徧行堂集》卷四文之四丹霞今释澹归造侍者古止传涌编

译山林中的文章与朝廷廊庙之文不同：通晓经术的人辨析义理，重在精微；掌握史家裁断的人叙述事情，重在核实；崇尚《离骚》和风雅的人寄托于万物、描写景物，重在超逸；各自取其所长。台谏之文与馆阁之文不同：砥砺风采的人不崇尚亢奋激烈，推重名理的人不崇尚迂腐疏阔，喜爱辨析博洽的人不崇尚铺陈漫衍，总之要努力去除各自的短处。观察一个人是否有匡正时世的作为，先看他的奏议，大体便可以确定。灌溪李先生由进士出身任东官，以和乐平易著称；升任御史，以清廉正直显名。初入御史台，分条上奏八项建议，都是针对烈皇帝的病症而开药，务求以敦厚诚信、体恤民间疾苦、培养士气为归宿；义理正直而文辞温和，忠诚爱国、恳切悲悯之情洋溢于文字之外。出任畿南巡按时，他论说俵马、释马的弊害，争取免除土地加派，争取把类解的津粮留在当地，筹备三关的战守，规划周详完备，确实有挽回天意、泽及万物的功劳。最终因为弹劾监珰陈镇夷而获罪，导致迁谪。唉，大概天下的事情已经不可挽救了。烈皇帝天资英明，却对细节过于详察，对大局有所疏忽，能察见远处而遗漏近处，常常被身边奸邪巧佞之人蒙蔽，自己却没有察觉。当他谴责斥退臣下稍有过当时，群臣全都袖手旁观，只作不能保全性命的打算，在事外逃避责任，事后侥幸求利。先生对此忧虑，公开直言匡正，可是大势已成，无法挽回。闯贼攻陷京师，冤屈的鲜血洒满尘土，含冤的箭矢聚集在关隘。既没有采用曲突徙薪的防患之策，等到焦头烂额时又无人听闻，实在令人痛惜。弘光继承帝位后，不去追究仇敌，反而修治门户之怨。先生任职闲散的部门，独自申明正义，说文武群臣亲身背负着大罪，怎么能够高谈定策之功，给朝廷留下幸灾乐祸、自谋私利的讥讽呢？这大概是对梦魇中的人疾呼，可梦魇中的人已经走向危亡了。于是他把潜藏的忠诚寄托于孝行之中，侍奉父母、问候安否，砚台以北呵气融冰，墙角以东晒太阳。当权的贵人来到他的住所致敬，有时竟不能得到他一顾；他始终为天地保存正气，堪称古今完人。读他的诗文，清正真实而高远旷达，深入义理，格调峻拔，措辞简洁；从不曾同文坛争夺旗鼓，而那些雕章绘句的人自然退避。大概有德之后才有言，有仁爱的人必定也有勇气。先生外表和厚，内心耿介；对是非所在，始终坚持不变，因此仕途坎坷。崇祯末年，士大夫仿佛患了风痹病，把君上视为陌路，把民间视为草芥，这种风气流传到今天更加严重。孔子说：“天下人都忧虑，我难道能够不忧虑吗？天下人都疑惑，我难道能够不疑惑吗？”无论吉凶都共同承担忧患，君子不能有片刻同万物疏离。先生每次听到官场邪曲、政事污浊、民间疾苦、诗书崩坏，便仰对屋宇叹息，对着案几忘记进餐，即使年老，志向仍更加坚定。有人说，如今既然已经改朝换代，何必还关心与我有关的事？新旧虽然更替天地仍是我们的天地，百姓仍是我们的百姓，万物仍是我们的万物。难道看见他们颠沛流离，能够漠然无动于衷，甚至还为此喜形于色吗？所以我推许先生为一代真正的儒者，在我的佛法中是大乘菩萨的种子，经过久远岁月已经成熟。他的勇气发源于仁爱，并不完全是从文章中得到的；他承受德性而发言，又借助言语显达德性。百世之后，听到他的遗风，也足以使贪婪者变得廉洁，使懦弱者立定，使刻薄者敦厚，使鄙陋者宽厚；他的品德兼有伯夷、叔齐、柳下惠和比干、烈士的长处。《树德堂诗集序》天下的元气，表现在风俗中；一个人的元气，表现在诗歌中。以正道为目标，《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想纯正无邪”，这就是作诗的法则。天下的风雅即使败坏，只要一个人自身端正，就能把元气挽回到原本虚无的境地。这种权力不分上下，使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到养育，全都归于君主和宰相。自从有君主和宰相以来，贤能者少，不贤者多；然而天下没有崩陷灭绝，一定有使中和之气得到实现、却不被世人知晓的人。这层道理并不专属于诗歌，但说它表现在诗歌中，是因为诗最真实地流露人的性情。吴门李如谷先生，官至宪副，因为漕运之事触犯大宦官，拂袖归乡，享有高寿，被称为人瑞。他年轻时就喜爱吟咏，年老而兴致不衰，珠玉般的诗篇错落散布，却常常随着烟云散去。他的儿子灌溪侍御搜集整理并亲手抄录一千多篇，题名为《树德堂诗集》。我得以全部读完。先生身处气运衰败的极端时代，不能受到重用，于是端正天下风俗，把挽回元气的力量寄托在诗歌中。他不以激烈峭拔伤害元气，不以雕琢削饰损伤精神，不以纤细艳丽丧失骨力，浩然天真，全都出自性情的极端纯正。李氏的元气因此完整了，吴地的元气、天下的元气，也随之完整。如今人的心，没有固定的名称和形相；收缩时退藏于幽密之处，舒展时便充满六合。天下自然败坏，一个人自然成就；天下忽然变异，一个人忽然同化。天下总合而又分离，一个人分离而又总合，彼此不能相知，也不能相通，这哪里是肉眼能够认识的呢？却可以从诗眼中加以验证，因为诗眼端正。先生曾对侍御君说：“我一生选诗，徒然耗费在烟云花鸟、赏玩外物以求适情的作品上。现在应当把那些怀古、言志、有关风化、感慨时事，具有见识器度、经世才略、能够使人觉悟迷惘、开启智慧的诗挑选出来，并且让有见地的朋友共同完成。”这种选诗的方法，也就是作诗的方法。先生存心立身，恬淡旷达；当他超然物外时，即使三公的地位也不能改变他，完全符合诗家正宗。他修养心性的各种格言，就像把荷衣、箨冠放在缨绂官服之间；这同身在江湖却梦游魏阙的人相比，清浊相差很远。天下的大器，只有轻视爵禄、把自身置于器物之外的人才能担当。如果处在器物之中，很少有人能够举起它。所以假如先生能够凭借保衡这样的声望，使天下熙熙攘攘，都登上春台，那当然很好。然而崇尚德行不在于显达，论定功绩正在于忘却自身；处在器物之外，便是在环中运转。只是因为不被世人知晓而替先生惋惜，这不是懂得元气枢机的人。不离开世间却超脱世间，不被世人知晓却不悔恨，平常的话也能守信，平常的行为也谨慎，退居一旁，和深山里的野人没有差别；这样一来，和气便与他相应，天下的元气也与他相应，贤者的境界更不必说了。什么是君子呢？就是心中有一种高高显露、自我表现的念头，竭力同别人争斗，企求胜过别人。权势在自己手中，怨气就更加增长；天时不顺，怨尤就更加增长；人气不和，诗歌也因此乖戾，诗歌也因此灭亡。诗歌，是快乐得以形成的东西。必须用礼加以节制，首先端正自己的思想。思想端正了，然后礼才能得到节制；礼有节制，然后快乐才能得到和谐。一个人、一家人的元气，掌握着天下风俗的枢机。天地不至于崩陷，万物不至于灭绝，普通男女都有使中和之气实现、使万物各得其位而生长的责任和功劳，何况士大夫呢？我在为先生的诗作序时，特意把这些说得切实些，也是因为先生自处为先觉者，把觉悟这个时代和人民作为自己的根本志愿。《濮澹轩诗序》

译听说词坛老手、桐溪濮澹轩经过吴门，我才第一次见到他；那时他已经七十八岁了，俊逸豪迈却仍像四十多岁的人。他在吟诗的境界中气魄豪迈，凡是触及可悲、可喜、可惊的事物，都发之于诗，写了将近万余篇。后来他的朋友替他删汰，只留下三百篇。我认为，登上昆仑山、泛游瀛海、穷尽高处和广大之境，天下人不是靠力气都能做到的；他们如果徘徊不前，就用虎丘的一块石头、惠山的一泓泉水来邀请他们，大家便欣然前往。澹轩把高远广大之境斥为无物，姑且把这三百篇看作一块石头、一泓水，他为什么把居处看得那么高，却把眼界看得这么低呢？澹轩不愿同乡里的小儿争论冷暖高下的见解，于是租住在山塘的偏僻巷子里。浙江盛泽有濮紬，是广东人所崇尚的物品，客商每年收购后运到金阊。澹轩主持这件事，只取按惯例应得的收入来糊口，偶尔有余钱，便挂在杖头；遇到词客，就拉着他们到酒馆喝酒，钱用尽才停止。事后便闭门不出，常常穷困到没有供给，心境却豁达如常。吴地风俗喜欢多事，许多怀才艺却贫困出游的人像鸭子一样来往；听到澹轩的名声，必定拿诗来投赠。他虽然生活贫困，所交往的却大多是天下俊逸豪迈之士，年老而意气丝毫不衰。东方朔认识一种虫，认为“怪哉”是忧愁郁结所致，给它灌下美酒便消失了。如今天下物力耗尽，士人中不能低头争论冷暖高下的人，许多都贫困出游；越是出游便越贫困，常常在客舍中压抑无聊，遇上严寒暑雨，独自吟咏而容易生病，于是“怪哉”之虫寄居在他们身上，繁殖族类，交相侵蚀心腹，足以使人走向死亡。澹轩用卖货所得的钱邀大家共醉，难道也是东方朔用美酒浇灌“怪哉”虫的遗意吗？士人有所自负，生不逢时，有的隐藏在行医、占卜、耕作、经商、雇佣、舂米等行业中，时常显露一点才华，等待世间有眼力的人。这些人都是把昆仑山收纳在一块小石头中，把瀛海缩进一泓水里，把澹轩隐藏在牙侩之中。譬如王绩自称五斗先生，可每天仅靠三升美酒供给自己，连自救都做不到，于是产生了用卖货所得的钱邀人共醉的兴致；这样一块小石头、一泓水，也想同昆仑、瀛海比较高低广狭。那么后世阅读澹轩的诗，何必只限于三百篇呢？只要在一篇、一句、一个字中看见澹轩的狂放呼喊，看见他吞吐四方的全部气量，大概就算具备真正的眼力了。《姚彦昭诗集序》听前代正人说：诗歌不以炫耀才华为贵，也不以说理为贵。使用古语过多就会损害格调，伤及时事而显露过多就会减少韵味。我大概学习了这些却还做不到，于是认为这正是因为自己没有才华；否则，就是才华有所偏颇。才华如同大将，使用骑兵、步兵、舟船、车辆，使用少量或大量兵力，使用久经训练的军队或乌合之众，没有一样不能如意。廉颇一旦做楚将，便没有功劳，思念使用赵国的人；王翦攻打李信，认为非六十万人不可，这些都是偏才。己未年秋天，我卧病于半塘。桐城姚子彦昭来访，把《超玉轩诗集》赠给我。我读过以后，低头便已看出我的意思。作为诗坛大将，彦昭对于各种诗体，就像驾驭众多才能，不显得气势不足，也不显得短处受限、余力有余；出奇制胜，所应有的，一举之中没有不具备的；所不应有的，一扫之下没有不去除的。世人说才华要用法度来驾驭，这是不对的。才华完备的人，德性虽然不显露，法度自然具备。骏马日行千里，经过各种境地和城市，缓急各有合宜之处，不需要借助鞭子的影子。才华偏而力量大，难道能免于放纵吗？力量小而才华偏，便会成为疲弱的马。孟浩然的五言近体诗，只能秀美出众；七言诗已经较弱，更不用说古歌行了，大概只是诗人中的下等马。郭林宗说：“奉高的器量，譬如泛滥的水，清澈而容易舀取；叔度的气度浩大，像千顷池塘，澄清它也不能使它清澈，搅动它也不能使它浑浊。我的确无法测量它。” 用这种话评论人，用来评论诗也一样。我在彦昭的诗中，又看到了彦昭这个人；他如龙腾跃、如豹变幻，几乎没有谁能够测知他的边际。秋水按时到来，百川灌入黄河，河伯如果不到北海若的门前，就会长久受到大方之家的嘲笑，更何况把这些水装进牛蹄印那么大的洼地呢？前代正人的话，采用它便是程不识，不采用它便是李广。我去询问韩信、李靖、岳飞，他们全都没有这样的说法。这才是真正的大将。《顾空山集序》太平时代的士人，沉溺于诗酒的多半放纵旷达；危乱时代的士人，沉溺于诗酒的多半廉洁自守。大概因为把执守义理看作最高之事，安于贫困而以求进为可耻，于是敦厚人伦、致力根本；外在行为端正，影子也自然正直，这是理所当然的。当湖前孝廉李公潜夫，品行像九峯一样高峻，不进入官府，一时之间人们都仰慕他的高洁。于是志节之士听到他的风范而振作，也形成云集响应、影随形从的势头。顾子空山就是其中之一。空山天资秀拔，善于写文章，超然尘世之外，跟随潜夫交游。他能作诗，居亲丧时竭尽哀痛，安葬祖父母、父母、兄嫂，尽力嫁出妹妹，全部合乎礼节；因此家境越来越贫困，志趣气度却越来越冲淡自足。他有时逃入禅门，有时取酒沉醉，同爱好者结社唱和，十分快乐。世间山林丘壑的布局纵横，饮酒吟咏有时不能简约约束人伦事物，于是便留下内门之中的惭愧。潜夫主持风教，而空山这些人引导末流归于根本，文质相互彰显，难道不是文质彬彬的君子吗？商代的风俗端正刚毅而有立场；商朝灭亡时，伯夷、叔齐独自伸张大义，仿佛举着火把、击鼓唤醒顽民，大家随之响应，使正气明亮而不沉沦于长夜。周朝国运衰微，东西分裂成不同的封邑，赧王进入秦国，却没有一个士人可以依靠，像麻痹瘫痪一样等待死亡，想求得手指一动都很困难，这大概是战国趋利风气逐渐侵染的结果。汉朝承受战国七雄衰败后的弊病，以群策群力作为进取之道，所以说尾生、孝己对胜负没有帮助。哀帝、平帝年间，官吏百姓聚集在宫阙之下歌颂王莽功德的有数十万人。光武帝中兴之后，才有严光、周党这样严守原则、不向皇帝称臣、不入朝谒见的人。于是人们敦厚重视名节，虽然党锢之祸十分惨烈，然而野处之士的战斗和气节仍百折不回。由此看来，形成一代士人的风气，山林之士的功劳可以同云台功臣相比。我所以乐意替空山表彰其微小的事迹，心意并不在诗酒。如果按照如来的教导，诸比丘少欲知足，便可以得道，那么空山淡远的姿态或许接近解脱了吧？不能说世间日常生活中的威仪全都不是禅者借以寄托而逃避的；如果还没有逃避，禅又在哪里呢？难道可以在虚空中画地为牢，削木为吏，并且只在空山中把一切剿绝罢了？《姚均裳诗序》

译我同均裳分别三十六年，彼此没有音信。近来夏天将尽时，他乘半塘的小船来访，我们都没有料到，终于得以读到他的韵语。诗中天真烂漫，自然具有烟霞散发的光彩和金石宣扬的声韵。大概因为他把自己置身于一丘一壑之间，不是尘俗之中所能一下子安顿的。邵尧夫在安乐窝中，另有一片天地；美酒微醉、好花半开，便觉得距离羲皇时代的人不远了。然而他生在太平无事的时代，乘小车观察万物变化，走遍各个行窝而分布春意，这种福分本来就不容易享有。均裳正值壮年时，山河鼎沸，从缙绅到平民，破家亡身、颠沛于道路上的人不知有多少；而吉祥之气却独独聚集在他身上。他依傍坟墓结庐而居，浇花种树，同虎丘一块石头结成忘形而亲密的交往。天籁一发，山谷鸣响，河川应和；月亮舞动着影子，风吹奏着乐律。他七十多岁，内心安逸，日子舒适，不减邵尧夫太平无事时的快乐；这种福分尤其不易造成。天下有福，有一个人能够独自享有它，一半在于时代；天下没有福，有一个人能够独自创造它，则全在于自己。均裳竟像第五天的天人，一切快乐之事并不依靠环境存在，完全凭自己的力量化现出来，无不享受而且圆满具足。那么即使把均裳迁置到三灾交替发生的时代，他仍然会有两部鼓吹之乐、七重行树的景象，交相放光、互相奏鸣，哪里只是同地行仙在短暂的寿命和浅陋的见识上相抗衡而已呢！《见山诗集序》我寄居半塘，住在法华树旁。南和尚庄严地来访，我领会到他深厚的情致，知道他是高雅之人；他拿出《见山诗集》给我看。诗也很高雅，譬如扶舆而上的灵秀之气凝结成山，其中的一泉一石、一草一树，无不帮助它显发灵秀。诗家评论说，僧人的诗不可以有僧气，是厌恶其中的蔬笋气；也不可以没有僧气而忽然有官人的气息，那样也不相类；如果厌恶蔬笋气却喜爱酒肉气，也同样不相类。僧诗的妙处在于不熟，有时看似熟成，正好得到花初开一半的香气；妙处在于不整齐，有时看似整齐，仍然是疏影横斜的枝条；妙处在于不足，有时看似充足，反而就不妙了。云外封泉，泉水向内涌出，正因为不常见才显得可贵。古德说：“像，就是；就是，便不是。”这就是作诗的三昧。诗人的诗，未尝不是诗，却常常不妙；大概一定要有超然于意念语言之外、无意之中独自得到的东西。无意而独得，哪里能够经常得到呢？我同见山的诗，恰好在天机处相遇。唉，道人的吟咏，不过是寄托兴致罢了。若听从俗人的取舍，把劣作选出几章，放置在羽流、闺秀的作品之间，也就不高雅了。《答朱望子送别诗小序》望子同我相交相离三十七年，今年夏天在半塘重新相见，非常高兴，作了四首诗。秋末，我将进入匡山，望子为我送别，作了两首诗。我引用东坡以怪石作供品的事作为例子，把前面的诗当作前供，后面的诗当作后供。我用一肩挑收了佛印、参寥两份供品，我可真贪心啊。望子的情意比东坡更深，为什么呢？东坡用饼换石，自然是饼俗而石雅；望子用诗代替石头，更觉得诗灵秀而石头顽拙。而且还值得高兴的是，佛印只是一位住院长老。假如澹归进入匡山，天气寒冷、道路遥远，行李里再添上几百枚石子，加上一只古铜盆、两只石盘，也会增加不少累赘；这样看来，东坡欺骗佛印，反而不如望子体恤澹归。石头的优点，在于有皱、有瘦、有透，齐州的石头没有这些。望子诗才高妙，曲折叠出的波澜，正像石头的皱；高峻嶙峋的骨力，正像石头的瘦；玲珑通透的情致，正像石头的透。一尺幅的山水，遥远得如同万里。望子给我的赠礼太厚重了。虽然如此，困穷的居士、困穷的比丘，彼此冷冷相对、冷硬相对、硬碰硬，不知什么时候才算完？这样一来，我们两个人整个身体都成了怪石。望子以诗供奉澹归，澹归也以诗供奉望子；不如让我唱你和，免得别人把石头的话传到吴地，既作妖又作祥，几乎酿成祸事。《陈彦达诗序》情感同环境相交汇，便发而成为诗。情感如果没有达到极度郁结蓬勃，诗就不会奇特；环境如果没有达到极度危险险恶，情感也不会郁结蓬勃。论诗以盛唐为最高，以老杜为冠。唐诗兴盛，而唐朝社会混乱。老杜正当困厄之时，经历危险的环境，蕴积郁勃的情感，用来发抒他的奇异诗篇。云间吴日千，是品行高尚的士人。诗歌宗法盛唐，不落入中唐、晚唐。我的朋友陈彦达极力推重日千，称他为士林第一流人物。彦达把日千作为诗歌宗师，想要攻破老杜的营垒、夺取他的军队，这是多么壮大的志气！环境达到极端危险，把人置于死地，流离道路，困穷饥饿，年老而无所依归；老杜兼有这些处境。老杜中年潦倒，进献三篇赋并参加集贤院考试，只得到一个卑微官职，便陷入叛军之中，仅仅保全了自己的气节。彦达正逢时代变革，放弃儒生身份；虽有莼羹鲈鲙之想，却长年从少到老生活在贫困中；虽然吃不饱，也不至于像老杜那样扛锄头在同谷拾橡子、在秦川谋食，尚有破旧房屋足以容膝，因此老杜的危险处境深入到彦达身上的程度。彦达情感的郁勃应当浅于老杜，可他的诗为什么能够同老杜相及呢？老杜是困于做官。穿麻鞋也能见到天子，辗转迁徙到剑外，还能听到收复京城、贼军退去的喜讯。彦达睁大眼睛、侧耳倾听老杜所期待的事情，却始终无法得到，如今也将老了。彦达这种郁勃之情并不浅于老杜，那么老杜所经历的四种危险也就不比彦达更深，他的诗能够达到老杜的奇异程度，便是理所当然的了。彦达天性旷达，喜欢饮酒；妻子死后不再娶，没有亲生儿子，便把侄子当作儿子，侄子能够恭敬而顺从。老杜整天在老妻幼子之间为琐事操劳，既有许多苦趣，时常又陷入重重困境；年近白头时一个儿子去世，想要归返襄阳，旧交零落，向少年人吐露心事，往往遭到掩口讥笑；他也饮酒，意气用事而心胸狭窄，最终客死他乡。这样看来，彦达对于情感的郁勃，善于自我宽解；对于环境的危险，善于自我减轻，他的天资远胜老杜。董苍水同彦达是莫逆之交，喜欢开玩笑，称他为“九制”，因为他在严寒暑雨中长年行走途中，寻找朋友一同谈笑宴饮，认为经过蒸晒便能更好。他说我认为这正是彦达能活到期颐的征兆。天性旷达的人，是天机发露，事情过去便不留滞，因此懊恼烦热自然减轻，人间阴阳变化造成的祸患无法侵入他。彦达如果作诗到一百多岁，应该会有超过老杜的地方。到那时，我已经化去，不能亲眼看见；姑且把今天这篇序作为日后的验证，可以吗？虽然如此，老去之后诗篇全都只是任意兴发，春来花鸟也不要过分忧愁。忽然衰老，忽然任意；如果作诗直到一百多岁，也许会有不及老杜的担忧，更应当劝请日千长久住世，作为推敲诗句的助力。《沈友圣诗序》

译君子内在品行修养纯洁，外在再以文章辅助，这才叫成就德行。世道日益衰落，竟把“文人无行”当作标榜，三灾更加炽烈，最终没有人能够挽救它，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云间过去一向被称为才子聚集之地，然而那里所推崇的是忠孝大节，士林的正直议论并不轻易宽贷。沈君友圣尤其挺拔刚劲，好像寒松在霜林雪涧中秀出。沈家孝友的家风世代相传，从他的曾大父完微公、祖父孝水公开始显著，但他们年寿都不长。到了尊父坤仙公，光大弘扬先人事业，正逢末世，怀抱道义直到终身。君子承受的渊源既深，增进德行、修习学业，如同奔赴大海，不需要增加便自然广大，不需要疏浚便自然深厚。他性情疏朗，心中有不合意之处，言语从不绕弯；有人把他看作狂放，我认为狂放这个评价并非不可接受。他大概是古代那种放肆却不放荡的人。像廉洁却不伤害别人，正直却不揭发攻击别人，或者也兼有三种毛病，这难道不正是当今上古遗民吗？他曾游历金台，顾侍御一见便同他订下布衣之交，成为生死之交。不久，侍御巡盐两浙，首先修建礼庐表示敬意，使郡中人为之震动。吴司业梅村替他助兴祝贺说：“一生能有这样的际遇，获得陆贾囊中的财物，买田置宅供养妻子儿女，就可以闭门著书了。”君子却笑道：“我自己照镜子，脸只有碟子那么大，哪里容得下这些东西呢？” 国君和我一同吃肉直到死去，所谓“大祥”，怎么知道不是我的大不祥呢？”侍御极力替他设法，君坚决推辞，连侍御也惊讶他不近人情。侍御去世后，君徒步走了几千里去吊哭他。石埭县令姚六康，是岭南名士，请君修撰县志；他尊重君，正如临邛县令尊重司马长卿一样。君没有托人说情，县令却把两个童子关进狱中。君听说他们受了冤屈，便试着写文章怜惜他们的才华，准备进去替他们解脱。早晨起来正吃饭，有人报告县令正在大堂，又把两个童子提出来严加审讯。君丢下筷子起身，走路已经难以迈步，便在县门前长跪。守门人十分惊讶，说：“这是我们县令的上宾，难道有人激怒了他吗？”急忙进去报告。县令大惊，赶快出来扶着君，却扶不起来，说：“我是为了救某某。”县令说：“先生只凭一张纸来命令我，我岂敢不释放他们？您何苦这样轻视自己？”君说：“我并不是轻视自己，只是有谁知道应当看重这两个孩子呢？”县令立即释放童子，送君回寓所，并马上让他们回家。当时，君的义声震动天下。县令知道君既怜惜人才，又体恤冤屈，更加敬重君；君的名声越重，家境却越贫困。世人称他为狂人，确实是有道理的。君有卓异的才华，尤其擅长吟咏，写文章常常千言立成；但凡涉及纲常名教的文章，他不轻易下笔。人们也不敢轻易向他有所请求。他喜欢奖掖成就后辈，大抵把内在的操守作为根本；对于只采摘春花而遗弃秋实的人，他总是变了脸色加以告诫，因此人们更加敬畏他。他所著的作品共有若干卷，我替他作序。文章方面略写，品行方面详写。品行只取两件事，正是他家学中敦厚守本的意义。不敢用浮泛之言玷污他的清白事业。沈雪峯诗序 沈黄门雪峯，是云间的守节之士。他的父亲云升先生任两广总督，以少司马身份居乡。清军攻城时，他坚守郡城不降；城陷后，死于兵乱。雪峯怀抱家国之痛，曾秘密沿海上行，希望凭自己的智勇有所作为。时间久了，形势实在无可挽回，他才回来，寄身于僧侣之中。有聚会时便高声吟诗，无人时就放声痛哭。他的诗一写出来，具有杜甫悲悯天地万物的情怀，沉郁顿挫，不只是形神相似；同时又有王维、孟浩然的清雅风标和高适、岑参的爽朗气势，含蓄流丽，独具本色，不再把通常所说的“相似”当作工巧。这正是他最擅长的地方。名妓蔻含被嫉妒的妻子毒害，幸而获救未死；后来改嫁他人，也不肯跟从，说：“我若要嫁，除非是能写出像沈雪峯那样诗的人。”君家破落，连日常饭食都供给不起，蔻含便拿出全部财物资助他，达十多年。蔻含死后不久，君也去世了。君虽然忠义激发，但天性高雅淡泊，自然超然于尘俗之外。他曾私下对同道说：“凡是云霞，都不能有渣滓。诸位真可以说是云霞了。”又笑着指着自己的孩子说：“我怎么偏偏有了这个渣滓呢？”满座的人都仰慕他的高尚风韵。我说：“云霞不能有渣滓，但云霞也不能没有云霞本身。您怎么知道渣滓就一定不是云霞呢？大概只是他不屑于把后代留在世间罢了。”可悲啊，可悲啊！有志于用世的人，若又兼有冤屈愤懑，必定会像烈火焚烧礁石、雷霆冲击潮水那样奋发；即使驱使君，也会像乌衣巷中王、谢两家的家风一样。谢玄能够击破苻坚的军队，使八公山的草木都像晋兵。君却受困于气运，始终没有机会稍稍施展自己的志向。事情能否成功，本来没有定数，只是所遇有幸有不幸罢了。杜甫自许为稷、契那样的人，时人却没有这样认可他。到了后世，人们只把他看作诗人；但杜甫曾以长安微末官员的身份洁身归国，为救济穷困衰老的房琯直到死也不后悔，立身清介自守，意见相合便留下，不合便离去。即使依托最久的严武幕下，他也显露出自己的操守，不曾侧身逢迎以取悦求容。君不只是因为他的诗而受重视，我也不只是因为他的诗而推重君，借此表彰被湮没的节义，来报答徐子鹿公的嘱托。鹿公与君是生死之交，这篇序就是为此而作。张嘉树诗序

译云间张嘉树，在母亲去世后哀痛过度，九天便死去。士林中认识或不认识他的人，没有不叹息流泪、各自生出敬意和怜悯的。张嘉树的父亲带三先生编辑他的遗诗，其中有些诗实在不可不流传，却又让人不忍卒读；老人泪水几乎流干，这也是古今令人伤心的事情。嘉树年少时便禀赋奇异，书籍看过一遍就能背诵，擅长古文、诗、词，旁及书法绘画，都有超出群伦的妙处。他的才华竟夺去了他的寿命，因此人们怀疑造物主昏昧糊涂。我认为不是这样。李贺骑马在郊外行走，小书童背着古旧破锦囊跟在后面，他一得到诗句就投入囊中。李贺寿命虽不长，却是被天帝召去的；直到今天，李贺也不曾真正死去。李贺只是词章之士，不能为世人所用，却被上天任用。像嘉树这样的才华，本来就是凭借至性至情、独自实行孝道，乘着白云到达帝乡，何必一定要活到千岁才厌弃人世呢？世人只知道有人间的寿命，不知道有上天的寿命，更不知道人本来有无穷无尽的寿命。即使顺着世俗把这称为死亡，也不过是离合之际，感情自然集中于此罢了。古语说：“死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若以鸿毛般轻微的意义去死，却没有泰山般的分量，就是不仁；若以泰山般的分量去死，却没有鸿毛般的轻快，就是不勇。嘉树活着不是白活，死去也不是徒然死去。因此，他把以死尽孝看得重于泰山，同时又轻于鸿毛，兼具仁与勇，果断结束了弥留的一息。当他痛苦到不想活下去时，九天之中只有一个念头，只知道死者可以追随，不再计算生者有什么值得留恋。即使年近白头的严父也无暇顾及，何况死后留下的幼子，何况侥幸活着却虚浮无实的名声呢？这样一来，百世之后，听到他的风范的人，天性相合的感动必会蓬勃兴起。擅长词章却有负于伦理纲常的人，往往都是这样。文人没有品行，天下人便轻视读书；读了嘉树的诗，才知道至性独行才是风雅的根本。“思无邪”的意义没有坠落人间，难道不是以鸿毛般的轻微，成就了泰山般的重大吗？嘉树因此没有白白死去。至于死了却没有灭亡，那么嘉树另有一种生命，正可以由此知道他并非白活。这样，造物主虽然昏昧，嘉树却不昏昧，也因此可以唤醒天下昏昧的人。这就是嘉树本来无穷无尽的寿命所显现的形态，不是上天和人间通常的寿命所能耗尽的。王子武诗序 才华要凭借时运，时运有充足和不足的时候。君子深入观察其中的道理，就会知道最充足的命数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正是福德深广如渊海的境界。云间号称人才聚集之地，名门大族多达百家，如今推论起来，王氏最为兴盛。王氏出了子武，身姿如玉、秀异出众，譬如五常中的白眉马良；后来又一同进入史馆，暂时位居孟、季之后，能够侍奉农山先生，使他怡然奉养，便更加竭力从事风雅之学，或许不能没有时运有足有不足的疑问。君父的道理，是把臣子、儿子的才华用于天下，而不是私自占有自己的臣子和儿子，因此君父彼此相让，天人之数也随之应验。士大夫一旦出仕，东西南北，只有君主的命令是从；堂上的双亲有想念却不能相见，相见却不能长久的情况。曹丕还是魏国世子时，宾客朋友满座，他设下问题说：“得到长生不死的药，应该给君主，还是给父亲？”宾客有说给君主的，也有说给父亲的，但说给父亲的人不敢坚持。丙??原独自不发言，众人争相询问他，他声色俱厉地说：“给父亲。”满座屏息，没有人敢再说一句。如今王氏有三种长生不死之药，其中两种用来奉献君主，一种用来奉养父亲；子武入庭拜见、舞彩娱亲，对着宾客挥笔作文，每写成一篇，农山先生早晚都为之欢喜。子武享有这种天伦之乐，实在是人间福德的深海。子武的诗，典雅宏硕而清俊高拔，流丽而有法度，幽深却能与情感一同流露，放纵奔逸如疾风，却又能与义理相合。建造凤楼这样的杰出建筑，占据江山胜景，时时有五色卿云笼罩日月、覆盖其上，真使人担心富贵正要逼近他了。柳汁染衣，杏花香衬着马匹，于是将要和孟、季并驾齐驱，通向天路也将有所进展。然而深思之后，他又想回到子武的居所，哪怕偷偷洗涤厕所中的便器也不可得；在最充足之中，难道能没有不足的叹息吗？那么子武由后来推想从前，由今天推想将来，珍惜每一寸光阴；在微小的不足之中，已经掌握了最充足的命数。魏公子无忌夺取晋鄙的军队救赵，下令说：“父子都在军中的，父亲回去；兄弟都在军中的，哥哥回去；独子没有兄弟的，回去。”养兵之处凶险，战争又危急，他尚且不让军营外的形势伤害家庭内部的亲情，这也正是君父彼此相让的情形，由此可以知道为人子女的心情。上天给予人的东西，重在三种快乐而轻于统治天下，这一点也更加清楚了。父母都健在，兄弟没有灾祸，是最难以保证的；子武深深庆幸并祈求能够彼此保全，也就可以明白了。唉！王氏的兴盛，不是一代、两代才兴盛的。子武的曾祖父贞简翁，清洁高尚如井丹，正直如齐王烈门下之士。有服丧期间前来拜见的人，家中为他准备饭食；老人说：“按礼制，你不应饮酒。”于是举杯自己饮尽，我由此知道他的操守。王氏家学渊源深厚；至于子武诗歌中的才华，他已是艺苑中杰出的英才，能够充分发挥而毫无遗憾，不必等老僧再多说了。张洮侯诗序

译云间有位名宿张洮侯，人们称他为“穷孟尝”，因为他安于贫困却喜欢待客。云澹归说：今天的孟尝君贫穷，古代的孟尝君也并不富裕。战国四公子中，春申君最富，孟尝君最穷。楚地广大，百越出产的象牙、犀角、珍珠、美玉，珍奇甲于天下；楚王任春申君为相，他独掌国政，又自行选择封地在吴地，登上龙断山四面张望，几乎把一切都收入囊中，所以最富。平原君与赵王是兄弟，彼此友爱；信陵君与魏王是叔侄，却相互猜疑；孟尝君虽做齐国宰相，君臣关系几经变化，常常不能安身。他的食邑在薛地，封邑收入不足以供养门客，便让冯驩收债；冯驩用收来的钱杀牛酿酒，在薛地大宴宾客，把债券全部烧掉。孟尝君面对雪上加霜的局面，心意反而豁达，仍然不减对冯驩的爱护，门客也没有稍有懈怠。所以说孟尝君最穷。不过，拿洮侯与薛公相比，洮侯只是一个平民，不侍奉王侯，以保持高尚的事业为乐，家中连一石粮食的储备都没有，却喜欢待客。古代孟尝君既不能与春申君争富，也不能与洮侯争穷，因此“穷孟尝”这个称号，当然只有洮侯独自占有了。洮侯为人浩荡洒脱，议论风生；有人和他辩难，他一定申明自己的见解，直到把对方驳倒才停止。概括说来，他的诗也浩荡洒脱，自己申明见解，驳尽对手才停止；至于在格律声调之间计较工拙、纤细浓艳地雕琢，并不是他所屑于做的。贫穷与诗相互生成、相互成就，他既兼擅二者，又独擅二者。古代孟尝君既不能与洮侯争穷，也不能与洮侯争诗，只能凭一个薛公的名号向平民自傲；更何况洮侯不接受薛公的地位，这又算什么呢？薛公并不是富贵之人，人们把薛公看作富有，于是平民的诗也富有；人们把薛公看作尊贵，于是平民的诗也尊贵。这是造物主把洮侯的诗当作薛公来对待。诗可以抵得上薛公，那么薛公的身份就不足以连累孟尝君；这样，两个孟尝君都可以专擅“穷”的名声，彼此不相让。那些富有的人，只怕有一个人损伤自己一丝一毫，不敢好客；所以平民能够好客，王公若要好客，也必定要有穷人的气骨、心胸和眼界才行。穷人的气概高扬，穷人的骨气刚强，穷人的心胸通达，穷人的眼界开阔。那些富人闭门摇手，不愿听到，更何况见到我；这就从孟尝君的贫穷进入了春申君的富贵。春申君的食客、文信侯的著书，不过是夸耀余财、购买名声罢了，都是窃取国政的行为，最后死在李园手中，哪里能与三位公子并称呢？陆林士杂曲序 林士才华高、学问广，是当今的扬雄。他的思致极其深远，可以写《太玄》，可以反《离骚》，可以进献辞赋，却降低志意来写曲子。他曲中的微妙深奥仍然像《太玄》，幽深灵动仍然像《离骚》，博大铺陈仍然像辞赋；只有尖新的一派才是填词的本色，错综流露，另辟蹊径，完全不是从世俗中来的。白居易的诗，使妇女儿童都能理解；正如郭恕先拉着挑担的商贩、佣工一起饮酒，说：“我所交游的都是这些人。”林士的曲子，却连士大夫也不容易理解；好像西方来的化人说周穆王的宫室简陋得不能居住，侍从丑恶得不能接近，酒肴腥秽得不能食饮，便带他们游览自己的住所，那里庄严珍异，无可相比，也无从形容。这一切，都是满肚子不合时宜的东西。有人认为写曲应当使伶人容易演唱；林士尚且不愿让士大夫容易理解，哪里还会去考虑伶人呢？然而使士大夫不能理解，和伶人又有什么不同？大概因为林士的笔力不如椽巨，所以才降低志意写这些曲子，因此自己也颇多感慨。司马长卿穿着犊鼻裤，在集市中洗涤器物；如果只根据他的皱眉、微笑和举止来判断，其中飘飘然的凌云之气全都具备。若一定要等到他写《大人赋》之后才认识他，已经等于灭掉自己的一只眼睛了。既然如此，想认识林士，不必先看《太玄》，不必先看《离骚》，不必先看辞赋；达摩漂洋过海的漫语，穿着度柳树图样的货郎儿服饰，偷偷乞讨以求观看，其中都可以看出汉武帝恨不得与他同时、长门宫千金买赋、卓文君私奔时琴声传情的意味。单质生诗序 我到云间，经过白燕庵。清晨的露水还没有干，寒风从四面吹来。我在竹边亭下徘徊，想追寻单子质生留下的风韵，却不可得，因此悲怆了很久。于是写诗赠给他的嗣子孝求。质生去世，已经十多年了。白燕庵，是我国初年袁御史过去隐居的地方。袁御史有一首咏白燕诗，一时传诵，人们称他为“袁白燕”。他早年请求退休归乡养老，从此质生每每吟诵“故国飘零事已非”这句，便流下眼泪。他修葺几间屋子供奉佛像，自己只穿一件僧衣；花朝月夕，悲歌慷慨，把一腔感情全寄托在诗词中。贺生的天才本来就超逸，遭逢国家大变，感伤愤懑又深，沉郁顿挫的风格更同笔涛墨海相互激荡，因此他的赋咏越来越精工，是理所当然的。质生性情冷峭，不能俯仰随俗，又喜欢议论时政得失，郡守心中怨恨他。正好有个狂生冒称朱氏某王子，煽动诱惑一群少年。事情败露后，郡守审问他剃发染衣的地方，他说是“善知识”。郡守突然说：“是单质生吗？”于是把他的名字列入告变文书，与净慈豁堂品?土公一同关进金陵狱中。最终没有旁证，恰逢有人主持公义、竭力为他们解脱，才得以回家。然而他被拘禁幽闭了三年，郡守已经把他的家业摧毁了。从前高皇帝惩治元末官吏的邪恶行为，治理贪污官吏极其严厉；官吏战战兢兢地补救过失，不敢凭私意残害平民。何况那些遗老以及杨铁崖等旧日名宿，都能够优游啸咏，安享天年。这不只是惩罚贪污，实际上也是为了劝勉忠义。凡是元朝旧臣，如刘青田，功劳在于辅佐开国，却不得任宰相；宋濂受到的礼遇没有终始，危素最终被贬去守余阙庙，因此忠节的标杆树立起来，普通士人也受到激励。建文帝只是坐享其成，如今这种道理不再讲论，官吏便可以肆意摧残而无所顾忌。旧日的士绅即使有中等家产，也大多不能自保。东南半壁被夺取将近三十年，反叛之事四起，早晨归秦，晚上归楚，又借此谋利。这正是劝善惩恶的道理失落，动乱因此产生而不能停止。英明的君主有宏大谋略，不应把前朝守节之士当作新朝的顽民，使君臣大义更加深切明白。君臣大义，是两个朝代的君主共同拥有的；把它彰明出来，对前朝灭亡没有什么损益，却能为新朝提供观感借鉴，从而端正人心、敦厚风俗，功劳完全可以同辅佐开国相等。我为质生的诗作序，是为了表彰他的重大节义；也因此感慨官吏邪恶，叹息取舍的标准极不确定。如果质生因为守节而招致灾祸，那本来就是臣子分义中甘愿承受的，又有什么可说的呢？颜修来诗序

译鹫峯氏把正法眼传授给摩诃迦叶，摩诃迦叶在震旦大力弘扬；复圣颜子，也是尼山氏的正法眼。可惜颜子早逝，没有传留下来。不过我听说颜子的著作流传海外，那些国家诵读学习并尊崇相信；有人带着书渡海，往往遇到风涛阻隔，书沉入水中才停止。即使有人熟读后带回去，到了这里却一句一个字也记不住。迦叶的宗派没有在西方终止，颜子的教化也没有在中土断绝，这难道不是很相似吗？世人说颜子有不见于经传的著作，怀疑这近于虚妄。颜子以德行第一，被上天召去修撰文章；有德之人必定有言论，难道只是退省自守的私言，理当与尼山氏的道妙相互发明。像《南华经》重言十七篇，所引用的内容本来就不少；若一定说颜子没有著作，也近于诽谤。近来复圣的后裔修来任吏部，以诗名独冠十子；我在云间与他相见，有幸读到他的《乐圃集》，仿佛在洞庭旷野听到咸池之乐。吏部君正当出仕用世，难道希望凭诗显名吗？诗篇倒是希望借吏部君而显扬；他酬答、发扬祖先的功烈，大概承接了尼山氏的传法记莂吧？诗，是德行的成就、政教的汇合，也是音乐的文辞。颜子问怎样治理国家，尼山氏说：“实行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车，穿戴周朝的礼服，音乐采用《韶》舞。” 这些都是承受天命的君主改换姓氏、变更制度，在损益因革方面所作的安排；其中的警戒，是要放弃郑声，疏远奸佞之人。又是《易经》所说的“大君有命，开国承家，不易之法”。我曾读到这里而感到疑惑：尼山氏有统治天下的德行，当时春秋时代将要变成战国时代，杀伐之气像燎原烈火一样无法扑灭；“七百书社”的议论刚刚兴起，颜子首先被子西所忌惮。颜子也有统治天下的才华；若有一位君主、一个宰相，三年之内声势便可遍及海内，诸侯相继来朝，伯鱼的成就还不足以传述。尼山氏可以比作尧，颜子可以比作舜，这话确实如此。可是颜子早逝，尼山氏孤独地拥有统治天下的形势，最终不能实现。世上有英雄而不是圣贤，却没有圣贤而不是英雄的；三代的贤哲从未把统治天下当作忌讳。迦叶一系还奉行别传的宗旨，颜子独自在海外流行，不给尼山氏做副车，这也是英雄的气概。至圣以深邃的鉴识倾注于陋巷之中，一个人只要取得地位，子西就会害怕；就像庄子听到颜子的声名也会看重他。后世那些浅陋的儒生，却把颜子一眼看成通达聪颖、谨慎拘谨的贫穷书生，难道不是冤屈吗？从前齐桓公报了九世之仇，《春秋》对此大加赞许；我替吏部君洗雪六十七世祖先的冤屈，所以并不只是为诗作序。吏部君天才英异绝伦，他的诗沉着刚劲、深入精微，却用简洁的语言写出；锐利之中兼有雄健的力量。若进一步辅佐朝廷，举荐正直、罢黜邪曲，奉大君之命把功德铭刻在复圣庙中，撰写乐章配合《雅》《颂》，也不会逊让于箫韶九成。颜子欣然称许他的到来，说：“靡靡之音，大概不会再出自我家了吧？”这样才没有辜负尼山氏昔日传法记莂的话。既然如此，诗本来就有希望借吏部君而显扬；从乐圃中观察，才知道开始不如知道归宿。赵二火诗序 赵子二火秀，是八闽之地公认的出群人才。他少年时写诗，言语必定惊人，以古朴、拗峭、险峻、峭拔为高尚；后来用云间、娄东的诗法调和锤炼，进入盛唐诗人的佳境。杜子美说：“写成新诗句自然稳妥，不知不觉便长声吟咏。”这位倔强的老人竟然把心意降低到一个“稳”字上，真是奇异。养生的人达到安宁和谐才稳，用兵的人达到整肃从容才稳，居室达到完备美好才稳。二火居住在九峯三泖之间，日益困窘，做客也不能安稳。想走遍四方，四方之中有反过来把主人当客人的，如虬髯公；也有反过来把客人当主人的，如张建封。二火既没有遇到这样的机会，便隐藏自己的金主之名，让诗作为客人，拿去结交贤豪长者；众人倒穿鞋子争相迎接。随后他又凭借完全像主人的实际身份，让诗作为主人，接连召集各位贤豪长者，安排馆舍、供应饮食，至于宅第、奴婢、金玉锦绣，没有一样不谦让给他，使二火享受完整的主人待遇。反主为客、反客为主，都不出于诗；诗能够这样使二火身价增重。然而二火的才华本来就有所出众。如今人们并非没有可以施展的地方，只是不能成就自己本来能够成就的事业，就像刘景升的儿子，不过是猪狗罢了。生下儿子若能像孙仲谋，江东也就安稳了。这样说来，二火的诗是稳的，二火送穷的文章也同样是稳的了。广东通志序代

译如今皇上登上帝位，六诏归入我国版图，天下完全安定；武功已经彰显，文德也因而显明。于是命令儒臣修撰《大清一统志》，下令各郡各县征集文献，汇总于行省，再呈送京师，于是《广东通志》也灿然完成。我奉命作官样序文，在篇首宣扬几句。唉！人是天地之心，难道不是事实吗？中古时代，百越是最遥远的荒服之地；秦灭楚后，才开始设置守、尉、监。赵佗乘乱擅自建国，延续四世。汉武帝出兵，使它内属而统一；到了唐代，交州、广州有时成为节度使升任宰相前盘旋之地，其余的守令多用来安置被贬谪者。宋初官吏多为当地人，包拯任端州知州，请求一概选用士流，中朝因此忌惮他。南宋以后，这里遂被称为善地。经历元代直到明代，人文日益兴盛，可以同吴会相抗衡；瘴雾渐渐消散，毒虫也不再发生。虽说是天时，难道不是人力造成的吗？嚣陀、刘隐之类，都是从北方出生而到南方任官。明朝末年播迁到此，想苟延一线生脉，最终也未能实现；然而旧日的世家遗老、衣冠文物，往往聚集在这里，足以改变风俗，使世世代代亲近贤人，传承安乐和利益。今天的土地仍是从前的土地，今天的人却不再是从前的人；一治一乱，一质朴一文饰，彼此相克又彼此生成。能否与造化搏斗，关键在人的手中；人是内在的心，天地是外在的身体，能够改变气数而不被气数改变，大概就是这样。齐州在四方的东方，岭表在东方的南面；它的卦象配离，在五行中属火，火是水的配偶。乾卦再动得到离卦成为同人，五爻变动得到离卦成为大有；于是见龙、飞龙相应，阳不取于阴便不能壮大。坤卦再动得到坎卦成为师，五爻变动得到坎卦成为比；阴不依附阳便不能到达。我国从北方兴起于东方，皇帝出于震位，会合于离位，包举坤维，成就大一统的盛业。近来滇池叛逆，武臣用兵有不熟悉地利的困难；至于南海，上下相互信任，忠诚顺服不失，合于“黄裳元吉”的卜辞而不迷误。正当向南推进，坎离沟通乾坤之位，所卜的年数和世数都长久，万代无疆。那么今天的人为什么不同于从前的人，今天的土地也不同于从前的土地呢？因为重离之光从北极发出，必定会在南方边陲光彩显耀。因此在屯、蒙尚未开启之时，有虞氏便已在黄冈山麓演奏九成之乐；凡有开创，必有先兆，没有细微之处不显露。到了四千年之后，我新朝考察古制、尊崇文教，《一统志》完成，广东的志书也仿照其条理完成，始终相应，如回声相随。后来阅读此书的人，应当认识到与造化搏斗的能事，权力在人手中，不应因七尺之身、偏处一隅而把自己拘限在古今气数的范围内。也不应任由气数转动自己。本书总裁是某官，分修是某官，某人歌颂太平盛明，都有劳绩。我只是借此书观看它的完成，哪里敢推辞？也免不了有浅陋闭塞的惭愧。赋役全书序代 赋役是治理天下的根本，是计算百姓性命所系的事情。其要点不出于三种征发。不过，上天保佑下民，立君主来统治他们，是为了养育他们，不是要搜刮百姓的脂膏来养活自己。根据土地出产征收贡赋，因事情需要征用劳力，都是出于不得已而接受。所以说：只使用其中一种，另外两种可以缓办；使用两种，百姓就会有饿死的；三种都使用，父子就会离散。唉！养育百姓本是职责，怎么忍心把残害百姓作为心意呢？我曾偶然考察古今赋役制度：赋役轻，国家必能治理；赋役重，国家必然混乱。混乱必由官吏邪曲造成，治理必由政令振作造成。政令振作，归结于停止刑罚；官吏邪曲，归结于动用兵力。这样看来，考察赋役制度，就能看见人事的得失、国运的长短。广东向东南直到大海，向西北通往长江，北面越过秦岭而控制朝阳，跨过雷门而连接琼岛，方圆数千里，是五岭中的壮阔之地。然而这里的赋税还抵不上吴会的一大郡。大概靠近山地便土地瘠薄、收成少，靠近海边便多风潮灾患，从事商业便田地耕作荒废过半，盗贼猖獗便村落时常空虚，这也是地势造成的。尉佗建立国家，汉、唐分设使者治理，民人与夷人杂处，羁縻的意味仍然存在。刘龚称帝后残害百姓以满足自己，市吏搜刮小商贩，富民则成了大官口中的肥肉。宋太祖灭掉了它，但祸害并没有完全铲除。今天的杂税，都是它遗留下来的弊病。前朝初年，留心体恤下民，查核户口，不取额外盈余；有的地方元代申报有一万户，后来只剩几千户。按户计算丁，按丁落实到田亩，于是开设屯田，减轻民户的赋役。二百多年后，人口既多，百姓也富裕。迁徙逃难之时，军队冗滥、将领骄横，诛求日益严重，因而把百姓逼走。然而战争未停，军粮和徭役相继而来，有时花费至五十金，收入却超过百金也仍然缩减，免不了有越来越深、越来越热的叹息。当今皇上登基，把治理责任归于文臣，官吏知道奉行法令，百姓稍稍能够歇息。六诏地区的首逆平定后，需求索取纷纭，额外征取加倍于旧章；官吏又借机营私，非法摊派，再加倍于额外征取。广东百姓到了今天，困苦已经到了极点。近来《赋役全书》完成，不妨专心考证：哪些是古法而简明？哪些是新条而繁琐？哪些体恤民力而能获得外在储藏？哪些增加国计而滋生内部蠹虫？还有过去并非正式制度、近来却写入章程的；过去本可停止的追呼，今天却成为不可更改的举措。弹劾官吏的奏章说到这里，本来应当有怜悯众人的心，何况有人涂饰脸面谋求私利，大家一起喝汤分食，却让毒害流布下层，把怨恨归到上层呢？我愿意和仁人君子朝朝夕夕都像上帝临视、像大君下令一样，不敢稍稍越过分寸，以免辜负朝廷爱护养育百姓的旨意。我们的百姓或许可以有些起色吧？子舆氏说：“诸侯厌恶它的危害，已经把它们全都从簿籍中除去了。”这还算有畏惧之心。如今却把簿籍悬挂在八方通达的街道上，人人都能阅读；做官的却把正额看得像废纸，把横征暴取奉若雷霆。这样一来，这部书只不过是假托于“爱礼而存羊”罢了。那些替天子养育百姓的臣子，竟变成替天子残害百姓的盗寇；明明有人在做，并不是幽冥鬼神在做，难道不应当害怕吗？难道不应当警戒吗？重修韶州府志序代

译天下处于中和之治时，文教才开始显明，所以仲尼删定典籍，从唐尧、虞舜开始；其中有记载言语的，有记载行动的，而《禹贡》一篇把山川、土地、田亩、气候、物产说得清清楚楚，尽在掌握之中。《诗经》陈述十五国之风，《春秋》订定七十二国的简册；看礼可以知道政事，听乐可以知道德行。六经形成，其中五部都是史书。经的体制谨严，史的体制浩博；浩博正是为了成就谨严。史是经的根基，地方志又是史的根基。韶州是广东的壮郡，我到任后首先索取郡志，然而残缺失修已经八十年；兵火之后，典章制度和父老传闻几乎无从考查。只是四境流民还没有复归，习俗也没有改变，守土小臣忙于安抚百姓、抚恤救济，连闲暇退食时也只能辨证是非，另加朱批；大概一天一天地有所整理，却仍未完成。正好奉到省里的文书，下令各郡取各属的志书，删定后献给京师，以备《大清一统志》。财择，恭敬地思念我皇上承受天命，统一天下，山海荒远之地的经略，威德无不具备。他批准辅臣的请求，难道是想向百代夸耀吗？大概是要辨明险易，察知正邪，使道德统一、风俗一致；即使不出九重宫门，也能使四方之目、四方之耳通达而无所不遍。我私下反复想到，天下有岭表，岭表有韶阳，不过像太仓中的一粒小米；圣天子对近处尚且不遗漏，对远处也不会忘记。韶阳虽然微小，但土地、人民、政事三方面都具备，能够把诸侯的宝物备列于王庭，实在是千载难逢的时机。于是下檄六县，命令刊正旧籍，搜罗新见，把从前朱批尚未完成的内容汇集编次，分为七志，论述用三十九条，说明二十四条义例，共成十六卷。虽然我的学术浅陋，对浩博之体有所惭愧，但列在各郡末尾，处于谨严的一尺一寸之地，既不僭越，也不过滥，这也是我的本分。古语说，兵力没有比秦更强的，财富没有比隋更富的，土地广大没有比元更大的；这三者，如果不是借助我君主和宰相来弘扬文治，就一定会有人执笔作史、取义成经。守土的小臣有幸得以观看大业完成，以此酬答光明的诏命；使百代之后，人们仍能贤其贤、亲其亲、乐其乐、利其利，那么所卜的世数和年数便会长久，超过三王而与唐虞比德，能够使皇图巩固于至久至大。我只是借此书为凭，贡献细流归海般的微薄之力，即使死去也不会朽灭。新修曲江县志序代 曲江县过去没有县志，因为它隶属于郡，郡志本来就是各县的志书。新昌县潘尹复敏发愤创始，五河县凌尹作圣继承完成，体例已经齐备。如今皇上治理安定、功业成就，儒臣请求纂修一统志，部里的文书随即下达。韩瑞首先接受郡里的檄令，继续编纂完成此书；事情办完后，低头知道这是幸运，也收敛内心知道自己惭愧。修志的困难与修史没有不同：古代作史的人生在太平时代，讨论考订容易；生在变革时代，搜访材料也困难。把八方合在一起写成史，奇异诡怪的事情容易触动人的视听；只截取一隅写成志，材料简狭孤陋，扩展自己的见闻却困难。因此想使曲江的志书与天下志书并驾齐驱，它不能争一日之长，也是形势所限。不过，曲江古代是荒服之地，从西汉才开始内附；两千年前有虞氏并不鄙视这里的山川人民，停下车马，整理衣冠，在皇冈山顶歌唱《南风》，别的郡县还不敢相比。如今距离汉代又过去两千年，奇才异能之士接连出现，阅读本志，不能只用简狭孤陋来衡量。只是韩瑞收敛内心而感到惭愧，是因为奉行职事没有成效，尚且不能改变民生、增加财富，继承有虞氏的德音，来仰答兴盛王朝罢了。评论者说韶阳偏僻遥远，长久以来安然自守；崇祯初年洞寇入侵，残害所属各县直到内地，攻围郡城十多年，驱逐清剿多次，才仅仅保住残余百姓，大概与中原、河北的乱机相互应和。至于依靠山海险阻、大规模消灭群盗，最近就在康熙三四年间；此前大规模调发、征用徭役，创伤尚未痊愈，喘息尚未恢复，百姓贴席而卧，也没有过多少时候，正希望通过生聚教训迅速奏上治理之效，却没有办法实现。韩瑞哪里敢粉饰太平，仓促为曲江庆贺呢？如今打开地图、查按户籍，户口的增减、田地的荒熟、赋税输送的先后和盈缺、险要关塞守御的坚固和疏漏、风俗教化的淳厚和浇薄、人才的衰落和奋起、古今盛衰，都清楚得如同看手掌，所以不必说也可以明白。土地的开发有时机；从前那些说鸟语、穿草衣的人，不知道上国的冠裳，而有虞氏的翠华车驾光临，使一泉一石也能分得大圣人的荣名。如今皇上深切挂念百姓，必将跨越百王、超过三代；于是把有虞氏的遗民附在使车之后，带到天阙，用来帮助显示万里之外的情况。改变民生、增加财富的教化不出宫廷，却能施行于岭表，曲江也将首先受到它的恩泽。韶石群峰将会使百兽重新相率起舞。韩瑞亲身遇到这样的盛世，歌咏九如，称颂万寿；四千年前、四千年后，后来的使者接踵而来、并肩而立。后世修曲江县志的人，应当把这件事作为第一等的故事。从今天开始，怎么能不低头而知足庆幸呢？新修仁化志序代

译如今皇上正当龙虎之年，统一天下，东西南北没有不归服的。教化施行十年，治理和教化深入人心，于是命令儒臣修撰《大清一统志》，部里的文书下达到省里，取各郡县已成的书献上。于是太守马公下檄仁化，查考旧文书，编纂新志，完全依照五县的体例。应瑞在县中任职三年，战战兢兢奉行职责，担心不足以胜任使命。幸逢这项大典，使偏远僻壤也能列在图籍末尾，朝见宫阙光辉，我怎敢不尽力？只是仁化对于韶州来说，人才、物产远远不如其他县。从前任县令的，有的苦于这里的荒僻、轻视它，竟放弃不修志。自明万历年间司马暐开始创修，到今天已有八十年，中间经历兵火，旧日父老和遗留书籍漫无可考，恐怕不足以供采集，留下被圣明著作讥责的遗憾。我又反复想到，土地有大小，事情有繁简，但治理的道理没有不同。好比人的身体，长短肥瘦、美丑各异，五官百骸却没有不同。应瑞治理的地方，同样有人民，有社稷，有政事，有教化，都在统一文字、统一车轨之内，难道能因地方小、事务简而自我削弱吗？况且这里连接江、楚两地，独自扼守两面，是尉佗当年凭借来控制上游的地方，形势上不能轻视。自唐代建县以来已有一千多年，直到今天，俭朴的风俗没有改变，只是破败稍稍加重；官吏和百姓仰望九重宫门，不亚于相隔万里，勉强能够描绘地势，指陈事情，引用陈诗纳贾的义理，如同亲眼见到古代帝王巡狩。即使是小国诸侯，也没有厌倦清问，难道能因地方小而自我隐藏吗？所以这部志书，文辞虽不足而质实有余；即便珍奇错杂并不相称，也不过是十亩闲田，桑麻相互映照，乡野老人杂坐一起，比较雨量和晴天，吃麦饭和菜羹，清淡却有根本。这大概像元鲁山与人连袂在蒍地歌唱的遗风。我谨慎订正讹误、删去冗余，拾取遗漏、续接断绝，另分八纪三十条，借此书报答郡府，供修大一统志使用；这是细流入海、尘土归山般的微薄贡献，并说明其中的时代意义，以此作序。乌程金氏家谱序代 《易经》说：“风行水上，就是涣卦。”先王因此祭享上帝，建立宗庙。大概是先人的神灵聚集于此，后人继承先志、述行先事的能力也由此产生。编修谱牒的意义也是这样，不过不敢以僭越、滥行的方式去做。宗庙的制度是亲尽之后便迁主入祧庙，何况是不同宗族的人呢？李知诰被徐温收养，因而取得地位，竟选择唐朝的诸王作为自己的上世；事成之后，连那些人究竟是谁也不知道，世人都讥笑他。狄武襄显贵以后，有人拿着梁公的告身和族谱来献给他，武襄辞谢并退还了。君子赞许他不僭越、不滥用，得到了尊祖敬宗的正道。粤东阃帅金公国瑞，少年时父母早亡，两位尊亲早已去世；对于曾大父、祖父，也只知道名字罢了。他所编的谱略，追溯三代便停止了；即使是姑苏的族人，也不敢轻率合入，大概正是他的谨慎。春秋时代讥刺世代担任卿大夫，魏晋和唐代却重视门第。这样说来，孤立的宗族突然兴起，难道就一定会成为贤哲之人吗？可惜汾阳王如果有灵，一定不会借给郭崇韬那样的气焰。倘若元老被任用，而各胡族所带的符令还没有被扫除，难道土地已经穷尽了吗？拿不知道是谁的祖宗去看待不知道是谁的子孙，异类之人不会来享用祭祀，也不配与为人后者相提并论。那么国瑞在这里极其谨慎，正是要清除僭越滥行的根源；一旦开启严正的教诫，就可以承继先人，也可以启迪后代。由此我预料乌程的金氏将会长久而兴盛。《袁重其负母看花图序》袁重其背着母亲看花时，已经六十一岁；吴节母八十八岁了，脚有病，不能走出家门。五月里石榴和蜀葵盛开，重其背着她来到花前，徘徊观赏，喜悦之情显现在脸上。过了很久，她对重其说：“你也老了，力气将要承担不住了。”重其叫妻子和儿女铺设床褥，进上酒来，尽情欢乐。这年深秋，母亲去世了，悲哉，这样的欢乐难道也不能长久吗？这是人世间少有的事情，也正是人世间不可缺少的一幅图画。若要成为孝子，就应当处在贫贱之中；假如重其富贵，摆设筵席、陈列音乐，呵斥女奴，让太夫人坐在舆中，哪里还会亲自做这些事呢？石建行孝，每逢休假，就偷偷从侍者那里取来便器亲自洗涤。万石君恭敬谨慎地尊重朝廷，按道理不肯让自己的臣子治理这些污秽杂务，所以石建不敢让他知道，只能暗中做这些事。净饭王去世时，世尊亲自背负棺材，四天门王争相来背负世尊；不能在父亲死后独自背负父亲，重其却能在母亲生前独自背负母亲。推究人子爱亲的心，难道富贵反而不如贫贱，尊贵反而不如卑贱，甚至圣人反而不如凡人吗？不过，这也并不是父母对儿女的期望。杨夫人已经老了，每天鸡鸣便起床，煮一锅粥给婢仆吃，说：“不要让他们因为饥寒而服役。” 子孙们一次次劝谏、一次次请求代替她，她都不听。杨夫人乐于施行慈爱，却没有机会成全子孙的孝心，大概只是因为长寿而康健罢了。重其的母亲脚有病，后来重其才得以成就背母之孝。舜的父亲顽劣、母亲嚣横，舜反而得以成就孝行。如此看来，推究父母希望成全儿女的心，有病反而胜过无病，贤明反而不如不贤。可是，这也不是人子对父母的期望，也不是父母对自己的期望。在最不充足之中也有美，在最充足之中也有不美；充足与不足是处境，美与不美则在于内心。内心完备，那么充足或不足都可以成为美。重其所拥有的充足，只是母亲贤良罢了。在不富贵的处境中有这种美，在不圣明的处境中有这种美，在母亲有病的处境中有这种美，那么美与不美果然与处境无关了。人若能相信自己的内心，努力实行并更加用力，炼五色石来补天，斩断鳌足来支撑四极，难道还算什么奇异的事吗？我把庭前的花看作补天之石，那么重其在庭前跛行，背着母亲徘徊观赏而不知疲倦，不正是支撑四极的脚吗？他果真还需要斩断鳌足吗？还是不需要呢？《翁母表贞集序》

译乾卦用九，坤卦用六。六以柔来发挥作用，九以刚来发挥作用。刚不能柔，柔不能刚，就叫作没有作用。世人说妇人没有才华才是德行，这是不对的。天下哪里有无才的德行呢？乾坤二卦，关键大概在初爻和上爻。乾卦变为姤卦，阳气处在下位时急于自行发挥，变成柔顺后便不可妄用。乾卦的夬卦，自处于无用之地，听任决断而离去；若不离去，就会变得亢极。知道退让，知道灭亡，知道丧失，都是以不用作为作用。柔，是阳的才性。坤卦的复卦，柔变为刚，以踏到霜为前车之鉴。孔子说：“是由于不能及早辨明它。”柔弱而没有决断就不能辨明，刚健所以能辨明，有决断所以能及早辨明。坤卦的剥卦，在野外一条龙与群阴交战，似乎嫌阳气不足，其实是义愤所激发。幸而胜利，就拨乱反正；不幸而失败，血色玄黄，即使不死也会受伤。圣人尊称它为龙，却不说吉凶，因为这不是吉凶所能束缚的。对外是忠臣，对内就是节妇吧？应当取此以获得长久的贞正。柔弱者不能守贞，不能守贞也就不能长久。这样看来，刚正也是阴的才性。由坤卦六爻逐步变化、深入观察，没有不刚正的。坤卦的节卦，行动正直，因为方正刚强，所以不疑惑于自己的行为。坤卦的谦卦，没有成就时表现为柔顺，代替终结时便转为刚强。坤卦的豫卦，坚忍到了极点，以至于像扎紧袋口一样。坤卦的比卦，阴变为阳而居于五位，形体才开始端正。四个阴爻居于下方，象征衣裳。阴而不刚便不能守贞，不能守贞所以不能善终。以顺从来配合刚健，才能大有成就地终了。把才华施展在德行上，它的作用就不会穷尽。这就是翁母浦孺人所做的，足以成就她的节操。守节而没有才华，即使米盐等琐碎事务聚集在一起也不能处理，何况能够教育遗孤以启迪后代，进一步辅佐大事，仰慰祖先亡灵，抵御震风暴雨，使家族不受外来侮辱吗？所以应当把她配合坤卦六爻的变化来称许。起初发誓至死不改，决心抚养孤儿，这大概就是她的辨明。坤卦的复卦中，正直方正的人不疑惑于自己的行为，柔弱的人却会疑惑。坤卦的师卦中，她的丈夫没有善终，伯氏也没有善终，而她代替他们完成了终局；代替他们的，是这位未亡人。坤卦的谦卦中，她缜密谨慎、含辛茹苦，急厉的话不从口中说出，怒色也不显现在脸上。坤卦的豫卦中，她主持家务而居于主母之位，承担主父的职责，上下都顺从而服从她。坤卦的比卦中，她还没有到与人交战的地步，这难道不是时势造成的吗？然而她的血色深红，滴下心胆的汁液，以报答九京之下的亲人。这就是坤卦的剥卦。唉！凡是忠臣和节妇，必定都要在义与欲之间进行大战，在敬与怠之间进行斗争，一战又一战，才能成就这样的功业。岁月已经流逝，我担心来不及看到事情完成。譬如尉迟敬德脱下衣服扔在地上，露出身上的伤痕，真令人悲伤！这些全都是刀箭留下的伤痕。君主看见后，不禁流泪抚慰他。妇人的才华不越出内门，即使有旌表，声名和风采也渐渐湮没。翁子振公请求我写诗文，把她的事迹刻在金石上。刚柔交错而形成文采，所以我用文章来答复他。我阐发乾坤九六相互运用的意义，尽量发挥六爻的情理，用来配合节母长久守贞、利于施行的德行，尤其重视她的才华。把无才当作德，就是把无用当作德。泥土木石尚且可以祈求神灵，聋子瞎子尚且还能够从事职业。天下哪里有有德而无用的人呢？《表贞册序》有儿子却不孝，不如没有儿子。不幸守寡而又没有儿子，那么慈爱的情感必定要有所寄托，寄托在继子身上，这是常理。继子的孝与不孝，因此不能预先确定。儿子不幸出生便没有母亲，那么孝敬之道必定要有所寄托，寄托在后母身上，这是常理。庶母、乳母的身份低下，即使尽孝还是不孝，也更加无法预先确定。南六钮君为他的祖姑沈节母表彰贞节，他不是她的儿子却实行儿子的孝行，这是为什么呢？南六生下来就没有母亲，节母实际上抚养了他。节母守寡而没有儿子，于是把慈爱寄托在南六身上；南六也把孝心寄托在节母身上，这是施与和报答完全相合的事。然而这件事出于母子关系之外，感情又深于一般的施报关系。奇异啊！南方的香，有生结、死结、飞结。生结和死结都在本树上，飞结离开本树而结在别的树上，它的香气尤其奇异。母子相聚，孝慈好比生结；母亲无子、儿子无母，孝慈好比死结；祖姑施行母亲的慈爱，外孙施行儿子的孝行，好比飞结。南六为节母表彰贞节，慈爱与孝心的香气流传而又特别奇异，这难道不是超越生结、死结之上吗？我曾在诗余中认识沈公际飞，见过他本人，却没有听闻他的家世。节母的慈爱、南六的孝行，不属于《诗经》正风、正雅的范围，而另成一种母子关系，这难道不也是诗的余韵吗？世人有时说诗余不如诗，大概是因为不知道“有儿子却不孝不如没有儿子”这个道理。《印确序》我对于文字学没有研习古文，不过篆书的笔法很好，凭着自己的意趣揣摩，也略微得到其中三四分。大概它和楷书笔法是同一个道理。嗜好古法的人有时显得拙劣，迎合时俗的人过于纤巧；依仗天资的人下笔滑易，拘守成法的人精神枯死。譬如刑官，能够妙悟法外之意；刻印的人以刀代笔，也近似于刑罚。《礼记》说：“刑，就是成形；成形，就是成就。一经定形便不可改变，所以君子要尽心于此。”刑罚有律法、有判例，判例随时而变，律法属于古制。凭主观意图玩弄法律，做守令却不察明实情，都不是善于审理案件的人。邵子在印章上也极其精妙，把自己所收集的作品题名为《印确》。这就是一旦成形便不可改变，哪怕南山可以移动，此判定也不改变。如今有人意见奇特而近于诡异，所以不合常规而加以矫正的人，往往超过正道；正道中看不见正道，奇异中看不见奇异，精神在其中运行，然后才能进入化境。诸葛武侯在蜀江平坦的沙滩上布置八阵图，只见卵石漫漫，分为六十四堆，最终没有办法测知它的门户。桓温说：“这是常山之蛇的阵势。”春江水涨，石块转动，如奔雷一般，一切都被冲荡得无影无踪。等到水落沙回，漫漫卵石竟没有移动一步，连一拳之地也没有错失，这就叫作‘确’。这样看来，奇与正都没有固定形迹，才开始显露潜藏的德性。六龙的德性不出于一个“潜”字，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学习《易经》，可以用兵，可以善于作文，也可以治理世事。唉！节制自己的学习和操行，也将由此走得更远了。《赠任石攻写真序》

译曹将军的技艺尽善尽美，大概只有神明才必定能遇到佳士，也才会为他们画像。如今正漂泊在干戈交战之际，屡屡为寻常的行路人画像。丹青使人引发悲伤，这话说的其实是子美自己。曹将军凭借绝艺，傲视天下。子美替他加上一个“必”字，便是说不佳之士没有机会求得他一顾；再加一个“亦”字，便是说即使佳士也未必能求得他画一幅。等到寻常而碌碌的行路人，悠然不加选择地为他们画像，又加上一个“屡”字，便说这样的事不止一次。士人处在穷途之中，想要放出一双青白分明的眼睛；别人既不允许，自己也无能为力，难道不令人悲伤吗？于是我寄居在锡德藏，有盐官任子石攻，和周印台一起庄重地来到这里，请求替我画像。我惊愕地辞谢，却无法推辞。石攻是把我当作佳士吗？还是当作寻常行路人呢？石攻传神写照的妙处，声名遍满东南；他并不是因为漂泊无聊、在穷途上乞求斗升之禄，这一点很明白。他没有把我当作寻常行路人，也很明白。若把我当作佳士，那么我本来就是一个衰朽的秃头老子，没有什么长处或短处可言。石攻选择人物的眼光，不应当如此滥杂；还是他听到了什么而误会了？还是石攻把不加选择当作自己的门庭风格？还是他对世态炎凉的念头已经消尽，只是特意到寂寞之滨来寻找我？我确实有深厚的幸运，却因此感叹石攻的见识和器量是别人无法企及的。曹将军漂泊时所画的，幸好全是寻常行路人。假设遇到一个佳士，忽然对将军说：“为什么先前傲慢而后来恭敬？”将军本来就会窘迫得无地自容；这样一来，将军可怜的情状不在于穷途，他那至高的赏识、如云般的意气，难免因形势而高昂，随形势而低落。这自然是因果相应、名实相符，却不如石攻那样平易而广大，随地随时；人来找我，我去找人，没有什么不可以，从不显出一个人前后两副面孔的痕迹，这才是清净解脱的安乐法门。有人说：“澹归既然得到石攻把佳士相待，便和曹将军各自站在一边。”这也不对。孔子说：“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大概就是恕吧？”世间的人能够走得通时只管向前走，忽然走不通了，实在可怜；不妨借用石攻的器量，调制一剂平和冲融的汤药。《三友传序》夏考功撰写《三友传》。一人是徐太宰宝摩，一人是侯纳言广成，一人是吴民部绳如。文章写完，他随即自尽了。死者仿佛复生，生者也不辜负他的言辞；生者后来死去，死者各自相信他的志向。考功和三位君子，难道不是所谓的死友吗？“死友”这个名称，张邵只把它许给范式。大概形体和元气虽然隔绝，而精魂神气却能够相通。精魂神气是人人都有的，只要愿意相通，就没有不能相通的。然而有能接受相通的，也有不能接受相通的，所以难以一概而论。程婴、公孙杵臼原有成约，立孤之事完成后，程婴必定自刎来报答，他也深信死去而并未消亡。如今的人沉溺于嗜欲，活着尚且不能使自己立身，哪里知道死去而不消亡呢？即使忽然相遇，难道还能彼此认识吗？这样看来，死后而不消亡，并且对两人生前的一言一行没有不明察的，这不是一个人所能做到的。考功在死后报答三位君子，三位君子与考功乘着风云、傍着日月，相视而笑，心意完全相合。所以确实有进入生死而不被生死迷惑的人。考功死后，陈给事卧子写信报答考功，不久便因倡导义举而死。程婴死后才报答，卧子活着时便先行报答。总而言之，都是为了不辜负这种死而不亡的人：死友的精魂神气还没有同生者相通，生友的精魂神气已经同死者相通了。信义的土壤在那里，就说它确实存在。那么朋友，难道就是人与人伦关系中的胶漆吗？考功的儿子存古撰写《大哀赋》，悲愤激烈，最终为义而死。当他在金陵接受审讯时，官吏怜惜他的才华，委婉地暗示自己的意旨，想设法让他活下来。存古笑着不接受，直到死时言辞神色也没有屈服。这又是他同纳言的两个儿子成为不约而同的朋友。我的朋友沈友圣经过云间，带来《三友传》，请我作序。友圣出自考功门下，才华很高而重情重义，家贫却清白自守；不是合乎他的心意的事，即使以名望势力胁迫他，他也会用傲慢的话斥退而不顾。大概没有一件事不同考功及诸君子的精魂相通。因此我想到世尊说：“众生不相信来世，这叫邪见。”所谓来世，就是千死万死也没有一个真正消亡。众生沉溺于情欲，菩萨显现力量；忠孝节义行于二者之间，也有它们的来处。看似相同而归宿忽然不同，所可贵的在于起因。起因正，就贵在善于发扬、善于承受。我特意为尚未死去的人说这些；如果考功的文章本来足以流传千秋，又何必借助我的话呢？《尊敬录序》转轮王统治天下，专门用五戒十善教化人，所得到的果报只止于生天，果报享尽便会堕落。只有认识本来常住、不迁不变的法，才能当下解脱。如果专心念佛，把功德回向极乐世界，亲自见到阿弥陀佛，得到无生法忍，这是直截方便的第二道门路。否则，无论敦本敬宗这类世间善行，还是请求大藏经、建立精舍，都属于有漏的因，如影随形，虽然存在却并不真实。要解脱根本的烦恼习气，必须大力斩断。如今的人对于家乡的水土，像蚖蛇眷恋洞窟；对于妻子眷属，像蜗牛缩在壳里，却说我经过西方一万八千世界，往生莲花之中。我敢保证，他虽然句句说得分明，内心却句句糊涂。简君丽初，长期受到佛法昏昧的熏染；今年六十六岁，和我同年，能够在数千里之外听说有佳山水、古道场，就一定带足粮食前往随喜，而且还想北行，询问那罗延窟，寻访嵩山、少室山，直达清凉山，希望不再贪恋家庭因缘，具有解脱的气象。不久前他拿出《尊敬录》，嘱托我写序，使它在家族中流通善法，可以吗？如果认为这就是丽初全部的长处，丽初不会同意；如果丽初认为这就是自己全部的长处，我也不会同意。为什么呢？六十六岁以前，我不姓金公，也不姓简；再过六十六岁，我不字澹归公，也不字丽初。什么是常住不迁的法？如果对此不明白，即使一钵饭走遍千家，也辜负了山云水月；如果对此明白，波涛翻涌、影子落下，就把阳焰和空花交还给它们，决定不会向简家敦壳漏子那里钉桩摇橹了。【卷五】文部 疏部 记部 【文部】《祭海幢都寺解虎锡公文》《祭金璇海司狱文》《祭栖贤石鉴覞和尚文》《斗母殿上梁文》《祭李灌溪侍御文》《祭汪汉翀水部文》《两淮运使李玄白墓表》《徧行堂集》第五卷，文章第五篇：由丹霞今释澹归撰写，侍者古止传涌编纂。文部 《祭海幢都寺解虎锡公文》