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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张龙湖先生文集》，明代张治撰。序 《张文毅公传》凡例 卷之一　颂 卷之二　奏疏 卷之三　序 卷之四　序 卷之五　序 卷之六　记 卷之七　杂著 卷之八　祭文 卷之九　墓志铭 卷之十　墓表、碑 卷第十一：四言古诗、五言古诗、七言古诗。卷之十二　五言律诗 卷之十三　七言律诗 卷之十四　七言律诗 卷之十五：五言排律、五言绝句、七言绝句、诗余。序 彭思眷 雷礼 薛应旗 陈栢 彭思眷 杨子云说：“宁可说话败坏风俗，所以立言的人一定要以道为准绳。六经，是道汇聚的地方。立言却不知道以六经为宗本，那么终究不能接近道。”近代以文章著名的人很多，但用文章是否合于道来衡量，大概只有少数人能够有所存留，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经学修养疏浅。我们乡里从宋、元直到明代，人才接连出现，大都因经学而显名，而张龙湖先生尤其是应时代而出的经学大儒，能够在文风已经倾颓之后挽回文章的潮流。先生幼年丧父，贫困艰难，在崎岖道路上背米之余，仍怀抱六经，专心探究微言大义。他对于道，功夫深厚、涵养深邃，所以所写文章根基深稳，枝条挺拔茂盛；无论宏篇还是杂著，没有不综合阐明道的要旨、揭示忠孝的常理、树立劝善惩恶的意义，并以此说明修身治世的纲纪和途径。前朝的文章到中叶便衰落了，征兆已经出现。庸俗之人拘囿于疲弱昏暗的习气，而聪明奇杰之士又往往故意表现放荡诡奇、险怪琐碎的姿态，彼此夸耀。如果没有大儒名公倡导、阐明经学，挽救这种弊病并努力扭转流风，那么萎靡的文风和狂妄迷惑、争相煽动的风气，早在隆庆、万历之际以前就会出现了。先生当时亲自担当引导者，总持文坛，启发蒙昧，必定以圣人之道加以裁断；主持文坛选拔时，多推重奖掖经学之士，如归震川、薛方山等前辈，都出自他的门下，而震川受到他的指授尤其频繁，所以归震川一生对知己的感激，唯独对先生再三致意。这样说来，先生的文章不但使自己在世间长存，也能使经学逐步扩大流传；他起衰振弊的功劳，难道比前代贤哲逊色吗？况且先生足以流传不朽的地方，本来不只是著书立言而已。我听乡中老人说，先生未显达时，慨然想要推行自己的学术，以扩大施政作为；后来考中南宫，进入翰林，直到掌管南京铨政和进入政府，却反而眉头紧锁、闷闷不乐，吃饭时常常叹息哭泣。起初他与张桂不合，借故请求归乡；后来世宗被方士和专权辅臣蒙蔽，他多次上疏进言，却始终没有奏效。善恶混杂、贤愚同处，他终于郁闷困顿而至于成病，病情危重时，仍然对时事牵挂不已。这些孤忠亮节，并不是因为小人的喧嚣排挤就停止实行，确实无愧于古代大臣端正自身、匡正君主的道义。然而嫉妒他的臣子在他死后隐没这些事，当时的记载者也不敢公开称述，所以世上只传说他自劾以及筹划边防、制定《会典》等几件事；他在同僚之间匡正引导、在辅弼君主身旁启发劝谏的事，仅仅流传在乡里老人的口中罢了，怎能不令人叹息！但是先生足以流传不朽的事业，本来会与江河一同长流。如今读他的遗文，浑厚深醇，古雅峻拔，其中难道有一处违背道义的吗？那么，先生穷究经学的成效，更可以从他的文章中想见他的为人了。好了，这部文集，是我先曾叔祖治中公做先生女婿，在先生去世后刻板流传的。年代久远，版刻漫漶残缺，翻刻本又杂乱混淆。甲辰年秋天，我的儿子新校任职于两浙，于是把家藏原本以及亲友所藏的各种版本交给他，让他在吴越藏书家之间校勘讹误、订正篇次，重新刻印流传于世，以恢复先治中公原来的本子，也让那些通晓经学、研习古道的人知道应当以此为勉。雍正四年丙午秋八月上浣，同里后学石陇彭思眷鹤田氏题识于莱浦山房。雷礼 旧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