旨，他的用心容易知道。过去书中记载而今被删削的，过去遗漏而今特意书写的，用事情的始末来衡量，用凡例来约束，由此类推以显现彼处，寄托微言而显示大义，这些方面刘益友的综合考核和精审实在精密。我私下曾一两次提出疑问，沉潜反复考察，只看见自己的眼力和心思有所不及；脚步没有到过的地方，本来就不容易完全知道当地的一切。那么，《书法》这部书，难道正是《纲目》不可缺少的部分吗？后世若有像左氏、公羊、谷梁那样的人，拿起武器出来争辩，那就不是我这浅陋之见所能预知的了。《秋谷文集序》相国李韩公秋谷先生去世二十七年后，他的儿子李献由参议中书省事升任治书侍御史，又升任侍御史。我任中丞时，一天拿出先生的文集，请我为卷首作序。从前苏轼遗憾未能亲自拜见范文正公，却与他的幼子德儒一同在徐州任官，便为范文正遗稿作序，把名字挂在文章作者之中，自托为范文正门下士的末席，已经觉得很幸运了。至于我许有壬考中进士，先生实为主考官；我承接先生的余光，亲受教诲和帮助很多。与苏轼对范文正的关系相比，我许有壬的幸运更多。为先生作序，哪里敢推辞？先生凭借雄奇深邃的学问成为皇帝的老师，功勋在王室，声名传遍天下。从九重宫阙直到乡里巷陌，人人都以他的字相称。他才气纵横跌宕，下笔挥洒自如；诗歌流传四方，偏远角落、下邑、传递文书的驿站和旅舍中，往往有人把它大字写在墙上。然而世人只传唱他的诗歌而不知道他的文章，知道他的文章却还没有见到他的墓碑，因此不知道他的功勋究竟有多大、多么详细。国家初建时因循旧制，吏治日益苟且败坏，士气奄奄一息。先生在潜邸任职很久，启发劝导皇帝，认为儒士可以同皇帝一起守成。一旦执掌国政，立即实行贡举。此事大概倡议于草创时期，规划于至元年间，议定于大德年间，受到百般阻挠，直到延祐年间才开始成功，实在艰难啊！三十年来，在众多官位中得到任用的人，可以一个个数出来。士风的兴盛或衰败，治理教化的关键正在这里。大德末年，正值国势危急、神器动荡之时，如同驾船经过滟滪三峡，遇到排山倒海的狂风，而先生仍能辅佐完成机密谋划，终于平定渡过难关，难道不是国家的重臣吗？至于名位爵禄被扫地削减其过分之处，赏赐从空荡的府库中发出又恢复旧制，太官仗恃无人稽查而核查出许多滥用，宿卫依靠城社权势而造成冗滥，贵近世臣没有人敢于议论，先生却挺身承担，清楚知道将来的危机，也不顾惜自身。国家任用儒者处理政务，至元以后显著有所建树的，只有先生一人。我许有壬因此概述其大略，使读这部文集的人知道先生既有德行又有言论，并且看出他的功勋是有根基源流的。皇上追念他的功德，追赠旧学同德翊戴辅治功臣、太保、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魏国公，谥文忠；李献字伯征，世代继承他的美德，哪里能够估量呢？

译《特进大宗师闲闲吴公挽诗序》至正六年十月七日，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闲闲吴公在大都崇真万寿宫承庆堂去世。朝廷中的士人纷纷赶来吊唁，没有不悲伤的。士人悲伤得还不够，又把感情写成歌辞。各位弟子汇集成卷，请求我为卷首作序，以倡导后续的歌咏，扩大哀思。我同吴公交游三十年。从前在政府任职时，曾奉诏为吴公画像作赞。有人说他是仙人，我说他是儒者，这种说法士人舆论并不认为过分。后来我获准请辞归乡，吴公赠我一幅云林小像，说：“我不能随你而去，就让我的画像随你同行，这就是跟随您远行。”今年四月，我奉召赴任翰林学士，刚进京，吴公便率领弟子在旅舍设酒具慰劳我。将要入宫朝见后归去时，我到承庆堂拜访，没有把缘故告诉他，只是酒送来便举杯喝尽。吴公说：“像这样痛快，难道是想离去而来留别吗？”我第二天便出发了。闰十月，我再次奉召赴承旨召，到了京城，吴公已经停灵在岳祠的光岳堂了。唉，真令人惋惜！吴公十三岁学道，十六岁已经在道士班行中脱颖而出。他的老师神德真君受到世皇特别宠爱，江南刚平定时，南岳有事，吴公被选为大弟子随行；神德真君代皇帝祭祀岳渎，吴公实际上辅佐同行。吴公二十三岁时，声望已经显赫。起初授任冲素崇道法师、南岳提举，加号玄德，改任大都崇真万寿宫提举；又拜为玄教嗣师，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都提举。神德真君羽化后，皇帝授吴公特进上卿、崇真弘道玄德广化真人，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知集贤院道教事，任玄教大宗师。皇帝即位后亲自挥笔，书写“闲闲看云”四个大字赐给他。他年纪越来越大，身体却日益健壮，胜过眼睛原有障碍而重新复明。他恭敬迎接龙虎台使者，回来后逐一拜访故旧，告诫弟子轮流设宴，一定要尽情欢乐。因而得了病，过了八天，在半夜命弟子在庭中焚香，换衣服，端正地躺入正寝，安然去世。享年七十八岁。他一生勇于行善，从不因自己身处异方而有所疑惧，因此凡是政令的得失、人才的恰当与否、百姓的利弊疾苦，都暗中设法对时政有所补益，只是人们不知道。他同人交往始终不变，即使对方的子孙也周济抚恤。平日闲坐时，若有人问起国家初建的事情，他都能历历分说；世家大族的源流、兴衰和始末，按照谱牒铺陈说明，有些没有说完的，过很久再次追问，前后仍一字不差。双亲在世时，他多次回乡为父母祝寿；双亲去世后，他获准回去襄助丧事，因此以能办理丧礼闻名。朝廷追赠、封赠和赐谥，恩荣极为完备。神仙之事，无法确知。我们儒者排斥它，是因为它扰乱人伦。若吴公侍奉君主忠诚，侍奉双亲孝顺，怎么能说他扰乱人伦呢？他活到将近八十岁，飘然归去，冥漠之中与造物主为伴。与那些对世间毫无益处、在白日飞升而自称神仙的人相比，世人未必能知道究竟谁是真、谁是假。至于他的禀赋奇异、际遇隆盛以及言行实迹，都有侍讲虞公所撰《道行述》。将来还要刻铭于坚石，载入太史，哪里需要我来作序呢？各位弟子奉着冠帽和宝剑，归葬已有日期，请求更加恳切，因此我叙述我们三十年的交谊，来抒发不能自已的感情，并概述他的出仕和退处，用来引导送葬挽歌中排斥苦调的和声。《张文忠公年谱序》赠平章政事、滨国文忠张公去世。南台中丞张起岩为他撰写碑铭，翰林学士欧阳玄为碑文作序，江浙儒学提举黄溍记述他的祠堂。三位先生和我许有壬，都是延祐乙卯年张公主持考试时录取的进士。我承蒙张公知遇尤其深厚，张公去世后却没能送上一祭之哀，只想用片言只字来报答他的知遇，却因奔走阻隔，也没能列于三位先生之中，私下深感遗憾。张公的儿子秘书郎张引拿出父亲的年谱，请我为卷首作序。唉，这正是我的心愿。张公的文章、品行和履历都载在碑文中，大略也见于年谱。请允许我亲自承受过的一两件事来说明：张公提拔后进，唯恐来不及。我起初任辽州副职，偶然免于荒废职守，张公来信加以勉励，并说有兴复兴斯文、恢复古代治理之意。后来我在朝廷任职，张公住在乡里，每当我有一点文章送到他那里，他必定高兴地写信表示，似乎想防止我未能达到更高境界。他尤其谨慎地许可和称许人才，唯独称赞缑山陈公说：“近来士大夫应当赶快以这位老人作为榜样。”大概是取其在朝廷上正直敢言，进退明断，与自己心意相合，借此矫正时弊。朋友中有人成为御史后过于保全自己，张公说：“御史是士大夫的洛阳；如果在这里还默默无闻，那就没有什么官职可做了。” 张公拜任詹事丞时，我到通州迎接他，我们坐着谈论漕运和边防，谈了一整天。他大意说：“我见过许多举人靠文章求取官职，随即把文章抛在一边，借官位使自己富足，后来又败坏官职。你将来会被任用，不要放弃，务必自勉。”第二天进城，他却已经飘然归去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张公以布衣身份入京，历任枢要重职，一旦志趣不合便离去，优游山水，仿佛准备终身如此。关中发生饥荒，百姓几乎死尽；而台中丞的任命一下达，他便慨然登车，倾尽自己的财产，竭尽心力救活无数濒死的人，因号哭悲恸而感病去世。他出于至诚，有不能自已的地方，并非勉强能够做到。有人议论他处理政事过于急迫，又怀疑他操守过高，却不知道这些都是义之所在、人人应当做的事。国家百年来培养士人，他们的学问本来足以支撑世间事务；至于涵养气节、激励风俗，却似乎还没有达到。风节不能得到激励，而不向富贵屈服的人就少了。只有豪杰之士挺立于世，廉顽立懦的关键才有所寄托。张公可以说是豪杰之士，而他长期退隐后又为大义出仕，更有符合大义的地方。唉，他实在值得崇尚啊！

译《忍经序》衡阳高士栖碧罗巨海曾经跟随文山从海上归来，一生保持宋朝衣冠，与人交往、称许他人尤其不苟且。我在衡阳府学读书时，住所与他相邻，于是承蒙他接纳而得以进见，听到他称赞海北道廉访使榕寓孙公的贤德，几乎说个不停。孙公往来经过衡阳时，衡阳士大夫大多仰慕他而求见；巨海同他交往最为亲密，有送行序和诗，都在《栖碧文集》中，我如今还记得大概。孙公是金源乌古部人，征讨宋朝有功，历任官职所到之处都有惠政；任海北宪司长官时，百姓怀念他，官吏畏惧他。太夫人年高，他上疏请求归乡奉养，沿着湖湘水路往返，士大夫没有不熟知孙公的。如今的中书左丞、大司农良桢干卿，就是他的儿子，正为时望所归。孙公屡次追赠推忠靖远著节功臣、荣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柱国，追封魏国正宪公。我没能拜见孙公，却还想认识他的子孙，以报答平日仰慕先贤高行的心意。干卿很早就在仕途上有声望，日益登上显要职位，后来在政府任职，我正好曾与他在都城共事，租屋居住时又成为邻居。一天，他拿出一本书，名为《忍经》，给我看并说：“先父一生从中有所体会，辑录成书，请您为它作序。”我认识干卿，只知道他家世代积累德行，却不知道他所得的根源。等到读到这部书，我不禁连连叹息道：“孙氏子孙如此贤能，家世门第如此显赫，难道是没有缘故的吗？”孙公所说的“忍”，有正义之忍、变通之忍、推衍之忍；如果人人都能从这里有所领会，那么修身、齐家、临官治事的道理就全在其中了。把刀加在心上还能忍受，并不是容易的事。《易经》所说的惩治愤怒、抑制欲望，《尚书》所说用礼来约束内心，正是下手实行的要领，孙公都举出来给人看。从传记、子书、史书，一直到佛书、道书和诸子百家的杂著，凡是与《忍经》有关的，无不收入；古今论说忍耐的文字，可以说没有比这更完备的了。榦卿参与大政后，不久授任左丞，分省任职于外藩，后来又进入政府中枢；因为长期劳于政务，听任他辞去中书职务，让他专心务农，但士大夫的舆论仍未因此释然。读父亲的书，能够取得这样的成效，不只是成就自己和一家，还将把它流传给天下后世。我天性狭隘急躁，做官五十年，几次濒临危险；假如早能伏案读到这部书，也许不至于危险到这种地步。虽然如此，卫武公年九十五岁时，尚且还向国人求取箴言警戒；我虽已七十一岁，只要还没有死，一天就有一天应做的事，这部书仍然可以给我帮助。《国朝名臣事略》序 圣元兴起于朔方，树立了人间的最高准则。世祖皇帝平定分裂局面而统一天下，疆域广大，整治山川土地，这大概是古代《职方》所记天地重新开辟以来未曾有过的吧！天地浑厚之气所孕育的、足以名世的卓绝人才，确实成批出现，辅佐成就了这一事业；盛大的德行和功业，自从上天降生人类以来，还没有过这样的盛况。然而一百多年来，元勋伟绩，世人还没有完全知晓，旧日的老人中知道这些事的，也所剩无几。依靠志书和墓铭，又不可能逐家逐户地全部了解。仁皇登极后，命太史为功臣作传，但翰林院中的秘藏资料，世人无法看到。监察御史赵郡苏天爵伯修，辑录《国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湖北宪司将它刻印出版，征求我的序文置于卷首。我在京师时，早已知道伯修的才华，却不知道他编成了这部书。只是因为他在太学中积累学问，长期任史官属员，所以考订详尽，取舍审慎；体例仿效朱子《言行录》，每条都有征据，删略而内容完备，大概正能满足四方争相先睹为快的愿望吧？我私下认为，本朝真正的人才汇聚一堂，这部书却只收录四十七人；还有齐民中声名卓著而没有收录的，大概是沿用朱子的体例，日后有所发现，还可以续编此书。这样一来，四方争相阅读的书就不止这一部了，伯修的学问也会更加昌盛。又不知道如今士大夫中，像伯修这样用心的人有几个？世人对于太史氏所期望的、超出《事略》之外的内容，将来大概也会有所归属吧？宪长笃实守礼而质朴，班列幕府的李谷、王大有，负有执掌风纪、培育人才的职责，使观看的人都能受到激励；这也就是韩愈所说能够牵连获得书籍的人了。《宋诚夫文集》序 延祐己未年，赠翰林直学士、谥号正献的宋公诚夫，和他的弟弟显夫初次进京，经过我的陋巷，彼此一见就像平生相识。他所著的《曰千树栗》，他看着我说：“京师就是我的故乡，田地房屋全都荒废了，在江湖间积蓄了二十年，回来置办恒产，只有这一点罢了。”我读完他的文稿，知道他的学问已经充实，文章已经成熟，便对他说：“您的产业不只是可以和千户侯相比，还将可以和万户侯相比。”我任山北幕府属官时，辛酉年正逢大比，曾对同僚说：“第一名一定在诚夫。”后来果然如此。他担任御史、左司都事时，都与我共事。在朝廷大庭议论政事时，他毫无顾忌，完全摆脱了儒生拘谨、迂腐、怯懦、迟钝的习气，像一个长期处理官府文牍的老吏。他做到国子祭酒，不久便在任上病逝。安葬之后，显夫拿出他所作的诗文，监察御史将它上报御史台，御史台下檄山南宪司，命所属刻印出版，并让我作序。说到底，士人生活在世上，在世时声名显著，死后声名流传于后世，这就等于没有死。但士人要名垂后世，也不能肯定一定能够流传而不与草木一同腐朽。至于诚夫的文章，我却知道它一定会流传。每当我在中书待罪任职，馆阁选拔人才时，没有一次不因诚夫而叹息伤感。假使上天让诚夫享有长寿，那么他做翰林、集贤院长官，也仍然会实现我当初预料他将成为天下第一的愿望。不幸的是，朝廷任用他，却没有让他充分发挥才华；幸而有显夫作为他的弟弟，使他的文章显扬于世、流传后世，又把删去的文章和乐府等编成别集，使片言只字都没有遗失。显夫可以说是一个能尽弟弟责任的人，诚夫也可以说没有死去。诚夫亲自选编自己的文章，把《千树栗》改名为《至治集》，它的流传不必等待我的序文。只是把他任官的大略列在这里，使读他文章的人知道他处理政务的长处，相信他文章中的见解并非空话。显夫如今任监察御史，文章也像他的兄长，二宋的声名因此更加显著了。

译《春秋集义》序 《春秋》自三传以下，世间现存的著作都可以考察。范氏探究经文而作《集解》，啖助、赵匡考察三家传注的长短而作《统例》。伊川用传来考察经文中的事迹，用经来辨别传文的真伪，这些著作都号称精审恰当，但世上读它们的人却很少。等到胡氏《春秋传》出现，学者便一致尊奉它。本朝设置科举，于是把它和三传一同采用，各家的说法几乎都无人听闻了。从前会试以五经发问，竟有人不知道名家的姓名，更何况考察各家说法的长短、折中其义而编成著作呢？况且圣人的本意，当时的门人尚且有不知道的地方。世上传说左氏所处时代前后不一，总之不可能都是亲自受教于圣人，所以他的文辞虽胜，却难免有失实之处。公羊、谷梁所传的年代更远，各家说法又都尊重自己所听闻的内容，难道能够完全符合圣人的本意吗？朱子说，《春秋》的大旨，不过是诛讨乱臣、讨伐贼子，尊内地而斥外族，尊王而贬霸罢了，未必像先儒所说的那样，字字都有深意。这样看来，传注的说法难道可以拘泥于一端吗？豫章张君立选取各家的论说，有的全部采用，有的略加删取，列在三传和胡氏之后，疏解成书，命名为《集义》。他汇集众家长处，归于一处，条理清楚而精当深刻。看他的自序，大概是想让学者借此寻求各家学说的全貌，告诫他们不要厌烦求简、只满足于这部书；这样，君立的所得以及他用来教人的用意，就可以看出来了。想要了解君立的《集义》，应当先读君立的自序：把各家的著作全部取来，从容涵泳，融会贯通，旁通相发；一旦有所领悟，自然知道应当取舍。回头再看《集义》，心中和眼里都会明白，这与听从某个名人的说法、因袭抄取而接受它的人不同。康节说：《春秋》是穷尽人性的书，难道只限于传注吗？《春秋经说》序 我辞官归田后，门客传来御史张君约中的奏章，其中说三种大逆之罪应当在宫门诛杀，连同各个奸恶的宗族党羽也应削夺名籍、流放远方，并且说天怒人怨。把古代与今天相互验证，论及纲纪、赏罚以及治乱所系，言辞极其恳切。我读后很是赞赏，料想此人一定是懂得《春秋》的。约中是元统癸酉年进士，治理繁剧县邑颇有声誉，入朝荐举后升任华贯；他难于进取而容易退处，归来隐居林虑，后来擢任开州尹，迫于诏命，乘车抱病赴任。我一向熟悉他的贤能，却不知道他的学问积蓄。后来看到他的奏论，又收到他所辑《春秋经说》请我作序，这才知道他对《春秋》研究很深，也为自己从前的判断恰好正确而暗自高兴。董氏说，做人臣的不可不知《春秋》，然而《春秋》哪里容易谈论呢？三传以下，便有啖助、赵匡；啖、赵以下，不知还有多少家。胡氏专精于经，却不能避免“改元即位”的说法；龟山支离的议论，不能辨明“霣霜不杀”的记载；至于法家假托的文章，也难以穷究。这部经确实艰难难解啊！朱子内心尚且不能完全自信，所以始终不敢下一句话，难道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但朱子又说：“《春秋》的大旨，是诛讨乱臣、讨伐贼子，尊王而贬霸罢了，未必像先儒所说的那样字字有义。”又说：“圣经本来平易，后世儒者凭自己的见解来解释经文，所以经义反而不明白，变得艰深险僻。”这样考察下来，朱子对于经义不是已经研究得很深了吗？尹和靖说，王安石废弃《春秋》，并不是因为他认为三传不足信；他之所以不了解，是因为觉得它艰难。因为艰难而不能理解，还可以说得通；因为艰难便废弃它，则可以看出王氏的心术了。我朝草庐吴公采集各家的说法，分别附着于经文，对不同处和相同处加以区分，编成《纂言》十二卷；又仿照陆氏《纂例》编成总例七篇，这是对《春秋》有功的著作。约中因《纂言》而录取其中的说法，附在经文之后；又把自己的心得疏解在先儒之后，走在大道中而不分歧，溯行于正流而不旁溢，这又是对吴公有功。对吴公有功，也就是对经学有功。将来一旦受到重用，拿这些学说来裁断处理各种事务，那么有十篇百篇这样的奏疏，也已经有经义作为依据，难道只是空话吗？《琴泉先生诗》序 汉阳文学掾湘浏刘嗛，字光远，气概豪迈而性情温和，学问充实而品行端正。和他交往，便知道这个人；交往久了，也就知道他的父亲。老人字山甫，大概是当今隐居的君子。从前长沙赵公平远，是当时的典范人物，尤其与他交情深厚。赵公平远家贫而胸襟宽广，士大夫经过他家，没有不受到热情接待的。他收藏书籍、教育子弟，扫除尘俗，唯独酷爱琴。平远称他为琴泉先生。他在琴上有所领悟吗？古人用音乐培养人的性情，荡除邪秽，如今已经没有这种作用了。郑声、卫声嘈杂混乱，万人的耳朵听到的只是同一种声响；平和的声音，只有琴最接近它。所以嵇康曾说，在各种音乐中，琴的品德最为优胜。幽居之人和高洁之士，用它涵养心性、陶冶情操，都有所寄托。平远多才多艺，尤其精通琴艺。调定曲调，审察琴材，砍削木材、髹漆、装丝弦，全都亲自完成。只看他取用“琴泉”这个号并把它加在自己身上，就可以知道他的才能了。天下的水泉，以泉水为最好，因为它是水的源头。大海虽然广大，却承受外来的水，并非由自身产生。如今泉水开始涓涓流出，继而滔滔奔流，小的成为沟渠池塘，蓄积起来成为江湖，流入大海而没有穷尽，这些都是从我们自身流出、取之于内而不求之于外的水。它作为水，又像雨刚刚降落时那样，来自天空，洁净而不污。《易》以蒙为象，《中庸》随时显现，孟子所说的“有本”，都各有所取。琴又取法于什么呢？难道是因为泉水开始流通、通达吗？它经过山涧峡谷，碰触崖石，发出潺潺、锵锵的声音，幽深的回响振荡远传；清风与它相和，松涛又使它声调错杂。山中空寂，这些声音难道与我的琴声有所契合吗？还是丝弦和木器发出的声音，借助人的弹奏才显现出来呢？泉水是自然生成的，喜爱它却不能把它携带走。把泉水寄托在琴器中表现出来，清冷的声音便从琴弦和徽位之间流出。彼处有无穷的水流，这里有无穷的琴声。声音与心灵相会，物我两忘，不知道是琴化成了泉，还是泉化成了琴；不知道是山甫成为了琴泉，还是琴泉成为了山甫。我听说这个人性情淡泊，无所偏好，难道会拘拘然只把心思放在技艺上吗？他不过是寄托心意以自得，用它抒发胸中的快乐罢了。他如今七十二岁，饮食起居仍如少壮时一样；他在琴之外，难道又有所领悟吗？我因为平远是他的朋友，知道他的朋友品行端正；又因为光远是他的儿子，知道他的父亲贤能。所以高兴地为这篇诗序作序。

译《智子元越南行稿》序 镇阳人智熙善，字子元，以广博学问成就卓异才华。大德年间，他在春宫任宿卫，本希望迅速得到任用以施展志向，但命运与时势相左，被任命为南台行人，转任掾史，又因不满而弃官离去。如今太师秦王、右丞相任南台大夫，了解他的才干，召入中书，提升为西曹掾。皇帝即位，按照旧例派使者颁布正朔；出使安南的人可以超升三级回朝，不遭驳降，所以自我推荐者纷纷而来，私下荐举的人也沸沸扬扬，长期不能决定，于是便在议事堂上共同商议。丞相说：“智子元可以出使；想出使的人，让他们同智子元当面较量优劣。”众人的议论这才停止。于是子元以礼部郎中的身份佩金符，担任介使出行。完成使命回来后，他拿出记载行程的诗稿，请我写序表彰。诸侯即位，礼制规定小国来朝，大国遣使聘问，何况天子即位呢？诸侯对于天子，每年举行一次小聘，三年一次大聘，五年一次朝见，何况蛮夷小国呢？安南早在宋代便归附纳款，我朝没有拒绝；天下统一后，它又反复无常，我也不记恨它，褒奖和赏赐从不吝惜。然而自世皇时召其国主入朝，对方推辞不来，已经历经几代了。多年才来朝见一次，而且还不能成行，朝廷却每每辛劳使者，宽容抚育，只是为了显示我元朝如天地般宽广的气量。看子元的诗，大体已经可以看出他处置这件事的方法。今年五月二十五日，我在大安阁下考察人才，极力首先举荐子元，丞相很高兴，并且说：“智子元连佛法也通晓，应当赶快任用他。”但随后又有人在座下提出论荐，不知这种情势能否维持。很快丞相起身，于是停止了一切出使安南的安排，只以优厚官职酬答他，唯独子元滞留了一年多。虽然如此，丞相并没有忘记他；一旦得到权柄任用，他大概也会亲自实践诗中所说吧？我读完这些诗，作序后归还给他。《张雄飞诗集》序 延祐首科中，国人以及诸部列入右榜的共有十六人，幸而获得鱼兔，便把捕获鱼兔的筌蹄抛在一边。至于那些不以一次成功为满足、急切追求尚未达到的境界的人，也各自传播于人的耳目之间，有无法掩盖的声名。唐古氏张君雄飞，是首科右榜中有声望的人。他不以一次成功为满足，更加磨砺学问，尤其精通诗歌，常常成为人口中传诵的佳作。佳篇奇句，无法一一列举。他授任御史西台，巡按巴蜀和越隽，足迹几乎遍及其地；在西南踏着杜少陵走过的道路，默默地有所契合。调任南台后，行经岭海，深入极其幽险的地方。任佥浙东宪时，经过钱塘，登上会稽，探访禹穴；天台、雁荡的胜景，全都留在心中眼底。得到江山景物的助益，所以他的诗更加昌盛，数量也更多。语言精妙绝伦的作品就是文章，文章精妙绝伦的作品就是诗。但古人中有文章妙绝一世，而诗句却赶不上古人的；也有文章没有流传，只凭诗歌显名的。杜工部的三篇赋之外，其他文章似乎没有什么声名，并不是他没有文章，而是他的诗才太长，掩盖了它们。雄飞既然不断磨砺学问，而诗歌又是他最擅长的方面吗？他调任佥湖南时，经过我在琅玕山中的住所，拿出诗稿，古体、近体诗共若干首，请我为它作序。我因此得以知道他的诗作如此丰富。况且他治理县邑有恩惠，辅佐御台有声望，掌管宪司有作为，磨砺学问又不停止；他不只是凭这些资质来写诗，还将把它们施用于道德仁义，达到深远而宏大的境界，这难道不值得推重吗？我们同年中能够得到这样的人才，难道不能说是盛事吗？《成中丞诗》序 元统癸酉年，南阳成公谊叔考中进士后，任翰林官，学问日益长进，声名日益振作，仕途日益显达，做到河间转运使。他的弟弟有孚曾经去看望他，谈到他的政绩不肯停止，诵读他的诗，又超过自己从前听闻的水平。由此我知道谊叔不因考中一次进士就自满，而是努力进修，志向远大。在中台和政府中历任官职，不久便遍历繁重的事务，承担重要责任，著作也没有停下。我在分省任职时，他正好在相州任职，而相州是我的故乡，所以尤其熟悉他的政绩。恰逢林虑发生警乱，他趁敌人没有防备将其平息。他有诗说：“林虑清固。”我已经赞许他有所作为，而且作诗并不草率。当时正急于求取贤能，朝廷召他入京任尹京官，刀刚在砥石上磨好，又授任左丞，出镇大名，不久拜为御史中丞，召回朝廷。皇上认为群丑尚未消灭，将帅又玩忽退缩，若不是声望和实际才能一向令人信服、刚健有力的人，巡行督治很难立即见效。于是下诏让他分掌御台，率领属官处理赏罚、任免等事，专门负责裁决，他的责任很重。门客陈彦博辑录谊叔诗二百七十余首，请我为卷首作序。我卧病寒斋，因而得以全部读完，诗中都与世道人心有关，没有一首是苟且写成的。诗是表达志向的东西，这些行动已经可以用来说明他的志向了。从前元结作《舂陵行》和《贼退后示官吏》二首，老杜说：“如今盗贼还没有平息，如果知道百姓的疾苦，能得到元结这样的十几位公卿，卓然错落地分布天下，担任各地长官，万物便会吐气，天下稍稍安定也就可以等待了。” 没想到今天又见到了这种以比兴为体制的诗。如今谊叔担任宰执，天下都在他的陶冶造化之中，哪里只是做一方长官而已呢？将来他的事业一定会有许多超过《舂陵行》所写的地方，歌颂他的人也将歌唱国家的盛大，不只是表达志向而已。这就是序。

译《宋显夫文集》序 我在田舍卧病时，接到宫禁近臣召见的命令，迫于诏命上路，惶恐流汗而不知所措，但又暗自高兴，因为老朋友宋君显夫正任直学士，能够和我一起恭敬地侍奉皇帝，从公事之余谈论文艺，也是一件乐事。等我进入京城，显夫却已经去世了。我病势危急，很快回乡，没能去探望他的孤儿。承诏再次来到京城时，显夫已经追赠国子祭酒，谥号文清。思念他却再也见不到了，真是可惜啊！他的孤子彍哭泣着捧着《燕石集》来拜见我，说：“这是先父遗留下来的文稿，由兄长编次而成。”他的世父《至治集》，当年确实是我作的序，他冒昧援引这个先例来请我作序。我为诚夫的文章作序还不到十年，又来为他的弟弟作序；想到人的一生，怎能不悲伤呢！从前显夫兄弟进京，首先就和我交游，把我所写的东西全都看过；后来离别时有所作诗，必定寄给我，所以我很早就知道他的长处，而且了解得很全面。等到读显夫的文稿，发现还在没有认识我之前所作的诗歌，就已经提到我；再加上我们三十年交谊深厚，这篇序怎么能够推辞呢？国家设置贡举，用经术陶冶天下；我三十年来的文章本应日益昌盛，但声名能够显著流传的人，为什么这样屈指可数呢？是因为积蓄不厚，造诣不深；取用一点便随即枯竭，发泄一点便自行停止，拘拘地模仿规矩，茫然不知要走向哪里，这样想要昌盛，能够做到吗？只有有所本源，有所防守，学问广博而深沉，心中有所领悟，再用坚定的力量使它成熟，那么在文辞方面，才会像深潭决堤，灌注沟渠；堤防坚固而良好，水流便能奔向大道，这样才差不多可以通达了！显夫考中甲子科时，他的创作在贡举以前就已经绵延不绝。与那些被利禄诱惑、看重得失、忽视播种而急于收获的人相比，不是有很大不同吗？人们只知道他的才华，却没有探究他一向积蓄深厚、造诣有本。他既没有枯竭，也没有停止，而且还在不断进步。因此我为他的文集作序，并推究他的成就根源，使后来的读者有所感奋。全书共若干卷，文章、诗和乐府共若干首。书名自题为《燕石》，但世人都相信它其实是美玉。彍由奉礼郎任丞相东曹掾，汇集叔父的文章，不使它们遗失，不愧为显夫对诚夫的弟弟。唉！刚办完丧事，就谋划刊刻父亲的文章，宋氏的后人也一定会昌盛吧！《文过集》序 丁丑年分省办公，我五月二日从京师出发，八日抵达上京。大臣每天侍奉于帷幄之中，按时参与议论奏报，退朝后便进入分省处理日常事务。军国大事都由朝廷中央裁决；京师的分省汇集各种事务，遇到疑难而不能决定，等到需要上报皇帝时，才咨询、报告，因此分省的文书一向很少。参议左右曹的官员，若没有疑问请示，不必到都堂来。白天官吏退去后，我常常孤零零地呆坐着。偶尔有朋友来往唱诗，就随意酬和；心中有所感触，也把它写成诗歌。乘兴写成一二十首，却没有心思经营构思，往往一个字也要反复斟酌十多天。七月十七日上奏请求归去，有关官署每天安排次序，确定行程。我也告诉童仆收拾行囊衣物以待。诸生李冕搜集我零散错杂的作品，共得一百二十首。我看后叹息说：“士人处境困穷时才工于诗。我白白领取俸禄超过本分，人们不认为我困穷；但如果说我不困穷，那么古人所说的‘道不能实行’就是困穷。如今天象显示警戒，獠夷兴兵，浙地百姓呼号饥饿，中州报告水灾，官员失职、百姓疲惫，财物困乏、粮食耗尽，而我厚着脸皮执掌政务，道真的实行了吗？可悲啊！”我大概正是所谓困穷的人。困穷的人应当诗写得好，我却仍然写不好，为什么呢？那种人的困穷，是收束自己的心力，把它全部寄托在诗上。我的困穷，是虽然在应当做的事情上耗尽精力，却因为见识浅、才能低，最终什么也做不成。至于词章这种小技艺，也就一并荒废了。那种人的困穷，尚且还有诗；我的困穷，连诗也没有。写得不好就等于没有诗，我难道是困穷得最厉害的人吗？不过，我这些写得不好的话，有时还寄托着规诫和讽刺。那些张口喋喋不休的人，也不过是小人用文章来掩饰过错罢了。因此题名为《文过集》，用来记下自己的过失，也借此显出小人的心志；其中还有不属于诗歌的内容。《圭塘小藳》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圭塘小藳》卷六 元许有壬撰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