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龙湖先生集卷之三

译嘉靖庚戌年春二月，天下士人到礼部参加会试的，约有四千五百人。尚书臣阶、侍郎臣崇庆因为考试事务请示皇上。皇上命令臣治、臣德担任考试官。同任考试官的是侍郎某某，监试的是御史某某，以及担任各项执事的人员，全都配备齐全。按照惯例举行三场考试之后，便用尽日夜的力量，谨慎地考校选择。遵照皇帝的裁断，录取三百二十人。于是记录他们的姓名，以及文章中足以作为范式的二十篇，进献给皇上。臣治谨作序说：所谓录，是为了记录士人；然而录与士人总是相互增重的。穷居乡里的平民士人，研习笔墨，游历乡邑，必定要经过十多年，才得以由乡里的主管官署登记；又必定要再经过十多年，才得以被礼部登记。也有人终身不能参加。因此士人能够进入这份名录，就已经有多余的荣耀了，这是士人因名录而显得尊重。士人被录取之后，他一生所建立的事业，果真足以济助天下、恩泽百姓，使声名光辉流传无穷；后代人将恭敬地指着他说：‘这是本名录所录取的士人。’那么，这份名录也就有了多余的荣耀，这是名录因士人而显得尊重。所以说，录与士人总是相互增重的。国家为什么要登记选取士人呢？是希望他们为世间所用。士人学习古代的学问，向上求取录用，也同样是希望自己的学问能够用于世间。然而道有升降，时代有古今，君子只应随着自己所处的时代而施行，根本以济助天下、恩泽百姓为要务，这样才是有用的学问。学习了却不能应用，应用了却不适合时代，那么名录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我高皇帝拥有天下，在即位第三年，庚戌年开始开科取士，录取天下士人。当时辅佐拥戴的臣子同心协力，共同缔造伟大基业，传给万世，上下都建立了宏大的功业。圣明君主相继承袭，大概都谨慎对待选取士人的尺度。如今圣明天子继承天命，拓宽道德的道路，扩大仁义的统绪，远方安抚、长久观览，用来勤劳万民、彰明宏大功业，唯以仁贤为要务。这是尧舜用心之所在。到现在二十九年，共举行十次选士，恩泽广博施布，时间越久越深厚，至高德行昭然显著，超过前代。远方万里之外的士人，肩挨肩、脚跟脚地一同进用；小小的才干、微末的技艺，全都有人任用，这是太平盛世的条件。然而臣下失职，功业没有加惠百姓，恩泽没有流布，众生很少得到安遂；天下的政事，如同风吹草动，有所积聚也有所空虚，与祖宗旧制相比，或许稍有不同。这难道是法制不足吗？是士人平时没有磨砺，才使士风日益如此。那些解说古道的人，往往拘泥古道而不能通达时务；喜欢变更制度的人，又凭自己的私智与天下争斗，因而扰乱天下，不再以典常作为准则，逐渐走到弊病的地步，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明智的君王不依赖自己拥有长久安定、长治久安的事业，而依赖自己拥有能够保卫国家、治理天下的臣子和士人；不担心没有可以施展才干的时代，却常常担心没有明白体察根本道理、适合实际应用的学问。《尚书》说：‘学习古代之道而进入官府，议论政事并据此制定制度，政治就不会迷乱。’ 要把典常作为你们的准则，不要用花言巧语扰乱自己的职守。这说的就是明白根本道理而适合实际应用。保卫国家、治理天下的道理，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从前丁未年的考试，臣曾承蒙明命，接受考校士人的责任，深怕没有办法称职完成。如今再次担任此职，恐惧就更加深重。臣想着恭敬自勉而不敢忽略，希望能够得到明白根本道理、适合实际应用的士人，供圣明天子驱策任用，共同守护太平事业，使政治安定达到无疆。然而若执守有关官署的尺寸法度，只从言辞末节上求取人才，又是臣私下忧虑的事情。为什么呢？在开创之初求取人才，通常容易；在太平盛世求取人才，通常困难。因为开创之初，人们周遍经历艰险，志意勤奋，思虑审慎，所以才干大多可以任用，求取也容易。太平盛世之中，人们习惯于眼前安逸，诵读古人的言论却不明白当代事务，拘守守成的表面迹象却不考察治乱的根源，所以才干很少收到实效，求取也就困难。若对日渐败坏的法度更加重视，却只得到少有效验的人才，凭什么谈得上保卫国家、治理天下的道理呢？这正是臣私下忧虑而且恐惧更加深重的地方。法制不足以治理天下，是因为人才不完备；人才不足以发挥作用，是因为学问不完备。诸位士人，你们学习古代的学问并把它落实到实际功用中，如今既然已经被上级官府录取了。你们一定要把所学全部施展出来并善于运用，务必用来救济天下、惠泽百姓，向上辅佐圣明天子的太平事业，使声名光辉流传无穷；这样，录取你们难道不是为你们增添荣耀吗？如果只是忙忙碌碌地随时代沉浮，对世俗实际毫无补益，只是凭借美好的名声来增饰这份名录，那么即使把你们录入其中，天下后世也会有人不把你们录入心中。这实在是使这份名录蒙羞。唉，真是可怕啊！你们诸位士子努力吧。应天乡试录序

译嘉靖庚子年秋八月，天下按照惯例在各乡选拔士子，应天府预先上奏请求，臣张治和臣张用卿于是恭敬地接受命令，前往主持这次文事。事情办完后，便把中式者的姓名和文章记录下来进献朝廷，并传播到四方。臣张治作序并感叹道：文章不是已经很兴盛了吗？从前甲午年，臣曾经承乏主持这项事务，如今又第二次来到这里。看他们的文章与从前相比，更加兴盛了。大明兴起已有一百七十多年，以文化教化成就天下，天下人每天都在探究文章，经世制度完备，皇恩普遍周洽，盛大浩荡，几乎与三代相同。君主的治术明达，臣下的职责得当。等到我皇上承受纯厚仁德，亲自实行最高道德，推行六艺，遵守经典、整饬礼制，广泛修明人的常道，真是文采灿然、盛美无比。海内海外，没有不欣然大变、承受皇帝美好光辉的。何况南畿是我圣祖开始创业的地方，宏大的谋略和广大的教化昌盛地惠及人物；丰厚的根基和培育，又比外服更早成熟，本来就应当文质彬彬，足以称为四方的盛美。然而文章其实是盛衰的关键，君子对此感到忧惧，为什么呢？古人所看重的有文章，是要用它整饬德行、表明行为，使众人安定、万物有序，推演天地人的道理，厘正君臣的义理；由此可以考察时代变化，观察教化成就。舜、禹时代，辅佐大臣畅言政事，叙述九功，修治六府，君臣之间称善赞许。殷、周兴盛时，又有《伊训》《说命》《旅獒》《金縢》等言论，用来拥戴辅佐当时的政权，都建立了足以感动天地的伟大功业。等到时代衰落，实际内容反而不能胜过文辞，教化成就的意义也衰微了。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将跟从先进。”大概正是为此而伤感。因此君子不是害怕文章兴盛，而是害怕文章虽然兴盛，具有真实内容的人却可能很少。所谓真实内容，就是道理扎根于内心。譬如草木，根扎得深，枝叶的荫蔽就会广远。《礼记》说：“天下有道，行动就会有枝叶。”说的不就是实际内容吗？有人说：“文章的增减取决于时代，而文章的变化则取决于人。”所以韩愈出现，唐代文章就发生变化；欧阳修出现，宋代文章就发生变化，这是时机促成的。又说：“文章用来表现道，而道是人由此通向治理之路的东西。”如果真正达到了道，文章增减并无妨害；如果文章发生变化却不由道理支配，就等于舍弃经纬而只结丝带，便无从措置，又哪里足以谈论教化成就的道理呢？唐、宋的治理之所以不能与三代并列，难道只是因为文章吗？所以君子不是害怕文章兴盛，而是害怕文章不由道理支配，政治也因此受到影响。《传》说：“祸害产生于内心，就会危害政治；祸害发作于政治，就会危害政事。”唉，真是可怕啊！正值天子文教兴盛之时，你们诸位士子要努力，不要使自己空虚。这次考试，提调官是府尹某、府丞某；同考官是学正某某；监试官是御史某。他们都各自整饬事务。诸曹和六馆的士子，以及督学御史臣宜选来考试的人，共有四千四百多人。考试后取中一百三十五人。遵照既定制度，不敢超过名额。应天同年录后序 嘉靖甲午年，应天乡试的士子，我私下参与校阅文章。每个人的言论并不相同，然而录取的标准相同。所录取的士子，共有畿内一百一十六人，浙江十一人，福建五人，江西二人，楚地一人。四方土地并不相同，然而推荐的结果相同。乙未年，大家都聚集在京师，按年龄集资设宴。年龄长幼并不相同，然而排列次序相同。于是有了这份名录，用来记载大家的相同之处。我看了它，感叹道：只有君子才会重视这份名录。为什么呢？名录是用来记载相同之处的，但其中也有不同：文章相同，都是因此被取中，可是言语和沉默的作用各不相同；姓名相同，都是因此被推荐，可是仕途的尊卑各不相同；年龄相同，都是因此排列次序，可是寿命的长短各不相同。这样能够始终相同吗？那么，君子之所以能够显扬于久远而不朽灭，难道不是因为有更大的相同之道吗？为什么呢？文章虽然不同，但道理相同；仕途虽然不同，但义理相同；年龄虽然不同，但德行相同。这三者说的不是外在形势和地位。因此，善于言说并不以言辞详尽为贵，沉默也不等于缄默不言；地位高并不因此尊贵，地位低也不因此卑贱；寿命长并不因此永恒，寿命短也不因此促迫。君子知道言辞不以详尽为贵、沉默不以缄默为贵，地位高不以尊贵为贵、地位低不以卑贱为贱，寿命长不以永恒为长、寿命短不以促迫为短，那么那些努力修养自身、使自己充实的人，自然就不能停止了。知道言语并不比沉默更有差别，地位高并不比地位低更荣耀，寿命长并不比寿命短更增加价值，那么那些倚仗自己的长处来傲视他人的人，自然就不会再这样做了。所以，使自己充实叫作贞；贞正之后才能长久。不向他人夸耀叫作虚；虚静之后才能广大。长久而广大的极致，就是与天地万物同为一体；历经百世等待圣人，也仍与圣人同道。外在的形势和地位哪里值得一提呢？所以，道理相同的文章可以建立言论，义理相同的仕途可以建立功业，德行相同的年龄可以建立生命价值。这三者是显扬于久远而不朽灭的原因，这就是大的相同之道。《易》说：“两个人同心同德，锐利得可以切断金属；同心的话语，气味如同兰花。”从前同年录很多，昌黎韩愈、紫阳朱熹的名录，后人尤其重视；其他的本来都已经模糊湮没了。韩愈、朱熹名录中所说的相同之处，后人也只是重视二人的名录而已，其他的仍然模糊湮没。那么，二人所相同的地方就很重大了。因此，君子不在那些本来不同的地方求同，而在最终都相同的地方求同，这才是相同的最高境界。如果只是说相同，最终却大不相同，即使把他录入名册，天下后世也会有人不予承认。那还相同在哪里呢？所以说：只有君子才会重视这份名录。武举录序

译嘉靖戊戌年春，天下参加武举、聚集京师的士子共有七百九十多人，兵部援引旧例上疏请求。皇上说：“文属阳，武属阴。武举在秋季举行，以后文举也在秋季举行，这样道理才相合。”于是著为法令。秋九月，兵部再次上疏请求，诏令说：“可以。”于是任命某某主持武举，某某协同主持武举，某某负责考试，某某协同考试，某某监试，某某提调，其他执事人员也无不共同谨慎办理这次选拔。九月己卯，考试骑射，射中合格式样的六百一十人，另有十二人。十二日壬午，考试步射，射中合格式样的三百四十人。十五日乙酉，又在棘院考试文章。当月二十一日庚寅，天子开始在明堂大享上帝，开创正式祭祀宗庙之礼。百官都庆贺，认为这是久未举行的盛礼，想要奉行皇帝的美德。因此，主管这次考试的人担心不能参与这项盛事，便在〔原文“辱乃穷五之日”有疑误〕，竭力日夜接续着烛火办理。六天后事务办完，文章考试合格、被选取的有六十五人，取舍由皇帝亲自裁定。名录编成后，臣张治恭敬地拜手稽首说：“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军事。圣王正是凭借这两件事来奉行神灵的统绪，治理万物的命运，掌握天下国家的道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百十人〕 遵循经典、制定制度、因时陈述义理，自古以来就被看得很重要。我皇上确实聪明通达，能够上达天德，振兴湮没的事业、纠正错乱，建立弘大的义理，以光大修明古代先王的事业。冬至祭天并祭祀祖先，是尊崇根本和始祖；季秋享祀上帝并祭祀父亲，是追念成就形体的父亲。这样尊亲的孝道就完备了。三年春天举行文举，是顺应阳德；秋天举行武举，是效法阴刑。这样仁义的作用就彰明了。充分遵循上天的实际法则，建立教化成就的最高境界，文武相济，盛美无比，即使百代君王也没有能超过的。你们诸位士子驰骋弓矢，研习文章，趁此时机来施展自己。既然已经承受了这项盛大的制度，又亲眼看到了典礼的盛大，这种遭遇难道不是非常美好吗？士人忧虑的是不能始终得到机遇；如今既然遇到如此好的机遇，那么感奋之情应当怎样呢？忠与孝本是一心，文与武本是一道，人不可以把它们分开。因此，兼具忠孝叫作德，兼具文武叫作才，才德兼备叫作全人。《六月》诗赞美征伐，却说：“文武兼备的吉甫，张仲孝顺友爱。”这样看来，文武之道果真是两回事吗？所以，临阵作战没有勇气，不可以说是孝；使亲人受辱、懒惰伤身，不可以说是忠；违背道德、触犯法令，不可以说是有文；勤于暴虐而怠慢礼义，不可以说是有武。凡是这些，都是把文武、忠孝分裂开来。人具备这四种品德而生，就叫作命。古代出兵时接受祭肉，以彰明天命。既然承受天命却把它分裂开来，就是懈怠和抛弃。机遇即使很好，也不如自己真正具备这些品德。孔子说：“我出战就能取胜，祭祀就能接受福佑。”大概这就是全人的道理。你们诸位士子，难道不也应当以此为务吗？愿你们成为忠诚的吉甫、孝友的张仲，作为保卫国家宗社的干城，使昌盛的祭祀延续到无穷，并向上辅助孝德的光辉，辅弼这种仁义之治，那么你们在后世也会有美好的声誉。这大概就不会辜负这次美好的机遇了。你们恭敬地努力吧！” 武举同年录序 嘉靖戊戌年秋，参加武举的士子共六十五人，大家设宴聚会。按年龄排列座次，是为了增进情谊，崇尚谦让之礼。名录编成后，大家说张子曾受命主持这次考试，请他为武举名录作序。张子读后感叹道：“美好啊，声音多么和谐！这种做法用于军旅，大概是先王遗留下来的传统。”然而，年龄排列虽然广大，若曲意牵引而损害了整体，难道还算按年龄排列吗？众人说：“是，是；不，不，愿意听完您的教诲。”张子说：“你们这些人初次进身时，列出名次并按技艺淘汰，是以技艺论年龄吗？进而评定高下，是以文章论年龄吗？聚会时安排先后，是以年龄论年龄吗？做官后按官阶尊卑排列，是以爵位论年龄吗？”众人说：“是。”张子说：“古代有许多具有强力和智谋的士人，在诸侯中显名，声名光辉流传百世。然而我听说，有的人射术力量不足，却可以怀柔众人；有的人木强少文，却可以安定国家；有的人凭借表面诱饵的策略，可以牵制单于；有的人终身没有封侯，却能威震沙漠。这些人都不是按年龄排列的对象，却最终能够凭借功业使自己的名声流传。你们为什么把年龄排列看得如此重要呢？”众人说：“如今这个时代，没有什么比年龄排列更重要。不按年龄排列，就无法显示自己的位置。因此年龄排列关系到荣辱，君子务必重视它。” 张子说：“年龄排列的意义很重大，若曲意牵引而损害整体，难道还算年龄排列吗？”众人说：“是，是；不，不，愿意听完您的教诲。”张子说：“最高层次是按德行排列，其次是按人物排列，再次是按自身排列。按技艺和文章排序，是有关部门公开的规定，是在一个人之中比较；被人黜退，就不再有资格列入。所谓按年龄排列，是彼此亲近比较，是在几个人之间比较；如果通行于众人之间，就不再只是年龄排列。按爵位排序，是国君制定的制度，是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比较；死后超过自身，就不再只是爵位排列。所以按德行排列，是贤圣的行为；它在百世之中没有穷尽。因此技艺没有比它更强的，文章没有比它更高的，年龄排列没有比它更尊贵的，爵位没有比它更显贵的。即使没有按这些标准排列，天下后世也会有人为之排序，何况已经按这些标准排列的人呢？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把他列入其中，天下后世也会有人不把他列入，何况未被列入的人呢？所以，年龄排列关系到久远和近暂，君子应当谨慎。”众人说：“是。” 应天府乡试录后序

译嘉靖甲午年秋八月，举行应天府乡试。臣张治因为训导臣张治〔原文人名疑有重复或脱误〕接受皇上的命令，前往主持这件事。出发后，便相互说道：“这次要明辨人才，确实艰难，怎么能不害怕呢？”到达后，恰逢贡院落成，制度宏大而华美，森严而有边界。又相互说道：“这次要治理有关事务，只能共同努力，怎么能不恭敬呢？”事情办完，二十天后结束，名录编成。又相互说道：“这是人文荟萃，确实盛大，怎么能不庆贺呢？”臣张治恭敬地稽首拜言于名录之后：“这份名录有八种可以看出的意义：可以看出当今盛世，可以看出圣明神武的教化，可以看出王道制度的完善，可以看出根本之地的重要，可以看出都会之地的美好，可以看出道德相同，可以看出是非判断的公正，可以看出宾兴人才的隆盛。周公以后，道理没有比孔子更明白的；孔子的学说独盛于北方，他所处的时代运势也随之偏向北方；当时南方有荆楚的强盛。孟轲以后，道理没有比周敦颐、朱熹更明白的；他们的学说独盛于南方，时代运势也随之偏向南方；当时北方有胡元的动乱。到了我朝，文教广泛施行，遍及四海，诗书礼乐，连蛮服之地也都达到。承受中正之道、抚循时代运势，自从有人民以来，没有超过我朝的。这就是当今盛世的盛况。祖宗建立准则、树立法式，为伟大太平的教化奠定基础，精密周详；到现在已有一百六十多年，继承美好事业，治理因此兴盛。我皇上的宏大谋略和美好法度，勤勉地施行和率先垂范，百姓和贤士承受恩德，无不自我奋发、发挥作用，共同形成了如《菁莪》《棫朴》所歌咏的育才风气。这就是圣明神武的教化。选举的政务，是先王所重视的。后世的增减各不相同，但制度的要旨都是取得人才、辅助政治。国家设置科举，虽然似乎不合古制，但士人立志于此，便不被其他事物吸引而改志，所以杰出人才都从这里产生，以正直的言论和长远的谋略辅佐治理，国家社稷也依赖他们。这就是王制的善处。从前文王讨伐崇国，居于丰地，天命因此更新；武王居于镐京，四方归于统一，于是昌盛地安排后代，使周朝八百年的祭祀得以延续。我太祖在金陵开始建立根基，统一四海；太宗在冀地筹划万世基业，使天下恢复正位。培育人才的美好事业确实首先在这里兴起，因此每三年取士，南北同样兴盛。这就是根本之地的重要。这里跨越淮水、包容舒地，控制并连接荆楚和吴越，山川江河环绕汇聚，沃土绵延千里，聚集灵气、孕育英才，积累而愈发光彩；这里的人才繁盛，正如照乘之珠、木难之珍在深渊大泽中发出美光，无法掩盖。这就是都会之地的美好。士人的言论典雅，能够蓄积质朴、守持贞正，以诚信沟通万物，以明达的志向通达政务；关于性命和王道的纲纪，文质彬彬，若非圣贤之道就不发言。这就是道德上的相同。诗文不愚昧的，录取；《易》义不悖乱的，录取；《书》义不欺诬的，录取；《春秋》义理不紊乱的，录取；礼义不烦琐、音乐不奢靡的，录取。文辞浮夸而没有实际内容的，不录；拘滞而不通达的，不录；偏僻而不正当的，不录。因此可以进献，可以流传，可以作为规范，这就是是非判断的公正。皇上勤勉学习、整饬治理，以恭敬礼遇邦国贤才；百官恭敬地遵从美好诏命，办理这项事务，没有不敬慎供给的。各处陈设宴飨，清理备办千夫驰骋所需，众多工役赶赴有关部门办理，大家都说：这件政务很重大，这次宾兴人才很隆盛。然而臣私下有忧虑：名录是公正的，难道会有人凭借贿赂而侥幸售其文章吗？文章相同，难道会有人嘴上说得好听而实际违背吗？才华优美，难道会有人倚仗才华而行奸诈吗？制度完善，难道会有人借此谋取私利吗？四者有一件发生，就将严重违背圣王的教化，使自己辜负这明盛时代，怎能配得上京畿之地的优胜呢？恐怕也会愧对贤能的主管官员。因此君子应当会合盛美以使其昌盛，以美好教化来培养，以善行规范来光大，以承继重大事业来增强，以珍贵美德来彰显，以同道之心来扩充，以笃守公正来发扬，以彰明隆盛来完善。明察这八件事，并以道来统领它们，把它们施行于天下、彰明于万世，将无论到哪里都合宜。这才叫作真正的人才。诸位士子，努力吧！茶陵州志序

译《茶陵志》在元代以前没有留存的刻本，正统年间才开始刻印。张治看到它晦暗而不明，杂乱而不统，芜杂而没有根本，遗缺而不完备，逐渐散失，几乎毁坏，于是太常夏公出任茶陵补任官时，把修志之责交给了张治。张治于是取来删改编纂，写成上、下两卷，分为二十二个门目，共六万多字。先王制定国家制度，划分土地、分配道路，有升有降，有沿袭有变革，用来推演世道的发展次序。《志》记邵氏谱系，星象气候一类的书多夹杂禨祥等不经之说，然而天地人的道理不可欺骗。记载分野和险要，是设置防守、保卫国家的办法，即使圣王也不能废弃。赞美子迈的功劳，记载城池和地理道路的兴盛；它挹取衡山之气，带连湘水，是杰出贤能所居之地。记载地形胜势：洪大的源头孕育了什么，疏导后成为江河；大地由什么陶冶，铺展成山陵；这些都是百姓利益汇聚的地方。记载山川：鼓舞民众、成就教化，没有比礼乐更高的。礼乐的施行，在于洞察百姓的性情。记载风俗：君主依靠百姓供养，百姓依靠劳动生活；发展到极端，就会放纵欲望、兼并财物，困扰于机巧逐利，其隐患不能不详察。记载食货：这是君主施行政令的地方；推行德政，就能使百姓安居于甘棠树下，不砍伐它；看到岘山石碑便兴起哀思，难道可以不努力吗？记载公署：这关系到君子的政务。以惠民为目的而不图己利，才能储备物资、修通津梁沟渠，使百姓因此感受到惠政。祭祀没有不合规矩的，这不是滥祭，而是崇尚正道的意义。记载祭祀典礼，是要刻石崇奉、流传宏大的功德，后世效法前代的轨迹，可以作为准则。记载古迹，是因为百姓天性蒙昧，任由欲望驱动，不能都以教化为根本。记载学校，是因为众人放纵欲望就会争夺竞逐，怯弱者也不以为耻，必须制定制度并以威势控制，以此威服天下。记载武备，是为了防守。守令和群牧官员，或廉洁、或贪黩，或仁厚、或残酷，众多神灵明明在上，善恶不可能掩盖，难道可以不谨慎吗？记载官守，是因为取士的方法由来已久，历代损益各不相同，但要旨都是取得人才、辅助政治，即使百世也不能改变。记载选举，是为了陈述惠政、积累福祉，以德泽使百姓长久感怀，声名显赫。记载循良，是因为明智而美善的人能够建立人伦纲纪；小德谋划一邑，中德谋划一国，大德谋划天下，都可以称述。记载人物，是因为坤道安和、震动而不变，在家庭之间就可以观察出来。记载列女，是因为古代坟典的道路已经断绝，六经的言意也隐微，而秦汉以后文辞灿然，然而根本目的仍在于发明至道所蕴含的意义。记载艺文，是因为自汉以来佛、老思想萌发，到今天已经蔓延如草，必须用经常之道加以匡正。记载寺观，是因为大道不明，荒诞幻妄的文章和显著事迹足以鼓动众人。记载传疑，是因为事情有参差不齐之处，不能按同类保存，只能用来备查考。记载杂志，所以《志》所记各门都有意义：邵谱记世系，分野记星象，城池记坚固，形胜记地势，山川记地域，风俗记德化，食货记民力，公署记治理。公署记惠政和安抚；祀典记常道；古迹作鉴戒；学校施教化；武备讲守御；官守明职责；选举求人才；循良记良吏的准则；人物是士人的征验；列女以贞节为内在根本；寺观以平夷大道为外在表现；艺文以敦厚教化为训导；传疑以探究义理的穷尽为目的；杂志以记载事物的终结为归宿。这样，记志之道就完备了。《张龙湖先生文集》卷之三 《张龙湖先生文集》卷之四 序 序 《阳峯奏议序》《松皋文集序》《雩村存稿序》《寿张阳峰少宗伯序》《寿封君傅笔山八十序》《寿王太夫人序》《寿韩苑洛七十序》《寿少师罗峰六十序》《赠萧山李大参序》《赠计太守入觐序》《赠徐方塘序》《赠张子干序》《赠郏梅岩北行序》《赠赵完卿二守序》《赠李蕉溪序》《赠王克斋北上序》《寿李蒲汀六十序》《阳峯奏议序》《南宫奏议集》是大学士张阳峯公在南宫任职时所上奏疏的汇编。其大类有：朝贺、宗庙、祀典、学校、选举、官政、恩恤、王国、宾贡，共分若干卷。张治接受后阅读，感叹道：“我们楚地确实人才众多啊！”大明兴起一百八十年，从翰林院起家而升至高位大臣的，也并不常见。看其官位达到宗伯的，有襄阳任公、华容黎公，大约相隔数十年，张公才接续其后。官位达到师相、掌管机要政务的，有文定杨公、文正李公，大约相隔数十年，张公才接续其后。然而任公、黎公担任了清要显贵的职务，却没有掌握诏令文书的责任；杨公、李公入朝掌管枢密，却没有亲自参与神灵和人的事务。而张公则兼有这些职责。任公处在开国初期，天下刚刚安定；黎公守成继业，但施政没有最终完成；文定公历事三朝，经历百般艰难，正德年间局势十分危急，处在艰难重任之中；文正公则留下了遗憾。我皇上中兴国家、崇尚文教、尊重儒学、考察古制，使三代礼乐明白完备。张公首先侍奉经筵，在细旃广厦之间从容讲论，以资助皇帝启发和吸收。到了宗伯职位，他考察古今，以上辅佐典礼；君臣之间志趣意气相合，言语进奏便得到信任，双方没有猜疑。因此，关于朝贺的奏疏慈爱而舒展，关于宗庙的奏疏端正而详尽，关于祀典的奏疏明白而直截，关于学校的奏疏昭明而通达，关于官政的奏疏严谨而确实，关于王国的奏疏周密而明辨，关于宾贡的奏疏和辑而柔和。该可就可，该否就否，如同盐、梅、曲、糵相互调和，共同形成滋味。与前面四位公相比，情况如何呢？人所遭遇的是时代，所持守的是道。时代不相同，所以所建立的功业不能完全一样。至于纲纪国家的是非，竭尽力量效忠王室，以忠言和良策见效于当时，而文采、功勋和事业留待后世评价，那么张公与四位公本来并没有不同的道路。张公所处的职位已经兼有四位公的重要性，而他所遇到的良好时机又成为施行道的场所，这正是四位公想要而未能得到的。因此，观察张公的奏议，就能感受到他所处的时代。有人说：“天下仍像营造房屋，辅佐天子的宰相，就像拿着寻长的绳墨来审察曲直和形势；六卿百官分理各项事务，就像拿着刀锯斧斤来辅助施工。如今皇上将要任用张公为宰相，张公将衡量天下高深长短方圆的尺度，使各类役夫按指示增减施工，功业完成却不留下自己的名声。”这些奏议把条例列出、把事情陈述清楚，也就如同打磨砍削所用的器具。张公为什么要做这些呢？回答说：“天下的事情，虽然大小和形势不同，却没有不相互资助而成就的。规矩确实已经陈列，绳墨确实已经设置，但如果打磨砍削的器具不齐备，各种役夫不能迅速前进，那么又怎能靠它建成房屋呢？所以斧斤刀锯，正是规矩绳墨得以施行的工具。由此看来，奏议对于宰相治理政务也并非没有帮助。”于是把它刊刻出来。《松皋文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