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十三　　七言律诗

译明朝兴起、自从设置内阁以来，各代都有著名贤哲。以文章和功业相互辉映的，在楚地有李文正。文正是茶陵人，天顺甲申年进入翰林，至弘治乙卯年入阁为相。孝宗因此取得成就，有人说这是由于关乎天运、钟灵于地，不只是凭文章取得地位，确实不是偶然的。等到文正去世，不到四年，龙湖翁又在茶陵崛起，考中南宫第一。适逢皇帝南巡，廷试没有举行；恰好遇到当今皇帝在江汉即位、顺应天命中兴，首先赐予进士出身，选为庶吉士第一，使他阅读中秘书的书籍来陶冶造就他。这难道不是贞元之会暗中有所期待才这样吗？为什么天时人事配合得如此完美而没有差错呢！龙湖翁自辛巳年进入翰林，已经与文正的甲申年同样际遇；但他的志向在于孝敬父母、经世济民，不甘心做浅陋的儒生，只摘取华辞、承袭余香来窃取章句之名。凡是军旅、刑狱、钱谷、水利等事务，以及边疆关隘的夷险、地图的修阻、户口的增减，没有不探究其法，并想把它们贯通起来以寄托于后世的。后来他掌管宫中文书、主持文坛，掌握两京铨政，考校文武士人，衡量细密，分毫不乱。评论人才是正是邪、是忠是佞，义形于色、直言不讳，凛然使人不敢侵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两〕 至于他所推重奖掖的名节之士，又唯恐做得不够。因此天下士大夫共同寄望于龙湖翁，时间久了便更加信服。晚年，皇帝亲自选拔他，己酉年春天命他掌管机密，距离文正入阁还不到一个甲子。而龙湖公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与一两位元老奉行法度、顺应时势，调和国家元气，必定想使朝政清明、善类遍布，以培植宏伟的根基。他与文正以及刘、谢一心共同辅佐弘治的功绩，前后相互辉映。天运和地灵难道不是在这里有明显的证明吗？然而文正的功业虽然在弘治年间显著，到正德初年，国家劫运已经危急。龙湖翁曾说这是文正的遗憾。如今皇帝具有至高圣明的资质，独自运用刚健的权力，与孝宗相同，大概不是正德年间的情形可比。假如上天多给他一些岁月，让他长久在位，充分实现龙湖翁的言论，必定不会把自己局限在文正的成就之内。在细旃广厦之中从容进谏启发，自然能够深深打动圣心，使盛大宏美的声名流传无穷。可是他未能实现志愿便去世了，那么龙湖翁自己的遗憾，难道不比对文正的遗憾更加深吗？这难道不是他生不逢时，而长久治道的教化没能借助他来完成吗？我曾看邵二泉为文正《怀麓堂稿》所作的序，说他的恩泽遍及天下，就像大将统率军队，不需要听见号令；这不是只说他的文章，而是诵读他的文章，就知道文正用来使自己不朽的根本，本来就在其中了。龙湖翁虽然已经不能复生，然而流传在人们口中的片言只字，大都关系到国家大体，而且方正严毅，巍然具有壁立千仞的气概。那么，龙湖翁自己所期待而未能完成的事业，难道不能从中看出一二吗？我有幸得到龙湖翁的知遇和爱护，曾经想要编成一代大典，把责任托付给我，可惜未能执笔跟随龙湖翁之后，因此至今仍有余憾。于是我同龙湖翁的女婿治中彭宣，一起整理他的遗稿，写序保存，使那些想从不朽事业中寻求龙湖翁的人，看到他的宏大志业，这就可以了。嘉靖癸丑年暮春吉日，后学丰城雷礼撰。薛应旗 旧序 道因文章而显明，也会因文章而晦暗；文章因人而流传，也会因人而湮没。古今写文章的人很多，上下千百年间，号称名家的也不下几十辈，但真正流传不湮没的，不是因为其人品卓越，就是因为其言论接近于道。然而遭到讥评指摘，也同样无法避免。那些对于道没有发明、本人又不足以让世人看重的人，笔墨刚刚放下，声影便无人听闻；耗尽一时的精力，却连春花朝露争荣都比不上，这样的人又哪里能够一一计数呢？我的老师龙湖张先生，挺拔地生于南楚，径直趋向高远。薛应旗最初因为文章在科举场中受到先生赏识，后来又以属吏身份在南部侍奉先生。我见先生挺直自身、正气凛然，侃侃直言而不屈服，喜好善行、嫉恶如仇，从不稍有宽容，确实是信道笃厚、勇于担当的人。所以他写文章，都根源于性情和义理，光明俊伟，一洗雕饰浮华的习气。他的志向大概是想上窥远古，而不屑以写后世文章自我标榜。后来先生进入内阁，我在南京任官属，先生多次把文章给我看，并虚心询问，认为应当没有什么隐瞒。我说，先生上下通贯古今，博览群书，本来没有什么书不读，而《左传》《国语》以及戴德、管仲之书，常常是他所喜爱的。只是文章的风度、气象和色泽，有时与四家之书相似，大体上彼此相类。先生于是捋着胡须大笑说：“你认为我的文章还有固定的门径吗？规矩，是方圆赖以形成的；律吕，是声音赖以和谐的。制作器物以便利天下，引导和气以宣扬教化的机理，本来有某种东西在其中运行。将来我会达到苦甜都忘、快慢融化的境界，陶铸万物，达到大音希声，再拿来给你看。”不久先生病重不起，我也因任学政离开了这里。我再次来到京师，先生的外甥彭君宣追述李汉的旧例，刊刻先生的文章以流传，嘱托我为末简作序。我想，全楚的山川，古来就是贤才聚集之地；到了我明朝兴起，更加宏大而开放。文庙方面有杨文定、夏忠靖；孝庙时期有李文正、刘忠宣，他们都用文章修饰政事，名声显著于朝廷内外。如今与先生同时的，有石首、蒲圻、沔阳、黄冈、随州诸人，各以才名驰骋文坛；湘水、汉水之间的文人挥笔作文，也都有著述。现在取先生的文章反复熟读，其中正名分、明伦常、辨物理、经世范俗的内容，无不是承载大道的言论；其深沉涵泳、挥洒纵横，又兼有体用而更加宏大。虽然上天不肯留下先生，但他未能酬答的志向，大概足以在前面四位公的光辉中得到真实证明；而同时的诸位先生，本来也未必有人能够超过他。他所写的文章既然是彰明大道、流传后世之文，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嘉靖甲寅年冬十二月，门人武进薛应旗谨序。陈栢 旧后序

译我陈栢从幼年便听说龙湖先生，他风采翩翩地在湘中崛起。后来游学京师，滞留于辟雍，与先生朝夕相处，内心便非常仰慕他。己酉年，先生由南京官员入京掌管机密，毅然以治理天下、使国家安定为己任，于是天下人欣喜地想象太平将至。第二年，先生主持礼闱考试；他一向厌恶文风与时俗一起变得卑弱，素来有意恢复古风，独自以欧阳文忠自许，又因为苏子瞻器重我而赏识我。任职不到几个月，先生便病重将死。我当时任学政屯部，奉命前往料理安葬；与先生的女婿治中彭君想要收集遗文刊刻。如今甲寅年刻成，于是请我为后序，并说：“这是我女婿的志愿；天下的知己，除了你还有谁适合写序呢？”序说：文章之道，不只是与时势和政事有关，也可以由文章推知其作者。三代以后，文辞之士很多，什么时候不曾效法古代典籍、想在《风》《雅》的规范上立足呢？然而多数只是把它当作文艺罢了。只有禹、皋陶等人的谋议，被世人称为极高的德行；《诗经·烝民》等篇，千百年来仍被诵读。这是因为精诚专一、执守中道的学问，彼此以“都俞”相应，并把它作为万物的法则，才是仲山甫等人能够做到的。因此，扎根于此而成为德行，建立于此而成为功业，施展于此而成为言论，其根本是一致的。虽然当时太和之气使他们善于发言，而这些人向世间陈述、歌咏的内容对世道有益，所以即使从破墙残简中得到他们的文字，直到今天仍把它们奉为经典。明朝兴起，承接胡元末年的局面，学士们的文章大多隐没于民间；只有成祖留意表彰，才逐渐显露出来。然而萎靡浮艳的骈俪习气，直到李文正才开始洗涤。文正也是楚地人，处在成化、弘治年间，天下又怎能获得从容安定的环境，使他在宫中秘阁尽力发挥文才？所以他的文章流传很广，最终能够以文章著名。到了如今，龙湖先生又出现了。先生生于衡岳山麓，天性早慧，年轻时便负有时望。适逢当今皇帝中兴，先生应时而起，过了将近三十年才入朝参与政事。他历任翰林院、宫坊、礼闱、铨部，凡是培养君德、调节宣扬教化、谋划政务、铺陈礼乐、进退人才的事情，无不属于极高的文章，也就是前面所说的陈述歌咏之事，都是这些思想的绪论。何况他的风节凛然，深深寄托着天下人的希望；一时士人分析六经的疑难、考察历代遗留的表章和当代典制，没有不请先生裁定取舍的。他每有所作，随着兴致一起便完成，提笔挥洒顷刻满纸，从不作婉转亲昵的细语；高峻如祝融山，浩荡如洞庭湖，不崇尚藻饰和比拟，却终究无人能够企及。看他的《自考一疏》，篇篇都是激烈的忠孝之语，而使人心归正的精妙意义，隐约寄托在《天保》的颂诗中。若不是他对精诚专一、执守中道以及万物法则之学有所领会，不能做到这样。哪里是一般词章之士所能达到的呢？我只是遗憾他掌政不久，世人无法完全看到他的施用。假如上天多给他一些年岁，使他从容在经筵中辅导君主，多有献纳和匡正，必定能像夔、皋陶、仲山甫等人一样，与君主相互应答讽咏，或许就可以称得上虞舜、周公之治了。然而先生的志向虽然锐意启发劝导君主，但他的气节终究不肯稍作贬损来迎合时俗。即使让他长久在位，或许也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他的抱负。但他未能完全实现的事业，他的思想绪论幸好还有这部文集。百世以后，诵读它的人，自然会知道先生不朽的地方。嘉靖甲寅年夏五月朔，赐进士出身、兵部职方司主事、汉阳门人陈栢撰。张文毅公传

译工部尚书雷礼 张少保名治，字文邦，是湖广茶陵人。他的远祖从江右迁到茶陵月江里，历代直到父亲伯诚，都以淳朴著称。当初，张公尚未出生时，他的母亲谭淑人梦见一只大鸟突然从云中飞下，红色的头颅、深黑的喉咙，白色的羽毛停在她庭院里，忽然缩小，化入衣襟之中。不久她惊醒，伯诚说：“这是仙鹤带来的祥瑞，难道将有所应验吗？”过了一年，张公出生，神采特别奇异，机敏聪慧而活泼好动，难以约束。刚七岁，挥笔便写成大字。稍长以后，偶然作辞赋、对偶，应声对答和谐快捷，往往不是常人苦思所能构想的。知州董豫非常惊异，把这件事报告给督学使者，补充为学校生员。学官把经书的大旨教给他，他立即能够理解分析；旁及诸史百家，没有不综合贯通的，发而为文，文采蔚然。等到鄞县张文定主持督学考试，看到他的文章，惊讶地说：“这难道不是可以与刘、李相匹敌的人吗？”指的是茶陵前辈坦斋、西涯两位先生。正德丙子年乡试中举，遭逢父丧，守制。庚辰年考中南宫第一。在此以前，州里有龙化湖，茶陵长者多次说，旧有“龙湖干了，榜元就会出现”的谶语。张公曾在湖边休息并以此为乐，于是取“龙湖”为号。等到他赴京参加会试，湖忽然干涸龟裂，果然应验。这一年，毅皇帝南巡；第二年当今皇帝即位，张公才考中进士，进入翰林为庶吉士。过了一年，他想到谭淑人年事已高，极力以疾病为由请求归乡，屏绝交游、停止经营家事，用心奉养母亲，德行和学业更加深厚。嘉靖五年起用，授翰林编修。适逢兵部主事霍韬上奏说：“两京堂上官以及翰林、台谏官任职半年后，各自推举一人代替自己。”张公认为知人是圣贤都难以做到的事，请求改任外官以便奉养母亲，并说：“道如果可以推行，那么乘田、委吏这样的职位也不算卑下；道如果不能推行，那么高官大爵也不算尊贵。”有见识的人由此知道他的志向在经世济民，并不只是凭文章取得地位。七年，《大典》编纂完成，升任左春坊左赞善。张公在史局任职尚未满考核期限，便立即迁升二亲的封赠，超出了旧例，于是请求辞去升迁的品秩，愿以原职办事，等待父母封赠。他为母亲请求封赠的奏疏送入后，皇上嘉奖他的孝情，特意给予封赠，不准他辞去升秩，这是特殊的恩典。那年冬天，他奉命持册出使荣藩，回来后到太淑人堂下拜见；没过几天，太淑人突然病重去世，人们说这是上天保佑张公至孝，不让他留下悔恨。当时许多权贵幸臣掌权，多有违法行为；张公服丧完毕已有数年，怀有超然远离的志向。到了十三年，缙绅先生以大义劝勉他，他才重新起用。不久，任命他主持南京乡试，沿袭江左遗风，一味推崇雕琢，文风日益走向弊病。张公崇尚浑厚、摒弃浮华，当时称得到了真正的人才。第二年，他担任会试同考官；又过一年，《重书宝训》编成，升任右春坊右谕德。十七年秋，命他主持武举会试。这年冬天，安南国人因篡臣违抗命令，断绝使者和贡品，请求发兵征讨。朝廷上下商议，都说应选拔具有文武才略的近臣，让他宣示圣朝威德，并且可以根据情况专断处置，不必劳烦军队出征。于是提升张公为翰林学士前往。张公喜欢处理复杂难办的事务，临行时欣然接受诏命说：“大丈夫的志向在于建立万世功业，安南就像进入堂室深处一样容易，难道要固守一个职位做章句儒生吗？”还未出发，有人说小夷非用兵不能服从，于是此事停止。十九年秋，命他再次主持南京乡试，南京士子更加知道应当尊奉的方向，不再迷失道路。第二年，授南京吏部右侍郎；又过一年，召回改任吏部右侍郎。张公办事谨慎细密，自信而敢于决断，锐意把辨别正邪、明定升降黜免作为大事。到考核官吏时，贵人嫉恨违逆自己的人，想排挤张公；张公坚持不可，贵人最终不能夺去他的职位。有人厌恶恶性竞争，有京官很少遵守服色和操行，拿所作文章求正门下，还甘心用甜言美语表达请求；张公严肃地告诫他说：“国家培养士人，是要他们明白经学、施用于世，怎么竟到了效法唐代污秽之人的诗呢？” 那个人惭愧不已。张公性情严峻方正，不与世俗苟合。对于坚持正道、自立于世而遭到排斥的人，即使关系疏远，也一定要延请招致。张公多次向太宰推荐他们，并不以此为嫌，还常常推荐一两名被贬的官员。太宰拟定按常规调任，张公说：“凡是任官的人，都因资历深而超格任用；而被贬的人却因资历浅而拘于常规调任，这样就是奸佞之人常常伸展，忠直之人常常屈抑，凭什么劝勉后人呢？”太宰高兴地听从了他。当时直隶各项差役好施展权力，对属吏责罚苛刻，每年弹劾罢免的奏疏不下十多件，很少有人能因一次过错而保全。张公对太宰说：“九州设置官员本来都是一体的，而京畿附近多次受到考察，这不是爱惜人才、安定民生的办法。”议论上奏后，皇帝同意了，著为法令。嘉靖二年，改任吏部左侍郎兼学士、掌院事。二十六年春，命他主持会试。张公看见士人的学习风气大多模拟应试的套语，只求侥幸一举中第，根本不知道经史是什么，对身心毫无所得。于是特别率领各房考官精心甄别、严格淘汰，必须是文辞符合经书旨意、援引有根据的才录取，所以录取的大多是有学问、有品行的人，萎靡的习气因此稍有改变。不久奉诏教导庶吉士，他常常以立身的大节告诫他们，要求他们学习以考察古代、认识世务，不要落入尘俗。有一两个浮华萎靡、不能自我振作洗濯的人，张公当众指责，丝毫不加宽恕，所以诸位庶吉士大多知道反省改正。第二年，授南京吏部尚书。任职还未满一年，皇帝因元辅介溪严公多次请求增设辅臣，下诏让朝廷推举五六人，于是改任张公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与南渠公同入内阁。李公入阁，参与机务。夏季四月，张公入朝，皇帝又命他与南渠公、大宗伯少湖徐公一同在宫禁中值班。不久，赐给飞鱼服、白金、文绮、尚方珍物等，不可胜数。张公遇到圣明的君主，日夜勤勉，思考如何进献善道以兴起太平，发誓不营私、不犯法、不阿附权贵。有人想用送礼来顺从世俗、打通关节，或想凭宠幸的捷径求进，张公严词峻拒，丝毫不假颜色、不作谦逊。从此各司中不谨慎的人，都惶恐地收敛行迹。太平日久，内外士卒离散，车辆马匹衰弱；又连年调兵筑垒，国库尚未干涸，张公的财力已经空虚。张公对主管此事的人愤怒地说：“如今士兵衰老、百姓困苦，祸患早晚将至。身居腹心的诸公不经过周密计算和深思，制定长远谋划，反而酿成祸根，这怎么能长久呢？”等到看见士人的风气像堤防决口的水一样倾颓，天下财用枯竭、经费没有节制，便忧愁地叹息说：“唉！”

译士人的习气一旦败坏，国家元气就会涣散；百姓的财力一旦枯竭，国家的精血就会耗尽；这样将要到哪里才停止呢？到了二十九年，奉命再次主持会试，策问的命意大多切中时弊，大概是没有办法直接纳言进谏，因而对各级官员的警戒格外深。最终敌虏侵犯京师，却连一支箭也无法施放，这才知道张公并不是过度忧虑。张公自夏天在宫中值班，受到暑热侵袭，突然病情大发，便上疏请求告假。皇帝派中使和御医前去探视，赐给内膳、酒、米，并温和地降旨询问。不久，张公说：“时局正多事，我怎么能因疾病独自休养呢？”于是勉强出门供职。八月，因大庆恩加太子太保，他辞谢，皇帝不准。然而从此因承受政务而疲惫，病情加重，已经不能完全收摄精神。于是再次上疏请求告假。等到敌虏入侵京畿，张公伏在枕上悲叹哭泣，勉强抱病起草奏疏，想筑堰截断白河水以阻止敌骑渡河，恰逢身体疲惫不能支持，未能上奏。十月九日，严公同李公来探问张公病情，已经不可救治，但他的神志仍然清醒激昂，说话没有涉及任何私事。十四日，终于在长安西第去世。在这以前，张公病还未发作时，夜里忽然梦见自己骑鹤游玩，飘飘然仿佛飞出九重天，醒来后占卜说：“这就是我出生时祥瑞的征兆，大概将要反化归去吧？我早已预示了这一点。” 讣告传来，皇帝震惊悲悼，命有关部门办理祭祀和安葬，追赠少保，谥号文毅。张公胸襟磊落、胸怀大志，想以功业和实际作为在当时显扬光明；虽然博览群书，却把文学看作低等的科目，平素并不特别爱好，只是偶尔写文章和诗歌，大多切合内心深处的忧患，读来令人反省振作。他曾奉诏修订续编《会典》，认为旧书只保存沿革的空名，首尾失序，往往取用吏胥旧档，把各种条例杂乱堆积而不提纲挈领；甚至赋役的征收和使用没有纲纪，内府的职掌制度不明，以及各省藩府、外地军士、屯田牧马、盐政、苑马等，今昔制度各异，漫无依据，无法考核。于是他与礼官连夜商议，想以事情开始的时间为纲，以后来兴废为目，把圣制列在上面，再附录臣下的建议，记载事情的大略，以备一代君臣贤明与否的事迹。又详细考察旧制，完整记载议论的本原；哪些已经删去却又沿用，意义应当取什么？中途重新制定，又应从什么时候开始？其他如核查官员数目、辨明岁供、考察虚实等事务，他都毅然亲自承担，最终却多次受到阻挠，未能完成。适逢三边多有警报，他想改任一官来效力，也没有成功。他每天取来西北事务，仔细研究过去的失误，精心思考未来的借鉴，设法筹措施行，从来没有片刻忘记边防计划。他在朝廷坚持正论，侃侃而谈、毫无顾忌；意见若有不当，言辞气势激切，众人没有谁能使他屈服。然而他胸中没有界限隔阂，不善于猜忌揣测，也不记宿怨，有人冒犯他也不计较。平生引荐善类，如同喜爱吃甜食一样；拯救困厄、洗雪诬陷，即使违逆时忌，也不避讳。晚年位列枢密，中外都期待他的风采，但他所做的事情多与愿望相违。年仅六十三岁，未能尽究胸中积蓄便去世，可惜啊！他平生奉诏所作以及应酬之文，信口挥笔，却没有不是出于正道的；脱离腐朽、远离俗套，归于古典。因此他的儿子仪制君元孝和女婿治中彭君宣，收集整理遗稿若干卷，刊刻流传于世，也可以借此大略看见他的风貌了。评论说：张公未能重新起用，难道不是天意吗？我初入铨部时，是张公的属吏，看见他谈论天下大计，如江河奔流不尽；刚劲的节操和正直的气概，丝毫没有被挫折阻挡。看到时事有违背成法的地方，他慨然叹息，甚至想裁定《会典》，权衡百官制度，使狐鼠之徒不能借机作奸，事情因而得到纠正。充分实现这样的志向，难道只是在富贵贤豪之间求取名位吗？他遇到圣明的君主，掌权后每天侍奉于机密近侍之地，假如能长久在位，必定能够振作整肃百官，使善类日益进用，太平的运数就可以挽回了。可是他一场疾病便不起，难道是因为刚直而难以亲近，上天本来就嫉恨他吗？那些想要预知世道兴衰征兆的人，可以因此警醒而畏惧了。张治博闻强识，性情高亢爽朗而有气节，言论侃侃，遇事不阿。当时皇帝崇尚焚香修炼，辅臣全都供奉玄妙的撰述，张治无法施展抱负，于是忧郁成病。去世后，皇帝很不高兴，下诏给了他一个中等的谥号。隆庆改元，才改谥为文毅。【见《献征录》】张治，字文邦，茶陵州人，是宋代张履翁的后代。州中有龙化湖，所以有“龙湖裂开，榜元出现”的谶语。正德己卯年，湖忽然干涸龟裂；第二年，张治果然考中进士第一。又过一年，赐进士出身，改任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嘉靖初年，升左赞善，不久因母丧离职。当时张桂掌权，张治不喜欢这个官职，有超然出仕的志向，在家居住了十三年。诸公以经世济民的大义劝动他，他才重新起用任职，成为翰林学士。皇帝想征伐安南，派他前往宣谕；还未到达，有人说小夷非用兵不能服从，于是停止出使。张治以副总裁身份修撰《玉牒》，稍微依据宗法支派重新订定制度，奏报皇帝。皇帝说：“卑者不可越过尊者，已亡者不可先于现存者。”学士认为这句话正确，于是按照学士所定的办理。升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召回后改任吏部左右侍郎，遇事谨慎细密，自信而敢于决断，锐意辨别邪正、明定升黜，不与世俗苟合。士人中有坚持正道、自立于世而遭世俗排斥的，即使关系疏远，他也一定延请招致。二十七年，升南京吏部尚书；第二年，改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当时朝廷推举六人，皇帝把名单留置十天，暗中考察他们。

译到了第二天，才把张治和吕本一同任用，大概是皇帝特别选定的。张治虽然与各位辅臣一同在宫禁近处侍奉，但心中默默不乐，希望找机会进谏；任职两年便去世，皇帝很不高兴，下诏给了他一个中等的谥号，于是谥为文隐。隆庆改元，改谥为文毅。诰文说：“惟有你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张治，侍奉我先皇帝三十多年，蒙受深厚恩宠和优厚抚恤，君臣之义始终如一。因受到嫉妒之臣的影响，原来的谥名不恰当。近来有人进言，朕命礼官考察评论你的一生，认为你的文章崇尚义理而抓住要旨，制作浑厚雄健，心中存有世务，议论慷慨；考察文章而知其为人，就像陆贽认识韩愈一样。又因公正而发愤，就像汲黯斥责张汤；朕将你同这些人一同提升，都是今日的宰辅。与你志趣不同的，实在是当时的大奸，因此朝廷佩服你的节操风概，天下仰慕你的风采。昔日我先正贤臣本来就令人怀念，如果没有美好的谥名，怎么能符合舆论？因此赐谥你为文毅。你不要昧失本心，尚且可以享有这个谥号。”张治性情急躁，但志向开阔，熟悉典章，深入研究时务；谈到治乱的原因，毅然以经世济民自许，人们也以此归属于他。看到太平日久，士卒离散，车马衰弱，又连年调兵筑垒，国库尚未干涸，张公的钱囊已经空虚；他对主管此事的人愤怒地说：“如今士兵衰老、百姓困苦，祸患早晚将至，身居腹心的诸公不周密计算，耗尽从前的谋划，反而酿成祸根。” 这样怎么能长久呢？等到看见士人的风气像堤防决口一样崩溃，国家财用枯竭，他忧愁地叹息说：“士人的习气败坏，国家元气就会涣散；百姓的财力耗尽，国家精血就会枯竭。如今这样下去，将要到哪里才停止呢？”他曾想裁定《会典》，权衡百官制度，恢复成法旧制，明辨因革的制度，使城社中的狐鼠之徒不能借机作奸，事情因而得以纠正。二十六年丁未、二十九年庚戌，两次奉命主持会试，策问命意多切中时弊，大概是没有办法直接纳言进谏，便以此达到警戒各级官员的目的。那一年敌虏侵犯京师，连一支箭也没有施放，这才知道张治的忧虑并不是过度的。敌虏正紧急进犯时，张治伏在枕上悲叹哭泣，勉强抱病起草奏疏，想筑堰截断白河水以阻止骑兵渡河，恰逢疲惫不支，于是去世。【见晋江何乔远《名山藏》】公讳治，字文邦，是湖广茶陵州人。天性英明刚毅，学问博大精深。自幼便把经世济民作为志向。正德辛巳年考中会试，成为第二甲进士，改任庶吉士，授编修。嘉靖丁亥年参与修纂《大典》，书成后授赞善，历任谕德、学士，升南京吏部侍郎，改任吏部左侍郎，掌翰林院，升南京吏部尚书。己酉年，改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少保。去世后，追赠太子太保，谥文隐。庆历年间改谥文毅。公胸襟宽广，才智丰赡，议论直率，无所瞻顾，听者都感到震慑，不敢冒犯。他两次主持乡试、会试的文衡，号称取士得人。尤其喜欢奖掖忠直、提拔善类。对于权贵，他淡然视之，不肯阿附，以此来保全禄位。因为这个原因，辅佐政事不久便抱负未酬而死，天下人为之悲伤。著作有《龙湖文集》。【见麻城王兆云《词林人物考》】《重刻张龙湖先生文集凡例》一、这部文集的传本，后世流传的多不是先曾叔祖治中公的原刻本。我曾拿家藏原刻的残编数卷，对校各本篇目的先后、诗文的多少以及字句的增减，往往互不相同。不知何时翻刻，竟颠倒错讹到这种程度。比如古体诗与近体诗彼此混淆，近体诗之后又重新列入古诗，五言、七言古诗中间还夹杂诗余。其他字句讹误脱落的地方也很多，实在失去了原本面貌。如今得到善本加以校正，才没有遗憾。一、翻刻本与浙江藏书家的抄本，在诗文篇目和数量上也多有不同。因为翻刻本只在楚省流行，而前明东瓯、四明诸位前辈大多与先生同时，有人获得过先生亲自订定的稿本，所以不会让沙砾混入、金玉被混同而淘汰。如今校定时大多依从浙本。一、翻刻本中有《放舟》以及《送一江佥宪之河南》《珺翰流辉阁》等几首诗，还有《钤山堂集序》《寿序》，都是原本和抄本所没有的，确定属于伪作，借先生名义混入，现仍按照原本删去。【即使原本中的《寿李薄汀序》，也似乎是当时有人代笔，仿照先生《寿张阳峯序》而作；现姑且附在卷末。】一、先生平素轻视文章，认为那是雕虫小技，平日泛泛应酬的作品大多不保存稿本。如今流传于世的，只有这部文集和《四书周易制义》而已。此外，还有《长沙府志序》以及掌翰林院事、教习庶常时所作的程式文章，如《屯田议》《庙制考》《区田图说》和两次主持《南畿乡试》所出的策问，都是经术深厚、对政治有益、当时广为传诵的作品。东南藏书家间或保存其中一两篇，应当继续访求，补刻流传。同里后学彭思眷鹤田氏题识。《张龙湖先生文集》卷之一 颂 颂 《嘉禾颂》《天保万年颂》《嘉禾颂》【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